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运动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论文

第一篇：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运动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论文

摘要:20世纪2030年代由平教会所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其核心是在乡村推行“四大教育”，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当时取得的成果有限，但以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志士仁人在这场运动中所体现的爱国精神和在农村所做出的一些有益探索，对当今的新农村建设是有着巨大的启发作用的。

关键词:平教会平民教育运动 新农村

一、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运动

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一场以民为本，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改造农村，改造中国”为目的，对广大平民进行教育的运动。以晏阳初、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家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中推行“四大教育”以解决农村中存在的“愚、穷、弱、私”问题。

1.以民为本，办平民的教育，办人民大众的教育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曾在《平民教育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上说:“今日我国问题，这样的复杂，非从根本上求一个解决法，只顾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终久是治丝愈紊，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因为社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故遇着问题有不能解决的时候，其障碍不在问题的自身，而在惹出此问题的人。所以我中华四万万民众共有的各种问题，欲求根本上解决的方法，还非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由此可见，平教会认识到了问题的主体—人。进而他们充分认识到了每一个国民尤其是受过相当的教育、有知识的国民在一个国家的重要作用。在《平民教育促进会宣言》中，“古人说:‘民为邦本’。一个共和国的基础巩固不巩固，全看国民有知识没有。国民如果受过相当的教育，能够和衷共济，努力为国家负责，国基一定巩固。如果国民全未受过教育，空空挂了一块民国的招牌，是不中用的。他认为平民教育是培养国民元气，改进国民生活，巩固国家的基础的教育。

在平教会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中，其核心也在于“造人”，以民为本。其所提倡的“四大教育”中，为解决农民“愚”的问题，他们把“文艺教育”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解决农民“穷”的“生计教育”问题摆到第一位。认为要解决农民、农村的这些问题，根本的还是要用教育来提高农民的素质，以文艺教育为基础，培养他们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为心，培养他们的生产力。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没有认识到当时社会的真正病根所在，而将由病根所造成的“愚、穷、弱、私”作为当时社会的病源。因而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运动实为一种改良运动，但他们在运动中所体现的为民干实事、为民办教育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科学思想。

从他们所办教育的受教育对象来看，这种教育是服务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服务于广大平民的，服务于广大民众的。晏阳初认为“现在的中国害了三种病。即瞎、聋、哑。造成这三种病的责任完全在教育界，希望同仁们积极地推行平民教育，让每一个平民都受到教育。他说:“既称为同胞，则当视平民如兄弟，他们不识字，我们要引以为可耻。有一未受教育者，即教育者的责任，否则不堪设想。中国有三万万二千万人不算得是国民。美国一万万人，人人都是国民。所以平民教育我们当义不容辞。”

所以说，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运动，关注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其中蕴含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其所倡导的平民教育，使每一个国民都能受到教育，包含着教育机会均等的思想，目的是“除文盲，做新民”和“改造农村，改造中国”，让全体国民的素质都得到提高，至今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2.推行与农民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四大教育”

平教会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当时中国的生死问题，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农村运动，就是对着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他对于民族的衰老，要培养他的新生命;对于民族的堕落，要振拔他的新人格;对于民族的涣散，要促成他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要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在平教会看来，最有效力的方法，就是教育。但这种教育既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式育，也不同于从外国引进的舶来教育。这种教育就是平民教育，是一种与农民现实生活相联系的教育，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教育。他们既注重传授给农民文化知识，也教给他们实际的生产技能，还对他们进行人文教育，陶冶其精神。他们深人河北定县农村做实验，通过社会调查，结合他们的经验，确认中国农民的四大病害就是“愚、穷、弱、私”，以整个农村生活为对象，把文艺、卫生、公民和生计四种教育联锁扣合起来，成为整个的农村建设，这也就是他们在农村所推行的“四大教育”。具体来说，就是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用来发展和培养农民的“四力”: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

二、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工作任务。如今，正值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合理借鉴平教会在当时所探索出来的有益成果，并对其加以总结和发展，将对新农村建设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新农村建设要以农民的发展为根本。现代化的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农民;环境卫生的改造，需要高素质的农民;道德法制意识的增强，也有赖于高素质的农民。而农民素质尤其是文化素质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教育，正如当时平教会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推行的“文艺教育”救“愚”一样。当时他们的具体做法“从文字及艺术教育人手，使人民认识基本文字，得到求知识的工具，以为接受一切建设事务的准备”，这对我们现今的新农村建设是有很大的启发借鉴作用的。目前提高广大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已迫在眉睫。但农村农民并不是都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中有许多在外地从事非农产业。为了新农村的建设，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尤其要将农村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这“三教”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三教统筹”，共同完成对农村劳动者的培养培训工作，确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2.新农村建设要以“科教兴农”为指导思想，注重农科教相结合，发展农业生产，壮大农村的经济实力。平教会在平民教育运动中推行的“生计教育”，就是从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村工作各方面着手，以达到农村建设的目标。尤其在农业生产方面，注意到选种、园艺、畜牧各部分工作，应用农业科学，提高生产，使农民在农事方面，能接受最低程度的农业科学;在农村经济方面，利用合作方式教育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等方式;在农村工作方面，除改良农民手工业外，还提倡其他副业。这种做法对当今的新农村建设也是颇有启发意义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不断壮大农村经济实力，新农村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农业的发展上，要以科教兴农为指导思想、以农业科技成果为动力，农科教紧密结合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大科技成果在农业上的推广力度，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提高农产品的生产率;在土地的使用权上，上世纪80年代之后赋予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改革，释放出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再加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大量农民摆脱了绝对贫困。因此，新农村建设，不能无视法律，强制农民恢复“集体经济”，搞一刀切，引发不稳定因素。当然，对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合作性组织，要积极保护。在农村经济的增长点上，按平教会的做法，就是不仅要重视农业生产，还要发展农民手工业和副业。今天，由于农村的现实情况是人多地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了让这些剩余劳动力顺利地转移到其他行业就业，我们在发展农村第一产业的同时，也要在农村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以不断壮大新农村的经济实力。

3.新农村建设要重视农民的卫生和医疗问题。平教会在其推行的“卫生教育”中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创建农村医药卫生保健制度，建立一整套的医疗保健体系，让每一个农民都有得到科学治疗的机会。时下，看病难尤其是农民看病难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这是目前农民看病难间题的真实反映。平教会提出的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科学治疗的机会的“卫生教育”，对我们今天的医疗改革，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医疗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该放在让每一位农民能得到科学治疗的机会上。同时，要建立农村的医疗站点，以方便每一位农民就医。此外，政府部门、卫生部门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降低医疗费用，确实让每一位农民能看得起病。最后，还要确实对农民进行有关卫生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培养农民强身健体的意识，并组织农民进行健身活动。

4.农村建设要增强农民的道德观念，提高农村的精神文明水平。平教会在农民中推行“公民教育”，施以道德训练，使每一个人都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培养其道德观念和团结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方面的建设，新农村要走向现代化，精神文明是不容忽视的，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作就是思想道德教育。当前，农民的道德观念普遍是较淡薄的，农村的精神文明水平是偏低的。要增强农民的道德观念，提高农村的精神文明水平，需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1)加强农村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农村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要从思想意识上重视学校德育，开展灵活多样的德育活，注重德育的实效性。(2)加强农村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特别要重视农村基层党团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要使农村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要加大力度整治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杜绝现象的蔓延、打架斗殴现象的发生;还要加强正确舆论的导向作用，宣传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政治观。(3)加强农民的法制教育。大力进行法制的宣传，进行普法教育。要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广大农民依法参与村民自治活动和其他社会管理，了解和掌握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法律途径和法律常识。

第二篇：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论文摘要：建设新型农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相比而言，韩国的情况与青岛市有着更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农村建设运动的背景、所处地理位置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因此，韩国新村建设经验的分析总结，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具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建设新型农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相比而言，韩国的情况与青岛市有着更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农村建设运动的背景、所处地理位置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因此。对韩国新村建设经验的分析总结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具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一、韩国“新村运动”及其经验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韩国在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工农业发展、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出现严重失衡，“三农”问题愈发突出。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韩国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新村运动”。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扶持和发展出口加工工业。韩国出口加工贸易的突飞猛进带动了其工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一日千里。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的农村经济却裹足不前。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62年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则下降到61％。而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并呈不断扩大之势。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迫使大批农村人口尤其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涌入城市。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往城市后，农村健壮劳动力已所剩无几。据韩国开发研究院统计，到1978年，韩国农村中妇女劳动力占45％，而50岁以上的劳动力高达30％。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弱质化，农业生产后继乏人以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等，致使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渔民的生活环境恶劣、发展意识差且信心不足以及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落后。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于1970年发起了全国性乡村建设活动——“新村运动”。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下达了这样的指示：通过农渔民、关系单位、指导者之间的合作，寻找让农村自助、自立、振作的方案。本着“摆脱贫穷是我们的责任”和“辛勤汗水能致富”的信念，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农渔村经济的革新开发计划”，被称为“新村运动”。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历程及内容

新村运动就是从乡村实际出发，开展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运动，不仅是指摆脱贫穷，而且还包含精神改革以及要营造现在和未来美好生活环境的含义。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渔民树立“勤勉、自助、合作”精神，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渔民的生活水平。新村运动的基本内容涵盖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增加收入和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70年代的“绿色革命”，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80年代的“白色革命”，使在塑料温室中培育四季农作物成为现实；而在90年代，通过加强各种农副产品的竞争力，韩国已经做好了向着21世纪生命科学农业进军的准备。时至今日，韩国“新村运动”已开展30多年，大体可化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

1、奠基起步阶段(1970～1973)

1970年4月22日，在“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的口号下，新村运动拉开了序幕。1970年10月起，韩国政府为全国每村免费提供335袋水泥，要求必须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大大提高了农渔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如果按户计算，每户可得到4袋水泥。按当时价格折算，相当于政府拨给每个农户4000韩元左右的资助。这项示范工程以整治江河支流和小水库、修理公共水井、整修落后的房屋、桥梁涵洞、河堤马道、村级公路等“十大建设项目为中心”，参加者达720万人，完成385000个项目，不仅名副其实地激发了农渔民和农渔村“只要行动就会成功”的信心和“必须去干”的积极性，而且也使政府大受鼓舞，产生了“能做到”的决心。除此以外，韩国政府还组建了“新村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各道、郡、邑都设有相应的协议会，实行垂直领导、管理和指挥，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此外，中央政府还批准组建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以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由他们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村里各项建设活动。每项工程在经过全体村民的充分讨论协商后开办。在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政府根据各村的资集水平、劳动效率、村民相互配合能力以及工业产品开发能力等进行综合评比和考量，把全国34656个村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三种类型。村民参与程度最低的村属于基础村；参与程度最高的村叫自立村。政府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各不相同的开发计划。到1973年，韩国农村中的自立村有2307个，自助村约13834个，基础村为18415个。通过这一时期的改善环境运动，韩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农民积极向上的合作精神。

2、自发拓展阶段(1974～1976)

新村运动在农村取得成功之后，从1974年起逐步扩散到各大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改革重点从改善农村环境与农民居住条件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1972～1976年韩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事业”，又称“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主要开发禽类、养牛、水产养殖、香菇等林产品21个品种。以郡(县)为单位，在全国137个地区开展，参加农户75万多个。政府从财政、技术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广开生产经营门路。如平原地区，大力提倡种植经济作物、果树、蔬菜等；山区则发展牧业、林业，开发经济作物等。同时，政府还鼓励农村就地建厂，对产品进行初加工和深加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为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大米自给，1972年韩国开始在农村推广普及高产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的种植。政府从科学育苗、栽培、管理等诸多方面给予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粮食增产、粮价上升、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使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1974韩国农民的收入已基本达到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1967～1976年间，韩国农民家庭收入由12456韩元增加到96355韩元，增幅达774％。这期间韩国城市工人收入从20720韩元仅增加95980韩元，增幅为463％。农业生产连年喜获丰收，广大农民的收入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是这一阶段“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果。

3、自发主导阶段(1977～1980)

1977年是韩国第4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政府把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目标定为140万韩元，又把“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扩大为“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扩大生产，政府将原来以家族式的小农经营的单一产品扩大到以县、邑为单位的生产基地，形成生产、销售、加工为一体的综合经营。农村工业多数为出口加工厂，如农产品或水产品加工厂等。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民非农业收入明显增加，原来预定1981年达到的农村自立目标，提前4年于1977年就已实现。全国34656个村有98％成为自立村，基本消灭了基础村。1978年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年增加到790个。

4、自发建设阶段(1981～1988)

这一阶段，韩国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广大农民在政府引导下自发地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做好协调与服务工作，为新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物力支持和技术支持。新

村运动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转交民间组织承担，鼓励农民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村金融和市场流通的效率和农民收入，以此引导农民自发地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尽管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所弱化，但农民自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并未减退，农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普遍接近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主管理阶段(1988～)

1988年以后，韩国的“新村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农民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这一阶段，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教育广大农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加强国民道德伦理建设，培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强化农村的民主与法制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新村运动”初期为启动农村经济和文化活动而建立的相关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逐步弱化，而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组织机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物资的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为传承和彰显新村运动的价值理念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经验

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这种农业现代化运动，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途径，又快速缩短了城乡差别，实现了农村的繁荣和稳定。纵观整个运动，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1、以精神启蒙为先导

精神启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精神启蒙主要是指农民教育及通过机制的建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农民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为此，韩国政府通过一些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宣传口号，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迸发出来，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效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村培训院，其主要职责就是培训“新村领袖”。其培训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强调“精神”培养、请成功者介绍经验、政府官员进行政策说明、实地考察、研究讨论、制定计划等。另外，他们把参与相关工作的公务员也派到研修院，与“新村领袖”同吃、同住、同培训。培训院是新村运动中一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机构。

2、长远着眼，小处入手

上马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电网。从1973年始，政府的投资全部转向遍布全国农村的细小项目，见效快、动员群众广泛。而且，项目的上马并不依靠领导人主观决断，都由专家设计，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决策的产物。并且在实施中，能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正。

3、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靠分散的决策方式来发展经济与社会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极有可能丧失发展时机，因而必须依靠政府主导的纲领性决策模式。整个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在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推进的组织领导、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

4、以农民为主体

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中，始终坚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始终激发国民的进取精神，引导国民进行自我教育，主要依靠农民自己来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目标。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实现村民自主自治。从渔村内部出发，以农渔村民为主体掀起自律运动，以人为主体的相生运动，通过人与人的网络，将邻里与邻里、村庄与村庄联系在一起；把农渔村到城市、农渔村问题到城市问题联系在一起。

5、利用区位优势因地制宜

韩国根据当地农村发展要求、农业生产条件，把农民摆脱贫穷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进行新农村建设。比如，春川市北山面富贵里通过开发樟脑、土产蜂蜜等当地特产，使其成为固定高收入品种；原州市好楮面梅湖里采用无公害农村养鸭法，并且修建绿色农村体验馆；洪川郡瑞石面检山二里用灵芝带动“山林复合型经营新模式”；另外还有山菜村、鲜花新月村、豆花村、高寒区白菜村、桃园洞村、山葡萄村、土雇米村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态村。充分分析当地情况，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是开发特色农村提高农民收入的有力途径。

6、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韩国新村运动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通过财政补贴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鼓励部分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等多种措施，效果明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与此同时，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不断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将贸工农、种养加、农科教融为一体，增强城乡产业的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比较

(一)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概况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于2005年正式提出。但事实上，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几年前便开始实质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青岛市政府从2000年开始实行“二园一城”建设，通过建设农业园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推进农业工业化建设；通过建设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2004年的“七个互动”文件切实从城乡要素、农村劳动力、农业机械化、财政收入等方面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在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青岛市提出了“深化七个互动”文件，以此建设较为完善的农村建设体系。2006年在全市农村全面推进“十八件实事”，2007年抓好“四百工程”，同时对全市农村加强基础建设，“五化”工程效果显著。2008年，青岛市重点扶持1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个“一镇一业”示范镇，财政支持三农资金达20.4亿元。对青岛和韩国新农村建设进行客观的比较，有利于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更好的推进青岛市的新农村建设。在建设内容、目标、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相似之处

1、建设初期的思路基本相似

1970年4月韩国政府号召开展以“勤劳、自助、合作”为主导精神的乡村建设运动，主旨表明了农民是主体，运动作用的对象也是村民，运动是否成功也要看村民。我国在2005年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建设思路与韩国基本相同。中韩两国的农村改革都特别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实现两个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尽管在农村改革的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却都是赋予广大农民更多的自主权，目的都是更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农民的生产潜力调动和发挥出来。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如何使农民增收，如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却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韩国新村运动初期，以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

民居住环境为切入点，激发农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与韩国相类似，2008年青岛市提出了以实施“五化”(硬化、亮化、绿化、净化、美化)建设为重点的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开展“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每年扶持1000个中等收入以下的村实施以村庄道路硬化为重点的“五化”建设，到2010年使全市行政村基本实现“五化”目标。与此同时，推广清洁能源，继续扶持农村“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大中型沼气、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建设。逐步扩大农村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建设。

2、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

青岛市当前农村面临许多宏观问题，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同样存在。比如：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规模化经营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等。1970年韩国新农村运动开始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0.071公顷。据2005年统计，青岛市农村人口占青岛市总人口的52.3％，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

青岛市被形象的誉为小城市大农村，强工业弱农业。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与青岛目前的状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6年青岛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32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546元，仅为城市居民收入的42.7％。

(三)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差异

1、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处于工业化兴起阶段，而青岛市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说明经济基础比韩国更为成熟。因此，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和主要矛盾也不同。韩国当年要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青岛市现阶段要在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农民收入问题。

2、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不同

韩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是农村社区，例如，在包括劳动力和其他物质资料在内的各项投资总额中，以上的投资来自村庄及村民个人。青岛市甚至中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则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除了土地属于国有且由农民承租使用、使用权一定年不变以及大型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仍由国家投资建设外，其他所有生产经营性投入均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户承担。

3、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

在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上，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而青岛市则是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过于强调工业的集中布局和规模经济效益，导致1970年代初韩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严重失衡，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该计划一方面旨在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该计划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部分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与韩国的制造业集中布局于大都市不同的是，青岛市的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区农村中兴起并得以长足发展。但是，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00年提出“二园一城”，以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三、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培养内动力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朴正熙政权意识到，不改造农民、振奋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无法改善农民生活；而农民生活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农民信心的恢复。“新村运动”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农村开发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去。这种追求“软利益”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中国学习。

(二)以“输血”为主、“造血”为辅，拓展资金源

资金是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把国外财政借款中的大部分用于农村建设，并为之匹配了完整的金融政策。因此，必须以政府投入为“催化剂”，有效激活社会各方的资金来源。

(三)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统筹规划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进行合理的设计，有序安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以国家财力为基础，注重实效，重点突出，循序渐进进行建设。在现阶段，可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清理高利贷、复兴国民运动。从1970年正式开始延续至今，历时30多年。无论从政策目标的设计、实施的组织领导来看，都表现了计划性、连续性、稳定性的特征，避免了跳跃和动荡，为运动成功做出了保证。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推动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惠及基层、惠及农村和农民。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切实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加快转变畜禽养殖方式，对规模养殖实行“以奖代补”，落实规模养殖用地政策，继续实行对畜禽养殖业的各项补贴政策；三是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重点提高玉米、花生生产机械化水平，积极推进机械化保护性耕作及秸秆还田，扎实搞好农机化示范区建设；四是加快供销合作社组织创新和经营创新，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建设。选择有条件的镇村，进行土地股份合作试点，完善土地流转奖励补助办法，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五)根据区域特点和产业基础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

韩国新村运动经验表明，新农村建设模式只有与乡村的人文环境、经济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

青岛市新农村建设总体方向是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但是根据各个镇村的区位、产业基础、建设进度等具体情况，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使青岛市新农村建设更加本土化、实用化，比如，城阳区实行市场带动型建设、莱西实行龙头企业带动型建设、崂山区实行产业带动型建设、城阳区夏庄村工业园带动型建设。最近青岛市在借鉴韩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本市的扶持1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个“一镇一业”示范镇的举措，就是建立在适应本区域发展特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

第三篇：浅论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文章标题：浅论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30多年,韩国为解决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和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这一运动早已跨出国界,受到联合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有130多

个国家先后前去访问、学习、考察和取经。分析和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韩国新村运动发起的背景

韩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多山国家,人均耕地仅有0.6亩。上个世纪中叶,处于日本30年的殖民统治和3年朝鲜战争之后的韩国,千疮百孔,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广大农村尤其贫穷。“住草房,点油灯,吃两顿饭”,是整个60年代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汽车。1962年,韩国人均GDP仅为82美元,农业增加值占GDP的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1962-1971年,韩国政府连续实施了两个经济发展的5年计划,确立了出口导向的战略,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然而却造成了工农、城乡发展严重失调的局面。这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中农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7,非农业部门则高达17.9。乡村部门的低就业率、低劳动生产率、低增长率,导致了城乡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存在。1969年,韩国农户的家庭收入只是城市工薪阶层家庭收入的65,致使农村人口大批外流,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70年开始,朴正熙领导的韩国政府启动了新村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

新村运动的10年是以“三农”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后来逐渐扩展到全国各条战线。新村运动通过改变农村面貌,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思想素质,培养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的新农民来促进农村综合发展。其发展历程和主要做法是:

起步阶段(1970年-1973年):1970年11月,韩国政府首先拨款20亿美元启动新村运动。1971年初中央政府免费向全国村庄发放水泥,平均每村335袋,每户4袋,每袋50斤,让各村自行决定如何用它们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政府提出了十大建议性项目,但不要求强制执行。第一年下来,有一半的村干得不错。政府又给他们加拨了500袋水泥、1吨钢筋,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经过这样的引导,4年时间里韩国改善了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主要包括换房顶、修院墙、绿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等。

全面发展阶段(1974年-1976年):这一阶段主要致力于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政府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新村教育;对农村提供贷款和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动员大学和科研院所到农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文化知识。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获得丰收。1974年韩国实现了大米自给,1975-1978年实现自给有余。畜牧业、渔业、林业也都有了较快发展。

充实提高阶段(1977年-1980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调整结构,配套完善软件和硬件建设,对民众进行精神启蒙,以此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确保持续发展。随着新村运动的推进,城乡差距的缩小,地区经济的综合开发日益高涨,政府指导新村运动在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工农关系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鼓励特色种植和种养并兴建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的工业园区,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团地建设,推动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国民运动阶段(1981年-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健全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并由其承担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政府通过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优惠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种植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环境,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等。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接近了城市水平。

新村内发阶段(1988年以后):198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政府开始积极倡导全体公民投入到文明建设中去,开展文明家庭、美化环境、环保以及文明市民教育等活动,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并致力于国民意识改造、国民精神和共同体意识教育。进入21世纪,韩国政府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并计划在今后10年内投入119万亿韩元用于农村的建设发展事业,从而为农业发展注入强劲的资金支持,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韩国通过实施新村运动,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到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城市居民收入的95.5,每100户农户所拥有的彩电普及率为123.6,电冰箱105,煤气炉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到2004年,韩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

1:0.84,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韩国新村运动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新农村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经验教训至少有以下五点值得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关注和借鉴。

政府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韩国新村运动是由当时的政治强人朴正熙总统亲自倡议、启动并热情支持的一场由上而下进行动员的综合性乡村发展运动。政府作为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投资者,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为了推动新村运动,政府从前期搞基础设施建设到后期搞村镇规划建设,都给予了不少资金、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有鉴于此,我国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也需要象韩国新村运动那样,大力进行倡导、扶持、示范、带动,采取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和扎扎实实的措施,否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可能会流于空谈。

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的新村运动注意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入手,特别注意让农民得到实惠。首先是帮助农民安装电灯、自来水,然后是修路架桥、建立村公共澡堂、洗衣房等,之后转入发展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新村运动使往日破旧落后的农村焕然一新,全国村村通电、通汽车、通自来水,农户收入显著增加。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实惠,绝不能搞花架子,走过场,唯有如此,才能引导、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发展活力和潜力,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注重统筹区域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韩国新村运动中特别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宜果则果、宜林则林,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走出了一条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同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而且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进程,反而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大的市场和人力物力支持,进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此,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必须统筹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改善农村面貌,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不断创新农村机制体制。纵观韩国的新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韩国政府实行的奖勤罚懒政策,对新村建设指导者和基层干部的激励政策,强化公务员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实施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的操作程序等等,都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借鉴,以改进我国过去实行的各项扶贫和支农政策。因此,我国有必要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机构、研究机构和培训机构,坚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把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要加强理论研究和探讨。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不成熟,实践往往就会走弯路。韩国新村运动到了1980年以后,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时,第一条就是: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因此付出了一定代价。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提出的“二十字”方针,给我们大致描绘了一个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和努力的方向。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应该怎样去建设,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哪里,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都还有待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可以说,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就在于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大胆的亲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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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析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浅析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历史与社会学院 历史学（师范类）2009级 朱力

指导教师 易斌

摘要:卢作孚作为近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三杰”之一，其自1927年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后对重庆北碚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及其取得的成就，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卢作孚；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Abstract： Key words：

乡村教育运动，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据统计，当时全国从事乡村教育运动的大大小小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在各地先后涌现出的实验区有1000余处。当时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将乡村教育作为民族复兴和民族再造的重要途径，纷纷提出各自的乡村建设方案，走出繁华的城市，走进落后的农村，实践他们的理想。卢作孚，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发展近代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其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建设实验相比成就尤为卓著。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叹：“巨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2 也就是，历史总是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民国时期兴起的乡村建设热潮,在 80年之后又再次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时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重要途径之一的农村建设，其重要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农村教育现代化仍然是中国教育亟待完成的现实课题。

鉴往知来，当笔者重新回望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笔者发现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但在当时起着巨大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极具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研究卢作孚在北碚主导的乡村教育建设的思想理念、措施及其成果，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提出了关于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一、卢作孚乡村建设的背景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乡村建设运动先行者。一直以来,卢作孚都是以一代“船王”、现代实业家的形象被世人广为传颂，而他本人所言：“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卢作孚：《如何改革小学教育》）

早年卢作孚是“教育救国论”者，竭力宣传教育的作用，并积极投身于各种教育实践活动： 1921年赴泸州出任四川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在当地开展了教育改革和通俗教育运动；1924年又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出任馆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教育运动。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挽救国家危亡。但在战乱年代，即使是深处于中国腹地的西南地区亦不能幸免，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卢作孚主持的教育活动总是刚刚取得成果，就被战火打断。几次重大挫折后，卢作孚幡然省悟，认识到仅靠教育不能“救国”，他转而投身实业。1925 年下半年是卢作孚的思想和实践的重大转折时期——由“教育救国”转向实业与教育并举。1926他年集资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任公司总经理，开创了从嘉陵江到长江的民族航运事业。从此开始了他以实业为依据、教育为利器，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探索。1927 年春，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来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但是，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他借此机会，在清剿匪患的基础上，在峡区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为特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353把北碚这个原本荒僻的小乡场建设成了一座“名满天下”的充满生气和现代气息的美丽城镇。

二、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理念及其实践成果

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经历了北碚峡防团务局时期（1927－1936年）、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时期（1936－1942年）、北碚管理局时期（1942－1949 年），其乡村建设实验一直并未中断，从 1927 年到 1949 年前后经历了23 年。

（一）乡村建设理念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念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市村的建设》《乡村建设》《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三篇文章中，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教育方面：吸取前两次教育实验意外终止的教训，卢作孚关于乡村教育的理念逐步完善，完成了从纯粹的“教育救国”向实业与教育并举的转变，即以民生公司为依托，持续不断地为北碚乡村教育建设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以教育现代化为手段去推进北碚乡村现代化建设——“产教结合”的乡村建设模式。其内容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两方面。教育为立国之本。

卢作孚反复强调的“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将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会”，“教育的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学校之培育人才，不是培养他个人成功，而是培养他做社会运动，使社会成功”，教师应该是“须知教育精义，而有其志趣者”等振聋发聩的观点和他关于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根据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规范中学数量，停止低水平的初级师范，以提高程度为前提合并高素质大学、关闭不合格大学等具有前瞻性的构想，就其性质而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益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 “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 “民族自救”（梁漱溟语）。

主持乡村建设运动, 他第一次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主张。同时他也意识到实现现代化, 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 社会、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而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却最终要落实到人才培养上来。

“卢作孚推行的乡村建设,重点不是在教育上,而是把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的首位。”[2] 刘重来.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J].重庆社会科学,2004,(创刊号).在重庆北碚的实验，称为北碚模式。

惟以卢作孚所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效果最为显著，使北碚从一个交通闭塞、盗匪猖撅的偏僻乡村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雏形的”的美丽城市。

卢作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坚持以实业辅助建设、以经济支撑建设，以一个实业家来主持一地的乡村建设，这与教育家、学者身份主持者乡村建设有着很大的不同，与晏阳初、梁漱溟等比较起来，更有经济头脑和更具务实开拓精神，使北碚成为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上的“神话”。

“在乡村教育运动形成后不久，尤其是 1927 年后，乡村教育开始向乡村建设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乡村教育的实践表明，要“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仅靠乡村教育还不行，还必须进行乡村建设。

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成为民国时期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解放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2］。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102．

卢作孚在试验中始终把峡区的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事业的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由此创造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北碚模式。

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身份的卢作孚主持乡村建设,使他“更有经济头脑,更具务实开拓精神。”

卢作孚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从经济入手进行乡村建设并时刻保持经济与教育互助的典型代表。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22] 卢作孚.如何彻底改革教育[N].嘉陵江日报,1948-04-22.他开创了“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的北碚模式,明确提出以“现代化”为目标来建设乡村。他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也不只是乡村救济方面,而是要赶快将乡村现代化起来,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非常有远见地注意到了乡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以他描绘的现代化北碚蓝图中,除经济、文化方面外,还有“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为公众服务”,“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等设想,目的就是向农村培植现代化的新生产和新生活,最终实现城市化。

农村及其农村教育有史以来都行在社会和教育发展的最后面。“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新农村教育作为农村建设当中的重要一环

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它既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农村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

关于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西南大学刘重来教授认为：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实际上是他“国家现代化”思想的延伸，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是他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终极目标和高度概括。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概括起来，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模式。卢作孚主持的乡村建设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之所以成就大、成效好，与他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模式是分不开的。他把经济建设放在其他建设的首位，因地制宜，以发展本地资源丰富的矿业和需求大、成本低、收益快的纺织业为龙头，通过激化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大发展。他以工辅农，特别是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种种举措，都使其乡村建设的基础更加厚实。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给当代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乡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中，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是完全正确的，但绝不能忽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乡村建设不但应该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而且还须政府、企业、政策、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只有指导思想正确、前进方向找准，齐抓共管，上下齐心、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就大、成效好的结果。

稳定的社会环境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五篇：日本“新农村建设”经验对我国的借鉴及启示

一、日本“新农村建设”经验

二战结束后，日本许多城市被夷为废墟，物资非常匮乏，农业也遭遇欠收，通货膨胀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55年日本农林大臣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构想”，并于1956年开始了战后首次“新农村建设”。此阶段的突出措施，一是确定推行区域，也就是说在政府指定的区域成立农业振兴协议会；二是建立新农村建设推进机制，即农村振兴协议会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农民智慧，并与当地政府及团体进行协商，制定农村振兴规划并付诸实施；三是政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国家采取特殊补贴，除当地农民集资及政府农业金融机构贷款外，国家农业金融机构还发放低息贷款。

1962年底第一次“新农村建设”结束，小规模零散土地普遍得到整治；大批农村公共设施得以建立，促进了农民的进一步联合；调动了广大农民建设家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然而日本区域间和行业间的差距并没有得到充分解决，特别是在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后，这些差距还在不断拉大。因此日本政府在1967年3月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出台了谋求经济产业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发展、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环境污染等一整套政策措施，开始了第二次“新农村建设”。在农业及农村方面强调全力推进综合农业政策：一是政府大量投资，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经营现代化水平；二是大力推进保护农村自然环境，提出“把农村建成具有魅力的舒畅生活空间”的目标，改善农村生活环境；三是制定《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鼓励城市工业向农村转移，解决农民就业。第二次“新农村建设”是在总结第一次“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并取得显著成果，这主要表现在，大大加快了农业与农村现代化进程；农村生产力明显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快速上升，其中最重要的是，到70年代初，日本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化肥化、水利化和良种化。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流，后继乏人现象日益严重，为此日本又开始了第三次“新农村建设”。这次活动又被称为“造村运动”。当时的日本，财政力量越来越弱，仅凭财政投资和信贷来改变地区差异也越来越难，而农村自发出现的造村运动恰好可以在不消耗大量能源和财政支持的前提下继续实现乡村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日本政府决定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推进第三次“新农村建设”：一是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以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同时积极发展地方特色产业。二是加大建设扶持力度，决定以振兴产业为手段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使逐渐衰败的农村重新振兴起来。在这次新农村建设中，最具影响的是“一村一品”运动，其特点是每个村庄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地方特色产品，形成产业基地，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分析日本三次“新农村建设”，其成功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充分利用农业协同组织，广泛组织分散农户，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提高农业、农村、农民地位；二是建立资金投入长效机制，即除各级政府直接补贴外，国家及农协系统金融机构提供足够资金；三是制定各种相关法规，即出台30多部有关法律与法令，使“新农村建设”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均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四是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农村教育培训，尤其是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造就了一大批既有实践能力又能扎根本地区的实用人才；五是尊重农民自主性，调动农民积极性，培养农民自立性，使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六是将农村自然环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紧密结合，既保留特色，又具现代风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突出区域特色和乡村特色。

二、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盲点分析

（一）政策保障不足，投入机制尚未建立，农业、农村发展受到制约。

实践证明，少数新农村建设搞得好、步子迈得较快的村，主要是得益于集体产业的良性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从集体资金划拨专款用于推进教育、文化、卫生、社保等公共事业发

展。相比之下，各级政府对于新农村建设公共事业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比例还不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长效投入机制也尚未建立和发挥其作用。此外，由于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的缺失，以及行政等部门执行政策不到位等原因，也从根本上导致了新农村建设进程的缓慢。

（二）农村土地严重缺失，广大失地农民权益无法得到保证。

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把其主要精力投放在非农建设的土地开发上，不重视耕地的保护，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保护耕地和开发建设两者发生冲突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把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抛到一边，以牺牲耕地为前提，进行土地违法活动，换取当前或眼前利益。另一方面国家征用土地用于各项建设，使得农村耕地不断减少，但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惯性的影响，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的补偿标准偏低，补偿费用不到位，截留挪用农民征地补偿费等问题在全国时有发生，国家征地的土地收益中农民获得的利益非常有限。因此从制度和法律上保护耕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建立失地农民生产生活保障制度已是刻不容缓。

（三）农村文化建设不到位，农民文化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但由于我国过去十分强调农村经济建设，忽视农村文化建设，结果导致农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文化生活相对匮乏，一方面由于资金投入不足，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文化形式单一，以致打牌赌博、封建迷信、各种宗族、宗教势力乘虚而入，不仅制约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四）忽视了价格杠杆作用，新农村建设中“价格”问题突出。如农村市场价格波动频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农产品销售价格不稳或相对下降，农民因药价过高看不起病，农村市场价格秩序混乱等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及对国家惠农政策理解上的误差。此外由于农村消费环境较差，农民消费期望值不高，这些也影响着农村市场的正常发育和农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改善。因此要积极加强探讨价格主管部门如何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作用和价格杠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有利作用，引导农村微观经济主体良性发展，为新农村建设创造和谐互动的价格环境。

三、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思考

加强完善机制建设，立法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应从机制构建方面入手，政府要着重解决城乡资源和要素分配不均、农村社会经济管理方式滞后等突出问题。如一方面要加快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建立起城乡资源和要素合理配置、产品有序流动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起职能明确、运转高效的政府管理长效机制，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政府支持农业的制度安排、组织管理和政策体系等。其次，要从系统建设方面入手，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所以必须具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以使农民受益。因此政府应尽快制定法律、法规，加大执行力度，在制度层面上切实保障新农村建设的有序进行。最后，要从资金统筹方面入手，政府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各项补贴措施必须落实到位。当前中央虽然提出城乡统筹、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支农资金相比往年来说，也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我们必须看到，“大幅度增长的支农资金”相对于“三农”领域资金需求而言，还是存在很大缺口的。所以应尽快建立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刚性”的长效投入机制，并完善各项补贴措施。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加大农村土地整治力度，保证广大失地农民的各项权益。为此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要强化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严格控制、规范政府征地行为，明确界定各类建设用地（包括征地）的用途、性质、目的、范围等，防止政府征地的随意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预防农用土地的非农用化现象，合理引导、节约用地，充分运用行政、经济、法律及技术等手段，系统对农村农田、水、路、林等（包括农村居民点整理、农村土地复垦复耕）土地的综合整治，从而调整土地权属，改善土地使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土地相对存量，努力做到土地使用的“合法化”、“科学化”，“合理化”。其二是规范农村土地市场，合理配置农村土地资源。政府在征地过程中，一方面不仅要保证土地权益人的充分知情权，而且征地补偿必须以农村土地的市场价格为依据，实行公平、公正、合理补偿，不损害农民利益，另一方面要确保及时、足额补偿到位，保障农民权益。其三要尽快建立和实施“土地置换社保”政策，用土地转用收益的一定比例建立专门账户，定向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文化生活

根据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客观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其一是重视农民主体性，从思想上打破、消除对于农民的偏见。当前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思想意识、生活方式或生活模式、生活空间等都发生变化，如有的农民研究汉字、自造飞机、自拍电视剧，甚至发表科技论文等，这是本该鼓励、赞扬的新鲜事物，但却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务正业”。这显然是没有尊重农民的想法和选择，忽视了农民的文化兴趣和文化需求，因此要打破、消除这种观念，积极引导、鼓励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其二是积极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要以科技、卫生、文艺、生活小窍门等知识竞赛形式引导教育农民，并通过开展道德、法律、文化、科普“四进家”活动和“文明家庭”、“文明村镇”评建活动，帮助农民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其三是对农村优秀文化、乡村民间艺人和农民文化团体等进行登记、认证，加强培植与促进繁荣发展。如国家可采取财政补贴方式或办法，并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优秀文化的保护工作，鼓励农民从事农村文化的创作、表演、宣传和弘扬，资助年轻农民学习、传承乡村优秀文化。其四是改革、完善农村文化工作体制与机制，实现农村文化“公共物品”的市场化运作。政府可采取“民办公助”等方式，发展农村文化中心户和各种民间文化团体，使农民得到“价廉物美”、彰显“人性化”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如湖北咸安向阳湖镇政府资助农民兴办私人乐队，取得良好效果。乐队不仅在当地声誉大振，而且周边县市农民婚丧嫁娶也邀请其参加。这种方式不仅保护了优秀民间文化，而且丰富了农村、农民文化生活，又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完善增强价格管理，解决存在“价格”问题

一是不断提高价格主管部门的管理水平、管理能力，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保证农村物资的价格稳定，密切关注农村市场的价格动向及波动趋势，提高调控农村市场价格的能力与水平，把行政手段和市场作用有机结合，建立健全农村市场价格监测预警机制，降低农民价格风险。其二是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逐步建立农产品价格保护体系。积极发挥价格杠杆的影响与作用，运用价格政策支持农村教育、卫生、医疗以及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三是改革、促进、增强涉农价格（收费）的监管工作。一方面变单一物价部门检查为多部门联合检查的价格监管方式，以加强农业生产物资的价格监管，另一方面加强价格举报工作，建立农村价格监督网络，使价格监管职能向广大农村延伸，进一步提高监管的实效性。其四是加强对涉农垄断行业的价格监管，打击乘新农村建设之机的乱涨价、乱收费等行为，强化成本约束，促进价格公平，努力营造良好的农村价格环境。其五是价格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改变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思想观念。如积极为农民提供价格信息服务，即广泛运用广播、电视、网络、会议、宣传栏、黑板报及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或方法进行价格方面的宣传教育，使之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1].王再文、李刚：《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4期。

[2].刘志仁：《日本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北京观察》2006年第7期。

[3].柯炳生：《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若干思考》，《农民日报》2006年12月3日。

[4].韩俊：《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年，第6期。

[5].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