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财税法治意识从索要发票始

第一篇：培养财税法治意识从索要发票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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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财税法治意识从索要发票始

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令系统现已构成”的判别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确实，三十年来，我国拟定的法令，无论在数量仍是质量上都完成了宏大的腾跃，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要范畴都完成了“有法可依”。许多法学专家以为，当时法治的使命现已逐步由“立法”转变为“释法”和“法令”。

关于许多部门法来说，上述判别明显是合理的，但是在财务法范畴，局势并没有那么达观。总体上看，中国的财务法治建造，还处在起步期间，离“完善”、“健全”的标准相去甚远，远不足以标准政府的财务活动和有力保证交税人的权力。

首要，我国财务法范畴的法令标准在数量上过少。以税法为例，迄今仅有《小我所得税法》、《公司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税收征收办理法》等寥寥几部税收法令，而在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直接关系到国家财务收入和交税人产业利益的重要范畴，都仅有国务院拟定的暂行条例作为标准根据。

从应然层面看，完好的财务法系统应当包罗财务收入法、财务支出法、财务平衡法和预算法等四个维度的法令标准；其间每一部分又应当有多部单行法令标准作为支撑。例如财务平衡法便应当包罗财务收支划分法、搬运付出法等。而在这四个维度法令标准之上，应当有一部统领财务法令系统的根本法令标准，例如《财务根本法》或《税收根本法》。由此可见，单就立法数量而论，我国的财税法治建造明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其次，现有的财务法令标准在立法质量上有进一步晋升的空间。比方，美国的税法系统巨大、内容繁复，要想彻底把握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美国税务律师分外吃香的缘由——由于普通百姓根本读不懂如此冗杂的法令标准）；反观中国的税法，以《小我所得税法》为例，仅有15个条文，明显不足以很好地规制改动万千的税收理论。

再比方现行的《预算法》，拟定于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其间许多详细规则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颜色，这使得该法更像是一部国家经过预算“办理”、“操控”经济生活的法令；而现代预算法理论和理论都着重其应当是标准政府财务活动的“控权法”。就详细准则描绘而论，现行《预算法》在预算编制、批阅等各环节的规则，都落后于年代需求，这也是当时对该法的修正提上立法日程的主要缘由。

再次，在社会生活理论中，无论是国家机关，仍是社会公众，都相对缺少对财务法令的“遵照认识”。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交税人的“发票认识”不强，在宴饮之后，常常忘掉索要作为交税根据的发票，或许在商家提出“不要发票可以送小礼物”之类主张时欣然接受。毫无疑问，这种表象造成了国家税款的很多丢失。

多数人依然只是将财务法作为国家据以从交税人处取得收入的法令，只注意到其明显的“国家颜色”，而无视了其内含的“产业权力维护”的成分。这是招致公民缺少财税法治认识的重要因素，应当经过国家机关的观念转变以及专家的呼吁，从根本上改动陈旧观念，树立财务法治为交税人效劳的新理念。

第二篇：增强护税意识主动索要发票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

大家下午好！我是信阳市第九小学四四班的章云鹏，我演讲的题目是《增强护税意识，主动索要发票》

我爸爸有位同学在地税局工作，总穿着一身体面、威严的制服，很让人羡慕。但我对税收和发票的认识，则来源于一则新闻和我经历的一件事。

记得是2013年9月份，我在电脑中无意中看到市地税局发票摇奖中奖公告，特等奖奖金竟然是5万元！爸爸说；“这是地税局为了增强消费者维权、护税意识，提高消费者索要发票的积极性而举办的有奖活动。今后我们在外消费也应该索要发票，说不定也能中奖！”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次家里来客，我们在饭店就餐；吃完饭，我自告奋勇去服务台结账并索要发票，经理说：“你又不报销？要什么发票？”爸爸见我空手回来，便知道经理在糊弄小孩，于是爸爸领着我去服务台，经理说：“发票没有了，改天再来”，爸爸严肃地说：“不管报销不报销，你们都应该提供发票！如果真没有发票，先给我们开个收据改天来换发票！”经理见我们“较真”，很不情愿地拿出几张发票给了我们。

回去的路上，爸爸告诉我：现在有些商家想尽办法去偷税漏水，它们不开发票就可以少缴税，这种做法既不诚实，也已经违法，应当制止和打击。我不由地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索要发票，不让他们偷税得逞，爸爸欣慰的笑了。

索要发票是消费者权利，既是消费维权的凭证，又可减少国家税源流失。让我们一起增强护税意识、主动索要发票、为国家税收贡献自己一份力量吧！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第三篇：培养公民意识 培育法治文化

培养公民意识 培育法治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李 林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战略任务中，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做好工作。

首先，把法制宣传教育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开放紧密结合起来，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把法制宣传教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尊重保障人权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依法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深人政治体制改革，强化法律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权威；通过依法维护公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力，不断扩大公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念。

第三，把法制宣传教育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全面推进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努力推进立法机关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推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为法制宣传教育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培植法治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形成全社会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第四，把法制宣传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紧密结合起来。公民意识教育是十七大提出的新任务，是要把公民培养成具有民主法治理念、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意识、能够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具有行为能力和公民。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是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有积极生活态度、有政治参与热情、有民主法治素养、能与其他公民和社会组织合作的合格公民。

第五，把法制宣传教育与弘扬法治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弘扬“良法善治”的法治精神，就是要崇尚以人为本，尊重保障人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崇尚正义公平，实现自由博爱，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共同富裕的社会正义精神；崇尚民主法治，坚持人民主权、宪法法律至上、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等原则，规范制约公权力的依法治国精神；崇尚和谐发展，实现法律与自然相和谐、与社会相和谐、法律自身相和谐的和谐精神；崇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在制度上、程序上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宪政精神。

第六，把法制宣传教育同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法制宣传教育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利益问题、社会上存在的焦点难点问题、需要法治解决的现实问题，从情理、道理、法理等多维度、多层次做出回应，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摘自《人民日报》2007年12月5日)2

第四篇：培养公民意识增强法治观念

培养公民意识增强法制观念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公民意识教育，从小的方面说是国民法制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大的方面讲它是国民素质的一种体现。

所谓公民意识就是指公民在爱国守法的前提下，对于自己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的自觉意识。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二是当民众身处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虽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问题上，对公民意识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公民意识所包括的基本内容是相同的。首先是责任感，公民要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能力为他人负责，为社会和国家负责。其次是法律意识，这里一方面是指公民要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维护个人权利，而另一方面要严格遵守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还必须要履行相应的义务。

近年来，随着狱务公开政策的不断深入贯彻和法制教育的不断开展，监狱服刑人员的权利意识明显提高，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往往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在追求权利的同时忽视了与之相应的责任感和义务意识。事实上，公民是一种政治概念，服刑人员就是因为在社会上只要求自我满足的权利而不尽守法的义务，只强调外部的责任，而不愿承担个人责任，因此被剥夺了自由公民的权利。然而即使在服刑改造中，仍有部分服刑人员为逃避责任，不履行改造义务，在权利与义务的问题上耍手段，这种行为就是地地道道的公民意识缺失的表现。因此，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必须在改造中培养良好的意识和习惯，以一个公民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衡量自己的一切言行。生活中首先要做一个守法的人，并且勇于承担责任，学会对他人负责，这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个人衡量自己法律水准的一个尺度。

第五篇：论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

论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

加强公民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化进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公民法律意识作为现代依法治国的内核，其形成和发展既可呈现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也可以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在我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主要依靠政府推进实现法治的国家，要培植法律意识，使全体公民牢固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法律的建立必然要求法律意识培养的率先确立，并且应当将法律观念内化为相应主体的自觉意识——法律意识。没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依法治国的建立。因此，塑造全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中国依法治国的必经之路。

对于培养公民法治意识的作用：第一，公民法律意识是立法的精神源头。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确认和保护什么利益、需求，限制什么需求与主张，往往根据的是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认知以及法律理念构成的法律意识，并会自觉不自觉地受该种意识左右。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与状况意义重大，法律意识对立法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

第二，公民法律意识对严格执法、守法有重要作用。法律能否发挥作用，能否被严格地执行和积极地遵守，重要的是看它能否为人们所接受和拥护，即取决于公民法律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大至国家的立法、司法活动，小到个人的生活、学习，如公民依法纳税，签订各种合同等，都是公民法律意识支配公民做出的。因此，公民法律意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法律活动尤其是执法与守法活动的潜在原动力。

第三，公民法律意识有利于实行民主和监督机制。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和内容之一，实行民主政治，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机制。但在现实中，公民能否积极踊跃地参政、议政，行使监督权，还得看公民的法律意识，看公民在合理、合法的法律要求的基础上是否具有权利主张精神和护法精神。公民法律意识有利于促使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国家管理，有利于社会民主法治化的进程。

那么，如何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呢？

第一、随着我国国民教育和素质的普及提高和普法教育的深入发展，对全体社会成员要全面进行更深层面的法律意识教育。要使每个社会成员都懂得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必须依法行为。

第二、要继续完善各个领域中的立法，使法律法规更具有严密性和细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更加有效地规范和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运转。这种法治社会环境必然“感染”及于每个社会成员，形成普遍的、更具深层面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现代化行政执法、行政管理机制。使执法者意识到其必须依法行政，所行使的行政权力是管理社会和为民服务的行政，消除以法治百姓的传统观念；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司法体制及其相应的监督机制，使司法人员树立严明司法的意识。为此，国家必须逐步完善公务员考试制度和司法考试制度，选拔高素质和相当懂得法律知识的人任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公职。

第三、强化民主与法制、依法治国的法律宣传机制，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形式传播于全社会。要经常不断地运用各种典型实例，有选择地借鉴国外有益的实例，向社会各个角落进行传播，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升华于这种法治氛围之中。

第四、不断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自治。要进一步消融国家优位理念，逐步树立起社会优位理念。要在加强基层民主自治体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独立于政府及其它权力机关的社会中介组织，努力建成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使公民在自治中培养民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同样重要的是，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市场经济对规则的需求，市场主体对权利意识的发育和扩张都为法律意识的成长准备了土壤。从历史上看，正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展了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塑造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塑造了市民社会的自治体制，促进了适合于市民社会的法律理念和制度的形式。

基于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表明，大力培养和增强全社会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也是不可松懈的计划。法律是有一定成本的，不投入就难有回报。一个国家对执法和司法的投入毕竟要受综合国力的制约，目前我国执法和司法投入的不足，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可望缓解或最终解决。因此，立法相对容易，而法律的完全实现尚需一段过程，中国的依法治国自然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 一方面, 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为中国人的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力地推动了法律意识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 社会结构的转型期所具有的矛盾性又使法律意识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过渡转型时期的特点, 具有多元性和矛盾性, 中国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在诸多方面还不成熟, 对法律的性质、功能、态度和信念等方面还存在许多偏颇之处。在新世纪里我们应随着社会的变迁、法律文化的变迁而加大法律意识的变革力度,只有当全民的现代法律意识养成、法律素养提升的时候, 依法治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参考文献

1、程东：《论法律意识》1999年1月

2、李步云 刘士平《论法与法律意识》《法学研究》2003年第４期 第70-79页

6、刘旺洪.法律意识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第288-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