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和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

第一篇：政治改革和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

政治改革和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

——副题（宋体 四号字）

考号：（楷体 四号字）姓名：（楷体四号字）

〔内容摘要〕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后在特定背景下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以及运动。它为政府管理与改革以及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野。管理主义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基本价值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迷信；公私管理的混淆；不当的顾客隐喻等。21世纪公共行政的重建需要关注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关注政府与社会、市场、公民的互动，不可陷入偏狭的陷阱。

〔关键词〕公共行政 管理主义 反思性批判

一、导 言

自19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再造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南。正如学者罗森布鲁姆所言，由政府再造所促发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理论及实务均已展现其独特之处，成为与传统管理途径、政治途径以及法律途径并驾齐驱的新研究途径。(Rosenbloom1998P.20)同时亦对公共行政学之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依学者哈贝马斯的分类，科学认知包括三种旨趣，即经验－分析性科学(empirical analytical science)、历史－论释性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以及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本文的旨趣在于分析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理论主张以及实践的内涵，探讨其出现的环境系络(context)，进而进行批判性反思。

二、公共行政管理主义之内涵

从1980年代以后，在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出现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这一运动被冠以不同的称号，如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企业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甚至具有政治理念色彩的名称，如新右派(New Right)(Gray1993)、新治理(New Governance)，尽管名称各异，但基本上却描述着相同的现象，即传统官僚体制已经被新型态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所取代，并认为公共部门正浮现出新的典范(New Paradigm)(Owen E.Hughes1998P.1-4)。那么，这种公部门的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依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作的界定，西方国家所展现的政府改革的共同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

（2）服务以及顾客导向的强化；

（3）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以及竞争功能的引入（OECD，1990，1993，1995）。学者拉森和斯图亚特(Ronson & Stewart1994P14-15)认为，它包括：（1）视人民为顾客，并强调顾客的价值；（2）创造市场或准市场的竞争机制；（3）扩大个人以及私部门自理的范围；

（4）购买者的角色须从供给者的角色中分离出来；（5）契约或半契约配置的增加；（6）由市场来测定绩效目标；（7）弹性工资。

学者胡德(Hood1991)特别归纳出其七项要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特质为：

（1）在公部门之中放手给专业管理，这表示让管理者自己管理；

（2）目标必须明确，绩效必须能够加以测量；

（3）特别强调产出控制，重视实际的成果甚于重视程序；（4）走向分解的转变。分解(disaggregation)的意思是透过小型政策领域的机关设立，而将大规模的部会分割开来；

（5）转变为更大的竞争性；

（6）重视私部门型态的管理行为；

（7）资源运用上的克制与节约。

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来看，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主张：第一，公共行政研究的焦点在于结果而非运作的过程；第二，为了实际结果，公共行政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以提供更佳的产品或服务，同时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各机关一方面应如同企业般从供给者与需求的互动过程中取得经费，另一方面也要与其它组织进行竞争；第三，配合市场导向和市场机制的运作，公共行政也应强调顾客导向(Customer Driven)的观念；第四，政府应该扮演“导航者”的角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确保各项公共服务与公共财货均可被顺利提供，但却不必要自己动手处理；第五，政府应推动法规松绑的工作，今日的公共管理应改变过去唯法则是向的观念，更重视市场竞争、顾客需求以及成果的达成；第六，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授予权能(empowered)以充分发挥创意并投入工作；第七，公共行政的文化应尽可能朝弹性的、创新的、问题解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发展。

三、公共行政管理主义的历史背景

在分析管理主义的起源与发展时，学者波利特(Pollitt1990)曾指出，管理主义的核心思想，根本是一种政治人物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因配合社会与经济情境的改变，最后成为社会所接受的观点，并因此在实践中予以推动。的确，导致管理主义兴起，是多种因素所构成的，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至为重要：

1、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之不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福利更加观念的推动下，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政府的职能范围扩大，政府的角色多样化，尤其是为保障公民之福利，政大量透过立法管制干预人民的生活，包括经济性的管制和保护性的管制，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以提供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为支付大量公共开支所采取的重税政策也导致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和民众的不满。在此情况下，政府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如胡斯所言，对政府的抨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政府的规模太大，而且消耗了过多的稀有资源；二是政府的范围，政府自身陷入了过多的活动，而且许多活动的提供皆有替化方法可以运用；三是政府行事的方法，认为透过官僚体制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平庸和无效率。

2、经济因素与财政压力工业化国家朝福利国家的方向发展，造成政府每年必须负担庞大的转移性财政支出，拖垮了政府的预算和经济，而经济衰退、失业率的上升则形成了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的自由化趋势所造成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剧，对各国政府均造成巨大的改革压力，如何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节省政府的施政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各国执政者面临的核心课题。在此情况下，思经政府改革以缓解财政经济压力，追求国家竞争力必成为一重要策略。

3、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膨胀问题、都市化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环境恶化问题、消费者保护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健康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交通问题、犯罪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增加。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传统的政府功能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加之官僚体系本身的保守、消极、被动，以及官僚制度的墨守陈规、不负责任、衙门作风、繁文缛节、官样文章、腐败，正如凯顿(G.E.Caiden1991P.1)所言：不管东西方国家，均可发现许多相似的行政问题，如行政傲慢(administrative arrogance)、无效能(ineffectiveness)、无效率(inefficiency)、行政帝国主义(administrative imperialism)，均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使政府的存在充满了合法性危机。在此情况下，政府改革的呼声日盛，特别是让公共服务回归社会、市场的呼声而起，缩小政府职能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4、新右派学说与保守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管理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动，正如波利特所言，管理主义乃是新右派在思考国家时，一种可接受的门面。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具有保守主义政治倾向的政党在西方执政，新右派的政治主张抨击60年代盛行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政治有许多重要缺点，例如多元主义盛行使公共支出大幅增加；官僚体系偏好扩大自己所能享有的资源以致发生“预算最大化”；公共服务系垄断型态的运作模式；政府过度扩张的结果威胁个人自由，同时不利于企业及企业精神之伸张；政府寻求均等的社会正义措施缺乏正当性；公共支出大幅增加会因举债而排斥私部门之成长。在他们看来，政府之失灵比市场更为严重。对于新右派的信仰者而言，更佳管理提供了一种标签，其中私部门领域可引进公部门之中，政治控制可获得强化、预算削减、专业自主性降低、公务员的工会弱化，以及半竞争性的架构将奋起赶走官僚体制天生的无效

第二篇：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

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剖析了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对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提出了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地方 行政管理 模式变革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行政管理的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就显现出不适应的状况。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必须对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变革。以认真的态度和充分的准备,积极应对,迎接挑战。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

经济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生产力大发展,加速世界经济增长,为少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并对国家主权和发展中国家民族工业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也无法回避,唯一的办法是如何去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只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正确得当的政策,采取有力的措施,扬长避短,迎接挑战,才能变不利为有利,在参与经济全球化中求得本国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现代化。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弊端

当前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进程,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经过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尚未完全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政府职能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在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主要作用,加之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充分发挥。

二是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层级过多,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运行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在某些方面,既存在中央权威和统一性不够,中央宏观政策在有些地方实施受阻,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存在向地方下放权力不够,发挥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够的问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还不够,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较低,难以保证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制建设不相适应。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导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个别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缺乏详细的责任条款。弹性过大的条文表述和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

法规之间的不协调,也增加了实施中的矛盾。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必须变革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要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以转变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健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模式。

3.1 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关键

政府职能的范围主要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经济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则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调控经济、监管市场,做到政市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3.2 设置规模适度、权责明确、结构优化的行政机构

政府规模与人员应当与其担负的职能相匹配,尽可能做到规模适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界定不同层级的职能和权责,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落脚点,建立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

设置行政机构的关键在于理顺职能关系,合理配置权力。明确权限职责。优化内部结构,调整机构内部分工,相对集中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权力。

3.3 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政府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好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保持自身顺畅、高效运作,就要理顺内部关系、完善运转机制。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确立规范的利益和激励机制。其次是行政层级问题。发达国家的政府层级一般不超过三级,而我国是五级政府的体制,因此在政府运作效率上就产生很多问题。

3.4 改革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

长期以来,有些行政机关沿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管理模式,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首先,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

其次,变刚性管理为柔性管理。现代行政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与合作关系,政府应当与相对人加强沟通与交流。

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更好地体现依法行政的要求,通过民主、透明、高效的行政程序,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3.5 加强行政法制建设

在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中,要重视行政立法和经济立法,用法律手段推动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成果。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但目前更需重视执法和司法环节,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行政执法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方面,如果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不满意,会直接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崔彦,吴成钢,代中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政法学刊》2004年 第21卷 第02期.[2] 唐晓阳.“‘入世’给中国行政管理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2000.(11).

第三篇：经济与行政管理论文

经济与行政管理--

论经济发展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不断袭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针对于计划经济的政府职能已不适用于当今时代，新的形势下，政府职能面对着什么样的转变要求？怎么样去转变政府职能？这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解决问题，同时论述在行政管理中经济法的重要性。

【关键词】 市场经济 政府职能 转变途径 经济法

引言：行政管理学是一门研究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规律的科学 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行政管理学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它在各种管理中起领导、主管的作用。而直至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行政管理学指导着政府职能发生转变。目前我国的经济环境给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是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种行政管理的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就显现出不适应的状况，为适应如今经济的发展大潮，我们必须对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有强烈认知并加强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以认真的态度和充分的准备积极应对，迎接挑战。

一、政府职能转变

在20世纪之前，政府职能在经济建设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 2.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监管

3.提高社会管理力度和公共服务

4.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

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是：从无所不为的万能政府转变成有所必为的有限政府，把工作内容最终集中到规划制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区域协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从热衷于“管、审、批”的干预型政府转变成致力于“扶、帮、助”的服务型政府，把工作任务集中到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帮助企业排难解困上来；从主要是为国有经济服务的倾斜政府转变成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全面政府，把工作基点落实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上来；从不受约束的自由政府转变成依法行政的法治政府，把工作规范统一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上来。而当前我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进程，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经过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尚未完全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政府职能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在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主要作用，加之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充分发挥。

2、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

层级过多，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运行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

在某些方面，既存在中央权威和统一性不够，中央宏观政策在有些地方实施受阻，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存在向地方下放权力不够，发挥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够的问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还不够，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较低，难以保证必要的稳定性

和可预见性。

4、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制建设不相适应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导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个别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缺乏详细的责任条款，弹性过大的条文表述和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法规之间的不协调，也增加了实施中的矛盾。

二、目前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变革的必要性

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的改革，要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以转变地方各级政府职能为重点，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健全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模式。

1、转变政府职能是中国地方行政管理模式改革的关键

政府职能的范围主要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需求，经济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则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有效调控经济、监管市场，做到政市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2、设置规模适度、权责明确、结构优化的行政机构

政府规模与人员应当与其担负的职能相匹配，尽可能做到规模适度，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界定不同层级的职能和权责，以加强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落脚点，建立一个规模适度的政府。设置行政机构的关键在于理顺职能关系、合理配置权力、明确权限职责、优化内部结构、调整机构内部分工、相对集中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权力。

3、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政府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好各项管理和服务职能，保持自身顺畅、高效运作 就要理顺内部关系、完善运转机制。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要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与财权，确立规范的利益和激励机制；其次是行政层级问题，发达国家的政府层级一般不超过三级，而我国是五级政府的体制，因此在政府运作效率上就产生很多问题。

4、改革中国地方行政管理的模式

长期以来，有些行政机关沿袭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管理模式，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首先，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其次，变刚性管理为柔性管理，现代行政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与合作关系，政府应当与相对人加强沟通与交流。改革行政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更好地体现依法行政的要求，通过民主、透明、高效的行政程序，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

5、加强行政法制建设

在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中，要重视行政立法和经济立法，用法律手段推动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成果，要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初步建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但目前更需重视执法和司法环节，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行政执法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方面，如果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不满意，会直接影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效果。

三、市场经济推动政府职能发生转变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职能必须要与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所谓市场经济指的是以市场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以市场利益为激励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者的经济运行模式。市场经济的优点，在于它以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的经济实体(例如企业)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并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促使企业追求效益最大化；产权明确下的市场调节，反应之快、之准，是远远胜过任何计划的，这是因为市场是靠无数人的信息组合，通过市价 不谋而合地传达了共同的信息，这既避免了计划的主观性，又减少了交易费用；社会经济运

行主要利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及时协调，使资源配置合理有效。一般地讲，对于市场经济自身运用的相当完善的地方，政府无须干预，在这些方面，政府职能有限，它不会有太多的事要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无事可做了，恰恰相反，政府的作用在市场条件下是相当重要的。首先，政府的作用是纠正市场的固有缺陷，市场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和消极方面：

1、可能出现总量失衡；

2、难以完全做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3、市场自发配置资源，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条件下，无法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

4、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容易造成经济秩序上的混乱；

5、市场自发运行的结果必然带来垄断，使竞争不充分、不完善，这是“市场失败”的地方，为了弥补市场的这些缺陷，政府就需要担负起相应的经济职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经济的消极面。

其次，政府的作用是超越市场、引导市场，政府干预市场不仅仅是为了纠正市场缺陷

更重要的是超越市场，美国学者保罗·威弗尔在《法规、社会政策和阶级斗争》一书中说：“政府法规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纠正市场的缺陷，而是要在整体上超越市场--就是说

政府法规不是经济政策，而是社会政策，超越市场就是要求政府能够站在市场之上，控制市场的总体运行，防止其自发发展造成的危害，在市场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走两个方面：纠正市场失灵和超越市场、引导市场。

四、经济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要求及重新定位

当一国经济由封闭转向开放时，市场环境的变化使政府职能定位随之发生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于：

第一，从反对国内垄断转向反对国际垄断，在封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反对垄断主要是指反对国内的市场垄断，以恢复国内的市场竞争，但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范围由一国延伸到世界各地，政府反垄断的行为也应放到国际市场来理解，即在国际市场的有效竞争环境中，作为开放的国内市场的垄断并不一定会带来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第二，从追求国内经济效率转向追求国际间的比较效率，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在封闭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不仅要实现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且要实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利用国际资源快速发展本国经济；这无疑加大了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原因是，国际资源的流入或流出，甚至国内资源的是否流出，取决于一国的比较优势；因此，怎样充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并不断扩展和提升本国比较优势就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同时，对于本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何根据WTO的规则予以保护，促进本国幼稚产业的发展，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

第三，从重点运用产业政策干预经济转向重点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对那些后工业化国家而言，在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为达到某种经济战略目标，常常大力扶持某个或某些产业的发展，这种政府产业干预模式对于东亚经济的崛起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从长期来看 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只能造成市场机制扭曲，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种政府过度干预模式使东亚各国蒙受了巨大损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意识到培育一个有效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比产业政策更为重要，因为产业政策调动的只是国内资源，而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调动的则是源源不断的国际资源。因此，要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政府就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于经济转轨国家而言，培育市场 完善市场机制，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调节者就成为一项急迫而艰巨的任务。

所谓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作用、功

能的转换与发展变化：包括管理职权、职责的改变(对哪些事务负有行政管理权责

管什么，管多宽，管到什么程度，管理角色(主角、配角等)的转换，管理手段、方法及其模式的转变等。从以往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到当前转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转变，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1.由原来微观经济管理与调控转向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与此相适应由原来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原来的单一行政手段转向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

2.由原来管企业转向管市场，与此相适应由原来主要管国有企业转向积极引导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各种服务和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3.由原来人治性计划经济管理转向法制经济，主要以法律来引导与规范、约束与管理市场经济，实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4.由对经济生活实行全面的直接干预和高度封闭性管理转向全方位开放，实现与国际经济、国际市场互接互补。

5.处理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下不同的关系，这些观系主要包括：（1）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关系（2）要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

（4）处理好政府职能与其他社会主体职能之间的关系.（5）要处理好职能改革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努力转变新的形势下政府的职能是十分重要的，但同时还要处理好这一过渡期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相互冲突的各种问题与各种法规。

五、经济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的结合 1.论经济管理与行政管理

让我们来讨论几个问题：现行的各种行政管理手段，行政组织和研究机构以及它所采用的方法，如何按照行政管理的特点来管理经济，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学者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把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相提并论；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活动在实质上就是对社会生产的管理，而这种经济活动不属于行政管理。在我国，因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因此，经济管理问题就要由国家来解决，而且成为国家的根本职能，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变化，在体制方面 通过计划命令而直接施行的经济管理，无论已在组织上还是从其所采取的措施上，都成为行政管理，讲到经济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性质问题，如果经济管理所包括的社会关系既作为基础 又作为上层建筑，那末行政管理仅是通过上层建筑的关系而实现 这就要求适用各种。另一方面，经济管理与行政管理二者，它们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彼此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就行政管理来说：其特点是关系较直接与密切，而在经济管理方面：比较软弱和间接 因此要加强发展经济过程中的法律作用。

二、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

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国民经济发生，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

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

“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化。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

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

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

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4.可操作性

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呢？ 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 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 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 就构成越权，针对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

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 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

第三，行政管理职权的--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 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 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众多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国家计划的调节功能 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保障制度，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能逐步消除”市场弱点“对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权力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干扰，”拜金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法律滞后"对市场规则破坏，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蒸蒸日上，迅猛发展。

【 参考文献】

〔1〕《政府经济学》潘明星、韩丽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 〔2〕《行政管理学》夏书章，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3〕《行政管理学》范思凯、袁晖光，大连出版社，2010年9月版

〔4〕《行政法教程》 张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

第四篇：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1]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2]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3]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4]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5]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6]，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7][1][2][3][4][5]下一页

第五篇：市场体系与政治改革(转载)

从市场体系到政治变革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波

在经济学的内部体系划分中，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一向不是主流。原因之一也许是缺乏精确和数字化的分析方法和衡量工具，但这从来没有让经济学家畏难止步，意大利博可尼大学校长圭多·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便是一个好例子。

塔贝里尼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研究，但近年来学术旨趣不断向政治经济学转向。他自1994年起任博可尼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11月开始任该校校长。2010年1月底，在中信《比较》、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暨吴敬琏教授80岁生日国际研讨会”上，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经济观察报：你长期研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你认为制度的经济意义是什么？

塔贝里尼：人们通常的共识，同时也是得到证据支持的结论是，良好的制度可以使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促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快速发展，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迅速的发展，就应该拥有运行良好的、足以保障明晰产权的各项制度。良好的制度意味着一个社会应该拥有健康的政府和文官系统，不滥用权力，侵夺私人的产权。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判断良好的制度和产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人们基本上没有异议，但什么样的制度是良好的制度，这方面的争论就比较多了。

大体而言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制度的关键在于政治力量，要利用政治力量来确保产权得到合理的贯彻；另一派则认为，单靠政治力量是不行的，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社会还必须经历一种文化革新，才能促进那些足以保障产权的权力机制。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你更强调哪一方面？

塔贝里尼：我的观点是，也许这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我所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对于让制度发挥合理的作用而言，文化革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举例而言，现在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是，中国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是先建立一个运转正常的市场体系，等市场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才进行政治改革，使政治体系更为高效。二者应该分开进行，而不应毕其功于一役，因为只有先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保护私人财产，培育和发展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氛围。

从政治史来考察，这样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在西方的政治史上，选举权的扩展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所有的民主制度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从欧洲的历史来看，也是市场经济和产权制度的形成在先，民主体制的建立在后。我的观点是，不应该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应该努力培育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言论自由和法治，以最终促使政治变革的实现。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仔细研究过意大利南部地区与欧洲其他较发达地区发展状况的不同，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制度性的结论。在你看来，意大利的情况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塔贝里尼：我认为最主要的启示有两点。一方面，一个社会要实现经济的繁荣旺盛，就应该培育良好的公民文化和社区文化，促进公民之间的相互尊重，促进政治和文化宽容，保障各项政治权利。

另一方面，上述这些良好的价值观，也需要由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来保障和促进。如果在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历史上存在着长期的独裁统治或外国占领，使当地的国民遭受虐待，那么在很长时间里，当地都会存在一些文化问题，包括民众之间相互猜忌，以恶毒的态度对待彼此。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就是如此，这种遗留症几百年都没有消退。

由此可见，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政治制度的演化和进步也是必不可少的，应该通过政治改革，使法治代替其他机制成为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如果一个政府限制公民的政治权利，将产生两方面的恶果，不仅损害公民利益，而且催生各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价值观。

经济观察报：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有时是由政治力量推动的，有时则是源于各种复杂的、难以言明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所以要促使一个社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来降低这个过程的难度？

塔贝里尼：这的确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我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推行广泛的、宽容开明的社会教育，改变人们的头脑。第二，要让人们畅所欲言，废除一切限制言论的措施。第三，要让民众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潮流，保持开放的思维。

我认为中国等国家现在拥有一个欧洲所没有的优势。现在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经拥有了完善的自由社会，那里有思想的碰撞和开放的辩论，而中国等国家只要向外部世界保持完全的开放，实现信息与观念的顺畅流通，就也可以从欧洲汲取各种思想与政治资源，为己所用。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民主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吗？

塔贝里尼：一些证据表明，与拥有完善民主制度的国家相比，纯粹的专制国家的经济成绩要差得多。不过这也许并不是一般性的原理，一个国家转型为民主国家，也许并不一定就会让它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所以我还是持有刚才所说的观点：先建立完备的、可持续性的产权和市场机制，再推进政治体系的变革，对于中国经济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经济观察报：那么我们应该把这两个过程截然分开吗？

塔贝里尼：我所说的这两个进程之间只有大略的、模糊的界限，并不是说在彻底完成一个进程后才能开始另一个进程。从中国的现实来考察，目前中国的经济表现是杰出的、惊人的。为了使经济在未来走上更能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国也许应该再接再厉，使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由出口转变为国内需求和消费。而促进政治制度的自由化、给予民众更多权利，也许可以加快这个转变过程。

经济观察报：具体而言，你认为中国目前应该尽快推进哪些制度自由化进程？

塔贝里尼：中国目前可以加快金融领域的自由化，因为目前中国的金融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为了配合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国也许还应该加快汇率机制的转变。因为在继续保持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之下，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能实现金融业的自由化。

在目前美国实行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既保持固定汇率，又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将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风险。如果中国能使汇率机制变得更加灵活，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型。另外，如果中国能将政治制度进一步自由化，那将推动其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和福利国家制度，从而促使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