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赠言作文

第一篇：哲人赠言作文

1.放弃^_^

放弃其实就是一种选择。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必须学会放弃不适合自己的道路;面对失败，你必须学会放弃懦弱;面对成功，你必须学会放弃骄傲;面对老弱病残，你必须学会放弃冷漠，实施救助……我们只有在困境中放弃沉重的负担，才会拥有必胜的信念。放弃我们必须放弃的、应该放弃的，甚至比拥有更重要。

并不是所有的探索都能发现鲜为人知的奥秘，并不是所有的跋涉都能抵达胜利的彼岸，并不是每一滴汗水都会有收获，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会有美丽的结局。因此，我们应该学会放弃，明白这点，也许你就会在失败、迷茫、愁闷、面临“心苦”时，找到平衡点，找回自己的人生坐标。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窗外云卷云舒”，如果说这种境界，是我们常人难以企及的，那我们就学会放弃吧，放弃同样也是另一种美丽。

放弃是一首流浪的歌，低回吟唱在心头，是失意的人生充满振臂而呼的自信;使跌倒的信念重新拔地而起;使消沉的斗志面向晨曦喷薄而出;使世俗的纷争化干戈为玉帛……

但是，不理智的放弃是一种浪费和一种执迷不悟，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践踏和对人生的不负责任。

不懂得放弃的人，总将生活中不如意绕在心灵的枝杆上，一生就像北方腊月的浓雾，挥之不去。就这么一味地自怨自哀，自暴自弃，于是青春美丽的容颜与悠悠岁月擦肩而过恰如风过竹面，雁过长空，就像苏东坡的一生人生长叹：“事如春梦了无痕”。

懂得放弃的人，是静下心来当一回医生，为自己把脉，重新点燃自信的火把，照亮人生中不如意的症结，然后分析与之失之交臂的差距，根据自己自身的特点选定一个目标，努力掌握一门专长，多看一些奋发的书籍，开阔视野，荡涤一下容易浮躁的心灵。懂得放弃的人，会对任何事不会太过苛求，竭力用温情、柔情，大度营造一个温馨的港湾，在荡漾着对生命充满着爱意的氛围中，舒展一下疲惫的心是多么惬意与幸福!

放弃，既是遍历归来的路，又是重登旅程的路，又是对过去诱发深思的路，也是对未来满怀憧憬的路。千万朵智慧的灯火灿烂着温柔和明朗的天空，牵出生命音乐般轻柔的翅膀、牵出一生春光明媚的季节。

生活中有苦也有乐、有喜也有悲、有得也有失，拥有一颗达观、开朗的心，就会使平凡暗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那种曾有过的莫名的忧伤和生命的空无，会师一生犹如过客。

学会放弃，让伤心随风而逝，只有快乐相随……

学会放弃，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简单的背影;

学会放弃，将昨天埋在心里，留下最美的回忆;

不管昨天拥有晴朗，还是阴霾，学会放弃，你将从自己的明天，获得更新的一轮太阳，获得任你驰骋的更大的一片蓝天!

第二篇：【名人】一代哲人冯友兰

【名人】一代哲人冯友兰.txt昨天是作废的支票；明天是尚未兑现的期票；只有今天才是现金，才能随时兑现一切。人总爱欺骗自己，因为那比欺骗别人更容易。【名人】一代哲人冯友兰

冯友兰从20世纪初开始进入哲学的学术研究领域，其间撰写编纂的中文和英文书籍近40种，发表学术论文近500篇，其学术生命之长、论著之丰，在其同辈学人中极为鲜见。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共产党三个不同的政权，亲历了清末的腐败，民初的军阀割据，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一个极端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渐渐地走向市场经济。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也是一个千变万化、令人目不暇接的时代。冯友兰处于这个时代之中，始终一心一意地做着自己的事--把中国哲学发扬光大。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是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他早年所受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教育。当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一时之间，风云际会，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正是带着寻找这一问题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先后在开封中州大学、广州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到燕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并出版著作《人生哲学》。在这本书中，他持新实在主义观点，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京大学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主任。此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在这部著作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疑古派”相区别，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他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他创立的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1948年，冯友兰当选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历尽40年的心血完成了他的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长达150余言的哲学巨著，着重探讨了中国哲学中的精神境界学说，以时代思潮为纲，对整个中国哲学史乃至文化史做出了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对探究人类精神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成为了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第三篇：玩味人生的哲人

～-6-10　字数：1806一个宁静的黄昏，夕阳西下。我在窗前合上了余华的《灵魂饭》。我又一次看完了他的一部著作。透过窗户向外望去，窗外的墙上挂着晚霞。我陷入了思索……第一次认识余华，是读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至今这篇小说在我心中留着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这篇作品，透着一种浓浓的人生的味道，一种夹在现实与虚幻之间的感触。每读一遍，心里就一次颠簸。于是，我慢慢被余华小说里的那一种特质吸引，使我去读他另外的文字。这一次读的，是他的《灵魂饭》。以前一直以为余华只写小说，而读到这一本他的随笔集时，才知道原来余华的随笔也如此有味。在书中，作为父亲的余华写自己的儿子的童年，又回忆自己的童年，在两个童年、两个时空间里思索、神游。他写他儿子如何与他作对，又追叙自己小时候和父亲作对，已过不惑的他充满感慨。看他倾诉这些故事，想象他怎样在海盐那个农村里生活，会突然有一种莫明的感动，我的心似乎能停在岁月的那个角落，那个他躲他父亲的麦地旁，来体味那一份属于他，确令我觉得相似的情怀！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会觉得相似？余华在书中写道：“我十岁展望2000年时，我显然是奢侈了。而现在回忆十岁的情景时，我充满了伤感。这是时间对我的～，同样的距离，展望时是那么漫长，回忆时却如此短暂。”读到这里时，我再次涌起一阵感动，对，感动，我不能用别的词语来修饰那种感觉。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也想过长大以后，我现在想长大成人也就是几个春秋后的事，我感到一种悲凉，一种无言的恐惧，一种对时间不可抗拒的畏缩；而在看到余华相同的、更沉重的文字后，这种感觉趋向了感动。我想像余华从一个牙医，在一个几乎被尘世遗忘的地方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位作家，我觉得余华优雅地玩味了人生。我又想起以后自己的人生，感觉心在成熟，也好像在苍老。或许成熟就是苍老，或许。这些感情大概是建立在读余华其他作品的感悟上积淀出来的吧。毫无疑问，余华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但他有太多让人迷惑的作品。我第一次读他的《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往事与刑法》等小说时，简直不知其所云。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何类的小说！也许这是所谓的“先锋派”小说吧！但是，这些似乎飘渺、古怪、迷离的小说，有一种很特质的魅力引导我进入那个意境。别人写小说是造故事，余华写小说是塑意境。他把他在人生中感悟到的一切都直接熔化成了意境，使其似乎能直接从精神上来刺激你，这些小说完全流露了他的内心感受。他的小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美，让你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感染。余华说他的生活有两个，一个是真实的生活，一个是虚幻的生活。他说两者就像健康和疾病，一个好时一个差，他又说他现实生活平淡，虚幻世界丰富精彩。他的一些作品，着力描写暴力、血腥这类东西。记得有一位评论家对他有一段精辟的简谈：“他的目光从来不屑于注视蔚蓝的天空，却对那些潮湿阴暗的角落孜孜不倦。他的这些作品专注、深入地探究了那些非常态心理，他对这种感受的表现手法和极端刻划令人震惊。”他的这些故事发生从来不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地点。你初读这些故事觉得很迷离光怪，但你细细品味似乎就发现这可能就在你隔壁发生。他与读者建立的是一种突破常规的内心交流、精神接触、情感联系。余华把人的恶性琢磨得很透彻，你读这些作品，就好像在看照妖镜。你发现这些偶发的、无理的、进行时态的、时间地点人物模糊朦胧的文字，散发着一种艺术——虚无和无可名状的美。这些暴力和血腥的场景，他写得极为认真，不精细，却不粗糙。也许这就是“先锋”。至于这种风格，有人喜欢有人反感。至少余华有很多作品是平易近人的，比如我最为推崇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和他的一些阐述他内心观点和评论的随笔等。作为作家，余华在创作的时候把自己当读者，他一直试图去与他故事中的人物对话，甚至觉得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吓了一跳。他一直以作家身份思考自己，这从他的作品中屡次提到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对他的影响便知。此外，余华看待事物很透彻，在《灵魂饭》中，《奢侈的厕所》和《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让人感叹。在余华的作品中，从几百字的小短文到十几万字的小说，都很能读出“人”的味道。他的写作是一种自我挖掘与人世洞析，所以我觉得读他的作品很容易感慨。也许作家就是玩转人世百味的高手，也许。由衷地觉得余华是一位哲人，是一位坚忍地思考着的作家，他把他的情感注入到他超一般的小说中，来理解和展望人世间的漫漫生活。读他的小说，就像用放大镜看生活，有

第四篇：《理想国》读后感---与哲人对话

《理想国》读后感---与哲人对话

《理想国》的对话体写作方式让我自然而然想起了我们中国的孔子。虽然《理想国》里思想都是柏拉图本人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其思想观念受苏格拉底之深，而且以苏格拉底的口吻来写，书中一直把正义作为讨论的对象，并通过归谬的方法，先提出正义的不确切定义，而后归纳抽象来寻找正义的真正含义，遵循着苏格拉底“助产术”的寻求智慧之路，所以我们读来常常感觉就是苏格拉底本人在辩论。同样是生活在差不多时代的伟大哲学家，一先一后，经历竟也是如此相似，孔子有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撰写的、记录其言行的《论语》，苏格拉底有其弟子借其口而使早期对古希腊哲学最初探索得以流传的《理想国》。

初中时就通过一些简单渠道听说过《理想国》，心中对“理想国”的定位如莫尔的“乌托邦”，如陶渊明的“桃花源”，真正拿到这本书才知道“Republic”的真正来源。比起充满幻想的描绘一个理想社会，这本书更是向我们展现了古希腊那个充满魅力的辩论时代。由于读的不够精细，所以不敢说真正读懂领会了多少东西，但是却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哲学家们最初一直倡导和崇拜的理性的玄冥、逻辑之曲折、言辞之诡秘。曾经中学时代在历史课上看到那些类似于智者学派的古希腊人热衷于辩论，在田间街头、小巷集市运用各种辩论法则，或谈笑风生，或面红耳赤，或洋洋得意，或灰头土脸的你说我论时，总会对那个诞生最早文明的古国之一，产生无限遐想，所以庆幸在年轻时代还能真正有机会走进书里，走进那个神秘世界。

“什么是正义，”这是柏拉图和格劳孔、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西蒙尼德在第一卷一直讨论围绕的中心，“欠债还钱就是正义”“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分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而后开始讨论城邦的正义，认为一个好的城邦应该具备勇敢、智慧和节制等美德，每个人都是在国家里执行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如孔子的“性相近也”观点一样，苏格拉底认为教育可以激发人性里潜在的能力和知识，而柏拉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沿袭。当城邦里的统治者、守卫者、劳动者各守其责、互不僭越，和谐分工时，这个城邦就具有了“正义的美德”，然后从城邦类比到个人，认为那是“大”“小”“内”外‘的关系，正义的个人就是安排好自己的事情，自己主宰自己，对自己友善，同时在某些政治事务、私人事务上，保持和谐的状态的行为，就是正义的好行为。

正义永远是快乐的，而不正义反之，王政最好，寡头政治、民主政体、僭主政体都不如以哲学王做统治者更符合正义的定义。针对社会，讨论还涉及了女子教育、儿童的生育与培养等问题，并且含有男女平等的民主辉光，一个国家里也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女人，他们也可以去守卫城邦。“理念”说也是柏拉图思想的一个重要支撑部分，他认为哲学王应该成为正义城邦的统治者，因为他可以“把握永恒不变的事物”，“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文中“苏格拉底”用船长的譬喻说明一个真正哲学家在城邦的处境。

读到中后部分，我的脑海里似乎才开始勾画出“苏格拉底”所描绘的“理想国，”可是就他自己来看，“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当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的时候，”城市、国家才能完善，才能成为理想国。同时柏拉图还用一系列的比喻来论证可知世界和可感世界，这似乎也成为柏拉图哲学的出发点和坚持的原则。于是我也深刻的体会了所谓的“日喻”“线喻”和“洞喻，”柏拉图建构起了他的理念世界。

关于国家，非得有哲学王不可，于是柏拉图也极力探讨几何学的重要性，也包括天文学、音乐、体操和辩证法，并且论述了这些的重要程度，他有关这些课程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是他心目中创建理想国的思想核心。柏拉图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描绘的理想蓝图，为19世纪的空想主义者提供了蓝本。

一本《理想国》，涉及到了道德、民主、教育、文艺、平等等诸多问题，一系列看似平常的谈话，范畴广泛，信息量大，却又毫无间隙，娓娓道来，整合而连贯。我想，哲学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学科，不仅是因为先哲们对它的孜孜以求，也不仅仅是因为后来的许多学科就是从哲学分支而来，而是因为它是先人们智慧的结晶，理论与实践的精华。深邃的思考、对美好的追求，看待事物的态度、缜密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哲学息息相关，我们想要更好的生活，想要看待学术问题的不同眼光，无一不需要我们的哲学功底，需要我们与哲人对话，采撷他们思想的丰硕花朵。

第五篇：清华百年历史四大哲人

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

陈寅恪

生平事迹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十年**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2024.htm）

叶企孙

叶企孙(11张)叶企孙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个．一是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二是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受到了世界各地科学界的重视．

编辑本段

1936年清华物理系师生(二排左三为叶企孙)

回国后，叶企孙开展了建筑声学的研究，是我国在这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先驱．他的重大贡献还在于在科学教育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方面．他建立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建设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他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教育和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30年代创建了颇负盛名的清华物理学系和理学院，聘请名教授来校，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作出重要贡献。

晚年，叶企孙还作了许多科学史的研究．他的一些科学史研究论文迄今还是研究科学史的楷模．

叶企孙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病在天津滞留了一年．在此期间，他积极地组织他的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炸毁了日军火车，并动员学生到抗日前线．后因此事不幸受到政治的复杂牵连，于1966~1976年的十年间，受尽凌辱，以至被捕入狱，并身患重病；1977年1月13日含冤而逝．1980年平反昭雪。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87802.htm

潘光旦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遂调入中央民族学

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晚年潘光旦是寂寞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他的“罪名”之一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右派罪行之一, 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常看见这二个人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

潘光旦(右)与费孝通

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费先生）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更大的不幸还在后面，文革时被抄家、批斗，在医院，潘光旦已经成为危重的病人，却得不到任何治疗，为了尊严，他坚持回到自己的家里。1967年6月10日晚上，老保姆看到潘光旦情况不好，急忙请隔壁的费孝通过来。潘光旦向费孝通索要止痛片，费孝通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孝通也没有。后来，费孝通将潘光旦拥入怀中，潘光旦遂逐渐停止呼吸。费孝通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老一辈那种师生友谊，那种尊重老师的态度，我们恐怕再也看不到了。他们为什么能修炼成顶级的大师？为什么在逆境中能保持做人的乐观？是否值得我们深思呢。声誉卓著的硕学大儒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潘光旦的悲剧是那一代学人的普遍性境遇。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改正。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19216.htm

梅贻琦

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

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往事略集

梅贻琦的选择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与胡适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胡博士那么风光，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主要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具体表现，这句话近年来也常为时贤所征引；

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不过，历史自有其可玩味之处，“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独有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但却迄无所获。这也证明了“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1948年底，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办法保护起来。”叶公超是清华当时知名的教授，和梅的接触比较多，他对于梅贻琦的评价，大致是可信的。

梅贻琦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先生。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即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梅贻琦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他逝世后，秘书把他在病中一直带在身边的一个手提包封存了。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德育观念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29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