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处境
学号：10300270051姓名：于 莹 选课代码：HIST119026.01选课名称：中国古代社会现象与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处境
摘要：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秩序即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入手，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以及它对当时社会的制度、道德和伦理等观念的维护作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也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法律与儒家思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礼入法即法律之儒家化，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变化。瞿同祖所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分析堪称经典，本文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为蓝本，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处境。
关键词：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家族主义；阶级概念；古代法律；基本精神；主要特征；道德伦理；儒家思想；以礼入法
Abstract: Any law is made for the sake of its own social system to protect and keep its polity and regulation.Only when the social background is understood thoroughly can we find out the values of the law.To start with familism and class, the basic spirits and main features are analyzed as well as its effects on then social system, morality and ethics.Familism and class is the core of the Confucianists’ ideology so that law and the Confucianism are attached tightly.Into law by officiating makes a huge and profound difference on traditional law.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0引言
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它们代表法律和道德、伦理所共同维护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即古人所谓的“纲常名教”。秦汉的法律是法家所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分在内。在此之后，以礼入法即法律之儒家化对古代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儒家心目中家族和社会身份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支柱。自儒家化的过程完成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至少在家族和阶级方面是如此。古代法律可说全为“纲常伦教”以及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
1家族主义
1.1家族主义之父权
费孝通曾将中国古代社会描述成“差序格局”，他把人的关系网络的范围比作为向池塘投石头，所激起的一圈圈水波就是我们关系的推演，离中心越近者，和我们的关系越亲密，远者则疏远。“伦是什么？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其论述的重点即“自我主义”的社会关系。[1]水波的比喻生动的表现了个人为中心的关系划分，却无法指出这种关系的强制力。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经济权、法律权、宗法权等一切权力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中国的家族是着重祖先崇拜的，家族的绵延，团结一切家族的伦理，都以祖先崇拜为中心。而掌握宗法权(家族祭祀主祭人)的家长，在这种情况下，身份更神圣化。父字据《说文》：“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字的本身即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义，并不止于指示亲子的生育关系。家长对家中的男性后裔的权力是最高的绝对的和永久的，子孙即使在成年后也不能获得自主权。
父权首先表现在对子女的惩罚权和裁决权。子孙违犯父意，不遵约束，父亲自可行使权威加以惩责。《吕氏春秋》：“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颜氏家训》亦云：“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见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梁朝大司马王僧辩“已四十余，为三千人将，母少不如意，犹箠挞之”（《颜氏家训》一，《教子》）。父母将子女惩罚虐待致死，在伦理道德上被认为理所应当。秦二世矫诏始皇赐死蒙恬和扶苏，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敢复请？”在法律上，处理父母杀死子女案件的方式往往不是“无罪”就止于“杖一百”。
父权其次表现在主婚权。家长父母的意志为子女婚姻成立或撤销的主要决定条件，子女的反抗是无效的。《婚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作为执掌主祭权的家长，理所应当绝对主婚权。
族是家的综合体，族长是协调家际之间社会关系的最高主权。族长权在族内的行使实可说是父权的延伸。除祭祀外，族长最重要的任务是处断族内纠纷。族长实等于族的执法者及仲裁者，族长在这方面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裁决效力为法律承认。
1.2家长主义之夫权
在古代男性中心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主观意识成为支配一切男女关系的理论。“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晏子春秋·天瑞》）古人认为女人始终是在男人意志和权力之下的。妻虽负处理家事之责，但财政方面只是按时从夫处领得定额的家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支配。实质上妻行使的只是代理权和行使权，对财产无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对子女并无最
终的主婚权。夫为妻纲，断没有夫反从妻，服妻管教的道理，犹之尊长有罪，卑幼不但没有责打的权力，就是加以指责也是逾分的行为。婚姻的解除的“七出”作为夫方要气离婚的条件，离婚与否决定权在夫，义绝则是法律强制离婚的。但“义绝”只有在严重的伤害行为，如父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伤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等，法律才能强制离婚。
1.3家族主义下的法律处境
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集团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由国家司法机关处理。
在家族主义父权下，父母的身体和人格是绝对不可侵犯的。父母的身体不可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冒犯父母的严刑峻罚上：子孙殴父母(不论是否有伤及伤势轻重)，斩;误伤、过失致父母死，斩;违犯教令，以至父母报忿轻生者，绞。[2]父母的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骂并不为罪，而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3]父母的财产权同样不容侵犯。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动辄究以刑事责任——“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长的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皆有刑事处分，按照所动用的价值而决定身体刑的轻重，少则笞一十二十，多则杖至一百”。[2] 对于子孙不肖，法律除了承认父母的惩戒权可以由父母自行责罚外，法律还给予父母送惩权，请求地方政府代为执行。违法教令的范围是很宽泛的，只要父母提出控诉，法司无不照准。在法理上和事实上只要父母告诉子孙不孝，法司不会拒不接受的，而且不孝的罪名法律的惩处很重。
法律既承认家长、族长为家族的主权，而予以法律上的种种权力，自亦希望每个单位的主权能为其单位团体的每一分子对法律负责，对国家负责。此等责任或为对国家的一种严格的义务。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我们便看到中国法律上对家长所要求的这种责任，当时的占租律便是以家长为负责对象，占租不实者有罪，脱漏户口法律要求家长负责。从家法和国法，家族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联系中，我们可以说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的理论的基础，也是齐家治国一套理论基础，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
2阶级概念
阶级概念突出的表现为贵贱有别，表现在生活方式即饮食、衣饰、房舍和舆马以及婚姻（阶级内婚制）和丧葬、祭祀等方面，同时也突出地体现在贵族垄断法律和良贱主奴间的不平等。
2.1阶级生活方式、婚姻和丧葬、祭祀
各阶级在日常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帝王后妃以及他的亲属的行住服饰以及所用仪式自不同
于常人，礼有专书，官有专责，百官士庶贱在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姻礼仪、丧葬和祭祀的礼仪规模上存在不同。
2.2贵族垄断法律和法律特权
贵族为了适应其彻底统治的要求，不但把握住统治的工具，并且设法垄断法律，使法律成为不公开的。亨利·梅因（Henry Marine）说东西法律曾经有一段秘密时期，法律知识及判断争讼的原理为少数特权阶级（贵族等）所独占。叔向所谓“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即无法律公开，随事议断之意。一直到春秋，郑、晋、魏等国次第颁定刑书，法律才由秘密到公开，这是中国法律史上极端重要的事。但法律只是贵族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他们自己却全然独立法律之外，不受约束和制裁，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定了大一统的统一法典，只有皇帝才是全然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人，法律是他统治臣民的工具，主权命令全国所有的臣民。但贵族和官吏及其家属享有法律上的特权，不受司法机构及普通法律程序约束。“先请之制”、“不受刑讯”、“依例减刑，不必议请”、“推恩”等是特权阶级享有法律特权的典例。
良贱民在杀伤罪、奸非罪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法律。良贱两阶级在法律上地位不平等，若良贱之间有主奴关系，则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更为增剧。
3以礼入法或法律儒家化
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而礼足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足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伦常的理想，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儒家主张的礼和伦理纲常实质上为当时的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提供了思想的支撑和系统化的礼仪规范。而法家主张法律前须平等，这和当时儒家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对立，当然也同阶级社会秩序不相容。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对中国法律史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使法律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同时赋予法律以道德的色彩吸取道德的优势，另一方面使古代法律全为“纲常伦教”以及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成为道德礼教的附属品，从而失去了法律自身的公平、正义和效益的价值。董仲舒不但在理论上表现其对于德刑不偏废的态度，而且事实上他以《春秋》决狱，是以儒家的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以儒为体，依法为用，实是真正沟通德治和法治，融会儒法两家思想于一的实行家。以刑辅教的见解在汉儒中很盛行。刘向说：“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法既与礼相应，互为表里，所以断讼必以礼为依据，否则便茫无所从。以亲属间的诉讼来
说，既以服制为断，于是立法，司法皆须先明服制，有时因服制不明便无从判决，经礼部议定后才能定罪。礼和刑的关系不言而喻。除了法典内容已为礼所搀入，已为儒家的伦理思想所支配外，审判决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可注意的事实。儒者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于是他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正文不得定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很大。实质上，儒家思想在法律上成为最高准则，与法理无异。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P27
[2]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P40-52;P26
[3]梁治平:《法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P20
第二篇：中国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传承
中国传统民俗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传承
在当今社会,由于新潮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正在逐渐被现代人所遗忘,特别是身为大学生的我们,甚至有不少同学崇拜洋节,但是作为被现代人忽视的中国传统的的确确曾经带领中国走向辉煌,那么中国究竟有怎么样的习俗?它逐渐被现代人所遗忘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中国传统习俗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深思。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
例如春节，是中国人最为传统，最受重视，最能体现中国民俗的节日。每年的农历大年初一被称为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习俗有：祭灶、扫尘、除夕夜、祭祖、守岁、迎春、拜年、年夜饭、贴春联门神、放爆竹、压岁。而到现在，仅有除夕夜、祭祖、守岁、拜年、年夜饭、贴春联门神等习俗存在了，像一般除了一些乡村地方让放鞭炮外，几乎都禁止放炮竹，祭灶、迎喜神、桃符、送穷„„除了桃符转化成了春联，这些习俗在现代人的春节习俗中也已经非常少见。其实很多春节习俗，都是中国人民为了祈求新年能有好的生活而形成的。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延续这些习俗不符合现代人对生活的追求。加之现代人对自然和科学有了比古代多得多的了解，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大大增强，封建迷信在他们的心中不再有地位，他们祈福也仅仅是寄托自己的美好心愿，并不在乎繁文缛节和各种忌讳，所以部分春节习俗的消失是理所当然的。
春节因为是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节日，虽然有些习俗消失了但它还是存在并且节日气氛也很浓，而其他的传统节日就不然了，尤其是在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节日备受青年冷落，许多节日文化色彩都逐渐淡漠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都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要破除掉。节日没有文化上的阐释的时候，人们渐渐的就忘掉了。但是传统节日在现代生活中有存在的必要！传统节日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有三点：
1、传统节日有着凝聚民族精神的作用；
2、有增进人际和谐，传承文明的作用；
3、有利于建构“和谐”社会。
在历史上，传统节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的演化，整合着的。那么，在都市化进程中，如何使传统节日在都市生活中获得传承与转生，获得新的载体，却又保持其民族性？
第一、维持夏历和西历并存的历法制度：建设传统节日不能离开与之息息相关的夏历，对此，政府应该声明：夏历和西历并存是现政府的历法制度，报纸、电视台等媒介也应该夏历与西历并用，也许会觉得繁琐，可是却是对民族文化的觉醒意识，对自己民族传统的珍视。不至于让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迷失自我，失落最宝贵的东西。
第二、将传统节日适当增加为法定节日：我国现行的法定节日中，只有春节是民族传统节日，而其他的有些是政治性节日：如国庆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从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消费出发，来设置了七天长假，少了文化底蕴，节日的欢愉，却多了浮躁与喧嚣。在传统节日与现代政治性节日比重大大失谐的情况下，尊重人们的风俗习惯，适当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节日，显得迫切并必要。在2005年的两会上，60多位香港特区代表又联名提案，呼吁把清明节、中秋节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各地人大代表门也纷纷建议将增设传统法定假日纳入议程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教授多次呼吁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传统节日的民俗文化意义也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所关注，所探讨。
第三、加强对下一代传统文化的教育：多开设传统文化课程，让学生对传统节日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通过教育使他们有一种对传统节日，对本国节日的温情和敬意感，在传统节日的良好社会氛围形成之前，社会教育的功能缺位必须由学校教育来补充，才不至于出现传统节日的“断代”。
第四、需要民俗学学者的努力，社会对民俗学的重视：民俗学家在发掘传统节日文化意蕴，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的转生具有重要作用，所以社会应该重视民俗学家的工作，其中政府也应该在此起积极的引导作用，创设各种条件，引导民众对传统节日的喜爱，使传统节日既不失其文化意蕴，又在新时代下，增添了新的载体，新的方式为年轻人所喜爱。使年轻人在快乐地过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时同样不忘记我们自己的节日，对我们的传统节日多一份温存和敬意，对洋节多一份宽容。
华夏传统节日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好好地珍惜，华夏传统节日该如何回应全球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考验传统节日在社会生活领域能否继续具有现实生命力的标志。但是传统节日的现代转生并不意味着抛却固有的传统和精神内核，一味地去屈就现代化、都市化。而是在都市化、全球化浪潮中给人们以精神的慰藉，自我身份的认同。
让我们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一起传承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把它更加发光发大。
第三篇：《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书笔记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读书笔记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形成（）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的目标。A．高效．便捷 B．公开．公平C．公正．全面 D．便民．诚信
2、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与()机关密切配合，及时通报情况，形成监督合力。A．检察 B．法院 C．人事 D．法制
3、依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表述哪一项不属于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的内容（）A．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B．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强化依法行政知识培训。C．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 D．积极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4、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实行（）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A．立法 B．执法 C．司法 D．守法 6、1995年8月5日上午，田某和朋友在家喝完酒后骑车去商场买东西，从商场出来后，听见有人说：“你车胎没气了。”田某低头看车胎有气，随与其（张某）争吵并厮打在一起。民警赵某正在执勤中，见状即上前将田某抱住，并说：我是派出所的，别动。田某想要挣脱，赵某便将田某的腰带抽出，将其左手套住，正欲套右手时，田某向反方向用力，失去平衡，头部着地倒下，赵某遂将田某送至医院。经鉴定，田某视神经萎缩。田某于是向公安局提出赔偿请求。则本案中：（）
A．派出所民警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田某伤害，公安机关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B．赵某的行为是正当的职权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C．赵某的身体伤害与民警赵某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D．如果公安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赵某只能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
7、下面选项中不属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是（）A．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 B．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C．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D．政府各职能明确分工，互不干涉，各自执法。
8、刘某1999年4月向某县郊区某村申请建房，经同意后，在该村地界修建了105平方米的平房。同年10月，县城建局认定该建筑为违章建筑，责令刘某强行拆除，并在强拆时将刘某部分财产损坏。刘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城建局的行为合法，不予赔偿
B．城建局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但因所拆建筑属违章建筑，因此不予赔偿 C．城建局的行为合法，只能对刘进行补偿
D．城建局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对刘某财产权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9、下面选项中不属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是（）A．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 B．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C．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D．政府各职能明确分工，互不干涉，各自执法。
10、某男雇佣一女冒充其妻子到镇人民政府办理离婚手续，镇人民政府未经审查即发给离婚证书。该男妻子知道后，精神上遭受极大刺激而导致入院治疗，花去医疗费3000余元。事后，其妻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家赔偿。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因为镇政府的行为不是违法行为 B．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包括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
C．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因为镇政府的行为违法且造成了物质损害 D．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因为对精神损害不给予金钱赔偿
11、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下列行为时，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的是：（）A．对桥梁管理欠缺 B．因军事演习发生损害 C．行政裁量不当 D．乱摊派
12、下面选项中不属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是（）A．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 B．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C．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D．政府各职能明确分工，互不干涉，各自执法。
13、依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表述哪一项不属于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的内容（）A．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B．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强化依法行政知识培训。C．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 D．积极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14、1998年2月张某驾驶其父亲张老大的东风牌卡车行至城南环路时，因为逆行，又无驾驶证，被县公安交警支队执勤民警谈某等人将车扣押。该车在返回交警队停车场途中，谈某遇到路障没有采取制动措施，导致汽车底盘受挫，引擎报废。交警支队在事故认定书中认为事故并非民警操作不当所致，张老大不服，遂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维持了交警支队的处理决定。张老大不服，于是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请求。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张老大的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 B．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造成了违法的结果的行为 C．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扣车行为并未被确认为违法行为，所以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张老大的诉讼请求
D．张老大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
1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行政机关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小金库”；严格执行()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以各种形式返还。
A．收支两条线 B．罚缴分离
C．执法上审裁分离 D．决策上审裁分离
16、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17、《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秩序得到有效维护。A．经济社会 B．政治社会 C．文化社会 D．生态社会
18、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不属于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内容的是（）
A．健全行政决策机制 B．完善行政决策程序
C．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 D．考核决策实施结果 19、1995年8月5日上午，田某和朋友在家喝完酒后骑车去商场买东西，从商场出来后，听见有人说：“你车胎没气了。”田某低头看车胎有气，随与其（张某）争吵并厮打在一起。民警赵某正在执勤中，见状即上前将田某抱住，并说：我是派出所的，别动。田某想要挣脱，赵某便将田某的腰带抽出，将其左手套住，正欲套右手时，田某向反方向用力，失去平衡，头部着地倒下，赵某遂将田某送至医院。经鉴定，田某视神经萎缩。田某于是向公安局提出
赔偿请求。则本案中：（）
A．派出所民警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田某伤害，公安机关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B．赵某的行为是正当的职权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C．赵某的身体伤害与民警赵某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D．如果公安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赵某只能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
20、我国国家赔偿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为前提条件。A．个人过错 B．公务过错 C．行为违法 D．无过错责任
21、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原则是违法归责，下列对违法的含义不正确的理解是：（）A．违法指的是行为违法 B．违法指的是行为结果违法
C．违法指的是违反法律，是一个客观标准
D．行政违法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
22、下列行为中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的是（）A．某市公安局的违法拘留行为 B．某省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行为 C．某市银行的违法划拨存款行为
D．某市卫生局在法律范围内的裁量行为
23、公安局对叶某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后随即执行。叶某申请复议，上级公安局作出维持原判处罚的复议决定。叶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维持拘留决定，叶某上诉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公安局对叶某的拘留处罚违法。此时，应如何处理本案？（）
A．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拘留决定，判令公安局赔偿叶某的损失
B．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将全案发回重审
C．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将行政赔偿案件发回重审
D．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拘留决定，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告知叶某就赔偿问题另行起诉
24、胡某系某个体音像行老板，因为被怀疑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而被县行政执法机关将其全部光盘没收。胡某不服，于是向市一级行政主管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不仅没有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反而对胡某又处以1000元的罚款。后查明，胡某并没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胡某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胡某应当向何机关提出行政赔偿？（）
A．应当由复议机关赔偿对其造成的全部损失
B．应当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C．县级行政机关应当对其没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复议机关应当对其加重处罚的部分承担赔偿义务
D．胡某可以向二者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要求赔偿损失 25、1995年8月5日上午，田某和朋友在家喝完酒后骑车去商场买东西，从商场出来后，听见有人说：“你车胎没气了。”田某低头看车胎有气，随与其（张某）争吵并厮打在一起。民
警赵某正在执勤中，见状即上前将田某抱住，并说：我是派出所的，别动。田某想要挣脱，赵某便将田某的腰带抽出，将其左手套住，正欲套右手时，田某向反方向用力，失去平衡，头部着地倒下，赵某遂将田某送至医院。经鉴定，田某视神经萎缩。田某于是向公安局提出赔偿请求。则本案中：（）
A．派出所民警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田某伤害，公安机关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B．赵某的行为是正当的职权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C．赵某的身体伤害与民警赵某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D．如果公安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赵某只能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
26、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内容的是（）A．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
B．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 C．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D．认真贯彻行政监察法，加强行政复监察工作
第四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①
罗 刚②
内容提要：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些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构造法治社会，需要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本文从思想观念和法律制度两方面入手，阐述了如何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并提出了一些在现代转换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现代化 法治社会 冲突
Abstract: China is rich in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s in sharp conflict with social environ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It is necessary for society ruled by law to accomplis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This thesis dissertates how to accomplish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idea and the legal system and put forward some issues to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ization.Keywords: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Modernization;Society Ruled by Law； Conflict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中国的法律文化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不仅影响中华民族数千年，还走出国门，对亚洲周边国家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迫切需要对法律文化的借鉴与研究，来构造我们的法治社会。我们不仅要借鉴与研究西方的一些法律文化，还要借鉴与研究我们祖先的遗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思想宝库，对它的态度应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那些积极向上的东西融入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来，以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简述
“中国法律文化的发祥期可以溯源到我国原始社会的尧舜禹时代。”③它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内容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特色。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决定了法律文化涉及范围的广泛性。要想系统地阐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一篇文章所能涵盖，更不是本文作者所能胜任的。因此，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择其重点，加以论述。
（一）工具主义的法律文化
法律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法即刑”这一思想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与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人们对法律产生了一种畏惧感，厌恶它，排斥它。每当遇到纠纷与冲突时，古代百姓也不愿意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无讼”便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而且，“无讼即德”。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权利意识的普遍淡薄。
（二）“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的法律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①这种法律思想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从而轻视了法律的作用。正是受这种法律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专制的状态。
（三）“重义轻利”的法律文化
义与利，何为重？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虽然有不少的门派主张“重利轻义”，如法家，但毕竟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家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对此问题的主张是“重义轻利”，对后世影响深远。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经济极为落后，以农为本成了社会成员生存的必要条件。儒派人物和古代统治者认识到这一社会环境后，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商业部门和商人阶层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商人阶层“追利”的思想受到唾弃，由此，“轻利”的价值观逐渐形成。如前所述，儒家“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又促成了“重义” 价值观的形成。这样，“重义轻利”就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
社会发展的浪潮不断向前，已由古代社会发展到了现代社会。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社会环境已不同于古代社会，而根植于古代社会环境的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具体表现为：
首先，当代中国开始注重对人权的保护，广大老百姓的权利意识也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人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种社会现实与古代社会用法律来治民践踏人权的工具主义观念显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其次，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发展，实行依法治国，民主与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势必与古代专制社会产生的重视道德教化的法律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
第三，当代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又与古代社会“轻利”的法律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社会冲突，更
① 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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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徐凌云 陈文茜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在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 “以德去刑”的“德治”思想，法家先驱管仲立足于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犯罪预防观。在实践上，历朝在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构的实践、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在维持社区治安所采取的手段上都有丰富的实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工作应该说有所启迪，但不能将其看作是今天社区警务的源流。
关键词：社区警务 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诚然，儒家提倡的“德治”思想，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统治哲学，其思想内涵和实质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大相径庭。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也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区警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宣传教育，集合警界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不仅单纯依靠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还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遏制违法犯罪的源头，这也是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在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的理念上，提出了与儒家的“德治”针锋相对的“法治”。当然法家的先驱者们也曾经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犯罪预防理论。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认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遵守礼义法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反对空谈礼义廉耻，认为只空谈礼义法度无补于时艰，要注重礼义法度得以贯彻实施的基础。指出只有满足人民的生存欲望，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使人民免受冻馁，才能谈得上礼义廉耻，礼义法度的贯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民的生存问题尚无着落，要求他们遵守礼义法度，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立足于经济的预防犯罪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必须关注社区的经济环境，积极参与社区的经济建设，关心社区群众的生活，才能调动最大多数的力量，从而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与法家的先驱人物不同，后来的法家在预防犯罪理论方面却走上了“重刑主义”的道路。以商鞅为代表，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而“一国皆善”。嘲弄儒家的以德服人是以德致刑，认为“德生于刑”，刑罚运用的本身就是君主爱民治国的“大德”的表现，从而与儒家的重德轻刑论划清了界限。为了实现其以重刑预防犯罪的“以刑去刑”的理论，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说，即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为了达成其重刑主义，首创了“族刑连坐”的处罚办法。所谓“连坐”，就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有关人同受刑罚。《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令民为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此外，为了进一步预防犯罪，他还提出“刑用于将过”、“细过不失”，主张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在商鞅看来，人们犯了罪时才用刑罚，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只有把刑罚用在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罪恶才不会发生。显然，处罚“将过”，实际上是按照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照人们的行为来定罪。至于“细过”，那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刑罚。对“细过”也给以刑罚，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犯罪预防理论上，法家的“重刑主义”和儒家的“以德去刑”、强调道德教化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其重刑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实现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以此为鉴，我们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我们的警力，仅通过打击和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实践证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深入群众，通过广泛的道德、法制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推广社区警务的原动力。
三、中国古代类似社区警务的丰富多彩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注重维护京畿首善之区的社会治安外，都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区社会基层的治安管理。在奉为正统的某种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丰富多彩的措施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无疑带有历史和阶级的烙印，在当时主要是用来钳制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理应作为糟粕而被扬弃，但某些做法对我们的社区警务工作也不失为启迪。
1、较为固定的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古代各诸侯国在行政区划上逐步由采邑制向郡县制发展。县开始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至战国时的秦国商鞅变法时，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自秦王朝建立至清末，县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最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县设县令，负责一县的民政与治安，尽守土之责。下设县丞和县尉作为县佐，其主要职能是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主管治安捕盗。县以下还设有乡、亭等派出机构，乡置三老、啬夫、游缴等乡吏，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缴掌捕盗及治安。在乡以下还设有里，里以里正或里典作为主管人员，是乡辖管下的社区基层治安组织。里以下还有什和伍，即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后汉书-百官制五》：“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可见什、伍的编制主要是用以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相互告奸、监督，以达到维持一方的治安稳定。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甲成为里以下的非常固定的基层治安组织，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保甲制度，后文将详述。
此外，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中，还有一种叫“亭”的组织机构。“亭”有两种，一种是设在社区中的“亭”，设在城市中的为街亭，在乡村中的为乡亭。亭有亭长，直接由县令负责。另外一种“亭”与古代邮传有关，设在驿道，既为官吏及行旅之人停留、栖息之所，也负有维持治安、防盗禁盗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治安警亭。两种亭都可以说是带有社区基层治安性质的机构。
2、严密的编户齐民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措施
中国在上古三代就有人口登记的相关规定。至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适应君主集权专制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前文所述的“五家为伍，十伍为里”的户口登记。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将全国百姓按什伍的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成年男子强行分户的做法。随着秦统一中国，这一制度成了户籍管理的模式。在汉代，则有了更加严密的编户制度，在官府所掌握的户籍中，比较详细地登记了所属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以及身长、肤色的外部特征，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根据，而当人民逃亡时也作为缉捕的线索、在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作用。在秦汉时期，户籍制度更是和什伍连坐的处罚制度结合起来，使户籍有了特定的社会治安功能。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治安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功能，历代统治者都把户籍管理视为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竭力加以完善，以适应治安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新形式下的社区户籍管理，特别是对社区内流动人员的户籍管理，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联保连坐和保甲制度等维持社区治安的超强制的手段
如前所述，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了什伍连坐法，即将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发现有“奸人”、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自行制止，否则一律同罪连坐。这是强制人民参与制止犯罪，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宋代，这一联保连坐制度发展为保甲制，在法律上继承了前代的连坐法，并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宋神宗熙宁三年，采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建议，在京畿地区推行保甲法，规定凡畿内居民，无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外来居民入保者，可暂时编入同保。新增民户达到十家，则另立一保。一户居民有两丁以上，依法抽取一人充当保丁。保丁根据需要自备弓箭兵器，以使练习武艺，制止犯罪。每一大保每夜轮流选派五名保丁值勤，主要负责警戒盗贼。同保内犯有“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者，依法予以制裁。保甲作为乡村的社会组织，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在有的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乡里组织。这种制度很显然是一种超强制的治安措施，他使得人人得以相互监督、互相猜疑提防、制造矛盾而人人自危。它以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扭曲的心理来
维系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最能够适合统治者维护社区基层治安的需要，因而为以后历代所效仿。元、明时期的里甲制度以及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宋代保甲制的翻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描绘未来。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既有应该扬弃的糟粕。也有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确实，综观我国古代各朝的基层社区治安管理以及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以某些启迪，但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因此而认为社区警务就是起源于我国古代。不解决这个误区就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也就不能利用它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参考书目：
1、叶孝信主编 《中国法制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2、海英主编 《社区警务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3、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律史》 法律出版社 19954、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史》 群众出版社 19985、李贵连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6、马小红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7、陈宏冬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作者单位：徐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文茜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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