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留学热中的冷思考

第一篇：海外留学热中的冷思考

海外留学热中的冷思考

近几年出国留学热渐渐兴起，一些家长甚至认为，孩子在国内上不了好大学，在国外照样拿文凭，其实并不尽然。

你可以到国外去上学，但是你必须拿足了他们规定的学分你才能够拿到他的文凭，或者学位，如果你在国内成绩很差的话，在国外努力也不够的话，有好多学生也是叫杀羽而归，也就是拿不到学历最后回来的。

因此，专家的观点认为，学生还是应该在国内取得一定的学历，有一定的社会阅历的时候，再到国外去进一步地深造，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综合素质和培养高端技术的人才，广东白云工商技师学院也开展了中西合作的项目，实行2+1.5学年制的海外就业班。也就是说，前二年学生在广州白云工商技师学院学习专业课程、英语课程，取得高级技工毕业证和国家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最后一年半到新西兰维特利亚国立理工学院学习先进管理理念和行业实习，取得新西兰维特利亚国立理工学院专科学历和英国伦敦城市协会烹饪文凭后，安排在当地工作。

第二篇：留学热中的冷思考

留学“热”中的“冷”思考

（一）中国的留学现状

高考风雨即将来临，不知不觉中莘莘学子们又迎来了面临选择的日子。随着全球教育资源的加速共享，越来越多的学生们不仅仅是要踏入校门，而且是要踏出国门。根据教育部统计，2011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33.97万人，比去年增长了19.32%。美国、英国等主流留学国的留学生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处于一种高学费和低居留率的现状，而且在这个主流留学国，开始出现中国留学生扎堆的现象。根据有关统计显示，英国威斯敏斯特的国际传媒专业，中国学生超过了50%，而伦敦艺术大学的时尚营销专业中国学生也超过了1/10。

（二）家长们说，为什么送孩子出国

对于许多家庭作出送孩子出国留学这样的选择，分析可得主要原因有如下几条：

1、开阔眼界和经验；

2、学习与该国有关的语言、文化知识；

3、追求更好的教育条件（在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留学的学生中，这个原因最为常见）；

4、外交原因（政府之间为了表示亲善合作，可能互派学生、官员或者军人到对方学校学习）；

5、随父母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未成年人；

6、以留学生身份申请学生签证，获得暂时定居权；

7、熟悉该国社会，累积经验，为以后永久性定居做准备；

8、为将来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打下基础。

近期以来我国高中生“留学热”也是升温迅速，相比大学生而言，高中生”留学热“的原因则更为显而易见：

1、私立中学无期限限制。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公立中学允许外籍学生就读的最长期限是一年，因此许多中国学生都是以短期交换生的形式就读，但美国对私立中学没有这样的限制。

2、历史悠久，师资深厚。美国高中分公立和私立两大类，但由于美国整体偏重私有化的教育制度，美国的寄宿制中学普遍被认为是大学名校学生的摇篮。一流私立中学大多继承了英国中学的传统, 不少学校甚至超过三百年的历史，拥有深厚的教学基础。美国很多寄宿制中学也以其严格的取录标准和高质量的教学水平闻名于世。

3、注重核心课程与多元课程相结合。美国高中的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学生在完成必修课后，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兴趣选修大学预备课程，也就是“AP”。除了日后可以抵免大学的学分之外，如果获得好的成绩，可以在日后申请美国大学时作为有力的申请资料。

4、尽心培训学生申请名牌大学。私立中学极为注重毕业生成绩，所以学校更愿意调动所有的资源来辅导学生预备升大学的考试（SAT/ACT）。学校一般都设有专门的大学辅导教师，专职辅导学生申请大学方面的事务。在学生九、十年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培训如何申请名牌大学，直到十一、十二年级，每一步都有老师引领，从旁督促，以使每一位学生取得最理想的成绩和结果。

（三）孩子们说，为什么我要出国

面对如今如此火爆的“留学热”，身边的朋友同学纷纷踏出国门，孩子们出国的原因有哪些呢？

1、听从父母指挥“被出国”；

2、逃避高考的“独木桥”；

3、看着身边的朋友和同学都出国了，也跟着想出国；

4、国外的素质教育更加具有吸引力；

5、向往国外的生活和文化；

6、争取更好的学习机会；

7、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8、社会地位提升，能被周围人“高看一眼”。

（四）“洋文凭”能带给我们的

前几年，许多家长省吃俭用、满怀希望地将十七八岁的孩子送到海外求学，但他们学成归国后，这些孩子却并不完全能够达到理想的状态，有的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工作也找不到。“海归”就业难和国内教育观念的改变使得许多家长和学生重新审视“留学热”。专家指出，根据自身需要与发展选择适合自己、自己能接受的成材环境才是明智的。1、75%“海归”对现在的生活不太满意 在中国，每年都有各类出国中介成立，不少家长穿梭于各中介之间，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要供孩子出国，在他们看来，这先期的投资总会为孩子今后的就业扫除一些障碍，但当三五年后回国，一份份求职简历石沉大海后，他们才开始反思当初的留学是否值得。

每年众多的大学毕业生已经不止让国内的大学生深感就业压力，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同样在这种大环境中感受不到镀金后的优越感。近日，对北京市的50名自费留学的海归人员进行了一项就业调查，调查内容从他们出国前的花费到回国后的求职期望，被调查者中80%属于工薪家庭，有些家庭甚至因为供孩子出国至今外债累累。调查显示，八成留学生出国留学总花费在40多万元以上，90%的人对回国后的月薪期待为3000元到5000元，80%的人期待的工作单位性质为外企和上市公司，但超过九成的人认为如果就业形势不好，私企也会考虑。而对于目前的工作，70%的人认为勉勉强强，还凑合，10%的人认为还比较满意，20%的人不满意。有近75%的人对目前的生活不太满意。

“我有时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整天飞来飞去却没有目标。”有一位调查者说，像他这样的“海归”不在少数。

2、“海归”们的工作似乎总是不那样顺利

2006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并没有现在这么严峻，但从澳大利亚留学归国时，一位“海归”依旧感觉到了就业的压力，在澳洲获得了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往北京的人才市场投出去几份简历后，到现在也没有回音。其实留学生回国后找到理想工作的并不算多，回国几年基本处在打拼和为自己积累经验的阶段，大家虽然也看重月薪，但更多看重的是这个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

总的来说，“海归”似乎工作得并不是很如意，也不知是学到什么知识，还是所学的东西不适合国内，但总是不那样顺利。相反，国内大学毕业的那些本科生的生存状况还要比“海归们”好一些。

3、成堆的资格证换不来一份令人心动的工作

据教育部门，2009年对出国留学人员的统计表明，北京市通过正规中介出国留学人数有近千人，其中，澳大利亚留学人数最多，排在出国留学的首位，其他依次为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新西兰等。对于出国留学的人员层次，数据显示，以高中生居多。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每年都要对自费出国留学生的回国就业情况做大致的分析，就近几年的留学生回国就业情况看，有关专家认为，之所以造成“海归”就业难，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留学生好高骛远，很多留学归来的学生在选择工作上非500强企业不去，非高薪职位不求，结果导致了“海归”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原因之二是所学专业无用武之地，有些学生在选择出国留学的专业时，没有考虑到将来的就业问题，只是凭着一时兴趣来决定，结果导致所学专业在国内用不上，空有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原因三是空有理论知识而无实践经验，现在很多出国留学的学生缺乏工作经验，而公司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更愿意招收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应聘者。

此外，“海归”都想涌入大城市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能力的人都想去大城市，谋求更好的发展，致使大城市回国的人才过剩。很多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内地城市更急需各类人才，却无人愿应。分析人士认为，人才就业和社会的其他方面都有关系，和国家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有关系，和人事制度、户籍制度都有关系，人才不便于流动，迫使留学生在择业时选择大城市和沿海城市。牵扯到工资待遇、子女教育等问题，有的宁可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也要留在大城市，直接导致了海归就业难。

（五）中国未来中学教育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名校齐聚、留学盛典开幕”、“现场招生直升外国名校”、“雅思托福集训班即将开班„„”从6月开始，类似的广告就频频出现在报纸、网络、电视上，今年夏天的“留学热”可见一斑。

不可否认，曾几何时，“海归”身上披着耀眼的光环，从政府到企业，争相抛出“橄榄枝”，盛情邀请这些“天之骄子”加入到自己的队伍中。ＩＴ类、经济类“海归”更一度成为人才市场上的“香饽饽”。有了留学的经历，就业就轻而易举，当时的“留学”基本等同于“就业”。

不过，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话用在如今的“海归”身上倒也有几分贴切。随着留学归国群体的迅速膨胀，“洋文凭”的含金量正日益缩水，致使部分“海归”逐渐沦为“海待”。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众“海归”的能力参差不齐，一些在国内学习成绩不理想，无法进入大学而选择自费出国的学生，国外相对宽松自由的学习和监管环境，很容易助长他们的散漫个性，结果庸庸碌碌地度过了留学时光。同时，在大量“海归”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外学习两三年就拿着一纸文凭回国就业的，他们通常还没有完全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更不具备所谓的“实践经验”，因而很难受到高端企业的青睐。

当然，“海归”的就业期望值过高也是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适合岗位的原因之一。一些“海归”通常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因而对就业的城市和企业比较挑剔，对年薪的要求高，致使他们错过了很多锻炼和提升自己的宝贵机会。随着国内教育逐步与国外接轨，本土人才的综合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且他们的“性价比”并不比“海归”逊色。

出国留学是好事，去国外学习世界上最前沿的高新技术，增长见识和才干，应该提倡。但选择留学时，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如果把留学等同于“就业无忧”，那就大错特错了。要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海归”求职也必须适应市场规则，接受残酷而激烈的竞争。

（六）如何面对“留学热”

不可置否，出国留学的确会对学生的身心和家庭造成极大的影响，且不说费用问题，单是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就会使学生产生孤独感和不适应的情况，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另外，由于欧美的教育制度比较发达，许多家长和孩子更愿意选择这些国家作为留学的目的地，但不可否认的是，欧美国家不但有着发达的教育同时也有着发达的娱乐业。如果学生从一个开放程度比之不及的国家到这样极度开放和发达生活，那么对于一个自制力不够强的人来说，则有可能会沦于灯红酒绿之中，无法自拔，从而造成与之留学初衷背道而驰的后果；从文化的层面来讲，对一种文化的体会和传承应当是完整的，显然就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来说，文化的渗透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如此看来，想要得到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化学习，起码应该由小学读至大学才可能对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一浅显的认识，而倘若选择在高中时就出国学习，则有可能在学生的潜意识里造成文化混淆的现象，使其对中西方的文化都无法正确的理解和对待。

出国留学，这种学习的好处当然一定会是多方面的——异域的风俗，不同的文化，更包容更自由的环境；全新开放的视野、完善先进的设施，更多的信息，更好的机会。但这一切好处都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就读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是环境和条件，不是成功本身。成功需要努力用于奋斗，没有付出，自然没有收获。一些学生出国后，不努力提高语言水平，却把人生中最黄金的学习时间用在非法打工上，致使一年、两年甚至三年过后都无法通过外语考试，根本无力接受正规教育。还有一些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身为学生，不把费用花在学习和教育上，却无度消费，给人们造成不良印象。

目前，在教育投资方面，中国家庭子女的高等教育和已从业人员再教育的资金来源是现代家庭和个人面临的巨大压力之一，中国之所以每年有数十万人自费出国留学，客观地讲，是因为大家对留学生的成功成才抱有极大的希望，对投资子女出国留学的回报有较好预测。然而，随着媒体对个别学校、个别学生出现问题的曝光，使人们对留学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产生怀疑，并且将这归咎于出国留学这件事情本身——就像那些根本不曾为生活奋斗过的人，过不上好的生活却指责生活本身，这是毫无道理的。

留学的目的应该是学习，是成才。大至成为能参与国际竞争、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小至成为有一技之长、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公民。留学也是一种经历，每个有留学经历的学生，他们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语言的困难，气候的不适，思乡的痛苦，文化的冲突，饮食习惯的改变，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当这些学生经历了不同文化的洗礼，不同教育方式的启迪，不同价值观念的冲击后，他们一定会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宽容，更加饱满。

第三篇：韩剧热中的冷思考

韩剧热中的冷思考

艾莉 《光明日报》（2014年03月15日 12 版）

继《继承者们》红遍中国之后，一部《来自星星的你》又使韩剧跨地热到现在。首上春晚的长腿“欧巴”李敏镐和“叫兽”都敏俊饰演者金秀贤一时迷倒众人，将“韩流”热推向高潮。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两部剧并不十分精彩，其影响之大令人咋舌，并引人思索：韩剧为什么受欢迎？它征服观众的秘诀是什么？它带给国产电视剧怎样的思索与启示？

好故事是征服观众的关键

韩剧引进中国大陆已近20年，其间《爱上女主播》《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大长今》等剧集可谓轰动一时。韩剧大体上可以分为青春偶像剧和家庭伦理剧两大类。前者主要讲述年轻人的恋爱故事，一般较短，十六集或二十集，至多二十四五集。套路也比较简单，多是两男恋一女，男女主角由欢喜冤家变恋人，还要历经种种波折，如第三者或家庭的压力，甚至还要遭受生病、受伤、失忆等飞来横祸的打击，好在最后都以大团圆结束。家庭伦理剧，一般以几对男女的爱情为线索，讲述相关的三四个家庭之间的矛盾与纠葛。这类剧一般都很长，通常是五六十集或上百集。

韩剧剧情进展很慢，也可以说很拖沓，但却很耐看，究其原因，主要是故事好看，虽然其爱情故事总会落入“王子爱上灰姑娘”的俗套，但剧情很生活化，没有过多的枝杈，集中展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而且多为励志故事，主题积极向上，爱情、亲情、伦理、孝道都有充分的展示，让人看着很过瘾。即使是古装或穿越题材，也并不胡编滥造。而一些据海外作品改编的剧作，也作了很好的本土化转换，因而很接地气，同样取得成功，如据台剧《流星花园》改编的《花样男子》，与美国同名小说类似的《小妇人》，据同名日剧改编的《城市猎人》等。而我们近年翻拍的韩剧却无一超过原作，有的甚至因粗陋、矫情招来一片骂声。

韩剧好看还在于很多细节生动有趣，诙谐幽默。比如《屋塔房王世子》中李恪与朴荷摘草莓时的意外收获，《来自星星的你》中千颂伊初见都敏俊时的自作多情，《继承者们》金叹与车恩尚车子抛锚荒郊的斗嘴等，这些细节机敏有趣，常常让人捧腹大笑，百看不厌。这种喜剧效果可以让人暂时忘掉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烦恼，获得精神的放松，心情的调节，正适合当代日益疲惫的人们的需要。在浮躁的当下，坐下来细细品味一个娓娓道来的好的故事，犹同一股清泉沁人心脾，令人回味无穷。

也许有人不屑于韩剧的家长里短和爱情神话，但韩剧呈现了一种和谐的气氛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比如重视家庭亲情，尊敬老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很少有色情或暴力的场面，洋溢着含蓄之美，让人产生道德的认同感，回味留恋美好永恒的情感。而我们的电视剧，动辄宫斗、家斗，或婆媳大战、翁婿大战，搞得剑拔弩张，鸡飞狗跳，一片浮躁之气。所以韩剧虽然很多剧集未免理想化，但它带给人心灵的抚慰。韩剧之所以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偶像时尚吸引年轻人

演员靓丽，表演细腻，是韩剧的另一大特色。首先男女主角均为偶像级的帅哥靓妹，女的气质高雅，男的深情款款。而中年男女往往给人一种成熟的美，让人感觉很亲切。所谓演员养眼，想不多看几眼都难。其次，演员的表演都比较自然、真实，尤其是感情表演，十分真切、到位，这也是韩剧之打动人的重要方面。韩剧明星在中国已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粉丝数，男星中张东健、裴勇俊、宋承宪等70后已成为实力派，李敏镐、张根硕、金范、金秀贤等80后成为新的偶像。女星则有不老女神金喜善、全智贤、宋慧乔、韩彩英及90后新星林允儿、林秀香、朴信惠、申世京等。他们中很多人都来过中国，并与中国合作拍片。

与演员演技相配的是他们的服装、服饰和发型。服装及服饰漂亮时尚，发型曼妙，很能代表当今的流行潮流，于是吸引了众多的年轻男女膜拜加模仿，现在就经常能看到满马路的韩版服装和韩式发型。另外，韩剧的音乐往往也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几乎每一部电视剧都有它特别制作的主题音乐，往往一部剧看下来，其插曲也成了流行歌曲。不像国内很多剧随便选用配乐或现成的歌曲。而且韩剧的音乐都选得恰到好处，让人感觉到身临其境，很能渲染气氛。场景的选择也很考究、美观。演员们或是在高档的时装店购物，或是在环境优雅的餐厅进餐，或是街头闲逛，或是在家准备饭菜„„这些无不都为电视剧加进了唯美的元素，让人看得心驰神往。

此外，韩剧还加大了韩食的传播，初始是泡菜、烤肉，《大长今》后是药膳，一部《来自星星的你》又让炸鸡和啤酒这一并非健康搭配的食品风靡一时。这也说明，一部优秀电视剧的制作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尤其是要从文化上下大功夫。

制作精良贴近市场

韩剧制作精良，它所呈现给我们的画面和情境，都是讲究自然、唯美的。韩剧的制作十分认真，拍电视剧跟拍电影一样，非常精细。演员的每一个神态、画面的每一个处理都十分考究、精良，让人看了觉得清新干净，十分舒服。大多数观众都能在换台的一瞬间通过画面判断出，哪个是韩剧，哪个是国产剧。这是因为我们的电视剧画面的粗糙、制作的简陋，是和韩剧根本没法比的。韩剧十分讲究构图，每一个画面都给人以美感，如《那年冬天风在吹》，观众普遍反映男女主人公的每一个画面几乎都可以制成明信片。与我们不同的是，韩国的电视剧是边拍边写的，所以编剧和导演可以随时根据观众的反应和要求来对剧本进行修改，使之更贴近大众，为人们所喜爱。观众们甚至可以网上投票决定电视剧的结局，这种互动给了观众很大的自主权，也促使了电视剧的制作成功。所以，边写、边拍、边播，这也是韩国电视剧的特色之一。还有就是，韩国重视编剧，在宣传中他们的排序是编剧、导演、演员，而我们则正好相反，演员被捧为明星，导演被奉为大腕儿，编剧呢，提都不提。编剧不受重视，所以就没有好的故事，也就拍不出上乘的电视剧。

此外，韩剧也是与时俱进的，走过悲悲戚戚赚人眼泪的初期，又经历了怪老板淘气女和励志大长今，再到如今的穿越、读心、见鬼、瞬移、不死等各种超能力。韩剧一直都因求新求变的积极态度、认真敬业的拍摄精神、体系完备的宣传策略而深入人心。

当然，韩剧亦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套路化严重，如王子爱上灰姑娘，男女误会而识，契约结婚，患病、车祸加失忆，悲情男二，节奏慢及剧情拖沓等。但韩剧的好故事和精制作，以偶像吸引观众的招数，却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而且强烈的时空反差和性格矛盾，专一纯粹的爱情、惩恶扬善的主题，幽默的细节等的完美结合，都能让一部看似简单的纯爱偶像剧，唤醒引起人们内心深处对真爱、亲情、价值的判断和共鸣。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多样性以及人类优秀影视作品的终极共性——讴歌真善美、叙事张力和艺术表现力的完美结合。

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其实都是一种文化的软实力。如果我们的电视剧依然题材跟风，神剧、雷剧不断，那我们就很难拍出经典作品。

第四篇：旧城改造热中的冷思考

旧城改造热中的冷思考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按照市委、市政府制定的总体发展思路，运用经营城市的理念，从２００１年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到现在，旧城改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为在平定第一个开展旧城改造工程项目的开发商，从新安一期艰难的拆迁工作到现在五个小区已经投入使用，成为平定城的新亮点。四年多的实际工作，真正领会了旧城改造在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同时，也感觉到旧城改造中还存在着一些误区。

误区一：黄金地段成宠儿，偏街背巷成弃儿。在一些繁华地段，人口和建筑物密度较低的旧城区，由于开发前景诱人，往往得到优先改造。与此相反，地处偏街背巷、住房困难户和危房户最为集中的地段，则成了无人问津的弃儿。这些地方的居民正是所谓的“城市弱势群体”，是最需要通过旧城改造来改善居住环境的对象。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改造这些地方无利可图，造成政府无力去改造，开发商无意去改造。

误区二：缺乏总体规划，零星分散搞改造。在旧城改造实际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出现零星插建、见缝插针，甚至挤占公共配套项目用地的现象。造成房屋改造杂乱无章，基础设施无法顾及，改造死角到处遗留，改造了的旧城仍是旧城。

误区三：急功近利，大拆大建。在旧城改造大拆大建中，居民为了多占面积，在旧房子上匆忙加盖二楼、三楼，甚至出现这边已经开始拆迁，那边却又开始建筑现象，不仅造成极大的浪费，也给开发商带来额外的经济损失，难免使拆迁工作陷入僵持，延误工程时间，增大改造压力。由于改造规模过大，拆迁过多，利润微薄，安置困难，加之政府在估价的时候，没有考虑进公用设施的投资，比如健身场馆、娱乐场所、休闲场地等等，靠开发商的自觉行动很难做到。

误区四：建设与管理关系不顺、职责不清。小区建成后，业主对物业管理的认同度低，多采取不配合行为，加之舆论宣传跟不上，开发商没有管理权力，业主委员会迟迟成立不起来，造成了物业管理的被动。开发商力不从心，业主也多有不满，使旧城改造后不可能全面改善市民的居住条件。

误区五：旧城中的居民一般在原区长期居住，其工作、子女就学、家庭和社会联系全在该区，拆迁后希望原区安置，但这往往有许多困难，旧区中有一些城市中的农民收入不稳定，生活保障低，让他们住进楼房，他们往往负担不起或者不愿意负担各项费用，他们有时只能搬至其它低标准的住宅，生活依旧得不到改善。

旧城改造之所以出现误区，其主要原因大多与资金不足和宣传力度不大有关。关键却是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开发商、集体和个人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必须给予优惠政策，对旧城区中的商品房开发建设尽量减免有关税费。同时，加大对旧城改造政策的宣传，让市民都有明确的政策概念。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旧城改造中资金不足和居民盲目违法建筑等等的问题。

一是旧城更新改造要从总体上对旧城区进行全面的研究，制订一个系统的旧城更新改造规划，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旧城更新改造进行规划控制，要有明确的评价体系、目标体系及控制体系作支撑，要与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相衔接，这样才能避免因规划控制不力而造成混乱和矛盾。平定的城市重建计划应有一个清晰的目的，必须针对较大的城市范围，而不是在小块地重建房屋。

二是旧城更新改造要树立经济观念，城市土地价值和土地收益已成为旧城更新改造中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不能以牺牲城市的整体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取得本单位经济上的回报，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留下隐患。政府可运用划分土地等级计划，增加政府的议价能力和说服力，要充分考虑到改造后的公用设施建设规划，真正满足老百姓与时俱进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在连片集中开发万平方米以上的小区，提前把建设网球场、篮球场等健身场所、草坪花

园、娱乐活动等等的公用设施投资规划进去，从真正意义上改善市民的生活环境，才是旧城改造的初衷。更快地推动旧城更新改造，在实际操作中既要有经济观念，又要留有余地，以适应城市未来的结构性变化。

三是旧城更新改造应坚持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环境的原则，将城市设计思想渗透到旧城更新改造中。

四是旧城更新改造过程中还应注重广大市民的参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整体启动旧城更新改造。对于旧城改造出现的产业结构、用地结构、交通压力、市政设施、居住环境等问题，专业人士和城市市民要多发表意见，旧城区更新改造应是个透明、多方吸取民意的过程。同时，在旧城改造中，不仅要融入这个区域，还要融合人文格调和城市气质。要运用多种调控手段，制定合理的奖励与处罚规定，诸如提供较多的城市开发公共空间，实行面积奖励和经济刺激。

一个城市的品位不仅是建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一个城市的灵魂不是天生的，是铸造出来的。在旧城更新改造中加强行为规范，减少开发建设活动的盲目性和投机性，做到决策科学化，才能促进旧城更新改造的健康发展。

第五篇：评定分离热中的冷思考

评定分离“热”中的冷思考

■ 张志军

招标投标制度在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在不断健全完善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围标串标、虚假招标、规避招标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业界人士在分析研究问题根源时，把它归咎于招标人定标权被剥夺，进而提出“推行评标和定标相分离制度”（以下简称“评定分离”），意在从根本上解决招标投标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从2011年开始，评定分离方式在深圳等地开始试行，大多数媒体对此给予积极评价，有的甚至冠以招标投标机制的“改革创新”等美誉。在大力推行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大背景下，一些省市和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也正陆续出台或正研究出台评定分离实施办法。一时间，推行评定分离制度，几乎成了招标投标业界热议的一大热点。

一、“评定分离”概念的提出

“评定分离”这一概念，原本是相对于“评定合一”而言的。也就是说，“评定分离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评定合一”的问题。在制度设计时，现行法律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采用第三方独立评审制度。这一制度要求招标人在评标阶段必须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同时赋予临时组建的评标委员会以独立评审权，且要求招标人尊重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论。对此，一些业界人士颇有微词，认为这一制度设计造成了实质上的“评定合一”，剥夺了招标人的定标权，进而引发了招标投标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

持“评定合一观”者的观点大致如下：

1.《招标投标法》实行的是“评定分离制度”评标归评标，定标归定标，招标人可以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自由确定中标人；

2.《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以下简称“12号令”）、《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办法》（以下简称“30号令”）、《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以下简称“27号令”）等部门规章要求“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造成了实质上的“评定合一”，违背了上位法《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正。

毫无疑问，上述观点的提出，是标界人士对现行制度经过深入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各地对“评定分离”制度的实践和关注，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这一观点已得到相当一部分人士的赞同。从长远来看，这些思考和实践无疑将会对招标投标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这拨波及面日渐扩大的“评定分离热”中，各地推行的评定分离制度是不是在“回归《招标投标法》”？会不会为急于解决问题而出现“病急乱投医”现象？评定分离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招标投标法》及其配套法律规范是不是实质上的“评定合一”？条例及其下位法有无违背上位法之嫌？笔者以法理学、招标投标机制和项目管理的基本原理为分析论证基石，对评定分离热提出一些“冷”思考，敬请批评。

二、现行制度是“评定合一制”还是“评定分离制”

鉴于业界学者大都认同《招标投标法》确定的即是“评定分离制”，笔者不再对其进行分析，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条例、12号令和30号令等部门规章是否为“评定合一”上。2013年九部委23号令出台后，12号令、30号令等部门规章均根据条例的立法精神作了相应修改。因此，只须对条例相关法条进行分析论证，其结论同样适用于部门规章。

其一，从法条的编排来看。条例关于评标方面的规定共有5条，即第49-53条；关于定标的规定共有2条，即第55条和第56条。介于第53条和第55条之间的第54条，是关于定标前须公示中标候选人的规定。从条例对法条的设置及编排来看，条例实行的是评标定标相分离的原则。

其二，从法条的内容来看。条例第55条规定：“国有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由于条例第53条要求评标委员会在推荐中标候选人时应当标明排序，而本条又规定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很多业界人士认为：该法条只给出了唯一选项，无论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论是对是错，招标人都只能选择第一名，造成了实质上的“评定合一”。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太正确的。具体分析如下：

1.条例第55条是一般性规定。法条中的一般性规定适用于普遍情形，不适用于特殊情形。也就是说，当招标投标活动出现一些法定情由时，招标人无须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招标人无须确定排名第一时的情形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中标签约过程瑕疵。具体包括：①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②中标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③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④中标人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

对于这类情形，法律赋予招标人可以依照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或者选择重新招标。相关规定见条例第55条。

第二类是中标候选人履约状况变化。这类情形主要针对“投标文件递交后，招标人发现中标候选人履约能力发生变化，认为确定其作为中标人可能会不利于合同履行”时的处理。具体包括：①中标候选人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②中标候选人财务状况发生较大变化；③中标候选人存在违法行为。

出现这类情形时，法律要求招标人在发出中标通知书前，提交原评标委员会审查确认。如招标人的主张得到评标委员会的认同，招标人可以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相关规定见条例第56条。第三类是评审机构、评审成员或评审工作瑕疵。具体包括：①评标委员会应当回避而不回避；②评审时擅离职守；③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④私下接触投标人；⑤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者接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⑥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⑦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⑧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

出现上述情形时，无论评审结果如何，招标人都有权向行政监督部门反应，由行政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改正方式可视情形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或重新评审。相关规定见条例第71条。

第四类是招标投标活动违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当招标投标活动违反《招标投标法》和条例规定，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且不能采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时，招标人可以不接受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果，依法采取重新招标或者要求评标委员会重新评审。相关规定见条例第82条。

由上分析，可得如下结论：

①招标人在出现上述16种情形时，无须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②招标人在定标过程中的权利是以法条的明文规定作为保障的。那种一方面视上述16种例外情形如无物，另一方面又一味强调“定标权被剥夺殆尽”的观点是形而上的。

③条例在规定招标人如何确定中标人时，并未只给出唯一选项，不能理解为实质上的“评定合一”制。

2.一般规定有其适用前提。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招标人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无条件遵守“应当选第一”的规定。以笔者观点：“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这一规定，其适用前提是建立在评标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是客观正确、合法可靠的基础之上的。

3.条例对评审瑕疵设计了救济渠道。综观所有法条，条例没有做出类似于“不管评审结论对错，招标人都必须无条件接受评标委员会的工作结果”的规定。相反，一旦出现评审错误或评审机构不合法时，条例还在第55条、第56条、第71条和第82条等相关法条中赋予了招标人相应的救济渠道。那种认为“条例第55条剥夺了招标人定标权”的观点，过分着眼于单个法条中的某一段表述，而未对整部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全面阅读和理解，进而得出片面结论。

4.条例对评标和定标阶段的工作界面划分清晰。从条例第四章及其他章节的相关法条来看，立法者将评标和定标阶段的工作界面作了如下划分：评标委员会只负责评审阶段（含履约能力审查阶段）的工作（相关规定见条例第49-53条）；定标阶段由招标人依据不同情形，分别适用条例第55条、第56条、第71条和第82条而完成相应工作。

如前所述，在评标和定标这两个不同环节之间，实际上并无绝对的等同关系。因此，认为条例的规定造成了实质上的“评定合一”是不正确的。

5.条例依法保障了招标人的定标权。条例第53条规定：“评标完成后，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这一规定表明：评标委员会的工作是对招标人负责。结合条例第56条、第71条和第82条等其他相关法条的规定，我们认为：

①评标委员会在评审时，除了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以外，还应当客观、如实地向招标人报告评审工作成果。

②当评标委员会的结论不合法、不正确甚至评标委员会的组建不合法时，招标人可以不采纳其评审意见，条例规定招标人有权直接或通过行政监督人员要求评标委员会重新进行评审，或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审，甚至选择重新招标。

③从条例的相关规定来看，在定标阶段，法律赋予了招标人极大的纠偏空间和救济权利，招标人应当学会正确使用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条例实行的是原本就是非常清晰的“评定分离制度”。条例及其下位法的相关规定并未造成实质上的“评定合一”。

三、条例实行的“评定分离制度”不违背上位法

《招标投标法》第42条第2款规定：“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一些业界人士认为：条例在《招标投标法》未规定必须选择第一的前提下，自行规定招标人应当选择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违背了上位法的立法精神，剥夺了上位法赋予招标人的合法定标权。

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其一，条例关于定标的规定是对《招标投标法》的细化和完善。《招标投标法中》关于定标的规定相对比较原则，没有提出“如何根据评审结论确定中标人”的具体操作细则。条例和12号令等部门规章中对此进行了细化，这些规定是对上位法立法精神的细化、完善和补充。由于其细化措施未超出《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根据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的原则，因此并不违背上位法。

其二，条例关于“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的规定，体现了对《招标投标法》相关精神的传承。《招标投标法》第41条规定：“中标人的投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各项综合评价标准；

（二）能够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成本的除外。”

在上述法条中，使用了“最大限度”和“最低价格”两个“最”字，清楚地表明了如下这层意思：“中标人的选择标准是唯一的：要么综合评价最高，要么经评审的报价最低（低于成本的除外）。”《招标投标法》第41条的这一规定表明：在评审结论是客观正确的前提下，招标人不存在可以在前三名中自由选择并确定中标候选人的空间。

换一句话说，即使根据《招标投标法》的原则规定，招标人也只能依据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选择综合得分最高或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人。也就是说：条例及其12号令等部门规章并不违背上位法，相反是科学地传承、细化了上位法的原则规定，体现了同一部门法体系下，上下位法之间的无缝衔接。

笔者认为：这一传承和衔接，是条例立法技巧成熟的一种表现，而并非是条例立法时的硬伤。

其三，《招标投标法》未赋予招标人“三选一”的自由定标权。纵观整部《招标投标法》，笔者从未找到“招标人可以在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自由选择”这一明文规定。最为接近的表述是《招标投标法》第40条第2款的规定：“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在法条的相关表述中，并无类似于“自由确定中标人”的表达，这一特点非常重要，特别是有无“自由”二字差别巨大。人们在阅读理解相关法条中，切不可望文生义，更不可自行添加字词，进而自由联想发挥。

我们知道，由于立法资源有限，法条中的表述特别注重言简意赅。法条中的任何表达均深具内涵，即使是一词一字之差，涵义也不尽相同。因此，一些业界人士从“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的规定中，推导出招标人可在“中标候选人中自由确定中标人”的结论，实际上是有失严谨的；若再从这一有失严谨的结论出发，进一步推断出条例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也违背了上位法，实在是谬之甚矣。

其四，项目管理理论表明招标人的选择只能是唯一的。在招标投标实践中，无论是招标人还是代理机构，都会把某一特定的招标投标活动当作一个招标项目进行管理。从项目管理的角度来看，招标采购项目作为一个项目，其目标是唯一的，即追求结果最优。项目管理理论决定了招标人的采购目标必须是明确的，不是可有可无、可左可右或可上可下的。从这个层面来看，那种认为招标人有权在中标候选人或所有有效投标人中自由选择中标人的观点，与项目管理理论的基本原理是相背离的。

四、“评定分离论”提出的严谨性不足

综上，我们发现：①“评定分离”是针对“评定合一”而言的；②条例及其配套部门规章实行的就是“评定分离”制度；③条例及其配套部门规章的评定分离制度，是对上位法的细化和延伸，而不是对上位法的违背。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评定分离论”的提出，其概念的针对性、严谨性都值得质疑，概念本身的外延和内涵也非常值得探讨。

其一，“评定分离论”针对性有所欠缺。如前所述，在部门规章以上层级的法律规范中，无论是《招标投标法》、条例还是12号令等配套规范，实行的都是“评定分离制度”，理论上并不存在需用“评定分离”方式创新体制机制的空间。即便由于现行“评定分离制度”确实存在诸多改进空间，进而采用“新评定分离制度”以取代“旧评定分离制度”，也应当在相关表述前冠以“新”、“旧”之分，以避免概念混淆。

其二，“评定分离论”者对现象的认识有失偏颇。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一方面认为，条例及其下位法实行的是“评定合一”制；另一方面又认为是条例在定标。我们姑且不论其是否正确，就从其表述来看，上述说法即是两种互为矛盾的观点：

1.在“评定合一说”语境下。由于评标工作系由评标委员会承担，故其语义可归纳为：①评标与定标本质上是合二为一的；②评标委员会既在评标又在定标”；③招标人的定标权被评标委员会剥夺了。2.在“条例定标说”语境下。其表意非常明确：①评标与定标是相分离的，评标委员会没有在定标；②既不是招标人在定标，也不是评标委员会在定标，而是条例在定标；③招标人的定标权被条例剥夺了。

由上分析我们看出：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对同一现象得出的是两种自相矛盾的观点。

其三，“条例在定标”的观点违背常理。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认为：条例和12号令规定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其实质上是条例在定标，是12号令在定标。

这一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一是该观点混淆了“规则本身”和“规则执行”两个概念。实际上，“规则本身”和“规则执行”，是不同内涵、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等同。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认为条例规定招标人如何定标，其实质就是条例在定标，实际上是将“规则本身”等同于“规则执行”了。照此逻辑进行推理，会得出十分荒诞的结论。比如，《刑法》规定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和规则，那就是《刑法》在定罪量刑了，而不是法院在定罪量刑了？又比如，《国旗法》规定举行升旗仪式时，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奏国歌或唱国歌，那岂不成了《国旗法》在对国旗致敬唱歌了？因此，这种逻辑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二是该观点无法解释招标投标实践中的现象。我们知道，在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文件中的评标方法和标准是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制定的。按照“规则即是执行”的逻辑，我们该认为是谁在评标呢：是评标委员会吗？不是，因为评标委员会不能凭自己的喜好评标，只能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规则行事；是招标人吗？不是，招标人依法将评审工作交给了评标委员会；是招标文件吗？是的，是规则在评标，居然是招标文件在评标！——按照上述逻辑得出的推论，其结果只能让人哑然失笑。

其四，“公权力定标说”理论依据不足。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认为：条例的规定实则是公权力在定标。鉴于公权力和私权利相关概念及其内涵的复杂性，为论证方便，我们不妨先建立如下一个数学模型：①把“私权利”和“公权力”分别看成两个相互关联的集合；②如果发生了公权力剥夺私权利的现象，那么公权力集合就会增大，而私权利集合则相应变小，反之亦然。上述理论模型，逻辑上是符合“剥夺招标人定标权，是公权力对私权利侵犯”的基本原理的。

不可否认的是：条例规定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从其表象来看，招标人享有的私权利集合确实缩小了。但公权力集合相应增大了吗？我们来看看：由于公权力的行使主体是特定的，只有行政机关或者代表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才拥有对公权力的行使权。在约束招标人的定标权时，承担招投标监督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有没有增大？没有。条例并未将定标权划给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权力没有任何变化。

因此，“公权力直接定标”、“公权力侵占私权利”的观点，其理论依据匮乏。

其五，“定标无人负责说”不足以推翻现行制度。持“评定分离说”的学者认为：现行规定下，定标出了问题没有人负责，招标人会把责任推诿给评标委员 6 会；在推行“评定分离制度”以后，招标人可以在中标候选人中自由定标，进而可以明确招标人的责任，落实“谁招标、谁负责”的追责目标。

笔者认为：按照这一思维方式，即便是让招标人享有“三选一”的自由定标权，一旦合同履约阶段出现问题，招标人仍可以“中标候选人是评标委员会推荐的，招标人的自由选择权过于狭窄”为由，宣称定标的责任仍在评标委员会。进而广之，只要中标候选人是由评标委员会推荐的，招标人均可以找到类似的理由推诿定标责任。因此，即便是让招标人在中标候选人中自由定标，其责任依然很难落实到位。

而实际上，由于《招标投标法》、条例及其部门规章以上的配套法律规范（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体系”），实行的就是“评定分离制”，定标的主体是招标人，而不是评标委员会，更不是条例和12号令。因此，在招标投标活动中，定标的责任人就是招标人，这点是明确的，不存在“定标责任无法追究”的问题。

其六，“评定分离是对《招标投标法》的回归”缺乏实践支撑。持“评定分离论”的学者认为，一些地方推行的评定分离举措，是回归于《招标投标法》，将定标权还给了招标人。而根据笔者的观察：各地推行的评定分离制度，非但没有将定标权还给招标人，反而对招标人的合法定标权进行了切割和分离，进一步伤害了招标人的合法定标权。

以某市出台的《评定分离管理暂行办法》为例，该办法将定标方法分为自定法、抽签法、竞价法等办法，招标人必须根据项目的不同特点，按其规定分别选用上述三种办法中的一种。

从该《办法》可以看出：该市实施的“评定分离”并未将确定中标人的决定权完全交给招标人，而是把定标活动肢解成由招标人自定、抽签和二次竞价三种方式。其中自定法是最接近“招标人自行确定中标人”的办法，但由于其只是三种选项中的一种，且适用情形和定标细节均受到诸多制约。因此，该《办法》一定程度上反而侵犯了招标人在定标方法上的一直享有的、独立的、不受影响的合法权利。此外，《办法》中的抽签法与招标投标机制的竞争性相悖，二次竞价法与招投标制度确立的“报价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相悖，是实实在在的违背《招标投标法》的非法规定，“回归《招标投标法》”一说无从谈起。

五、推行“评定分离”且行且慎重

鉴于“评定分离”这一概念在其内涵和针对性方面均存在瑕疵，加之“评定分离论”在理论和实践也表现出一些先天缺陷。因此，笔者并不十分看好各地正在推行的“评定分离制度”。在此基础上，笔者对现行评标定标制度和“评定分离”原则重新进行分析，提出如下思考：

其一，现行制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纵观整个招标投标法体系，从其涉及评标定标的诸多规定中，可以管窥该法在评标定标制度设计方面的基本思路：

1.鉴于评标标准和方法系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制定，按照规则制定、规则执行和结果审核三分离的原则，招标人对评审结论只享有接受或不接受的权利，而不享有直接进行修改的权利。

2.如果评标委员会组建合法，评审结论正确，招标人应当尊重并接受第三方评审机构的工作结果，选择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中标人。

3.如果评标委员会的结论错误，招标人应视不同情形，通过相应的法律渠道实行救济。救济措施有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重新评审和重新招标等；救济途径有通过行政监督部门或自行要求纠偏等。

4.招标投标法体系不认可招标人有在前三名候选人中自由定标的权利：①当评审结论正确时，排名第一即代表着该投标方案最符合招标文件的要求，若赋予招标人自由定标权，本质上是赋予了招标人对正确的评审结论的否定权，显然不符合常理；②当评审结果有误时，若赋予招标人自由定标权，实际上是赋予了招标人直接修改评审结论的权利，这一做法违背第三方独立评审制度设立的初衷；③无论评审结果是否正确，且无论招标人是否接受评审结论，招标人均不可只凭自己的喜好随意定标，否则就是违法。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现行的第三方独立评审制度，在制度设计上秉承了规则制定、规则执行和结果审核三分离的理念，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的。

其二，推行评定分离制度的实质是架空第三方评审机构。目前一些地方推行的所谓“评定分离”制度，其实质是将规则的全部或部分执行权转交给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从而在实质上架空和弱化第三方评审机构。笔者认为，这种“创新方式”起码在现阶段并不可取。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刻意维护第三方评审机构既得利益的任何动机和意图。实际上，现行制度下的第三方评审机构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利益团体，不可能也更无须推举其代言人。笔者只是认为，如果确实需要架空或弱化第三方评审机构，起码应当符合下列前提中的其一：

①现行制度下，评标委员会的错误无法得到救济和纠正； ②评标委员会的作用本身是可有可无的；

③招标人的专业能力比库内专家整体水平要高。

就目前来看，上述前提几乎无一具备。因而，起码在现阶段，评标委员会的存在和作用，无论是从机构制衡还是从专业业务等方面考量，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其三，现行制度确实存在很大改进空间。笔者并不否认第三方评审制度下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库内专家素质良莠不齐、部分评标专家业务能力有待提高、评标专家责任心不强、评审过程随意性较大、个别专家违法串通投标„„等等。但是，上述问题大多是评标专家库和评标专家管理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而并非是“招标人定标权被剥夺”的问题。

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形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项目业主享有对项目本身和公共资金使用方面的高度自主权，实际上是最彻底的项目业主负责制。但是，项目业主决策结果的合理性和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一直饱受质疑。当下，在招标投标制度面临一些问题时，切不可“病急乱投医”，以所谓“定标权回归招标人”的方式，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否则，将得不偿失。

不可否认，从国际采购惯例来看，世亚行的很多项目都有如下类似规定：“采购人享有拒绝所有投标的权利且无须向投标人作出任何解释。”但是，国外资金项目的这一规定，有其特定的产生、演变、发展和适用背景，并非是可以直接套用于我国现阶段的。在现阶段，由于我国招标投标制度尚处在不断改进完善之中，特别是在尚未建立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政府采购合同官队伍之前，就急于架空第三方评审机构的作用，公共资金的使用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即使是在美国等法制相对健全的西方国家，出于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制衡考虑，在使用公共资金进行的招标采购项目中，其采购人（即所采购货物和 服务的使用者）也不具有定标权，而是由专业的政府采购官确定成交对象后，再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约。这一做法，在持“定标权被剥夺论者”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笔者认为，对于第三方评审制度的改造重点，现阶段应重点放在对评标委员会运行机制的改进和完善上。如：保障招标人的评审权、保障评审工作的必要时间、评审细则的客观化和标准化、强化对评审专家的业务能力和操行的考核、培养相对固定的评审队伍、强化评标专家个人的评审责任、引进评审职业保险制度、特殊项目的灵活处理等等。

其四，“评定分离”将给招标代理机构的转型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可以预见的是：推行以架空或弱化第三方评审机构为目标的所谓“评定分离”制度以后，招标文件编制质量的好坏将与招标人更不相关。针对一个特定的招标采购项目而言，一份招标文件即使编得再差，只要投标人能入围，招标人都会拥有N个对象可供选择，进而更无须关注招标文件本身的编制质量。

在这种情形下，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投标人和代理机构等各方主体，对招标文件编制质量的要求也会随之降低，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招标代理工作技术含金量的大幅降低。照此趋势发展，招标代理机构将沦为更彻底的“跑堂”角色，或者仅仅依靠政策优势为招标人充当“白手套”作用，无法以专业技能立足于现代咨询行业，整个招标代理行业被淘汰的命运也将指日可待。这，并非是杞人忧天式的担忧。

毫无疑问，“评定分离”制度的推行，不仅不利于招标代理行业的转型升级，而且还与代理机构以提高技术含量为导向的转型升级方向背道而驰，甚至会给招标代理行业整体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呼吁推行“评定分离”制度的人群中，招标代理机构出身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笔者一直纳闷的是：代理机构不去好好思考如何提高自身技术含量以增强企业的生存和竞争能力，而热衷于吵吵嚷嚷通过修改法律的既定规则以降低行业的整体水准，对整个招标代理行业的转型升级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恐怕，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六、结语

目前各地推行的“评定分离”实践，在招标投标体制机制建设方面有其探索和突破的一面。无论这种探索方式是否科学合理，从长远来看，都将会对招标投标制度的完善起到一些借鉴作用。但相关理论分析和各地实践看来，“评标定标相分离制度”的操作思路尚不清晰，容易给招标投标活动和招标代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笔者以为：以架空评审机构为取向的“评定分离”制度，在招标投标实践中的运用和推广，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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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张志军，中国招标投标协会专家、中国采购与招标网特约专家、中国招标师在线网站特聘授课专家、中国招标采购社区总版主，国内点击量最高的招标投标专业博客博主，全国招标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招标采购专业实务》科目编委；从2010年开始，连续多年担任全国招标师职业水平考试阅卷专家；现任上海百通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