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意味着管理理念的根本变革

第一篇：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意味着管理理念的根本变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意味着管理理念的根本变革，与政府管理模式的重新解构，更是适应社会发展现实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我们认为，所谓服务型政府，就是具备现代服务理念和能力，能够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提供充足优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现代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及其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是：

第一，在管理理念上，我们所要构建的服务型政府是超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这就要求政府肩负起对公共服务供给进行宏观调控和直接供给的双重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点是管理的自由化和市场化，即：强调要分权和解除规制，使管理过程如预算、人事、采购等合理化；“在管理的思路上引入市场机制以改进竞争；在管理的原则上坚持产出和绩效取向；在管理的方式上引进私营部门的管理工具（如成本核算、控制技术等）。总之，通过改革，将政府公共管理导向市场化。”[1] 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不再同时掌舵和划桨，而是把划桨的任务赋予更为高效率的市场，政府则专心做好掌舵的工作。而在以登哈特夫妇为代表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家看来，公共行政官员在其管理公共组织和执行公共政策时应该集中于承担为公民服务和向公民放权的职责，他们的工作重点既不应该是为政府航船掌舵，也不应该是为其“划桨”，而应该是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用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模式来代替新公共管理基于经济理论和自我利益的主导行政模式。

我们所要构建的服务型政府，则须批判吸收上述两种理论的“合理内核”，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予以创新和超越。其主导性的理念为：重新评估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有效发挥市场的功能，将政府和市场两种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分类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部分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引入竞争机制，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财政投入有限，以及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与供给不足存在尖锐矛盾的现实决定，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可能由政府独自包揽，而部分公共服务领域向私人部门、第三部门开放，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既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放任不管，而是要重点思考应该是谁来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服务型政府应能妥善选择实行市场化供给方式的公共服务领域，对市场竞争进行宏观调控与依法规制，监察与控制服务质量与服务价格，充当公众利益的传声筒与维护者，调停公众、市场、供应商之间的矛盾，从控制走向议程安排，为各方利益的合理表达提供便利，虽不是服务的直接供给者，但却是服务过程的中介者、仲裁者，以及市场化服务规则的制订者与裁判员。

另一方面，政府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公共领域，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财政资源主要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投入，这就决定了无论是统治型政府、放任型政府和管制型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都必须是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者，与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共同致力于民生的改善。但在关系公众及特殊人群最低生活保障及生存需要的领域，如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以及弱势群体的住房、养老等，服务型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肩负起提供此类公共服务的天然职责。这些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虽然可以吸收慈善组织等第三部门，但只能作为补充，政府应当至少承担此类服务的绝大多数份额。对于国防、外交、治安等纯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政府则是当然的唯一供给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管理哲学是实现社会正义，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实现和保障社会公正。这就要求政府统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建立一个公平与公正的社会。因此，服务型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和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得直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不能成为垄断经济资源与经济权力的部门利益集团。

第二，在管理内容上，我们所要构建的服务型政府是与经济建设型政府相区别的，而政府的责任主要是社会管理。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带有计划经济的浓厚色彩和价值取向，政府依据自己对公共服

务需求的主观把握和预测判断，独自组织和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生产，作为唯一的提供者向“人民”提供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主张把公共资源优先分配到经济建设领域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的中逐步形成，并充当起投资主体和建设主体的角色，对经济发展起到主导性的推动作用。

片面注重经济建设，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缺位，放任公共服务供给市场的畸形发展，是经济建设型政府模式的主要弊端。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原本涵义是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绝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同时，人们迷信经济增长，异想天开地认为GDP的增长会自动提供充足的社会公共服务。还有人过分崇拜市场，市场化在公共服务领域被简单而粗暴地广泛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某些公共服务，如医疗、高等教育蜕变成消费品，甚至是奢侈消费品，其价格远远高于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他一切都要让步，都可以牺牲，包括生态环境、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2] 经济建设型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名，以追求短期政绩为实，结果就是，政府该管的没管、不管，市场管的没管好、管不了，公共服务价高质次。更有甚者，个别地方政府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和代言人，甚至成为侵害公共利益的帮凶和打手。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就是要将扭转政府的主要精力仍然停留在单纯地主导GDP增长上的错误倾向，转为认真、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应负的社会管理职能，致力于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具体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上，政府要完善政法保障机制，加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等基层基础建设，改革和加强社区警务工作，打造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的第一线平台；健全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发挥社会自治功能，保证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3]

第三，在管理方式上，我们所要构建的服务型政府是与管制型政府相区别的，其责任在于实现“善治”与“法治”。

管制型政府是以国家干预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政府管理模式，主张政府对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用政府调控代替市场调节。管制理念下的政府职能无所不包，对公民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对公民生活的所有领域都采用统治和控制的意向，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的行政方式以强制手段为主。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则主张政府权能的有限性，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制定公平的规则、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要求政府管理实现从全面参与到有限参与、从直接管理到宏观调控、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可以预见未来的公共服务将是以公民对话协商和公共利益为基础的，三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管制型政府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而服务型政府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管制型的权威主要源于政府的法规命令，服务型的权威则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前者以强制为主，后者以自愿为主。服务型政府模式下，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共同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产品的提供，强调各种机构之间自愿平等合作。1997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对政府职能进行了界定：政府应承担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保证宏观经济稳定协调发展的职责；健全市场法规，建立市场规则，维护经济秩序；组织与实现公共物品的供给，调节社会分配，实现社会保障。但此种权力有限的政府管理模式，其施政却需孜孜追求“善治”。“善治”，指的是建立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它强调社会控制体系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以及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自组织网络。罗茨认为，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4]。“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服务型政府所追求的“善治”应由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以及回应、法治、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基本要素组成[5]。可以这样说，“善治”既是服务型政府的价值追求目标，也是所要提供给公众的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和特征。

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具有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法定义务，必须通过合法的行政程序积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接受来自权力机关、非政府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法治，即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法治还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合理制约，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并通过相应的法制化安排予以落实，以实现分工制衡、强化行政责任，并通过健全程序规则、加强法制建设，促使制约权力的同时提高行政效率，构建自我约束与外部参与、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的政府权力约束机制。这既是公共治理结构中公共权力体系合理安排的客观要求，也是服务型政府实现法治的必由路径。

[6] 就公共服务的供给而言，服务型政府的法治责任主要表现在：对多元化供给主体责任边界进行法律界定，并对其行为的依法予以规制；合理设置行政权力，加强行政主体责任，完善行政监督体制，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并实现行政行为的程序化、规范化；推行民主决策、政务公开、行政问责、依法行政、执法追究，通过法制安排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对象、方式、程序及其生产、分配过程向服务对象及一般公众，并将公众申请、享受的标准、程序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并固定下来。

[1]李和中：《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启示》，《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5期，第18页。

[2]丁元竹、江汛清：《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原因分析》，《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5月23日第5版。

[3]参见《六中全会〈决定〉10大关键词》，《领导决策信息》2006年第41期。

[4]转引自胡祥：《近年来治理理论研究综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5]参见俞可平：《全球化：全球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页。

[6]参见李和中：《试论政府权力运行制约机制的改革》，《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第二篇：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和走向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和走向

目前，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应当肯定，服务型政府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需要继续坚持，但是，真正推广实施的难度也很大。它除要求政府开展更加细致入微的工作外，还需要考虑到种种制度性约束，通盘规划，制定长远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一、服务型政府：

政治还是治政？

改革的目的在于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管理体制，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而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好两大问题：政治与治政。

政治学研究表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和“ 私人领域”界限的社会。属于公共事务的，纳入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由公共权力（政府）部门采用法律的、行政的、政策的多重手段去解决。属于私人事务，由私人自己或私人之间（包括个人之间、组织协会之间）通过协商、交易等方式去自行解决。对于“私人领域”的管理可以称作“社会治理”或“治理社会”，属于“政治”的范畴。“公共领域”的管理可以主要地被界定为“政府治理”或“治理政府”，属于“治政”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治民”，后者强调的“治官”；前者的目的是要规范公民行为和社会组织行为，保障公民权益，防止暴民政治；后者是要规范政府（包括官员）行为，限制公共权力，防止暴政统治。

从政府改革的角度看，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观念的根本转变：从以统治百姓为核心的政治观念转向以服务百姓为核心的治政观念。前者重在“治民”，限制百姓；而后者重在“治官”，限制政府权力。这一转变与以“控制国家”为内容的民主宪政发展方向并行不悖。基于上述认识，应当把建设服务型政府看作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和任务。因为那不仅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路径，而且，从中国的实际考虑，把它作为战略目标，放在与当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一样的位置上，可以通过推动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政府改革，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促进中国政治发展。

二、政府创新：“形象工程”，还是系统工程？

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是“形象工程”。建一个“市长信箱”，设两个“局长接待日”，搞三个听政会，弄几个“政府主页”，并不足以打造一个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的全面创新。

我们习惯了“政治式的”（治民、管制、服从）思维和行为。现在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那要求我们培养另外一种“习惯”，那就是“治政式的”思维和行为。这种“治政式的”思维和行为的核心是“治官”，实施的是“管制+自治+自由”的治理模式，强调“服务”而不是“服从”。所以，适应这一革新的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是非常必要的。

服务型政府要求摒弃传统的官僚制式的社会管制型政府理念，树立政府部门与社会部门（私人部门和所谓的“第三部门”）携手合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理念。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民主”+“宪政”+“治理”，它体现的是以民为本、依法治政、共管共治的治国理念。

服务型政府建设还需要在重新界定政府角色和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在一般的政治学研究中，政府角色被界定如下：在国际社会中，政府是国家主权机关；在政治体系中，政府是政治权力核心；在社会生活中，政府是公共管理机构；在经济生活中，政府是市场秩序监护人；在民间生活中，政府是社会纠纷仲裁者；在私人生活中，政府是公民权益维护者。这样，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政府要恪守维护公共利益的立场和职责，全面推广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责任制度、公示制度、听政制度、监督制度。

在具体的政府行为方面，要切实做好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将诚信政府落在实处，杜绝形象工程和运动式管理，要实实在在办事；政府做事要有系统规划，要有成本效益意识，要有责任观念和明确的问责机制。第二，政府管理要做到有板有眼。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件“细活”，它更加关注于管理的细微之处，要求政府工作更加精心细致。1980年代以来西方

国家政府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缩小政府管辖范围，实行解制改革，其重点不是针对结构问题，而是着眼于管理细节，实现管理操作和过程的精致化。在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虽然受到来自结构方面的制度性约束，但在既有结构条件下还是有大量细致化的工作要做也可做。强调政府要为百姓提供服务，而百姓所直接感受的并不是结构和制度，所认同的也不是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大场面，做了多少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安全不安全、麻烦不麻烦、便利不便利、冤屈不冤屈。服务型政府就是要遵照结果导向来改造政府。这种结果必须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感受、去定义。

新公共管理运动有一个口号，要像企业经营那样去经营政府。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企业服务与政府服务来检讨政府工作。其实，明白了企业做服务的道理，也就明白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道理。企业做客户服务，首先要明白它的服务对象是谁，其次要明白这些客户的需求是什么，然后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做好政府服务，就要求把百姓分成不同群体，看看政府到底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情：对城镇居民怎么做？对农民能做什么？对民工能做什么？对学生和教师能做什么？对中小企业能做什么？对于大型企业能做什么？对于社团组织能做什么？对于游客能做什么？对于军人能做什么？依此类推，可以不断深入细化，而且能够让各级政府有积累性地推进地方工作。

三、政府再造：单兵突进，还是双管齐下？

一般认为，政府改革只是政府内部结构调整。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理应放在机构改革、职能调整、人事改革、制度创新等方面。这些工作当然重要。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还有另外一个属于政府之外的工作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处于非政府领域的社会自组织的发展。

服务型政府管理模式的实现需要有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改造我们的政府，实现政府解制和减负，让它真的成为一个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机构；二是改造我们的社会，鼓励“第三部门”的发展，在能够实现社会自理的领域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治，在不能自理的领域，实行政府与社团组织的共管共治。

这里需要明确几个概念。第一，旨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并不仅仅是行政改革，而是政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调整政府内部的关系，而是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不简单意味着政府职能的收缩。针对我们原来的政府模式，简政放权当然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在这么做。但问题的关键是，政府放权放给谁，政府放弃的阵地由谁来“占领”。

政治学研究还表明，国家与社会处于双向互动之中，国家的退却和政府职能的收缩是以社会自组织的发展为条件的。因此，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改革的同时，一定要制订社会发展促进战略，鼓励和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把分散的公民组织起来，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治生活，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自我管理），既可以提高管理绩效，也可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政府负担，避免政府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而没有回旋余地。

基于上述认识，政府应该将社会自治视为政府管制的可替代战略，把社团组织的发展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中来，为社团组织的发展创造便利条件（为社团组织服务本身也是服务型政府应该的作为）：降低社团登记的门槛、简化程序，方便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并可以考虑在税费等方面对其所从事的公益活动给以鼓励。

第三篇：建设服务型政府

法律类论文:贯彻十七大精神: 建设服务型政府

法律类论文: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全面推进改革、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把建设服务型政府确立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这非常正确、科学、重要。市委和市政府提出的“发展、创新、稳定、为民”的总要求和推进“五大战略”、破解“七大问题”、打造“平安杭州”、引领“和谐创业”、创建“生活品质之城”的中心工作，对我市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众所周知，法治是政府管理的基础和方式，服务则既是一种基本的政府职能又是一种管理方式，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涵盖了从施政理念、组织架构、职能调整、制度供给、权力运行方式等多个方面，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只有依法界定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政府才能更好的完成自己的角色。只有在法律的约束下，政府才能真正的为公民和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有关精神，结合当我市依法行政工作实际，笔者认为我市应重点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以此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不断创新。

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在于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把依法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实现观念、制度和工作方式的创新。一是观念创新，就是要树立法的功能不仅仅是管理和惩罚，更重要的是确定行为规则，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正确的法律价值观，树立法律制度以公民和市场主体的“权利”为核心，而不是以行政机关的“权力”为核心的观念。二是制度创新，就是要在依法行政工作中，注重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并充分发挥法律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的导向、规范和指导作用，减少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直接干预，尊重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创造一个公开、公平、宽松、竞争有序和稳定可预期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三是工作方式创新，就是要转变传统的以行政机关为中心的行政行为模式，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重新审视和调整现有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制定并严格遵守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行政程序，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二、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依法行政工作制度，注重实效。

推进依法行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过多年的努力，各级政府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普遍建立了一些依法行政的工作制度，使各级政府的行政工作，初步有了一个可对照和遵循的规范以及标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这些制度，应当是今后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重点。完善和落实各项依法行政制度，一是要统一认识，提高依法行政的自觉性，为各项制度的实施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二是要形成机制，使人们在制度的运转中不得不接受制度的约束和限制。三是要“赏罚分明”，使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在激励和制约下纳入制度规范的轨道。同样，完善和落实

各项依法行政制度，也是一个排除各种障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但需要激励人们的自觉性，也必须实行一些强制性措施。所以，完善和落实依法行政责任和责任追究制度，应当成为落实各项制度工作中重要的内容。因此，今后一段时期要围绕优化杭州市发展环境，提高行政执法的规范化水平和文明执法程度，重点抓好依法决策、执法人员培训考核、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等项制度的完善和落实。

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政府新形象。

各级政府应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转变政府的执政理念，要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权力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从而树立政府新形象，建立起真正的法治政府。各级政府需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机构改革的经验，分析政府机构在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为下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作适当准备。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要求，合理确定编制，依法设定职能，使政府机构的设置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与行政管理任务相适应。

四、改进立法方式，提高立法质量。

制定政府规章，要紧密结合杭州实际，按照“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少而精”的原则精心开展立法工作。立法草案要有适度的超前性，在制度设计上有创新。要全面总结杭州改革开放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充分反映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需求，使制定政府规章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立法的机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使立法工作努力做到深入体察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充分反映民意。通过建立健全公开征求意见、专家咨询论证、立法听证、立法协调等制度，切实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继续开展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工作，总结经验，查找问题，力求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效能。当然，这些措施对于区、县（市）和市各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保证政府规章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质量，应当严格执行《杭州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杭州市政府工作部门规范性文件审查办法》和《杭州市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指导规则》，认真做好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和备案工作。加大对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监督力度，开展规范性文件上报备案情况的专项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列入本依法行政工作考核。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备案审查工作，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从源头上防止违法行政。

五、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实现依法、科学和民主决策。

各级政府要建立决策调查研究、专家咨询、法律论证、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和听证、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决策责任追究六项制度，实现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完善政府决策程序和决策规则，加强决策执行督查，形成决策执行的过程监督和反馈纠错机制。同时，要把决策制度的建立、决策的执行纳入绩效评估考核之中，对违法决策或决策失误者依法追究责任。

六、深化执法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行政执法行为从广义上说，包括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执行、行政裁决等行政行为。改善执法工作，规范执法行为，必须在“体制、机制、素质”上下功夫。一是要进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解决行政职能部门间权限冲突的法律机制，实现行政系统的协调运转。同时，要积极探索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职能配置改革，继续推进综合执法和行政审批制度、行

政收费制度改革；建立行政执法协调机制，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把综合行政执法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工作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综合行政执法体系。二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行政程序规范在行政法领域占重要地位，制定和完善执法程序对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尤其重要。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认真履行法定程序，加强行政执法的程序建设和执法文书的规范化管理，组织进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行政执法部门要统一本系统的执法程序和执法文书，规范案卷格式、内容，并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定期组织抽查，及时发现问题，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三是要严格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把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设定的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权统一视为职责，体现了行政执法活动中各执法主体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实现了行政机关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内涵，是将行政执法主体对外承担的法定职责确立为内部考核目标，其中科学确定考核目标是前提，层层分解执法责任是手段，切实做好检查考核是关键，严格实施奖优罚劣是保障。可以说，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我市推行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和规范。经过一段时期的实施，全市的执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行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项工作的实施还有待于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1）保证这项工作的实施能够切实推进依法行政，防止抓而不实。为了使行政执法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应主要抓住四个环节，即行政执法公示制、行政执法投诉制、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和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2）使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责任落到实处，加强考核监督。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是依法行政工作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推行执法责任制，确定了执法目标任务，就必须认真考核，否则执法责任制就容易变成简单的行政执法分工制。为此有必要加强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评议考核，以保证行政执法责任制的顺利实施。四是大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主要是加强培训，提高公务员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树立正确的依法行政观念。培训时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培养其依法办事的能力。同时，要加大考核力度。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应加大行政法和与其申请职位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申请者依法办事能力的考核分量。完善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制度、执法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法人员资格管理。

七、创新行政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效能。

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不断加强和创新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主要着眼于建立结构严密、制约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是完善以行政复议工作制度为核心的行政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制度。把行政复议制度作为政府履行层级监督责任、自我纠错的重要法律制度和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通过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及时有效地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二是建立集中和定期清理规范性文件制度以及落实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在许多时候，行政机关是按照自己为自己制定的规则行事，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滥用而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市政府194号令和杭政办函[2003]250号文件对市政府工作部门和各区、县（市）政府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做出了具体要求，为此应将加大对规范性文件前

置审查和备案工作，及时纠正不合法的规定。三是加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浙江省行政许可监督检查办法》、《杭州市实施行政许可工作制度》对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行政许可行为实施监督，并将其列入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通过平时检查和专项检查的手段，将行政许可实施机关是否依法设定行政许可、是否依法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是否依法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是否依法收取费用、是否依法履行监督职责作为重点实施不间断的监督。四是建立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制度。加强对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查，促进依法行政。制定《杭州市行政处罚案卷质量规范》、《杭州市行政处罚案卷质量评查标准》，对行政处罚文书进行规范。加强对各部门行政处罚案件的指导，加大对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备案的审查力度，通过开展联动检查及优秀处罚案件评选等活动，促使办案人员树立质量意识，提高办案水平。五是建立和完善执法纠错机制。实行投诉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探索多样的监督形式。认真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执法主体，落实执法责任，使执法目标具体化，执法责任明晰化，从而有效地避免执法主体不清、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现象。六是加快建立与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衔接的联动机制，及时化解行政纠纷。

八、加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全面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加大行政复议的宣传力度，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进一步规范行政复议办理程序，积极探索符合行政复议工作特点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可以采用简易程序办理。对重大复杂、群众关注的案件，要通过建立行政复议庭审制度，采取公开听证、当面核实等多种方式，增强行政复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提高行政复议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用协商、调解、和解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的意识，建立健全行政复议与调解有效结合的法律机制。各行政执法部门要配合和支持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按照《杭州市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工作暂行办法》倡导和鼓励行政领导出庭应诉。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要严格执行，对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要认真研究落实。

坚持依法行政，不仅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要求，也是服务型政府健康发展的保证。法治化为服务型政府规定了权力边界和规则体系，如果不能做到依法行政，那么，服务型政府将无从谈起。我们相信，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行，随着国务院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贯彻落实，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我市各级政府可以基本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

第四篇：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什么是服务型政府

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政府职能归结为四个方面：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的任务，要求政府从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四个层面。

一是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政府的管理理念决定着政府的行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各级政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政务活动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开发民智。

二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明确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应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职能。三是形成有效制度安排。没有制度保证，“服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要通过制度设计，加快形成政府服务运行机制。严格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尊严，依法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政务公开机制、群众监督和参与机制。

四是改进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政府应成为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关系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做“精明的导航员”、“公正的裁判员”和“忠实的服务员”。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服务型政府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民主责任。民主是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公民通过法定程序和渠道参与社会管理，表达自己的愿望。民主政治与民主行政在本质上必然是对社会和公众尽职尽责。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在提供服务时必须对服务对象负责。

法治信用。法治是现代行政的基本手段、发展趋向和根本标志，是建立合理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前提，因而也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保障。法治的实质是秩序，政府既是秩序的建立者，也是秩序的遵守者。权力意味着责任，法治意味着信用。一个法治政府必然是一个信用政府，必须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有限开放。现代政府是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政府不是“划桨者”，而是“掌舵者”，它的主要职能在于弥补“市场失灵”。从一定意义上说，“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对公民开放，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只有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来保障人民参与政府决策、有效监督政府行为，才是真正开放的政府。

协调精干。协调，就是要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政府与所属部门之间政令畅通，政府各部门之间协调一致，整个行政体系目标统一、合理分权、运转有序。精干，就是要求政府职能界定科学清晰，机构设置合理精干、分工明确、职权责统一。服务型政府应当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廉价政府”，即机构规模小、行政官员少、运行成本低。

公正透明。公平、正义和平等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行政的价值取向。政府公共性的根本体现，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型政府应当是“阳光政府”，根据公众的需要提供政务信息，落实公民的知情权，给人民群众以更多的监督权，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高效廉洁。服务型政府必须高效行政、廉洁从政。高效，就是要求政府运转速度快，办事效率高，行政成本低，管理效益好。廉洁，就是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杜绝腐败现象，做到用权为公、执政为民，决不能以权谋私、化公为私。

二、为什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马克思本人就提出“公仆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工具，其一切活动都围绕为人民服务而进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服务型政府，是对我国政府改革和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我们党的宗旨和政府的性质决定了政府所做的一切，必须是也只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我国政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在党的领导下履行国家政务职能的组织，必须模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建立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人民、服务市场为己任，才能真正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客观需要。在当今充满竞争的世界中，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哪里政府管理规范、投资成本低、办事效率高、服务环境好，哪里就能吸引更多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实现更大的发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要求政府必须履行各项承诺，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随着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要求政府部门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和管理方式，从“越位”的地方“退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从以行政审批、指令计划为主要特征的管理手段中解脱出来，建立起新的体现服务型政府的管理体系。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范围是有限的，管理方式必须由指挥经济变为服务经济，管理目的在于纠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如果政府在市场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就很难保证市场活动的公平、公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应通过发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职能，为企业发展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加强社会管理，不断优化社会环境，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供满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需要的质优价廉的公共产品，促进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新形势下政府自身建设的客观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组织结构日益扁平化，中间层级政府的信息传递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冗余。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加快，公民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参与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不断提升。面对新的形势，政府应当具有灵活的管理体制，以对公民需求及环境变化作出及时、准确的回应。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受传统行政体制的影响，无论政府机关还是公务员，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行政审批程序烦琐，推诿扯皮，效率低下；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现象屡禁不止；不作为、乱作为，办事缺乏透明度，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等。要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改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树立人民政府良好形象。

三、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政府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加强制度和机制建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基础是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合理界定和调整政府职能，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坚决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清理、取消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以及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的审批事项。

坚持依法行政，规范政府行为。执政之要在于为民，行政之要在于依法。坚持依法行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由之路。各级政府机关都要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善于依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要以强化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加强行政立法，提高行政立法水平。要改善行政执法，促进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和文明执法。要继续坚持各种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确保公共行政权力的公正、有效运行。要强化政府机关问责制，树立责任政府形象，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把生产投资型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根本基础。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建立严格、高效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建立政府统一预算，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合理界定政府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规范政府收支管理。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政府资助体制，提高政府资助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加快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进行政质量，是加强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目标。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使其成为各级行政机关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贯穿行政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要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改善政府管理结构和方式，重塑政府业务流程，构建适应信息时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要建立高效政务服务体系，继续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的“政务大厅”，推行“一站式服务”，在基层建立“政务超市”。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加重视行政规划、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探索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新途径。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让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第五篇：建设服务型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

———基于科举制度残余“官本位”思想消极影响的视角

摘要：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制度，而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生成的“官本位”思想，则对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以及结构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贪污腐败，政府效能低下均是官本位思想的弊端表现，本文试图基于科举制度的角度，来对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及其表现和影响做以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制度保证即从民本位的角度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更好的服务百姓。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官本位思想；科举制度

一．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

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制度。魏晋以前官吏的选拔大多在贵族子弟间进行，而九品中正制是垄断世家操纵政权的工具，社会地位较低、具真才实学的百姓则被拒之门外。因此，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度，以期改变这种弊端。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立进士科，考察考生对时政的关注并按成绩选拔。科举制度在隋朝正式确立。隋唐的科举制度，初步实现了考生人人平等。考试往往和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密切关系，各种专业的学校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考生主要来自生徒和乡贡，隋朝四科取士，进士科为主。到了唐代，科

举考试日趋完善，考试科目设置比较多，但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常见，都属于“常科”。还有皇帝为某种特殊目的特意安排的科目，称为“制科”，名目众多。从武则天开始，还开科武举。宋建国以后很快开始重视科举制度，并超过了前人。这是科举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皇帝还正式开了殿试，对稳固封建王朝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封建社会发展到宋朝，政治经济的需要对科举考试提出了新要求，使得宋朝成为取士最宽的朝代，考试的内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更多涉及国家管理之道，考场纪律也逐渐完善，保证了考试的公正，科举制度得到发展。

元朝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各族人被按等级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重要官职几乎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科举考试对于元朝既有的用人格局影响不大。举行科举取士的规则也带有不平等性，比如对汉人和南人的考试内容要求比蒙古人和色目人多，考场次数也比较多，汉族考生要谋求一官半职非常困难。由于没有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加之考生被迫放弃学业另寻他路谋生，科举制度逐渐中落。由于元代对科举不太重视，科举有较长时间的荒废，导致社会人才缺乏。为此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随着明朝统治的逐渐稳固，科举制度走上正轨，学校制度也稳定下来。明代的科举，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主要考的是对经义的阐发，逐渐发展成为八股文，并一直延续到科举制度的结束。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但是清代的科举考试民族歧视依然存在，满人和旗人相对汉人有诸多优待。尽管政府对科考舞弊惩罚严厉，但八股取士的做法，僵化考生思维，限制人的主观性与创造性等制度上的弊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科举制度在清朝走向消亡[1]。

二.官本位思想的概念界定以其产生根源

官本位的说法来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金本位是指用黄金来衡量其他一切商品价值的货币制度，官本位是指以官职高低来衡量个人价值大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里官本位思想是指以官职大小来衡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以获取更高官职为人生目标，以谋取个人私利为最终目的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的核心是“以官为本，官贵民轻。官本位思想必然导致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官僚主义等的盛行。作为封建官文化腐朽思想产物的 “官本”思想，它是伴随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发展而形成、逐步强化并最终固化为人们心理和思维定式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是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各种思想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

（一）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整个社会阶层错误的价值导向。中国古代文人素有参政议政的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对于古代文人儒士而言,内圣外王是最高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内圣即“独善其身”固然是外王即“兼济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兼济天下”同时却也是“独善其身”的目的和归宿。一个人若不能施展报国之志,成就不朽之业,纵使道德修养达到极至,人格上却终究是有缺陷的。所以,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既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实描述,也为古代知识分子指出了实现人生理想的惟一的通衢大道[2]。

中国封建时代中后期的社会精英,主要是由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的成员构成的。而这三个阶层的横向流动则是通过科举制度来实现的。与科举做官无关的学问被视为无用之学,做官以外的追求则被视为旁门左道,做不了官的被视为不得志,做官成为出人头地的“华山一条道”,官本位思想的泛滥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中国传统的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为其提供了体制安排和制度保障。

官本位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是通过具体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来实现和保障的,这就是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中国的等级官僚体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稳固和鲜明的。等级是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的。等级森严的意义在于,不同等级的官员享受不同的特权。等级与特权之间保持着严格的正比例关系,等级越高,特权越大,最下层的草民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了。

与君主专制、等级特权密切相关,官本位体现为公权力的肆意扩张和非程序性的权力运作方式的泛滥,形成人治传统。官府成为权力的中心,官员倚仗权力可以呼风唤雨,恣意妄为。官员的作用被无限突出和夸大,百姓翘首盼望的是青天大老爷的清正廉洁,国泰民安的希望被寄托在官员个人的品德修行上,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全社会的官本位意识。

（三）农耕社会对权威的服从以及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是其文化生态根源。

权威是官本位思想生发的基础，农业文明恰恰需要权威,也造就权威，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尚齿”、“尚爵”即尊老敬上的传统,《孟子·公孙丑下》明确指出:“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尚齿”、“尚爵”的一个内在根源,就是对历久以来的劳动经验的崇拜,而“尚齿”、“尚爵”的极端化,便是对官职、官位的向往与崇拜。

农业社会的特点就在于,“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社会,需要产生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政体和统治思想,这便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3]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官本位提供了滋生、成长的温床,官本位也恰恰适应农业文明的要求,通过社会意识与政治架构的相互

渗透,从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为农业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由宗族而扩展到整个社会,国是家的放大和扩充,家与国彼此相通无碍,孝与忠二者相得益彰。在家中,父一言九鼎,是权威的象征;在国中,君是大家长,掌握着对天下人生杀予夺的权力。君权与父权互为彰显,地位与权力互为强化。由此,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和追逐,成为宗法制度所派生的社会心理之一。上至庙堂之高,下及江湖之远,对君、父地位的向往,对君、父权力的崇拜,弥漫、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心灵。同时血缘宗法制度其实质就是确立和巩固父家长制,强调父家长在家庭中至高的权威和尊卑上下的等级秩序。为了有效的控制百姓，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各级官员也都被涂上了“父家长”的油彩,成为百姓的“父母官”。对地位和权力的崇拜与追逐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最终便表现为对官位、官阶的向往和对官员的敬畏。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与血缘宗法制度相伴随,与忠孝一体的伦理政治传统相伴随,官本位思想在古代中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发展环境, 为古代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打上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的烙印。

三.官本位思想的表现及影响

官本位思想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本位”思想泛滥

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突飞猛进相对比，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究其深层原因，干部队伍里浓厚的“官本位”思想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不可否认，“官本位”意识的存在，既有历史积淀的原因，即封建的“官为贵”的思想的根深蒂固性。但更值得重视的是，现实生活给“官本位”思想提供了得以泛滥的各种条件。例如，从物质利益的角度看，一方面，“做官”有稳定的相对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权力可以带来比工资高得多的灰色收入。同时，“做官”还可以为其家人和亲属带来荣耀和各种实惠。正是在此双重利益的驱使下，许多人把“官”仍视为百业之首，对“做官”才推崇倍至。“学而优则仕”成为一些人奋斗的目标和手段；“考官”热经久不衰；博士、学者以挤进 “官”的行列为荣；一些干部把官位视为命根子，削尖脑袋，千方百计寻找 “靠山”；升官，则喜不自禁，罢官、降级，则如丧考妣。

（二）官风不正，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权力本身具有两重性，既可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用来谋取私利。在“官本位”思想控制下的权力必然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为求官自保的私利足以使为官者丧失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从而也就会淡化和丧失掉服务人民的意识。实事求是地说，现在封建官场上的一些陈规陋习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颇有市场。一些人唯上不唯下，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上司那里，打点关系，阿谀奉承；而对民意和普通群众的忧乐疾苦置若罔闻、漠不关心。一些人把工作岗位视为旧式官场，以玩弄权术为乐，以庸俗的中庸之道平衡关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有一些党员干部扭曲手中的权力，在冠冕堂皇的外表和借口下，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索贿受贿，黥吞公款，聚敛不义之财，过着挥金如土、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还有一些人以 “官位”为媒介，结党营私，谋取小团体利益，甚至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特权阶层，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凡此种种现象表明，在一些人那里，人民的“公仆”已蜕化为“官老爷”，“官本位”的思想已取代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官本位”与“金本位”结合，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揉杂在一起

一些“官本位”思想浓厚的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极易感染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由于目前的中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一些人便利用权力大肆攫取金钱。其主要表现是：把做官与发财直接联系起来。一些党员干部把手中的权力作为筹码，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损国家、集体利益，肥个人腰包。把官位货币化，或明或暗进行买官卖官。一些握有官职升免权的干部利用

人事制度上的漏洞或明码标价，或变相鬻爵；有些地方因卖官过多而无法安置只好因人设位、因官设事，造成官员过剩、扯皮推诿，甚至也不时有因“买卖”不公而内讧，导致恶性事件，激化矛盾。买官卖官的恶性循环。变卖权力、出卖官职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人把官位看作特殊的财富和商品，即这财不仅来自俸禄，更多的是来自外财。因此，一方面利用手中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获取钱财；另一方面，也常常如法炮制“短、平、快”的发财“项目”，卖官。于是，进行新一轮的“买卖”交易又重新开始。

四．对清除官本位思想的思考——建设服务型政府

批判官本位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建设服务型的政府，则是从制度层面上抛弃官本位思想，树立民本思想的重要体制创新。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其路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保障公民权利,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保障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

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上至下加强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教育,在思想上使官员树立法治行政观。建立严格的法律问责制,对不执行法律、违背法律而形成的各类严重失职和渎职行政行为,要依法追究责任。将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范围、程序以及相关的措施纳入到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全面建设法治政府。首先,规范行政立法行为,进一步完善立法程序,探索建立立法听证制

度。其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对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我国“审批”过多过滥、冗长复杂的现象将产生积极影响,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政府只有切实把行政审批的范围减下来,实现审批行为的规范化,才谈得上向服务型模式的转变[4]。再次,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建立和完善行政事业性收费听证制度,凡涉及到企业和市民收费项目的设立和收费标准的提高,都要认真听取企业和市民的意见。最后,全面推行官员问责制度。“问责制”是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责任政府”原则的体现。实行“问责制”根本的是要解决行政官员权责对等问题。制定官员问责制,各级各部门必须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以法律或条例的方式来规定官员所负责任,失职受何种处分,依何种程序判定等,以此来砥砺官员,提高他们的责任心,从而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态度和质量。严格追究推诿、扯皮行为的责任。

(二)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打造新型行政文化。有什么样的政府治理模式,就必然要有什么样的行政文化与之相适应

能否建构与服务型政府相适应的新型行政文化,是影响和制约服务型政府能否顺利实现的更深层的柔性层面。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指出,当今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首先是一场政府管理理念的变革,它要求我们的政府和公务员彻底放弃“官本位”的文化传统,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新型行政文化。具体说,就是要树立以民为本，顾客至上的民主理念;提高政府能力,改善服务质量的服务理念;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念,并建构与服务型政府内在要求相一致的新型行政文化,主要包括服务型行政文化、责任型行政文化、效能型行政文化和法理型行政文化,从而有效地巩固行政改革的成果,最终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崇高目标。

(三)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

政府绩效评估是以一定的时段为界限,根据政府管理的效率、效益、公平、秩序及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判断,对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所反映的绩效进行定量或定性的测量并划分等级,以期改善政府行为绩效和增强控制的系统过程。目前,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机构、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要不要评估、由谁来评估、评估什么、怎样评估”等问题,应当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尽快完善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一是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二是培育多层次、多元化的绩效评估主体。一方面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绩效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让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大众媒体、中介评估机构通过一定的程序和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以保证评估工作的公正性。三是推进政府绩效评估法制化。不仅要从法律上对政府绩效评估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加以明确,还要给政府绩效评估机构以足够的法律地位和权限,以确保其工作的顺利展开。四是在评估的基础上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注重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团队激励与个人激励相结合。

(四)强化公务员队伍建设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当前应在控制数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上狠下工夫。要严把“入口”关,确保选人用人质量;要疏通“出口”,积极推行辞职、辞退制度;

要加强培训,搞好公务员的政治、理论、文化学习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其整体素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建立长效机制,依据《公务员法》和有关规定,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建立和完善竞争择优的选拔机制、符合社会需要的培养机制、开放灵活的流动机制、与贡献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把公务员队伍建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五)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由政府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状况和行政权力对市场的不正当的干预

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核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就要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解决好“越位”、“错位”、“缺位”问题。解决政府管理“越位”问题,应改变过去包揽一切的管理体制,缩小、分解政府的管理权限和范围,把不该由政府承担或政府管不了的职能转移出去,实现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合理分工。解决政府管理“错位”问题,主要是理顺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明确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职责范围,避免因分工不当、责任不明导致政出多门、交叉错位。解决政府管理“缺位”问题,就是把应当由政府办的事情真正抓起来,负起责任,避免管理出现“断档”,公共服务出现“真空”。

结语：诚然，官本位思想作为科举制度的残余在当今现代社会仍然十分活跃，并导致了贪污腐败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其表现也十分明显，对于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及其表现和影响的分析，对于解决贪污腐败以及政府行政效能低下等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而建设服务型政府既是消除官本位思想的重要体制保证。

参考文献：

[1]黄惠丽.论公民意识的培育—基于科举制度残余“官本位”思想消极影响的视角[D].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7).[2]朱岚.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生发的文化生态根源[J].理论学刊.2005(11).[3]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4]赵杰:《服务型政府的新定位》,中国青年报200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