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当今农村教育的启示
姓名:杜宝伟学号:200801072班级:社科政教二班
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
教育嵌入于社会结构中,教育与社会二者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当今的问题是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处于急剧转型中,教育则相对落后,社会是一个长跑健将,教育则是一个小脚女人,不是教育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变迁拖动着教育发展,二者甚至在前进中背道而驰,教育在与社会发展反向的道路上正在越走越远。最近关于教育这个怪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讨论又在积聚升温了,有人甚至说,中国现在的教育就象封建社会一个失去贞洁的妇女一样,谁都可以站出来骂它一下,可见目前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既然如此,则结论只有一个:教育必须变革,否则必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教育变革的首要一点就是变革教育模式或者教育体制。教育的变革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休克疗法。将原有的教育体制全盘摧毁,引进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使其彻底改头换面。另一种是渐进式改革。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小心翼翼地、走一步看一步,每做出一小步变革前后都要反复认真地进行调查和实验,最终找到一种与当前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从这一点并结合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尤其是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考察来看,后一种方法似乎更切合今日中国之社会现实。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乡村建设学派的思想主张及实践活动并不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当时的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摆脱内外两大束缚,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具体到广大农民则首先需要将其政治化而非科学化和文化化,而乡建学派则企图通过将农民科学化(以晏阳初为代表)和文化化(以梁漱冥为代表)来谋求整体社会问题的解决,事实证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是如此,就教育思想来看,乡建学派明显走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前面,与今日的情形正好相反,乡建学派的教育是一个长跑健将,社会的发展在它面前则如同一个小脚女人。乡建运动是在一个发育严重不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尚不健全的环境中展开的,因而失败也是必然的。尽管如此,乡建运动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中国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却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乡建学派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综述
(一)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强调教育的工具作用
乡建运动并非仅指晏阳初与梁漱冥二人的一系列实验活动,它是一场在乡建学派思想指导之下的几乎遍及全国范围的社会改造运动。“据1935年统计,全国共有实验区139处,著名的有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冥在山东邹平、菏泽,江苏省力教育学院在无锡等地进行的实验”。乡建学派代表人物内部的思想主张和具体实践活动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甚至可以将其划分为几个小的派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主张乡村教育并以此作为改造农村社会进而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工具,既教育的工具化。譬如,陶行知主张乡村教育的目的“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此外他还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论,打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隔绝和对立。梁漱冥认为,当时中国问题的主要根源
在乡村,而乡村问题则表现在经济、政治、教育或文化三方面,而教育或文化则是改进社会的主要手段,乡村建设应以教育为方法,教育应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两者实是一回事。他甚至主张要政教合一,以教育力量取代行政力量,从而实现民族自救。表现出一种教育工具主义倾向。
(二)重视农村教育、尤其是青年农民的教育
在乡建学派看来,中国社会的问题首先是中国农村的问题,而中国农村的问题又首先是中国农民的问题,无论晏关于中国农民四大顽症的论述还是梁的中国文化失调论都反映了这一点,既然如此,那么必然会有两点结论:
一、要重视农村教育;
二、农村教育要以青年农民为重点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改造农村的关键是改造农民,而改造农民则是谋求社会整体问题解决的最有效和最快捷的方法。这也使乡建学派的教育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特色。
(三)以人为本的全面、综合的大教育观
在教育内容上乡建学派普遍主张对农民进行全面教育。正如晏阳初所说“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连锁进行的全面的建设。”晏阳初定县实验采用三大方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四大教育文艺(字)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相结合,梁漱冥邹平实验教授的课程包括公民学、基本读写能力、科学教育、家庭教育训练等内容,既有科学文化知识又有实际生产技术教育还有道德修养,涉及面相当广泛。在对象上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主体性,在这一点上,乡建学派实际上想通过乡村教育在中国发起声势浩大的“造人”运动,尤其是造就适应社会改良需要的农民运动。一场将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结合起来,从内容上看,(四)教育与其他改良手段结合,对中国农村实行全面改造
乡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遍及全国的乡村改造运动,它的内容也相当广泛,乡村教育是乡建学派改造农村的工具之一,他们主张教育与其他改良手段密切配合,教育的作用在于“造人”,此外乡建学派还在乡村推进工业建设,梁漱冥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由农业引发工业。卢作孚则大行工业,在乡村走一条工业发展的道路,将工业发展与教育农民相结合,以教育推动乡村工业发展,以乡村工业大发展作为推进教育的支持力量。
(五)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主张的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相结合梁漱冥对当时的就教育体制进行了分析批判,他很赞赏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在他那里教育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教育方法上,他主张寓教于乐,反对那种枯燥无味扼杀学生灵性的教学方法,他主张,应该对每一个学生有真了解,了解他的资质和其在这一项学问上之长短而随其所需加以指点帮助。显然,这里梁漱冥强调的是因材施教。晏阳初也有与此相同的思想,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他针对农村教育对象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法。他说,“成人在乡间极有力量。我们在推行农村工作时,必须得到他们的合作,才能顺利进行。要对他们实施教育,必须用开导的方法;儿童是国家的基础,将来建国必须依靠他们。儿童身心都未成熟,所以儿童教育多用培育方式。”(《中国农村教育问题》)。如果说因材施教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和应该遵循的原则,那么学以致用则是教师和学生共同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作为学生,其学习的东西应该能够学会应用,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教师则要教以致用,教导学生学会应用,一是教学内容上所教内容与社会发展想符合,二是教学方法上注重过程的引导。乡建学派中有很多人都有留学经历,接触过西方的教育思想并深受其影响,尤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对乡建学派影响较大,因此他们的乡村教育过程中将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上的因材施教与学以致用相结合也是必然的。
(六)重视社会调查和实验
这一点是乡建学派的显著特色。乡建运动的推行者有很多人其实是社会学家或者社会活动家,他们在推行乡村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农村现状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农村社会显现实借以采用对症下药的方法对农村加以改造。晏阳初十分重视社会调查,他在河北定县实验之初,就委托冯锐博士设计农村调查大纲,编写乡村生活调查大纲。此外,平教总会还成立统计调查处,聘请社会学家李景汉为主任在定县开展大规模社会调查。乡建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社会实验,乡建学派的教育也是一场改造乡村的实验。
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今日农村教育的启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今日之农村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如前所述,乡建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思想和实践与社会发展脱节,缺乏使其得以展开的社会环境。如果将其教育思想与现在对比,那么乡建学派教育思想与实践得以开展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已经发育成熟,吸收这一学派的思想精华并用之于今日农村教育开展一场新型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许会有助于今日中国农村早日走出困境。因为如果拿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来考察当今的农村教育甚至是整个教育,则会发现,经过春秋战国和清末民国之初两次大的教育变革,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是一种非古非今,非中非外的“四不象”的教育,清末民国之初的教育改革使我们引进了新式教育,我们现在所采用的依然是那场改革所形成的教育模式,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了。这一教育模式与当前社会发育并不协调,甚至是矛盾的,所以我们需要第三次教育大变革,而乡建学派的教育思想在这一点上是不无启发意义的。首先,农村教育需与社会发展相结合,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农村发展的要求。
乡建学派倡导者的魅力首先在于他们怀有改变现状的决心和勇气,认真考察中国社会。今天的教育者们缺乏的正是这一点。我们总是死死抱旧教育体制不放,殊不知这一教育体制已经腐朽变质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严重脱节,旧体制下培养的人才其实是只会考试的人才,旧体制下大教育其实是讲授考试知识的教育,是抹杀人性的不人道的教育。旧体制所培养的其实并非人才,而是奴隶,只不过是将没有知识的努力变为有知识的努力而已。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却是具有变通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二者严重脱节甚至背道而驰。所以教育需要变革,我们所需要的正是一种与社会发展需要相一致的新的教育。
其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教育资源发展农村教育。
如果说上述一点是对整体的教育而言的话,那么这一点则是具体到农村教育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农村无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村教育也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农村缺乏教育资源,从师资力量到教学设施都严重匮乏,然而,这一点并不可怕,农村是具有农村优势的,我们之所以老提农村教育资源缺乏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看到农村教育资源优势所致。从现有的教育阶段上看,农村没有高等教育,大学一般位于城市,而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以及一本分高中教育位于农村,因此农村教育应着眼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而从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来看,农村的这一部分教育其实是存在较大优势的。因为这三个阶段的教育最需要的是解放人性,给人以一个自然成长的环境,而非人在的环境,培养人的天性和挖掘人的创造力量,使人充分接近自然,培养对自然的感悟能力,农村正是遭受人为影响最小、最没有过多人造环境的场所,因此最适合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目前的情形是,我们过分强调这三个教育阶段的应试要求以至于将农村教育城市化最终农村教育的天然有时没有发挥出来。而乡建学派在这一点上正是着眼于农村当地的天然优势,充分挖掘农村现有的教育资源办教育,因此单就这一点来讲,乡建学派的农村教育是有其成功之处的。第三,以人为本,注重对人的全面教育,树立大教育观念。
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机器。如果把人当机器来教那就是教育的不人道,现在的教育就是如此,单一的教育方式弊端重重。在教育内容上只“教”不“育”或者重“教”轻“育”,而且所教内容都是书本内容,是前人已经早就做出来的结果而缺乏新的东西。在教育对象上把人物化,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采用死板的灌输式教学,我们在课堂上看到的是教师的机械表演,学生的机械听讲,中间缺乏必要的引导和互动。总之,我们现在的观念是学习的场所一定是教室、讲授知识的一定是老师、学习知识的一定是学生而且是青少年学生,讲课的方法一定是灌输等等。无论教育对象、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式都十分狭窄,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二缺乏全局观念,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培养学习的机器和考试的机器,不能造就具有健全性格的人。而乡建学派在这一点上实在功不可没,他们主张以人为本、提倡因材施教和学以致用、教以致用,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乡建学派的做法完全可以拿来用于当前的农村教育。总之,今日之教育就是未来之中国。教育担负着为国家与社会培育合格公民的任务,它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高估都是不过分的。面对社会急剧转型的趋势,农村教育应该着眼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适时进行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发挥出自身优势和教育本身应有的社会功能。
第二篇:浅析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浅析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历史与社会学院 历史学(师范类)2009级 朱力
指导教师 易斌
摘要:卢作孚作为近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三杰”之一,其自1927年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后对重庆北碚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及其取得的成就,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卢作孚;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Abstract: Key words:
乡村教育运动,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据统计,当时全国从事乡村教育运动的大大小小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在各地先后涌现出的实验区有1000余处。当时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将乡村教育作为民族复兴和民族再造的重要途径,纷纷提出各自的乡村建设方案,走出繁华的城市,走进落后的农村,实践他们的理想。卢作孚,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发展近代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其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建设实验相比成就尤为卓著。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叹:“巨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2 也就是,历史总是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民国时期兴起的乡村建设热潮,在 80年之后又再次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时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重要途径之一的农村建设,其重要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农村教育现代化仍然是中国教育亟待完成的现实课题。
鉴往知来,当笔者重新回望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笔者发现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但在当时起着巨大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极具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研究卢作孚在北碚主导的乡村教育建设的思想理念、措施及其成果,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提出了关于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一、卢作孚乡村建设的背景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乡村建设运动先行者。一直以来,卢作孚都是以一代“船王”、现代实业家的形象被世人广为传颂,而他本人所言:“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卢作孚:《如何改革小学教育》)
早年卢作孚是“教育救国论”者,竭力宣传教育的作用,并积极投身于各种教育实践活动: 1921年赴泸州出任四川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在当地开展了教育改革和通俗教育运动;1924年又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出任馆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教育运动。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挽救国家危亡。但在战乱年代,即使是深处于中国腹地的西南地区亦不能幸免,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卢作孚主持的教育活动总是刚刚取得成果,就被战火打断。几次重大挫折后,卢作孚幡然省悟,认识到仅靠教育不能“救国”,他转而投身实业。1925 年下半年是卢作孚的思想和实践的重大转折时期——由“教育救国”转向实业与教育并举。1926他年集资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任公司总经理,开创了从嘉陵江到长江的民族航运事业。从此开始了他以实业为依据、教育为利器,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探索。1927 年春,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来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但是,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他借此机会,在清剿匪患的基础上,在峡区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为特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353把北碚这个原本荒僻的小乡场建设成了一座“名满天下”的充满生气和现代气息的美丽城镇。
二、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理念及其实践成果
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经历了北碚峡防团务局时期(1927-1936年)、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时期(1936-1942年)、北碚管理局时期(1942-1949 年),其乡村建设实验一直并未中断,从 1927 年到 1949 年前后经历了23 年。
(一)乡村建设理念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念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市村的建设》《乡村建设》《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三篇文章中,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教育方面:吸取前两次教育实验意外终止的教训,卢作孚关于乡村教育的理念逐步完善,完成了从纯粹的“教育救国”向实业与教育并举的转变,即以民生公司为依托,持续不断地为北碚乡村教育建设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以教育现代化为手段去推进北碚乡村现代化建设——“产教结合”的乡村建设模式。其内容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两方面。教育为立国之本。
卢作孚反复强调的“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将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会”,“教育的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学校之培育人才,不是培养他个人成功,而是培养他做社会运动,使社会成功”,教师应该是“须知教育精义,而有其志趣者”等振聋发聩的观点和他关于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根据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规范中学数量,停止低水平的初级师范,以提高程度为前提合并高素质大学、关闭不合格大学等具有前瞻性的构想,就其性质而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益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 “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 “民族自救”(梁漱溟语)。
主持乡村建设运动, 他第一次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主张。同时他也意识到实现现代化, 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 社会、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而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却最终要落实到人才培养上来。
“卢作孚推行的乡村建设,重点不是在教育上,而是把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的首位。”[2] 刘重来.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J].重庆社会科学,2004,(创刊号).在重庆北碚的实验,称为北碚模式。
惟以卢作孚所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效果最为显著,使北碚从一个交通闭塞、盗匪猖撅的偏僻乡村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雏形的”的美丽城市。
卢作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坚持以实业辅助建设、以经济支撑建设,以一个实业家来主持一地的乡村建设,这与教育家、学者身份主持者乡村建设有着很大的不同,与晏阳初、梁漱溟等比较起来,更有经济头脑和更具务实开拓精神,使北碚成为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上的“神话”。
“在乡村教育运动形成后不久,尤其是 1927 年后,乡村教育开始向乡村建设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乡村教育的实践表明,要“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仅靠乡村教育还不行,还必须进行乡村建设。
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成为民国时期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解放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2]。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102.
卢作孚在试验中始终把峡区的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事业的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由此创造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北碚模式。
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身份的卢作孚主持乡村建设,使他“更有经济头脑,更具务实开拓精神。”
卢作孚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从经济入手进行乡村建设并时刻保持经济与教育互助的典型代表。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22] 卢作孚.如何彻底改革教育[N].嘉陵江日报,1948-04-22.他开创了“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的北碚模式,明确提出以“现代化”为目标来建设乡村。他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也不只是乡村救济方面,而是要赶快将乡村现代化起来,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非常有远见地注意到了乡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以他描绘的现代化北碚蓝图中,除经济、文化方面外,还有“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为公众服务”,“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等设想,目的就是向农村培植现代化的新生产和新生活,最终实现城市化。
农村及其农村教育有史以来都行在社会和教育发展的最后面。“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新农村教育作为农村建设当中的重要一环
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它既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农村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
关于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西南大学刘重来教授认为: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实际上是他“国家现代化”思想的延伸,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是他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终极目标和高度概括。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概括起来,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模式。卢作孚主持的乡村建设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之所以成就大、成效好,与他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模式是分不开的。他把经济建设放在其他建设的首位,因地制宜,以发展本地资源丰富的矿业和需求大、成本低、收益快的纺织业为龙头,通过激化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大发展。他以工辅农,特别是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种种举措,都使其乡村建设的基础更加厚实。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给当代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乡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中,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是完全正确的,但绝不能忽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乡村建设不但应该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而且还须政府、企业、政策、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只有指导思想正确、前进方向找准,齐抓共管,上下齐心、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就大、成效好的结果。
稳定的社会环境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三篇: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对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目录
摘要................................................................................................................................2 关键词............................................................................................................................2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3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确立....................................................................................3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丰富和发展........................................................................3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容和价值..................................................................5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要内容....................................................................5
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5
二、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6
三、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6
四、人要与自然和谐一致............................................................................................6
五、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价值......................................................................8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8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思想前提........................................8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9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当代人类生态文明建设............................................10 参考文献......................................................................................................................12 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对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摘要:生态自然观是系统自然观在人类生态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现代形式之一。生态自然观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在人类反思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过程中和总结现代生态科学的最新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自然观的确立,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综观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提出、基本原则的形成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途径的探寻;均贯穿了生态自然观的基本思想。
关键词:生态自然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
㈠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生态学”、“生态观”、“生态哲学”等概念,但是二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的有关阐述已涉及到生态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中所包含的生态观又是与他们对前人的自然生态观的扬弃密切相关。对前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历史的考察和逻辑的分析,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对其扬弃的深刻内涵和根本特点,对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确立
马克思的自然观建立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的基础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成为马克思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马克思的自然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初步建构起来。自然观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把生产方式作为理解现实历史的基础,并且实现了从抽象人向现实人的观点的转变。马克思则认为现实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如农民、工人、资本家等等。脱离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人是抽象的人。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丰富和发展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l]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改变环境,环境也改变人。马克思的自然观从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的实践关系出发,将自然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这种“人化自然”的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重大飞跃。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抽象自然观,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并揭示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但这种自然并不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自然界,而是经过人类实践中介过的自然界。
㈠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研究,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给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马克思认为环境危机的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㈡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容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时刻关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我们要用全新的视角领会和挖掘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不仅强调自然的优先地位,而且更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主要内容
人与自然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对自然界有依赖性,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组成部分。但人又是社会存在物,具有高于自然物质的社会本质。这集中表现在人具有理性、道德和劳动的能力,表现在人们之间通过语言中介沟通与交往,表现在人生产与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作为劳动存在物、理性存在物、道德存在物和语言存在物的人,不仅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而且具有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点。
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把人只是归结为主观的“自我”的观点,强调人自身的自然和外在自然是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
首先,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结成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关系。其次,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自然界之中。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生活在自然界中”的,而不是存在于自然之外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再次,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马克思在㈢肯定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的同时,也强调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 ㈡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界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因为“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另一方面,自然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生活资料,人类离不开自然界,必须依靠自然界而生活。因此,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是财富之母”。
二、环境创造人,人也创造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自然界的客观独立性和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但他们从来没有否认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在他们看来,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自然界就不断地从独立的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增强,自然界的这种人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范围不断扩大。人化自然的迅速扩展决定了自然的存在方式和人类认识自然的方式也会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三、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进而提出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这两种生产力的概念。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它制约着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1]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生产力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既包括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也包括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
四、人要与自然和谐一致
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受到人的价值观念、认识能力、实践经验和水平的制约,也受到人们的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制约。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孤独的个
㈣体与外在的自然的纯物质性关系,也不是基于人的感觉的直观性关系,而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生产关系为中介的社会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中,以一定的社会形式,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进行和实现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在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实现的。在追逐剩余价值为生产的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自然和人之间相互伤害。“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1]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观点为我们解决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指明了方向:建立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方式,通过整体规划对人的物质生产进行调节和控制,既保证自然生态的平衡,又保证人类的直接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从而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私有制扬弃的真正自由王国。在共产主义社会,摆脱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自然的疏离关系,自然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类对立,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真正和谐。
五、改革不合理社会制度,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自然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实质上是人与人的问题、人与社会的问题。不改变社会环境,就不可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就在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统一、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以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四大”特征。
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思想,是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4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㈤其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其本质特征。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代价值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科技的飞速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但是高度文明的工业发展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困境和危机。面对全球性的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问题,人类迫切的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人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为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困境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
人与自然在实践基础上的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为我们当前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线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出,人具有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能力,但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脱离自然、超越自然。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我们必须放弃传统工业文明的观念,实现生态文明。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思想前提
传统的发展观将当代与未来割裂开来,认为发展即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没有辩证地看待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和保护、索取与补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相协调,其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同人与人和谐的内在统一思想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思想前提。
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可持续发展观认为资源是丰富的,但是并非是取之不竭的。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人是发展的主体,但不是发展的主人,人的发展应该建立在自然发展的基础之上,并受自然发展的约束。从而,人与自然形成均衡、和谐的共生局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口的膨胀经济的增长与有限的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当前日益严峻的资源能源相对短缺、气候变暖、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的 ㈤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原因在于人类活动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载极限。我们如果不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也将难以持续下去,更不用说为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要解决环境问题,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调整、控制人的活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只有人与自然相和谐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相容、协同、合作。因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之后,开始向生态文明过渡。这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尤其是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的成果,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人类对自身的生产行为进行调整,根据客观规律来“中介、调整和控制”物质交换过程。在实践中,人类开始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坚持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相结合,以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规律为前提,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真正的走向生态文明。然而以往的社会文明发展恰恰是忽视了这点。
马克思恩格斯既强调自然界的优先性和客观性,又强调通过对自然界的了解对自然界实行“统治”,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既斗争又合作。生态文明既强调以人为本,又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既将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又反对把人类自身当作大自然的主宰。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挑战,我们更加需要倡导和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和谐生态文明,从根本上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当代人类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以生态意识强、生态产业发达、生态意识良好为主要内容,是一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高度发展,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和谐统一的更高层次的文明。生态文明包含着下述三个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层面:一是物质生产层面。生态文明的主导产业是生态产业,即以生态化为目标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与服务业。其核心是维护“自然——社会——经济” 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产业——生态农业。二是社会制度层面。生态文明是在上述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的社会制度。三是思想观念层面。生态文明的思想观念的核心要素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生态化思想。生态文明的根本点就是要求人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关系,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两条就基本上确定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社会要走向全面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这样,新发展观的确立就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了。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察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指出要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揭示了这两种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认真学习马克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对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有珍贵的启示。
启示一:建立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就是探索我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就是破解能源资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约束的世纪性难题。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突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性约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的潮流,形成完善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打造我国未来的国际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推进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树立我国对
全球环境事务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形象。
启示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教育等方面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为维护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建立相应的法规与机构,以协调和解决在环境保护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如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机构与组织、制定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与法律、采取确立生态意识的教育措施等等。
启示三: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是一种绿色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是人们在对生存环境的忧虑、对人类行为的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的消费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有益于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有益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到个人、家庭的实践。为此,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全方位、多途径地倡导绿色消费,抛弃过度消费,抵制恶性消费,以返璞归真的心理追求“简朴、小型化”的生活,打造“低碳生活”。具体体现在逐步减少和消除城镇由生活垃圾造成的“白色污染”和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净化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陶静静.《马克思生态文明观及当代价值》,科技信息2009年,第7期160-161.[4]杨卫军.《马克思的自然观及当代价值》,理论视野,2008.[5]黄斌.《马克思自然观视域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及现实启示》,2009.
第四篇: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对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
《自然辩证法》课程论文
2013-2014学年第二学期
论文题目: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对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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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选题符合本课程要求,作者能够很好地结合专业实际对论题展开分析论述,逻辑结构严谨,论证充分,参考文献规范,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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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态自然观对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摘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哲学的一种新形态。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域的新特点,突出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哲学形态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研究》选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即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揭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马克思自然观的关联性,指出在现代性视野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自然观重新理解与阐释的价值与意义。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现代性视野
Inspiration Marx ecological view of today's hum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bstract: ecological Marxism is a new form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New features of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research of the problem domain, highlights a study of ecological Marxist philosophy of this new form of great significance.The ecological Marxist Outlook on nature study selected core of ecological Marxism, the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the main content reveals the nature and relevance of Marxist ecological Marxism, pointed out that under the view of modernity, ecological Marxism on Marxist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Key words: Ecological Marxism, and Marxist;modern vision of
目录
摘要.............................................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发展..................5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内容和价值..........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基本内容...........6
一、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基础...........6
二、环境始于人,人也始于环境...................7
三、人要始终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7
四、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当代价值............8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思想前提.............................................9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9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10 第四章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为当代生态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12 参考文献........................................14
㈠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发展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初步建构起来。自然观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把生产方式作为理解现实历史的基础,并且实现了从抽象人向现实人的观点的转变。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是从事实际活动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如农民、资本家等等。脱离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人是抽象的人。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l]在马克思看来,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改变环境,环境也改变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抽象自然观,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并揭示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研究,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给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工人的生产、生活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马克思认为环境危机的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㈡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内容和价值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我们要用全新的视角领会和挖掘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不仅强调自然的优先地位,而且更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基本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对自然界有依赖性,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组成部分。但人又是社会存在物,具有高于自然物质的社会本质。这集中表现在人具有理性、道德和劳动的能力,表现在人们之间通过语言中介沟通与交往,表现在人生产与生活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连。在以往的自然观研究中,人们注重的是马克思实践自然观的人化特质。随着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出现和不断加剧从历史生存论的视域重新审视和挖掘马克思自然观中的生态意蕴,为人类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寻找良策,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马克思深邃的生态自然观在当今时代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建设生态文明、解决生态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把人只是归结为主观的“自我”的观点,强调人自身的自然和外在自然是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首先,人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结成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关系。其次,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自然界之中。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生活在自然界中”的,而不是存在于自然之外或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再次,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马克思在
[1]
㈢肯定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的同时,也强调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中的地位。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的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因为“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另一方面,自然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生活资料,人类离不开自然界,必须依靠自然界而生活。因此,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是财富之母”。
二、环境始于人,人也始于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自然界的客观独立性和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但他们从来没有否认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在他们看来,自从人类文明产生以来,自然界就不断地从独立的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不断增强,自然界的这种人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范围不断扩大。人化自然的迅速扩展决定了自然的存在方式和人类认识自然的方式也会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三、人要始终与自然保持和谐一致
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受到人的价值观念、认识能力、实践经验和水平的制约,也受到人们的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制约。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孤独的个㈣体与外在的自然的纯物质性关系,也不是基于人的感觉的直观性关系,而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生产关系为中介的社会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中,以一定的社会形式,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进行和实现的。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在通过一定的社会形式实现的。在追逐剩余价值为生产的唯一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自然和人之间相互伤害。“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1]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观点为我们解决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矛盾
指明了方向:建立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方式,通过整体规划对人的物质生产进行调节和控制,既保证自然生态的平衡,又保证人类的直接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协调,从而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私有制扬弃的真正自由王国。在共产主义社会,摆脱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自然的疏离关系,自然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类对立,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真正和谐。
四、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自然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实质上是人与人的问题、人与社会的问题。不改变社会环境,就不可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就在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统一、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的内在尺度与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以及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四大”特征。
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思想,是㈤其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其本质特征。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当代价值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科技的飞速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但是高度文明的工业发展在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困境和危机。面对全球性的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问题,人类迫切的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人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为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摆脱困境指明了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思想前提
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可持续发展观认为资源是丰富的,但是并非是取之不竭的。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人是发展的主体,但不是发展的主人,人的发展应该建立在自然发展的基础之上,并受自然发展的约束。从而,人与自然形成均衡、和谐的共生局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是非常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口的膨胀经济的增长与有限的生态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当前日益严峻的资源能源相对短缺、气候变暖、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的原因在于人类活动超出了自然界的承载极限。我们如果不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经济增长也将难以持续下去,更不用说为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要解决环境问题,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调整、控制人的活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只有人与自然相和谐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相容、协同、合作。因此,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之后,开始向生态文明过渡。这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尤其是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的成果,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人类对自身的生产行为进行调整,根据客观规律来“中介、调整和控制”物质交换过程。在实践中,人类开始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坚持自然主义与人类主义相结合,以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规律为前提,使人类的生产和消费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真正的走向生态文明。然而以往的社会文明发展恰恰是忽视了这点。
马克思恩格斯既强调自然界的优先性和客观性,又强调通过对自然界的了解对自然界实行“统治”,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既斗争又合作。生态文明既强调以人为本,又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既将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价值观的核心,又反对把人类自身当作大自然的主宰。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挑战,我们更加需要倡导和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和谐生态文明,从根本上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以生态意识强、生态产业发达、生态意识良好为主要内容,是一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高度发展,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和谐统一的更高层次的文明。生态文明包含着下述三个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的层面:一是物质生产层面。生态文明的主导产业是生态产业,即以生态化为目标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与服务业。其核心是维护“自然——社会——经济” 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产业——生态农业。二是社会制度层面。生态文明是在上述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兴的社会制度。三是思想观念层面。生态文明的思想观念的核心要素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生态化思想。生态文明的根本点就是要求人类重建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关系,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两条就基本上确定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社会要走向全面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要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这样,新发展观的确立就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了。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察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基础上,指出要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揭示了这两种关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认真学习马克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对当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有珍贵的启示。
启示一:建立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本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低碳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就是探索我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就是破解能源资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约束的世纪性难题。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突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瓶颈性约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利于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的潮流,形成完善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打造我国未来的国际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推进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树立我国对全球环境事务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良好形象。
启示二: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教育等方面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为维护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建立相应的法规与机构,以协调和解决在环境保护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如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机构与组织、制定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与法律、采取确立生态意识的教育措施等等。
启示三: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是一种绿色化的或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是人们在对生存环境的忧虑、对人类行为的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追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的消费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有益于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有益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到个人、家庭的实践。为此,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全方位、多途径地倡导绿色消费,抛弃过度消费,抵制恶性消费,以返璞归真的心理追求“简朴、小型化”的生活,打造“低碳生活”。具体体现在逐步减少和消除城镇由生活垃圾造成的“白色污染”和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大气 污染,净化生活环境。
第四章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为当代生态问题的解决指明了
方向
将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显著特征。马克思认为,人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从事改造自然的活动,必然影响、制约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即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及由此决定的生产目的、消费方式、技术模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没有充分认识这种制约和影响,特别是没能正确估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远的影响。”这种忽视,使得生态问题不仅成为一种自然现实,而且成为一种社会现实。
从根本上说,生态问题是社会问题,只有从解决社会问题入手,克服人与社会的异化现象,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疏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因而,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变革的视角提出了“两个和解”命题,强调“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在他们看来,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问题,实现生态文明,需要进行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革命,从根本上变革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乃至技术发展模式。这就为人类认识当代生态问题,并寻找解决的根本途径指明了方向。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已经造成了地力耗损、森林消失、气候改变、江河淤浅等日趋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如何在促进人类彻底解放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两个和解”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中发现,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存在于物质生产中,存在于包含地理环境的经济关系中。因此,人与人的所有对立都源于人的物质利益,根生于人与自然的矛盾。因此,他们认为,要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仅仅有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 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认为,造成现代社会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要真正实现“两个和解”,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系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才能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
进行这种物质交换。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于是,人类的生存斗争停止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自然和解了。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两个和解”是指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种关系的理想化,它们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在现阶段,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人类生态问题彻底解决的方式虽然不太现实,但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内在逻辑告诉我们,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彻底解决自然异化和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方式,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现实的社会主义,尽管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落后、经济政治体制上的缺陷,仍然存在人口增加、能源紧缺、耕地减少,植被破坏、气候变暖、水系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而创造性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就是要从根本上实现人类的生产方式的变革,逐步彻底解决中国乃至世界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保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探索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陶静静.《马克思生态文明观及当代价值》,科技信息2009年,第7期160-161.[4]杨卫军.《马克思的自然观及当代价值》,理论视野,2008.[5]黄斌.《马克思自然观视域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及现实启示》,2009.[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第五篇:浅论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文章标题:浅论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30多年,韩国为解决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和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这一运动早已跨出国界,受到联合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有130多
个国家先后前去访问、学习、考察和取经。分析和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韩国新村运动发起的背景
韩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多山国家,人均耕地仅有0.6亩。上个世纪中叶,处于日本30年的殖民统治和3年朝鲜战争之后的韩国,千疮百孔,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广大农村尤其贫穷。“住草房,点油灯,吃两顿饭”,是整个60年代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汽车。1962年,韩国人均GDP仅为82美元,农业增加值占GDP的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1962-1971年,韩国政府连续实施了两个经济发展的5年计划,确立了出口导向的战略,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然而却造成了工农、城乡发展严重失调的局面。这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中农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7,非农业部门则高达17.9。乡村部门的低就业率、低劳动生产率、低增长率,导致了城乡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存在。1969年,韩国农户的家庭收入只是城市工薪阶层家庭收入的65,致使农村人口大批外流,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70年开始,朴正熙领导的韩国政府启动了新村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
新村运动的10年是以“三农”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后来逐渐扩展到全国各条战线。新村运动通过改变农村面貌,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思想素质,培养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的新农民来促进农村综合发展。其发展历程和主要做法是:
起步阶段(1970年-1973年):1970年11月,韩国政府首先拨款20亿美元启动新村运动。1971年初中央政府免费向全国村庄发放水泥,平均每村335袋,每户4袋,每袋50斤,让各村自行决定如何用它们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政府提出了十大建议性项目,但不要求强制执行。第一年下来,有一半的村干得不错。政府又给他们加拨了500袋水泥、1吨钢筋,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经过这样的引导,4年时间里韩国改善了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主要包括换房顶、修院墙、绿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等。
全面发展阶段(1974年-1976年):这一阶段主要致力于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政府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新村教育;对农村提供贷款和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动员大学和科研院所到农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文化知识。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获得丰收。1974年韩国实现了大米自给,1975-1978年实现自给有余。畜牧业、渔业、林业也都有了较快发展。
充实提高阶段(1977年-1980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调整结构,配套完善软件和硬件建设,对民众进行精神启蒙,以此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确保持续发展。随着新村运动的推进,城乡差距的缩小,地区经济的综合开发日益高涨,政府指导新村运动在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工农关系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鼓励特色种植和种养并兴建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的工业园区,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团地建设,推动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国民运动阶段(1981年-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健全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并由其承担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政府通过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优惠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种植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环境,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等。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接近了城市水平。
新村内发阶段(1988年以后):198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政府开始积极倡导全体公民投入到文明建设中去,开展文明家庭、美化环境、环保以及文明市民教育等活动,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并致力于国民意识改造、国民精神和共同体意识教育。进入21世纪,韩国政府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并计划在今后10年内投入119万亿韩元用于农村的建设发展事业,从而为农业发展注入强劲的资金支持,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韩国通过实施新村运动,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到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城市居民收入的95.5,每100户农户所拥有的彩电普及率为123.6,电冰箱105,煤气炉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到2004年,韩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
1:0.84,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韩国新村运动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新农村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经验教训至少有以下五点值得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关注和借鉴。
政府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韩国新村运动是由当时的政治强人朴正熙总统亲自倡议、启动并热情支持的一场由上而下进行动员的综合性乡村发展运动。政府作为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投资者,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为了推动新村运动,政府从前期搞基础设施建设到后期搞村镇规划建设,都给予了不少资金、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有鉴于此,我国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也需要象韩国新村运动那样,大力进行倡导、扶持、示范、带动,采取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和扎扎实实的措施,否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可能会流于空谈。
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的新村运动注意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入手,特别注意让农民得到实惠。首先是帮助农民安装电灯、自来水,然后是修路架桥、建立村公共澡堂、洗衣房等,之后转入发展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新村运动使往日破旧落后的农村焕然一新,全国村村通电、通汽车、通自来水,农户收入显著增加。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实惠,绝不能搞花架子,走过场,唯有如此,才能引导、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发展活力和潜力,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注重统筹区域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韩国新村运动中特别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宜果则果、宜林则林,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走出了一条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同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而且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进程,反而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大的市场和人力物力支持,进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此,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必须统筹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改善农村面貌,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不断创新农村机制体制。纵观韩国的新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韩国政府实行的奖勤罚懒政策,对新村建设指导者和基层干部的激励政策,强化公务员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实施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的操作程序等等,都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借鉴,以改进我国过去实行的各项扶贫和支农政策。因此,我国有必要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机构、研究机构和培训机构,坚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把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要加强理论研究和探讨。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不成熟,实践往往就会走弯路。韩国新村运动到了1980年以后,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时,第一条就是: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因此付出了一定代价。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提出的“二十字”方针,给我们大致描绘了一个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和努力的方向。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应该怎样去建设,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哪里,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都还有待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可以说,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就在于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大胆的亲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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