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0：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渐成体系

第一篇：回顾2010：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渐成体系

回顾2010：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渐成体系

北京商报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这是“文化产业政策”概念首次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件中。2010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渐成体系，促进了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政策发布：

2010年1月4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目标，明确强调新闻出版改制、走出去和数字出版将成为2010年重要任务。

数字展示：

1：1.46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1412种，比去年同期增长22%，达成引进协议967项，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46，实现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重大突破。

亮点解读：

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体制改革激发了新闻出版产业的内在活力，重点领域改革效果显著，很多领域发展态势良好，出版市场整体繁荣，出版产业快速发展，真改革带来了真发展、真变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

政策发布：

2010年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中国电影产业2010年发展重点：大力繁荣创作生产、积极培育新型企业、大力支持城镇数字影院建设、鼓励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和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其中尤其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电影企业，加强数字影院和电影院线建设。

数字展示：

100亿元

根据预计，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已成定局，同比增幅超过60%。而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影产业黄金五年发展研究报告》，对2011-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认为未来5年内全国票房将突破300亿元，到“十二五”末期，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亮点解读：

朱虹（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电影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在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同在的非常时期，《指导意见》的出台，必将对今后一个时期电影事业产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政策发布：

2010年4月8日，央行、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九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银行业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有效信贷投放；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同时，鼓励保险机构可开发适合文化企业特点和文化产业需要的保险产品，提高保险在文化产业中的覆盖面和渗透度，有效分散文化产业的项目运作风险。

数字展示：

600亿元

2010年10月28日，在第四届中国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论坛上，农行北京分行将与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农行北京分行将加入支持北京文创产业发展行列，每年提供200亿元信用支持额度。届时，北京市各商业银行对文创产业累计授信规模将接近600亿元。

亮点解读：

李小磊（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司长）：

金融支持文化需要通过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文化企业共同努力，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研究开发适用于文化产业投融资需要的金融产品；完善文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

财务制度；要为文化产业和金融业提供交流信息、沟通业务、开展合作的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

《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政策发布：

2010年9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到“十二五”末，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将力争达到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的25%；在全国形成8-10家各具特色、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或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园区；形成2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出版骨干企业；传统出版单位到2020年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

数字展示：

90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共有包括中国出版集团、读者集团、上海新世纪出版集团在内的20多家出版机构或IT厂商推出了自有品牌的电子书阅读器。据第三方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书阅读器共计销售近30万台，整个产业预估的产值为15亿元。而据CMIC分析师预计，今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将超900亿元。

亮点解读：

范卫平（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

随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推进，会有更多像汉王一样的企业准备上市。同时，由于数字出版发展潜力巨大，总署正在制定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中，数字出版将会是重点发展。

《文物艺术品拍卖规程》

政策发布：

中国拍卖行业恢复20年来的第一个行业标准《文物艺术品拍卖规程》于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此项标准内容涵盖了文物艺术品拍卖从拍品鉴定到展示、拍卖的全过程，将对文物艺术品拍卖的规范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是中国拍卖行业自律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为保证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亟须繁荣奠定了监管的基础。

数字展示：

961918.6万元

2010年春拍，全国八大拍卖公司一共成交961918.6万元。其中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成交331348.2万元，中国嘉德公司成交212781.1万元，北京翰海公司成交131618万元，北京匡时公司成交108131.2万元，中贸圣佳公司成交68653.6万元，杭州西泠公司成交65263.6万元，北京华辰公司成交23027.1万元，北京荣宝公司成交21095.8万元。

亮点解读：

王凤海（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虽然标准本身并不是法律，但作为一种引导行业规范的文件，也将对拍卖行业一些程序上的规范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尤其是《文物艺术品拍卖规程》，完整地涵盖了整个拍卖过程，这将对规范行业技术操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全国文化系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

政策发布：

2010年8月，文化部制定并颁布实施了《全国文化系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这是文化系统第一个人才发展规划。

数字展示：

280万人

根据《规划》，我国到2020年文化人才总体发展目标已经明确：到2020年，文化从业人员总量从现在的195.6万人增加到280万人，增长43%左右。文化人才总量占全社会总人口比例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占全国人才资源总量的比例预计达到2%左右。各类人才的思想素质、文化水平、业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人才竞争比较优势明显增强。到2020年，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达到60%，专业技术人才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达到60%左右。

亮点解读：

蔡武（文化部部长）：

我们要加快改变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与文化产业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矛盾，加快制定文化产业各类人才的培养计划，特别是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和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健全文化产业人才引进政策，我们准备大胆地引进海外留学人员中各类文化产业方面的专才，放手使用他们。

《关于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政策发布：

2010年6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通知》指出，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不良倾向，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

数字展示：

600亿元

2004年以来，文化部先后命名了两批共4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4批共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充分发挥了集聚效应和孵化功能，提高了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2009年，这些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收入总额超过600亿元。

亮点解读：

欧阳坚（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一方面存在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还存在着扶持引导政策措施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及时加以解决。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

政策发布：

2010年6月3日，文化部出台《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将于2010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网络游戏进行管理和规范的部门规章。《办法》确立了从事网络游戏活动的基本原则，明确了适用范围及“网络游戏”、“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等概念；同时，以网络游戏内容管理、网络游戏未成年人保护、网络游戏经营单位的经营行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及管理和网络游戏用户权益保障为重点，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

数字展示：

180天

对于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交易，《办法》要求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兑换自身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不得以恶意占用用户预付资金为目的；保存网络游戏用户的购买记录180天以上；将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种类、价格、总量等情况按规定报送注册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等。

亮点解读：

李雄（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

加强内容管理是网游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实施进口网游审查和国产网游备案是内容管理的基本制度。该《办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进行网络游戏进行管理的部门规章，对中国网络游戏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第二篇：中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演变

中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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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经历了从小到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作为快速发展的“朝阳产业”,现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则是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及传媒产业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需要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引导、管理、扶持和调控。然而,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曲折而漫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显著不同的各个历史阶段,逐步形成了复杂的政策体系。在当今文化全球化和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特别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机还未结束,世界文化及传媒产业格局发生较多变化的背景下,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中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演变的历程与基本逻辑,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推进文化及传媒产业全新跨越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含义与基本特点

从学理上讲,产业政策属于产业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而言,“产业政策是对于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设想的政策措施”。① 狭义而言,产业政策是指国家为了鼓励或限制某一特定产业发展而采取的政策的总和。② 关于产业政策,在国内外理论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在市场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产业政策是政府替代市场而发挥的阶段性作用,且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市场发育完善而调整变化,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等特点。这不仅阐释了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特定的重要作用,更揭示出了产业政策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和具体的条件背景下需要运用不同的政策思路作出调整,这就为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中具有某种或某些内外基本逻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支撑。

所谓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主要是指国家权威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的旨在鼓励、规范、扶持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这里需要厘清三个问题:其一,我国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不仅涉及到国家文化及传媒产业总体性政策、全国性文化及传媒产业子类政策,也包括文化及传媒产业地方性政策和文化及传媒产业相关的第三产业、服务业等政策,既涵盖文化及传媒产业核心层,又囊括了文化及传媒产业的外围层和衍生层。可见,我国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是一个复杂的政策体系;其二,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层次性,不仅体现在政府层面,还体现在执政党和立法机关等层面,特别是执政党在决策中的权威作用;其三,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手段形式多样,工具性较强。根据政策作用途径和特点的不同,可将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手段归结为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种。总之,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除具有产业政策一般性特征外,还具有综合性、层次性、复杂性、地域性等特点。

二、中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演变的基本历程

实际上,早在建国初期,私营文化及传媒机构的短暂存在以及公营传媒单位的企业化经营探索也具有一定的产业属性。

为缓解政府财政支出的沉重压力,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即在北京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方针。中共中央在批转这次会议的通知中,要求“条件好的公营报纸争取自给”,“多登有益广告”、“废除予取予求的单纯报销制”。1950年,中宣部发布了《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通报》,肯定了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成效,明确指出,报纸的“企业化经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可以实现的”。③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当年10月文化部电影局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电影体制的具体方案,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组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下设海燕、天马、江南三个故事片厂;长影与北影试行以导演为中心、自由组合、自选剧本、自负盈亏的创作集体,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最终确立以及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扩大化,这场探索迅速夭折。但这些文化及传媒业经济政策的初步探索,为以后产业化阶段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制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国真正的文化及传媒的产业化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始的,因此,我国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也是从那时起步的。截至目前,我国出台的文化及传媒产业全国性和地方性政策文件与具体措施数以千计。从整个实践过程考察,其政策的演变是有序的,并遵循了一些基本逻辑。在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文化建设过程中,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从计划性管制调控演变至体制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新政策组合、从松散粗乱的行业政策演变至体系完善的产业政策、从区域与城乡产业隔离演变至产业联动的政策,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全面封闭”到“逐渐开放”、从单一到多元、从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与市场二元推动型”的发展转变。大体而言,其演变历程可以分为文化及传媒市场政策酝酿期的文化政策制定、文化及传媒市场全面推进期的政策制定、文化产业合法性建构时期的文化及传媒政策制定、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时期的文化及传媒政策制定、文化及传媒产业纵深发展时期的政策制定五个阶段。

1.第一阶段:文化及传媒市场酝酿期的政策制定

第一阶段的大体时间是1978年至1987年。在这十年中,改革开放虽然使文化及传媒事业出现了复苏和空前繁荣,但文化及传媒的市场化步伐还未大幅迈开,文化和传媒的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虽初步显现,但文化及传媒单位中计划经济色彩仍旧浓厚,国家仅出台少数政策放松了对文化及传媒外围行业的限制,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计划和管制。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及传媒事业的大多数领域都严格控制在党的宣传部门和文化管理部门手中,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文化及传媒生产还属事业范畴,还没有赋予“产业”地位,广义的文化及传媒产业实际上也没有出现,只是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密切的部分行业出现了产业化、市场化的趋势,这些行业包括大众娱乐业、广告业、文化制造业等。既然文化及传媒生产的主要部门还没有产业化,也就没有所谓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然而,1979年11月中宣部发出《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允许刊播外国商品广告,这是新中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对广告工作做出明确指示的文件。1980年2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议认为:“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很多,严重地影响了表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需要进行合理的改革。”会议明确提出:“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随后,一些体制内的演出团体开始展开经营活动,文化娱乐场所和广告公司大量出现,但政府却一度严令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禁止收购、出售、转录进口录音带、唱片,禁止营业性录像放映。为了加强对这些文化单位的管理,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广告管理条例》等政策文件,当然这同时也为开启文化及传媒市场起到了铺垫作用。

2.第二阶段:文化及传媒市场全面推进期的政策制定

第二阶段的大体时间是1988年至1998年。这一阶段见证了文化及传媒“市场化”的整体蜕变过程,政策制定着重凸显文化及传媒的经济属性,从确立“文化市场”、推进文化及传媒产业化发展到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进入了初步觉醒期,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引导和培育。

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同年,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对报社可以开展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进行规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放开图书发行市场。198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艺术表演团体“双轨制”的具体改革意见,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这一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④ 从产业政策角度分析,这一阶段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强化文化及传媒体制改革,出台众多经济政策。一方面,以总体性政策为主,谋篇布局,推进文化及传媒市场化进程,规划构建文化及传媒市场、文化及传媒经济发展的格局和体系。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文化经济”概念正式提出。1993年6月,中央《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列入第三产业,中国报刊业逐步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其后,国务院在1996年推出《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另一方面,从金融、投资、财税等领域,制定并细化文化及传媒产业各个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国家在1993年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文化部、国家体委关于来我国从事文艺演出及体育表演收入应严格依照税法规定征税的通知》《关于继续对宣传文化单位实施财税优惠政策的规定》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先后于1994年和1996年出台《关于境外团体或个人在我国从事文艺及体育演出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对电影发行单位的发行不征收营业税的通知》。这些政策为解决文化及传媒单位的实际经济困难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98年,我国提出在3年内取消包括电视台在内的部分事业单位政府财政拨款,明确要求电视台等事业单位在3年内全部实行自收自支。于是,广播电视事业在优厚的财税减免中被成功地推向完全市场化。

3.第三阶段:文化产业合法性建构时期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制定

第三阶段的大体时间是1998年至2002年。这一阶段是文化及传媒的产业属性急剧迸发,并在有一定“市场化”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化”的过程,文化及传媒的外围层行业和衍生层行业开始走向产业集群,形成了文化及传媒“市场化”和“产业化”同时推动、相互促进的局面。这一时期,我国越来越注重建构文化产业的合法性,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建构和规范。

1998年8月,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成立并制定工作规则,成为第一次设立的文化产业专门管理机构,这标志着政府确认了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并且此后不断提高重视程度。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在此两个月后的同年12月,国务院就推出了《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联合下发《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传媒产业化步伐加快。“文化产业”这一提法和政策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报告中得到了深化和细化,并进一步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至此,文化产业终于由依附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和脱离文化事业而完全浮出水面,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建构取得实质性突破。

与此同时,国家也在推进文化及传媒产业法治建设,规范文化及传媒产业的管理层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文化管理部门陆续制定和颁发的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或部门规章多达百个,涵盖了舞台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互联网、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如《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案)《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规章的出台,直接而有效地规范了文化及传媒产业管理,为文化及传媒产业的良性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制环境和保障基础。

4.第四阶段: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时期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制定

第四阶段的大体时间是2003年至2008年。加入WTO和十六大开启了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的新时期,在文化产业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正式确立和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生产力进一步释放,文化建设活力显著增强的大背景下,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进入了由“相对封闭”向“逐渐开放”转变的“快车道”,并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际化竞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阶段国家在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上更加开拓创新,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重心,结合文化及传媒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利用有利时机全力助推“走出去”战略,内外统筹推动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繁荣。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鼓励和扶持。这一阶段,我国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推动部分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体制改革最紧迫的就是要重塑国有文化市场主体,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建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就文化体制改革做出重大决策,《意见》明确划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范围和界限,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两种类型的分类改革有了明确目标和政策依据。《意见》还首次允许转制为企业的文化单位,可以吸收部分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存量改革的深水区。为贯彻落实《意见》精神,2006年7月文化部推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就文化及传媒行业改制方案做出具体部署,国有文化及传媒单位的产业化改革愈加深入。

其二,注重吸纳非公有资本发展文化产业及传媒业。继2005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国务院又公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使得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及传媒产业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年7月6日,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又联合发出《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就外资进入文化及传媒领域做出明确规定。总体而言,在对待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上,我国相关政策坚持内外有别原则,一方面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对外资进入文化及传媒产业的监管,以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

其三,引导和扶持文化产品和服务逐步外向型发展。2003年12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走出去”战略首次出现在文化产业领域。200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在文化产业领域已经基本成型。⑤ 2006年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提到: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我国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文化部、财政部、商务部等相关部委于近年先后配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等,并确定了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要求扩大对外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国家财政和有关文化部门联合设立了例如“国产音像出口专项资金”、“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政策资金;文化部还设立了优秀出口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项目的奖励措施。这些举措表明了政府着力扶植、培育外向型文化及传媒企业的决心,增强了文化及传媒企业“走出去”的信心。⑥

其四,积极鼓励新兴文化产业和新媒体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和新媒体是未来文化及传媒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为抢占这一战略高地,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即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以助推我国动漫产业迅速崛起。同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旨在加强网络著作权保护,激发网络传播文化作品潜能。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明确要求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和新媒体。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从政策上为数字电视这一新兴文化产业和新媒体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5.第五阶段:文化及传媒产业纵深发展时期的政策制定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全球多数产业遭受巨大冲击,但文化及传媒产业在此背景下却呈现出了反经济周期增长,对引领各国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显示出强大的带动与辐射能力。于是,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在刺激经济方案中明确扶持文化及传媒产业的发展。我国也不例外,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并强调要做好八项重点工作,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机遇期”和“转型期”中已经确定成为引领我国经济走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成为助推社会转型、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动力,步入了纵深发展时期。可以预见,今后一个阶段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基本取向将以大力扶持为主,体现为振兴和激励。

国家在此背景下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措施,是我国利用文化及传媒产业自身特性和运行规律以及“机遇期”和“转型期”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及传媒产业向纵深发展的具体体现,这些政策措施促使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和市场变化的需求,为全球金融危机中文化及传媒产业的“逆势上扬”提供了政策保障。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彻底结束。2009年9月,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国新办就我国文化建设60年发展成就举行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将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并大力发展以网络文化、手机文化为主的新兴文化产业。可见,随着文化及传媒产业地位的提高,文化及传媒产业的内容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新兴衍生行业将大量出现,国家将出台更多激励政策和措施,强调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扩大产业规模,增强文化及传媒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推进文化及传媒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产业政策的演变是诸多因素共同、动态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受到国际产业发展趋势、经济体制、政府发展战略、经济环境、政府行为能力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产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相关产业及产业集群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上文的分析更加清晰地证明了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是“有序的”,因为这种政策演变逻辑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各项体制改革的推动进程,符合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规模变化、执政党建设思路演变、民意诉求变迁(包括学者专家建言)以及世界文化及传媒业发展趋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中的测算数据,目前我国的文化消费水平只达到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人均消费潜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中国的第三产业整体发展程度也低于相同发达国家约10个百分点,以文化及传媒产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远没发挥应有的作用。如今,“大洗牌”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世界文化及传媒产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已经出台,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及传媒产业向纵深发展,在此背景下,更要善于梳理和总结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演变的基本历程和有效经验,抓住机遇,以推进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篇：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回顾史

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回顾史

我国卫生防疫体系从新中国成立起至今经历了五个阶段：(一)初创时期(1949年——1952年)

解放前夕，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了防疫大队，开展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许多地区相继建立防疫大队，民族卫生工作队，专业防疫所(站)，大力开展对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性病等传染病、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控制了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流行，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通过这些工作培养和建立了一支防疫专业队伍。1950年、1952年，分别在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正式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全国卫生防疫体系和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9年，参照苏联的经验和做法，东北原中长铁路管理局首先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以后，东北地区的部分省、市也建立了卫生防疫站，在东北行政区还建立了东北卫生防疫总站(1954年撤消)。这些都为1953年全国普遍建立卫生防疫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到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147个。各类专科防治所(站)188个，共有卫生防疫人员20,504人，其中卫技人员19,750人。

(二)全面建立、健全、发展时期(1953年一一1965年)

1953年政务院第167次会议批准，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普遍建立卫生防疫站。同年，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卫生防疫站工作会议，讨论研究贯彻执行政务院的决定。1954年，卫生部颁发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这是我国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文件，明确规定卫生防疫站的任务是：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至1996年底，全国除有些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外都建立了卫生防疫站。铁路系统和大型厂矿企业也建立了卫生防疫站。根据周总理关于“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的指示精神，要求医疗机构也要把预防疾病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县以上医院建立了预防保健科，乡卫生院建立了卫生防疫组，扩大了卫生防疫队伍，增强了基层卫生防疫力量，大大壮大了卫生防疫体系。

根据传染病对人民健康危害的严重情况，当时，卫生防疫体系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做好传染病的防治。1955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颁布了第一个卫生防疫法规——《传染病管理办法》。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政策环境影响，初建起来的卫生防疫体系经受了第一次曲折，许多地方在机构撤拼中，首当其冲地将卫生防疫站、专科防治所与卫生行政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合并为所谓的”三合一”、”四合一”，使大批防疫机构工作停顿，人员流失，造成一些传染病回升，给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直至1962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卫生部于1964年颁发了《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并在全国贯彻实施，卫生防疫体系才又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

《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的实施，明确了卫生防疫站作为体系的主体机构的性质、任务和工作内容，并规定了卫生防疫站的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这对卫生防疫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到1965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2,499个，专业防治机构822个，人员合计77，179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63,879人。与1952年比较机构增长了16倍，人员增加3倍多，卫生防疫机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严重破坏时期(1966年——1976年)

十年文革期间，卫生防疫体系及其工作遭受严重的破坏，卫生防疫站及其他防疫防治机构被作为修正主义产物遭到批判否定、取消、合并，卫生防疫技术人员下放、改行，卫生防疫工作处于全面停顿状态。其后果是十分严重而触目惊心的。曾一度被控制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又开始流行，由于疫情报告系统、制度全面瘫痪，故现存的资料极不完整。仅以66年底到67年底，由于红卫兵大串联人群大量流动，引发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发病累计达300万人以上，发病率为403/ 10万，病死率为5．49％；苏、鲁、豫、皖、鄂五省的疟疾发病人数即达2000万左右；其他如流感、痢疾、伤寒、虫媒传染病、血吸虫病等都有大幅度的回升。尽管国务院于1972年发出了《健全卫生防疫工作的通知》，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条件限制，全国卫生防疫体系及其工作虽有一定的恢复，但仍处于全面低迷状态。

尽管卫生防疫体系遭到的破坏，正常工作受到干扰。但在关键时刻，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仍表现了无私奉献、勇于直前、对人民健康极端负责的精神，投入诸多控制传染病流行和突发应急事件中去。76年唐山大地震后，由于各项公共卫生措施到位及时，使得震后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

(四)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落实多项正确政策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卫生防疫体系及其工作同其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

1．全面恢复发展阶段(1978年——1985年)

1978年9月，在1955年发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这个条例的实施加强了卫生防疫体系在预防控制传染病中的责任、地位和作用。1979年卫生部在1954年颁发的《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的基础上，颁布了《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以及1979年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下发的《卫生防疫人员实行卫生防疫津贴的规定》、1980年国家编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1980年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县卫生防疫站工作的几点意见》。采取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卫生防疫体系、特别是其主体机构卫生防疫站的恢复与发展，不仅是在数量上增加，而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质量和内部的科学管理、人员素质的改善与提高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1982年1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同食品卫生法(试行)》，使卫生防疫体系从几十年的行政管理步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为后来更多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的实施探索了有益的经验。《食品卫生法(试行)》的实施也极大地强化了卫生防疫体系的社会职能，并大大提高了卫生防疫机构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

1982年为提高全国卫生防疫工作水平，卫生部成立了国家预防医学中心(1985年改为预防医学科学院)，为全国卫生防疫机构提供业务技术指导、应用性科学研究、高层次专业人员培训等服务，也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联系密切的业务技术服务、信息沟通和网络系统。

到1985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3,410个，比1965年增加了911个，专业防治所

(站)1，566个，比1965年增加了744个。卫生防疫人员增至194,829人，比1965年增加117,65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87,821人。

2．改革发展阶段(1986年-2002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卫生防疫体系及其工作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深化改革，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不断的将卫生防疫工作纳入法制管理，走向社会，不断地把公共卫生工作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时期。

加强卫生防疫体系的内涵建设，努力提高防疫机构的管理水平和业务技术服务水平是在新形势下，卫生防疫工作的更高要求，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卫生防疫体系能否持续发展，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必要条件。在这期间通过推进科学管理、科学理站、规范有偿服务管理，制定实施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的技术规范；加强县卫生防疫站的规范建设；推进防疫站等级评审；加强中西部国债建设等措施以及加强卫生防疫机构主要领导和骨干的现代管理培训、应用型专业人员的高级培训；特别是在卫生防疫工作实践中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使卫生防疫体系的能力有了长足的提高，为有效预防控制疾病，执行卫生监督提供了必备条件。在此期间我国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了冷链系统，实现了计划免疫三个85％的目标，和最终消灭脊髓灰质炎。1994年我国宣布基本消灭丝虫病；1998年宣布基本消灭麻风病。控制重大传染病的流行始终是卫生防疫体系的首要任务，无论是85年山东等地的出血热、海南的登革热或者是88年上海的甲肝和新疆非甲非乙的大流行，或且是O2、脊灰、伤寒、钩端螺旋体病、O157、AIDS等局部流行，经过努力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特别是在91年、94年、98年华东、中南及全国性的大水灾面前，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都能全力以赴，尽职尽责，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三个大灾之后无大疫的辉煌战果。

广泛的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变环境、讲究卫生。全国性的改水、改厕和开展卫生城市、卫生城镇的创建工作，无疑对改善广大群众的工作、生活环境、促进健康、预防疫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逐步运用和适应法律、法规规范管理公共卫生问题，是卫生防疫体系这一时期改革、发展的一大特点。除了《食品卫生法(试行)》外其他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一批覆盖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并付诸实施，为疾病控制和卫生监督提供了有力的法制管理条件和手段，使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管理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的良性运行环境。依法查处和处理了大量的毒酒事件、食源性中毒事件，职业病和职业中毒以及核丢失、环境损害健康的事件，有力的促进了有关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了广大群众的健康。

我国从80年代初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后，公共卫生的许多领域都与国际组织或友好国家加强了联系，使我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融入了国际社会，学习了经验，也找到了差距。80年代中后期，我国先后引入国际资金合作项目，对冷链建设，计划免疫，消灭脊灰、艾滋病、性病、结核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寄生虫病、碘缺乏病等以及加强农村妇幼卫生建设和卫生防疫站机构建设、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建设等投入大量资金和设备，建立工作机制、培训专业人才、提高技术水平。通过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传染病的控制水平和效果，按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目标要求。90年代中期，根据我国社会疾病谱和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变化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非传染性慢性病妁重视和关注，我国也把传统的公共卫生单纯的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概念，扩展到非传染性慢性病领域(包括伤害和精神卫生领域)。并以“疾病预防控制”的概念替代传统的“卫生防疫”概念，从卫生行政和专业机构设置上予以体现。同时为扩展此项工作迅速引进世界银行贷款“健康促进”项目，把国标上先进的 “健康促进”概念应用在非传染性慢性病，以及与行为、心理关系密切的传染性疾病(AIDS、STD)的预防控制中去，实践证明这种新概念、新方法能在预防控制有关疾病中显示重要作用。

3、健全发展时期(2003年以来)

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和关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工作，提出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目标，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作为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国家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提出了争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

第四篇：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回顾与前曕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文献综述）

题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回顾与前曕

院系：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

姓名：邵星

学号：1101114090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回顾与前曕

邵星

摘要：文化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来说的,是指一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动员力、精神动力以及对外产生的渗透力、吸引力和说服力,是该国发展和施加对外影响的重要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和发挥作用的重要动力.面对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我们要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充分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创新几个层面,努力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提升文化软实力对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纷纷研究文化软实力理论,制定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本文分析梳理了国内学界关于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与内涵、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与发展现状、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关键词：中国文化；文化软实力：研究

一<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内涵>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首先提出软实力概念,对软实力理论作了较为完整的阐述。他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该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简而言之,文化软实力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我国提出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传播力而形成的体系。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制度体系；二是指建立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础上，以人的精神、品格为核心的国民素质，发展文化软实力就是要继承、培育和发展一种独特的民众精神和品格；三是包括音乐、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出版、会展、动漫游戏、新媒体等可以产业化运营的文化产业。(1)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自身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则使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和国际治理结构的重构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和谐世界的实现。

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与发展现状>

对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 一般都是从文化在整个软实力系统以及国家实力系统中的地位来进行论说。童世骏在文化软实力一书提出, 文化作为软实力之所以重要, 不仅仅因为文化是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还因为一方面, 文化往往构成了同样体现软实力的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文化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 该书还指出十七大强调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在世界都在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和平与发展面对诸多困难, 在此背景下重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2）

陈飞、柳卫东<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一文也认为在当今物质极大丰富、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 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如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促进经济的发展, 提升综合国力, 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提升国际地位, 所以提升文化软实力既是现在, 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3）王广军<论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也指出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 文化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并由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文化作为 软实力 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突出, 逐渐取代资本, 成为国际间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则必须在壮大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的同时, 大力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4）

就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许多学者都结合国内现状来研究，表示了相当的担忧，刘洪能为存在许多问题。顺<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几点思考> 一文认为, 国家文化软实力就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生产基础上形成的, 通过文化的形式在较长时期内对本国家公民以及其他国家产生的综合力量。纵观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 他认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受到西方国家的某种钳制;我国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文化逆差;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仍然存在较大的文化误读;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冲撞也对我国文化软实力产生了冲击。（5）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起点, 既面临有利条件

和大好。机遇, 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和严峻的挑战。机遇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了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日益广阔的市场空间;文化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高的新起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直接源泉;现代科技进步与创新为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为我国提高文化软实力提供了难得的世界市场和国际环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文化建设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提供了战略支持和政策保障。挑战则有: 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尚有差距;文化建设与政治、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文化软实力建设与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文化建设与对外开放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文化建设与我国灿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大国的地位不相适应;文化软实力建设面临着文化人才缺乏和文化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

在对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现状的研究中, 学界已经注意到了正反两方面, 内外环境的实际情况, 不过讨论的深度还明显不够。今后的研究应该对具体的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各个领域所存在的优势与劣势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须与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联系。构建文化软实力必须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力量，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作用，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弘扬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同时还要正确处理文化的继承与超越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国家文化软实力根本上体现为社会主体基于核心价值体系认同而产生的强大民族凝聚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和根本, 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也必须重视中国传统问题。赵英臣、刘光辉软实力时代的民族文化发展思考一文指出,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是提升软实力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是中国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我们应积极采取提倡文化自强、文化自尊、文化自觉、文化自立、文化自新的精神, 推进民族文化的维系、传承、积累和建设, 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 加强文化产品输入, 增强文化传播力, 加强文化安全建设, 推动和谐文化外交与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等措施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6）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还必须关注全球化背景，注意系去外国经验。在当前注重文化软实力的全球语境下, 文化发展前景为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所看重。我们应提升我国文化竞争力, 在全球文化互动中重构国家文化形象, 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吸引力,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

对于如何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有专门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研究。如陈立旭主编的<提升文化软实力> 一书探讨了浙江区域文化精神的传承、特点、影响和进一步提升浙江文化软实力的举措。与文化软实力关系特别密切的还有教育行业。已经有较多的论文对高校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的地位及其建设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其他还有对企业文化与软实力的关系以及传媒, 艺术等行业的软实力建设等的初步研究。

目前国内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已经有几十种相关专著与上百篇论文,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今后必须继续加强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肖永明，张天杰 关于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思考[J] 中国知网 2010.01

（2）童世骏，文化软实力[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8

（3）陈飞，柳卫东.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J].重庆科技学院报（社会科

学版），2009（1）

（4）王广军.论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J ].理论界, 2009(1)

（5）刘洪顺，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几点思考[J].理论学刊,2008.1

（6）赵英臣, 刘光辉.软实力时代的民族文化发展思考[ J].泰山学院学报,2009(2).

第五篇：湖北省土肥测试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湖北省土肥测试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土肥测试是科学施肥、土肥执法管理、耕地土肥水资源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是农业测试体系中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它的发展标志着农业科学化的水平。几十年来，我省土肥测试体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逐步完善和发展壮大，工作成效显著，为提高土肥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生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它的发展道路曲折，但随着我省市场农业、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发展，土肥测试工作正愈显其特殊的地位和光明的前景。

一、发展概况

1958年全国开展第一次土壤普查，全省农业推广部门只有省里一个简易土肥化验室。1978年全国开展第二次土壤普查，我省各地、县建立土肥化验室形成热潮。第二次土壤普查化验任务完成以后，全省78个土肥化验室曾一度处于关门停业或半关门状态。1986年我省遵照国办发（1986）40号文件关于“农业部门要切实做好肥料监测鉴定工作”的指示精神，成立了湖北省土壤肥料测试中心。1987年由省农牧业厅和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化肥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同年7月，省又成立“湖北省化肥质量检验站”，各地、县成立了相应的肥料质检机构，积极开展肥料质检，带动了各级化验室的继续运转。1992年以后，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土肥队伍不够稳定，各地土肥化验室又一度走入低谷，工作难以开展。2000年随着农业部第32号令《肥料登记管理办法》和省政府第201号令《湖北省耕地地力保养办法》的出台，以及沃土工程、测土施肥工作的实施，全省土肥化验室呈恢复性发展。迄今为止，全省土肥测试体系网络健全，队伍稳定，技术水平和测试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1、形成了省、市、县三级土肥测试网络。省站1987年成立“湖北省化肥质量检验站”，1988年重新建起化验室，1989年更名为“湖北省肥料质量检验站”。1997年经农业部批准在此基础上组建农业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并于1998年3月通过国家计量 认证和部级机构审查认可。现有化验室面积500多平方米，配备各种仪器设备40台（套），具备28个肥料产品和土壤、植株、农田水质在内的124个参数的检测能力，能涵盖市场上出现的各种肥料品种和肥料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参数。全省17个市（林区）和77个县（市区）土肥站分别建有15个和68个土肥化验室。据统计，全省83个土肥化验室面积1.6万平方米，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原值540多万元。其中46个化验室（质检站）通过计量认证。

2、造就了一支管理和检测队伍。经过土壤普查、肥料质检、地力建设、测土施肥、计量认证等一系列的实践，采取办培训班、观摩会、派往外地学习、引进专业人才等办法开展土肥测试技术培训工作，提高了技术水平，培养出一支具有一定素质的土肥检测队伍。全省各级现有化验室工作人员472人，其中正高级职称6人，副高级职称78人，中级职称182人。

3、更新了一批先进仪器设备。第二次土壤普查时的化验室，设备简易，价值低廉，手工操作多，主要仪器为火焰光度计、机械天平、可见分光光度计等。近二十年来，各地利用商品粮基地、优质粮棉油特产生产基地、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旱作节水农业、沃土工程等项目资金，更换原有部分老化、落后仪器，部分市县添置了原子吸收、紫外分光光度计，进口电子天平等先进仪器。各级化验室的房屋设施、空调、电脑、水电线路等不断更新升级，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大有改善。

4、建立了一套内部质量控制体系。通过计量认证的土肥质检站（中心），依据《计量法》、《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技术考核规范（JJG1021—90）》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审查认可（验收）评审准则》，通过计量认证首次考核、复核换证工作的实践，各地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内部检测质量控制体系，并不断完善规范，确保了检测报告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

二、工作业绩

全省各级土肥化验室自建立以来，在第二次土壤普查及其成果应 用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就辉煌，众所周知。近些年来，我省土肥测试系统积极开展土肥监测与管理、开门服务、项目建设等工作，取得了新的业绩和新的经验。

1、立足本职工作，广泛开展检测服务。在土壤检测方面，各地配合实施地力监测，测土施肥和农化服务，每年化验土样3000多个，农业部肥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以下简称“部级中心”）每年涉及八个部级耕地地力监测点土样100多个，测土施肥土样2000多个。在肥料检测方面，一般的县市肥料质检站每年化验肥料样50—80个，工作突出的每年达100多个肥料样品。“部级中心”检测肥料样逐年递增，近五年来共检测肥料样2409个，其中2002年706个，农业部门送样334个占47.3%，工商与技监部门送样64个占9.1%，肥料企业送样308个占43.6%。在植物（农产品）检测方面，一些地方开展了蔬菜、水果的品质分析。宜昌、郧西等丘陵山区县市质检站针对黄姜种植迅猛发展的态势，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积极开展黄姜皂素含量的检测，为合理确定黄姜品质等级和出售价格提供依据。武汉、云梦、鹤峰、夷陵等市县积极争取当地项目开展了蔬菜硝酸盐含量的检测。2002年“部级中心”承担了农业部下达的水果蔬菜硝酸盐含量普查项目，初步摸清了我省农产品硝酸盐污染状况。今年蔬菜硝酸盐监测技术被列为全省重点农业新技术示范项目加以实施，服务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

2、履行监督职能，加强肥料质量管理。随着农业部和省政府的两个规章的相继出台，我省进一步加大了肥料登记和执法打假的力度。到2002年底止，已对全省164个厂家的226个肥料产品办理了登记（有效期内），办理外省产品备案证383个，出具本省肥料产品外销推荐函110余份。每年以“部级中心”为龙头，组织各级肥料质检站积极开展了以“打假保春耕”和“打假保秋播”为主要内容的肥料执法打假活动。襄樊、黄冈、天门、鄂州等市级质检站每年春秋两季主动到市场上抽取肥料样100个左右。嘉鱼、崇阳、巴东、孝南等县级质检检站与工商、技监部门联合每年抽检近40—80个肥料样。近三年来各级肥料质检站共抽查肥料样品3000多个，代表肥料13万 吨左右，查处假劣肥料约3万余吨，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5000万元。“部级中心”继1988年承担农业部下达的鄂、豫、赣三省新型肥料统检之后，2000年11月至2001年2月承担了鄂、豫、赣、皖四省新型肥料产品质量跟踪检查任务。1999和2001年“部级中心”两次作为全国农博会组委会指定的肥料产品检测机构。2001年首次承担了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新型肥料抽检任务。

3、发挥技术优势，认真做好技术服务。全省83个土肥化验室有30个所在土肥站自办配肥站实体，化验室充当重要角色，开展取土、测土、配方、原料和成品检测、推广等一系列工作。有的化验室与企业联合开发肥料新产品，开展配方研制、产品质量监控，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帮助企业制定企业标准等。各地围绕土肥新技术新产品的示范推广，每年组织基层干部和农民举办培训班，主讲关键技术，印发施肥通知单，深受当地干群的欢迎。对此，基层和企业感到农业部门土肥测试系统很亲切，认为我们是技术上的引路人，市场上的贴心人。“部级中心”在日常对外服务的同时，还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技术和仪器设备资源，积极开展土肥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近五年以来，先后承担“商品有机肥”、“土壤中硒的测定”、“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和“土壤有效硅的测定”等四个农业行业标准的制订项目，制订了“湖北省有机生物肥料技术规程”、“湖北省水稻壮秧剂技术规程”、“湖北省硅钙磷肥”、“大量元素叶面肥”、“含腐植酸叶面肥”等5个省地方标准，帮助生产厂家制订10多个新型肥料企业标准。

4、加强行业管理，服务土肥质检体系。作为全省各级土肥化验室（质检站）的龙头，“部级中心”竭力为基层单位做好服务，支持质检体系建设。一是对各级肥料质检站开展计量仪器检定。1988年经原省计量局同意，省农业厅成立“湖北省农业计量检定站”，准予在全省农业系统内开展计量仪器检定。根据自愿原则，我们每年为基层检定小容量、天平、砝码、酸度计、比色计、可见分光光度计等各类仪器近20000台套。今年检定站复核时又获得火焰光度计检定授权。二是对各级肥料质检站开展计量认证现场评审。1990年由原省计量局授权在省土肥站设立了“湖北省计量认证农牧业肥料专业评审 组”，负责受理各级肥料质检站计量认证事宜和现场评审，对合格者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计量认证合格证。在日常工作中，为基层提供标准信息、测试技术和计量知识等咨询服务，帮助他们提高计量管理和测试水平。今年，按照新的评审准则，结合本省本行业特点，我们编制了质量体系文件范本供各地参考。三是核发化验上岗证。凡是新上岗的化验员，必须到“部级中心”化验室学习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由省土肥站核发上岗证。近几年，每年到“部级中心”培训领证的人员10—15人。四是不失时机地组织培训。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召集各级肥料质检站举办了“部长令”、“省长令”、“肥料新标准”、“土肥检测新技术”、“内审员”等培训班6场次，培训人员达600多人次。五是配合技监部门抓好化验室日常管理。如监督评审、调查统计、能力验证（比对）等。六是指导各地兴建和改造化验室，包括房屋规划、水电设置和仪器配备等。

三、存在问题

回顾我省土肥测试体系的发展和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予以重视和解决。

1、检测业务不饱满。从全省土肥测试行业来讲，样品来源不多，项目很少。对没有任务来源的地方若启动化验室，不划算。很多化验室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全省83个土肥化验室，只有40多个在开展工作，10多个化验室工作饱满。这种情况导致少数地方只顾眼前利益，将土肥化验室与种子、农药残留等整合为综合性化验室，土肥部门失掉了测土施肥技术推广的基本手段。这是一个信号，必须引起警觉。

2、仪器设备不够先进。土肥化验室仪器设备绝大多数是常规性的，瓶瓶灌灌和低档仪器占了大部分空间。部分地县化验室因缺乏原子吸收、示波极谱仪等高档次仪器，制约了一些样品（参数）的化验，检测能力有限，如多数地市土肥化验室还不能检测微量元素。各地对化验室建设的投入不够，甚至有的地方有了项目又投入不到位。这种 现象必须纠正。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增加化验室投入，提高化验室档次。

3、市场意识和责任感有待增强。我们说土肥化验室的功能和作用是多方面的，如测土施肥中的测土、配肥站中的测肥、肥料执法中的抽检和委检，等等，只要某一方面工作抓得出色，化验室就能派上大用场。我省荆门、襄樊、天门、崇阳、英山等市县各具特色，化验室作用发挥得好。而一些地方还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主动出击不够，市场开拓不力。另外，从计量认证评审中，发现一些质检站存在着重硬件轻软件、重检测轻管理的现象，工作不细致，责任感不强，规范性不够，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4、政策法规不配套。与其它行业和部门相比，土壤和肥料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也未能跟上，在实际工作中显得依据不足，手段不硬，措施乏力。这是关系到整个土肥测试体系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和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一是土壤和肥料测试收费标准，目前各地还是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依据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496号）而制定的鄂价费字[1994]第104号文件执行。近十多年来，物价、工资、仪器设备档次和仪器检定费、水电费等几乎增长近十倍，其它行业化验费也作了相应调整，而土肥行业仍按目前标准收费实属亏本运转。各地要求国家修订土肥测试收费标准。二是检测人员的待遇低，职称评聘难度大，不利于检测队伍的稳定。客观上检测工作技术含量和辛苦程度较高，长期与药品、电路打交道，存在危险性。此外，由于检测工作的特殊性、检测人员承担项目少，成果少。检测人员工作积极性有待提高。三是因肥料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力度不够，抽检和委托检验样品较少，经计量认证后的部分质检站有入不敷出之感，申请计量认证复核的热情不高。2000年我们争取省政府出台了《湖北省耕地地力保养管理办法》，但仅限于登记范围内的肥料产品。我们正在争取拟由省人大或政府颁布的《湖北省肥料管理办法》有待尽快出台。

四、发展方向 我省土肥测试体系建设虽然客观上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但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源是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我们思想观念和自身素质提高的滞后。我们既要承受观念和机制转换的阵痛，又要承受新要求新挑战的重压。通过对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看一个行业、一个体系的兴衰与成败，要从综合、长远、发展的观点看。事实证明，我省土肥测试体系在经过一个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后，正在恢复发展变化、正在振兴崛起，正在向多功能型、现代化、权威性、开放式方向迈进。

第一，省、市、县三级测试网络的健全与完善。“部级中心”要按农业部要求，尽快建成“产品质量鉴定中心、市场商品信息中心、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人才技术培训中心”，工作侧重测试项目的实施，标准的制订，承担统（抽）检，集中统一样品和仲裁样品的检验，加强行业管理，结合计量认证，开展能力验证和比对，掌握和发布新标准、新技术信息，培训指导市县工作。市级化验室侧重区域项目的实施、样品复检。县级化验室主要面向基层提供检测和技术服务。

第二，多功能使用化验室。农业系统内部中兴建最早、体系比较健全的是我们土肥化验室，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和仪器设备条件，全方位发挥作用。在现有仪器设备、人才技术条件下，我们不仅能测土、肥、水，还可跳出土肥作农产品、饲料、食品等品质或部分参数分析。在服务对象上，既为基层、为农民服务，又为工商、技监、园艺、外贸、公安、食品等部门服务。“部级中心”要积极创造条件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获得国际双边或多边互认，争取国家、省统（抽）检和进出口商检权。

第三，仪器设备和环境条件的不断升级。房屋设施随办公条件的改善正不断更新，但仪器齐备相对滞后。当今科技水平发展迅猛，省级要瞄准等离子发射光谱仪、全自动定氮分析仪、氨基酸分析仪、微波消煮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检测新科技、新仪器。市级要普遍配备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县级化验室要普及专用电脑，提高现代化水平。

第四，成为本区域内的权威性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土、肥、水项 目除土肥部门外，还有技监、化工、商检、院校、科研等部门和单位，我们要突出主业，形成权威。“部级中心”通过几年的努力，已在全省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成为名符其实的最大的权威性土肥检测机构。土肥化验室要注重培养人才，不断提高检测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做到精益求精。开展计量认证，加强培训学习，不断实践钻研，实为提高水平的有效途径。

第五，开门服务门路的拓宽。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检测市场将逐步放开，平等竞争。土肥化验室要与时俱进，以市场为先导，服务于农村、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执法管理中，要协调好与工商、技监、农业执法大队等综合执法部门的关系，加强配合，将化验室变成他们的执法手段和权威机构。在全国逐步扩大的沃土工程、耕地地力调查与质量评价项目实施中，要冲上测土这个主战场，积极开展测配产供施一条龙服务。在广泛对外检测服务中，要扩大宣传，争取样品来源，将土肥化验室当作一个产业来运作。在种植业结构中，研究并推广应用新的土壤管理和施肥技术，开展作物土宜性调查，为政府及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

湖北省土肥站

二00三年七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