计划生育政策该反思了

第一篇：计划生育政策该反思了

闾丘露薇：计划生育政策该反思了 当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候，政策制定者就说过，三十年后应该进行检讨。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这封公开信对于这些学者们来说，就好像掉在海绵上的一根针，没有产生任何的回响。人口增加并不会分薄经济收益，为何这样的讨论不能大大方方的展开?

应该是两年前，朋友约我吃饭，说起了他的一个打算：要做一部纪录片，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然后准备放到网上去。因为我是做电视的，所以来寻求一些专业建议。

我很惊讶，因为朋友是一名企业家，这个话题，学界关心的人更多一些。当然，他也算得上半个学界人士，当时他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人口政策和创新能力的关系，正是他手中进行的课题。仔细想想，倒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自己创业作企业，自然对创新这个问题非常敏感，而创新说到底是人，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自然对创新也有关联。虽然我没有经济学背景，但是朋友拿出来的数据和推导的过程，对我来说，很有说服力。这和之前我所获取的一些观点当然很不相同，人口红利，分子分母的关系，是证明人口多的弊端的最多被人提起的理由。

我当时提醒朋友，这可能是一个敏感的题目，我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可能在网络上传播。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就在几个月后的两会，有人大代表提议，开放二胎，准备就这个话题做一期节目进行讨论，结果，嘉宾都来到演播室门口，一个电话，节目临时换题。

也因为这样，当朋友自己撰稿的纪录片，半年后在网络上出现的时候，又有点惊讶，然后开始揣摩：难道口径开始松一点了?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人口政策，应该算是安全了吧?

于是，做了一期关于人口政策的节目，从丁克家庭，生了二胎面临罚款的家庭，到老人院，很婉转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三十多年之后，目前面对的问题。都不敢提前预告，担心“午夜凶铃”，不过，节目播出之后，一切都没有发生。

不久前，朋友把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书。关于这本书，也有点波折，最后被归类在学术书籍当中才最终出版。新书发布来了很多家媒体，好奇搜索了之后的相关报道，寥寥无几。研讨会上，一位被邀请的学者，显然和朋友的观点不同，我当然喜欢这样针锋相对的场面，因为学术讨论，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和质疑对方的方法。只是听到这位学者指责朋友以及其他支持对人口政策进行讨论的学者，是在攻击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免心生反感：如果连学术讨论都被按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那又如何可能对一个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一位计生委的退休官员，在研讨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有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中国的妇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向她们道歉。”也因为这句话，我坚定的认为，一定要和他做一个访问，让他在我们的镜头前，好好的谈谈他的心路历程。

他回忆自己九十年代抓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只要是我们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他讲起自己看到汶川地震，那些失去了唯一孩子的家庭，他的眼睛开始湿润：“我们真的对不起这些家庭啊。”

就在几年前，这位退休的官员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重新审视目前的一胎政策。这些学者当中，有从事人口学研究的，也有法学专家，他们提醒政策制定者这样一点：当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候，政策制定者就说过，三十年后应该进行检讨。

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这封公开信对于这些学者们来说，就好像掉在海绵上的一根针，没有产生任何的回响，至少从官方的层面。这不免让他们有点失望，甚至有些绝望：因为在一些人口学家的眼中，改变中国低出生率的最佳时机已经彻底的过去了，未来的中国，必然是一个老龄化，年轻人缺乏的倒金子塔国家，而在我那位朋友的研究结果看来：未来中国，会步入日本的人口结构的轨道，而被印度迅速追上。

多一个人，就会分薄资源和经济总量，这样的思维方式，说到底还是把人当成一个分母，这样的思维模式在现在，至少可以让这些学者们觉得欣慰的是，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大多数了。一些人对自己的生育权利，对别人的生育权利，开始有了不同的思考，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让基层的计生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当然，也间接的导致了一种新的营收模式的出现。

只是，如果真的觉得，人多会影响经济，那又为何存在只要支付了罚款就可以多生的现实?既然有研究认为，中长期来看，人口增加并不会分薄经济收益，为何这样的讨论不能大大方方的展开?如果计生影响了社会和谐，是否应该反思政策的合理性?难道放开了，人口真的就会大幅度增加，因为其他国家走过来的道路都说明，经济越发

展，生育率约低，难道中国真就是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和全球发展趋势不一样?

第二篇：汽车市场该实行计划生育了

汽车市场该实行计划生育了。现在中国的道路资源、城市空地资源已基本被低端廉价汽车挤占殆尽。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资源匮乏之国学发达国家的汽车发展之路肯定是行不通的。这样下去，要不了几年，我国大部分城市将变成钢铁垃圾场。今后城市交通的出路只能是发展高档舒适的大公交及高端轿车，淘汰低端廉价的小轿车。从现在开始淘汰、关停低端、廉价车生产为时已晚。现在还核准低端车制造商上市，无疑是对国人，尤其是对未来的国人犯罪（因为除了占用道路、空地资源外，最主要的是浪费了大量的能源）。

第三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

对 计 划 生 育 政 策 的 反 思

目录

一．计划生育的历史背景

1．1949年至1961年：节制阶段

2．1962年至1969年：提倡计划生育试点阶段 3．1970年至1980年：“晚，稀，少”阶段 4．1980年至今：现行生育政策

二．人口现状及其带来的问题

1．现状

1.1 城市现状 1.11独生子女 1.12失独人群 1.13丁克一族 1.2农村现状 2．问题

2.1 环境和资源 2.11粮食短缺 2.12水资源紧缺 2.13其他资源 2.2劳动问题

2.3老龄化的问题

2.4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偏高

三．十八大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 四．个人观点

1．计划生育需坚持但也要适当放宽 2．要逐步趋于法制化，规范化

3.严禁胎儿鉴别，避免婴儿比例失调4.完善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

五．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计划生育政策出现过了巨大的波折，从解放初期的鼓励生育到后来的控制生育数量，直至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为稳定本国和世界人口的发展，促进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社会经济的变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作出适当的调整，继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创建良好的人口环境。

一． 计划生育的历史背景

在50年代，毛泽东同志相信及宣传“人多力量大”的观念，而且鼓励女性多生育来创造世界，并且生育10个以上的女性成为“光荣妈妈”，因此，1960年前后增长率为20%，使中国70年代所面临人口膨胀的严重问题。政府之所以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是因为当时30岁以下的人口占总数的65%以及农民占总人口的80%，而且由于每年进入婚育期的人口大数加快了人口膨胀，这造成了更严重的吃穿住行、卫生、教育、就业等问题。因而1978年邓小平开始实行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指出：“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外的人希望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这是想让中国永远处于贫困状况。”中国之所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因为当时的人口膨胀已经到了伤害经济以及社会的程度。

从1949年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大体经历了四个较长的发展阶段：

1.1949年至1961年：节制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增长基本处于自发和无计划的状态，人口出生率持续增加。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出生高峰的出现，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和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要求节制生育的呼声在增高。

我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已意识到中国人口多的现实，并逐步认识到节制生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一些知名学者和民主人士也开始关注日益增长的中国人口问题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如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等。

2.1962年至1969年：提倡计划生育试点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我国人口增长经历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期。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总人口已接近7亿。人口这种盲目增长的态势引起了政府的再一次关注。

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强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制定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64年，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类似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先后建立了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这也是我国建立相应组织机构来推广节制生育工作的尝试。

3.1970年至1980年：“晚、稀、少”阶段

20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倡导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全面展开，并明确提出了力争在“四五”期间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这也是首次在政府正是文件中提出了人口控制目标。1973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72年，政府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战略思想。

4.1980年至今：现行生育阶段

1980年9月，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起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员团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次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确定了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走上了依法行政的道路。

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开始实施。这个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特点是，具体内容不断的完善，是计划生育的新形势和新探索时期。

二． 人口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1.现状

1.1城市现状

据我了解现在城市大部分都是一家一户是一个孩子，并且都是很晚才要孩子。甚至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丁克”一族，不打算要孩子。下面我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城市人口现状：

1.11独生子女

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城市已达８０％以上，这就产生了我国独有的“独生子女家庭问题”，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有些率先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相继进入老年，因为缺乏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二是独生子女因天灾人祸伤残死亡，其父母境遇悲惨，在精神，经济和生存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三是独生子女相对于同条件的非独生子女家庭负担较重，我国从１９７９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那时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在已到二十四五岁的婚育年龄。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可以预计，未来１０年，独生子女养育独生子女的新家庭将超过千万，形成所谓“独生父母群体”。“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必然令独生父母承担赡养和抚养的双重压力，这种压力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社会和家庭问题。四是独生子女家庭造成我国独生子女公民的比重大幅提升，由于社会关系简单化，有些独生子女性格孤傲、缺乏亲情、娇生惯养等，这对民族心理、民族能力、民族吃苦耐劳精神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1.12失独人群 失独人群，指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大多50岁以上，很难再生养孩子，并且也没有精力再去领养小孩，抚养长大，也叫做失独者。至2012年5月9日，全国失独人群家庭超百万，这不得不让社会引起大家的关注，目前来说，关于“失独者”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还没有任何完整的信息能够反映这个群体的真实情况，让大家感觉陌生，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媒体的背后发现失独者的身影。

请允许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在西北的一个不起眼的寺庙里，这里住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身份不一，籍贯不同，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身份——失独者，他们大多生活在城市，基本都是共和国的同龄者，对祖国的热爱绝不亚于任何人，若非如此，他们不会在党号召“只生一个好”的形势下那么的响应，孩子基本都在成年并且尚未结婚时去世了，有的车祸，有的生病，确实都是天灾，只是留下的对他们来说都是伤痛。不愿意回家看到那些孩子用过的东西，任何角落都有他/她的身影，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他/她在对着你笑，世界塌了，他们唯有选择离开才能找到自己活下去的勇气，回家对于他们而言，只是每年的忌日去看看自己的孩子，其他时间强迫自己在佛教的声音里多一份信仰。

在唯一的孩子离去后，养老成了首要问题，入住政府养老院需要儿女签字，这让没有儿女的他们无处可去。“我不怕死，我怕老”—— 一位失独父亲说。女儿被害，经过四年的官司，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受害者妈妈爬上小汤山山顶放声大哭，“坟墓里如果是我，该多么幸福。”这位失独妈妈说。

这些五六十岁的父母大多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困难、60年代的“文革”浩劫、70年代的上山下乡、80年代的一胎限制、90年代的分流下岗。在遵照国家政策多年之后，唯一的孩子突然离开，他们发现自己的人生已然从主流中掉队，面临“老无所依”的凄凉晚景。

计划生育最为基本国策已经在中国实行了30多年，主动践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已到了年过半百的年纪。一旦独生子女没了，国家就有必要对失独家庭加以人性化的关心，经济补偿，精神扶持不可或缺。在经济上，要把对失独家庭这样的风险补偿标准提高，比如给失独家庭一套廉租房等；在养老上，要发展社会性的养老，包括机构养老以及社区养老，让失独家庭养老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精神上，要加强社会公众的理解，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失独家庭并不是问题家庭，媒体报道也不要把他们标签化。

失独，已经不仅仅是哪一项政策的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每年在计生委门口，都有着那么一群特殊的“父母”，他们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不怕别人笑话，只是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整个社会要去关注了解这个特殊的群体，给他们营造一个关爱的社会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关怀才让这个悲伤的群体走出阴霾，重获阳光。

2001年12月份出台的《中国计划生育条例》第27条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但直到今日，对于这个“必要的帮助”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且如何实施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和文件的出台。

2007年，人口计生委、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从当年开始，在全国开展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根据这一通知，符合相应条件的失独父母，由政府给予没人每月不低于80元和1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但在年龄方面要求女方年满49周岁时，夫妻双方才能同时纳入扶助范围，而这样的经济救助和年龄门槛对于数量庞大的失独家庭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李建荣曾是石家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计生委主人。在这个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一家人以她为荣。曾有很多育龄妇女问她，“家庭结构变成“4-2-1”怎么办？”“独生子没了怎么办”，她会斩钉截铁的告诉你：“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上面一定会解决。”所以，在她有第二胎的时候，她毅然的选择了“流产”，当时她有生第二胎的指标。然而2012年，64岁的李建荣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子，目前面临养老的困境。

不管怎样，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养老问题已不单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伴随家庭规模缩小和子女相对减少，必须改变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对那些失独家庭，政府和社会更有责任及时采取措施，完善社会化养老和救助机制，合力帮助他们再社会的关爱中找到心灵的慰藉，安度晚年。

我在这里说的背景主要还是说的城市失独人群，我没有举例说明农村失独家庭，因为那个群体的伤痛更是我们无法触及，在农村，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这个唯一的孩子没了，“失独妈妈”甚至会被戴上“克子”、“克夫”的迷信帽子。这在城市看来可能异常荒唐，但在农村，人多就是一切，你孩子可以有学历，可以很有钱，但在你最需要的他的时候，哪个家庭的人多才可能会让人更加感觉温馨。这也凸显了政府在失独问题上另外的一点不足，在社会上甚至没有一个正规的心理辅导机构或者互助团体，专门为这些失独家庭准备，而现有的一些失独团体也大多是民间自发的，都有一定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资金和其他方面都是由这些失独家庭自己承担，这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1.13丁克一族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所以，“丁克家庭”很难成为全社会的生活潮流，但在夫妻文化程度都比较高的家庭里，这一观念却大有市场。证据之一是，从90年代初到90代末，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里，“丁克家庭”的数量正稳步上升，其成为某个特定阶层的婚姻时尚，也就在所难免。

90年代中期一份对“丁克家庭”的调查问卷显示，选择不生育这一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中占第一位的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忧虑;第二位是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轻松;第三位是为了自我实现。中国的人口问题是自愿不育者最感痛心疾首的问题。他们说：“人口使我们的国家拖着沉重的步伐去追赶发达国家，太难了，我们对此感到万分忧虑!”

第二位原因是为了生活得更轻松些。不少人认为周围的人和父辈生活得太累了。虽然有人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选择是享乐主义的，但许多人将追求享乐同追求轻松作了区分。一位被调查者说，追求享乐是追求刺激，追求瞬间的快感，但追求轻松却是逃避罪恶，追求一种适意、淡泊、优雅的生活，二者是有区别的。尽管有这些差异，自愿不育者给人总的印象是摒弃了传统中国人的忍辱负重、无条件地为后代牺牲的生活模式，更看重自身的快乐，不愿以牺牲个人的幸福、快乐和轻松为代价去换取被他们称为“身外之物”的传宗接代。

第三个主要原因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这一目标与寻求轻松的生活相比有较多的积极意味。有些调查对象提到生孩子会毁了自己的事业和成功的机会，尤其是一些中年夫妇，他们痛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白白耗去的青春，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愿意为生养后代浪费自己的宝贵精力与年华。

1.2农村现状 在中国农村，尤其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情况下，农村基本出现的是超生的现象，目前来说五十岁左右的的老人，基本兄弟姐妹都在三个以上，而在农村，缺乏生产劳动力的情况下，以及计生委监管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他们的孩子一般都在两个到四个不等。即使在21世纪的农村，一般家庭要的小孩一般都在两个左右，“重男轻女”思想还是存在，在孩子超过两个以上的，都是因为前两胎是女儿，希望第三胎是儿子，这个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在我们农村，如果生第一胎是女孩，第二胎只需要1000元就可以再生一胎；如果第一胎是男孩，第二胎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需要5000元左右；第三胎10000元左右。我们无法想象，在农村，经济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生活水平这么低下，父母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要多生几个呢，在我们看来可能不可思议。

“养儿防老”在农村即使没有文化的老农也知道这个言语，他们会感觉没有儿子自己或者都没有什么动力，千年的祖训影响着一代一代。这也是在农村普遍最后出去打工者居多，笔者曾经充分体会过，初一时候300多人，最后考入高中的也仅仅不到三十人，其他人大都出去打工，然后将来回老家，继续父辈的生活，我们无法说这种生活有任何的不好，也无法评论这种生活有多么的好。

在外面大城市这种追逐利益的时代，在农村那种养老机制还没有健全的地方，并且如果有儿有女被送到养老院会被大家认为是一种抬不起头的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家乡安居乐业，老有所养，有时候，城市的老人也会羡慕他们，或者，曾经看过公司总裁辞职以后去了农村去，因为那里没有生活压力，只有生活态度，还有就是各种娱乐，或许比不了城市的条件那么优越，老人的态度是老的时候有人陪着说话，有个地方让自己歇歇脚，而不是为了在哪里养老的事再发愁。

或者我对农村的态度较城市来说积极一点，个人没有对两边有任何的偏袒，只是看个人的追求，看个人的价值，有时候我们被迫做的一些事情，也可能会对将来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在这方面，笔者还是建议政府能补充一下这方面的机制，有朝一日，这些失独家庭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我想那也会是我们和谐社会建设的用意吧。

2.问题

2.1环境和资源

人口增长与工业化、污染、食物、资源枯竭息息相关。

地球上从生物诞生到人类出现，可以说是弹指一挥间的事。但是，人类的发展使地球承受重负，资源、能源等正在不断被消耗掉。世界人口增长率的急剧上升和人口基数呈指数增长的现状。地球上资源有限，人类正在毁灭性地消耗地球上的资源，人口增长将使资源耗尽，人类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随着人口增长，人类对粮食的需要愈来愈大，而土地随着化肥的使用，有机质遭到破坏，土地贫瘠化、沙漠化，再加上耕地被占用，粮食来源将更加困难；人口增长使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压力直线上升，使大气污染日趋严重，使生态环境被破坏。

2.11粮食短缺

在粮食需求水平与可能耕地规模方面，我国未来人口的食物消费结构和膳食营养水平将向动植物并重型方向发展。据此综合推算，人均粮食需求在2030年人口高峰时期应在450~470公斤水平，届时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6.63~6.92亿吨，这比中国现阶段5亿吨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高出10%~20%。这表明，未来30～40年内，我国农业自然资源仍将面临人口增加与消费扩张带来的粮食总量需求持续增长的双重压力。同时随着人口增加与耕地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会持续下降，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均耕地持续减少的势头难以逆转，由此导致的国家耕地与粮食安全问题应给予足够重视。

2.12水资源紧缺

2010～2030年随人口增加，我国的需水总量将持续增加。以人均综合用水420~450立方米计，中国2010和2020年水资源需求将达到5683亿～6089亿立方米和6031亿～6462亿立方米，在综合人均用水量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水资源压力仍有增无减。由于各地人口和水资源分布极不均衡，一些地区表现出水资源严重超载，而一些地区具有极高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赢余，一些地区人口与水资源承载力基本平衡。随着人口的增长，水资源人口超载现象将会继续加剧，因此，跨流域调水已成为必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水资源供给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水资源的污染，如果我国目前水污染的状况不能得到及时的扭转，水资源的供求关系将会失衡。

2．13其他资源 随着人口增加，有限的各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将在不远的将来满足不了人类的需求。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形差异，经济差异，资源分配不均，还有些资源开发难度大，都是我国面临人口膨胀的瓶颈问题。

2.2劳动力的问题 家庭结构倒挂的模式，相当程度上映现了我国社会人口结构走向。在这里社会与家庭一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高度关注。与上述阐述的理由一样，作为人文学者，笔者首先看到的是，在我国，老龄化的急剧形成与青壮年劳力的相应减少是同时而反向进行的。据经济学家估算，如果我国的现行计生政策坚持不变，那么仅从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间，我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减少一个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到那时我国社会活力将明显减退。社会活力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国民赖以焕发朝气、积极进取的无形资源。社会活力减退这一趋向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造成明显的制约，我国国防的后备力量也势将相应受到牵制，我国的人文生态也会受到消极影响。

2.3老龄化的问题

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67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到13%。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人口迁移等变动的结果。但从我国的情况分析，人口死亡率及人口迁移对于老龄化的影响并不是主要的。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普及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出现迅速的下降。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许多人口学后果，其中，人口老龄化是其核心内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口快速进入老龄化是我国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直接人口学后果。

从我国施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59%下降到2005年的12.40%，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95%降低到2005年的5.89%。与此同时，全国老龄人口从1975年的0.73亿人上升到2005年的1.67亿。据学者预测，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达到4.91亿人，占总人口的32.4%-36.8%。到那时我们将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到那时连基本的所谓“老有所养”都可能成为问题。

2.4出生婴儿性别比例偏高

与中国人口老龄化同时出现的人口结构问题就是出生婴儿性别比不断升高。一般认为，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的范围是103-107，但是，从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7.6；190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为111.3；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到116.9。我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是被大多数学者承认的事实。

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影响，使得人们对生育男孩有着强烈的偏好，这一偏好在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就更为根深蒂固。但是由于从80年代以来我国普遍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有了明确的规定，使得许多家庭希望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实现对男孩的偏好。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这种选择成为可能。在考查不同胎次出生性别比时这一问题更加明显，全国统计2000年生一胎的性别比是107.1，生二胎的性别比是151.9，生三胎的性别比更是高达159.4，远远偏离正常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对生育男孩的意愿更强烈。同时，政策允许生育的数量越少的人口群体，婴儿出生性别比越高。据统计，在海南办事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是22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是250，这一现象更加说明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对我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失衡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三．十八大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中国日报》报道称，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前主任张维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正在研究之中，相关行动计划已经起草。对此，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昨日表示，此并非官方发布，也非可靠消息。

对于张维庆提出的放开二胎建议，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司长张建表示，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逐步完善人口政策，包括人口政策的安排和考虑，但现在还不是谈论此事的时候，会有路线图、时间表。

新闻背后

控制一代生育率

20世纪70年代后期，面对经济短缺、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严峻形势，中央领导多次强调控制人口增长、加强计划生育工作。1980年3—5月，中央连续召开5次人口座谈会。与会者认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应当尽快将生育率降下来，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并对生育一个孩子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进行了讨论。

在当时关于会不会引起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和劳动力不足问题，谈论会气氛热烈。有的主张，生育一个孩子的时间可以搞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解决我国人口严重过剩问题。有的认为，长期实行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会带来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严重、社会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田雪原在起草报告中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主要是要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自然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因而主要是二三十年的事情。这样，既使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又使人口老龄化不致过于严重。将来可以通过生育政策的适当调整，避免老年人口负担超负荷以及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发生。

田雪原认为，近30年的时间证明，当时对人口变动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制定的政策是成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包括人口政策在内的任何政策，总是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田雪原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政策也应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

按照联合国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一个国家或地区就成为老龄化社会。2010年中国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少儿人口比重为16.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8.9%。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认为，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首先正确理解“均衡”的含义。“均衡，意味着人口实现长期发展，就要改变人口金字塔的失衡结构，要警惕少儿人口的持续减少态势、劳动年龄人口即将出现的下降趋势已经老年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趋势。”

应对人口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已经给出了未来五年中国完善人口政策的方向。李建民建议，对人口政策的调整，应以生育政策作为起点。生育政策的调整要循序渐进，既要考虑到人口发展的长期态势，也要避免人口的短期波动到来的冲击。因此，要注意政策的过渡和衔接，确保实现平稳过渡。

“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缓解20年后中国高度老龄化的挑战，使总人口变化更加平稳，并再次获得人口红利。这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长久大计。”李建民说。

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中共十八大没有再提“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表明中国不再只控制人口数量，而是要同时关注人口素质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人口的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红利。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人口抚养比下降趋势在2011年已经终结，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十八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中国的人口形势正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新阶段。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的结束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意味着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不能再依靠劳动力数量的不限供给，而要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应通过完善人口政策第一次人口红利，同时采取措施提高一口素质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蔡昉说。

四．个人看法

1.计划生育需坚持但也要适当放宽

以上我们所指出的人口问题有老龄化问题和性别比失调问题，可以说都是由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首要的是要放松一胎化政策。实际上，现在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一种歧视性政策，即对农村要求较宽，对城市要求较严。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村和城市执行同样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无论农村和城市，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胎。这样，一方面体现了公平性原则；另一方面也能够减缓老龄化和性别比失调的不良趋势。

2.要逐步趋于法制化，规范化

我国虽然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政策本身也已经法制化，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着执行不力和不平衡问题!。这使得计划生育工作因地而异、因人而异，没有规范标准，造成了一些不公平的现象；也增加了人们的抵触情绪，从而为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很大阻碍。因此，光计划生育政策本身法制化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政策的执行过程也需要进行法制化、规范化，让计划生育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3.严禁胎儿鉴别、避免婴儿比例失调

我国虽有禁止胎儿鉴别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管理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因此，切实管理好胎儿鉴别技术的使用，打击并严惩那些违法行为发生，是遏制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的关键。

4.完善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

由于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因此，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一个难点。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关键在于督促养老金按时按量发放、不得拖欠，使老年人口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也应该逐渐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就完善落实五保供养制度，对农村孤寡老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其次，要建立老年人口特困医疗救济基金和生活最低保障线”，资金来源可以考虑国家-集体-农户的模式!。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可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切实关注农村老年人这个弱势群体，使他们老有所养，这既是社会的责任，也是进一步抓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要点。

五．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是在人口出生率或育龄妇女生育率较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形势下制定的，到目前已经执行了三十多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发展条件发生改变，现行生育政策逐渐成为制约人口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现行生育政策的执行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保持当前低生育水平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必要适时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适度放开人口数量控制。根据各省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生育调节”之规定，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全国范围内一孩生育政策所覆盖的人口规模为68946.09万人，占全国2010年总人口的52.27%；二孩生育政策所覆盖的人口规模为62958.55万人，占全国2010年总人口的47.73%。如果自2015年开始在全国实行“单独”生育二孩政策，每年出生人口均值仅比保持现行生育政策多出100万人左右，不会出现出生堆积现象；如果自2015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限制，最初3～5年的年出生人口将比保持现行生育政策多出600万人左右，存在一定程度的出生堆积现象，但倘若稍微推迟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限制，将会使出生堆积问题有所缓解。

基于此，可以得出结论：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保持超低生育水平的背景下，迫切需要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确保人口数量可控和人口结构优化，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未来生育政策的发展方向将以生育政策调整为主基调，要么采取适当适度、循序渐进的原则，即在2015年前后放开“单独”生育二孩政策，为出生人口提供5年左右的缓冲时间以有效缓解出生人口堆积问题，自2020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要么采取以全面放开二孩试点的方式，分阶段、按省区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样既可以分散出生堆积的风险，又可以避免生育政策多变和实际操作复杂的问题。

第四篇：反思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反思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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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中国人口真的很多吗？

中国人口真的很多吗？中国的城市人口真的容量超限了吗？环顾全球看看东京，看看纽约、伦敦和巴黎等，这些大城市哪个不是人口超级都市？香港12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700万人，1200平方千米也就相当于东部的一个小县城，而通常一个县城的人口不到100万；新加坡有半个香港那么大，人口三四百万，但是也没有人说新加坡和香港都应该大量削减人口，反而是人口每年都在增加。

即使很多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也因为交通不变，而受到冷落。山村占据了多少地盘？大山在现代的社会还算是个障碍吗？我们现在不需要愚公，有的是搬山的工具。有路，有企业，就可以兴起城镇，有城镇就可以容纳人口。提起西藏就是青藏高原，就是高原反应，不适合人居住？真的是这样吗？有人去过察隅吗？有人去过林芝吗？有多少地方是适合人居住的人间仙境？只是我们的目光，过多的集中在大都市，忽视了山区，忽视了边疆。

边疆城市被我们忽略了，去看看伊犁地区，平坦的土地，宽大的伊犁河，难道这不具备一个大城市的条件吗？就因为是一个边疆城市，如果是东部沿海城市，这一地区得容纳多少人口？

二、中国面临最大的人口问题，不是多，而是少。

人口倍减太吓人。打个比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人的寿命在75，25岁生孩子。也就是说一个75岁的老人，儿子是50岁，孙子是25岁，曾孙是0岁。这就意味着，当一位曾孙出生，意味着得死掉4个家庭的8位老人。

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平衡，多了就会增加人口。而现在城市里基本上都一个孩子。

城乡生育政策的不同，影响城镇化率。城市里生一个孩子，农村里生两个孩子，如果没有农转非，那么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多，城市人口会越来越少。如果城市生两个孩子，农村生一个，即便没有农转非，那么城市化率提高也会很快。

当然国家实行这种政策，是考虑到农村的养老问题。假如，换个思路，把投入到城市里的养老资金，部分投放到农村里，农村的养老问题得以解决，那么谁在意男孩女孩，不在意男孩女孩，农村人为什么非要生第二胎？

而现在的情况是，农村出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拥挤到了城市，而这些农村出来的青年又缺少城市居民的各种保障，生活艰难可想而知。假如这部分人不是出生在农村，而是出生在城市，他们享受的保障就好的多。

这里就提到一个优胜劣汰的问题，就是有钱的有文化的，就多生几个；穷人就少生几个。不过过去有人提过这种观点，没有被社会认可，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纳。更不会被人们理解，因为这样明显带着不公。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这种生育政策，造成了老年人口比例急速上升，从而加重了子女负担，社会负担。未来中国将投入更多的钱放在了养老问题上。过去由平均2个人养一位老人（一个家庭有4位子女，另外一个家庭也是4位子女，8个人养4位老人），后来是平均1个人养一位老人（一个家庭有2位子女，另外一个家庭也两位，4位养4个老人）现在成了两个人养四位老人（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政府负担那么重，有福利高的因素，也有老年人比重过高的因素。将来中国的负担之重，会超出想象。中国政府负担过重，就没有更多资金用于生产投资，没有投资，就不会增加就业，没有工作，就会有人饿肚子；有人饿肚子，就会有人起来闹事。这

是一种恶性循环。

三、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后果

1、使中国未富先老，并且导致大陆未来高度老龄化。现在大陆已经基本进入老年化国家行列，属于世界唯一一例未富先老的国家。发达国家基本都进入老年化社会，他们是由于富裕，人们不愿意生育,因此步入老年化。而大陆是控制人口生育，也步入老年化社会。社会的老年化会使社会的劳动人数减少，因此年轻人需要交，较高的税负，这样才能养活广大的老年人口。因此经济发展会比较慢。年轻人需要照顾老年人，也需要照顾后代，负担较重，生活紧张而压抑，这样就影响了年轻人的幸福。因为年轻人生存负担太重,对老年人也会照顾不周，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因此老年化主要有二个缺点，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另一个是人们的生活幸福水平降低。

大陆的老年化问题，由于不同的人口政策，其实就是汉族的老年化问题，其它民族由于生育后代较多，是基本不存在老年化问题的。只有汉族人口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不足二个，才有老年化问题。其它民族的未来的年轻人，由于汉族人的老年化问题，而导致这些年轻人的税负较重，这些年轻人会感觉到不满。因为这较重的负担是由于汉族人的老年化问题而导致的，当然会对汉族人不满。这可能会是民族之间矛盾的一个起源点。

2、人口萎缩的危害。

根据中国现在的生育状况，中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必然会出现严重的人口萎缩问题。人口萎缩对一个国家的潜力具有毁灭性打击，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减少多少，这个国家的相对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力量，就要减少多少。比如,美国人口如果从现在的3亿减少到一亿，美国力量也会跟着减少到一亿人口所对应的那个力量。既与日本的国力类似，因为.对于发达国家，其国家力量与人口成正比.人口的减少意味着相对国力的减少。

3、造成男多女少问题。

由于计划生育限制人们的生育数量,而不限制生育性别.再加上,可以鉴别肚里的胎儿的性别，因此人们为了既满足要儿子的愿望，也适应计划生育的对生育的限制.而有选择的流产。导致生育的男孩多，女孩少。这个现象导致的危害，只有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出来。并且危害的强度与这样的现象持续的时间，既积累的时间成正比。现在大陆大概只积累了十几年，并且危害还没有显露，因为时间不够，大概再有十年就可以显露出来，并且会逐年严重。从长远上看，会导致大量的光杆汉。会导致未来男青年找老婆困难，男青年之间择偶竞争激烈。导致青少年早恋，影响祖国的未来。导致男青年困惑与担忧增多，心理压力增大。极大的影响了男青年的幸福与发展。也极大的影响了未来人们的综合幸福水平.。

大量的光杆汉是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人大概惟恐天下不乱，不需要负责任，当然责任心也较少，没有后顾之忧，一担走上邪路，就很难退出。那时也许人人要自危了。有人会不认同这种看法，因为过去也有很多光杆汉，也不见得光杆汉会多不负责任。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情况变了，过去人口主要在农村，人们以家族而聚集，光杆汉所接触的是自己的乡亲，且养老也需要靠他们。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光杆汉的行为。而未来，人们必然会居住在城市，光杆汉当然也会在城市，此时约束光杆汉的因素就没有了，面对的是陌生的人，面对着众多的犯罪机会，那有不胡来之道理。况且光杆汉们本来就对社会不满的。

因为大陆的人口政策针对的是汉族人，其实大陆的男多女少问题，是汉族的,男多女少问题。因此光杆汉也几乎全部是汉族人，这些汉族光杆汉在犯罪时，是不考虑对象是什么民族的，因此会有许多其它民族的人受到这些光杆汉的侵害。会在其它民族的人的心目中形成一种看法，汉族人好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也是未来其它民族对汉族人不满的一个源泉。

4、导致中国人口素质的下降。

人口素质的下降，主要由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宣传，使那些有责任心的优秀汉族人，主动的减少生育，或尽量的不违背政策。因此这些为民族负责的人的后代在逐渐减少，事实上人

们的性格是会遗传的，既那些有责任心的人在减少。这一类人平均智商也比较高，智商也可以遗传，等效于汉族人的平均智商在下降。汉族人的平均智商在下降，这一点，也是不会立即显露出来，需要积蓄几十年，并且逐年严重。到现在为止，如果停止计划生育政策，汉族人的平均智商下降量，已经相当于300年的正常民族进化，所导致的民族素质提高量。换一种说法就是，计划生育到现在为止，已经使汉族进化倒退了300年。

由于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趋利性，导致这些人，对工作对象具有选择性。那些真正需要控制生育的家庭，比如，有某些遗传疾病的，以及智力低下的家庭。由于这些家庭一般都相对比较贫穷，对于这些家庭，由于无利可图，比如，罚不到款。因此，这些计划生育工作者，对这些家庭工作很不积极。对这些家庭生育的控制效果几乎为零，这些家庭恰恰是各个地方生育最多家庭，这导致中国人口素质的下降也很大。

汉族人是世界上最高智商的民族之一，与韩国人及日本人同属于世界三大高智商民族。由于计划生育针对的是汉族人，事实上，效果最好的也是汉族人。这导致汉族人，在新出生的婴儿中,比例大大低于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这对中国的人均智商水平，很有影响，结果是降低了中国的人均智商，这极大的不利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降低了中国未来的潜力。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降低了世界人均的智商水平，对世界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不利，这应该属于损己不利人

第五篇：计划生育政策

期末论文

课程名称：城市社会学 姓

名：景楠 班

级：48班

学

号：3110087008

关于计划生育国策的讨论

一、计划生育国策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国政府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提到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来认识和对待，并逐渐开始加大对计划生育政策行政执行的力度，究其原因，一是当时我们已意识到我国人口绝对数过大、增长速度过快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二是我们党对建国以来二十余年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上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补救。

建国前的旧中国，我国尽管一直是一个人口出生率高的国度，但由于连年的战乱、疾病和极其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导致我国一直也是一个高死亡率的国度，人口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正负相抵，使得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百分率上，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到1949年建国时，我国的人口总数仅为5.4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和平建设与经济发展时期。随着人民群众的劳动、医疗和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我国人口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在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情况下，我国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从旧中国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新社会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从1949年至1957年仅8年，我国人口就从5.4亿增至6.5亿，增加1亿人口的周期从过去的37年缩短到8年。为此，1957年7月，时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本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就人口问题所作的几年社会调查和思考整理成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1。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仅指出了我国人口增长太快，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金、设备、原料、粮食、就业、教育、科技、人民生活水平八个方面形成尖锐矛盾的严重性，而且还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即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实行计划生育)。只可惜解放初期的这8年，由于人口数量过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尽管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也预感到了人口过快增长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也主张节制生育，提出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控制人口增长的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更为可悲的是，正当马寅初不断阐述自己《新人口论》观点的同时，反右斗争也正在进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把马寅初打成右派，将他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混为一谈，把马老在人口问题上向党和国家提出的忠言说成是危言耸听地向党发难，甚至给他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一顶顶大帽子。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遭受错误批判的命运，无疑给当时本就不旺盛的计划生育之火浇上了一盆冷水。1959~1961年，我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人口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却急剧上升，这三年仅政府公布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达4 000万，以致出现了有史以来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其实，发生这种灾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与粮食人均的快速减少发生矛盾，导致大量人口死于饥荒。可事后我们并没有吸取这一惨痛教训，依然没有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在经济稍有好转的196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迅速回复到26.99%，1963年的人口出生率高达43.37%，自然增长率竟高达33.33%，刷新了我国人口增长历史的最高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育高峰年2。此后不久的几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在“一切政治挂帅”的岁月里，显然难于排上议事日程而被关注。直至197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仍高达33.43%、自然增长率则高达25.83%，人口过多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日益凸显，使得周 12 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J].西北人口, 2003,(4)： 2~7.侯亚非.国策到国法———中国计划生育历程回顾[J].新视野, 2004,(3)： 55~57.恩来总理在1970年的计划会议上不得不呼吁“人口非控制不行”，因此才有了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51号文件的出台。整个70年代，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被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我国在人口出生控制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下降至1979年的17.82%，自然增长率从25.83%下降至11.61%，10年内出生率下降17个百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平均每个家庭少生了3个孩子。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计划生育的成果，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

二、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

计划生育的立法过程可谓是曲折不平，多年来经历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论证、起草，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出台。上世纪70年代初，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需要，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生育主张。“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是指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最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1984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即7号文件，文件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取代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98年计划生育立法被第五次摆到了台面上，经历了三年的努力，在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在人口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计划生育政策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了地位，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方针、制度、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保护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的现状及变化

（一）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人口的状况与实施后人口现状的对比

计划生育实施前，人口无计划的增长带来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计划生育实施后，在人口趋于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人口的老龄化、就业形势严峻、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下面将从几个阶段来说明实施前后人口的状况。1实施前我国人口的状况

（1）1949—1957年处于第一次生育高潮阶段

1949年至1952年，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7‰左右的高水平，表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整体趋势却是逐渐下降的。数据表明，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自然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1954年达到24.79‰的较高水平。到了1957年全国人口增加到64653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7171万人，年平均增长1434万人，8年中共下降9.2‰，年平均下降1.15‰，下降相当迅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生育的高潮。（2）1962—1973年处于第二次生育高潮阶段

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以1963年的43.37‰和33.33‰为最高，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而人口死亡率从1961年的14.24‰下降到1973年的7.04‰，已属较低水平。在长达12年的生育高潮中，共增加人口23352万人，成为20世纪人口发展史上出生率和增长率最高的一次，也是第二次生育高潮。2实施计划生育后的人口现状

（1）1981—1990年处于潜伏的人口生育高潮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口接近10亿人，对于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而由于育龄妇女逐渐增多，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上升到1987年的23.33‰，上升5.22个千分点；人口增长率由11.87‰上升到16.61‰，上升了4.47个千分点，199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14333万人，3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2）1991年至今处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稳定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和生育水平都进入完善、稳定和稳中有降的阶段。出生人口是逐步减少的，由1990年的21.26‰下降到1996年的16.98‰、2000年的14.03‰，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下降到1996年的10.42‰、2008年的5.08‰。4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四、计划生育国策实施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几十年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主要表现为： 1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我国人口再生产的类型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年后，我国人口再生产的类型实现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根本性转变，也意味着我国人口再生产提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迈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的行列5。自1971年至1998年的20多年间，我国累计少出生人口3.38亿。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计算，分别增长32.4倍和21.8倍。若不实行计划生育，则只能增长10.6倍和5.3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能达到600美元，到上个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就要落空。而正是由于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才确保了翻两番、人均达到800—1000美元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我们下一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还极大地减缓了我们今天的升学、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据统计，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01年，提高到2000年的7.33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约占城镇劳动力总和的17%，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30%以上，而截止到1998年，全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减少的15—27岁人口达1.1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总数将增加1个多亿，就业的压力就更不堪设想了。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积极作用。2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改变了我国传统家庭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崇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的伦理价值取向，希望通过生育而达到人多势众、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和农业社会落后的生产力需要更多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使得我国传统家庭都有着旺盛的生育欲望，长辈或父母一生的操劳和精力主要都投放在生儿育女上。由于生育儿女多、家庭负担重，因此中国传统家庭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一直都是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准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生育子女明显减少，为养育儿女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明显减轻，这就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正呈逐步缩小的趋势，2001年我国家庭户平均为3.42人，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平均生育不到2个孩子，这与1970年我国平均每对夫妇生育近6个孩子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家庭收入逐步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家庭规模缩小，消费人口减少，也就必然使得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大幅度地提高，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有了极大的转变。据《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结果：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1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89.5王胜今,等.论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的历史贡献[J].人口学刊, 2003,(3)： 3~8.1971~1998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按当年价计，增长了20.8倍，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居民消费水平只能增长7.0倍。过去中国家庭的消费主要用于生儿育女，用于维持一家人吃饭穿衣最基本的生存，而今的家庭消费，更多的是用于子女教育、住房改善、旅游休闲等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生活品位的提高方面，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正悄然发生着变革。3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促进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

人口素质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其中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而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很大意义上又是由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的。以上海为例，1990年上海市民每10万人中受过大学及以上文化教育的人数为6 537人，而到2000年时则上升为10 940人。北京市也同样如此，2003年北京市文化素质指数和科技素质指数分别较2000年提高了1.7点和1.5点。2003年，北京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9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52%。可以说，这些年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明显提高与我们坚定不移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出生人口及用于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减少，使得每个家庭和国家有可能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经费，也使得每个人有了更多的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高素质的人口是国家的宝贵人力资源和重要财富，低素质的人口则往往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包袱，只有不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将人口资源潜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才能使我国成为人才大国，科技大国，经济强国。

4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为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

人口、资源、环境是社会存在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有一个平衡问题，要保持这种平衡，一方面需要对人口的再生产进行有计划地调节，使人口的数量与拥有的资源和生存的环境处在一种最佳结合状态；另一方面则需要我们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并注意保护我们赖于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力。

建国以来，我国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数量过多，再加上不注意保护环境和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已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仅以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为例，我国虽然国土面积较大，但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加之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和工业、交通、住房用地的不断扩大，使人均耕地不断锐减，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量已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我国的水资源同样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的高速进程而日益紧缺，目前我国人均拥有的水资源也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假如我们不实行计划生育从而少生3亿多人口的话，我国面临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短缺的形势将更为严峻。与此相应，粮食资源也是如此，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已由1970年的293.24公斤提高到了1997年的401.74公斤，若不实行计划生育，粮食产量的增长会因为赶不上人口数量的增长，将不可能满足我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生产对粮食的需求6。

此外，实行计划生育还有效地减轻了对环境的压力和环境恶化的程度。由于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和活动的载体，在人对待环境的态度既定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越多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和破坏就越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减缓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也相应地保护了环境。

五、计划生育国策实施所带来的问题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在我国实施时间比较长和涉及范围特别广的基本国策，我们在看到了它的巨大成就和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很好地对其所带来的相关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些问题主要有：

1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对新生代男女性别平衡造成一定影响。6姚宗桥.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和表现形式[J].中国人口科学, 2003,(5)： 72~78.计划生育国策实施后，由于生育子女的数量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夫妻受传统观念影响和基于养儿防老的现实原因，都希望生育男孩，农村地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为了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有的妇女在怀孕期间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到医院做胎儿性别检查，一旦检查发现所怀为女胎，立即采取引产等手段中止妊娠。有的家庭，当发现生下的是女婴时，竟狠心遗弃甚至残害。这些人为干预因素的出现，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状态下出生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的状况。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全国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16.86，而按照国际上长期的观察，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般在103至107之间，若出生婴儿性别比长期偏高，必然会造成婚姻年龄段男女两性人口的比例失调，并促使男性婚姻竞争加剧，甚至导致拐卖妇女、家庭不稳定等一系列现象的发生，也将危害社会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对此，政府应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明令限制或禁止胎儿性别检查行为，对残害女婴的不法现象进行坚决打击。

2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给社会带来的养老问题。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一方面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这是计划生育的积极成果；但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的是我国人口正逐渐老龄化，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据《中国人口》杂志的专家们测算，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在1999年2月20日已悄然越过占人口10%的标准线，到200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8.46%。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养老问题，在我国经济尚欠发达的条件下就进入了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使得社会供养矛盾特别突出。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前，那些没有退休金作为养老保障的老人，其养老问题多由子女解决，由于生育子女多，分摊给每位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相对也就轻。可如今，因为子女少，家庭承担赡养老人的压力就相对大，尤其是农村的纯女户，按照传统风俗女儿出嫁后可以不承担父母的养老，这就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养老保障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妥善解决。

3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引发独生子女教育难等家庭、社会问题。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普遍实行较为严格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许多家庭，尤其是在城市，大多数夫妇确实是响应国家号召只生育了一个子女。由于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孩子往往就成了一个家庭的小皇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父母等长辈亲人自觉不自觉地溺爱，极易滋长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自私任性的个性；同时，因为今天的多数青少年从小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缺乏家庭小伙伴的环境中，这对孩子从小的交流、交往及身心的健康成长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以致今天的家长们对自己的独生子女教育普遍都感到头痛，“独生子女教育难”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六、小结

综上所述，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不仅利国利民，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失误都有两面性，我们应抓住主要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不可避免的会给社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为此而否定它。针对中国目前及以后的发展状况，我们现阶段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放松。针对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而带来的相关问题，我们既要认真分析、总结，积极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人口问题上还只能继续实行一种比较严格的控制生育政策。因为尽管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我国的人口总量在未来50年预计还要增加3个亿，而只有继续保持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到21世纪中叶，我 6 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大约16亿后才有望逐渐下降7。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基本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才能达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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