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深议司法改革

第一篇：浅说深议司法改革

浅说深议司法改革

【观点】司法改革是难事，也是必须做的事，如果只说不做，则司法改革就只能是一个话题，而现实生活中的司法生态确在每况愈下，这种生态恶化，势必破坏司法公信力和执政党的公信力，必势必影响社会的进步与稳定，所以司法改革不能只说不做。为使司法改革增加可行性，可以先议先论，深入研究，广泛议论有利于尽早形成改革共识，尽早形成改革方案，有了方案还可以再议论，在可行时，报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再修改现行法律，司法改革就有可能实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司法改革，表明党中央看准了当下司法体制和机制中的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弊端，司法改革是一件大事，上关国家体制，下涉普通公民的宪法权利与法律设定的权利，中涉法院能否公平公正的行使国民赋予的司法权力，能否依法作出正确的判决。司法改革涉面广，涉事深，涉时长远，改革要正确，要有赖于决策部门认知正确，要使认知正确，就要广议深论，集思广益，还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基于此想法，对司法改革发表一点浅说浅议。

第一，从浅处说，司法改革可以先改法庭的内部设置。现在全国大多数法院都修建了很豪华，很奢华，很土豪的办公大楼，但法庭内给出庭辩护人和代理人留的座位很小，特别是桌子很窄，几乎放不下什么材料，而且一般只有两个坐位，当事人如果是三位以上，第三个当事人则只能坐于桌子傍侧，无桌面放置辩护代理案卷。这种设置不利于律师开展庭上辩护或代理工作。从律师的专业角度看美国司法题材的影视剧，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情节是，当事人出庭坐位前的大桌子，那桌子的宽度近80公分，长度可容下四至五个当事人，如果当事人多，可以让律师坐在前排，被告人坐在律师的后面。笔者从事律师工作后才知道，要真正实行抗辩性的庭审，而不是装样子的辩论，公诉人、律师确需要一个大桌面摊开书证材料，以利举证和辩论时加以引证阐述辩护或代理意见。不是说小桌子不能使用，而是说大桌面有利于辩护代理工作，从法庭的设置上，体现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尊重保护人权的具体体现，也是避免或减少错判案件的一个保证。法院既能修得起豪华办公楼，那么将法庭内的桌子搞大一点，应当并不困难。

第二，从深处说，司法改革要有树立明确的司法宗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理直气壮的提出司法要努力实现的社会公平正义，据此，公平正义应当成为司法宗旨，并应当写入相关法律，成为司法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以往有人提出的司法服务于经济建设这类司法宗旨应当放弃。因为从特定的角度看，经济建设是资本的运动过程，是人为活动将货币资本变为实物资本并产生利润的过程，司法为经济建设服务似乎是表明司法为资本服务，这很容易导致司法忽视非资本方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法院如果表示为资本服务显然是丧失公正立场，成了某特定当事人的保护神。人民法院应当成为引领社会公平正义的旗手，法院的判决应当引导社会公正正义之风。从某种角度看，法院不仅是司法机关，也是执政党的宣传部，而且比管理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宣传部的作用还要大，宣传部门只说不做，而法院是又说又做，一份判决书在社会上比《人民日报》的十篇社论都管用。例如，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彭宇案的判决，使人们普遍认为，扶老人未必有好下场，中国传统文化处世哲学关于“个人自扫

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说法，确实是硬道理。

第三，司法改革需要社会进步舆论的支持和监督。没有社会进步舆论的支持，司法改革不容易为社会各阶层及国民公众所理解和支持，同时，司法改革也要接受社会媒体与国民公众的监督，以便于试错和及时纠错。

第四，确定司法改革方案不亦全过程闭门造车。司法改革的方案不应由小班子闭门造车，而应当有较大范围的专业思考、研讨和设计。改革方案应当经过一定范围国民公众代表的理性辩论。实践证明，小圈子里的小班子关门搞大的方案总是容易先天不足，挂一漏万。

第五，司法改革方案内容不要排斥借鉴、吸取法治国家的普遍成功做法。譬如，如何设定法官的审判权力？时下，很多学者或法官都认为中国法官的权力太小，或是影响法官自主完全行使审判权的障碍或阻力太大。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评断中国法官握有审判权力的大或小，应当有一个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似才可能看清权力界线，进而看出权力的大或小。与美国的司法制度相比较，由于美国审判制度中设有陪审团制度，并负责认定事实，在法庭上认定事实的权力已不由法官行使，而由陪审团行使。法官负责审核、认定证据有效或无效，所起作用是用证据引导陪审团认定事实，仅是引导，而不是强迫或命令陪审团按法官的意志认定事实。法官另一项职责是根据事实和证据，决定适用的法律。美国的法官是独立审判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制作判决书不需要加盖法院公章，法官签名就具备生效的条件。但法官同时要接受公众社会和媒体的全面监督，法官判错案件，要接受公众和媒体的批评，法官个人要承担法律责任。而我们的法院，法官并不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媒体未经批准，不准监督或批评法院和法官，即使通过党报内部监督途径或是党报内部的途径，向省以上领导机关反映法院违法或枉法裁判的情况亦非常困难。法官审理案件既有权力认定事实，又有权力决定适用法律，同时还有权力不接受媒体监督，这么比较，人们不能不认为还是当下中国法官的权力大，至少有名义上受监督，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的权力。中国现行的陪审员基本是个摆设，没什么用，搞不好还起相反的作用。如果司法改革真能使陪审团有用，则至少目前一些的国企高管勾结私企业主，利用职权违法违规、低价转让国有企业的高质国有资产的案件，在法庭得不到司法支持，重大违反国有资产管理法规的行为，就不大可能通过法院的民商事审判披上合法的外衣，并把枉法裁判的判决书作为对抗中共中央或地方党委各级纪委的免罪免诉牌，个别不良法官也难以枉法发国难财。

第六，法官参加合议庭审而不议，应改为审而必议，不议即失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方式是，九名大大法官按任职年限长短，由任职时间长的开始，九个法官每人都必须写出对在审案件的审判意见，该意见必须附于卷内。案卷对其他不承办该案的法官开放，其他法官可以阅读九名大法官的审判意见，审判意见撰写的好与差，专业阅卷者一比较，就会一目了然。这种审理案件的方式要求法官必须钻研法律的真意，必须全面阅读案卷，必须对在案证据作出分析和评断，必须依据有效证据恢复或确认事实，必须阅读和回应律师的辩护或代理意见，否则，难以写出令人信服的审判意见和判决书，也难以回答社会各方和媒体有针对性的质疑。以此种方式审理审件，当然错案率比我们时下审判方式的错案率要低的多。实行这样的司法审判制度，久之，想不成为高素质的法官也有点难。美国在世界上是人均诉讼

案件最多的国家，也是成年人人均拥有枪只最多的国家，还是法院系统比较复杂的国家，因是联邦制，联邦和州各有法院系统，州法院审理涉州法律的案件，联邦法院受理涉及国防、外交、州际贸易和联邦宪法权利的案件。近30年来，我们很少听说美国哪个法院作出判决，当事人不服该判决，手持枪械到法院找法官评理算帐，原因何在，当然首先是法治精神被公众普遍接受和信奉，其次，则至少是判决书向当事人乃至于向社会媒体公众公开充分的说明审判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公开而充分的阐述法理，当事人即使败诉，也心服口服，或口不服已心服，当事人心服，则有枪也不会违法闹事或上访信访。

第七，庭审法官应当回应当事人或律师的意见。当事人因自己不懂法律与诉讼，才花钱委托律师代理诉讼，而当下许多判决书或裁定书并不回应律师的辩护意见或代理意见，实质是无视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尊重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仅是让当事人在庭上经允许说说话，而是对当事人委托律师提交的证据、发表的意见，应当作说有据有理的回应。庭审法官或判决书坚决而长期不回应，就使律师的辩护代理制度成为虚设或空转，当事人支付的律师费也付之流水。法官不接受当事人的意见和诉求，应当在判决书中回应说明事实和理由，为何不支持；同理，支持当事人意见和的诉求，也必须回应说明事实和理由；要判而有据，决而有理。并且经得起公众和媒体有针对性的专业质疑。时下，法院的判决书常常回避代理律师的意见，不回应，不说其有无道理，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做，当然判决裁定案件可以省时省力省脑，但判决或裁定书没有说服力，当事人心口皆不服，其原因至少是判决所据事实和理由很不充分。

第八，判决书应体现公平正义的司法宗旨。在当下，法院的判决书要不要体现公平正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民商事案件的判决书无须体现公平正义，时常看一些民商事案件的判决书，善意守约的未见得到同情，恶意违约的未见受到遣责，是非不清，黑白不辩，判决书说服力不足，这或许就是缺失公平正义的结果。判决书如果体现公平正义，于善意守约守法者予以同情保护，于恶意违约违法予以遣责和纠责，久之，司法判决就会深得人心，司法公信力自然得以建立。

第九，公开审判案件的判决书裁定书必须向社会公开。公开审理的民商事案件不涉国家的国防、外交，不涉政党、政府的人事组织密秘，只涉双方当事人的私权益争议纠纷，判决书没有不公开的理由。司法公权力的行使和运用应当接受公众的监督，凡是法定公开审理的案件，从立案开始起，就应纳入公众公知的视野，因为，公众有权利知道法官是否在公正、公平的审理案件，所作判决裁定是否判而有据，决而有理。有的法官不赞成公开判决书和裁定书，理由是判决裁定陈述的案情会披露或公开当事人不想让第三人或外界知道的商业秘密，所以未经当事人同意，法官有权不公开判决书或裁定书。这种意见的理由并不成立。当事人选择了依法诉讼，就应当服从法律的规定。判决书与裁定书的公开是实现司法接受监督的基本条件，否则公众无法知悉或判断法官是否依法公正判案，而没有枉法裁判，为此，当事人的私益应当服从社会公益。当下是有很多当事人不同意公开判决书，例如侵犯他人著作权、专利权而被起诉的当事人，又如用已被规划部门撤销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虚构土地规划用途，再将没有规划许可的土地出租给他人，骗取承租人的巨额土地租金的诉讼当事人，还有与个别法官进行私下交易，在判决书上已留下法律人一看就明白的痕迹的诉讼当事人，他们当然都反对公开判决书，因为这种判决书经不起监督，公开判决书、裁定书，这些人就会受

到公众和社会进步媒体的遣责，他们再次实施诈骗的成功率就会大大下降，为了维护不法利益，他们当然要反对公开裁判文书。

第十，不应将法院审判工作神密化，司法改革也不要过度神密。过去，曾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压倒一切，法院是统治集团实行阶级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法院当时主要承办审理镇压各种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案件，民事案件很少，诉至法院的民事案件主要是婚姻纠纷。有的领导因此认为，法院审判工作都是秘密，审判不能公开，审判工作不应当接受有关部门或公众监督，这种看法似乎有点道理。但1979年开始至1980年代平反纠正的大量冤假错案已经证明，审判工作脱离监督将会发生巨大的社会危害。现在国民面临的情况是：民商事案件成倍的增长，民事案件的原告、被告都不是阶级敌人，可能有自己的合理诉求或合法权益。因此不能说法院判被告败诉，就是专被告的政，反之，亦然。当事人诉至法院请求司法救济，法院裁判案件是宪法和法律授予的职权所在，与专政没有关系。既然不是专政，既然是依法行使司法公权力，就没有理由不允许公权力授权人之一的公民个人和公众监督审判工作。从普世的经验做法看，实施对法院、法官的监督，有利于防止或抑制司法公权私用，有利于缩小法官任意裁判案件的空间。而真要实施实现监督，恐怕首先要破除法院是专政工具、因其特殊而不受监督论的影响。当下，可以先试试党报对司法工作开展监督，一则党报是主导媒体，二则党报讲原则和立场，三则党报新闻报道水平较高，由党报承担社会监督工作在当下也可能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党报尚不能或不准监督司法机关，则其他形式的监督也只能是空谈。

第十一，研究司法改革方案应当动员社会智力资源出主意、想办法、发议论。辟如可以考虑请高等法学院校设计若干个司法改革方案，而后请各有关方面的代表评头论足，评判长短，目的是集思广益，开拓与修正思路。

司法改革是难事，也是必须做的事，如果只说不做，则司法改革就只能是一个话题，而现实生活中的司法生态确在每况愈下，这种生态恶化，势必破坏司法公信力和执政党的公信力，必势必影响社会的进步与稳定，所以司法改革不能只说不做。为使司法改革增加可行性，可以先议先论，深入研究，广泛议论有利于尽早形成改革共识，尽早形成改革方案，有了方案还可以再议论，在可行时，报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再修改现行法律，司法改革就有可能实现。

文/闫欣（北京天铎律师所律师）

第二篇：司法改革

中国法院网讯(张先明)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社会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应邀出席发布会，全面介绍了“四五改革纲要”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推进措施。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特点

谈及“四五改革纲要”的制订起因时，贺小荣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纲要”，并报中央审批同意。

作为指导未来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在谋篇布局与内容设置上体现了四个重要特点：一是整体性。纲要提出的改革举措严格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司改意见“对表”，是对中央改革任务的分解、延伸与细化，兼顾了人民法院牵头和参加的各项任务。凡是人民法院牵头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详细，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门推进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原则，侧重协同推进。二是系统性。纲要充分考虑了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在内容设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够相互呼应，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三是科学性。纲要内容主次分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作为重要抓手，将健全审判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做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四是连续性。纲要立足中国国情，科学研判形势，在总结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成果经验基础上，结合前期试点工作，确定了需要继续推进的项目和需要调整的内容。

二、主要内容

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四五改革纲要”针对8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建立分类科学、结构合理、分工明确、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贺小荣指出，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动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与之配套的，则是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三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四是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确保一线办案法官即使不担任领导职务，也可以正常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五是完善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四五改革纲要”就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作出了安排。

贺小荣表示，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在管辖制度方面，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确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的民商事案件和环境保护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巩固铁路运输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将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统一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改革部门、企业管理法院的体制。三是在机构设置方面，建立上级法院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四是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3.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司法规律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内部层层审批，办案权责不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推动建立权责明晰、权责一致、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贺小荣指出，在完善审判责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作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中的审判长。完善合议庭成员在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二是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三是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法官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与退出机制的有效衔接。四是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五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贺小荣表示，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判责任制与院、庭长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并不是对立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在加强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二是对于变更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四是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五是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4.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

为强化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机制，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司法公正。

贺小荣表示，为了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五项措施：一是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标准。二是建立对被告人、罪犯的辩解、申诉和控告认真审查、及时处理的机制。完善审判环节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工作机制。三是健全司法过错追究机制，统一司法过错责任认定标准。四是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明确人民法院处理涉案财物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五是进一步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有序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启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四五改革纲要”对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贺小荣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四项措施：1.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推进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范以图文、视频等方式直播庭审的范围和程序。

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立案信息和审

判流程节点信息。3.继续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实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与各类征信平台的有效对接。

6.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

为合理定位四级法院职能，“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学、职能明确、监督得力、运行有效的审级制度。

贺小荣表示，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将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辅之以加强人民法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基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职能。二是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充分发挥中级、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级审理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指导类案审判工作，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压缩个案请示空间。三是改革法院考评机制，废止没有实际效果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违反司法规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四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职能的机构设置模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建立将本院作出的裁判转化为指导性判例的机制，充分发挥其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立足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二是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三是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机制，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四是深化司法统计改革，以“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理念为指导，建立司法信息大数据中心。

8.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提出建立诉访分离、终结有序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办理信访机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师为主体的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台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实施细则，切实发挥司法救助在帮扶群众、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三、落实和推进

贺小荣透露，为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落实和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担任组长，负责研究确定改革要点、审议改革方案、听取进度汇报、讨论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负责“四五改革纲要”的组织协调、实施推进、试点管理、督促检查和评估总结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改革进展、请示重要事项。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将配套推出贯彻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改革措施的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科学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建立情况通报、督导检查、评估总结制度，做到每项改革任务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

第三篇：司法改革

申论热词：司法改革

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颇受舆论关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性质、职能、权属、运转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运作司法，将不可避免地给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和程序性等，都带来伤害。

应当说，司法高层曾对“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给予了关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明确指出，“审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适应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严重影响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针对此，在这个以及后一个法院改革“五年纲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出台。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众化”来概括。客观评价，司法机关在“去行政化”上虽然作出过颇多努力，但进展始终不大。个中原因或就在于，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决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们的行政职级，他们拿什么去套工资与福利?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按司法职业的特点另立司法职级。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谁认可你这一套?

不仅司法官员的去行政化步履维艰，司法活动的去行政化同样阻碍重重。法院内部的“个案请示”被认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纲要”曾明确要求应“逐步取消，并进行诉讼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纲要”，又变成了“规范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报告制度”。用“规范”来替代了 “取消”，无疑是认同了行政化的“个案请示”，而在事实上将司法固有的审级制度给人为架空了。

这种改革的反复无疑在向我们传递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远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法院系统所坚持的去行政化实践，显得更加不易。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些可贵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乃至向全国法院系统推广。这仍然需要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也不仅在于当下的司法公信堪忧。还因为中国是在司法权威尚未确立的基础上，就遭遇到了一个自媒体时代。司法的信息垄断、知识垄断和权力垄断被迅速打破，普通民众也拥有了更多、更便捷评议司法的舆论平台。司法一方面必须要面向民众，另一方面，又必须尽快回到司法的原点，回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上来。司法去行政化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最难的那部分。由此破局，当为可行的选择。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纲要”能够正视和吸纳广东法院系统在去行政化上的诸多经验，切实推动司法体制变革的到来。

第四篇：改革进入深水区

习近平说“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李克强说：“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闯险滩必然要触动利益，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坚定不移、循序渐进推动各项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敢于啃30多年改革剩下的‘硬骨头’。这是检验我们改革勇气和决心的试金石，也是最终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主要是指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扩大，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那么，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已变为不仅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适度扩大，更重要的是促进生产力在质上的提高，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也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要比“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更困难、更复杂、更艰巨。这是因为，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不仅要通过改革继续打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要通过改革构建起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而在一整套制度保障体系中，最定型化、最有权威、最有效力的就是法律制度保障体系。这也就是要求市场经济向着更高的发育和成熟阶段升级。

市场经济本身虽具有活力，但不能自动地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市场经济具有经营活动的自主性、经营环境的竞争性、经营目的的趋利性3个属性，这3 个属性使市场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积极作用，可以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市场主体面临竞争的外在压力、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从而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是消极作用，市场主体出于赢利的内在动机，有可能做出违反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诸如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偷税漏税、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扩大收入差距等。

为了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这就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权益，保障正常的市场竞争，保障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收益，从

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有效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这就要约束市场主体履行法定的责任和义务，遵守市场竞争规则，维护他人正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能为追逐利润而做出违法行为。要做到这两个方面，靠市场机制本身、靠政府的行政权力、靠一般的政策规定、靠普通的道德教育都是不够的，而必须靠一整套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法律制度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是指，以法律形式将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定型化，将市场竞争规则定型化，将市场运行秩序定型化，这样可避免行政干预的随意性和一些政策的易变性。权威性是指，法律规定为全社会所接受、所遵循，具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任何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强制性是指，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予以追究，依法给予惩处。如果说行政权力是传统计划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保障，那么，法律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保障。所以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由此，第五轮改革应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突破口或重点任务。这是在当前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以更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本身成熟程度升级的内在要求，是在改革深水区、攻坚期，以法律规范方式有效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内在要求。

第五篇：司法改革问题

一、如何建立一种与行政区划相分立的司法区划

咱们国家是一个具有相当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地域的划分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种划分。我们现在思考司法改革时，总觉得一个问题纠缠不清，那就是司法的独立性怎么获得保障的问题。我们发现在现在一种体制下，我们的司法没有办法得到独立，虽然上面号召我们不要搞地方保护主义。但是，我要说，作为基层法院的院长，或者甚至是省级法院的院长，他们怎么能不搞地方保护主义？一个法院里面几百口子的人衣食住行、生活福利都压在法院领导班子的肩膀上，当本地的领导包括行政领导、党的领导、人大的领导认为案件应当作出对本地的当事人有利的判决时，在我看来，作为院长他很难抵制，与此同时他也不应该去抵制。因为现在的体制规定了你的福利、你的经济命脉把握在人家的手里。美国的国父、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汉密尔顿曾经说过：“就人的本性而言，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也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在制度建设上面，绝对不应该让我们的法官也好，院长也好，冒着杀头或者撤职的危险去追求司法独立，象过去毛泽东倡导的那样“三不怕”-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我认为让他们承担这样过分的职责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

这样的一种对司法不信任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司法地方化，我们的法院完全被地方控制，法院的院长由地方的人大来选任，法院实际上是由地方的党的组织部门来决定，法官们也都非常的地方化。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来去作一个划分呢？我们能不能不要把法院的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合，最高法院也可以不放在首都，象德国就是那样，而且司法独立要有形地独立。我们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可能都可以考虑这样的思路，能否把这样的分离从基层到最高法院能够贯彻到底，能够使得我们的法官们、法院院长们不需要冒着杀头危险、免职的危险，就可以独立追求公正。说老实话，只要财政方面、人事方面不受地方的牵制，法官的公正、法官的独立根本没有问题的。我们从来不说军队有什么问题，军队为什么不服从地方党政的领导？我们在军队方面，它的建立就是国家化的思路，而在法院的建设方面我们就是地方化的思路。我注意到肖扬院长也说了：某某法院不是某某地方的法院，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某个地方的法院。我们今后也许要在这个方面走出相当重要的步骤，我希望能够在三、五年内，使得中国的司法区划和行政区划分离。

五、理顺审级关系，确保司法判决的确定性

我们国家司法决策的不确定是一个大弊端，最高人民法院现在推行公正与效率，什么叫效率？在于它能够使案件的纠纷获得确定性的解决，从而使人民能够安定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司法决策不可以象烙馅饼一样随便地翻来复去。我们的实事求是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样的长期的司法观念使得我们的司法决策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确定性。我们建立的申诉制度、审判监督程序、检察院的监督，现在人大的个案监督又使得

这样的一种确定性更加不确定。没有办法。我们试图寻找一种非常的、没有错误的司法体系，而我们人是有缺陷的一种动物，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种制度真正能够达到有错必究、完美无缺的程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说的话非常富有哲理性，体现了司法内在的要求，他说：我的判决之所以是不可推翻的，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我的判决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不可推翻。说得多好啊！司法决策过程中，的确有许多东西我们都知道它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也可以说一定比例的错案率是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要为纠正少量的错误而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巨大的浪费，司法是用纳税人的钱支撑的一个机构，它的运作也必须遵循节约的原则，我们所有的这些制度使得司法决策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程序，也因此而激发了人民上访的愿望。我们有错必究，结果败诉方不服气，就要找人去帮忙，人大个案监督好啊，那么，法院必须要对这个案件重新审理，最后翻过来了；一翻过来那边胜诉的就又变成败诉的了，你能找人大，那我就不能找政法委书记来干预？政法委书记一协调、一干预，又翻过来了，那你能找政法委书记，我找省委书记好不好？然后又翻过来。你找省委书记，我找国务院副总理，又翻过来，就是这样。我们就在鼓励着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地鼓励着。司法决策不能够搞实事求是，这是由司法的确定性决定的。

八、理顺法院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在现在这个社会，司法越来越走向公正和独立，传媒也越来越走向活跃，但是传媒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是传媒不断地通过一种对个案的渲染，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伤害，侵犯了司法的独立性。另外一个方面是法院如何保障新闻自由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民法通则》中名誉权条款已经成为我们伤害新闻自由的很大的东西，许多报纸只要批评一个人，最后导致的都是名誉权纠纷，而法院判决的结果往往是那个被批评者胜诉。因为现在的媒体监督机制也是一个地方化的机制，所以报纸经常是异地监督，到外地去监督，比如说《南方周末》是一个敢于直言的报纸，但你很少发现他揭露广东的坏事，他揭露河南、湖南、湖北、海南的坏事都可以，但是广东他要注意，因为他是广东省委的报纸。等等。如果引起诉讼，对报纸来说都是异地诉讼，都是客场官司，那你客场打官司败诉简直成为必然，这对于我国为数不多又很虚弱的新闻自由从法律角度讲是另外

一种伤害。所以我建议我们能不能重新反思这样的名誉权条款。

六、理顺不同法律机构之间的关系

我想主要是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冲突损害的是两方面的共同利益，我们要有一种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其实，尽管检察官、律师、法官，大家的指向不大一样，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是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这样的一种相互冲突会给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团结以及法律的尊严都带来极大的伤害，那么我们需要理顺这个关系，怎么理顺？我的建议是把最高检察院跟司法部合并，司法部长就是国家的首席检察官，然后所有的检察官都变成一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他们当然起诉犯罪，但是他们不再承担监督法院的任务，当然他们可以对警察进行更加确实有效的监督。法院就不需要监督了，我的建议是法院不需要监督，越不监督越公正，越监督越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