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与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主讲人：曹建萍
2014年5月
汇报框架
三中全会公报概览
核心问题
为什么改？
改什么？
怎么改？
侧重点：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核心问题
一、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为什么改）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和重点难点（改什么）
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保障（怎么改）
一、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为什么改）
回头看历史：
奋斗的历程分外艰辛
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
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
放眼看世界
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发展机遇稍纵即逝
竞争格局瞬息万变
低头看自己
未富先老
未强先大
未兴先懈
回头看历史之奋斗的历程分外艰辛
回溯明清之际，西风东渐，引起中西文化正面冲突的开端，西方文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工业革命，气焰万丈，其文哲、科技、经济、军备、地理知识、及造船技术，皆有空前的发展。西欧诸国以雷霆万顷之势东来，强行打破了闭关自守的满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生存危机，有识之士，确认自强更生之道，继而投身民族振兴的大业，并进入国际社会中奋斗，争取独立与保持国家尊严。经百余年之努力，今日中国已成世界大国之一。
回头看历史之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
回头看历史之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
十八大原文：
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
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
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放眼看世界之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笨猪五国：笨猪五国（英语：PIIGS），也叫作“群猪五国”或者“欧猪五国”，是国际债券分析家、学者和国际经济界媒体对欧洲五个主权债券信用评级较低的经济体的贬称。这个称呼涵盖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特别指各国的主权债券市场，这些国家的公共赤字也都超过了3%。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放眼看世界之发展机遇稍纵即逝
重要战略机遇期：
能源民主
生产民主
放眼看世界之竞争格局瞬息万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和重点难点（改什么）
全面改革的总体布局——“非常6+1”
1、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2、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3、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4、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5、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6、紧紧围绕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深化军队体制改革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组织保障（怎么改）
（一）解放思想是法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二）成立全面改革领导小组：
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三）坚持正确的改革逻辑：
顶层设计与摸石头过河辩证统一。
（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
（五）必成的勇气和决心：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侧重点研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核心词：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决定性”
1、历史脉络
Stage1:“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80s）”
Stage2:“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4 “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6
“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7
“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8
Stage3:“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2、内在机制：三大决定机制（供求、价格、竞争），三大自由（企业自主决策自由、消费者选择自由、商品和要素流通自由）
3、市场决定性面临的挑战
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道德经》）
当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着力点
摆正政府的位置（一场革命）
加强三型政党的建设（一次修炼）
走好群众路线（一种回归）
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什么？
政府的职能（30年回顾）
政府的职能（亚当·斯密的观点）
“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的利益，首先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
国家的职能：
一、公共安全
二、法律秩序
三、其他公共品，如教育等
地方政府职能（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原文）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15）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公共服务：教育、社保、廉租房等服务项目
市场监管：质量监管和食品监管
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自治
环境保护：空气质量、水源保护、土壤、植被等
市场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你如果要想幸福，你首先要使别人感到幸福。
如果别人不幸福，你不可能幸福。这就是市场的逻辑。
有没有特例？
为什么政府不再起决定性作用？
考虑投入产出比：
自己的钱为自己花效率最高
（市场模式）
别人的钱为别人花效率最低
（政府模式）
政府如何退出？
简政放权：简政放权须跳出“放收循环”的怪圈。
对于市场主体，“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公权，法不授权不可为。途径之一，就是实行“两个清单”制度：
一是突出市场规则，统一市场准入制度，建立负面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行业、领域和经济活动都许可)，并与国际规则接轨。
二是推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详细规定权力究竟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到底怎么干，等。权力越透明，权利就越有保障。只有厘清权力的边界，杜绝不作为、乱作为或以权谋私等乱象，才可能使权力得到有效监督）。
《决定》对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设计就是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取消”：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
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11月23日，《广东省“十二五”时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试方案》印发。全国人大也授权广东在行政审批改革先行先试，突破部分法律法规限制
第二个是“下放”：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更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审批权下放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增强中央政府宏观战略管理能力、增强地方政府服务能力、提高企业经营和群众生活方便度的一大举措。
相关论点
“我任内三公消费只减不增，我任内财政供养人数只减不增”
关于产权：公、私财产权均不可侵犯
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
国有企业的红利上交数字到2020年要提高到30%
关于自贸区：境内关外
关于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小学与大学）关于户籍改革：全面放开、有序放开、合理确定、严格控制
小岗村的经验：收入分配体制&要素结合方式！
谢谢大家！
第二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三篇：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意义何在？如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形之手”又该做哪些调整？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林兆木。
紧迫性何在？
林兆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哪一方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这个新表述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1960 年全世界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共有 101 个，到当前只有13 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绝大部分经济体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教训之一就在于未能准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些是过度依赖政府忽视市场作用，有些则是只重视市场忽视政府作用。
从国内实践背景看，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而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缺失等，都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缺位，市场功能发挥不够有密切关系。
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最优途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的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如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才能顺利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林兆木：从《决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现在防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仍然存有。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过度干预，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又作为不够。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经济领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行资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错配有很大关系。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才能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第三，有利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现在政府治理与市场功能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政府把重点转到增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也有利于铲除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土壤。
第四，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竞争更趋
激烈，主要发达国家正在推动新一轮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适合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要求，推动我国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记者：百姓能从市场与政府的新关系中得到什么实惠呢？
林兆木：这种新的关系不但是重大的理论发展，而且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价格更放开，竞争更充分，资源利用更经济、更有效。这就意味着，作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百姓能有更多创业、就业、致富的机会；作为消费者，百姓能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可选择，得到更多实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就要不越位、不缺位，做好该做的，管好该管的，解决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成员，百姓能得到更公平的上学就业机会，更安全的食品药品，更好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更干净的水和空气。
归根到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束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政府不要当“运动员”，而是要当好“裁判员”
记者：怎样才能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抽象命题，它是贯穿《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主线。《决定》相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六个部分，都是紧紧围绕这个主线展开的。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基础。《决定》从多个方面提出改革举措，包括：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等。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动放权是关键。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压力来自政府内部，面临着思想观点束缚、传统行为惯性与利益固化三大障碍。要破除三大障碍，《决定》给了我们“三字经”：“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放”，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交”，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交给市场和企业，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记者：怎样理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的“更好”二字？政府简政放权的同时，还有哪些是要补位增强的？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说市场是万能的、能够把一切交给市场；更不是认为政府对市场能够撒手不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讲道德、讲诚信的经济。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都不是要弱化市场作用，更不是要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补充市场失灵，并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对此，《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增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动共同富裕，补充市场失灵。”
换言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越位，即对市场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问题；另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缺位，政府要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该管的事管好。曾有一个比喻：在经济活动中，政府不要当“运动员”上场比赛，而是要制订比赛规则，当好“裁判员”，维持好比赛秩序。
第四篇：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新一轮改革大幕，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全面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方向，鲜明提出了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科学描绘了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时代使命，我们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落实好全会精神.披荆斩棘，正道沧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其独特的创造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缔造出一幅丰富生动的发展图景。九十多年奋斗积累，六十多年建设发展，三十五载锐意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清晰鲜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本政治制度不断夯实，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建设不断加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巨大跨越。中国的“制度优势”成为一个个奇迹最贴切的注脚。
改革的实践在基层，基层改革者任重道远。人们不会忘记，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是安徽小岗村农民对包干到户的大胆探索，掀起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正是建立在这样许许多多基层改革者的探索之上。如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仍然需要千千万万的基层改革者去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不断细化、完善、落实会全会的一项重要要求。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引起高度关注,其规模、风险、未来发展轨迹、治理思路都将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审慎处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以及可能诱发的风险，十分必要。
实践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未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号角已经吹起，让我们以更大的勇气去继续探索深化改革的道路与模式，以更坚定的信心去践行改革开放的理念，用新的姿态迎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
第五篇：十八届三中全会：政府和市场关系
以下是由
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并明确推进时间表，真正拉开中国第四轮改革大幕。在具体领域上，目前呼声较高包括行政管理、金融体制、财税体制、资源价格、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等领域改革
按照中共中央既定工作安排，今年11月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这将是左右未来十年中国政经走势的一次重要会议，各界对此充满期待。
7月23日，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这次座谈会传递了中共中央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勇气，并透露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诸多议题。
综合本次座谈会和各方信息可以看出，各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消除市场壁垒、财税体系调整、国有和民营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领导等议题上能有重大突破。
“主要讲经济体制。”一位接近决策层人士介绍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不会动摇，因为这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确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改革带来的红利正在消退，新的经济社会问题正阻碍着中国发展，因而深化改革势在必然。而从历史经验和当下主流意见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是进行第四轮改革的最好时机。
更彻底的市场化
“那时候逢年过节发票一个人才二两花生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用宋的话说，“当时每月一点油、二两肉，买东西都得凭票。”
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步。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财富增加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在很多“过来人”看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就像魔术一样。
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再次迎来了新一轮上升期，“入世”带来的红利再加上在改革上的突破，例如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得经济增长的潜能得到极大地释放。
“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从人均GDp不到200美元现在超过6000美元，应该看到发展阶段不一样，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采取的措施也应有所变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告诉《财经》记者。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位研究人员认为，经济关系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仍比较突出，财税体制弊端凸显，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现代金融体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不少新矛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市场边界问题。”多位受访人士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开始，地方政府权限逐步扩大，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提高，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诸侯经济”越来越严重。
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对土地运作，经营城市，层层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分解GDp指标，地方政府俨然成为一个企业，地方政府首脑成为当地经济活动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宋晓梧认为，“诸侯经济”、地方政府公司化问题严重，在某种程度上已成改革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与之相关的是财税体制弊端。上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分税制改革，让中央政府财力偏弱状况等到改善，但经过十多年发展，新的税制不合理问题凸显出来，例如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据悉，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就完善财税体系出台重要政策。
“解决地方财权事权，首先得明确地方政府应该管什么，这个不明确，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就划分不清。”一位资深研究人员介绍说，弄清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以后，才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如何分配问题。
预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突破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是重要议题之一。这和国务院研究中心“改革的重点领域与推进机制研究”小组此前的建议异曲同工。
该研究小组认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是经济体制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必须按照建设现代国家要求，把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作为深化改革的关键和突破口。
“既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开放到位，又要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这不仅是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3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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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并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和安排。三次集中下放、取消行政审批权，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
张卓元认为，推进政府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特别是其中的“越位”问题。
张卓元提出，政府应当从介入过深的经济领域逐步退出，不再充当资源配置主角。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应主要搞好宏观调控，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稳定的环境，基本上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真正实行政企分开。
宋晓梧提出，这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重在简政放权，除了中央向地方放权外，政府向社会放权也是其中重要内容，即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交给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去管。
这项改革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发展程度，这就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时，大力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不再走“官办、官管、官运作”的老路。
第四轮改革起步
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并明确推进时间表，通过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真正拉开中国第四轮改革大幕。
在具体领域上，目前呼声较高包括行政管理、金融体制、财税体制、资源价格、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目前上海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囊机构先后向中央建言献策。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认为在众多需要改革事项中，政府改革至关重要，要加快电力、铁路、公路、卫生、教育领域的改革，打破过度垄断与过度管制，促进市场有效竞争，实现政府在上述领域“行政、监督、股东”三项职能的履职主体有效分离。
在黄剑辉看来，政府三个职能分离，由三个不同的主体来承担，以确保政府调控、引导经济发展职能与市场配置职能“双到位”。
宋晓梧认为在要素市场化上可以改革的空间很大，例如土地，特别农民土地市场化现在尚未真正实现，仍由政府部门垄断;劳动力的市场化也存在很大问题，城乡两个劳动力要素市场被分割开，行政垄断进一步分割了劳动力市场。
资本要素中，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7月19日，中国决定取消政府规定的银行贷款利率下限，以推进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但存款利率市场化并未实质推动。
收入分配改革虽然有一定进展，例如制定、出台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但是要看到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仍未扭转。
“低收入阶段，收入分配改革重点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分配改革重点就是瞄向共富。”在研究人员看来，改革不仅是一次分配领域，还包括二次分配领域。
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咨询部副部长王军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各种利益诉求冲突不断，各种观点主张相互交织。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取向以及重点等，分歧越来越大。改革红利有所减弱，“改革综合症”、“改革疲劳症”日益显现。
具体表现为改革共识普遍欠缺，改革方向迷失，改革步伐停滞不前，一些重大改革行动或方案拖而不决或决而不做，比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
一些部门和地方改革动力不足，甚至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同时，改革缺乏整体协调，部门化、碎片化现象严重。
为此，王军建议尽快建立中央层面、超脱部门利益、跨行政任期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可以考虑做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中央充分授权，使之具有权威性、超脱性，成为受党中央直接领导、独立于行政部门的专门机构，专司对国家经济、社会、外交等领域重大战略和重大决策，进行全局性、长远性、跨部门的统筹设计。
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方案起草前，设立改革顶层设计机构的呼声甚高，类似的建议也从不同渠道递交到方案起草小组。据悉，起草小组一度动议设立不同于国家体改委的改革智囊机构，为改革出谋划策，但是最终未被采纳。
升级中国经济模式
黄剑辉介绍说，中国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周期，每个周期十年左右，恰好对应于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新世纪“入关”与完善市场经济改革。三轮改革实现了中国社会三次关键的历史性转折，也成为30多年来经济增长周期的三个拐点。
“可以说，改革是中国经济在三次增速下滑之后，又重拾升势的关键。”黄剑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增长动力减缓与下行压力，主要源于融入全球化市场体制改革红利的消退，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改革红利来推动经济增长。
在总结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时，黄剑辉认为，过去十多年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资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投入。
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导致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资源成本以及对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这种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这十多年来，特别是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推行的政府主导型高投资模式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要看到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不断显现，已难以为继。
在研究人员看来，政府主导的投资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对民间投资造成挤出效应，使得整个经济产出效率下降。同时造成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土地财政的不可持续以及影子银行的高杠杆率等问题不断发酵，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领域风险不断积聚。
“目前来看，由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长黄金年代已经过去。”黄剑辉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由更高效的市场化投资和更高占比的消费来化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长远看要通过改革释放各方面增长潜力。近期来看，应该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稳增长，把打造经济的升级版作为稳增长的主要举措。
郑新立建议的主要措施包括激活民间投资，增加住房供给，调整消费政策，加大环保投入，全面推开“营改增”改革，有序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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