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名词解释

第一篇：中国史名词解释

一、名词解释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的。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

2、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0月上旬，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英勇抗击美军入侵。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参军参战，捐钱捐物，发展生产，一切为了前线。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抗美援朝的意义„„

3、“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是指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关制度的不完善，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性的现象，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

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建国初期，为了牟取暴利，向国家机构内部派遣代理人，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活动，严重地腐蚀了干部，破坏了抗美援朝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为了打击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五反”运动是建国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五反”运动的胜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4、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冬到1953年春，中共领导下的，分批进行的，改革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运动。土改的总路线为“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改大体经历了发动群众、划分等级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这几个阶段。到1953年春，土改在全国基本完成。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做主人，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5、统购统销

建国初期的一项控制粮食资源的计划经济政策。为了缓解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 1

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后来，统购统销的范围又继续扩大到棉花、纱布和食油。这一政策取消了原有的农业产品自由市场，初期有稳定粮价和保障供应的作用，后来变得僵化，严重地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80年代改革之后，该项政策被取消。

6、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和书面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刘少奇、陈云、周恩来、聂荣臻等分别就土改、财经、外交与统战、军事等问题作了报告。七届三中全会是建国初期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上制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所确定的任务，对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和稳步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7.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我国的一项外交原则。1953年12月，在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时，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它作为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得到了印度方面的赞同，并被写进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后来又分别将“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完善。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的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是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9、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9月 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到会代表1210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法律;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总要成果，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全面建立国家机构。9月28日，大会胜利闭幕。这次大会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它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和以《共同纲领》代行宪法的国度状态，这为加强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基础，它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1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

10.《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1950年2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条约共有6条，主要内容为：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任何国家的侵略与破坏和平；当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国之进攻时，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同盟、集团与行动；双方对有关

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将进行彼此协商；双方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中苏间的经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经济援助，进行经济合作。条约于同年4月11日经批准后生效，有效期30年。该条约的签定，是对我国重要的国际支持，不但使我国获得了国内建设所需的资金和援助，更是我国在国际上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有利于我国放手进行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

11、“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提出的，繁荣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提出，1956年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具体地说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作品同时存在，自由发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这一方针由毛泽东提出，经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但是随着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双百方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12、反右派斗争

1957年6月，因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为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到1958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结束。但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将错划的予以改正。

13.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1959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２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14、七千人大会

指中共中央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了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七千余人,故得名。这次会议主要总结了建国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讲了话。会议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着重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提出修正意见,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第二阶段,毛泽东作了讲话,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代表们对此进行了广泛地讨论,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会议还统一了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七千人大会虽未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是一个重要转折。

15、西楼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即“西楼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中心是讨论1962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等问题。会议指出，我们的财政经济困难是十分严重的，我国经济处在非常时期。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农业和日用品的生产，稳定市场，制止通货膨胀，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近两三年内，并以农业为基础，迅速调整1962年的年度计划。西楼会议是我们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事求是地估计了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确定了实行经济调整的原则和具体设想。通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工作，党内不仅在思想认识上取得了一致，并且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使“八字方针”得到了全面的贯彻，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6、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也称为“四清”运动。其前期，在城镇是开展“五反”，即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在农村进行“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分工；其后期，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城乡统称“四清”运动。又称“大四清。四清运动对于解决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把多种性质的问题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四清运动，实际上为“文革”的发动作了准备。

17、《五一六通知》

即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8、《十六条》

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是继《五一六通知》之后，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错误纲领。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对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规定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十六条》的通过，表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从而岛之旅全局性的错误。

19、上海“一月风暴”

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策划夺权。他们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并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1月8日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更加剧了全国混乱的局面。

20、二月抗争

1967年2月，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文革”的错误作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围绕“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8日，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此后，又被林彪、江青等诬称为“二月逆流”。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二月抗争的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做法提出的严正批评和抗议，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某种否定和批判，是党内正义力量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抗争，它对于后来党和人民日益深入、广泛的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全国性的青年学生运动。1966年5月下旬,北京青少年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 首先发起了“保卫毛主席”和“反修防修”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运动遂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但红卫兵这一天真的善良愿望, 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 他们别有用心地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 将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 将红卫兵运动引入歧途。在林彪和江青授意和策动下,红卫兵进行全国大串联,乱揪乱斗,搞乱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造成了全国性的大**。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根据《报告》的提议,撤消了全国的红卫兵组织。

22、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知识青年们“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不仅使大批青年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而且对于广大干部及知识分子来讲则耽误了学习和创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人为地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

23、“九一三事件”

又称“林彪叛国外逃事件”。九届二中全会以及会后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其处于被动境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林彪与叶群、林立果等于13日凌晨乘飞机叛逃外国，途径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时，机毁人亡，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即是“九一三事件”，成为“文化大革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24、四五运动

亦称 天安门事件，是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的群众强大抗议运动。四五运动源于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悼念。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无限悲痛。但是，“四人帮”压制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诬陷邓小平，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25、四项基本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邓小平提出的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思想政治上所必需坚持的基本原则。内容包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两个基本点这样一个完整的指导思想，成为新时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基本路线。

26、《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于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它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并系统的阐述了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决定》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第二篇：中国史名词解释

中国古代史名词解释

郡县制：

由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权组织。春秋时，秦、晋、楚等国初在边地设县，后逐渐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但地位比县低。战国时在边郡分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加到四十多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权组织的一部分。其郡县二级行政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

封禅：

即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将祥瑞之时的祭祀典礼。战国时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目的是报天地之功。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举行过这种大典。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廷。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亦限期缴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欲学法令的以吏为师。从此，大量图书被焚毁。次年，卢生侯生为秦始皇求仙药不得，逃亡，与诸方士、儒生以言论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御史查究，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式和儒生坑死在咸阳。史称“焚书坑儒”。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但是这种做法造成了文化的极大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至此结束。

楚汉战争：

秦朝灭亡以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农民战争开始向统一战争转化原来的农民领袖项羽和刘邦为争夺统治权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战争，史称“楚汉战争”。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又划地分封了十七个王。公元前207年的鸿门宴拉开了项羽与刘邦军事抗争的序幕。刘邦乘项羽出击齐地的机会，攻占关中，并继续东进，占领项羽的根据地彭城。项羽军事上处于优势，回军大败刘邦。刘邦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和项羽在荥阳、成皋间相持。同时又派韩信攻占赵齐等地，使项羽两面受敌。公元前203年，约定以鸿沟为界，东属楚，西属汉，次年刘邦乘项羽撤兵的机会全力追击，并约韩信、彭越合围，项羽败退至垓下，不久在乌江自刎，楚汉战争遂以刘邦的胜利而结束。于是刘邦即帝位，建立汉朝。

白登之围：

西汉初年，匈奴已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国势强盛，屡向西汉发动军事进攻，西汉北部边境遭受严重损失。公元前200年，匈奴军进攻晋阳，汉高祖不听娄敬劝告，亲率军三十余万迎战，结果被匈奴骑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七日之久。后用陈平计，重赂冒顿閼氏，使得突围。此谓“白登之围”。

萧规曹随：

西汉初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死后，曹参做了宰相，仍照着实行。比喻按照前人的成规办事。汉惠帝觉曹参不用心朝政，因此想要规劝他用心辅佐皇帝，治理朝政安抚百姓。而曹参却问惠帝与高祖相比如何，自己与萧何相比如何，惠帝答后者皆逊于前人。曹参顺势表明，既然 1

如此，就应沿用前人制定的卓有成效的明确完备的法令，继承守业，谨慎从事，不应乱加改动。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史称“萧规曹随”。

文景之治：

西汉文景两帝为稳定和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汉初社会经济衰敝的情况下，采取组织军队复原，招抚流亡，释放奴婢，重农抑商等“与民休息”的政策，几任宰相也都治黄老之学，对汉初的主要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重农贵粟，轻徭薄赋。经济由恢复而发展，社会日趋稳定，人民生活境遇有很大改善，因此国家从农民身上剥削到的资财也积蓄较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富裕景象，形成了封建治世，史称“文景之治”。

七国之乱：

是发生在汉景帝三年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度，给诸侯王很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利，使诸侯王国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后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激起叛乱。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赵、淄川、胶西、胶东、济南六国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夺取中央政权，景帝令周亚夫等率兵平定了叛乱，乘机把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回。史称“七国之乱”。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家学说，罢黜诸子百家，只有通晓儒家学说的人才能做官，借以统一思想，巩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武帝接受其主张，后来在太学专设五经博士，用儒家经典教育地主、贵族子弟；选用官吏，也以儒学为标准。从此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强调仁政，强调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利于中央集权，有利于思想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但同时也压制了人们的思想，形成了文化专制的局面。汉武帝这一政策确立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学术的走向。

杨可告缗：

汉武帝打击富商大贾的措施。公元前119年，西汉政府发布“缗钱令”，征收富商大贾的财产税。由于他们隐匿或虚报，前114年又发布“告缗令”，对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的，没收其财产，并奖励告发，查实后给以所没收财产之半。在杨可主持下，派使者至各地加以贯彻。“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所没收的财务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中等以上的商贾大批破产。通过以上措施，政府增加了巨额收入，工商业者和地方豪强的势力受到打击，使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和加强。

巫蛊之祸：

汉武帝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当是迷信，以为用巫术诅咒及用木偶人埋地下，可以害人，称为“巫蛊”。武帝晚年多病，疑其左右人巫蛊所致。公元前92年，丞相公孙贺被人告发用巫术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死于狱中。次年，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有木人，太子据大惧，杀江充及胡巫，武帝发兵追捕，太子也发兵抗拒，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后太子兵败自杀。史称“巫蛊之祸”。

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不断起义。初始元年（公元8 2

年），王莽代汉称帝，进行复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得买卖，宣称一家不满八个男子而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余田须分与亲族邻里，无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亩的规定，企图实现古代的井田制；并推行五均六莞，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税收；屡次改变币制，铸造“错刀”，“契刀”，“大泉五十”等货币，大量掠夺财富；还恢复古代的五等爵，经常改变官制。王莽改制是地主阶级在严重危机下的一次自救运动。他企图通过改革，限制当时已相当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发展，缓和当时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巩固新莽政权。但由于改制触及了大地主、大贵族、大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王莽又未能坚持到底，中途放弃改革；同时由于王莽用人不当，贪官污吏利用改制“侵渔百姓”，以致“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再加上王莽改制措施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造成了政治经济秩序的混乱；另外，还发动了对匈奴和对东北、西南边境各族的战争，破坏了与周边各族的友好关系，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使本来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深了人民的苦难，终于爆发了赤眉、绿林大起义。

党锢之祸：

宦官迫害官僚士大夫的政治事件。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侵犯士族大地主的利益。士家大族李膺等人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官宦集团。公元166年，有人勾结宦官诬告他们“诽讪朝廷”，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被逮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称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事泄被杀。公元169年灵帝在宦官侯览、曹节挟持下，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并陆续杀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公元176年灵帝在宦官挟制下又命令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族。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曹操和袁绍为争夺对黄河中下游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又决定意义的战争。是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东汉末年，袁绍据有冀、青、幽、并四州，自恃兵多粮足，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率兵十余万南下。曹操兵少粮缺，以劣势在官渡相据。次年春，曹操乘袁军轻敌，内部不和，两次偷袭袁军后方，焚烧其粮车和粮屯。袁绍所部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投降。曹操乘机全线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赤壁之战：

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东汉末年，曹操初步统一北方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率兵二十余万南下，孙权和刘备联军五万，共同抵抗。曹兵进到赤壁，小战失利，退驻江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孙刘联军利用曹军远来疲惫，疾疫流行，不习水战，后方又不稳定等弱点，用火攻击败曹操水师，孙权大将周瑜和刘备水陆并进，大破曹兵。曹操只有率领残军取道华容，逃回北方。战后，孙权地位更加巩固，刘备据有荆州大部地区，旋又取得益州，形成曹、孙、刘三方鼎峙的局面。

隆中对：

东汉末诸葛亮隐居隆中，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次往访。相见后，诸葛亮提出占据荆、益两州，安抚西南各族，联合孙权，整顿内政，伺机从荆、益两路北伐曹操的策略，以图统一中国，恢复刘家帝业，史称“隆中对”。诸葛亮的分析，为刘备图霸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后来刘备大体根据这个计划，建立了蜀汉政权。刘备死后，诸葛亮还曾加强与孙吴的联合，改善对西南各族的关系，进行过六次北伐。

彝陵之战：

彝陵之战是三国史中三大战役之一，这三大战役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爆发于公元222年，是吴国孙权和蜀汉刘备为争夺战略要地荆州八郡而进行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例。公元222年正月，蜀汉吴班，陈式的水军进入夷陵地区，屯兵长江两岸。吴军扼守要地、坚不出战。刘备多次派军诱战，企图伺机加以聚歼。从正月到六月，两军仍然相持不决。蜀军将士逐渐斗志涣散松懈，失去了主动优势地位。因将士不胜酷暑之苦，刘备无可奈何，只好将水军舍舟转移到陆地上，把军营设于深山密林里，依傍溪涧，屯兵休整，准备等待到秋后再发动进攻。地形崎岖，远离后方，加上百里连营，兵力分散，从而为陆逊实施战略反击提供了可乘之机。陆逊率兵夜里火攻蜀军连营，后又集中兵力，四面围攻，歼灭蜀军数万之众。至此，蜀军溃不成军。夷陵之战对于三国鼎立的局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对蜀汉来说，它大损国力，完全失去了军事要地荆州，基本上毁灭了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策时制定的宏伟战略蓝图。对东吴来说，虽然打赢了战争，但是却进一步损害了吴、蜀关系，从战略上看，亦打破了孙刘两家联合抗曹的可能，给日后吴蜀两国的先后覆灭埋下了伏笔。

八王之乱：

西晋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晋初大封同姓子弟为王，握有军政实权。晋武帝死后，惠帝妻贾后与辅政的外戚杨骏争权。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贾后杀骏，以汝南王亮辅政，复使楚王纬杀亮，旋又杀玮。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伦起兵杀贾后。后又废惠帝自立。齐王冏，成都王颖，联兵讨伦，伦被杀，惠帝复位，冏专权辅政。接着长沙王乂攻杀冏，河间王颙又与成都王颖攻杀乂，颖专断朝政；东海王越奉惠帝攻颖失败，颙乘机进占洛阳。幽州刺史王浚与并州刺史司马腾打败颖，颙独占朝政，越再起兵攻颙，颙战败，与颖相继被杀。光熙元年（公元306年），越毒死惠帝，另立怀帝，掌握大权。八王之乱前后十六年，严重破坏了生产和西晋的统治，激起各族人民起义，各少数民族贵族也乘机起兵，争夺政权。

永嘉之乱：

晋惠帝在位期间，政治腐败，八王争夺政权的战争，更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利用各族人民起义的时机，起兵离石，国号汉。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子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歼灭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俘杀太尉王衍等，同年派刘曜率兵攻破洛阳，俘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西晋灭亡。史称这一时期为“永嘉之乱”。其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江左，它使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第一次移向长江流域，改变了以前重北轻南的文化格局。

侨置郡县：

东晋、南朝时在其管辖地区内用北方地名设立郡县。当时北方人民与士族大量南迁，多相聚而居，不愿丢掉原有的门第郡望，想要保持原籍贯。统治集团因而设置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士族，保持其封建特权，借以缓和南北士族矛盾，以巩固政权。侨人单位户籍不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后来即便交纳租调，也比土著居民低得多。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北方门阀士族的利益，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后土断实行后，侨州、郡、县数目日减，隋统一后完全废除。

土断：

东晋、南朝废除侨置郡县，使侨寓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办法。当时侨州、郡、县无一定境界，造成地方机构交叉重叠，给户籍管理带来很大问题，侨州、郡、县不征租税徭役，士族广占 4

田园，兼并激烈，影响朝廷财政收入。为此东晋南朝政府相继实行了“土断”政策，撤销、合并一些侨置郡县，将侨人户口编入所在郡县，与当地农户一样纳税服役。其中东晋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和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成效最大。随着土断政策的实行，和时间的推移，南迁的北方人口逐渐融入南方社会，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

淝水之战：

东晋击败前秦苻坚的著名战役，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它确定了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的格局。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强征各族人民，组成九十万军队，大举南下。他自称投鞭可以断流，企图一举灭晋。晋相谢安使谢玄等率北府兵八万迎战，在洛涧大破秦军前哨，苻坚登寿阳城，见晋军严整，遥望八公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才有惧色。晋军进至淝水，要求秦兵略向后移，以便渡河决战。苻坚想待晋军半渡时猛攻，乃挥军稍退。因各族士兵不愿作战，鲜卑族和羌族的将领希望苻坚战败，以便割据独立，故军队一退即不可止，全军立即骚动，人心惶惶。在襄阳被俘的晋将朱序也大呼秦军已败，于是，苻坚的几十万大军不战自溃，晋军乘机渡水攻击。溃兵逃跑时闻风声鹤唳，都以为是追兵。谢玄乘胜攻占洛阳、彭城等地，苻坚逃至关中，后即为姚苌所杀。淝水之战从短期看，使得前秦统一全国的意图破灭，而且使得北方由统一重新转为混乱分裂，也奠定了此后的南北对峙时代，直到隋朝统一全国。从长期看，淝水之战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得流落到南方的汉族中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并且影响深远。

侯景之乱：

南朝梁武帝末年降将侯景发动的叛乱。侯景，原北魏怀朔镇戍兵，渐升为镇功曹史。北魏高欢死，子高澄执政。侯景平素甚轻高澄，而澄则忌惮景叛乱，乃征调景入京，以剥夺其兵权。侯景惟恐被杀，于是投降西魏，但西魏亦调景入京，故景转而求降于南朝萧梁。梁朝臣多表示反对，而梁武帝竟说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于是封景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梁武帝又遣将率军救援侯景，结果被东魏大败，主帅萧渊明被俘，全军几乎覆没。东魏又进击侯景，景南逃，骗取梁寿阳城。东魏继而实施离间计，佯称与梁议和，挑拨侯景反梁。太清三年（549），侯景攻陷台城。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二三千人，尸骸堆积，惨不忍睹。侯景又东略三吴，烧杀掠抢，长江下游地区受到极大破坏。侯景得势后，杀萧正德，软禁梁武帝。不久梁武帝忧死，景立萧纲为帝，又废杀萧纲立萧栋。天正元年（551），侯景终于废萧栋而称帝，国号汉。次年，梁将陈霸先、王僧辩大败侯景军，攻下建康。侯景乘船出逃，被部下杀死。侯景之乱历时长达三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南方士族从此衰弱。百姓流离失所，死亡无数，千里之内罕见人烟，南方的社会经济遭受到破坏性的打击。在此之后，国势大衰的南梁又相继遭到西魏和北齐的进攻，最终被南陈取代。

中外朝：

是汉武帝时期削弱相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中朝即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和近臣所构成﹔外朝也称外廷﹐指三公九卿所构成的官僚体制。中外朝之分出现于武帝时。西汉早期﹐丞相位高权重，兼有决策和行政两种权利。武帝为了加强集权而削弱丞相的权势﹐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对于重要政事﹐依靠尚书令、侍中、常侍等近臣亲信在宫廷之内作出决策﹐中朝由此而得以形成。而外朝一般只处理日常政务。皇帝依靠内朝加强了君主专制。中朝决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到中朝。而和皇帝最为亲密的宦官﹑外戚﹐也很容易变为中朝的主宰。故后宦官外戚专政时期，中朝成为他们乱政的工具。

都督：

都督一名在汉末三国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有的是偏裨将校，有的则是一军元帅或一个军区的主将。前者被称为帐下都督或部曲督，后者被称为持节都督，影响最大的是后一种。持节都督来源于汉代的督军御史，职责是监督州郡镇压“盗贼”。其后，又以中郎将督军，更增加了军事统帅的因素。汉末董卓之乱后，州郡拥兵割据称雄，朝廷为了笼络他们，有以将军兼督数州或都督某州的称号。献帝建安二年（197）以袁绍为大将军，是最早见于史籍的持节都督。大约同时，魏武帝曹操以程昱为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这种都督就成为统治地方的军政长官了。

典签：

南朝地方长官之下典掌机要的官。府州皆置典签掌管。当时府州部内论事,皆用签。典签本为处理文书的小吏，权力不大。刘宋中叶以后，多以幼小皇子出任方镇，君主用寒人出身的亲近左右充当典签，代替诸王批阅公事，甚至照管诸王的饮食起居。职位虽低，权力渐重。宋孝武帝和明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军政的控制，也由君主指派典签监视，往往不只一人。南齐时，典签权势益盛，每年轮番还都言事，刺史郡守的升降去留往往取决于典签之口。南齐诸王，更处于典签严格控制与鉴视之下。梁武帝萧衍在位时，对皇室采取宽纵政策，典签权势渐削弱。至宋废止。典签是南朝皇权与寒人结合的产物，也是寒人兴起的重要表现之一。宋﹑齐君主通过典签控制和鉴视地方军政，对于加强中央集权虽不无作用，但终不能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

北府兵：

东晋孝武帝时，谢玄任广陵相，招募徐（治京口）兖二州骁勇所组成的一支精锐军队。二州本是北来侨民的集中地。“人多劲悍”﹐富于战斗经验。朝廷因前秦强大，诏求文武良将镇御北方，其时谢安当国，以兄子谢玄应举，在当地广招骁勇，组成精锐部队。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威震敌胆。东晋称京口为“北府”，所以称这支军队为北府兵。这支军队建立不久，抗御前秦屡立战功。在有名的淝水之战中，谢玄、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更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后期军队衰落。

府兵制：

中国古代兵制。由西魏权臣宇文泰建于大统年间，历北周、隋至唐初期而日趋完备，唐玄宗天宝年间停废，历时约200年。该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其主要任务是番上宿卫（即轮流到京师宿卫）和征防。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自备资装对于农民是沉重的负担。唐代，由于兵役繁重、均田制被破坏以及府兵地位低落等原因，府兵制自高宗后期以至武后时就逐渐被破坏，到玄宗统治时终于被废除，由募兵制所取代。

世兵制：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军户、士家的子弟世代为兵，是当时通行的兵役制度。创立于三国，盛于西晋，东晋南朝逐渐衰落。世兵制，就是将士兵全家从普通百姓中抽离出来，使其脱离民籍，集中居住，变为军籍，除了士兵本人终身为兵外，其家口世代也需为兵，士死，其寡妻遗女也要配士家。由是世兵制使服兵役成为一部分人的特定义务，这部分人称作士，其家称为士家或军户。北朝后期，世兵制逐渐为府兵制所取代。

士家：

魏晋时期，兵士及其家庭称为士家。亦称兵户。东汉末年，战争频繁，各割据军事集团加强对士兵的控制，把他们的家属集中起来，和士兵一起另行编定户籍，称为士家。控制士家，是为了保证兵源，防止将士叛乱，强化政府对于割据势力的控制，将本来属于私家的部曲夺取到政府手中。因此，魏晋时期士家不准改行转业；婚配只能限于同类，不准与平民通婚；士逃亡，家属要受严酷的惩罚；士家的子女称为“士息”、“士女”，兄终弟及，父死子承，世代为兵。士家未征召入伍时从事屯田，称为田兵。具有兵家、屯田客双重身份，受双重剥削和奴役，他们的社会地位略高于奴婢而低于平民。士家制度是一种人身依附性较强的世兵制度。此制的建立，保证官府拥有足够的人力来从事战争和耕田，对结束东汉末群雄割据，形成三国鼎立和西晋统一的政治局面都起过一定作用。但是，士家制度的严酷及其对士兵压迫的残暴扼杀了士家当兵作战的积极性，逃亡自杀经常发生。

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保证士族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东汉末，曹操当政，提倡“唯才是举”。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曹操死后，曹丕采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负责察访流散在外的本郡士人，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别评定为九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谓之“九品官人法”，仍保持曹操用人“不计门第”的原则，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曹芳时，司马懿当政，于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以“家世”为重。从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九品中正制则成为世族地主操纵政权，巩固门阀统治的工具。隋文帝时废除此制，改行科举制。

王与马共天下：

永嘉之乱后，以王导为首的王氏士族集团辅佐琅玡王司马睿。当时北方夷族太多，王导，王旷建议司马睿南渡，把首都定在南京，实施战略转移。公元313年永嘉南渡，整个中原地区的北方名门望族和精英，以及政府机构、官员、甚至士族家中的佣人和鸡鸭牛马都被带过了长江。这次以门阀士族为主要力量的大迁徙共有90多万人，琅玡王氏是其中最重要一支。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建晋室，史称东晋。东晋建立后，司马睿势单力薄，王导、王敦等人利用上巳节契会时，带领诸名流，骑马拥从着司马睿肩舆，惊动了江南士族顾荣，纪瞻等，他们渐改变了对司马氏的态度，归附了司马氏。司马睿对王氏十分感激。由于对司马政权的大力支持和艰苦经营，琅玡王氏被司马睿称为“第一望族”，并欲与之平分天下，王氏势力最大时候，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真正的是“王与马，共天下”。

三长制：

是北魏中期为控制户籍，及取代宗主督护制而实行的基层政权组织。魏孝文帝改革时﹐为加强中央政府对人民的实际控制，公元486年接受汉族地主李冲的建议，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三长制：规定五家为一邻，设邻长；五邻为一里，设里长；五里为一党，设党长。三长负责清查户口、田亩，征收赋税，调发徭役。三长必须由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人担任。因此制沉重打击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因而遭到不少守旧派的反对。但在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和李冲等执政大臣的坚持下，三长制得以继续实施。它加强了中央集权，使所征租调有所根据及确立准则，加上大量的隐匿户得以清查，因此数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几倍，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一时天下称为便利。北魏后来的均田制就是在三长制的基础上推行的。

宗主督护制：

北魏初期政治制度。十六国时，黄河流域的南逃的豪强地主多据坞壁自守，聚族而居。他们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建有甲兵，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豪强的武装首领。依附其下的农民往往有数百家、上千家，乃至万家，均为他们的私家人口。这些豪强被称做宗主，依附于他们的各类农民则是宗主的包荫户。宗主与包荫户之间是一种主人与佃客的关系。而佃客形同于农奴。北魏统一之初，只是消灭了一些敌对政权，对这些遍地存在的宗主无法根除。为了稳定统治，便于征徭征税，于是就采取妥协政策，承认宗主对于包荫户的控制和奴役，并且以宗主对于包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以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是形成“宗主督护制”。宗主在政治上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宗主控制下的包荫户多数没有户籍，他们只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不得征调亦不能干预。太和十年（486）改行三长制后，此制遂废，但三长仍多为宗主充任。

尚书台：

官署名。东汉始置。东汉中枢机关。因位于宫中的中台，故以台名，并有中台、台阁、台省等别称。东汉光武帝刘秀鉴于西汉末年大权旁落于贵戚大臣，所以竭力把权力集中于君主，凡机密之事全部交给尚书，以此制约三公。因而加重了尚书的职权。因尚书的官署在宫禁内而称为台阁，故有尚书台之称。东汉尚书台组织有：尚书令一人，秩千石，为尚书台的主管长官；尚书仆射一人，秩六百石为尚书台副长官，尚书令不在，则代行处理公务。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六曹事务。全国政务统归尚书台管理，最后总揽于皇帝。尚书台位卑权重，皆由皇帝亲任干练之士充任，便于控制，发挥效率高。东汉和帝以后，多幼君弱主，实权常被外戚、宦官所掌握。直到魏晋也是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三国时，尚书台已正式脱离少府，成为全国政务的总汇。

谶纬：

汉代流行的宗教迷信。“谶”是秦汉间的巫师、方士编造的预言吉凶的隐语、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纬”是方士化的儒生编集起来附会儒家经典的各种著作。其起源是古代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西汉后期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主要把自然界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看作社会安危的决定原因，为封建统治说教。王莽和光武帝刘秀就分别利用图谶或“符命”作为“改制”和“中兴”的合法根据。东汉章帝召集博士儒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更进一步把谶纬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神学化。谶纬之学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东汉末期，谶纬逐渐衰微，但直至隋炀帝正式禁毁以前，仍继续流行。纬书今留存着不多，除去其中迷信部分，在天文、历数、地理知识等方面，也包含着某些科学史的资料。

清议：

清议，即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依据，臧否人物。为官者一旦触犯清议，便会丢官免职，被禁锢乡里，不许再入仕。这是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形成的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判风气，是庶族与士族斗争的产物。宦官专政时期政治黑暗，选举、征辟（bì闭），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垄断了了士人的上进之路。广大太学生、儒士于是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hē核）公卿，裁量执政。”意为比较廉正的官吏、士人、太学生等互相标榜，并批评宦官专权乱政。这样的议论自社会流入太学，太学生以郭泰为首，奉司隶校尉李膺、太尉陈蕃为领袖，公开与宦官集团相对抗。

第三篇：中国史作业

抗战日期重庆教育的若干特色

摘要：抗战日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大批教育机构和学校也执行国民政府内迁的命令，本属教育落后地区的西南地区如云南，四川（包含重庆）和贵州等省，一时高校云集，中小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优势，本文主要就此时期重庆教育发展的几个特色进行初步分析。

关键词：抗战 新教育思想 难童保育 职业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便正式开始了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国民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求和政策，导致东北全境丧失，华北成日寇铁蹄的肆虐地，随后日本又制定灭亡中国的计划，狂妄的提出要三月灭亡支那，随着日军发动侵略上海的淞沪战争，接着攻克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最终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此时面临一个日军狂轰乱炸的困境，但是又得到了很多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工业和教育方面，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笔者对此时期的重庆教育总结出几点特色，进行初步的分析探究。

一，教育新思想的迸发和新式学校设立。这主要是随着抗战期间一批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来渝和他们在重庆期间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对当时的学校西迁，国内国外其实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意见最终还是统一了，国外有人问韦卓民说：“何以这些学生不去从军或是参加其他战时工作以保卫国家，反而将他们迁入内地接受教育？难道政府不需要大学教授在战时提供技术的知识吗？”韦卓民解释说：“我们的军械多自国外输入，大学教授不能立刻变为工厂的专家，然而许多教授都参加了战时工作，而且成千成万的学生也参加了陆军和空军。有一件事中国不虞匮乏，那就是人力。政府认为将所有的学生派赴前线，其代价终究是太高了；试想把他们培育到大学程度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而且全国的人口中，大学生仅占万分之一。他们若都在战场上被屠杀，那么战后国家的精神生活中势将出现严重的缺口。„„我们当前的口号是‘抗战建国’，假使我们的抗战忽略了复兴，那不啻自毁立场。”这成为当时的真知灼见。1937年的9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沿海各公私学校内迁，一时间沿海地区的大批中小学校特别是高校和职业院校大举西迁，有的迁往武汉有的迁往湖南江西，但是大部分为了躲避随时席卷而来的战祸而直接迁到了西南地区。1937年11月形成第一批大规模学校内迁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随着战火波及长沙，又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成为当时最为瞩目的内迁学校。同时，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33所高校分别迁往四川，江西，云南和贵州等地。到了1939年又有39所高校西迁。伴随着大批高校的西迁，是高校之间的合并重组以节省教育资源，共同度过艰难时光。1941年的上半年，大后方在上述西迁高校的基础上调整成20所，四川，云南，贵州，西北和湘西成为高校集中地，其中四川的成渝两地尤其明显，高校数量达到19所，加上1942年的大规模迁移，重庆作为陪都迁往陪都重庆析高等院校主要有: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三江大学分校,上海医学院、北平朝阳学院、江苏省医政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后改名重庆商船专科学校)、东吴大学法学院、武昌中华大学、湘雅医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属国民党中央)、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南京戏剧学校、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武汉医药技士专门学校、文华图书馆专科及南开中学等22 所。总计这一时期,内迁高校共约75 所,占1938 年底,我国高校总数97 所的77 % ,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总数的124 所的60 % ,这次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三次大迁移中规模最大、任务最繁重、工作最艰辛、损失也最严重的一次,有些师生甚至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随着这些学校到重庆的是大批的教授学者，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新式的思维，离开原来的地方后，看到祖国江上凋落，日寇肆虐，认识到我国教育落后是造成国家遭受侵略的重要原因，为了使国家强大起来就必须搞好教育。加上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摆脱了原来环境的束缚，有了一些实践他们教育思想的条件，所以他们就积极的开展了许多的教育探索。其中比较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有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和晏阳初等。

陶行知在四川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做出的成绩非常突出，创设了大量的教育理论，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陶行知与1918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受美国现代著名教育思想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实践“教育即生活”这一观念。陶行知提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的口号，主张发展职业教育，消闲教育，社交教育和天然教育，重视生活教育，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之后他在大后方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实验，创办育才学校，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最终形成了“抗战教育理论”。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合川的草街乡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以抗战以来沦陷区与家庭离散的难童和英烈子女为主，与其他学校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育才学校制定了完善的教育规程：《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和《育才学校公约草案》。这些正规的制度为学校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育才学校坚持一下几个教育原则：一，从生活中教，从生活中学。这一点是坚持了杜威实用主义的原则，也就是任何教育都是源于生活的。二，将学生分组，先考核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文化知识，分成若干不同水平的班级，针对有的学生偏科严重的情况，还进行了错班教学，混合了一些水平不同的学生综合教育。三，师生过集体生活，采取民主和谐的管理体制。《育才学校公约草案》总则有这样的规定：育才学校的教育基础是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相师共学，力求进步，探求真理，服务社会。四，重视社会生活，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到社会中去做调查和学习。陶行知还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想，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军事教育，创造教育和审美教育。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使育才学校的创办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与国民党重庆当局形成冲突，如育才学校不设训育处，不采用国民政府审定的教材等，违背了国民党法西斯式的教育既定方针，遭到国民党的封锁和压制。为此育才学校甚至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以抵制国民党特务的破坏。

这一时期同样在重庆开展教育的梁漱溟，晏阳初等，他们是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提倡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抗战的爆发使他们失去了原来开展乡村建设的基地，他们把目光投入到了重庆。因此此时期重庆就成为了新乡村建设的新的热土。关于梁漱溟和晏阳初的教育活动在此就不赘述了。

二，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一直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我国长久以来的儒家文化占正统的观念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职业教育培养的只是一些体力劳动者，上不得台面，另一方面是社会一直对职业教育不太重视，使职业教育长期遇冷。现在国家越来越提倡职业教育，这是个很好的发展时机。抗战时期的重庆，职业教育也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抗战的爆发，使人们更真切的认识到先进科学技术和产品的重要性，培养从事军工产品和相关产品生产的工人技师的职业教育顿时收到举国重视，国民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其中1937年职业学校为494校，学生56，822人，1944年为424校，学生76，010人。从绝对数量看，有所下降，但若虑及抗战期间战区日益扩大，职业学校发展空间大为减缩。，主要在四川、贵州、广西、陕西、湖南、湖北、甘肃、宁夏等省，则应感受到其数量减少背后职业教育者的辛劳付出和切实的业绩，以及国民政府的大力资助。国民政府于抗战之初即制定若干政策，大力扩充职业教育，“于最短时间内，大量养成工农业人才，以应改进生产事业的急需。”“以充实战时的国力，以奠定建地的基础。” 1937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建教合作委员会，由教育经济财政内政，交通军政及各种委员会与机关联合组织，以教育部主持其事。技术人员、技术事业的合作与调整，进行沟通联络。1939年，通令各省凡已具有基础设备的职业学校，成立生产组织，如工厂、农场、银行、商店、缝纫、针织、饮食店等，公立学校由政府筹拨生产基金，私立学校由校董会筹措，一面请政府酌予补助或贷金。鉴于抗战以来国防军事及运输上机械、土木、电讯、驾驶等职工人员之缺乏，1937年令规模较备之工科职业学校13所，视其设备人才，办理测量、公路、汽车 驾驶、机械、电讯等训练班。1938年，指定国立中央工校、重庆高工、大公中华职校办理车工、钳工、模工、铸工、锻工、汽车驾驶及修理、电讯等短期训练班。为解决战时西南西北各省文化发展之增加纸张产量，改进印刷技术，1939年教育部决定在川省设立国产四川造纸印刷科职业学校，以造就相当技术人才。聘请专门人员负责筹备，校址设于巴县。至1942年，国立四川造纸印刷科职业学校，各项设备已初具规模。1943年，四川省政府发布<四川省整顿中等学校办法大纲>，再次强调“奖助筹设或将中学改办职业学校”，规定中学、师范、职业三类学校，除照中等学校区或设施方案之规定设置外，今后设校增班应以下列比例为目标，渐次推进：(1)初级中等学校，初中、简师、初职三类学校班级总数之比应为6：3：2。(2)高级中等学校，中学、师范、职业三类学校班级总数之比应为3：1：1”。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厅的督导与资助，更受益于沦陷区众多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和企业内迁，以及人渝教育家的有力倡导，抗战时期，包括重庆市在内的四川省职业教育在量方面有相当扩 充，在质方面亦日益提升。

三，带有难童保育和救济的特点。据调查，自1938年起，输送来重庆的战时难童六千多人，他们在这里获得新生。严峻关头，宋美龄、邓颖超联合各界妇女，发出“欲救中国，必先救儿童”的呼喊，展开了历时八年的营救难童行动，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它是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的，同年10月迁到重庆。”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保育生联谊会秘书长裴钟介绍，总会推举了宋美龄为理事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等都曾为此出谋划策，不少共产党人加入保育院的工作。“当时，保育会又被称作‘烽火摇篮’和‘小黄埔’”。据重庆档案馆的资料显示，8年抗战中，保育会共抢救、保育了3万余名战争遗孤，仅重庆地区保育会就收养难童两千多名，加上从外地转移来的，多达六千余名。“1938年，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一座又一座城市失守，湖北、湖南等地的保育院接到通知，向重庆等大西南腹地转移。”中国战时难童保育会秘书长裴钟介绍，“1938年10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迁至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并指挥各地将61所保育院的3万余名儿童向大后方的保育院转移，重庆被作为重点安置区。” 重庆最早的一所保育院建在歌乐山，也就是今天的胸科医院所在地，“听老保育生们说，当时的歌乐山保育院是示范性的，教室、食堂、儿童活动室都是全新的。”裴钟说，宿舍分八幢，分别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院里还有纵横的道路、整齐的花圃，“还有一座礼堂，是宋蔼龄捐资修建，又称蔼龄堂。”据了解，当时来该院参观的国际国内知名人士很多，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如今歌乐山镇的“保育路”也因此得名。由于经费紧张，这种条件的保育院只是极少数。据调查，当时的保育院大多选址靠近工矿企业的祠堂或庙宇，今年80岁的保育生裴金全告诉记者，“我们住的是座庙子，很大，大庙堂是我们的教室，小庙堂是寝室，塑神像的殿堂当食堂，庙外的空地就是操场„„那时保育院的生活很不错，觉得保育院里的人都很幸福，但后来才知道，其实‘妈妈’们任务很重，要做饭，要保障我们的安全，还要四处找人募捐，解决我们的吃穿。当时我们太小，不懂事，给‘妈妈’们添了不少麻烦。” 当然，“妈妈”们的烦重任务并非只是“照顾孩子”，更多的是经济的拮据。除了重庆的21所保育院外，全国其他保育院也都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的捐助，“保育会刚成立时，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就带头捐款，并承担起了特定儿童常年的生活费。”据裴钟介绍，在她们慷慨义举的带动之下，各界人士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宗旨，支持赞助保育院。此外，美英等国政府及民间援华组织、南洋爱国侨胞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也不断给予援助，成为保育院经费主要支柱。即便如此，有的保育院还得开办一些小型生产经营项目，引导孩子们“手脑并用”的同时，维持生计。其中著名的难童保育院有1939年3月成立的重庆北泉慈幼院。北泉慈幼院是在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名誉理事的世界红十字会总会长的王正廷关注下由世界红十字总会建设的。北泉慈幼院共有教职工17名，都是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员，收养4至15岁得难童，在成立后总共接收工1000余名难童。除了重视难童的日常生活外，慈幼院还非常注重难童的教育工作。这些成绩使当时的北泉慈幼院得到了社会和国民政府的肯定。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一个特殊的重庆，它集合了许许多多的机关和社会精英，汇集了繁杂庞大的各种思想意识，同时又面对抗战的严峻情况，正是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下，重庆的教育孕育出了自己的特色，有一些保存至今，并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多借鉴的地方。

参考资料：《教育史研究》2005年1期，3期 《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105～111页

《云梦学刊》2002年9月刊 唐正芒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10刊 范蕾蕾

《重庆档案》民国部分

《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1期 王媛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1期张晓玲 李再强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 年1 月王利霞

第四篇：中国史下册

中国史下册

一、中共历史上三次有转折意义的会议

1.八七会议：1927年，背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界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内容：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决定秋收时起义；毛泽东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思想。

意义：给已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共指明了新的出路，挽救党和革命。

2.遵义会议：1935，背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

内容：纠正了博古等人军事上、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毛泽东正确军事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意义：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第一次独立自主的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标志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玩久了革命，成为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背景：文革结束后，经历了两年的徘徊前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内容：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为题的讨论；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决定拨乱反正，并审查和解决党内重大冤假错案，以及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意义：是建国以来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思的伟大转折；完成了党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的开端，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形成；形成了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第二代领导人。

二、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和争取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什么政策和措施？有什么作用？

1.军事上：根据军民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的运动战”的方针，积极开展了反扫荡斗争。2.政治上：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作用：加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经济上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作用：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4.经济上海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作用：当从思想上清算了左倾和右倾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三、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和胜利的意义。

标志：1945.9.2正式签署投降书。

意义：康如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去的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它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民主革民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

1.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严重。1935年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925年底，中共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3.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奠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4.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解、揭开国共两党有内战到和平，有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他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5.七七事变后，中共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6.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表示要“抵抗暴力”。7.根据国共两

党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变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8.1937年9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共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五、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历史意义。

时间：1949

背景：三大战役胜利，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

内容：1.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重心，2.提出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3.规定了革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

4.告诫共产党人，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意义：这次会议解决了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六、简述新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1.见过第一年同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2.1853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成熟。

3.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在世界大大的提高了国际地位，参加日内瓦会议发挥了积极作用，4.1955年亚非会议，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促使会议圆满成功

5.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6.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

7.90年代，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加强了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

8.现在，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七、简述“一国两制”伟大构思想的形成。

1.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针对解决台湾问题，宣布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2.1981年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包含了“ 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3.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4.1984年，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具有了法律效力。

八、建国初期，新中国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什么措施？有何影响？

措施：1.追歼国民党残敌和剿匪，到1950年夏，基本上完成，2.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除台湾和少数沿海岛屿外，中国领土全部解放。3.抗美援朝：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4.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5，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基本上清除了祖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

6.三反五反运动：纯洁了干部队伍，打击了不法分子，有利于巩固人民政权。

影响：巩固了人民政权，为经济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有哪些正确指导思想?又哪些失误？其经验教训是什么？

正确的指导思想：

1.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报告，标志着探索的开始。

2.1956年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3.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注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4.1957年开展了整风运动，5.1957年发动了反右派斗争。

6.1960年，党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7.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

失误：

1.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连续犯错误的根源。

2.1958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提出，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

3.1958年又轻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4.1959年发动了“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

经验教训：

1.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心。

2.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必须坚持民主与法治。

十、红军长征的原因及长征胜利的标志，历史意义。

原因：王明的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胜利标志：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历史意义：1.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剿红军，扼杀革命的企图，使全国革命转危为安。

2.经过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精华，他们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

3.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广泛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4.开创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新局面。

十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怎样和平解决的？为什么说他的和平解决是扭转时局的关键。

背景：华北事变，民族危机严重。

2.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

3.张学良到陕西剿共失败。

4。东北军将士希望打回老家去抗日：

5。蒋介石到西安威逼张学良执行剿共计划。

解决：

1。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内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积极部署讨伐张杨；

2。国民党内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宋子文等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积极奔走；

3。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从全名族利益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4。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意义：

1。西安事变显示了中国各阶级要求实现团结抗日的强烈愿望，充分表明了中国团结抗日的诚意

2。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

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2、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土地政策

1十年对峙时期

内容：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

1931年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尚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注：土地农民私有制）

意义：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巩固了红色政权。

2抗战时期：

内容：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注：土地地主所有一私有制）

作用：减轻了地主的封建剥削，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

3解放战争时期

内容：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注：土地私有制）

作用：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胜的可靠保证。

4。1950——1952年土地改革

内容：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的主人，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注：土地农民私有制）

特点：保护富农经济

意义：广大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农村生产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的道路。

5。1953——1956年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由私有到公有制的转变。（注土地公制）

6。十一届三中会全会后

内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注：土地公有制）

意义：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发展。

13、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1，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2，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择东思想的理论指导；3，走经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4，有一支人民的革命军队，坚持武装斗争；5，组成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的力量，共同奋斗；6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

以上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14、新中国成立时面临怎样的经济形势？政府为恢复国民经济采取哪些措施？国民经济恢复情况怎样？

经济形势：工农业生产下降；交通运输阻塞，物资缺乏，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统区经济已趋向总崩溃。

措施：1）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为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一定了经济基础。

2）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结束了我国连续十多年物价暴涨的局面，政府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3）合理调整工商业。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4）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开展了互相合作运动，大规模兴修水利。

5）在工矿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恢复情况：经过三年努力，到1952年底，国家财政经济取得了根本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产超过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为国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第五篇：《剑桥中国史》读后感（范文模版）

《剑桥中国史》读后感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当然，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视角和本国文人相当不同，评价自然有褒有贬。因为书中很多时候评价历史事件时引入了很多地理划分因素，因此甚至有人评论此书为“帝国主义亡中国之心不死”。当然个人觉得这种思想过于极端，不过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剑桥中国史》的独特视角。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选读其中的部分章节，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春秋战国这一段时期。由于离今天年代已经相当久远，所以争论不大，定论已多。当历史的脚步踏入了中国的战国时期，社会景象的变化已然超越过往。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铁的广泛应用。战国时代，铁制用品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推广使用，这对于列国的经济、人口和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上的前进。由于农业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之中占据着最重要的资源的人——地主的地位有了提高。地主阶级也逐渐取代已经没落了的、在社会生存中失去主导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没落，不少国家在吸取人才参与政治活动方面不再盯着以血缘为纽带的那种政治关系，反而注重从民间选取一些优秀的人才。举个例子：“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同时，铁制品也进入了军队之中。一些国家开始部分出现了以铁制兵器取代铜兵器的军事装备替换现象，国家的军事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春秋时期的战争，往往在一两天内就完成，胜负一旦决定后，不可穷追不舍，那时的战争，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战争。战国时期的战争，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更久，规模更大，死伤也更为惨重，各国之间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往往不折手段。在这种前提之下，军事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得以体现出来。当然，铁制用具的军事应用并没有真正成为列国军事实力对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当时有一个国家并没有把铁制兵器大规模应用于军事之中，这个国家的军事装备主要还是青铜兵器。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的军事成就却高于其他国家。没有错，这个国家就是秦国。秦国用它的青铜兵器征服了装备着铁制兵器的六国，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武器并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里，我想套用一句现当代提得比较多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推动了冶铁业，冶铁业促进了农业和军事的发展。

除此之外，人口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

农业的发展，意味着同样大小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当年，人口必然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增加。但是，战争的加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的减少。只是相较于春秋时期而言，战国时期的人口从总体上而言应该还是增加的。毕竟，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而城市的建设相较于

春秋时期也更加完善。城市的建设往往以国都为核心，许多国家的国都在当时不仅仅是该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比较著名的城市有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等等。

城市的建设，意味着经济种类的扩大化。城市以外的地方自然是农业发展的场所，而城市里则是工商业发展的优良场所。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些闻名全国的商人，例如子贡（孔子的弟子之一）、陶朱公（原越国名臣范蠡），以及秦国统一全国之前的秦国相国吕不韦，这些都是一些很成功也很有名气的商人。在没有统一政治力量控制的前提下，商人们可以比较自在地走南闯北，在各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意。从某种角度讲，战国时期也堪称中国早期商业的黄金时期。

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值中国的大变革时期，许多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等等，大力宣扬自己的主张，同时与其他学派思想相互批判、相互借鉴，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这就是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百家争鸣。

诚然，百家争鸣现象的产生，也与当时缺乏统一的政治实体予以牵制有关。这样就造成了思想文化的一种大繁荣现象。然而，这种思想文化的繁荣还是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建立而湮灭下去。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实在说不好。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这一时期，确实乱得可以。然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无不表明，中国真的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值得品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