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监理处境的思考
中国现行工程监理处境的思考(中国监理生存的为什么那么难)
我们都痛恨现状的建筑楼歪歪、楼脆脆,可很少有人能真正系统分析工程界它的背景成因!本人从从事施工15年,从事监理行业14年,对亲身经历的感受表述以下我个人的观点看法,也算是个人的这些年具体工作对现行工程建设管理制度需注意完善的部分问题进行的总结,特别是作为当前工程监理的处境思考具体分析观点如下;
监理体系内部的分析
1、按现行的监理规范制度实施的监理行为主体(监理公司)与责任主
体(注册监理工程师)分离,不能有效保证监理体系中的责权利的统一,因此也带来了业主签订监理合同授权总监职责权利必须经过监理公司二次内部授权才能完成监理任务,而如果公司掌管的项目人事选择权和项目经济激励处罚权不能完全授予现场总监的话,那么现行监理体制下的总监就不过是个只承担责任的傀儡,这也是很多总监想做好却不能实现的正常监理意志,要知道监理公司是盈利组织而不是真正的公正机构,要一个盈利机构的行为来保证监理行为质量公正职责很显然是职责错位,你设想法院如果变成盈利机构的后果吗!监理的出现本身就是特殊行业负有监督各方具体实施行为公正的机构,但现实是成立注册监理公司或挂靠公司普遍是有一定背景和关系的,这些公司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也因此造就了国监待遇压的很低出现有资质的不愿干,那就监理个人资质也挂靠再找一些低成本的学生或闲杂人员来充当监理,可想而知这样的监理和公司能承担起监理职责是什么样的后果!即使你是负责的总监在现行的追求利益的监理公司或挂靠公司里工作,监理公司就指派几个凑数监理可能还有些是公司的亲属关系人员这样的机构如何保障监理行为质量真的很难,那总监即没有选择用人权利,又没有激励员工的经济权利那剩下的只有总监向监理公司打小报告和承担不是主观意愿的各种责任了!所以目前很多总监或专监辞职转向其他行业,而各地方监理大量扩充所谓培训地方监理员和监理工程师甚至于总监培训来充数,这样下去监理也不可能吸纳社会行业优秀人才,只能处于低成本运作造成恶性竞争尴尬现状,这些是制定监理体制者所没有想到预料的,也是目前改革监理困境的难点。
2、监理进入行业素质理念把关不严,由于各监理公司及地方行业的低
成本运作造成有一定水平的监理工程师嫌收入低责任风险大而不愿干监理,那么行业就只能大量充斥这样的监理⑴会考试不会实干的监理,因没有实践经验知识只会理论考试,在监理行业内即使是低工资也当是学习锻炼自己等有一定水平他们也一样会跳离收入更高的地方行业的。⑵混事和稀泥监理,这类人员不思进步进取只图轻松混事,也许施工图纸及相关规范都很难得仔细认真的看看,仅凭有限的一点经验反正不出大事纰漏就行。⑶依仗买通关系或造假学历、职称混入监理行业的,这类人员也许是上级主管的亲戚,没有监理业务水平,只是充当用关系拿到监理任务合同的现场代理人,他们在监理行业目的就是挣钱,如果没有利益他们也不会跑来做监理的。⑷挂靠证书监理,他们有的也许有水平甚至有的在设计院等其他行业也是有资质的但现实让他们不可能从事监理工作,考起的监理资格证闲着也是浪费,那就大量的挂出去也算是一份兼职的收入了,这些人也正符合了低成本运作的公司意愿,由此出现了中国式的挂证风景线,不仅监理挂证,各行业部门的施工建造师,造价师,建筑师,结构工程师也都充斥着挂证!可想而知监理行业能务实做事的还有几个。
工程监理范畴内的系统分析
1业主单位的影响;
⑴业主压低监理取费;在取得中标监理合同时,很普遍的就是压低监理取费标准,即使按国家取费下浮底线也还可能存在回扣或阴阳合同压低监理费用标准,如此结果就是监理公司以更低廉的监理工资成本来凑数,最终只要不出事就大家相安无事彼此糊弄,万一出事也可以全推到监理方面。⑵业主对施工、设计、监理的招投标本身就埋伏潜规则进入一些关系单位或个人以单位戴帽形式承担的项目合同,就比如重庆雷政富的兄弟,即使有完善的招投标制度也同样不能阻止特权可以随意拿到项目合同。这些特权关系在项目管理过程当中是更本不会把监理放在眼中的,因为他们都有可以大事化小、小事不了了之的后台。⑶业主个别领导及甲方代表违规片面强调进度或强条规定是很多监理现场经常遇到的,他们自认为是出钱的老大在项目管理上可以为所欲为,如果遇到事情他们就推脱不懂,实际上甲方代表聘用的很多都是有多年的工作实践经验,对于他们来说心里实际都很清楚,只是为了利益和领导指示而擅自违规又不须承担很大的风险责任,再加上国家在建筑领域对业主及甲方代表也没有明文的资质资格要求,所以出现部分事故中都与业主
违规有一定的关系,反正资金掌握在他们手上,你不按业主意图做就别想顺利拿到应付的费用。
2施工单位的大环境影响;
目前国内的建设施工单位整体素质差距相当大,从单位资质(如挂靠现象)到个人上岗资质(主要岗位上岗人员挂证情况)要想规范起来很难,就是上级主管检查也都是走形式过场,有的项目甚至一个投标有资质人员都没有但照样干,因为他们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有人情关系,业主那里就更好用利益摆平了,再加上有的施工背景是黑白通吃,取得施工单位资质是上级主管部门只看报送资料和足够的拼凑的挂证人员以及注册资金,所以社会上的部分施工企业就是一个空架子,揽到工程就聘用几个一般不用到现场的挂证人员,实际现场管理充斥的部分人员要不就是老板亲戚要不就是临时聘用的管理人员,这样的施工人员配置和管理其目的就是怎样帮老板多挣钱,甚至安全投入都要打折扣,如在这样的建设施工环境下要想做好监理工作的确真的很难,更不用说你监理要求严了会引来的人身威胁等等。
3设计勘察单位及试验检测单位的影响;
针对前面说的建筑工程各类单位和个人挂靠资质的情况,在设计领域里也同样存在,利用上层关系揽到设计项目后,随便找个有资质单位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自称是设计院了,由此类设计的施工图纸可以说是东拼西凑的各专业图纸,应用到现场就会发现⑴设计深度不够详图节点不配套,实施时对细部节点往往要反复猜测明确核定,这样无形也增加了监理工作,因为监理执行的设计依据不明确是没有办法说服现场具体实施的,毕竟现场施工方也最希望这样,就可以按最省钱的方法去做。⑵再者就是设计的各专业施工图纸自身没有全面系统的设计内部审查,彼此专业交叉影响没有全面考虑,如果实施没有及时发现就必然会造成工期和质量影响。⑶在国内设计没有监理,一般施工图纸是由政府指定的有资质单位进行施工图审查的,现在往往是彼此有审查设计图资质单位间相互都有个默契配合,我出的设计图送你单位审,你有设计项目图纸送交我单位审,只要没有突出过大的问题一般这样的施工图审查也就只是一个过程形式了,所以现在的设计单位也大量用低成本找人套用一些施工图拼凑使用然后挂名加盖个有资质人员和单位公章就OK了。
那么勘察单位与试验检测单位一样,怎样以最低成本获利手段太多,就比如勘察工程地质情况的地勘报告,有些勘察单位不可能按规定要求做勘察孔的,一般是定位几个方向做部分勘察点其余的大部分都是推断孔位,所以这也是有些地勘报告与现场实际施工不符的一个主要影响原因了。
最后说说试验检测机构,一般大城市检测试验单位相对较多,小地方检测单位很多都是政府质监站下属垄断检测的单位,现场见证取样送样的各类原材如实的检测并出具真实的检测报告还好,可怕的是有些垄断或有个别人情利益关系的试验检测机构,甚至可以做出原材试件丢弃一边,你送样人一走他们就可以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了,反正他们在建筑工程几方责任主体中也不会负有好大的责任,因此做监理防不慎防,还有利欲熏心的试验检测单位可以向施工单位不言的承若承包施工现场的所有检测试验,而且可以包检测合格,这样的试验检测单位在建筑工程领域绝对不能说没有,关键是建筑领域大环境绝对不能让人放心乐观,即使谨慎也还是不能完全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
工程监理范畴外的机构单位影响
行业协会管理部门及地方政府质监站的影响;
1行业协会管理部门是工程监理的自律组织,对监理存在的不利因素及配合单位不规范也只能呼吁没有实际的政策制定权利,现实是只强调监理到位而不能让实施主体施工单位管理体系责任人员按规定到位也还是不能达到监理制意愿,特别是有新设立的招投标公司,其实也就是老体制下的内业预算人员,只要具备懂些预算知识及招投标程序常识就可以挂牌凭关系揽到招投标业务,他们基本没有风险,即使违背规则选错施工单位或工程量计价算错也不会承担很大的建设刑法责任,但工资收入却不比工程监理低,这都促使一些监理人员转向到有经济效益的行业单位,反正现行政策是有些风险小的涉及经济方面工作反而还很吃香。
2地方政府质监站是代表政府对工程建设领域进行强制监督的机构,从建设立项,设计,施工招投标到实施阶段报建备案及施工阶段的重大监督验收均要对各参建单位行为及质量安全进行强制监督的,质监部门不是建设法律体系的五方责任主体单位,对工程监理制的独立,客观,公正具体实施有着重要影响。
第二篇:律师对自身处境的思考
律师界到了认真思考自身处境的时候了。
《律师法》何以成为一部“未生效的法律”?中国律师处于怎样的执业环境?应该如何定位自己、防范职业风险?应该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中国律师下一步怎么办?
2010年7月10日,围绕这些问题,在第一期《财经》法治论坛上,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陈光中以及北京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思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数十名学者、律师合席讨论。
与会人士结合李庄案、司法部系列文件及自身经验对律师执业环境进行检讨,通过梳理建国以来的律师制度变迁,剖析中国律师的官方定性同职业要求之间的矛盾,并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从律师自身和制度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律师应有的下一步。
“中国律师到底想干什么?”贺卫方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想干别的,就是有一个正常开展业务的空间,使我们的司法程序不再混乱,不是躲猫猫,使我们知道这个国家按什么规则判案。”
刑事辩护:“形式主义”危险
在江平看来,种种迹象表明,刑事辩护正在走向形式主义:“形式上有一个辩护人就行了,不需要你去做实质性的辩护,因为司法机关已经做出了决定,由不得你变更。”
这种无力感使得律师执业环境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许多法定的权利落空。典型的包括律师“三难”: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许多庭审更有演变为“审判秀”“走过场”的危险。在公、检、法三领域,律师处处受到掣肘。
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提及,在其执业经验中,部分公检法机关对待律师的态度分别是敌对、警惕和冷漠。具体而言,在侦查阶段,会遇到警察对律师满怀戒心,以种种理由将律师拒之门外;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律师充满警惕,不仅不会透露对案件的看法,反而会想办法套话;在审判阶段,“我们看到法官的眼神是一种冷漠”。他说:“在庭审前我们满是激情,充满对法律的崇尚和对未来法治社会的坚信不疑。但当我们拿到判决时,感觉特别失败。”
即使有自己的组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但这也被许多律师认为“靠不住”。“律协本来应当是我们的亲娘,但现在几乎变成恶婆了。”张思之说。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认为,律协并没有起到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的责任。
张思之以李庄案为例,认为在事件中律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反映出17万中国律师到今天还是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的凝聚力,也发不出共同的、有力的声音”。而李庄案也说明刑事辩护律师不仅面临“三难”和形式主义的困境,还存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险。2010年2月9日,重庆市一中院判决北京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成立,二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江平、张思之认为,李庄案不仅反映出《律师法》等法律未能有效落实,还暴露出立法之漏洞。“首当其冲”的是《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参见资料:《当律师被判有罪》)。此外是《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的“串供”: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
“刑法”第306条和“刑诉法”第38条,被众多律师当做悬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落下的危险”。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刑事辩护率每况愈下。据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兆峰介绍,目前中国刑事辩护率约为20%,有些地区甚至不到10%。
而据统计,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胜诉的比例仅5%,也就是说95%的案件律师都会败诉。
律师定性:从进步到“倒退”
律师地位之暧昧不明和处境之困其来有自。在陈光中教授看来,现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实际出发点是把律师定性为党和政府的一支队伍,与律师作为私权利代表的职业角色相冲突。这正是律师困境的根源。
陈光中介绍,中国律师的定位,在演变中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律师制度正式恢复。1980年颁布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人员”,也就是同法官、检察官一样,吃官饭。而且条例明确具体服务对象是国家集体的利益,还包括人民公社、公民的合法利益,也就是说,它首先要维护的是国家的利益。“这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陈光中说。
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律师职业逐渐发生变化,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制定《律师法》,律师的定位从“国家工作人员”变成“为社会服务的职业人员”,不强调公务员性质,更强调为社会提供服务,这是适应市场经济而发生的变化。其时许多律师已不再有公务员身份了。同时,律师事务所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合伙所开始占多数。
第三阶段,2007年修改后的《律师法》,把“为社会提供服务”改成“为当事人提供服务”,再次明确律师的定位。
陈光中认为,一开始恢复律师制度是国家本位,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社会本位,第三个阶段则是当事人本位。“国家本位——社会本位——当事人本位”,这是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
在他看来,现在的《律师法》相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了律师角色实际上的定位,同时也把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同维护社会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结合起来,“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律师的根本职责是保障人权、匡扶正义,这两个职责是律师永远要追求的价值,永远要实现的职责。”
目前的困境在于,由于公检法等政法机构的抵制,新修改的《律师法》难以落实,是一部“未生效的法律”。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部门为律师定位提出的新说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者”,这实际上恢复了第一阶段的定位,只是加上定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定位与《律师法》相冲突。在陈光中看来,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如果认为《律师法》的提法不妥,可以提出建议修改,但在法律未修改时另出一套显然有悖法治精神。
前法治社会:“维稳”压倒“维权”
律师定位倒退的背后,是整个司法改革方向的变化。在莫少平律师看来,此前司法改革的路径指向司法独立,现在更多提“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此前提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现在更多提发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此前强调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现在强调的是司法的能动性;此前强调律师协会是自律、自治的组织,现在更多强调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针对现状,陈光中的忧虑之一是,目前各级政法委的领导兼任公安局局长,同时参与对案件的协调拍板。“这明显不科学。这样的党的领导最后会适得其反,典型的如赵作海案。”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中国目前仍处在“前法治社会”。由于国家权力置于法制之治下的局面还未根本形成,整个社会虽然对法治存在期待,但还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心理基础。解决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人们还是习惯于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在诉讼领域,由于缺乏个人与国家对抗的观念,即使有了对抗的制度,这些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也会在实践当中大打折扣,甚至在部分案件中完全不起作用。“刑事司法中的顺民思想和国家权力的无对手化,使律师在刑事辩护中无法取得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也无法在与国家权力进行和平对抗时获得安全保障。”张建伟说。
其认为,对于支配刑事诉讼活动的根本观念如果不加以彻底清理,律师辩护制度一些技术层面的规则,包括“两高三部”新出台的两项证据规则,它们的实践意义不应被高估。
在张建伟看来,目前的司法审判中存在大量表演性审判,张建伟称之为“审判秀”。这类审判中,呈现在法庭上的活动并不重要,裁判并不是以法庭的调查和辩论形成的心证为依据,判决甚至在开庭之前就已经作出,辩护律师的作用只是配合。诉讼被置于“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状态,甚至出现迫使辩护律师参与的情况,不仅削弱诉讼应有的对抗性,并严重侵害辩护律师独立辩护的权利。
张建伟认为,由于存在律师辩护被要求服务于社会维稳需要的情况,在制度方面就难以赋予律师独立辩护的权利,以及为此设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在国家的法律初创时期,所有的制度都是围绕一个核心进行,这就是维稳。政府重在维稳,律师重在维权,而有的时候维权被看做维稳的威胁。
常年与维权律师打交道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提及,中国维权律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上的敏感性,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服务往往免费,因此被看成维稳的潜在风险。
下一步:正位和修法
囿于体制等原因,中国律师自身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典型如靠关系打官司。据张思之介绍,甚至存在律师为法官代写判决书的情形,“夺了国家的审判权”。
此外,据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麦宜生调查,体制困境加之经济困难,使得中国律师的政治诉求趋于极端。
谈及中国律师的未来,张思之从律师自身出发,认为律师首先要有独立精神,能独立思考,独立地履行职务,独立地完成使命。其次要严格自律,谨慎地实施自我保护。但是“如果事情值得我们去菜市口的话,不要回避,该做就做,不能因为自我保护就放弃底线”。
另一方面,他呼吁改革律协,废除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实现律协的直选,按法律规定实行行业自治。与此同时,司法行政部门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依法“监督指导”,而不是把律师看做下级。
此外,许兰亭律师认为,相关法律应予以修改,比如上述的“刑法第306条”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一是伪证罪、妨害证人作证罪等罪名已经可以囊括律师妨害证人作证、提供虚假证据等行为;二是该条款势必造成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如履薄冰”,影响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信心和积极性。
陈光中建议修改刑诉法第38条,不应以律师伪证罪、串供等罪名来追究其刑事责任等,因为律师与当事人的对话,属于正常行使辩护权的范围。
江平认为,首先应当为律师正位。“律师本身的社会地位不能够离开它自由职业者的特点,它有维护正义的职责,亦可矫正目前政法工作中的缺点和弊病。”由此,他建议放宽对律师执业和律师事务所的管制。
最重要的是,律师只有在一个法治社会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中国最终走向民主法治不可阻止。”莫少平说。
背景律师执业新困境
李庄案以降,律师执业风险被业内普遍认为逐步增强。
2010年4月8日,司法部发布《律师事务所检查考核办法》以及修订后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下称《处罚办法》),旨在引导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忠实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职业使命。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认为,《处罚办法》对《律师法》作出明确的解释,但这些解释“趋向从严”。
比如《处罚办法》第六条规定,以误导、利诱、威胁或者作虚假承诺的方式承揽业务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这里面何为“误导”,何为“虚假承诺”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他说,律师承揽案件时,说官司可以打赢,这可能出自律师的个人判断,认为胜诉可能性大故而承揽,但如果最后败诉,如何认定是否误导了当事人?
此外,在民事案件中,律师建议当事人提出反诉,但如果反诉最后被驳回,那么是否误导了当事人又进行了不必要或者不利于他的诉讼呢?“这样的规定模棱两可,使得其制定者——司法行政部门得以任意解释。”
曾让不少地方政府吃到苦头的“北京律师”,正受到更多的管制。一是收费标准“被指导”。今年5月14日,北京市司法局发布“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规定普通案件5万元封顶,而对于法律关系复杂、涉及疑难专业问题、涉外或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可以按照不高于规定标准的5倍收费。
这份收费标准在发布后惹来争议不断。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莫少平认为,该规定缺少充分的法律依据,违反《价格法》,同时也违反世界潮流——在很多国家为防止恶性竞争,针对律师收费的做法是限制最低价,而不是限制最高价。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些也难以操作,且会使得一些优秀的律师放弃刑辩业务。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直言,律师收费实行指导价,完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会扭曲整个律师服务行业。
其次,北京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的规模也将受到控制。5月26日,北京市司法局对外表示,将提高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资产数额,以控制北京律师规模。此前,北京市律协已经通过人事档案存放等限制手段,堵住了外地户籍人员在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执业之路。
华一律师事务所主任浦志强认为,限制外地律师档案挪入北京的做法,属于行业的陋规,和相关法律体系本身的精神相冲突。陈光中教授亦认为,北京市限制外地律师入京是法治的倒退,但他也认为,律师集中于北京执业亦不是正常现象,对此应进一步加以研究。
第三篇:美容院经营模式尴尬处境
美容院经营模式尴尬处境
一、模式繁多
目前,化妆品美容院在国内的营销模式花样繁多。
传统的、养护、治疗型美容院;
大中型高档的美容生活馆;
特许加盟的连锁模式;
前店后院的经营模式;
美发美容院的模式;等等
二、“概念”幼稚:
不管化妆品美容院的营销模式如何之多,如何变化,但近几年来市场竞争激烈的程度也不亚于任何一种行业。二OO四年上半年美博会上,化妆品企业名目繁多的各种促销的手段和方法,花俏怪乱,让经销商不知所云。甚至有些企业急的打出了“一分钟、除皱、五分钟还原青春”的幼稚“概念”。没有深度的新、奇、怪概念产品满天飞,有些 “概念”就连市场上经营多年,理论与实践能力很强的代理商也难以理解,广州某著名大学旗下的化妆品公司打出了晦涩深奥的“皮肤多通道理论”,这些产品如果投入市场可想而知。
三、品牌虚弱:
化妆品专业院线没有大品牌,虽然美容院专业线近年来发展可以用飞速来形容,但是没有一家专业线的品牌具有强势地位,它和医药保健品众多的强势品牌无法相比。企业品牌意识不强,短线操作,圈钱现象比比皆是。历年美博会上看出,每年新企业,新品牌层出不穷,当年轰轰烈烈的企业,来年不见踪影,不管是代理商还是消费者,对化妆品企业行业的诚信度提出了质疑,行业道德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例如:有些专业线所谓著名品牌,每年都要推出几种品牌的产品,淘汰上一年的品牌,品牌的变化如同四季。
四、市场不良:
不管化妆品专业院线如何变革,营销模式如何创新,但都不能改变市场低水平的经营状况,美容专业线代理商只是产品的代理,他们并不忠于企业品牌,代理商操作和运用媒体的能力鲜有成熟者,笔者在河南和某著名媒体洽淡广告宣传时,媒体给医药保健品的经销商的代理折扣远比化妆品的折扣要低的多,这和化妆品美容院代理商对媒体折扣的深知程度和他们运作市场的能力有关。代理商对于产品如何在当地上市运作,如何促销,运用何种营销模式完全依赖于企业,所以,化妆品企业在营销策划案中就有了“保姆式”、“婴儿式”的服务支持。
五、“三无”产品品质危机:
“三无”产品至今还充斥于美容院。为了追求暴利,国内不少美容院还热忠于销售“三无”产品,许多无批号,无生产厂家,无质量标准的产品,在美容院屡见不鲜,常见有:美发类产品,减肥产品,护肤类产品。更有一些产品只有让消费者不懂的外文字母,安全事项,如何使用等等一概不全。所以美容院在经营中常常出现毁容事件,近年来许多媒体对一些不法事实常常给予曝光,致使一些经营不景气的美容院雪上加霜。
六、价格拦路:
美容院服务项目价格不透明,产品价格没有明显的标示,或价格高的离普,这些成为大多数消费者无法长期光顾美容院的重要原因。某种程度上说,美容院如果不在价格上多做文章,再多的模式也会制约美容院的发展,虚高的价格因素使得美容院的“美誉度”大打折扣。
七、目标消费群,美容院生命之源
纵观近几年化妆品专业院线的发展历程,不管美容院的经营模式如何变化,前店后院,连销加盟,美发美容等等其本质都是在寻找目标消费群体,因为,只有更多的源源不断消费群才是美容院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
如何开发新的目标消费群体,成为美容院目前一块心病。投放电视,报纸广告,因为不得要领效果自然很差;街头派发POP宣传消费者不买帐,所以才有了美发行业介入美容院线这种形式。
这种模式无非利用美发客源较多的优势而增添一些新项目而已。专业的美容院为留住老顾客采用了多种多样的促销方法,如会员制、双轨制等等,费尽心机。一个老顾客对美容院忠诚度并不是无限尽的,总有一天老顾客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继续消费下去。美容院重老顾客,轻开发新客源,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这种“一头沉”的做法如同被瘀阻的河流不通畅,自然无法做大做强。
服务营销更适合操作化妆品美容院
医药保健品经销商在传统的营销模式下往往不大重视产品的服务,他们在每年的药交会上不停的选产品,有些经销商手中代理的产品多达几十种,他们的产品在进入市场后,急功近利,用程咬金的“三板斧”式的方法解决问题,广告狂轰乱炸,三个月后,没有收回投资就匆匆收场,再换一个产品上阵,周而复始。这种“撞大运”的作法使许多经销商尝到了市场的苦果。
服务营销模式在医药保健品领域取得成功经验后,有远见的经销商看到了操作化妆品美容院更适合这种新的模式。美容专业院线讲的就是服务,它是通过为消费者提供各种服务来获取企业利润的。
一、有所区别:
美容院的服务形式和医药保健品的服务模式又有所区别,美容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服务来卖产品,或纯粹的为消费者提供收费服务。而药品保健品的服务概念是为产品增加附加的服务值,就是说这种服务是为消费者增大利益的,是不收取费用的。
二、优劣可以互补:
美容院经营模式上的劣势恰恰是医药保健品营销模式的优势所在。美容院的价格模糊策略和目标消费人群的不足,运用医药保健品营销模式可完全解决。美容院各种服务项目的广告诉求,远没有保健品对单一产品定位诉求来得简单、快捷。广告的作用效果,差别非常之大,所以说美容院努力巩固老客户,医药保健品大力发展新消费群,各自重点不同,但互补性很强。
美容院经营模式的优势又可以弥补医药保健品传统营销模式的不足,美容院为消费者提供各种优良的服务和一对一的美容咨询,这正是经营医药保健品经销商所欠缺的。
三、服务的过程:
医药保健品服务终极目标是让消费者的身体达到某种理想健康的状态。化妆品除了让消费者达到美丽漂亮这样一个目的之外,更应重要的是美容院让消费者有体验、享受、回忆的过
程,当消费者走进美容院或服务中心时,你为消费者所做的工作一个系统的程序,让消费者对产品功效有体验,对服务环境有体验,当然这种体验是深刻的、细致的、是好的体验。服务也是一种享受的过程,针对消费者提供具体的服务是高质量的、专业的。在你的服务过程中让消费者从身体上产生快悦感,心理上产生满足感,社会层面上产生成就感,从而达到享受的最高境界。
服务和销售的原则必须为顾创造有价值的回忆,这种良好的回忆和印象,是巩固老顾客的基本要素,好的回忆和印象是体验的核心,消费者在接受产品及服务时,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品牌的价值、服务质量、良好的产品功效等,这些均能产生美好的回忆与印象。当你为消费者在售前、售中、售后细致,无误的做好产品服务的体验、享受、回忆、这样完美的过程后,就不怕目标消费群体不足。
四、优势与希望:
医药保健品营销模式介入美容院使经销商看到了相邻行业之间谋变的希望,首先,OTC渠道与终端单一,介入化妆品美容院领域,渠道更加宽广,终端更加丰富。
OTC药店、美容院、化妆品专业店、大型零售商场,商超专柜,这些丰富多彩的终端更能考验医药保健品经销商的智慧,而原来“二租一打”(租专柜、租房子、打广告)的形式就不能顺应市场的变化。这时的市场人员需求多了,管理难度大了,渠道多,对人的素质要求也相应提高了。其次,美容院针对消费者的一对一式的特殊服务,在新产品进入市场时广告的风险性大大降低,广告的有效率也可以大大提高。服务,即节省了广告支出,又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第三,通过产品的销售与服务,可加深对消费者的了解,客情关系良好。通过完善的服务程序,能够迅速掌握消费群体的根本利益所在,可提高产品的重复购买力,巩固老顾客,易形成良好的口碑效应。
五、产品生命周期延长:
服务营销模式介入化妆品行业与运用服务营销模式,可延缓产品的生命周期,事实证明,即使在医药保健品行业,只要服务运用得当,产品的生命周期就会延长。服务,对于比较忠于化妆品品牌的女性来说更为重要,一旦让她们购买了产品,其重复购买的概率较高,口碑效应也比其它产品更为明显,经销商在选择产品时,更应注意产品的内在质量,医药保健品经销商传统的重概念,轻质量的做法在运用服务营销模式,操作市场时传统观念就应及时调整。
好“概念”对前期启动市场有一定好处,但好质量对维护市场有利,并能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而好“概念”是不能的。
美容院的经营模式会受到冲击
医药保健品营销模式与经销商介入美容院必将对一部分专业美容院的经营模式产生巨大冲击。
·医药保健品经销商运用媒体炒作市场的能力使其它行业(电器、日化线产品、地产)无法相比,他们在这方面的市场感觉极好。
·医药保健品的服务营销模式与美容院的服务不同,前者的服务是附加在产品之中的,它是售前的一部分,是通过产品体验、服务达到购买产品送服务的形式实现销售的。同时,产品的价格在任何的终端都很透明一致。
·一般美容院由于服务项目较多,服务无法细分定位,服务的买点不清晰,无法对美容院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广告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
·介入美容院是通过产品好的“概念”,高质品的功效,独特的销售主张,来传播产品的,广告易操作,通过单品带动系列产品,甚至服务的销售。
·医药保健品营销模式一旦介入化妆品行业,广告宣传力度是传统美容院代理商无法想象与实践的。如,某化妆品运用保健品服务营销模式在河南省的销售一个单品半年多时间内达到了数千万的业绩,传统美容院代理商无法理解,还以为是厂家在帮经销商投广告。所以,一旦有大批医药保健品经销商运用服务营销的模式介入化妆品行业,必将对此行业的传统营销模式产生巨大影响。
谋变中的机遇
医药保健品营销中的变革,使营销模式更能顺应市场变化,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服务营销时代已经到来,抱守残缺,还在迷恋传统单一的营销模式,注定要在市场上栽跟头。同时,医药保健品谋变中介入新的行业,及时调整思路,跟上千变万化的市场,看准化妆品专业院线这个市场目前还不具备优秀营销模式的特点,必定能在此领域有大展宏图的机遇,所以在目前医药保健品市场发生变革之时,及时介入和谋变新行业,不失为明智之举。
第四篇:处境不利学生教育工作计划
处境不利学生教育工作计划
一、多角度关爱,让学校温馨如家。
该校注重打造温暖、宽松的班级集体,让集体的温暖最大限度地弥补因亲情缺失而给留守孩子带来的伤害。如班级同学为留守儿童举行生日庆祝会,为他们唱生日歌,送小礼品等;老师指导孩子们给在外打工的父母亲写信打电话,引导孩子体谅父母的难处,教育孩子要自立自强;组织“我能行”才艺展示或竞赛活动,激发孩子们进取的信心和勇气;在留守儿童与农民工子女之间开展“结对互助”活动,鼓励他们结伴同进,通过举办“手拉手,共成长”暑假联谊活动,互换“心手相牵卡”,执手相约“同在蓝天下,携手共成长”。
二、多层面帮扶,让孩子健康成长。
学期初,各班将处境不利学生分门别类,把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列入重点帮扶对象,从思想道德、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学习知识、身心健康、家庭状况等多层面深入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学校出台了《处境不利学生帮扶制度》,规定每个教师都承担若干个处境不利学生的帮扶工作,根据调查发现的问题,制定针对性极强的帮扶计划,实施帮扶教育。按规定每位教师要力争做到“每周一谈”(与学生交流谈心)、“每月一通”(与家长或监护人通电;学生与家长通信、通电)并把帮扶教育过程记录在册。学校还重视对“留守孩子”监护人的帮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多媒体资源、家长会、家长学校等阵地,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座谈会等途径,加强对孩子监护人的教育培训,提高教育和监护孩子的水平。学校不定期对每位教师的帮扶工作进行检查评估。
三、多方位鼓励,让童心滋长信心。
对外来农民工子女,学校采取与当地学生混合编班,非但不排斥、不歧视,反而给予更多的关爱和鼓励。课堂上老师总是有意识地多为他们创造一些发言的机会,课余时间总是挤时间找机会与他们谈心交流,在班上总是有意安排他们参与班级的管理、当老师的小助手。评选优秀学生和选举班干部时,都关注这些学生是否当选。对孩子们的点滴进步与成功,总是及时给予肯定与表扬。
四、多渠道交流,让成长路上不孤单,面对面交流。
学校开设心理教育咨询室,引导鼓励处境不利学生遇到苦恼困惑时主动走进“心理健康之家”。孩子们通过与老师坦诚交流,一个个心理问题得以有效的化解。批语交流:老师批阅处境不利学生的问题作业时,尽可能以亲切、温馨的提示代替严厉地批评。网络沟通:构建班级QQ 群、班级邮箱,采取上网方式与孩子们平等、友好交流。家校联系:建立处境不利学生“家校联系卡 教师可通过言语指导即针对处境不利小学生在交往活动中不规范的交往行为和错误观念,制订训练目标,并把这些目标告诉学生,向他们详细介绍在某一特定情境下应该怎么做,让他们按照教师提供的交往策略,练习新的行为模式。
第五篇: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处境
学号:10300270051姓名:于 莹 选课代码:HIST119026.01选课名称:中国古代社会现象与制度
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处境
摘要: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秩序即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入手,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以及它对当时社会的制度、道德和伦理等观念的维护作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也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法律与儒家思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礼入法即法律之儒家化,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变化。瞿同祖所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分析堪称经典,本文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为蓝本,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的处境。
关键词: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家族主义;阶级概念;古代法律;基本精神;主要特征;道德伦理;儒家思想;以礼入法
Abstract: Any law is made for the sake of its own social system to protect and keep its polity and regulation.Only when the social background is understood thoroughly can we find out the values of the law.To start with familism and class, the basic spirits and main features are analyzed as well as its effects on then social system, morality and ethics.Familism and class is the core of the Confucianists’ ideology so that law and the Confucianism are attached tightly.Into law by officiating makes a huge and profound difference on traditional law.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0引言
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它们代表法律和道德、伦理所共同维护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即古人所谓的“纲常名教”。秦汉的法律是法家所制定的,其中并无儒家思想的成分在内。在此之后,以礼入法即法律之儒家化对古代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儒家心目中家族和社会身份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支柱。自儒家化的过程完成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至少在家族和阶级方面是如此。古代法律可说全为“纲常伦教”以及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
1家族主义
1.1家族主义之父权
费孝通曾将中国古代社会描述成“差序格局”,他把人的关系网络的范围比作为向池塘投石头,所激起的一圈圈水波就是我们关系的推演,离中心越近者,和我们的关系越亲密,远者则疏远。“伦是什么?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其论述的重点即“自我主义”的社会关系。[1]水波的比喻生动的表现了个人为中心的关系划分,却无法指出这种关系的强制力。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经济权、法律权、宗法权等一切权力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中国的家族是着重祖先崇拜的,家族的绵延,团结一切家族的伦理,都以祖先崇拜为中心。而掌握宗法权(家族祭祀主祭人)的家长,在这种情况下,身份更神圣化。父字据《说文》:“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字的本身即含有统治和权力的意义,并不止于指示亲子的生育关系。家长对家中的男性后裔的权力是最高的绝对的和永久的,子孙即使在成年后也不能获得自主权。
父权首先表现在对子女的惩罚权和裁决权。子孙违犯父意,不遵约束,父亲自可行使权威加以惩责。《吕氏春秋》:“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颜氏家训》亦云:“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见过,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梁朝大司马王僧辩“已四十余,为三千人将,母少不如意,犹箠挞之”(《颜氏家训》一,《教子》)。父母将子女惩罚虐待致死,在伦理道德上被认为理所应当。秦二世矫诏始皇赐死蒙恬和扶苏,扶苏说:“父而赐子死,尚敢复请?”在法律上,处理父母杀死子女案件的方式往往不是“无罪”就止于“杖一百”。
父权其次表现在主婚权。家长父母的意志为子女婚姻成立或撤销的主要决定条件,子女的反抗是无效的。《婚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作为执掌主祭权的家长,理所应当绝对主婚权。
族是家的综合体,族长是协调家际之间社会关系的最高主权。族长权在族内的行使实可说是父权的延伸。除祭祀外,族长最重要的任务是处断族内纠纷。族长实等于族的执法者及仲裁者,族长在这方面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裁决效力为法律承认。
1.2家长主义之夫权
在古代男性中心的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主观意识成为支配一切男女关系的理论。“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晏子春秋·天瑞》)古人认为女人始终是在男人意志和权力之下的。妻虽负处理家事之责,但财政方面只是按时从夫处领得定额的家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支配。实质上妻行使的只是代理权和行使权,对财产无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对子女并无最
终的主婚权。夫为妻纲,断没有夫反从妻,服妻管教的道理,犹之尊长有罪,卑幼不但没有责打的权力,就是加以指责也是逾分的行为。婚姻的解除的“七出”作为夫方要气离婚的条件,离婚与否决定权在夫,义绝则是法律强制离婚的。但“义绝”只有在严重的伤害行为,如父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伤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等,法律才能强制离婚。
1.3家族主义下的法律处境
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集团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由国家司法机关处理。
在家族主义父权下,父母的身体和人格是绝对不可侵犯的。父母的身体不可侵犯,主要体现在对冒犯父母的严刑峻罚上:子孙殴父母(不论是否有伤及伤势轻重),斩;误伤、过失致父母死,斩;违犯教令,以至父母报忿轻生者,绞。[2]父母的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骂并不为罪,而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当处绞刑。[3]父母的财产权同样不容侵犯。对子孙擅自处分家财动辄究以刑事责任——“历代法律对于同居卑幼不得家长的许可而私自擅用家财,皆有刑事处分,按照所动用的价值而决定身体刑的轻重,少则笞一十二十,多则杖至一百”。[2] 对于子孙不肖,法律除了承认父母的惩戒权可以由父母自行责罚外,法律还给予父母送惩权,请求地方政府代为执行。违法教令的范围是很宽泛的,只要父母提出控诉,法司无不照准。在法理上和事实上只要父母告诉子孙不孝,法司不会拒不接受的,而且不孝的罪名法律的惩处很重。
法律既承认家长、族长为家族的主权,而予以法律上的种种权力,自亦希望每个单位的主权能为其单位团体的每一分子对法律负责,对国家负责。此等责任或为对国家的一种严格的义务。在公元前二世纪时,我们便看到中国法律上对家长所要求的这种责任,当时的占租律便是以家长为负责对象,占租不实者有罪,脱漏户口法律要求家长负责。从家法和国法,家族秩序与社会秩序的联系中,我们可以说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这是家族本位政治法律的理论的基础,也是齐家治国一套理论基础,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
2阶级概念
阶级概念突出的表现为贵贱有别,表现在生活方式即饮食、衣饰、房舍和舆马以及婚姻(阶级内婚制)和丧葬、祭祀等方面,同时也突出地体现在贵族垄断法律和良贱主奴间的不平等。
2.1阶级生活方式、婚姻和丧葬、祭祀
各阶级在日常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帝王后妃以及他的亲属的行住服饰以及所用仪式自不同
于常人,礼有专书,官有专责,百官士庶贱在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姻礼仪、丧葬和祭祀的礼仪规模上存在不同。
2.2贵族垄断法律和法律特权
贵族为了适应其彻底统治的要求,不但把握住统治的工具,并且设法垄断法律,使法律成为不公开的。亨利·梅因(Henry Marine)说东西法律曾经有一段秘密时期,法律知识及判断争讼的原理为少数特权阶级(贵族等)所独占。叔向所谓“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即无法律公开,随事议断之意。一直到春秋,郑、晋、魏等国次第颁定刑书,法律才由秘密到公开,这是中国法律史上极端重要的事。但法律只是贵族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他们自己却全然独立法律之外,不受约束和制裁,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定了大一统的统一法典,只有皇帝才是全然独立于法律之外的人,法律是他统治臣民的工具,主权命令全国所有的臣民。但贵族和官吏及其家属享有法律上的特权,不受司法机构及普通法律程序约束。“先请之制”、“不受刑讯”、“依例减刑,不必议请”、“推恩”等是特权阶级享有法律特权的典例。
良贱民在杀伤罪、奸非罪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法律。良贱两阶级在法律上地位不平等,若良贱之间有主奴关系,则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更为增剧。
3以礼入法或法律儒家化
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而礼足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足使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完成伦常的理想,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儒家主张的礼和伦理纲常实质上为当时的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提供了思想的支撑和系统化的礼仪规范。而法家主张法律前须平等,这和当时儒家所谓的“刑不上大夫”对立,当然也同阶级社会秩序不相容。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对中国法律史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使法律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同时赋予法律以道德的色彩吸取道德的优势,另一方面使古代法律全为“纲常伦教”以及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成为道德礼教的附属品,从而失去了法律自身的公平、正义和效益的价值。董仲舒不但在理论上表现其对于德刑不偏废的态度,而且事实上他以《春秋》决狱,是以儒家的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以儒为体,依法为用,实是真正沟通德治和法治,融会儒法两家思想于一的实行家。以刑辅教的见解在汉儒中很盛行。刘向说:“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法既与礼相应,互为表里,所以断讼必以礼为依据,否则便茫无所从。以亲属间的诉讼来
说,既以服制为断,于是立法,司法皆须先明服制,有时因服制不明便无从判决,经礼部议定后才能定罪。礼和刑的关系不言而喻。除了法典内容已为礼所搀入,已为儒家的伦理思想所支配外,审判决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可注意的事实。儒者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于是他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正文不得定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很大。实质上,儒家思想在法律上成为最高准则,与法理无异。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P27
[2]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P40-52;P26
[3]梁治平:《法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