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中的两个读书人形象

第一篇：《阿Q正传》中的两个读书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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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Ｑ正传》中的两个读书人形象

作者：谢祖德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08年第07期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揭露和鞭挞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作，被选进了高中语文教材。在短短三万字的小说里，鲁迅先生为我们塑造了阿Q这个文学史上独特、鲜明又光辉的典型形象，也创造了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这样的读书人形象。本文试图对两位读书人的特点作一些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阿Q悲剧命运的根源，以及现代国人的灵魂。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有相同的特点。

首先，他们的本质相同。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未庄的大家少爷，“未庄只有钱赵两姓是大屋。”身为富裕的有产阶级的成员，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和未庄的贫苦人站到相同的战线，事实也是如此，在小说情节中，我们看不到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对小D们的同情。

其次，他们都对阿Q心狠手辣。平常假洋鬼子听到阿Q骂自己，便扬起哭丧棒，敲在阿Q的头上。假洋鬼子正对赵白眼及另几个闲人大侃自己的革命资历时，阿Q迫切要求革命却找不到门路，只得投奔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哭丧棒，呵斥阿Q“出去”！无情地将阿Q赶出去。这和赵秀才来投靠时的亲切、融洽场面形成鲜明对比。阿Q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穷鬼，他绝不会允许阿Q革命的。赵秀才对付向吴妈求欢的阿Q，毫不手软，当头棒喝，不仅夺去了阿Q的破旧的上衣，还通过地保去逼迫阿Q掏钱了事。他甚至到城里去报官，诬陷、捉拿乱嚷嚷“造反”，渴望通过革命改变自己命运的阿Q。

再次，他们都投机革命。当革命风潮到来时，本来关系微妙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一下子成为情投意合的同志，相约到静修庵去革命。不但师出有名，而且也不会有流血的危险，并且保证终有所获。“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他们将龙牌摔碎在地上，顺手拿走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用野蛮的抢劫行为，滑稽的革命方式，宣告未庄已经革过命。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假洋鬼子和赵秀才之流的玩弄下，烟消云散。两个读书人，玩弄权术，变质革命，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见过世面的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又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的经历不同。

在“续优胜记略”里，作者用一段文字介绍假洋鬼子的身世，为后文情节的发展，以及阿Q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的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

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做„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这一形象连阿Q这样无名无姓、无家可归的雇工都忍不住要骂他，必定为当时的人们所不齿。假洋鬼子回国后，手里拿着黄漆文明棍，头上拖着假辫子，样子滑稽，行为霸道，遇到看不顺眼的阿Q就一棍子。他是土地主与洋绅士的混血儿，既有旧的思想，又有新的视野。

在“恋爱的悲剧”里，作家也介绍了赵秀才。当赵大爷还没有进秀才时，能够“点灯读文章”，可见是有些学识的。但本性是恶的，当“细细排起来比自己还长三辈”的阿Q向吴妈求欢，吴妈哭着跑出去阿Q正发愣时，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杠站在他面前”，“蓬的一声，头上着了很粗的一下”，秀才喝道：“你反了，……你这……”嘴里骂着官话，“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赵秀才恶狠狠地拿着大竹杠，口里骂骂咧咧，不由分说就劈头打下。这形象不是知书达礼的君子，分明是凶神恶煞的屠夫。他是地道的封建读书人，封建的卫道者。

第二、他们的见识不同。

首先，假洋鬼子能迎合新的形势，假洋鬼子是钱太爷的儿子，大户人家的公子，一个读书人的正途就像他母亲所说：“本来可以做大官。”但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已成风气。年轻的钱少爷毅然放弃科举，走进洋学堂，“不知怎地又跑到东洋去了”。这种决定不是轻易能做出的，尽管倍受人们的奚落，但适应了新形势的发展。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洋务，社会上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假洋鬼子没有走投无路，却选择了西学，可见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家里的老母亲到处为他开脱，老婆也为他吃了苦头。而他依然我行我素，穿着乌黑的洋衣，拖着虚假的辫子。赵秀才则思想顽固、吝啬、守旧。他固执地信奉封建的道德，却舍不得将阿Q的破上衣扔掉，拿来做孩子的尿片，还有吴妈的鞋底。他的守旧使自己没有能走出未庄，更不可能感受到外边世道的变化。

其次，两人对待辫子的看法不同。假洋鬼子为什么剪掉了辫子，又装条假辫子呢？我们觉得这是他投机的地方。清廷建立之初就要求人们在脑后留一条长长的辫子，否则有杀头之祸。到清朝末年，不留辫子倒不正常了。钱少爷游学东洋，确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所以没有像《藤野先生》里清国留学生“头上盘着大辫子，高高耸起”，或者“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他辫子毅然被剪掉了，但国内的环境又迫使他留起头发，装上假辫子。等革命浪潮到来时，他就可以扯下假辫子，并把留到一尺多长的头发散开披在肩上。既可显示他是久已剪过辫子的革命者，又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将辫子重又编起。

赵秀才则将辫子视为珍宝，鲁镇的七斤由于进城辫子被剪，“弄得不像人样了”，还引起了一场**。赵太爷“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他不会也不愿将辫子剪掉，当秀才“被不好的革命党剪了辫子”，“全家也号啕了”。辫子是秀才的寄托，也是全家的希望，还是国人的一种标志。则将辫子视为珍宝更是奴性在读书人身上的体现。

再次，革命来临时，假洋鬼子主动去适应，秀才则被动接受。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政治投机分子，但前者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轻易将革命引向变质，后者则显得短视。秀才平时对阿Q敲诈勒索，恶狠狠吩咐地保，将阿Q赶出未庄。但一听到革命党进城的消息，便坐立不安。可巧阿Q只是在醉酒后一通“造反”的嚷嚷，他便被吓得六神无主了，主动直呼其名为“阿Q”。全然没有高高在上的气势，也没有了官腔。当听说革命党进城了，他盘起辫子，主动去拜访素不相识的钱洋鬼子，并托他为自己奔走，弄到银桃子，千方百计地钻进革命阵营。他们的结局各异。

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未庄上的少爷，都是本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但对于新的社会思潮，新的事物，两人的认识不同，目的不同，结局也各异。

在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举人老爷，却看不到假洋鬼子，他到哪里去了？革命一来，他威风骤起，成了未庄第一号革命者。赵秀才开始投靠他，阿Q也来投奔他，平常围着赵家转的真本家赵白眼和那些闲人们，也肃穆地静听他的高谈阔论。他奔走于城乡，和城里的革命党混得很熟，轻而易举地替赵秀才弄到“银桃子”。假洋鬼子是个不甘寂寞，权力欲极强的读书人。他懂得政治斗争的策略，懂得权力的重要。可是阿Q受审时，县府大堂上的官员中，没有见到假洋鬼子。作家没有交代他的去向，给我们留下悬念。但是这样的人物绝不会在未庄安分地呆下去，他会顺应潮流，因势乘便，打入新的阵营，保全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捞取更多的利益。深受封建文化影响的赵秀才，迂腐守旧，很难像假洋鬼子那样顺应潮流，谋求更多的个人利益。他投机革命只是想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依然在未庄做着太爷，只是辫子没了，人也变得消沉。“他们便渐渐的都发生了遗老的气味。”

总之，假洋鬼子和赵秀才代表了新的旧的官僚绅士，他们投机革命，从里面蛀空革命，使中国一天天沉入黑暗里。正是这些投机者造成了“阿Q们”悲剧的命运。《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连同鲁迅先生在《呐喊》里塑造的为数不多的其他读书人形象，如《狂人日记》里反对封建礼教道德的狂人；《故乡》里辛苦辗转生活的“我”；《**》里充满遗老气息的封建卫道者赵七爷；《孔乙己》里善良、麻木不仁、不思反抗的封建文化殉葬者孔乙己；《一件小事》里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深切关怀的“我”；《伤逝》里具有新思想却无路可走的子君、涓生。这些形象表现了作家对文化转型和社会变动时期“人”的精神困惑和出路的探讨，体现了作家的“立人”思想，给人提供了多样的思考。

谢祖德，教育硕士，现居武汉。本文编校：黄碧斋

第二篇：阿Q形象分析

阿Q形象分析

阿Q这一人物形象是世界文学画廊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

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流浪雇农形象，他政治上受着压迫，经济上受着剥削，处在赤贫的地位，甚至连姓氏都模糊不清。但在他身上也有“圣经贤传”的遗毒，存在不少封建落后意识，如“男女之大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

然而，阿Q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是指用虚幻的精神胜利来掩饰或替代事实上的失败。这是一种病态心理，主要症状是妄自尊大、欺弱怕强、自轻自贱、麻木健忘等等。阿Q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的形成经历了这样一个动态演变过程：自尊——自欺——自轻——自虐——忘却（麻木）。开始，阿Q很“自尊”。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忌讳别人提他头上生的痛疮疤。碰到“犯讳”时，他便“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结果，他屡屡失败。当实力较量失败后，只得改换策略，变为“怒目而视”，想以此来补救实力较量中的失败。当“怒目主义”又遭到对手的回敬时，他又只好以自欺欺人的自骄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你还不配!”然而，对手连达个也不允许，阿Q“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他又成了事实上的失败者。这时，阿Q便又改变策略，无师自通地给自己找出“胜利”的借口——“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至此由外在的行为转向纯粹的“精神”实质。但是，这种“腹诽”的方式立即又被对手察觉，并且因此招来更大的侮辱。阿Q不得不公开承认欺凌者行为的合理性，承认别人打自己是“人打畜牲”。这时，他又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于是乎，他又转败为胜了。这种以“自虐”为特征的“精神胜利法”，再发展一步便是“忘却”了。“忘却”成了阿Q赖以生存的法宝。作者就这样一步步展示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发展过程，在淡淡的讽刺中，融进了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融进了鲁迅对阿Q们“哀其 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精神胜利法”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毒害，使正常的人性受到戕害而产生了异化。其次是中国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造成的贫困、保守的生存环境和简单、凝固的思维方式，使人们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和命运，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用自欺欺人的方法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上的寄托。除以上原因外，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与他好胜爱斗，喜欢热闹乃至生理上的缺陷等个人气质、脾性方面的特点有关。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相当大的时空概括度和思想包容量，它集中地反映了普遍存在于中国人身上的精神病症。

阿Q性格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阿Q式”的革命是糊涂的、朦胧的、可笑的，同时也是可怕的。“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就是阿Q所可能提出的革命目标。鲁迅通过“阿Q式”的革命和不准阿Q革命，以及阿Q死于假革命者手中的描写，深刻地批判了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不能引导农民走向正确的革命道路，而且在本质上鄙视农民力量的错误。

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在阿Q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熔铸着鲁迅的历史沉思和对现实人生的深刻解剖，它警醒人们去认识普遍存在于“国人的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是怎样麻醉了人民群众，成为一种阻碍社会改革的历史惰性，使人们从阿Q这面镜子中照见自己，“引起疗救的注意”，也着手疗救自己。

第三篇：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

鲁迅先生塑造的这一农民形象无疑是成功的，这一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具有广泛的普遍性，他不仅代表了农民，也是多重性格特点的结合体。在辛亥革命的潮流中，鲁迅先生认识到了这种革命的主导力量以及现阶段这种主导力量的缺失，所以作此文章来唤醒像阿Q一样的革命的未来主导者，我想，这篇文章在当时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达到了鲁迅先生以及革命者的期望吧，这点从这篇文章在现代小说中的地位不难看出。

但，我们离辛亥革命有点遥远，对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社会形态没有真切而准确的认识，对于鲁迅先生的这部杰作也就少了必备的品味条件。

我是先阅读的著作，后观看的视频。初读的时候，感觉不到阿Q有什么特别，世界中的人们各有特点，阿Q只是典型中的一个，现实中一定还存在着类似的人。后来了解了这部著作的创作背景、观看了视频，才对这个形象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更好的理解。但，我始终会有很多不解，没有答案。或许，只因自己的文学造诣太过低下吧。

对于阿Q的形象塑造，鲁迅先生的成功无可否认。不过，对于阿Q的世俗性历史性的评价，我觉得不够公正和完美。大家都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可悲的，只能显示出他的无能和愚昧，只能证明他是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的；大家也说他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他狭隘保守而又不觉悟，导致的结果只能是人们欢送的“革命烈士”，只能是社会淘汰的对象。

但，我依然觉得，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在阿Q生存的环境中，他的这种“阿Q精神”也是可贵的。

一开始，阿Q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他没有土地，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固定的职业，他唯一有的、属于他自己的就是“自己”，他是自由的，是个存活在社会中的活体。为了生存，他付出了劳动，靠给有钱人家打短工、做帮工来维持生计。他也是正常的高级动物，他有思想，有七情六欲，但“生活”不允许他过正常人的生活，他想娶老婆，有着正常男人的思维却没有“正常男人”的待遇，赵太爷有老婆，赵太爷的儿子也有老婆，可他阿Q，注定是娶不到老婆的，所以，他为了“情”，制造了“恋爱悲剧”，以至于连唯一的一条棉被，最后一件布衫、一顶破毡帽也被赵太爷和低保敲诈走了。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

人是求生欲很强的动物，阿Q也不例外，虽然未庄不再有他的容身之处，但他还想活着，所以，在外面的世界另辟天地成就梦想成为阿Q的最终选择。

事实证明，阿Q活着回来了，并且是衣锦还乡：穿的好了，走路也昂首挺胸了，最重要的是，未庄的人们对他的态度不一样了，就连赵太爷也对他笑面相迎。这种感觉是阿Q没有过的，是舒服又享受的一种快感，他自然地喝酒助兴。当然，阿Q这样的“衣锦还乡”背后是无以启齿的不义之举，不久，他又回到了原点，并加以“贼”的称呼。

可阿Q不断挣扎以求生存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他生活的社会是不一般的社会，他生存的处境是不一般的处境，他的所作所为是生活逼的，他，不过是凡人一个。他是有尊严的，他像所有的正常人一样，希望自己得到尊重，他不希望别人践踏他的尊严，即使是被打，他也认了。他大概也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吧，不是健儿，又没有家人的庇护和支持，孤身一人，无法与打他的任何人抗衡，唯一能做的就是挨打后快速地恢复到正常状态，或许只有精神胜利法才会让他觉得过得轻松一点。他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只靠自己的劳力来获取生存的必需，这并不可耻。他，为了“爱”，抑或不应该称之为爱吧，勇敢追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这，也需要勇气。被逼无奈，离开未庄，他，充其量是一个孤独的流浪者，但他却还有着生的渴望。对于革命，他比任何人都积极，虽然这种只为自身考虑、为摆脱现有生活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态度是不够端正的，但他始终是愿意趟革命的洪水，这种追求美好的心态应该是好的吧。

可阿Q的力量太过渺小，他不懂得人是无法改变社会的，要生存就只能学着适应社会，即使这种社会、这种社会中的生活不是你想要的。他不懂，所以他败了。

他，愚昧吗？是的，但当时的社会中没有几个真正清醒的人，抑或天生他就是有点弱智；他，无能吗？是的，但把我们放在他的位置，我们也是一样的无能；他，妄自尊大吗？是的，但他充其量就是现在社会中特喜欢显摆的一个人而已；他，自轻自贱吗?是的，但精神胜利法有时候也会让人有活下去的勇气；他，不觉悟吗？是的，但他只是迷路了的孩子，革命的路灯还没有照耀在他身上„„一切的一切，不是他能左右的。

鲁迅先生的笔锋很是犀利，从《阿Q正传》的主要人物来看，他笔下的社会中的人们都是可悲的。阿Q，无疑是，未庄的人也是，他们恃强凌弱，麻木不仁，但每个社会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阿Q和未庄的人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代表而已。现在的社会，也一样。

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是高度文明、和谐温暖的社会，也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是物欲横流、勾心斗角的社会，其实，大家说的都对，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不断进步的阶段，人们的文明程度提高了，和谐水准提升了，可物欲也高涨了，勾心斗角的本领也进步了，这只是历史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已，没有完全理想的美好社会，也不会出现彻底绝望的地狱社会。

我想，鲁迅先生对自己当时生活的社会看得一定很透彻，要不然也不会有如此伟大的不朽之作问世了，可惜的是，阿Q的命运掌握在鲁迅先生手中，而，我们的命运，掌握在真正的社会手中。

阿Q平时和别人赌钱几乎是“每赌必输”但他至少是赢过一回。这就是在未庄赛神的那个晚上，“阿Q赢了再赢，铜钱变成了角洋，角洋变成了大洋，大洋变成了叠。”可是经过一切莫名的打斗，阿Q的一堆洋钱却不翼而飞了。此时此刻，换了任何人我想都会追查到底，而最后可以想象无非是浪费了人力、才力、物力，结果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或者来个悲痛欲决，再者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对于这样的事，我们有必要先弄清钱和人的关系。到底是人支配钱，还是钱支配人。很多人可能会反对我的说法，但如果象他们那样种种的话难道不就是“钱支配人”了吗？掉了钱就寻死寻活？和阿Q比那是一定的差距的，虽阿Q的所作所为不够好看，但他毕竟“想开了”这里充分体现了精神胜利法的“乐观主义”内涵。“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乐观能使我们永远快乐的存在。

又如，阿Q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什么东西。”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其祖是干什么的，但他始终相信先前要比现在好的多。可见他也认识到现在的落后，表现出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鲁迅先生说阿Q完全“不正视现实”，从这里看来是不够准确的，也许正因为有着“先前阔”的情感支撑，他才能“忍受悲苦”“笑看人生”“走完短暂的生命”。

有人说：“人生的目的就是尽力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讲，阿Q短暂的一生是完整的快乐的，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他善于求自己的快乐，他宁愿把现实看的朦胧一点，把现实看得对自己有利一点，这样做也就自得其乐了，所以我可以说阿Q为自己活了一回。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只要他认为是值得的是无怨无悔的，别人无权干涉。阿Q乐观潇洒的一生，直到最后的“大团圆”也不曾后悔过，又有什么遗憾呢？我们这些人总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却很少考虑其中有多少合理性成分。这是不人道的。正是阿Q的精神法帮助了自己，让他能够度过一段至少他自己认为快乐的生命。否则，只能是心力交瘁，郁郁而终。阿Q生存方式多少也会给我们一定的生活启示：我们现代人是否需要一个可供自己“疗伤”的心理港湾和精神家园呢？不必怀疑自己是否有“阿Q嫌疑”那没有错。在如今激烈的竞争中我们时时都在阿Q，只是有的人不敢面对罢了。

回想你的生活，回想你的言行，你是否常用精神胜利法来疗以自慰？当你遇到挫折时，你总会对自己说明天会更好。当你面对无法排解的问题时，你总会说阳光总在风雨后。当你技不如人的时候，你总会说总有一天我会比你更厉害。当你求职受挫时，你总会说不要我是你的损失。当你遇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还要否定你不是精神胜利法的忠实拥护者吗？至少我不会否认，相反我会大声的说我需要“精神胜利法”。

第四篇：《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

《阿Q正传》中阿Q的形象分析

内 容 摘 要

摘要：《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写于1921年的作品，他就当时的旧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现状深刻地去揭示了当时农民的精神面貌，意在唤醒麻木中的中国人民，希望他们觉醒起来救中国，使中国人不再受欺辱，不再受奴役。他的作品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我主要是从阿Q这个人物入手，抓住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以及他的种种行为去写，具体分析了他的精神胜利法和革命历程，揭示出人物的弱点，点明了人物性格的可悲性，以及由此去阐发了阿Q革命的失败和下场的悲惨的必然性。同时，也警醒国人，不要再让阿Q的悲剧在中国上演！

关键词：畏强凌弱 精神胜利法 狂妄自大 革命

阿Q，是鲁迅笔下的一个典型文学形象，更是一个旧中国下层农民的真实再现！他的出现，不但震惊了旧中国，敲打着每一个中国的心坎，同时，也震憾了世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阿Q正传》创作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最著名一篇小说，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鲁迅先生用娴熟的笔法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世界文学画廊中的著名形象，让阿Q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甚至家喻户晓的名字。阿Q形象不但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在今天在世界都引起了不小的震憾，催人警醒，促人奋进。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

○

1③①

②阿Q正传》是一篇中篇小说。鲁迅著。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鲁迅以巴人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分章刊载，共9章。后收进小说集《呐喊》。

②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汝南县。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③传：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

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阶级特征、性格特征的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因此《阿Q正传》的主题是永恒的，阿Q形象永远是一面镜子。小说中的阿Q和未庄的贫苦农民，虽然有改变自身生活处境的渴望，但愚昧、麻木、不觉悟，严重的精神胜利病，典型地提示了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写下了一段中国人的心灵史，说明了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小说入 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受压迫、受剥削、受愚弄的下层农民形象，他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一无所有，最后糊里糊涂地被处死，但他却并未觉醒，没有去为被抓被杀而担心，反而在意 的是如何让看客更满意自己的表现，真是可悲可怒！整篇小说中，鲁迅用形象的手法，把中国农民麻木不仁、不觉醒的形象赤裸裸地血淋淋地展现在国人面前，使中国人从内心受到震憾，从而觉醒，促使他们去奋争，去改变命运。他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他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这是鲁迅写《阿名正传》的真正意图。在分析阿Q这一形象时应突出两点：一是要把他的主要特征—精神神胜利法突出来；二是应抓住他革命的全程。

一、阿Q的“精神胜利法” ①

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多方面，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

①②

②阿Q的“精神胜利法”：它包括盲目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软怕硬、麻林健忘等。优胜记略：记住好的，忘记不好的。

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即使现在我们南斯拉夫大的大使官被美国人炸了、战斗机在祖国南海上空被美国飞机撞废，国人怎样？还不是嚎叫几声、美国人出来个道歉就算了事，国人已经心满意足了，这就是阿Ｑ劣根在国人身上烙下印记。

（三）善于取巧

阿Ｑ本来痛恨革命。等到辛亥革命大潮流震荡到未庄，赵太爷父子都盘起辫子赞成革命，阿Ｑ看得眼热，也想做起革命党来了。但阿Ｑ革命的目的，不过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于革命意义，实丝毫没有了解。所以一为假洋鬼子所拒斥，就想到衙门里去告他谋反的罪名，好让他满门抄斩。《华盖集·忽然想到》那一条道：“中国人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国虽完，自己决不会吃苦的；因为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这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远存在。在中国唯有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了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善于投机似乎成为中华民族劣根性之一。

（四）狂妄自大

阿Ｑ虽是极卑微的人物，而未庄人全不在他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进了学，阿Ｑ在精神上也不表示尊崇，以为我的儿子将比他阔得多。加之进了几回城更觉自负。“但为了城里油煎大头鱼的加葱法和条凳的称呼异于未庄，他又瞧不起城里人了”。中国人以前动不动自称其国为数千年的文明之邦、地大物物博，自己是轩辕华胄，神明贵种，视西洋人为野蛮民族，毫无文化可言。及屡遭挫败，则又说西洋人所恃的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所有的不过声光化电而已，谈到礼教伦常则何能及我们万分之一？甚至于饱受西洋教育的辜鸿铭做高尚光荣的符号，当别人嘲笑他时就说“你还不配„„”呢？

阿Q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复杂的矛盾体，他是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典型，也是一个令人可笑、可叹、可悲和可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阿Q正传》突出地展示了附着在阿Q身上根深蒂固的精神胜利法，也刻画了他性格里的种种复杂因素，这些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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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还说中国人随地吐痰和娶妾制度是一种精神文明。这何异于阿Ｑ将自己头上的癞头疮疤当辜鸿铭——字汤生。１８５７年７月１８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９种语言，获１３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识毒害所造成的复杂的生活性格，“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使人深思而感愤。

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

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后，受到人们的“敬畏”，不过因为他在城里给白举人家里帮过忙，手里有现钱，有些便宜货，还知道城里一些见闻。因此，掌柜、酒客、路人都对阿Q“刮目相待”，王胡等人对阿Q也“肃然”，妇女对有劣迹的阿Q也不再躲避，而是主动赶着要买他的东西。这一切深刻揭示了国民趋炎附势的本性。然而，当阿Q的底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又由对他的“敬而远之”到“斯亦不足畏也矣”，更说明了世态的炎凉，人们的愚昧无知。不由得使人发问，这样的国民，不改造行吗?阿Q的又一次走投无路成为必然。在阿Ｑ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Ｑ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Ｑ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Ｑ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Ｑ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Ｑ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Ｑ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Ｑ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Ｑ，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Ｑ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Ｑ的遭遇给予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Ｑ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二、阿Ｑ的性格特征

阿Ｑ的革命要求是模糊而幼雅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改变长期屈辱地位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夹杂着许多落后的意识和营私利已的思想，他的革命甚至达到敌我不分的严重地步。阿Q这种芜杂而落后的思想，注定了他“投降革命党”的失败。他革命的目标无非就是杀仇人、抢钱、选女人。他这一革命的思想其实代表了许多农民的革命思想，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长远，更不可能为中国的前途命运着想，他们只顾眼前的利益，这就注定这样的革命是失败的。这也告诉革命的领导者，要革命，必须得唤醒广大民众的觉悟，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阿Q投身革命的历程从客观反映上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在中国民主革

三、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阿Q，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样的人，注定他一生失败，最后只有在悲惨中死去。他的下场是可悲的，但他的人格精神更是可恨的，假如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能够早日觉醒起来，相信，今天的中国会更加繁荣，更加强大！追溯历史，如果中国人民能早日觉醒，不受诸多封建礼教所束缚，早日挣脱各种牢笼，放开手脚大干，又何来东亚病夫之说？又何来割地赔款？又何来香港、澳门的被统治那么久？更不会有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皇俄国所占为己有！正是思想的不解放，不觉悟，使得一个曾经强盛的大国变为近代的瓜分对象，这是何等的悲哀和屈辱！

如今，阿Ｑ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个形象至今仍有现实教育意义，能激励人们进一步向旧思想的残余影响做坚决的斗争。

鲁迅先生能在中国潦落的低谷 “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暴露国民的弱点”，让读者了解长期封建统治所造成的可怕的国民的愚昧，文章起到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在用文学手段唤醒国民的同时，又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它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阿Q这一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提醒大家：中国的任何革命必须注意解决亿万贫苦农民的问题。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只有唤醒广大的农民，才有可能获得革命的成功。这样，我们就能深刻地认识到作者写阿Q倾向革命的本能，显然是提醒革命者：广大农民是有革命要求的，决不应该视而不见这支力量。归纳起来，这篇小说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看法，体现了鲁迅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热切的爱国之心。

在现实生活中，“阿Q精神”有时也有一定的作用，对于心理失控的人来说，它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获得自我安慰自我解脱，不至于因心理压力得不到正确疏导而做出失去理智，譬如打人、毁物甚至杀人、放火或者自杀之类的偏激行为。如今，“阿Q精神”已经走出了中国国界，成了“国际通行”的医治心理疾病的辅助手段，在治疗人类心理失衡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再“孤芳自赏”了。我们对“阿Q精神”这一宝贵的“国有资产”，应当好好利用和开发，使其在治疗心理疾病，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方面，充分地发挥它的潜能。但我们不能把它当国宝而爱不释手，毕竟它不过是一种麻痹思想的方式，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有效手段，所以我们用它要慎之又慎！如不这样，我们有些国人会以此为借口，甘自堕落，从而走向人生的绝境。

我们中国人历来喜欢摆好的一面给大家看，掩盖自己不好的一面，除了爱面子，更重要的还是封建残留思想在作崇，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这一切，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只有在适当应用阿Q精神的同时，客观去面对一切，不要把阿Q精神当法宝，再继续麻痹自己，束缚国人，不要让历史重演！让阿Q真正成为永远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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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孤芳自赏：把自己比做仅有的香花而自我欣赏。比喻自命清高.。

第五篇：《阿Q正传》

《阿Q正传》的主要内容

写于1921年的小说《阿Q正传》，是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典范之作。鲁迅说过，他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伪自由书·再谈保留》），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主人公阿Q这一形象，我们不难发现，阿Q实际上是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作品中的阿Q是一个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贫苦农民。在旧中国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阿Q贫无立锥之地，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甚至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他终于被剥掉最后一件布衫，连恋爱的权利也没有；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永远都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他的现实处境是如此悲惨之至，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阿Q对自己的失败命运和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和粉饰态度。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上的“精神胜利法”：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悬揣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蒙受了“生平第二件的屈辱”，“拍拍的响了之后”，“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就忘却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之类）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之后，就自欺欺人，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精神胜利法”使阿Q虽受尽剥削和欺凌却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的地位。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游荡，被迫作为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既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的某一点，使其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成功塑造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在小说中阿Q的精神胜利法明显打上了近代社会急剧破产，不能掌握自己命运、又找不到出路的不觉悟的农村流浪雇农的阶级烙印。小说对未庄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阿Q精神胜利法与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封建等级制度的联系，与小生产者的落后、闭塞、保守、软弱地位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Q是一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另一方面，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是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接连 1

失败的中华古国屈辱地位的产物，是一种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力，安于并掩饰民族落后与被奴役命运的民族精神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国民性弱点”。鲁迅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现状长期深刻的研究中，发现了阿Q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他的《阿Q正传》正是对于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自我批判，并从这实事求是的清醒批判中寻求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阿Q正传》的主旨及历史价值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阿Q是中华民族中具有精神胜利法弱点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写出了“一个旧时代中国农民的魂灵”，具有十分广泛的历史概括性。

《阿Q正传》艺术特色

1．喜剧的外套，悲剧的内核

《阿Q正传》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用喜剧的外套，包装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Q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他的下场令人同情，令人感叹，但这一切又是通过阿Q日常生活中富有喜剧性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所以读《阿Q正传》时，人们往往被阿Q可笑的言行逗得忍俊不禁，可是掩卷沉思，又不免悲从中来，为阿Q的不幸遭遇而唏嘘叹息，也对残暴的统治者切齿痛骂。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在小说里相互交织、融合，构成这篇小说最大的艺术特色。

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鲁迅曾经给悲剧和喜剧下过定义。他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的被压迫者的地位和他身上具有的勤劳吃苦的劳动人民的优点，以及他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无疑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一生备受剥削，人格屡遭污辱，最后又惨死于冤案，这样的命运遭际更加令人同情，他的死令人痛心。但同时他身上确实又存在许多“无价值的”东西，尤其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欺软怕硬，他的狡猾无赖等等，在小说里显然遭到作者的否定和批判。小说正是在悲剧性和喜剧性相互映衬下展开了艺术描写，使作品读起来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使那悲剧性的东西更加令人深思。

这篇作品悲剧和喜剧交织融合有两种表现。一是作品的前面大部分章节喜剧性较强，集中表现在“优胜纪略”“续优胜纪略”和“恋爱的悲剧”三章中；而后面两章的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喜剧色彩越来越淡，尤其到了“大团圆”这一章，读者几乎笑不出来了。这是作者写作过程中表层的由喜到悲。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喜剧情节中包含着悲剧的因素，比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打他嘴巴的情节，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喜剧性十足的场面，但骨子里却是悲剧性的，说明阿Q地位之低下无以复加；又如阿Q被赵太爷剥夺了生活来源之后，阿Q去静修庵觅食的情节，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个喜剧，跳进菜园时可笑的动作和表情，被老尼姑发现时的无赖相，以及被狗追赶后的落魄相，都令人捧腹大笑，但笑的背后却是令人鼻酸的阿Q的可怜。小说中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

2．白描的手法

鲁迅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又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无可吝惜，宁可将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不可将sketch的材料拉长成小说。”这一思想表现在作品里，就是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最经济、最简练的笔墨，把描写对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赵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场面：

„„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寥寥数笔，就把赵太爷这样一个土霸王的横蛮霸道的嘴脸活画出来了。又如写假洋鬼子

吹嘘革命的那一段：

洋先生„„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肯。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

极经济的一段话，就把一个满口鬼话，胡侃乱吹，捏造革命资本的假洋鬼子展现在读者面前。

有时候，作者的白描可以用一个字一个词，准确形象生动地表现人物思想性格。如“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的“摩着”“呆笑”；假洋鬼子“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的“白”字；“甚而至于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的“钻”；等等，无不生动传神，表现了作者高超的白描能力。

3．杂文式的笔法

这篇小说的杂文式的笔法，给读者非常突出的印象。

首先，小说处处使用幽默、尖锐、诙谐的语言，进行讽刺、挖苦、调侃。或反话，或夸张；或大词小用，或庄词谐用。其最终目的，就是撕下假面，揭露真相。如阿Q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之后，作者这样写道：

„„阿Q虽然常优胜，却直待蒙赵太爷打他嘴巴之后，这才出了名。

„„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至于错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说。所以者何？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

笔调中幽默与讽刺俱下，讽刺中含着幽默，幽默中充溢着讽刺辣味。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的趋炎附势的奴性心理。又如第九章，写“光头”和“长衫人物”审问阿Q，一面鄙夷阿Q的“奴隶性”，装出一副“维新”的神气，一面却把笔硬塞在阿Q的手里，逼他画押，把要求革命的阿Q当作游街示众和枪杀的材料。这就有力地揭露了这帮人虚伪凶残的本性和反动面目。又如写阿Q被捕的场面，把总在黑夜中带了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围定了土谷祠，正对门还架好机关枪，而阿Q却还在睡梦里，直待被擒到土谷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方才有些清醒。这是一幅绝妙的漫画，真实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凶残、怯懦和愚蠢。这一讽刺无疑是深刻的，令人深思。

作者对待不同的对象所运用的讽刺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像阿Q这样的被压迫者，他的讽刺是善意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讽刺；而对统治者的讽刺却是无情的，是匕首，是投枪，他要把这些丑恶的灵魂挂在十字街头枭首示众。

作者经常站出来进行一番议论，这种议论是杂文式的。如第四章开头：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按照传统小说的写法，这是多余的；然而鲁迅写来，异常深刻、贴切，以此讽刺精神胜利法。又如，写阿Q想到应该有一个女人的时候，议论道：

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显然阿Q本人没有这么高深的思想，而是作者站出来的直接议论，以此说明阿Q的思

想毒害来源于封建统治者。又如，在描写阿Q因捏小尼姑的面颊而产生飘飘然的心理之后，作者议论道：

即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东西。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这显然是作者直接对传统文化和阿Q精神的批判。我们看到，《阿Q正传》里的议论，并不影响小说的形象生动性，反而增强了它的讽刺性，加强了小说主题的深度。因为鲁迅的杂文，本来就是以形象取胜，是一种形象的议论。我们还看到，作者的直接议论，也是充满讽刺、嘲笑、挖苦。以杂文式笔法融入小说创作，可以说是鲁迅的一大创

《阿Q正传》主题思想:

文章主人公阿Q代表了当时的中国人。无论是从文中各个人物的意识形态来看，还是形如留辫者的字母 ‘Q’，在在都透露出鲁迅暗指的真实人物—中国人。文章不留情面地讽刺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自我麻醉、自我满足、自我解脱与逆来顺受的心态，以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一种劣根性，包括自私自利、欺软怕硬与精神胜利法。在为中国人指出这些缺点时，鲁迅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但如果读者对中国人加以仔细的观察，会发现他所描述的这种阿Q心态在当今社会中并没有消失,这也让我大吃一惊。不同于其他的作家，鲁迅更注重反应社会与人性的丑恶，而且他企图通过一种让读者产生反感的方法来让人理解他的想法。

《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个怎样的人物形象？

《阿Q正传》继承我国小说的民族传统，用“传”的形式构成全篇。小说紧紧围绕阿Q而“传”，自始至终以阿Q的活动作为唯一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写出阿Q短暂而可悲的一生，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的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

阿Q给人们留深刻的印象，具体如下：

一、阿Q这个形象令人笑中带泪。对于失败、屈辱、窘境等人生中难免遇到的事，一般的、正常的人会悲伤之后继续奋斗；愤怒之后难以忘怀；不满之后努力改变困境。但阿Q却不然。他自有他一套独特的、但同时又是病态心理表现的对付方法，那便是“精神胜利法”。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是阿Q令人笑中带泪的原因所在。

二、阿Q这个形象令人既同情又痛恨。令人同情的是阿Q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充满着屈辱、贫苦，挨饥受骂被打不绝。他在未庄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阿Q既丧失了做人的人格、尊严，如不能姓赵，否则便挨打。又是一无所有的：他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能借住在土谷祠中，靠给人打零工为生，老婆、孩子更是痴心梦想，而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低的、最根本的需要啊！但在那个社会，这只能是阿Q的美梦而已。这就使阿Q愈发人不像人。而到最后，阿Q竟被枉杀，以被错杀而结束了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所有这些，无疑是令人深感同情的。但同时，阿Q又是可恨的：他沾染了许多的陋习：赌博、喝酒、偷了东西还耍赖，更甚至明里、暗里地耍流氓，调戏妇女。

三、阿Q这个形象又是辛亥革命前后被压迫、落后、不觉悟农民的缩影。

总之，阿Q是个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过目难忘的辛亥革命前后不觉悟、被压迫的农民形象。

《阿Q正传》的人物性格是什么？

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

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