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转型国家政策

第一篇：新经济转型国家政策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对于丰富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继续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规范投资准入门槛设置，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将民办社会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重要补充，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会议确定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健全收费补偿机制、实行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给予信贷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种方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福利事业。二是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和技术攻关，帮助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三是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进一步壮大实力。四是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加强服务和指导，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清理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在放开市场准入的同时，切实加强监管。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抓紧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切实将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会议认为，为保护臭氧层和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节约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草案)》。草案明确了国家管理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目标任务，建立了消耗臭氧层物质总量控制和配额管理制度，规定了违法生产、使用和进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二篇：国家角色与中国社会政策转型

国家角色与中国社会政策转型（上）试题

判断题部分(每小题4.0分,共20.0分)

第 1 题.我国现在人口红利一直处于下降状态。（）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 2 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支出占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 3 题.改革开放以来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成下降趋势。（）

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 4 题.1986年我国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的暂行规定，它要求在国有企业里边的职工，都要逐步地推行劳动合同制。

第 5 题.计划经济时期，个人不需要为养老保险缴纳任何费用。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6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加深，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百姓对政府的公共需求和福利需求正在不断减少。

A.正确B.错误答案：B

第 7题.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是人口红利慢慢失去，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的社会。

A.正确B.错误答案：A

第8题.养老保险当中的个人账户不具有累积性，子女不能继承。A.正确B.错误 答案：B

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成上升趋势。（）A.正确B.错误 答案：A

单选题部分(每小题12.0分,共60.0分)

第 1 题.2008年，按照行业细分，城镇就业收入差距为（）倍。A.10倍B.13倍C.15倍D.20倍 答案：C

第 2 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从1990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呈现（）的趋势。A.下降B.上升

C.先上升再下降D.先下降再上升 答案：B题.（）部门主管农村五保供养工作。A.民政部B.财政部C.机械部D.农业部 答案：A

第 4 题.下述描述中不属于新时期国家角色变化的特点的是（）。A.国家回归B.责任共担

第 1 题.普惠型社会政策是我们新时期追求的目标，所谓普惠是指（）。A.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B.与现有条件和地方实际相结合 C.覆盖全社会成员 D.涵盖居民生活主要方面 答案：CD

第 2 题.适度的普惠型社会政策是我们A.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B.与现有条件和地方实际相结合 C.覆盖全社会成员 D.涵盖居民生活主要方面

C.多元保障体系D.个人负责 答案：D

第 5 题.1998年后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是（）。A.下降B.上升

C.先上升再下降D.先下降再上升 答案：B

第6题.农村五保供养标准不得（）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根据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A.等于B.高于C.低于D.大于等于 答案：C

第7 题.下述描述中不属于基尼系数的影响因素的是（）。A.宗教B.经济发展水平C.文化传统D.政治制度 答案：AB

第 3 题.在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下述哪些群体可以通过责任共担，提高社会政策的效率。

A.政府B.市场C.社会D.家庭 答案：ABCD

第 4 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初所推行的“旧农保”之所以不成功，重要原因在于 答案：ABC

第 5 题.新时期，国家角色在社会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从（）进行改进。A.强化国家责任

答案：A题.农村五保供养供养内容不包括（）A.供给粮油、副食品和生活用燃料 B.提供旅行补贴

C.供给服装、被褥等生活用品和零用钱D.提供符合基本居住条件的住房 答案：B

第 5 题.下述描述中不属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养老保障措施的是（）。A.《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B.《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

C.《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D.《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 答案：A

多选题部分(每小题4.0分,共20.0分)

B.使政府作用与其能力更好匹配 C.弱化国家责任，发挥市场作用 D.发挥社会组织的参与 答案：AB

第 6题.下列选项中属于我国社会政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的是（）。A.社会发展不均衡B.就业不稳定 C.家庭功能失调D.人口结构转变 答案：ABCD

新时期追求的目标，所谓适度是指（）。A.财政支出B.信贷C.价格D.价值

第三篇：浅谈新经济时代财务管理的转型

[论文摘要]面对知识经济的中击，现代财务管理必须适应潮流而改革。网络化、知识化和人本化要求现代财务管理由对资金的管理为主转向对知识的管理为主、由对物的管理为主转向对人的管理为主、由按“劳”分配转向按经济要素分配，以实现管理理念、管理组织和方法、管理内容和重点等方面的转型。

[论文关键词]知识经济；无形资产；人力资源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及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情况下，现有的财务管理面临重大的挑战。知识经济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等物质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发展为以人的智能为基础的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而资源配置是现代财务管理最基本的职能。要适应时代飞速发展的要求，就必须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积极地寻求发展与创新。

一、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财务管理的新要求

企业财务管理是对企业财务活动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收入和费用所进行的管理。这一切都是从资金运动开始到资金回收结束，具体包括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耗费、资金收入与分配，其目标表现为企业利润最大化。而知识经济扩大了企业资本的范围。企业资本由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两部分构成，在知识资本流转的过程中，企业资金的筹集和投放，应当围绕知识投资并为其服务。

1．企业财务管理必须重视知识管理，由对资金的管理为主转向对知识的管理为主。资金是工业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知识则是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主要要素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筹集知识资本将与筹集物资资本并重，并向知识资本倾斜，“筹知”代替“筹资”将是一种必然。同样，“投知”将与“投资”并重。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投资首要的应是智力投资，资金投资必须与智力投资相匹配，并为智力投资服务，否则资金投资越多，效果可能越差；企业所需要的员工是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否则，员工越多，效益越差；企业所需要的技术不再是传统的工业技术，而是信息、生命、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海洋、环境和管理八大新技术体系中技术；需要的管理已不再是工业经济时代严格分工的纪律管理，而是网络组织框架的系统管理。

2．企业财务管理必须重视人的管理，由对物的管理为主转向对人的管理为主。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人才的竞争日益加剧，经济学家纷纷挣脱把人视为一种资产会贬低人格的传统观念，开始把笔墨伸向人力资源这一广阔而重要的领域。企业财务关系要逐步由内外协调转向侧重于企业内部人本化管理。在网络时代下的资本结构中，知识资本的地位显著上升。这一变化日益改变着企业各要素所有者的地位。不同的所有者对企业的要求不同。而作为财务管理目标应满足并协调各个相关者的利益需要，才能促使企业的财务管理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3．企业财务管理必须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由以事后的总结为主转向以事前的研究为主。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通常遇到的风险有5种：经营风险、金融风险、灾害风险、环境和法律风险。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内容的风险投资在企业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将大大增加。对内，随着互联网在商业中的广泛应用，作为数据管理的计算机往往作为逃避内部控制的工具，同时，经济资源中智能因素的认定将比无形资产更加困难，其随着技术环境和信息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价值波动；对外，由于“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大，信息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出现了“网上银行”、“电子货币”、交易无地域化和无纸化，这使得国际间资本流动加大，资本决策可在瞬间完成。总之，企业将增加诸如资讯保护风险、内部和外部侵入风险、破坏与舞弊风险、交易完整风险，以及无形资产投入速度快、知识积累更新加快、产品的寿命周期不断缩短等风险。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化，网络时代建立新的风险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4．改革原有的财务收益分配模式，由按“劳”分配转向按经济要素分配。企业的财务收

益分配取决于资源的占有关系：在农业经济社会，主要实行按土地分配的分配制度，谁拥有的土地多，谁就能分得更多的财富；在工业经济社会，实行按资本分配的制度，谁拥有的货币资本多，谁就能分得更多的财富；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实行一种所谓的按劳取酬、按劳分配(这里的“劳”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是指无实质差别的劳动时间)。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是最稀缺的资源，脑力劳动成为劳动的最主要形式，知识化的劳动者创造着更多的价值，知识成为企业成长的第一推动力，具有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所以，由知识生产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分配，理应以所投入的知识为依据，按知识或按经济要素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贡献的大小来分配财富，这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传统财务管理的不适应性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财务管理的现状远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理目标单一，缺乏内外的协调。传统财务管理目标是以“股东财富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等为代表，由于物质资源的稀缺性和使用上的排他性等原因，与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工业时代极其适应。然而，’由于财务目标是通过客户目标和业务流程来实现的，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客户目标、业务流程发生了巨大变化，必然要求企业对其财务管理目标重新定位。当前的企业财务关系，一般主要是企业与投资者、受资者的关系；企业与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企业与政府或监督部门的关系；企业内部各单位的关系以及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知识经济时代，这五类关系仍然存在，但首先要侧重于企业内部即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如何吸引拥有知识的人并调动其发挥才能的积极性是企业管理的关键。其次，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在网络经济下，知识资本占主导地位，知识具有共享性和可转移性，使得企业和社会的联系更加广泛而深入。企业的成败更加取决于其对知识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而要求企业更加重视其社会责任。同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既有助于实现经营目标，也有助于其在社会大众中树立良好形象。

第四篇：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刘长江

2012-10-29 16:13:49 来源：《唯实》(南京)2006年8/9期

作者简介：刘长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南京210004

刘长江(1951—)，男，湖北宜昌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阶级政党与国家政权。

内容提要：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变化，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中的作用在我国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空白。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终结的过程中，苏联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问题的设想方案，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选择都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 键 词：苏联 经济学家 新经济政策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我国已经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社会主义观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和终结所起的作用，比如对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分析，一般都强调斯大林的错误，当然有的研究也提出当时的客观环境的作用。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新经济政策却不研究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显然是一个缺陷。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苏联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与终结提出一个基于经济学分析的解释。

一、恰亚诺夫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最初选择

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期间，喀琅施塔得发生水兵暴动，这促使大会决定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苏联正式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已有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苏联共产党在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曾经面临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苏共并没有凭主观想象或者自己的理论认识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尽管苏共当时的领导人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但他们仍然向经济学家征求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意见，而这恰恰是我国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注意的主要环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对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对于在各个经济领域应该分别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作为世界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苏共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仅仅通过政策调整转变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解决苏联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在农村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基础的问题。所以，当内战还在继续时，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并非仅仅是对农民不满做出的应急反应。

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恰亚诺夫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在苏联农村发展小农经济的方案，他的合作化设想也不同于对合作化的一般理解。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1]

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2]。

恰亚诺夫为什么建议发展家庭农户经济即小农经济，苏联共产党为什么采纳了恰亚诺夫的方案而拒绝了李托森科方案，这些问题在我国已有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分析，而这对于认识新经济政策为何终结却具有重要意义。

恰亚诺夫不仅是苏联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被当代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3] 恰亚诺夫在经济学理论上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是，小农经济具有长期稳定性，这明显与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的见解不同。他认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农业要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通过将一部分农民无产阶级化来实现。因此，农民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在生产力未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以个体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经营，比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更具有优越性。农业发展应走以农民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制道路。因为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将分散的土地集中为大规模的生产单位，而且还将从前的大部分土地分割为更小的生产单位。农民家庭农场一体化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只能是纵向一体化，并且只能采用合作制形式。[4] 恰亚诺夫对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建议反映了他对小农经济的一贯看法。

苏联共产党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则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列宁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的发展导致了旧的农民的分化、瓦解和消亡，被新型的农村居民所代替，这就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中农地位很不稳固，能爬到上等户的极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他们多数沦为下等户。列宁还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进步意义，[5] 并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

但后来列宁改变了对俄国农村发展的认识，促使列宁认识变化的是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为在俄国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大农业而推行的改革造成的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6] 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7] 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8] 对农民愿望的认识和把握成为后来列宁决策的一个主要依据。

在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9] 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农村发生了从已经建立的大农业重新转变为小农经济的变化，家庭农产经济即小农经济构成苏联农村经济的主体。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联共产党采取消灭小农经济的政策，将失去农民的支持。

苏联共产党与恰亚诺夫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在农村发展问题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苏联共产党采取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就不足为奇了。这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中与经济学家的一次有成效的合作。

二、康德拉季耶夫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这使许多共产党人开始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但是，1923年发生的危机影响到苏联共产党对新经济政策实际执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0] 1923年，苏联经济出现了极高的通货膨胀，而且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价格控制。工业制成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市场上的食品减少，城市的工人罢工则充分说明了粮食供应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危机对苏联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工作小组开始对市场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1923年12月，工作小组建议，为了使农民从新经济政策中继续获益，应该对商品的批发价格和食盐等商品的零售价进行管制。危机对后来苏联发展的影响在于，苏联共产党认为，不受控制的市场将与农民的利益相抵触。为此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价格控制机构，对国有部门的产品实行价格控制，但这个控制的效果仅限于城市。苏联共产党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新经济政策同时被看作是实现工农联盟的有效途径，而工业产品价格也必须为加强工农联盟服务。但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康德拉季耶夫同样被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长波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的几乎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这个理论。十月革命以后，康德拉季耶夫曾经是苏联金融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在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开始领导莫斯科经济行情研究所的工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市场行情进行研究的学术机构”[11]。对研究所的工作，他强调重点注意价格研究。1922年，研究所开始出版《经济学公报》月刊，康德拉季耶夫主持该刊的编辑出版。该刊的每一期都直接送交苏联政府各有关部门。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组织建立了苏联第一个价格指数，1926年研究所编制了分别针对私营、国有和合作社的价格指数。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宏观经济的分析就是依据研究所从全国各地得到的经济数据进行数量分析。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在于他参与编制了苏联农业和林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在1924年1月提交国家计委。

当1923年危机发生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除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还因为商品流通水平的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价格的上升。而且，由于许多工业企业在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地位和政府采取的宽松的信贷政策，这促使工业品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上升得更快，并可能对农民出售农产品造成消极影响，甚至对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对政府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12]

新的措施采取以后，经济形势暂时恢复了正常，但到1925年年底，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出现。而苏联农业在1925年以后，几乎进入停滞状态，工业的快速发展却要求更多的农产品。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13]。

经济困难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双方仅仅停留在党的路线与政策是否正确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对经济形势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即便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布哈林也没有(实际上是不可能)提出一个真正建立在经济学分析上的意见，所以党内的争论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对于1926年秋季出现的工业品零售价格上涨，苏联共产党认为是“投机”的结果。几乎没有人思考宏观经济的变化。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是康德拉季耶夫。

从1925年9月开始，行情研究所将注意力集中到苏联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并在1926年提出自己的分析结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应该归因于对货币供应的限制和商品市场均衡的恢复。但是，苏联共产党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对工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上，而且在1926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始进一步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米高扬认为，如果要维护工农联盟，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有利于农业就是非常关键的。而布哈林也认为，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将对农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行情研究所在1927年2—3月的报告指出，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价格在下降，但私营企业的价格在上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贸易条件在恶化。在1927年5月，研究所的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价格运动证明，国家采取的降低价格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降低工业产品价格的政策的后果是，能够运送到农村的工业品比过去更少了。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分配给小商人，他们将这些产品运到农村，再以高价卖出去。所以，《农民报》抱怨说，农村的工业产品价格并没有下降。“降低价格的政策不仅没有降低工业产品在农村的价格，反而通过这些产品在农村的价格大幅上升而使它们在城市的价格显得更低。”[14] 这就对农业造成了新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实际上是一个苏联的宏观经济可能再次失控的警报，但苏联政府的政策反应仍然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进一步控制私营商业活动，增加货币发行量。所有这些措施导致的结果是对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强。行情研究所总结了1927年7—9月宏观经济的变化，指出：购买力的上升主要是日用工业品价格下降的结果，同时农业丰收和大批农村居民离家务工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对于购买力上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求的迅速增加通过一些日用工业品的短缺充分反映出来。根据这样一个分析，行情研究所从宏观经济角度提出了苏联农业困难的原因是货币政策。

思考康德拉季耶夫和他领导的行情研究所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1927年遇到的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共产党的确希望执行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的农村经济政策，他们的实际政策却具有内在的矛盾，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创造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反而导致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苏联共产党认为通过对工业品实行价格管制就可以改善农业的贸易条件，提高农村的福利。如果要对价格实行管制，就必须降低货币发行量，这样才能保持市场均衡。但在对价格实行管制的同时，苏联政府却不断实行货币扩张，所以当时苏联的经济政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康德拉季耶夫等人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其原因也许是苏联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他们并不理解在实行价格管制的条件下货币的作用，或者说他们不了解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激励之间的联系”[15]。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苏联共产党对于小农经济如何能够与市场接轨缺乏认识。这就使苏联共产党采取的本意在帮助农民的政策，实际上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这显然也是苏联农业遇到困难的重要原因。而农业遇到的困难是新经济政策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涅姆钦诺夫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再选择

尽管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听取康德拉季耶夫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结论，但他们仍然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对如何解决苏联农业遇到的困难提出建议。1927年10月，刚建立的农村发展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为农村发展问题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等都对苏联的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恰亚诺夫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在苏联农业发展只能走家庭农户经济达到纵向一体化(合作化)农业的目标，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在此前后，恰亚诺夫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对苏联农业发展的看法，“实际上对即将到来的集体化提出了自己的选择方案”[16]。康德拉季耶夫的专长虽然是宏观经济研究，但他仍然以最快的速度提出了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他的建议主要包括，市场条件，对农业的技术改造，而且他的结论是，农业发展像过去一样，首先是个体农户的发展问题。[17] 鉴于当时苏联出现的经济困难与工业发展速度过快有关，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要克服经济困难，应该适当减低工业发展速度。

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对恰亚诺夫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但恰亚诺夫的另外一些观点显然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在1927年甚至在1928年，他并没有改变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具体想法。康德拉季耶夫的观点则在1928年4月被布哈林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富农纲领。然而，在1928年5月，斯大林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于苏联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看法。

在发生了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以后，斯大林虽然要求使用“紧急措施”来保证粮食收购任务的完成，但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仍然没有决定改变农村经济政策。在1928年2月给苏共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中，斯大林完全没有提出改变既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任何要求，并表示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与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中央的错误有关。布哈林反而表现得更激进，他在1928年4月的报告中比斯大林更尖锐地谈到要与富农进行斗争，并强调：有一些共产党人看不到加紧进攻富农的必要性，他们丧失了阶级觉悟，不想与富农作斗争。[18]

不过，仅仅过了3个月，斯大林的立场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推翻了自己在2月指示中的主要论点。这时，斯大林不再认为粮食收购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党首先是中央的错误，他观点鲜明地指出：这个困难，“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使我国农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它从生产商品粮食极多的地主大经济和富农大经济转变为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19]。斯大林接着指出，无论何种形式的大经济(大地主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生产的商品粮更多，而小农经济多半是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不可否认，斯大林虽然推翻了自己过去的看法，但这一新的观点具有合理性。1928年5月斯大林立场的转变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转变与反对派的主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斯大林不是从阶级关系而是从农业生产方式出发提出了问题，当然他没有忘记阶级关系问题。什么因素使斯大林的立场在3个月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使他从生产方式来看苏联遇到的经济困难并得出新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其实，斯大林的新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的发现，而是受到了当时苏联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一份研究成果的启发。涅姆钦诺夫同样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杰出代表甚至是最杰出的代表。后来移居西方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昂惕夫曾经满怀敬意地回忆在祖国学习经济学时与青年时代的涅姆钦诺夫的交往。[20]

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农产品的粮食商品率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17年前，70％的商品粮是由使用大量雇佣工人(1913年人数为450万)的大经济提供的。革命以后，这个经济的土地被分割，家庭农户的数量增加了8—900万。1928年家庭农户生产的粮食比革命前增加了差不多40％，但这些粮食几乎全被他们自己消费了。家庭农户出售的粮食仅为其产量的11.2％。斯大林和布哈林曾经认为，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低于工业品价格。但涅姆钦诺夫通过计算指出，在1917年前，农民所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只有14.7％，而现在农民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比革命前还下降了3.5％，所以，即使存在这样的影响，程度也不大。涅姆钦诺夫指出，1926年农业丰收，农民生产了40亿普特粮食，但他们只出售了4.66亿普特粮食，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却迅速增长，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实行供给制。[21] 所以，当时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不是人们一贯认为的，农民有粮食却由于种种原因不想出售，而是因为农民没有多少可以出售的粮食。

正是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成果使斯大林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在1928年5月斯大林向未来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干部详细比较了革命前后不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商品率，革命前，地主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为47％，富农为34％，贫农和中农为14.7％，总计商品率为26％；革命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的商品率为47.2％，富农为20％，贫农和中农为11.2％，总计为13.3％。在详细比较以后，斯大林明确表示：“这就是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我们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看作简单的偶然现象。”[22] 既然粮食收购遇到的困难不是偶然现象，困难就不是某个应急措施可以解决的。既然困难的根源在于苏联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又是苏共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结果，最终解决粮食收购困难的出路也只能是实行政策的根本转变，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时可供苏共选择的只有这样一些方案：1，恢复被十月革命消灭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虽然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种选择，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2，降低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也就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增加；3，集体化，本质上也是要建立一种大经济；4，继续保持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但要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纵向集体化。

斯大林实际面临着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根据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成果，斯大林提出了问题：“出路究竟何在呢？”回答是，首先出路在于从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其次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国营农场；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23] 一旦得出了如此肯定的结论，苏联经济政策的大转变就不可避免了。

将斯大林的分析与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进行对比，不难看出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对斯大林的影响。的确，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给了斯大林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1年后，在1939年召开的苏共18大，斯大林在自己的报告中还不断强调：著名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同志计算出，战前50亿普特的粮食总产量中，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粮大约13亿普特，当时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达到了26％。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的商品率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涅姆钦诺夫同志认为，大生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1926—1927年的产量的商品率大约为47％，个体农户经济的商品率大约12％，现在我国农业是世界上商品率最高的。[24] 能够得到斯大林如此高度评价的经济学家，除了涅姆钦诺夫可能再无他人。而且，如果没有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斯大林是否会在1928年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或者是否会以农业集体化的方式来结束新经济政策，显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С.Г.Кара-Мурза, 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Книга1, http: //www.kara-murza.ru/books/sc_a/sc_a_conten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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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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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列宁全集：第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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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Ьухарин Н.И.Путь к социализму.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0, c279.[19][22][23]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73，73，77—79页。

[20][21]Кожинов, Россия.Век ХХ-й(1901—1939).http: //www.rus-sky.org/history/library/kozhinov/index.htm.[24]Сталин И.В.Сочинения, т.10.www.magister.msk.ru/library/stalin/vol-14.

第五篇：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

《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申请从事个体经营或者创办企业，符合条件的，凭有关转业证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优先办理。从事个体经营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对为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凡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占企业总人数60％（含60％）以上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须持有师以上部队发给的转业证件，税务机关对此进行相应的审核认定。

对于复转军人，滕安认为他们应该首先做好三件事：“一是要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经历，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才，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第二步是抓紧充电，去学习和读书，因为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善于学习和思考，这样才能真正弄懂自己想要什么，能干什么；第三是人脉资源的准备，很多军人的战友都有优势和特点，可以进行沟通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