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五篇模版]

第一篇：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2012.12.28

陈湛匀教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学者、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由于工业化向后期过渡，靠资本投入方式要转创技术进步的方式，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重组是市场问题，要发挥好市场基础作用，政府需要做的是那些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通过节能减排方式淘汰落后产能，转岗培训和社保体系问题。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十八大报告提出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主导的主要领域是那些无法依赖市场，比如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服务，尤其教育、养老、医疗公共事务层面，基础设施、重大科技研发等，还有对市场造成伤害要施行行政管理如地沟油、重金属污染等。

现在政府大量的投资，有些效率下降、产能过剩，这是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重大投资项目都应该有民众听证制度，预算和支出是要透明的。未来改革方向应更多的靠市场自发调节，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和监管。但是政府必须要承担市场监管职责，而不能出现谁出钱多就为谁服务，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化“监管俘获”——泛市场化了。更不能由于利益的驱动，有些将个人寻租带入监管，造成了严重腐败，这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要限制行政权过度市场化，它决不能被交易，所以要改革现行行政管理制度，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

又比如，政府应公平对待国企和民企，国企不能无限制地拿到一些优惠政策，应当要提升国企风险级别，限制和监管新增贷款量，配置更多信贷资源给中小型民营企业。

还有，由于工业化向后期过渡，靠资本投入方式要转创技术进步的方式，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重组是市场问题，要发挥好市场基础作用，政府需要做的是那些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通过节能减排方式淘汰落后产能，转岗培训和社保体系问题。（胡津铭）

第二篇：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意义何在？如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形之手”又该做哪些调整？记者就此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研究员林兆木。

紧迫性何在？

林兆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哪一方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决定》的最大亮点之一。这个新表述抓住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牛鼻子。

从国际发展经验看，1960 年全世界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共有 101 个，到当前只有13 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绝大部分经济体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教训之一就在于未能准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些是过度依赖政府忽视市场作用，有些则是只重视市场忽视政府作用。

从国内实践背景看，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我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而当前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生态环境恶化、公共服务缺失等，都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干预不当和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缺位，市场功能发挥不够有密切关系。

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都证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体制，也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的最优途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它的实质就是让价值规律、竞争和供求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如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才能顺利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记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怎样的重大意义？

林兆木：从《决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现在防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仍然存有。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过度干预，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又作为不够。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经济领域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行资源配置。

第二，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资源错配有很大关系。根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关改革，才能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第三，有利于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现在政府治理与市场功能的边界不够清晰，政府将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审批项目、招商引资等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政府把重点转到增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也有利于铲除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土壤。

第四，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竞争更趋

激烈，主要发达国家正在推动新一轮贸易投资自由化谈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适合新一轮国际竞争的要求，推动我国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记者：百姓能从市场与政府的新关系中得到什么实惠呢？

林兆木：这种新的关系不但是重大的理论发展，而且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价格更放开，竞争更充分，资源利用更经济、更有效。这就意味着，作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百姓能有更多创业、就业、致富的机会；作为消费者，百姓能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可选择，得到更多实惠。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就要不越位、不缺位，做好该做的，管好该管的，解决对公共服务、市场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作为社会成员，百姓能得到更公平的上学就业机会，更安全的食品药品，更好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更干净的水和空气。

归根到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对生产力发展的所有束缚，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政府不要当“运动员”，而是要当好“裁判员”

记者：怎样才能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抽象命题，它是贯穿《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主线。《决定》相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六个部分，都是紧紧围绕这个主线展开的。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基础。《决定》从多个方面提出改革举措，包括：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等。

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动放权是关键。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压力来自政府内部，面临着思想观点束缚、传统行为惯性与利益固化三大障碍。要破除三大障碍，《决定》给了我们“三字经”：“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放”，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交”，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凡是市场和企业能解决的，交给市场和企业，凡是社会中介组织能承担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

记者：怎样理解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的“更好”二字？政府简政放权的同时，还有哪些是要补位增强的？

林兆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绝不是说市场是万能的、能够把一切交给市场；更不是认为政府对市场能够撒手不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讲道德、讲诚信的经济。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都不是要弱化市场作用，更不是要取代市场作用，而是要补充市场失灵，并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经济有序运行创造良好环境。对此，《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增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动共同富裕，补充市场失灵。”

换言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越位，即对市场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问题；另一方面是要解决政府缺位，政府要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该管的事管好。曾有一个比喻：在经济活动中，政府不要当“运动员”上场比赛，而是要制订比赛规则，当好“裁判员”，维持好比赛秩序。

第三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尊敬的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开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里程，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以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与潜力，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为重要内容。

国内外市场环境变了，但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新一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变

35年前，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释放了10多亿人口的致富冲动，这种冲动与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结合，创造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年均增长9.8%的奇迹。随着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大幅度提高，许多制造业产品从供不应求变为供大于求，甚至一些产品出现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居民积累的物质财富数量相应地增加了，人力资本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知识与技术资源的流动性也比以前增加了，全社会对创新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这需要全面提升生产率，促进经济转型，以保持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

要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就要不遗余力地动员全社会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激发全社会的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在长期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及总结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激励与配置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确定到完善是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人们对市场认知不断提升、体制转轨不断深化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的过渡期，要提升生产率、推动经济转型，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位置，这是由经济转轨中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特征决定的。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主体尚未充分发育与成长起来之前，政府主导型经济下的地方竞争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激励性作用。但是，各级地方政府毕竟不是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竞争就不可能是效率竞争，而是一种不完全考虑投入成本、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的规模竞争。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把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规模竞争转变为一种效率竞争。要实现这种转变，不是将各级政府改造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而是要极大地激发民间投资、创业与创新活力，以各种方式进入市场，成为竞争与创新的主体。这就需要消除各种资源自由进入与退出的各种体制障碍与约束。无疑，政府职能转变是破解这些因素的关键，也是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所以，新一轮改革仍然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入手，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降低制度运营成本

目前，绝大部分行业领域都已经对民间资本放开了，一些地区也提出了“非禁即入”的准入政策。但是，政策上允许进入了，为什么民间资本还不能大量地进入呢?制度运营成本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商事注册登记制度的流程过多、在流程中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过大，交易费用过高，那么，即使政策放开了，民间资本的进入也是比较困难的。在民间资本与知识存量大量聚集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如果民间资源不能有效地动员并配置到生产性投资与创业活动，那么，它就会大量分流与配置到与创造财富无关的非生产活动，甚至境外。在我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仍然需要有效地动员与配置资源的现阶段，这无疑是一种资源损失。而降低制度运营成本可以极大地动员社会资源用于社会经济建设主战场，并通过低成本的资源进入与退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广东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与尚未改革地区的对比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2013年1—9月，广东省进行商事登记制度的深圳、珠海、东莞与顺德等四个试点城市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为36.85万户，同比增长了64.11%，而尚未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其他地区新登记的市场主体下降了3.4%。如果以此为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带动政府职能转变，那必将极大地释放全社会的改革红利。

以增强改革的协同性减少改革与尚未改革之间的不协调性

当前，我国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科斯所说的边缘改革进入到了核心地带。这个核心地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更紧密，一个经济领域中的体制机制与其他领域往往是相互交织并彼此牵制，某一个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正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所在。诸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等五位一体协同改革的统筹规划;财政体制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合;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之间的顺序安排，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与垄断性行业规制化管理之间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组织成长之间的互补与互动等。当然，整体推进并不是一哄而上，这需要根据改革任务的难易程度、影响大小与环境条件进行分类，并找出重点、顺序与配套条件等。因此，当前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是保障改革有效推进的关键。

以约束权力为核心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建设

过往的改革经验与教训表明，体制改革往往会更多地强调政府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而没有更多地关注从制度上建立约束权力的机制。如果约束权力的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就不仅容易重走“放乱收死”的循环老路，而且，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也难以形成长期化信誉。要避免这种情况，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通过立法程序相对固定下来。增加变更这些法律条款的成本。制度的笼子包括了三方面的约束机制，一是以法律有效保护的产权制度来约束权力，如果财产缺少法律的有效保护，就容易导致政府侵占个人产权、个人之间相互侵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二是以权力约束权力。三是以社会监督约束权力。比如说，实施财务与政务公开作为对政府部门的一项常态化的制度建设与业绩评估要求，定期向社会公开，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等。把这三方面的机制建立起来并共同使用，才能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进展。

汇报人：xiexiebang

第四篇：2013.8.6陈湛匀教授 银行监管

陈湛匀教授 市场开放进程中要重视银行监管

中国商业银行拥有渠道的绝对优势，随着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技术革新等改革，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占比不断减少，促使商业银行洗牌。在市场竞争中，银行资产质量很重要，如何预防不良贷款率，特别是在金融混业大趋势下，如何监管金融受到新的挑战。

中国央行将银行业监管分拆出去了，类似做法还有加拿大等国家；当今世界央行专门监管银行业有美联储、欧洲央行；究竟是监管分拆好呢？还是专门监管体制好？笔者认为如果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那么毫无疑问监管银行是必须要尽到的职责。

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是银行业结构方面最权威的法案，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美国限制自营交易的沃尔克法则（Volker’s Rule）、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监管体系一部分，特别要提及的是沃尔克法案对业务范围限制、监管衍生品市场，但是这个法案致命缺点是根本没有触及政府对系统性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问题；英国维克斯框架（Vickers’ Framework），它认为，银行要有“双保险战略”：在拥有更安全结构同时，还要强调资本充足和杠杆重要性；还有欧盟利卡宁（Erkki Liikanen）框架。

在实践过程中，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中需要考虑监管问题。监管过度，就会抑制金融创新，比如对影子银行规模和风险监管；监管无力就会积累风险，比如当管利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民间借贷就会兴盛。在监管的同时，中国商业银行之间要学会错位竞争，提升核心竞争力是关键。

第五篇：陈湛匀教授 减少中小企业和居民税负

陈湛匀教授 减少中小企业和居民税负

中国贸易新闻网财经频道讯：在今天《湛匀妙语》的节目上，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就减少中小企业和居民税负发表演说。陈教授提到: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当前的总税收约占GDP比重的20%，与国际水平相比，该税负水平不属于“税负高”之论。

以下是陈教授的部分观点实录：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当前的总税收约占GDP比重的20%，与国际水平相比，该税负水平不属于“税负高”之论。但从实际出发，中国劳动者的平均税率并不低。

目前那些承担就业和创业压力的小微企业及中小企业面对税收还是有压力的，想要减缓这些压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有必要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的负担。从长远来看，只有企业实力增强了，国家财政收入才不会减少。

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减税力度，来减轻居民的负担，促进保障工程，从而较好的改善民生。劳动负担减缓了，劳动者积极性就会提高，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简介：

陈湛匀，男，1964年1月1日（农历十一月十七）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带头人，擅长金融资本与产业投资，1993年起至今任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委员；上海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府决策咨询专家；上海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闸北区政协常委；上海亚太财经研究中心主任；太平洋盆地国际金融协会基金分会主席；上海市巴士集团、一百股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主要学术著作：《金融创新实务》、《社会资金实证论》、《金融融资》、《宏观市场经济平衡下资金监控》、《中国宏观经济监控研究》、《中国金融市场》、《中国社会总资金流量和结构监控研究》、《国际资本与中国产业发展》等。发表主要学术论文：《不同类型的通货膨胀监控与统计定量研究》、《The study of the Balanced Area of Index’s Fluctuation in Shanghai Stock Exchange》、《The analysis of competition over interest rate among banks in China》、《长江三角洲资金融通研究》、《产业政策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导向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监控模型研究》、《未来上海资金的筹措与运行》、《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效率提高》、《对IS-LM-BP

模型的修正——中国政策组合的理论可行性》、《我国中小企业资本结构控制》、《上市公司壳资源评估模型探讨》、《国际资本流动新发展与中国对策》、《中国建立QDII机制探析》、《投融资创新》、《新金融霸权与人民币汇率升值》、《关税变量下的IS-LM-BP模型及保持国际收支均衡的有效政策选择》、《论“流动性陷阱”看我国利率杠杆的运用》、《德国产学研联合的弗朗霍夫模式对上海市产学研联合的启示》、《中国资本帐户问题研究》等。发表主要教材：《国际金融理论、实务和案例》、《国际融资》、《国际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