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第一篇：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郑异凡

[内容提要]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实质和内容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说法。俄共一些领导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抓住列宁的某一说法，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辩护。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新，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继续；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强调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却，是对农民的暂时让步，要求转入进攻；布哈林则认为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因素是运用市场机制。这些不同诠释直接影响新经济政策的命运，但都可以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依据。有些解释属断章取义，无视列宁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科学的研究需要对列宁的不同说法联系具体的时间环境进行分析，找到本质的东西。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诠释；命运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5)06-0135-05

[作者简介] 郑异凡，中央编译局世界所研究员。

20世纪20年代是新经济政策的年代，或者按照列宁的说法，是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此期间，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新经济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大体上存在两派：以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对新经济政策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把它看成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念念不忘限制直至取消新经济政策。另一派以布哈林等人为代表，主张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当然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间的派别。这些 派别的政策主张都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各有所本，都能够从列宁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言论中找到根据。

一、新经济政策在1918年春已经存在

一种诠释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对军事共产主义而言，是一种新的政策，实际上是回归1918年春天的政策。列宁曾持此观点，他的举证是，早在1918年春天，他已经指出当时的俄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这里，主要的斗争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和 私人资本主义的斗争。在1921年初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重申了这一观点，主张社会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联手反对其余的经济成分。1921年4月的《论粮食税》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

这一说法被斯大林紧紧抓住。在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斯大林没有发表过涉及新经济政策的报告和文章，直到1921年12月18日的《前途》一文才首次粗粗谈及新经济政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都在前面加上“所谓”两字——“所谓新经济政策”，强调新经济政策并非新政策，只是1918年春政策的重复和继续。1928年7月5日，斯大林在《论共产国际纲领》中说：“如果以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工作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那就不对了。„„恰恰相反，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工作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宣布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原则开始的。大家知道1918年初出版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书，列宁在这本书中第一次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1]

这种说法否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创新。虽然列宁在实行粮食税政策的初期曾经表示过类似的看法，但是在承认了商品买卖之后，曾明确说明1918年春的政策同新经济政策之间存在原则区别，他说：“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提出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时，并没有说我们要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是说我们俄国如果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2]正是市场机制的提出和运用，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新经济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新的经济政策。所以，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诞生的日期定在实行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之时，而不是实施粮食税的时候。

二、“退却”和“进攻”

1921年春迅速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各地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特别是它的余粮收集制严重不满，甚至举行暴动，进行武装反抗。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只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最后通牒。关于农民起义的因素，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起因时很少谈及，通常只提喀琅施塔得暴动，这可能是因为农民暴动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不过斯大林的著作中却多次提及。例如，1925年1月26日斯大林在《关于“得莫夫卡事件”》一文中写道：“„„或者是农民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起来以致发生暴动。请你们注意，在新的条件下，在新经济政策下，新的坦波夫暴动或新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决不是没有困难的。南高加索的 格鲁吉亚暴动提出了一个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学会割开我们的脓疮并且把它们医好，如果我们还要在表面上装得太平无事，那么这样的暴动将来还是可能发生的。”[3]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退却，是对农民的让步，以拯救苏维埃政权。

这也是实施粮食税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就同农民的关系而言，也确实是一种让步、妥协。但是，这样理解是不够的。有退却，就有进攻。因此，新经济政策实行不久，特别是农民造反的威胁略为减轻之后，停止退却、举行进攻的呼声就不断高涨，逼得列宁一年之后，不得不在党的十一大上宣布停止退却，开始进攻。就列宁而言，提出“进攻”可能出于两种考虑：第一，迫于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提出进攻的口号以安抚党内的激进派、“左派”。第二，当时已经退到国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传统的观念看来，已经退无可退了。不过，这个时候宣布进攻是大可质疑的。因为实行粮食税仅仅一年，而承认市场机制(即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政策)才半年，作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在许多方面还有待具体化，有待进一步完善。诸如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的作用，发挥私商的作用等等问题都有待解决，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必然摧毁尚在形成中的新经济政策体系，达不到新经济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斯大林论述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提新经济政策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两本专著都闭口不谈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一个与中农问题并列的“具体问题”。1926年1月他在《列宁主义问题》文集初版序言中为自己辩解说：“同样很明显，我们建设中的具体问题(新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中农问题等)也不是这本‘扼要叙述列宁主义基础’的小册子所能完全阐明的。”[4]

在这一点上，季诺维也夫要胜过斯大林，他在《列宁主义》一书中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谈新经济政策，其标题分别为：第11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第12章“列宁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这两章都有副标题，从中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关注的重点。

季诺维也夫的论点始终围绕阶级斗争、退却和进攻、国家资本主义展开。他写道，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主义经过最广泛的深思远虑的退却运动。”“这是其历史意义迄今尚非所有人都清楚的退却。”“我们现在应当清楚明确地跟着列宁说，新经济政策是个退却。”[5]退到哪儿去呢?退到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新经济政策等于国家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写道，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简单地消除“军事共产主义的极端性，不，我们做的不是这件事——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经济政策。我们根本不是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向社会主义，而是退向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这是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还问道，“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在哪一点上比“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好听一些呢?[6]

季诺维也夫的这种说法，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完全排除出新经济政策之外了。列宁确实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但在实践上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发展，列宁生前已经看到并多次指出过。在季诺维也夫书写《列宁主义》一书的时候(1924年)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其次，列宁说的退却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退向自由贸易做买卖，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而后者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季诺维也夫只讲国家资本主义，这就完全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一面，大大缩小了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也大大贬低了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既然强调的是退却，而且是在农民造反逼迫下的退却，那么一旦造反的威胁消失，就会要求转入进攻。斯大林在后期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就不断强调进攻。

1924年12月在俄共十四大上斯大林首次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7]斯大林这个定义的重点是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

1926年11—12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声称，要“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8]。一年后斯大林已经宣布：资本家正被排挤出商品流转的范围，工业正和农民经济直接结合起来，投机的中介人再不能从工业和农业中攫取利润。苏联已经没有交易所、营业所、价格操纵情形等等。在这方面，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在我国都不存在了。[9]稍后，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宣布，党的任务是 “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10]。要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这根子就“藏在商品生产里，藏在城市小生产特别是农村小生产里”。[11]结论很清楚，要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农民这个小生产者。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用一章的篇幅谈阶级斗争。他强调，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斗争仍在继续。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农村存在严重的富农危险，必须把打击的火力对准城乡的资本主义成分。他说，城乡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增长，“谁要是说我们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几 乎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富农，我们的政策对富农和对贫农都同样有利——他就是有意无意地修正列宁主义。”“对我们来说，农村的富农——真正的富农——要比城市的耐普曼危险得多，因为我们在农村的阵地是薄弱的，而富农成为农村舆论领导者的可能性却要大一些。„„农村百分之二、三的‘富农’，总是巨大的力量。”[12]

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这是当时的共识，并不奇怪。但是就发展经济和抓阶级斗争这两方面的任务相比较而言，对当时的苏联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发展生产力，为落后的俄国 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俄国落后，不具备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需要运用市场来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而害怕资本主义，害怕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发展资本主义，想借助于阶级斗争的方法，靠专政的力量来消灭资本主义成分，消灭小生产，只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后果。这是苏联的历史所证实了的。

长期以来，列宁对小生产是不放心的，把小生产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和源头。1921年3月列宁在一次报告中说：“我们今天是同谁进行最后的斗争中的一次斗争，惟一正确的回答就是：同我们自己家里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斗争。”[13]

实行新经济政策一年以后，列宁重申：“我们确实是在进行‘最后的斗争’，不是同国际资本主义(同它还要进行多次‘最后的斗争’)，而是同从小农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得到小农经济支持的俄国资本主义进行这种斗争。”[14]

列宁放弃了“最后的斗争”的提法没有呢?没有看到正式说法。不过我们在《论合作社》中看到，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过渡到新制度的机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合作社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而不再是 同农民进行“最后的斗争”了。

有两个人的回忆涉及列宁对农民问题的最后看法。

1922年列宁对时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的弗拉基米罗夫说过，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同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们去见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什么。他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生活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长期生活在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15]列宁去世前在同布哈林的谈话中总结出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而达到社会主义。[16]

布哈林记住了这一点。在1928年7月全会上，布哈林在谈到非常措施引发的各地农民风潮 时提出警告说：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却要用暴力把庄稼汉赶进公社。这样你们就会遇到庄稼汉的起义，富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结果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你们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17]

三、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经济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行粮食税对农民作出让步，以拯救苏维埃政权。但任何政策都不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引发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限制在地方范围的实物交换(当时也叫“商品交换”)恰如“蜉蝣”(布哈林语)，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发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 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18]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列宁对合作社的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把合作社看作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温床。在新经济政策初期，把合作社看作国家资本主义，打算以国家资本主义去对付分散的无法控 制的小生产。直到在新经济政策中引入市场商品经济成分之后，列宁才彻底改变了对合作社的看法，认为这是可以使农民的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的机构，是可以通过农民对利益的关注而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的机构。列宁强调，正是由于有了新经济政策，才使合作社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像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19]。在《论合作社》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 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0]。“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21]

列宁的说法没有为当时的多数领导人所理解。托洛茨基看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同意运用市场机制，但无可奈何地称市场为“魔鬼”。斯大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是一项崭新的经济体制，而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具体政策”。季诺维也夫不承认列宁的《论合作社》一文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一个飞跃，认为同1921年关于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一回事，到1923年初，合作社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

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 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22]

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23]没有商品的商品生产和没有市场的商品生产都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我们搞商品生产，那么完全可以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关系。”[24]“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25]

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本文所引他在俄共十四大上对新经济政策所下的定义就是如此。

直到1928年七月全会《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26]。但是这时候实施他采取的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1929年底，斯大林终于抛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新提法”。他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宣布：“现在，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27]这新提法是什么呢?斯大林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28]几个月之后，斯大林对“见鬼去”作出了明确的解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 去’。”[29]

这时候斯大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市场调节来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了。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措施、国家计划来维持这种联系，实际上又回到通过计划调拨进行实物交换的军事共产主义时代。

从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不同理解以及所导致的后果，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任何一种政策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需要在执行中根据具体情况、群众的反馈，不断完善和修正。列宁当年就是遵循这一原则办事的。在列宁的领导下，新经济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完善，逐渐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

列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对新经济政 策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侧重面，同时由于列宁领导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总共不到两年，不可能提供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的所有答案，这就给各种不同的理解提供了所需要的根据。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解释。退却和进攻的说法、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市场机制的说法，统统可以在列宁的言论中找到根据，得到支持。这就需要对列宁的各种不同的说法联系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分析，找到本质的东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

新经济政策夭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的问题之一是领导层对这一政策没有取得共识，各 人有各人的理解，谁执掌最高权力，就按照谁的主张办。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同步，经济体制得不到政治体制的保障。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状态下，斯大林一旦大权在握，就在他信誓旦旦要坚持新经济政策，把取消新经济政策斥为“反革命谣言”后不久，就凭他个人一句话，轻轻松松地送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注释：

[1][11][26]《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9页，第195—196页，第128页。

[2]《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1页。

[3][7]《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3页，第302—303页。

[4]《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页。

[5][6][12]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184页，第183、189、205页，第220—221页。

[8]《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页。

[9][10]《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92页，第256页。

[13]《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30页。

[14][19][20][21]《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2页，第362页，第365页，第366页。

[15]瓦连廷诺夫《新经济政策和列宁逝世后的党内危机》斯坦福1971年俄文版第186页。

[16]《国际共运史研究(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17]《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

[18][22][25]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主编《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页，第361—363页，第441页。

[23][24]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主编《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第392页。

[27][28][29]《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7页，第150—151页，第163页。

[责任编辑：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6期

第二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现实意义的思考

对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现实意义的思考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总结俄国农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它解决了经济落后的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方式、步骤和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诉规律。新经济政策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 典范，为马克思主义诉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

十月革命胜利 后，为了保卫和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苏维埃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 中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战时荒诞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并帮助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进攻，成功地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是战时荒诞主义经济政策同农民的利益存在着矛盾，不但经济面临崩溃，同时也引发了相当大部分农民和工人的不满，引发了政治危机。因此，列宁在总结了战时荒诞主义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分析了论证了由战时荒诞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必要性。列宁明确指出，俄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还缺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必须要有过渡阶梯和蹭环节，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因此，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是当时俄国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是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逼出来的。

历史事实和实践证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起到了重大作用，一是巩固了工农联盟，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二是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根据当时的国情，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新方法的伟大实践，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经济的实行，重新巩固了工农联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也是国家的经济顺利恢复起来。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其新经济政策思想，从客观上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诉问题。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窨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的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中止了这一政策，走上了僵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新经济政策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如何立足本国车情，不断深化改革，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使列宁的新经济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延续。

第三篇：马云颠成诠释新经济

马云颠成诠释新经济

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未来阿里巴巴将分拆成30家公司。

分拆后的阿里巴巴将在SNS、无线、搜索、线下支付和新流量入口控制方面重拳出击，形成对腾讯、百度等中国互联网巨头挑战，而对中国其他电商企业，淘宝从平台变为“平台+多垂直”，阿里巴巴的分拆将让它们的竞争变得更加直接。

如果以超越同业竞争的角度来看，阿里巴巴本轮变革更大的意义在于颠覆传统商业与供应链。事实上，对大量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传统零售上下游企业来说，一个残酷的选择已经摆在它们面前：接受阿里巴巴们的C2B改造，或者被其颠覆。

马云说，“双十一”是一场电商对阵传统经济的战争，但那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结束。可以佐证的是，淘宝从2008年的销售额1000亿元到现在1万亿元，体量增长10倍，而国美、苏宁还是停留在2008年的千亿元阶段，后两者今年前三季度业绩继续下滑超过三成。

过去五年是电商平台之战，阿里巴巴打败了Ebay中国、京东等，已无对手;与传统零售之战，马云在“双十一”那天宣告新经济胜利;阿里巴巴将开始从B2C(以产定销)转入C2B(以销定产)之战，即把工业经济时代大规模、流水线、标准化、低成本、高存货的运作模式，转而到个性化需求、多品种、小批量、快速反应、平台化协作，实现商业价值链的再造。

这意味着颠覆传统的商业模式，改变商业规则，改变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关系。随着云商业逻辑的生长、演化、扩散，大量全新的商业物种将在这次剧烈的生态涨落中得以创生。那些成功驾驭新商业逻辑的物种，则有机会和阿里巴巴一起成为云时代的主宰者。因为大数据时代使得C2B成为可能。9月27日，海尔在天猫发起C2B定制液晶电视，48小时售出1万台定制液晶电视。对C2B而言，这显然是个不错的开始。

阿里巴巴的C2B时代刚刚开始，对行业的影响也刚刚开始。13年的电子商务历史，令阿里巴巴成为这一改变的引领者，但过去的成功已经过去，时代又变了。电子商务的平台游戏即将结束，新经济时代的大幕正式开启，在这个新时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这三个领域的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将创造出崭新的商业形态乃至社会形态。新时代的游戏规则并不确定，但因循守旧一定是错的。“记住我为什么变革，因为明年后年是阿里的黄金时期，我们绝不能在公司失落的时候再去变革。”马云想清楚了，他将重构阿里巴巴，这其中不仅包括组织架构上的分拆重组，还包括重建公司的生态系统。

变革的起点定于2013年1月1日。

盛世危机--阿里巴巴下一步变革的重点是分拆

阿里巴巴2011年总收入已达28亿美元。这一财年，阿里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倍，利润率超过40%，旗下两大购物网站淘宝和天猫的平均利润率都超过了50%。2012年，集团预期收入将达到400亿元人民币，增长逾2倍。如果能继续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阿里巴巴有望在2014年成为中国体量最大、收入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截至11月30日，阿里巴巴旗下淘宝和天猫今年的交易总额达到1万亿元，占了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近5%，相当于eBay和亚马逊今年交易额的总和，相当于2011年全国GDP的2%。此前结束的“双十一大促销”中，淘宝和天猫一天即完成了191亿元的交易额。

阿里巴巴正在成为继沃尔玛之后的第二大独立零售体，它是靠电子商务赢得这一地位的。在电子商务方面，天猫总裁张勇如此对比：“沃尔玛每天的访问人数达到2800万人，交易额为80亿元人民币。我们的网站一共进入了2.13亿的人流。”

但是，马云并未出现在淘宝、天猫突破万亿元交易额的新闻发布会上，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一次高潮，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时代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工业时代的特点是集中化、机械化、标准化、流水线、大规模，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生产方式、上下游合作方式都是垂直线性的特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则反其道而行之，更强调网状协同、生态化、个性化、弹性、去中心化。

在过往的历史中，新经济已经改造了传统工业经济，但并没有动摇旧经济模式。新经济已经大到足以驱动传统企业进行技术和营销改革的程度了。阿里巴巴首席风险官邵晓锋说：“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今天终于从量变到质变，新的经济模式即将来临。”

而新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工业时代的企业组织架构和运营机制，会成为企业前进的绊脚石，对互联网公司尤其如此。遗憾的是，阿里巴巴既有的组织架构仍然是金字塔式的公司科层制。目前阿里巴巴集团分为淘宝、一淘、天猫、聚划算、阿里国际业务、阿里小企业业务和阿里云七大事业群，以及支付宝、阿里金融两家独立子公司。七大事业群在阿里集团内部被称为“七剑”，其中淘宝为C2C网购平台、天猫为B2C平台、一淘为开放式购物搜索和消费者返利平台、聚划算面向团购领域、阿里国际业务负责中小企业的海外发展、阿里小企业业务负责国内中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服务、阿里云负责云计算。

这一“人、财、物”向集团集中的组织架构，现在看来，显然违背了新经济时代的去中心化特点。与此相反，竞争对手却正在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分布式协同需求。

腾讯今年5月完成了新一轮组织架构重组，将现有业务重新划分成企业发展事业群(CDG)、互动娱乐事业群(IEG)、移动互联网事业群(MIG)、网络媒体事业群(OMG)、社交网络事业群(SNG)，整合原有的研发和运营平台，成立新的技术工程事业群(TEG)，并成立腾讯电商控股公司(ECC)专注运营电子商务业务。

从结构上来看，腾讯和阿里都在用事业群的方式完成组织架构布局，但是腾讯的业务群与业务群之间，已经找不到线性的关系，它们没有中心，各自均可独立形成新的生态系统。在这样的去中心化的架构中，腾讯的微信才得以脱颖而出。

微信已经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移动互联网环境，形成特定的商业模式：二维码+账号体系+LBS(基于位置的服务)+支付+关系链。这一商业模式的形成便是腾讯各事业群对其匹配资源的结果，最终微信将通过支付、电子商务、虚拟货币等获利。曾鸣曾有过这样的担心：“在移动领域，移动跟SNS(社交网站)的结合，孵化出一个足够大的生态系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是我最担心的。”微信正在成长为移动生态系统。而从阿里巴巴现有的组织架构中，2 是看不到移动业务的。此外，阿里巴巴的业务分散在各个事业群内部，还未形成合力。这意味着，阿里巴巴的新对手将是腾讯。腾讯公司目前市值为4674.45亿港元(阿里巴巴估值为350亿美元)，2011年总收入为45.225亿美元(阿里巴巴为28亿美元)，今年三季度腾讯总收入为人民币115.656亿元，同比增长54.3%。与阿里巴巴的旧对手京东、凡客相比，腾讯是一家成熟而庞大的公司，而且腾讯微信已经抢占了移动的入口。

对阿里巴巴来说，更为可怕的是，腾讯还只是可见的对手，在不可预知的新经济时代，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对手。这些对手会是谁?曾鸣说，那些能将自己做扎实的垂直平台，比如沃尔玛的1号店，未来都将是阿里巴巴的对手。因为到目前为止，超万亿元交易额的阿里巴巴，依然不能囊括所有垂直领域。这些垂直平台还包括专注于C2B供应链整合、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如为上百万小企业提供供应链整合服务的利丰公司、中国数码化家具设计和家具定制的家居品牌——尚品宅配，等等。可以预期的是，此类企业的运营模式完全匹配新经济时代的特点，必将获得快速发展。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C2B企业。有一种假设：作为一个超万亿元交易额的企业，阿里巴巴如果可以像过去囊括B2C、B2B、C2C那样，将C2B企业也涵盖在自己的生态系统中，似乎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但阿里巴巴现有的生态系统，是否有这样的衍生和包容能力?淘宝和天猫的交易总额正在快速增长，但是卖家数量却到了一个缓慢增长的阶段。固有的生态系统如果无法长出新的物种，对阿里来说就是致命的。阿里之所以一直以倍数级膨胀增长，是因为其搭建的是一个生态系统：以电子商务为纽带，资金流、信息流、物流在此之上繁衍生长。阿里巴巴研究中心陈亮这样分析：淘宝生态呈现金字塔结构，最顶端是营业额5000万元到1亿元的超大卖家，大量的小卖家聚集在金字塔低端，这将导致资源被大卖家垄断。

蘑菇街CMO李研珠告诉《财经》记者，阿里生态系统面临一个大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淘宝从2007年开始每个月都在做基尼系数，结果发现每年都比前一年更高。大卖家越来越大，小卖家死了一批又一批。李研珠说，淘宝近两三年情况开始失控——流量越来越稀缺，越来越贵，只有超大型卖家买得起。

据了解，淘宝首页的展示广告，导入一次浏览的价钱是0.16元。在这样的生态体系内，超大卖家目前并不开心，因为和过去相比，流量变得越来越贵，而且增长缓慢。目前淘宝外部依靠淘宝联盟输入流量，内部用搜索竞价和目录排名来分配流量，这种单一的外部流量入口与单一的内部分配机制，导致集团外部供血能力不足。部分超级大卖家即“淘品牌”已经开始选择“出淘”。现阶段淘品牌的天花板在10亿元左右。淘品牌需要更多的流量，而不只是更便宜的流量。这就是为什么大量淘品牌会选择在其他渠道——甚至最昂贵的线下渠道——开设独立网站或店铺。

在大小卖家均有怨言的情况下，阿里巴巴是否可以通过调整系统设置的方法来平衡一下?去年10月淘宝商城做了尝试，发布新的招商规则。第二天便遭到了卖家有组织地恶意攻击：先是干扰大卖家的正常经营秩序，此后又转而攻击支付宝，最终演变成淘宝“伤”城事件。

阿里巴巴首席市场官王帅感慨：阿里生态系统就像这个国家的缩影，国家面临什么问题，阿里就会面临什么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组织架构到生态系统能力，阿里巴巴都面临着必须调整的压力。问题是，该怎么调? 阿里巴巴未来的分拆将遵循以下原则和次序：大淘宝平台将首先被分拆，多个成熟的垂直业务和具备战略意义的业务将从现有架构中剥离，单独成为业务单元或子公司，如淘宝旅游、无线业务部;紧接着是金融方面，也将择机分拆出两家到三家子公司;在数据平台方面，目前暂时仍以阿里云、淘宝商业智能部为主，未来会有更细致的拆分与调整。

分拆次序吻合马云今年9月提出的“平台、金融、数据”梯次战略。提出这一战略时，阿里的One Company战略达成还不到三个月。当时，马云在阿里巴巴集团财务部年会上感叹：“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公司变成‘One company’体系，后来发现Company这个字是错的。”

支撑新经济----平台、金融、数据

所谓“平台、金融、数据”，就是阿里巴巴接下来的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3年内以“七剑”业务为主;第二阶段，5年-8年内以阿里金融为主;第三阶段，8年-12年内以数据平台为主。

马云提出，“七剑”的业务平台向后退一步，从直接面对消费者变成支持网商面对消费者。过去，“七剑”的业务平台是以完成CBBS的线性产业链匹配为中心的，即：一个消费者(C)进入淘宝之后，将有商家(B)去满足他的需求，为满足他的需求，商家可以去上游的B2B市场寻找资源，最后达成对消费者的服务(S)。阿里巴巴不再是电子商务平台，而是电子商务协同平台，自己退为“提供服务”的平台。其最终的目的是，在为商家提供服务的同时积累数据，藏在业务平台之后的数据平台，将在数据的积累过程中实现第二阶段的金融业务，同时数据平台自身得到升级，并计划于10年-12年后代替业务平台走到幕前，那时阿里巴巴将成为一家数据交换平台。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战略。要想获得足够庞大的数据，阿里巴巴拥有的业务越丰富越好，“七剑”显然已不能满足需求。从物理学上来说，分子数越多，相互碰撞获得的“熵”(能量)势必越大。生态系统的原理同此。这也就是生态系统的魅力，它获得的是熵而不是个体的力量。从这个原理出发，分拆“七剑”成为必然。从理论上来讲，分拆的业务单元越多，越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自生长。这也就是马云和曾鸣在阿里内部不断强调“要把平台做薄”、“垂直业务做宽”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长出越来越多的垂直业务，然后再进行分拆。

但不是谁都可以分拆的。马云的逻辑是：首先，在“七剑”业务平台上，每长出一个新的、独立之后能改变所在行业的垂直业务，便尽快分拆。

天猫在“双十一”的191亿元交易中占到了132亿元，今年其业绩同比增速高达292%(同期淘宝为204%)。在天猫、一淘分拆出来之后，聚划算很快也分拆出来，业绩增长同样可观。在今年团购业务十分不利的前提下，聚划算上半年依然实现了同比171%的增长。

按照这个标准，接下来独立的将会是淘宝旅游、淘宝无线等。比如淘宝旅游，只有十几个员工，但可以提供全国最低的机票、酒店价格，又有淘宝巨大流量和生态系统的支持，有打败携程的可能。

同样，淘宝电器今年初至今销售额超200亿元，虽然低于京东去年宣布的300亿元营收，但增长更快;淘宝商超同样发展迅速，有望在2013年超越1号店。

天猫总裁张勇向《财经》记者透露，现在还没有将商超分拆出来的确定打算。但商超业务已经比较成熟，天猫商超三个月的回头率可以做到25%。

除了垂直领域外，阿里巴巴还会做战略布局上的分拆调整，代表则是无线业务部的分拆。一位一淘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他明年将被抽调到新筹建的无线团队。该员工称，马云对无线、数据的重视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他提出让“无线打败淘宝”(指移动端流量超过PC端)，内部只要跟无线有关的项目一律放行。而本次将无线独立，也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掌握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兴流量。

类似的例子还有，阿里巴巴可能会成立专门负责电商导购、商品百科业务的部门或分公司，与现有的购物搜索(一淘)共同成为阿里巴巴电商体系的“基础设施”。这些将和分拆而出的淘宝旅游、无线一起环绕在“平台”系统的周围，形成卫星群。

对于集团最有价值的资产支付宝，去年已拆出旗下集分宝。集分宝目前为独立公司。“未来支付宝还可能会继续再拆出1家-2家公司。” 淘宝一位负责市场营销的高管称。

另有阿里小额贷款业务，2009年从B2B拆分后纳入阿里巴巴集团，并为此成立了“阿里巴巴金融”事业部，以作为战略项目独立运作。目前该事业部旗下拥有两家小额贷款公司，已实现单日利息收入100万元。阿里金融被马云定位为“支撑整个未来”的业务，发展潜力很大，未来也可能被分拆出来，和支付宝共同构成阿里金融圈。

唯一还没有明确分拆计划的是数据业务。目前在淘宝、支付宝构架下各有两个数据部，负责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同时，阿里云事业群负责数据基础设施的开发。

围绕“平台、金融、数据”的战略步骤，阿里巴巴集团的分拆计划也将分梯次进行。上述内部人士称，马云所说的30家公司不会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可能先拆成十几家公司，后续还会继续拆分，最终形成30家公司的理想运营模式。分拆后，将继续实行总裁加董事长的层级管理架构。马云、曾鸣、彭蕾、陆兆禧等几位高管将分别以董事长身份各自分管2家-3家公司。用曾鸣的话来说，未来阿里巴巴的组织架构和内部公司间的协作将像互联网一样，网状、并发、实时协同。

但是，如果没有好的生态机制，就不可能长出新的物种，也就是用于分拆的垂直业务。

重建生态系统

在一个生态系统内，“蝴蝶效应”时常发生，如何让生态系统内的每一个个体都具备抗干扰能力?马云最近似乎幡然醒悟，他在阿里巴巴集团组织部年会上反思：这两年阿里的决策体系有点像政府，通过自己的促销手段和一些政策调节整个市场，这跟政府拍脑袋出政策没什么区别。阿里要回归到市场机制、市场体系中去，要发挥企业家的精神，发挥660 5 万卖家的精神。阿里自己则建好公民社区——制定规则、做好监管，只在必要时出手弥补市场缺陷。

所谓市场机制，就是自然的优胜劣汰。张勇称，这就需要改变过去对店铺的等级和销量排名为排序的搜索机制和流量竞价机制，而以商品本身排序，跟店铺质量和口碑、跟商品的评价指数挂靠。同时，以用户个性化需求为核心，弱化目录和搜索，把整个淘宝平台变成超大的用户导购系统。“最终，马太效应通过市场区隔完成，而不是任何流量都被大客户垄断。”张勇认为，未来的生态结构要调整为两头大卖家、中间小卖家，大力扶植“腰部卖家”，从金字塔变成“扁平化”的淘宝。这也是马云一直强调的“小而美”和“双百万”计划，即在内部培养出100万个营业额为100万元的卖家。

阿里巴巴希望内部机制的调整,未来三四年，通过一个SNS机制完成淘宝大部分的商品跟浏览的互动。也许未来淘宝总流量的三分之一是类目，三分之一是搜索，三分之一是SNS社区化的互动。在阿里生态系统，SNS体系成为市场机制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因为没有足够流量就谈不上市场的公平与否。但是，阿里巴巴在SNS上是失败的。从最开始的“雅虎关系”到去年推出的“湖畔”和“来往”社交客户端，无一不销声匿迹。目前，阿里的外网入口依然被360、腾讯、微博、蘑菇街、美丽说等网站所占据，阿里从别的地方拿不到更好的流量，只能花钱去买。阿里的一名离职员工说：“现在一淘到处在找人合作，接管各流量来源的电商频道。想想也是，没有流量怎么做搜索呢?大淘宝的流量来源是个大难题。”

对于SNS，马云也很着急，并一直强调“SNS还得办”。但怎么办，马云自己也没想清楚。目前主要靠内部自发形成SNS体系。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收购获取SNS产品。今年8月，阿里资本4000万美元投资社交应用陌陌，这款应用被认为是国内最有可能与腾讯微信竞争的移动聊天、交友平台。11月，有消息称阿里巴巴将入股新浪微博公司。

另一种方式就是开放内部有SNS属性的频道给外部团队运营，淘女郎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半年以来，陈志刚和他的秀豆网团队一直在杭州阿里巴巴总部为淘宝的淘女郎频道改版而加班工作。淘女郎是淘宝上诸多为服装鞋帽拍摄广告图片的模特的统称。在淘宝，经过认证的淘女郎有4万多人。过去的淘女郎频道是一个中介平台，有需求的商家可以在平台上搜索并联系适合的模特。半年以前，这个定位发生了改变。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淘宝最应该SNS化的就是淘女郎，因为淘女郎对应的是精准人群，更能引导消费。未来将构建一个SNS平台，帮助这些女孩在全网(如微博、人人网、微信等)做网模真人秀的展示，让她们火起来，并最终把来自各个网站的点击导回淘宝成交。淘女郎频道负责人彤彤向《财经》记者透露了一些数据：在新浪微博上，粉丝1万人以上甚至10万人的淘女郎数量很多。上半年推出“一键分享”功能，淘女郎可以把商品同步分享到花瓣网、爱丽网、新浪和腾讯微博，现在淘女郎的访问流量已经达到了每天80万，其中很大部分都是通过外链回流的。这样，淘女郎就能在未来成为阿里巴巴的SNS入口之一，为其输送流量。阿里巴巴正在多处布局这样的流量入口，比如“淘创意”频道。《财经》记者获悉，以获取新流量、增强SNS 6 属性为目的与阿里巴巴深度合作的外部团队远不止秀豆网一家，这些团队大都从频道改版介入，进而提升平台功能及向全网拓展。

SNS一旦形成体系，不仅可以带来外部流量，还可以带来更充分的数据交互，从而更精准地确认商家的信用，实现优胜劣汰。

信用机制，是马云目前比较倡导的一种市场机制。中小卖家一旦具备一定信用，就可从阿里金融那里获得小额贷款。这也算是阿里生态系统对中小卖家的一种补贴。如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阿里巴巴可利用金融、SNS、搜索等多种手段调节市场，以达到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一切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土壤是数据。

淘宝商业智能部资深总监车品觉告诉《财经》记者，现在阿里巴巴的数据是割裂的，只有淘宝、天猫、一淘彼此数据共享，支付宝和其他子公司都无法共享。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保证数据安全，未来这些数据将被打通。打通之后，数据分析所得到的结果将更加精准，市场机制和信用机制也将更好地发挥作用。

如果这一切都能顺利实施，阿里巴巴就通过分拆获得了适应新经济时代的分布式组织架构，又通过市场机制的重建达到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这将使阿里巴巴成为可以孵化多种业务的生态系统，包括B2B、B2C、C2C、C2B等。它的膨胀只是时间问题。

马云的目标是交易额10万亿元，他同时希望在阿里生态系统内成长出：1000万小企业、1亿个就业机会，10亿消费者。

在今年9月5日的集团组织部年会上，马云首次透露分三个波次上市的构想。第一波将以天猫、聚划算、淘宝平台上的部分盈利业务(本次剥离而出)、一淘以及阿里巴巴B2B业务、中小企业业务、国际业务等为核心;第二波上市以阿里金融(小额信贷)、支付宝等金额业务为主;第三波以阿里云为核心的各类数据业务为主。此轮分拆路径与上市路径密不可分，分拆将把符合三个波次上市标准的公司分别剥离，以便于管理及配置不同资源。今年二季度，阿里集团启动了内部最大规模的调岗，资深总监及以上22人大轮岗，阿里巴巴体系内的多位资深员工已经调往阿里金融、支付宝等第二波体系，这被内部看作是从“今天”调往“明天”。一位阿里巴巴的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分拆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借机将雅虎、淘宝集市等利润低且无法上市的业务剥离，然后通过上市集资来归还B2B退市、回购雅虎股份时向投资方及银行募集的120多亿美元。

淘宝大平台整体上市可能性不大，该平台将作为生态系统的基础平台(母体)存在，负担物流、制造、供应链等盈利不佳的重资产业务。

目前淘宝大平台的收入超过八成来自直通车业务(搜索边栏广告)，而这部分收入完全归一淘控制。这相当于把淘宝平台的造血能力输出给了一淘，由一淘完成上市的任务。

马云说，“在10年到15年以内，这三波冲击将会形成三家比较大的公司，这三家公司是三个梦想，我们IPO不是三家电子商务公司上市，而是三个巨大的梦想，这些梦想承担着无数的梦想。”

第四篇：新经济转型国家政策

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

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促进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对于丰富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继续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规范投资准入门槛设置，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将民办社会事业作为社会公共事业的重要补充，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为民间资本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会议确定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通过推进体制改革、健全收费补偿机制、实行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给予信贷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种方式，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医疗、社会福利事业。二是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和技术攻关，帮助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开发中心，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鼓励民营企业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三是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进一步壮大实力。四是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加强服务和指导，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清理和修改不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法规政策规定，清理整合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产品和服务进入政府采购目录。在放开市场准入的同时，切实加强监管。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抓紧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切实将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会议认为，为保护臭氧层和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节约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草案)》。草案明确了国家管理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目标任务，建立了消耗臭氧层物质总量控制和配额管理制度，规定了违法生产、使用和进出口消耗臭氧层物质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五篇：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经济学家与苏联新经济政策

刘长江

2012-10-29 16:13:49 来源：《唯实》(南京)2006年8/9期

作者简介：刘长江，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南京210004

刘长江(1951—)，男，湖北宜昌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阶级政党与国家政权。

内容提要：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变化，经济学家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中的作用在我国的研究中仍然是一个空白。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终结的过程中，苏联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农村经济问题的设想方案，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选择都发挥了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关 键 词：苏联 经济学家 新经济政策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我国已经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集中在苏联共产党特别是领袖人物的社会主义观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和终结所起的作用，比如对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分析，一般都强调斯大林的错误，当然有的研究也提出当时的客观环境的作用。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新经济政策却不研究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和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显然是一个缺陷。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苏联经济学家在苏联共产党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对新经济政策的形成与终结提出一个基于经济学分析的解释。

一、恰亚诺夫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最初选择

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期间，喀琅施塔得发生水兵暴动，这促使大会决定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苏联正式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已有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苏联共产党在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曾经面临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苏共并没有凭主观想象或者自己的理论认识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尽管苏共当时的领导人具备良好的理论素养，但他们仍然向经济学家征求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意见，而这恰恰是我国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注意的主要环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对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对于在各个经济领域应该分别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作为世界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苏共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仅仅通过政策调整转变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并不能解决苏联农村的发展问题，不能解决在农村中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基础的问题。所以，当内战还在继续时，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由此可见，新经济政策并非仅仅是对农民不满做出的应急反应。

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恰亚诺夫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在苏联农村发展小农经济的方案，他的合作化设想也不同于对合作化的一般理解。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1]

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2]。

恰亚诺夫为什么建议发展家庭农户经济即小农经济，苏联共产党为什么采纳了恰亚诺夫的方案而拒绝了李托森科方案，这些问题在我国已有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没有任何分析，而这对于认识新经济政策为何终结却具有重要意义。

恰亚诺夫不仅是苏联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被当代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3] 恰亚诺夫在经济学理论上提出的最著名的论断是，小农经济具有长期稳定性，这明显与当时多数经济学家的见解不同。他认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农业要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能通过将一部分农民无产阶级化来实现。因此，农民家庭农场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在生产力未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以个体家庭农场为单位进行经营，比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更具有优越性。农业发展应走以农民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制道路。因为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将分散的土地集中为大规模的生产单位，而且还将从前的大部分土地分割为更小的生产单位。农民家庭农场一体化的最主要组织形式只能是纵向一体化，并且只能采用合作制形式。[4] 恰亚诺夫对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建议反映了他对小农经济的一贯看法。

苏联共产党对于采取什么样的农村经济政策则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列宁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的发展导致了旧的农民的分化、瓦解和消亡，被新型的农村居民所代替，这就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中农地位很不稳固，能爬到上等户的极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他们多数沦为下等户。列宁还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进步意义，[5] 并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

但后来列宁改变了对俄国农村发展的认识，促使列宁认识变化的是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为在俄国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大农业而推行的改革造成的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6] 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7] 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8] 对农民愿望的认识和把握成为后来列宁决策的一个主要依据。

在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9] 在这个过程中，俄国农村发生了从已经建立的大农业重新转变为小农经济的变化，家庭农产经济即小农经济构成苏联农村经济的主体。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联共产党采取消灭小农经济的政策，将失去农民的支持。

苏联共产党与恰亚诺夫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在农村发展问题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苏联共产党采取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就不足为奇了。这是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中与经济学家的一次有成效的合作。

二、康德拉季耶夫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经济迅速恢复。这使许多共产党人开始相信，不受管制的市场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但是，1923年发生的危机影响到苏联共产党对新经济政策实际执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0] 1923年，苏联经济出现了极高的通货膨胀，而且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价格控制。工业制成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急剧上升，市场上的食品减少，城市的工人罢工则充分说明了粮食供应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危机对苏联共产党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工作小组开始对市场的作用重新进行评估。1923年12月，工作小组建议，为了使农民从新经济政策中继续获益，应该对商品的批发价格和食盐等商品的零售价进行管制。危机对后来苏联发展的影响在于，苏联共产党认为，不受控制的市场将与农民的利益相抵触。为此苏联共产党建立了一个专门的价格控制机构，对国有部门的产品实行价格控制，但这个控制的效果仅限于城市。苏联共产党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因为新经济政策同时被看作是实现工农联盟的有效途径，而工业产品价格也必须为加强工农联盟服务。但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康德拉季耶夫同样被认为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杰出代表，他提出的长波理论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的几乎每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会提到这个理论。十月革命以后，康德拉季耶夫曾经是苏联金融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在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开始领导莫斯科经济行情研究所的工作，“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市场行情进行研究的学术机构”[11]。对研究所的工作，他强调重点注意价格研究。1922年，研究所开始出版《经济学公报》月刊，康德拉季耶夫主持该刊的编辑出版。该刊的每一期都直接送交苏联政府各有关部门。1920年，康德拉季耶夫组织建立了苏联第一个价格指数，1926年研究所编制了分别针对私营、国有和合作社的价格指数。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宏观经济的分析就是依据研究所从全国各地得到的经济数据进行数量分析。康德拉季耶夫对苏联经济政策的作用还在于他参与编制了苏联农业和林业发展计划，这个计划在1924年1月提交国家计委。

当1923年危机发生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危机发生的原因除了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还因为商品流通水平的下降，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价格的上升。而且，由于许多工业企业在价格形成中的垄断地位和政府采取的宽松的信贷政策，这促使工业品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上升得更快，并可能对农民出售农产品造成消极影响，甚至对农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对政府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作用。[12]

新的措施采取以后，经济形势暂时恢复了正常，但到1925年年底，通货膨胀压力再次出现。而苏联农业在1925年以后，几乎进入停滞状态，工业的快速发展却要求更多的农产品。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13]。

经济困难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双方仅仅停留在党的路线与政策是否正确方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对经济形势进行真正科学的分析，即便被认为是经济学家的布哈林也没有(实际上是不可能)提出一个真正建立在经济学分析上的意见，所以党内的争论更多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而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对于1926年秋季出现的工业品零售价格上涨，苏联共产党认为是“投机”的结果。几乎没有人思考宏观经济的变化。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面临的经济困难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是康德拉季耶夫。

从1925年9月开始，行情研究所将注意力集中到苏联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并在1926年提出自己的分析结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应该归因于对货币供应的限制和商品市场均衡的恢复。但是，苏联共产党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对工业产品价格的控制上，而且在1926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始进一步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米高扬认为，如果要维护工农联盟，使工业产品的价格有利于农业就是非常关键的。而布哈林也认为，降低工业产品价格将对农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行情研究所在1927年2—3月的报告指出，国有企业与合作社的价格在下降，但私营企业的价格在上升，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贸易条件在恶化。在1927年5月，研究所的报告更加明确地指出，价格运动证明，国家采取的降低价格的政策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降低工业产品价格的政策的后果是，能够运送到农村的工业品比过去更少了。这些产品中的大多数分配给小商人，他们将这些产品运到农村，再以高价卖出去。所以，《农民报》抱怨说，农村的工业产品价格并没有下降。“降低价格的政策不仅没有降低工业产品在农村的价格，反而通过这些产品在农村的价格大幅上升而使它们在城市的价格显得更低。”[14] 这就对农业造成了新的压力，而这个压力实际上是一个苏联的宏观经济可能再次失控的警报，但苏联政府的政策反应仍然是降低工业产品价格，进一步控制私营商业活动，增加货币发行量。所有这些措施导致的结果是对商品的需求进一步加强。行情研究所总结了1927年7—9月宏观经济的变化，指出：购买力的上升主要是日用工业品价格下降的结果，同时农业丰收和大批农村居民离家务工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对于购买力上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需求的迅速增加通过一些日用工业品的短缺充分反映出来。根据这样一个分析，行情研究所从宏观经济角度提出了苏联农业困难的原因是货币政策。

思考康德拉季耶夫和他领导的行情研究所从宏观经济角度对苏联1927年遇到的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共产党的确希望执行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的农村经济政策，他们的实际政策却具有内在的矛盾，结果不但没有能够创造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环境，反而导致农产品市场的不稳定。苏联共产党认为通过对工业品实行价格管制就可以改善农业的贸易条件，提高农村的福利。如果要对价格实行管制，就必须降低货币发行量，这样才能保持市场均衡。但在对价格实行管制的同时，苏联政府却不断实行货币扩张，所以当时苏联的经济政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康德拉季耶夫等人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其原因也许是苏联共产党对宏观经济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他们并不理解在实行价格管制的条件下货币的作用，或者说他们不了解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激励之间的联系”[15]。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苏联共产党对于小农经济如何能够与市场接轨缺乏认识。这就使苏联共产党采取的本意在帮助农民的政策，实际上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这显然也是苏联农业遇到困难的重要原因。而农业遇到的困难是新经济政策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涅姆钦诺夫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再选择

尽管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听取康德拉季耶夫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结论，但他们仍然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对如何解决苏联农业遇到的困难提出建议。1927年10月，刚建立的农村发展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为农村发展问题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等都对苏联的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恰亚诺夫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在苏联农业发展只能走家庭农户经济达到纵向一体化(合作化)农业的目标，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在此前后，恰亚诺夫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对苏联农业发展的看法，“实际上对即将到来的集体化提出了自己的选择方案”[16]。康德拉季耶夫的专长虽然是宏观经济研究，但他仍然以最快的速度提出了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他的建议主要包括，市场条件，对农业的技术改造，而且他的结论是，农业发展像过去一样，首先是个体农户的发展问题。[17] 鉴于当时苏联出现的经济困难与工业发展速度过快有关，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要克服经济困难，应该适当减低工业发展速度。

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对恰亚诺夫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但恰亚诺夫的另外一些观点显然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在1927年甚至在1928年，他并没有改变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具体想法。康德拉季耶夫的观点则在1928年4月被布哈林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富农纲领。然而，在1928年5月，斯大林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于苏联农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看法。

在发生了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以后，斯大林虽然要求使用“紧急措施”来保证粮食收购任务的完成，但在这个时候，斯大林仍然没有决定改变农村经济政策。在1928年2月给苏共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中，斯大林完全没有提出改变既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任何要求，并表示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与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中央的错误有关。布哈林反而表现得更激进，他在1928年4月的报告中比斯大林更尖锐地谈到要与富农进行斗争，并强调：有一些共产党人看不到加紧进攻富农的必要性，他们丧失了阶级觉悟，不想与富农作斗争。[18]

不过，仅仅过了3个月，斯大林的立场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推翻了自己在2月指示中的主要论点。这时，斯大林不再认为粮食收购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党首先是中央的错误，他观点鲜明地指出：这个困难，“首先和主要是因为十月革命使我国农业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使它从生产商品粮食极多的地主大经济和富农大经济转变为生产商品粮食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19]。斯大林接着指出，无论何种形式的大经济(大地主和国营农场、集体农庄)，都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生产的商品粮更多，而小农经济多半是消费性的、出产商品很少的经济。不可否认，斯大林虽然推翻了自己过去的看法，但这一新的观点具有合理性。1928年5月斯大林立场的转变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转变与反对派的主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斯大林不是从阶级关系而是从农业生产方式出发提出了问题，当然他没有忘记阶级关系问题。什么因素使斯大林的立场在3个月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使他从生产方式来看苏联遇到的经济困难并得出新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其实，斯大林的新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的发现，而是受到了当时苏联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一份研究成果的启发。涅姆钦诺夫同样是经济思想俄罗斯学派的杰出代表甚至是最杰出的代表。后来移居西方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昂惕夫曾经满怀敬意地回忆在祖国学习经济学时与青年时代的涅姆钦诺夫的交往。[20]

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农产品的粮食商品率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17年前，70％的商品粮是由使用大量雇佣工人(1913年人数为450万)的大经济提供的。革命以后，这个经济的土地被分割，家庭农户的数量增加了8—900万。1928年家庭农户生产的粮食比革命前增加了差不多40％，但这些粮食几乎全被他们自己消费了。家庭农户出售的粮食仅为其产量的11.2％。斯大林和布哈林曾经认为，农民不愿意出售粮食，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低于工业品价格。但涅姆钦诺夫通过计算指出，在1917年前，农民所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只有14.7％，而现在农民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比革命前还下降了3.5％，所以，即使存在这样的影响，程度也不大。涅姆钦诺夫指出，1926年农业丰收，农民生产了40亿普特粮食，但他们只出售了4.66亿普特粮食，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却迅速增长，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得不实行供给制。[21] 所以，当时经济困难的真正原因不是人们一贯认为的，农民有粮食却由于种种原因不想出售，而是因为农民没有多少可以出售的粮食。

正是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成果使斯大林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在1928年5月斯大林向未来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干部详细比较了革命前后不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商品率，革命前，地主生产的粮食的商品率为47％，富农为34％，贫农和中农为14.7％，总计商品率为26％；革命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的商品率为47.2％，富农为20％，贫农和中农为11.2％，总计为13.3％。在详细比较以后，斯大林明确表示：“这就是我国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我们粮食收购方面的困难看作简单的偶然现象。”[22] 既然粮食收购遇到的困难不是偶然现象，困难就不是某个应急措施可以解决的。既然困难的根源在于苏联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又是苏共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结果，最终解决粮食收购困难的出路也只能是实行政策的根本转变，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时可供苏共选择的只有这样一些方案：1，恢复被十月革命消灭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虽然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种选择，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2，降低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也就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增加；3，集体化，本质上也是要建立一种大经济；4，继续保持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但要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纵向集体化。

斯大林实际面临着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根据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成果，斯大林提出了问题：“出路究竟何在呢？”回答是，首先出路在于从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能生产最大量商品粮的联合的公共的大农庄；其次在于扩大和巩固原有的国营农场，建立和发展新的大规模国营农场；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23] 一旦得出了如此肯定的结论，苏联经济政策的大转变就不可避免了。

将斯大林的分析与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进行对比，不难看出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对斯大林的影响。的确，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给了斯大林极其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1年后，在1939年召开的苏共18大，斯大林在自己的报告中还不断强调：著名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同志计算出，战前50亿普特的粮食总产量中，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粮大约13亿普特，当时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达到了26％。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的商品率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涅姆钦诺夫同志认为，大生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在1926—1927年的产量的商品率大约为47％，个体农户经济的商品率大约12％，现在我国农业是世界上商品率最高的。[24] 能够得到斯大林如此高度评价的经济学家，除了涅姆钦诺夫可能再无他人。而且，如果没有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报告，斯大林是否会在1928年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或者是否会以农业集体化的方式来结束新经济政策，显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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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

[6]列宁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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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Л.Троцкий,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http: //www.magister.msk.ru/library/trotsky/trotl007.htm.[9]L Volin.A Century of Russian Agricultur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13.[10][16]Simon Johnson and Peter Temin, The Macroeconomics of NEP[J],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o.4, 1993.[11]Barnett, A Long Wave Goodbye: Kondratev and The Conjuncture Institute[J], Europe-Asia Studies, May1995.[12]Dobb, M.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M].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8, p172.[13]Ким Смирнов, НЭП: Невыученный уроки[N].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1(5965)24—30 марта 2004г.[14]Nove, A.,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M]: London, Penguin Book Ltd, 1969, p140.[16]А Никулин, Чаяновская версия коллективнзации[J],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1, 2004.[17]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六卷[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18]Ьухарин Н.И.Путь к социализму.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M].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0, c279.[19][22][23]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73，73，77—79页。

[20][21]Кожинов, Россия.Век ХХ-й(1901—1939).http: //www.rus-sky.org/history/library/kozhinov/index.htm.[24]Сталин И.В.Сочинения, т.10.www.magister.msk.ru/library/stalin/vol-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