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在北大法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的演讲（共五篇）

第一篇：强世功在北大法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的演讲

强世功：在北大法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的演讲

2013年6月24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五天前，杨晓雷老师给我发短信，说同学们希望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讲几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十年时间，瞬间即逝。我想起，刚好在十年前，我也在这个场合，代表老师向毕业的同学致辞。十年以后，我想一想，我要说的话，还是十年前说的那些话。可是我今天，不能重复再讲，我只能，接着讲。

这十年，我们见证了法学院的巨大变化，从老法学楼来到了新法学楼，与光华、经管、政管相毗邻，成为北大的新贵。这样，其实我们再也不用逃避马寅初校长凝重的目光而使我们感到的惶恐。新的法学楼前矗立起擎天法柱，它既象征我们法律人的阳刚正气，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我们法律人的独尊与傲慢。

这些变化，刚好是过去十年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这十年间，中国崛起已经从神话变成一个事实。这无疑是人类历史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然而，中国崛起的普遍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法律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所学的，不是什么神秘的知识，而是一门职业，这是法学院带给大家的教诲。职业的现实感、职业的操作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剔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变得真切而可靠。从事法律职业，就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能够成为为他人和为公共利益而斗争的人。因此，进入法学院，就意味着你被抛入了一个残酷的竞技场，你必须武装起来，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包含了我们法律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我们生存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里，立法过程被看作是彼此对立的阶层、阶级、利益集团展开的斗争，而司法诉讼则更像决斗和战争一样，只有一次胜负。因此，我们法律人实际上类似于战士，不是为甜蜜的生活、也不是为和谐的社会而准备，我们是为悲惨而不幸的战争状态准备的。即使在和平舒适的年代，法律人时刻保持着对人性的警惕。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永久和平，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和谐社会，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普世价值，那么我当然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超越了法律，甚至已经超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然而，法律人和法律职业，却始终为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所准备。法律人是秩序的捍卫者、守卫着洞穴里微弱的理性的光芒。尽管如此，法学院的这些教诲对于你们而言终究是言辞，只有当你们今天毕业、真正踏入法律职业之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

和十年前一样，我们优秀的毕业生依然选择了和金钱相关的行业。这很容易被批评为灵魂受到了金钱的腐蚀，但我更相信，不是金钱，而是金钱背后更为高远的目标吸引着你们，这就是全球化给你们提供的广阔视野，也就是全球化展现的一个诱人的、有待我们去征服的新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就带来了法律职业的全球化。假如我把法律人、把在座的大家比喻为战士，那么我们可以把进入全球化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人看作是一支远征军。远征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开拓新的领域。而法律职业本身就是一项冒险。在战场上，没有哪个人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亮剑本身就意味着一次冒险。我们最优秀的法律人无疑渴望加入这个全球的远征和冒险，大家的目光始终盯着远方。哪怕如师兄海子所言，“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这也许是我们北大法学院最值得去的地方。和隔壁的法学院相比，也许他们的眼光始终盯着本土，而我们北大法律人的视野始终在全球。

从北大法学院恢复招生开始，一届又一届优秀的毕业生纷纷选择了出国、留学，加入到这场孤独而漫长的远征之中。这一批优秀的法律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伦敦、在纽约、在香港、在北京，在所有的这些跨国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形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隐匿的北大法律军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发展。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批优秀的法律人在全球法律职业中的地位，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你同样优秀的毕业生可能已经在本土成长为国家的领导人，而我们这些在跨国律师事务所中服务的法律人，哪怕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也勉强能够进入中低级合伙人的行列，很少、几乎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高端俱乐部。为此，他们中有不少人，离开了外国的所，回到中国来组建本土的法律事务所，开始了新的征程。就像今天在座的李洪积师兄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在本土的法律事务所里，北大人仗着自己的能力，依然占据了高端的职业。然而在全球法律服务的分工体系中，依然依附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以至于在全球的法律服务市场上依然处于低端的初级阶段。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北大法律军团，乃至于整个隐匿着的中国法律军团，实际上是美国法律军团的雇佣兵，最终成为西方资本的雇佣兵。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得美国的法律军团随着西方的资本，继续了从1840年以来一度中断在中国的远程和冒险。那么我要问的是，在其雇佣下的中国法律军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和西方资本一道致力于维持一个，用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根的话来说，“一个美国缔造的世界”，所谓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这实际上是维持过去五百年来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永远处在被支配的边缘地位。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悖论的历史景观：我们的企业家雄心勃勃，要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要致力于开拓全球的市场；我们的金融家在梦想人民币在未来能不能像15-17世纪的中国白银一样，成为世界的货币；我们的政治家也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来筹划未来全球的秩序。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期盼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梦想。

然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似乎扮演了与中国崛起不相匹配的角色，与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依然沉浸在旧世界的迷梦中，致力于维持和拓展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依此来改造中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与时代精神、与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期盼，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张力。这不得不使我们问，我们法律人，究竟怎么了。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法治的梦想、有一个宪政的梦想、有一个民主的梦想。但是，我们法律人往往有一种历史的错觉，仿佛这个梦想只有在美国缔造的世界里才可以完成。这样我们法律人很容易在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国家、历史、和人民的现实境况之间创造出虚假的对比，将遥远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对比起来，从而认为只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要实现宪政，就必须否定我们的历史政治传统；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摧毁现实的政治秩序。这不仅形成法律人的理想与人民大众的朴素情感之间的对比，也自然形成了法律人与政治主权者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政治主权者看来，法律人是一个麻烦的群体。而在我们法律人看来，中国崛起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参与，与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对立。

然而离开了每个民族、每个文明的多样化存在，普世价值又是什么呢？普世价值原本是一个轻薄的词语，需要每一个在自己的共同生活和文化传承中，赋予其真实的现实感。普世价值唯有渗透到不同民族的灵魂中，变成其文明传统的一部分，才真正配得上是普世。由此，对我们今天的法律人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普世价值，而是要怎样的普世价值。

我们有法治的梦想，那么究竟是缔造一个国家强大的法治国呢，还是一个国家虚弱而司法独大的法治国呢。我们的宪政梦，是在我们古老的礼法传统和现代的政法传统上，来建构我们的政治共同体，还是在摧毁历史的传统上完全移植西方的宪政制度呢。我们的民主梦，究竟是推动人民在政治主权意义上实现独立、自主的真民主，还是最终依附于资本力量、依附于西方力量的假民主。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切都会变成一句话：我们法律人，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历史命运？

如果说，为权利而斗争乃是法律人的天职，那么这个权利不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也包括一个国家的权利、更包括一个文明的权利、一个民族的权利。如果我们说，法律的本质在于定纷止争，那么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纷争，不仅仅是拆迁问题、劳动教养问题、死刑存废问题，而且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钓鱼岛南海问题。我们不仅要回答中国究竟与美国联手缔造一个太平洋的世界，还是中国与德国、俄国联手缔造欧亚大陆世界，还是与亚非拉所谓的新兴世界国家联手重返第三世界。而且我们还要回答，本·拉登究竟是恐怖分子还是神圣的殉道者，金日成究竟是流氓还是政治家，斯诺登究竟是叛国者还是人权的捍卫者。

面对这些根本意义上的分歧，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法，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制定的实定法，而且包含自然法；不仅包括划分全球秩序的大地的法，而且包含了区分正义与不正义、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心灵秩序者的法。

旧的秩序即将要逝去，而新的秩序即将要诞生的转折时代，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也必然要在根本意义上面对这场霍布斯意义上的斗争。这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斗争，而且包括了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更包括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斗争。这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斗争，而且涉及到在最根本意义上正义与法的斗争。

今天在这个斗争面前，世界在分裂，每个国家内部在分裂，每个人的心灵内部也在分裂。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分裂，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裂、还是我们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分离，根本是在历史变革时刻全球分裂的表现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法律人就是为这场斗争而准备的。问题在于，我们法律人，尤其是我们提到的隐匿的法律军团，究竟在这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继续作为西方资本和西方法律的雇佣军、来捍卫和缔造旧世界，还是与祖国和人民一道，来推动中国的崛起，致力于缔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毕业之际，这个问题算做留给大家最后的课堂习题，我相信大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给出自己的回答。

在你们毕业之际，你们将作为战士踏上征程。我想起在漫长的征途中最伟大的战士奥德赛，在这场远征中，奥德赛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海洋散着的美妙歌声。我相信，从今天开始，甚至就在我们上学期间，每天都要面对公共舆论上发出的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这个美妙的声音，让大家沉溺在旧世界之中，而丧失作为一个伟大战士的勇气和本能。那么，究竟谁能堵上你们的耳朵，让你们远离这些美妙的、魔鬼的诱惑呢。我相信，不是我们法学院的老师，而是培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还有为我们生存提供意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

假如我们法律人离开了脚下的大地，不再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不再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也不再具有公共人格和公民的德心，盲目崇拜为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区分一个夏洛克的灵魂与窦娥的灵魂有什么区别，我们法律人的职业就会因为丧失了这个热爱而丧失灵魂。今天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游荡的法律军团，用美国法学家克罗曼的话说，就是“迷失的法律人”。

大家都喜欢一句话，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然而让我担心的是，法律人可能仅仅抓住了欲望、却忘记了我们的灵魂。如果说我当年的演讲说，理性和责任是我们法学院的守

护神，那么今天我要对大家说，热爱祖国和人民、信守历史和文明传统，是我们法律人、法律职业的守护神。

谢谢大家。

第二篇：强世功：北大法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演讲

强世功：北大法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演讲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

五天前，杨晓雷老师给我发短信，说同学们希望邀请我在毕业典礼上讲几句话，我突然意识到，十年时间，瞬间即逝。我想起，刚好在十年前，我也在这个场合，代表老师向毕业的同学致辞。十年以后，我想一想，我要说的话，还是十年前说的那些话。可是我今天，不能重复再讲，我只能，接着讲。

这十年，我们见证了法学院的巨大变化，从老法学楼来到了新法学楼，与光华、经管、政管相毗邻，成为北大的新贵。这样，其实我们再也不用逃避马寅初校长凝重的目光而使我们感到的惶恐。新的法学楼前矗立起擎天法柱，它既象征我们法律人的阳刚正气，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我们法律人的独尊与傲慢。

这些变化，刚好是过去十年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在这十年间，中国崛起已经从神话变成一个事实。这无疑是人类历史发生的一件重大事件。然而，中国崛起的普遍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法律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们所学的，不是什么神秘的知识，而是一门职业，这是法学院带给大家的教诲。职业的现实感、职业的操作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剔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变得真切而可靠。从事法律职业，就意味着你必须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能够成为为他人和为公共利益而斗争的人。因此，进入法学院，就意味着你被抛入了一个残酷的竞技场，你必须武装起来，时刻准备为权利而斗争。

为权利而斗争，包含了我们法律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和想象。我们生存在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里，立法过程被看做是彼此对立的阶层、阶级、利益集团展开的斗争，而司法诉讼则更像决斗和战争一样，只有一次胜负。因此，我们法律人实际上类似于战士，不是为甜蜜的生活、也不是为和谐的社会而准备，我们是为悲惨而不幸的战争状态准备的。即使在和平舒适的年代，法律人时刻保持着对人性的警惕。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永久和平，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和谐社会，假如你在根本意义上相信普世价值，那么我当然要恭喜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超越了法律，甚至已经超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然而，法律人和法律职业，却始终为柏拉图意义上的洞穴所准备。法律人是秩序的捍卫者、守卫着洞穴里微弱的理性的光芒。尽管如此，法学院的这些教诲对于你们而言终究是言辞，只有当你们今天毕业、真正踏入法律职业之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到这一点。

和十年前一样，我们优秀的毕业生依然选择了和金钱相关的行业。这很容易被批评为灵魂受到了金钱的腐蚀，但我更相信，不是金钱，而是金钱背后更为高远的目标吸引着你们，这就是全球化给你们提供的广阔视野，也就是全球化展现的一个诱人的、有待我们去征服的新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就带来了法律职业的全球化。假如我把法律人、把在坐的大家比喻为战士，那么我们可以把进入全球化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人看做是一支远征军。远征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开拓新的领域。而法律职业本身就是一项冒险。在战场上，没有哪个人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亮剑本身就意味着一次冒险。我们最优秀的法律人无疑渴望加入这个全球的远征和冒险，大家的目光始终盯着远方。哪怕如师兄海子所言，“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这也许是我们北大法学院最值得去的地方。和隔壁的法学院相比，也许他们的眼光始终盯着本土，而我们北大法律人的视野始终在全球。

从北大法学院恢复招生开始，一届又一届优秀的毕业生纷纷选择了出国、留学，加入到这场孤独而漫长的远征之中。这一批优秀的法律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在伦敦、在纽约、在香港、在北京，在所有的这些跨国的律师事务所中，已经形成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隐匿的北大法律军团。这些

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发展。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这批优秀的法律人在全球法律职业中的地位，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你同样优秀的毕业生可能已经在本土成长为国家的领导人，而我们这些在跨国律师事务所中服务的法律人，哪怕拿到了美国的绿卡，也勉强能够进入中低级合伙人的行列，很少、几乎不可能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高端俱乐部。为此，他们中有不少人，离开了外国的所，回到中国来组建本土的法律事务所，开始了新的征程。就像今天在坐的李洪积师兄就是这样一个榜样。在本土的法律事务所里，北大人仗着自己的能力，依然占据了高端的职业。然而在全球法律服务的分工体系中，依然依附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律师事务所，以至于在全球的法律服务市场上依然处于低端的初级阶段。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北大法律军团，乃至于整个隐匿着的中国法律军团，实际上是美国法律军团的雇佣兵，最终成为西方资本的雇佣兵。

如果说改革开放使得美国的法律军团随着西方的资本，继续了从1840年以来一度中断在中国的远程和冒险。那么我要问的是，在其雇佣下的中国法律军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毫无疑问，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推动了中国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他们与西方一道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自由化和民主化。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们和西方资本一道致力于维持一个，用美国战略家罗伯特•卡根的话来说，“一个美国缔造的世界”，所谓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这实际上是维持过去五百年来形成的西方政治经济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永远处在被支配的边缘地位。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悖论的历史景观：我们的企业家雄心勃勃，要从中国制造提升到中国创造、要致力于开拓全球的市场；我们的金融家在梦想人民币在未来能不能像15-17世纪的中国白银一样，成为世界的货币；我们的政治家也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来筹划未来全球的秩序。这一切，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期盼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梦想。

然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似乎扮演了与中国崛起不相匹配的角色，与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依然沉浸在旧世界的迷梦中，致力于维持和拓展美国缔造的世界，并依此来改造中国。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我们的法律人与时代精神、与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的期盼，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张力。这不得不使我们问，我们法律人，究竟怎么了。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梦想，有一个法治的梦想、有一个宪政的梦想、有一个民主的梦想。但是，我们法律人往往有一种历史的错觉，仿佛这个梦想只有在美国缔造的世界里才可以完成。这样我们法律人很容易在法治、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与国家、历史、和人民的现实境况之间创造出虚假的对比，将遥远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对比起来，从而认为只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国民性；要实现宪政，就必须否定我们的历史政治传统；而要实现民主，就必须摧毁现实的政治秩序。这不仅形成法律人的理想与人民大众的朴素情感之间的对比，也自然形成了法律人与政治主权者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以至于在政治主权者看来，法律人是一个麻烦的群体。而在我们法律人看来，中国崛起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参与，与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截然的对立。然而离开了每个民族、每个文明的多样化存在，普世价值又是什么呢？普世价值原本是一个轻薄的词语，需要每一个在自己的共同生活和文化传承中，赋予其真实的现实感。普世价值唯有渗透到不同民族的灵魂中，变成其文明传统的一部分，才真正配得上是普世。由此，对我们今天的法律人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普世价值，而是要怎样的普世价值。

我们有法治的梦想，那么究竟是缔造一个国家强大的法治国呢，还是一个国家虚弱而司法独大的法治国呢。我们的宪政梦，是在我们古老的礼法传统和现代的政法传统上，来建构我们的政治共同体，还是在摧毁历史的传统上完全移植西方的宪政制度呢。我们的民主梦，究竟是推动人民在政治主权意义上实现独立、自主的真民主，还是最终依附于资本力量、依附于西方力量的假民主。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这一切都会变成一句话：我们法律人，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历史命运？

如果说，为权利而斗争乃是法律人的天职，那么这个权利不仅是个人的权利，而且也包括一个国家的权利、更包括一个文明的权利、一个民族的权利。如果我们说，法律的本质在于定纷止争，那么我们

今天要面对的纷争，不仅仅是拆迁问题、劳动教养问题、死刑存废问题，而且包括人民币汇率问题、钓鱼岛南海问题。我们不仅要回答中国究竟与美国联手缔造一个太平洋的世界，还是中国与德国、俄国联手缔造欧亚大陆世界，还是与亚非拉所谓的新兴世界国家联手重返第三世界。而且我们还要回答，本•拉登究竟是恐怖分子还是神圣的殉道者，金日成究竟是流氓还是政治家，斯诺登究竟是叛国者还是人权的捍卫者。

面对这些根本意义上的分歧，意味着我们所说的法，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制定的实定法，而且包含自然法；不仅包括划分全球秩序的大地的法，而且包含了区分正义与不正义、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心灵秩序者的法。

旧的秩序即将要逝去，而新的秩序即将要诞生的转折时代，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也必然要在根本意义上面对这场霍布斯意义上的斗争。这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斗争，而且包括了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更包括了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斗争。这也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斗争，而且涉及到在最根本意义上正义与法的斗争。

今天在这个斗争面前，世界在分裂，每个国家内部在分裂，每个人的心灵内部也在分裂。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分裂，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裂、还是我们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分离，根本是在历史变革时刻全球分裂的表现而已。

无论如何，我们法律人就是为这场斗争而准备的。问题在于，我们法律人，尤其是我们提到的隐匿的法律军团，究竟在这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是继续作为西方资本和西方法律的雇佣军、来捍卫和缔造旧世界，还是与祖国和人民一道，来推动中国的崛起，致力于缔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毕业之际，这个问题算做留给大家最后的课堂习题，我相信大家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给出自己的回答。

在你们毕业之际，你们将作为战士踏上征程。我想起在漫长的征途中最伟大的战士奥德赛，在这场远征中，奥德赛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应对海洋散着的美妙歌声。我相信，从今天开始，甚至就在我们上学期间，每天都要面对公共舆论上发出的各种各样美妙的声音。这个美妙的声音，让大家沉溺在旧世界之中，而丧失作为一个伟大战士的勇气和本能。那么，究竟谁能堵上你们的耳朵，让你们远离这些美妙的、魔鬼的诱惑呢。我相信，不是我们法学院的老师，而是培育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还有为我们生存提供意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

假如我们法律人离开了脚下的大地，不再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不再热爱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也不再具有公共人格和公民的德心，盲目崇拜为权利而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区分一个夏洛克的灵魂与窦娥的灵魂有什么区别，我们法律人的职业就会因为丧失了这个热爱而丧失灵魂。今天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游荡的法律军团，用美国法学家克罗曼的话说，就是“迷失的法律人”。

大家都喜欢一句话，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然而让我担心的是，法律人可能仅仅抓住了欲望、却忘记了我们的灵魂。如果说我当年的演讲说，理性和责任是我们法学院的守护神，那么今天我要对大家说，热爱祖国和人民、信守历史和文明传统，是我们法律人、法律职业的守护神。

谢谢大家！

2013年6月24日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13届毕业生欢送典礼

第三篇：北大法学院历届毕业典礼演讲精选

北大法学院历届毕业典礼演讲精选

2015-02-22北大法宝

一、珍重自己（2002届）

你们即将远航。不论你们在校期间曾有过多少抱怨，有过多少不快，或对我或其他老师有什么不满，现在都请你们原谅，并且都正在过去；“而那过去的事”，如普希金所言，“都会变成甜蜜的回忆”。我相信，无论你们到天涯海角，北大，北大法学院都会不时在你们的梦境或闲谈或周围的议论中出现。当你们成功时，人们会说，没说的，北大的！当你们平庸时，人们也会说，还是北大的！乃至当你们失败或丢脸时，人们还会说，看看，居然是北大的！

是的，北大，北大法学院已经是你们生命的一部分了，是你们无法挣脱的一部分了。

但北大不能注定你们的命运。尽管你们已经成为品牌的象征，尽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品牌的效应肯定会日益显赫，但无论成功和失败最终都将属于你们自己的努力。而我们，永远只能用欣赏的、惋惜的、感叹的目光看着你们。我们不可能替代你们。“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即使你在那里苦苦挣扎，我也只能默默注视。”人生的相互间性注定了也界定了我和你，界定了你们各自的区别，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个体的区别。

因此，在这临别之际，我必须告诫你们：珍重自己。

珍重自己，并不只是珍重身体；更重要的是要珍重自己的才华，要珍重自己才华的运用。在未来的航程上，最危险的并不是漩涡、暗礁、惊涛、骇浪，而是古希腊神话中塞壬女妖，她用迷人的歌声诱惑那些无畏且高明的水手，最终导致过往船只触礁沉没。而这种诱惑，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可能尤为突出。社会旧有的控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功能失调，现代的以法治为中心的社会控制体系尚未完成，因此在这一时期，种种诱惑可能驱使你们用自己的才智以各种名义、甚至以法治的名义干一些不道德的事、违法的事，龌龊的事、卑鄙的事；甚至做了，也可能不会被抓到，不受惩罚，特别是因为你有超过常人的聪明和才智。但我必须提醒你们，有许多事，如果你的良心不能认同，就一定不要做，一定不能做。是的，也许你会得逞于一时或一事，但这个社会是在变化的，相信法治会越来越细密严格，而法治不仅会给你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同样法治也会剥夺你另外一些所谓的自由或权利——如果这些自由触犯了他人的自由的话。说不定那一天你就会面临一次无法挽回的失败，带来一次终身的耻辱；就算你逃脱了，你的良心也可能终身追逐你——假如你还有良心的话。俗话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是的，你们聪明智慧，但是一定要知道，聪明和智慧本身并不能保证聪明才智的正当运用；干坏事的其实更多是聪明人。聪明才智也许可以保证你未来的富贵荣华，但不能保证你们未来的坦然幸福，更不能保证我们会为你们骄傲，母校和祖国会为你们骄傲，你的父母亲人会为你骄傲。

我们当中没有谁会愿意成为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我与这些共和国所不齿的人、这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截然分明的界限。其实，我们和他们都是人，我们和他们的差别也许仅仅在人生的某一步以及后来的某几步。不错，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自己创造的，但创造并不意味着只会成为英雄，其实，赖昌星也认为自己是个生命的创造。

二、这一个大学生活的尾巴（2003届）

第一句更多是说给马上要走向工作岗位的同学的，一句大实话：社会和学校很不一样。在校园里，个人努力也起作用，但作用更大的其实是天分。老师不要求你们的物质回报，只要你考试成绩好，人格上没有大毛病，基本上就会获得老师的欢心，就会获得以分数表现的奖励。在这个意义上，大学基本是一个“贤人政治”或“精英政治”的环境，更像家庭，评价体系基本由老师来定，以一种中央集权的方式，奖励的是你的智力。社会则很不同。社会更多是一个世俗利益交换的场所，是一个市场，是“平民政治”；评价的主要不是你的智力优越（尽管你的聪明和智慧仍然可以帮助你），而是你能否拿出什么别人想要的东西；这个标准不再由中心——老师——确定，而是分散——由众多消费者——确定的。因此，尽管定价178元，不到十天，3千册英文版《哈利波特与凤凰令》在北京新华书店已经脱销，而许多学者的著作一辈子也卖不了这么多，甚至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也因此，才有了“傻子瓜子”年广九，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才有了IT产业中的退学生现象（大家还记得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2000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吗？）。这种“脑体倒挂”，不完美，但也恰恰表明了市场的标准，人类的局限——你甭指望通过教育或其他，把消费者都变成钱钟书或纳什。因此，我们的同学千万不要把自己16年来习惯了的校园标准原封不动地带进社会，否则你就会发现“楚材晋不用”，只能像李白那样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来安慰自己，更极端地，甚至成为一个与社会、与市场格格不入的人。

尽管社会和市场的手是看不见的，但它讲的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不讲期货，讲也都是将之转为现货。你可以批评它短视，但它通常还是不会，而且没有义务，等待你成长和成熟。它把每个进入社会的人都当作平等的，不考虑你刚毕业，没有经验。如果你失去了一次机会，你就失去了；不像在学校，会让你补考，或者到老师那里求个情，改个分数。“北大学生有潜力、有后劲”；别人这样说行，你们自己则千万不要说，也不要相信。这种说法不是安慰剂，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说你不行，至少现在不行。如果你有什么素质，有什么潜力，有什么后劲，你就得给我拿出来，你就得给我变成实打实的东西——也许是一份合同起草，也许是一次成功诉讼。

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日常的琐细之中。

因此，第二句话，要安分守己，这是对每个同学说的。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也许过时了，但对你们，可能还不过时。因为我从来也不担心北大的毕业生会没有理想以及是否远大，而更多担心你们能否从容坦然面对平凡的生活，特别是当年轻时的理想变得日益遥远、模糊和暗淡起来的时候；还因为，我要说，几乎——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每一个雄心勃勃的人都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他的理想。我当然希望而且相信，你们当中能涌现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法律家、学问家，但只可能是少数——多了就挤不下了，多了也就不那么值钱了——边际效用总是递减的。无论在世俗的眼光还是在自我评价中，绝大多数人都必定是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成功并不必定同幸福相联系，所谓的不成功也未必等于不幸福。因此，在你们离开校园之际，你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雄心，更必须界定自己的成功。

三、走不出的背景（2004届）

明天，你或许会坐在建国门外的某间写字楼中，从深色的玻璃墙后，俯瞰着窗外公路上的车流，无声地涌动；也不无可能，后天，你会在谈判桌上同外国同行bargain投资甚或并购索尼、宝马或通用公司的问题„„

但是，玻璃墙隔离了城市的喧闹，会不会也隔离了你对城市以外的感知？成天的飞来飞去会不会令你疏远了土地，走南闯北多了会不会什么都看不到了，或懒得看了？成堆的文件让你变得更务实了，但会不会也让你变得漠然？严谨的法条让你的思维更象法律人了，但会不会使你的判断远离普通人？不错，知识改变命运，也确实改变了你的命运；但如同从老子、卢梭到王朔和波斯纳说过的那样，知识也会败坏人的纯朴天性。知识不可能令你消除困惑和烦恼。你不可能拿着法理学要点去面对生活，“法律信息网”中也没有诊治人生的良方。当某个午夜从律所加班归来，打开房门，你是否会感到孤独，或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而且，你们还有时间，或还有心情同你的父母对话吗？说得更俗一点，你会不会忘了自己姓什么？

因此，我建议，如果遇到了一些就是“找不到感觉”或是“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你都可以甚至应当问一问你的父母，或设想一下他们的可能回答，即使他们的言词不那么雄辩，不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甚至不符合什么“历史潮流”。也不是说你一定要听父母的话，那不可能。但如果你要真正能做大事，而不仅仅是当一个“知道分子”，那么起码你要能够同你的父母对话；你们要能理解他们的好恶，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愤怒和担心，他们的直觉、想象和判断，甚至他们的错误和平庸。否则，谁还能指望你有能力同无数的普通人对话？而你的成功，又能与谁分享？

四、你得是有出息的孩子（2005届）

其实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走出大学校园，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充满着活力。当然，活力并不都是美好、清新、温情脉脉的，吉它、摇滚和玫瑰花；社会中的活力常常很“糙”，更多野性、欲望和挣扎，还有你们要时时提防的贪婪、阴谋和背叛—— 一如桑德堡笔下的《芝加哥》。但这就是真实世界的活力，伴随着小麦颜色的农民工、水泥森林和汽车尾气中灰蒙蒙的朝阳，以及我们这个民族的身姿一同在这块土地上崛起。按照一种说法，一个男人（其实女人也是如此）不成熟的标志就是他（或她）还愿意为某种东西（甚至包括爱情）献身。咋看起来，这好像是对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的一个讽刺。其实不然。这句话只是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生活，暴露了那种浪漫主义的理想主义之脆弱和虚妄。献身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也许只要一丝血性，一点勇气，有时甚至只要一分冲动。但这往往不能改变什么，最多只满足了青春期那一份个人英雄主义的激情。激情过后，则往往是空虚、失落，甚至堕落。然而，真正的理想主义往往在激情之后。它不是夏日的骄阳，而是秋日的明亮，它要经受时光的煎熬和磨砺，要能够接受甚至融入平和、平凡、平淡甚至看似平庸的生活，从容但倔强地蜿蜒，在不经意中成就自己。它常常包含了失败甚至屈辱，还必须接受妥协、误解、嫉妒、非议。它同坚忍相伴，它同自信携手。

也因为理想并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它是社会的构建，基于一个人对自身能力、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理解、判断和想象。你们也不例外。也许你们的理想会显得比我们的，比我们前辈的更宏阔，更高远，但那不过是你们的能力以及北大和今日中国为你们展示了更多选项以及更大的可能性。而我们最关心的是，许多年后，在漫长的再也谈不动理想的年月后，你能否像你所敬重的甚或不那么敬重的前辈那样，拿出一个作品，值得你向世人自豪——即使仅仅如同此刻站在你父母亲骄傲目光中的你？

因此，我希望你们切记，真正的理想，无论大小，无论高下，最终都一定要用成果来兑现，否则最多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但对这个世界多一个少一个都没有意义的愿望表达，甚至只是一通大话、一张空头支票或一个笑柄。

我们会宽容、理解并心痛你们必定会有的失败和挫折，但我们祝福、渴望并欣喜你们成功，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成功——如同当年你跌跌撞撞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并不苛刻。

五、你柔软地想起了这个校园（2006届）

其实入学和毕业都只是人生的片刻。“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想来，在天地的眼中这一刻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之相伴的微笑和泪水表明了我们人类不完全是，或者说注定无法成为，纯粹理性的动物。我们无法超越肉身，成为自己生活的无情旁观者。许多时刻、许多地方和许多人因我们获得了特别的意义——对于我们；我们为它或他或她而感动。

我们是为自己感动：为我们的无知，为我们的年轻；为我们故意装出来的粗鲁和野蛮，为我们掩饰不住的温情与脆弱„„为所有虚度的和没有虚度的时光感动，为我们是那么容易感动而感动；或者，什么都不为，就只是感动，因为我们自恋、敏感和矫情，因为我们率性和真诚。

在这个因市场竞争而日益理性和匆忙的年代，说实话，我希望你们保持这样一份真性情。有所追求但不刻意，渴望成功但也接受平凡，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事业上，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无论是面对爱情还是面对功名。我在其他地方说过，不是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结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结果，更不是努力就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不要把生活变成一项志在必得的竞赛，因为生活不是竞赛。

因此，不要总是拿自己同别人比，无论是昨天的同学还是明天的同事，除非你想把自己往死路上逼，把自己变成别人的影子，把生活变成自己的炼狱。每个人的天分和机会都有差别。

我们当然希望，也相信，你们有骄人的成就；但如果没有，只是做好了自己的事，问心无愧，那就足够好了，那就是有出息。不要仅仅生活在他人的期待中，或者被北大的牌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也千万不要把“明天北大为我而自豪”太当真。什么地方规定了北大的毕业生就不能平凡、平庸甚或是失败？就不能比别人收入低，房子小，就必须有车？请记住你父母亲的话，一句老百姓的话，“平平安安就是福”。

也因此，你们千万不要上了某些法学教科书的当，总觉得，或刻意寻找，社会或某个人欠了你什么，这里没有起点公平，那里没有结果公平。一不小心，你会把一生都用来挑剔抱怨了。生活从来就有许多偶然、意外，幸与不幸，以及许多你认为的不公平，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情感上。但无论什么，都只能面对，那为什么不从容一些——人所谓的荣辱不惊？其实，你走进和毕业于北大法学院，虽不是纯属偶然，但也并非天经地义；其中就可能有一丝幸运，而你这一丝幸运的背后或许就有你的许多不知名同代人的失落、遗憾甚至不公平感。我当然不是在劝说你们听天由命；你们一定不会。我想告诉你们的只是，愤懑和抱怨都是沙漠，山野丛莽间的杜鹃才会让你懂得什么叫做怒放；当你抱怨时，你就是在毁灭你的当下，就正在失去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这一刻。如果你看不清这一点，你就不会有幸福，也不配享受幸福。

六、走出校园（2009届）

你们就要走出校园了，有些话老师该说不说，那就是失职。因此，趁今天这个场合，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和全体老师祝贺你们；也感谢你们多年的努力，造就的不仅是你们，还有我们，此刻的成就感；但还想唠叨几句。话题是几年前看电影《天下无贼》留下的，一直耿耿于怀。

影片中，傻根忠厚老实，对所有人都没戒心、不设防。怀了孕的女贼（刘若英）突然良心发现，想保护傻根，生怕他了解了生活真相，失望、受伤或学坏，愿意他“永远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男贼（刘德华）则认为，不让一个人知道生活的真相，就是欺骗；生活要求傻根必须聪明起来；而一个人只有吃亏上当受过伤，才能重获新生。他强悍地反问：“［傻根］他凭什么不设防？他凭什么不能受到伤害？凭什么？就因为他单纯，他傻？”

这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尖锐论战。都有道理；道德高下也并非一目了然。今天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老师更多偏向刘若英。不是不知道生活有阴暗面，但怕年轻人学坏，不让他们接触，最多来些话语谴责。我们太注意区分知识的善恶，与时俱进，还搞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正确。似乎只要严防死守，像对付萨斯或“甲流”一样，或是装上个“绿坝”什么的，就不会有人感染，就能消灭病源，最终培养出一批时代新人，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生活质量了。也就二十年吧，说是不能让纯真的心灵受伤，以保护隐私、防止歧视为名，我们就进步（或堕落？）到从小学到大学都不公布考试成绩了！

鸵鸟战术不可能成功，校园也非净土；我只是担心有人被忽悠了。真傻还不要紧，傻人有傻福——想想傻根；而“天真是冬天的长袍”，能帮助我们抵御严冬。我最担心的是，过于纯洁、单

一、博雅或“小资”的教育，一方面让人太敏感、太细腻，一方面又会让人太脆弱。考试不好都“很受伤”，那考不上大学呢？求职或求爱被拒呢？更别说其他了。瓷器太精致了，就没法用，也没人敢用。生活中谁还没个磕磕碰碰？！

也确实很难接受刘德华的“残酷教育”，更无法实践。影片中，刘德华也没做到；他还是倒下了，为保护梦着天下无贼的傻根。更可怕的是，刚听罢“无毒不丈夫”，一转身，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李冰冰就满含热泪恳请原谅，把自己的导师交给了警察；老奸巨猾的黎叔只能连连感叹“大意了”。一个字——报应！

莫非我们和刘若英一样，“怕遭报应，想做点善事积点德”。但一时的善良会不会变成长远的残忍？而且，我们真的善良吗，或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善良——其实证明的是我们的虚幻、虚弱并因此是虚伪？

这是教育的深刻且永远的两难。由此才能理解中国古代的“易子相教”、斯巴达教育以及毛泽东的“大风大浪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但这还只是生活磨难的替代品；严苛不让人长记性，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我有时甚至怀疑，今天大学搭起的知识殿堂，只是暂时搁置、部分隔离、更多是推迟了你终将面对的严酷，也缓解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疑虑和不安。

知识也未必能走出这个困境，尽管我们常常王婆卖瓜，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这话没错，但弄不好也，甚至很，误人子弟。它夸大了知识、博学、思想和理念的作用，捎带着也就夸大了知识传授者的意义；却低估了行动的意义，更严重低估了行动者的艰难。其实，至少我，或许还有其他老师，选择校园并不只因为酷爱学术、追求真理，还部分因为读书比做事、特别是比做成事更容易，也更惬意。校园教育注定是残缺的。它确实拓展了你某些方面的想象和思辨能力，却也可能因此弱化了你应对和创造生活的能力。

出于责任，而不是愧疚，我把这些困惑和担忧，包括自身局限，都告诉你们。就是没法给你一张IQ卡，也没有密码；而且“是真没有”，即使“这可以有”，即使你像范伟一样举着斧子。希望你们重新审视并尽快走出校园。不要只用规范的眼光看世界。生活世界一定不规范，有时还抵制规范。不要把符合逻辑或看似普世的话都当真或太当真。生活不是逻辑；真正普世的无需倡导，有人促销的则一定不普世，还可能假冒伪劣。如果没有准备，一旦遇上忽悠行家或策略高手，甚至卑鄙小人，你就会手足无措。无论是消极无为，还是同流合污，即便愤世嫉俗，那也是行动力的丧失。说不定，一次情感创伤就毁了你的善良和未来——想想法大的付成励同学。

你就得像宋丹丹说的，“做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请记住，是对自己。要抗造，经得起摔打，顶得住飞来横祸或无妄之灾。“好人一生平安”也就一只歌，听听就行了。出门被车撞的，并非都是，其实基本不是，不孝子孙或贪官污吏。就算民主法治能让国家长治久安，也消除不了办公室政治。安徒生童话里，你也得走到结尾，才能“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

不是说放弃诚实和善良；只是老百姓说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真正的善良只能出自知情的选择和坚持。

这些话冷峻，却不冷酷，更非冷漠。怎么可能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一帆风顺？！只是既然你走进了这个校园，生活在这个世界，你就注定不是为重复昨天的故事，听从教科书的安排。我们只能创造你的此刻，你要创造的却是自己的未来；你要实现的，不是别人——包括父母——对你的期待，而是，最好是，你对自己的期待。你必须有能力承担起想象中你独自无力承担的责任，即便是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父/母或为人师/友。

而且你们是共和国的年轻公民！你们当中应当产生，也定会产生这个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甚至领袖。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将迎来她的六十周年，但凭什么说你的今生今世或此后，中国就不再遭遇汶川，就没人折腾了，就没人打西藏或台湾或南海的主意了；或贪婪不再引发其他什么全球危机，人类就此与9.11决绝，一路高歌，直奔历史的终结。

过去一年来，我强烈感到，中国不是正走向，而是被推上更大的世界舞台。主要还不是“奥运”，而是金融海啸。当然还有索马里护航、美国要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军备以及盘算中的收购悍马或沃尔沃。即使看似波澜不惊，也意味着波澜壮阔、也一定波诡云谲的挑战。不尽是机遇，一定有莫测的风险、陷阱、圈套，弄不好还有灾难。

而所谓精英，就是人们感觉良好，他却见微知著，小心翼翼，默默为整个社会未雨绸缪。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仅有理想、知识或爱心还不够，你们必须，也相信你们会坚定、冷静、智慧和执着；还必须有人准备，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当仁不让，承担起对这个民族乃至人类的责任，直至为之献身。这就是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不是推荐这条路。没有。我只是指出有这么个选项。和天下的父母差不多，其实，我们更愿意你们平平安安；也算想过，却未必期待你们成为英雄。英雄路注定坎坷，更是狭窄；无人允诺，更没法保证，你选择了，终点就是成功，而不是悲壮。至少，我的这番婆婆妈妈，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想到了，你们当中也难免有人失落、失意甚或失败。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祝福你们！北大法学院都祝福你们！

也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你们各自的选择；并相信你们，会无怨无悔！

七、不可能的告别（2010届）

因为学院换届，各位同学，我原以为今年不用致辞了，可以轻松了；但新班子还没定下来或是没宣布，临了临了，我只好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这里代表北大法学院真诚祝贺并欢送你们毕业。尽管有些年了，但致辞还真不是件惬意、风光的事。我嗓子也不行，唱不了高调，还老跑调，每每让那些挤在真理身边的人士听了窝心（都往那儿挤，若是把真理挤掉下去，那可就狼狈了）。而且也就那么些话,真诚的重复还是重复，深情的唠叨也还是唠叨，这两年还有了赝品，今年就有，还不能算什么“山寨版”（差别是声称的作者）；因此，我很担心你们厌烦。何况这一次还是临阵磨枪，昨晚和今天一大早我都在办公室写和修改。

但怎么办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制度化即所谓法治的时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得遵守制度，履行职责。

因此就不全是调侃。因为，法治并非某个文件或书本上那些让一些人热血上头让另一些人昏昏欲睡的语词，而就是现代生活少不了的大大小小的规矩，包括毕业由谁致辞，说些什么，以及怎么说等等，自然也就不得假冒。规矩不一定起眼，有时还让人闹心，却大致能给人们一个稳定的期待。而你即将踏入的社会，就是我们参与创造的这样一个制度网络。她对你会有全新的稳定的期待；你要从更多接受他人的关爱和宽容转向更多地关爱和宽容他人；甚至仅仅因为你北大法学院毕业，要求更高、更苛刻。不错，我说过“发现你的热爱”，那是在新生入学之际，是就大学学习而言；对于毕业生，我的告诫从来都是“责任高于热爱”。记住，承担责任，有时不是因为你喜欢，而是尽管你不喜欢。这是对成人的要求；理解并做到了这一点就算大人了。这或许是毕业对于你最重要的意味。与此相关的则是要守住自己。去年我已说过，大学教育天生有缺陷，还无法弥补。今年再加两句吧：学校会增加你的知识，但知识不等于德性，提升不了人的德性，也增加不了你的判断力和意志。别以为学了多年法律，有了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嘴边挂着正义，就真以为自己正义了或是比别人更正义。这是一些脑子不清楚或是脑子太清楚的法律人编出来的，忽悠别人，捎带着推销自己，但弄不好也会把自己给忽悠了。想一想，难道学经济的，天天念叨亚当•斯密或成本收益，就个个亿万富翁了？好像（这个“好像”完全是个修辞）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都不是学经济的，还都辍学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不对，但也别以为念过几本书，知道几个词，还会说“我很happy”，人就聪明或高尚起来了。这些年来，我们就生生看着一些法律人倒掉了，学位、地位甚至学问都不低；最近，还包括我们一位86年毕业在商务部工作的校友。我不怕丢人，也不怕这一刻令各位扫兴，提及这位校友，是因为，对于承担更多更大社会责任的精英来说，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个真问题，很现实，也很要紧。腐败会追着社会责任，农民工即使想受贿也会受歧视。孔子早就看到了这点，因此他提醒君子——不是普通人——三戒；说的是一回事，就是任何时候，都别光看见眼前那点私利，都别给自己干坏事找借口。如果你能戒，就是君子；没戒或没戒成，就不知该如何称呼你了。君子的界定是行为主义的，不是自我想象的——莎士比亚说过：在恶棍心里，自己也会是个大好人。

人们常说今天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是社会转型、社会道德共识重建的时代。但换个说法，同义反复一下，会让我们看到和想到更多的问题。这句话也是说，今天是一个诱惑很多、外在规范特别是制约不够的年代。这挑战法治，更挑战一个人德性、操守和判断力。如果没有或不足，或是有侥幸心理，你就把握不了自己，容易忘乎所以，随波逐流，一不小心也可能混迹于成功人士。但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大意是：如果你真能折腾，真会忽悠，也会小有斩获；但要想凭此成大事，自古以来，门都没有。当外在规范和制约不足时，我们心里就更需要有点荣辱感，也就是当独自面对自己或永恒时，你心头会突然掠过的那一丝莫名的骄傲、自豪和优越感；借用李敖的诗，还“不要那么多，只要一点点”。有了这么一点，你就会更看重做事、努力做成事，而不是太计较所谓的公正回报，也不那么关心或总是关心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就可以不要求别人理解和原谅，却可以，恰恰因为你理解了而不原谅、不宽恕某些人，某些事。人生有许多事不值得较真，但有些事必须较真，要对得起自己。如果觉得不该做的，无论是折腾人还是倒腾事，就是不做；该做的，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爱谁谁！但这不是知识问题；就算是，北大也给不了你。得你自己养成，在一次次艰难有时甚至是痛苦的选择和行动之后。它拒绝机会主义，需要德性，对自己的真诚，有时还要有点血性。听起来像是说教和劝善，其实不是。我55岁了，有点天真，却不只有天真；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相信后果主义和实用主义（别有人认得这几个字，爱拿北大说事，就以为可以开练了。当心闪了腰！）。我是认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能穷达淡定，荣辱不惊，守着自己的那点事业，守着自己的那分安宁，哪怕在世俗眼光中他/她既不富有也不成功，甚至很失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一个虽不完美却还是值得好好活着并为之努力的社会，而许多人也会因此多了一个好好活着的理由。就让你我站成这个理由！

难道我们不就是为此才走进北大的吗？尽管，许多同学就要告别这个校园了，我也将告别院长的职责。我们都如流水；我们都是过客。但我们不可能告别北大。北大并不只是一所大学的名字，不是东经116.30北纬39.99交汇处的那湾清水、那方地界，甚至不是所谓的北大象征——“一塔湖图”或墙上铭刻的北大校训。你我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大，包括农园的油饼或二教的自习，一帮子伪球迷半夜爬起来光着膀子看世界杯，或是“淘宝网”上等侯秒杀，当然还有岁末晚会上许校长那并不动人却因此更加动人的歌声，或是那枚从没别上你胸前、已经找不到了却永远别在你心头的校徽„„北大也是近代以来许多中国人的一个梦。你我就生活在，明天则会说曾经生活在，他们的梦中；他们也因此永远生活在你我的梦中了。不是什么庄生梦蝶；我说的只是，因为北大，我们懂得了责任，并且有能力担当。更何况高铁和飞机，google街景、短信以及刚上市的Iphone 4G，已经彻底改变了农业社会的“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天涯比邻，法学院随时欢迎你回家看看，也会以更多方式与你同在——无论你身在何方！但为什么，为什么呢？穿过时光，穿过南方的山、北方的河，我们祖先的基因又一次跋涉而来，在你年轻的心中撩起了古老的离愁„„

如果实在扛不住，就“小资”一下吧。用剩下的几天，细细体会一下你似乎从未有过的软弱和温情，伤感那“小鸟一样不回来”的青春，告别——在你入学时我祝福的——这段“也许不是你最幸福，肯定不是你最灿烂，但必定是你最怀念的时光！”

然后，我们出发。

这个夏日，北大见证了一批过客，他们要到一个叫做“前方”的地方去！

（责任编辑：王雪 来源：北大法宝

引自：网络）

第四篇：美大法官肯尼迪在北大经济法学院演讲

李大法官，吴院长，戈登伯格总顾问，雷蒙院长，迪金森先生，以及所有生活在一个通过法治来寻求更和平，更公正的世界上的同胞们，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殊荣来参加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创院仪式，并且给予我今天早上在这里发言的机会。

同大多数其他的人类的机构和企业一样，大学也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制度，新的模式，新的方法去履行其核心使命。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学校的繁荣和成功具有至高的意义。如果这所学校真的做到了，你们的模式将会在你们伟大国家的法律教育界引起激动人心的变化。你们的成功对于中国是重要的。你们的学校对于其他那些想要倚仗法律以及法律职业去寻找共同的目标以达成共同的进步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们都是极其具有才干的，法学院对于政府和整个的社会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我们的法律审查制度依靠我们那些刚刚开始学习法律和探索法律的学生，他们从事着对法官的决定的正式的批评活动。当然，法官在年龄上和经验上都高于学生，但是法官尊重和欢迎来自这些初学法律者的批评。

法官不单单将学生和教员的批评看成是训练下一代“法律思想家”的必要途径。法官和整个的法律业都将批评看成是对法官和律师权力的一种重要的检验。我们仰赖来自法学院学生的批评，看我们能否找到新的视角去阐释新的能够加强法治的原则。因此，我们的法学教授和法科学生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感到自豪，即使那工作是去批评权威。

常常，我们听到法学教授这样说：“我们教我们的学生如何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任何一门学科的任何一位老师在某种程度上都想教学生如何思考。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法学教授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成功的教师永远试着启发学生们变得严谨和清晰。但是，常常有一种暗示，似乎法学院的教授在清晰思考上有某种垄断。当然，那是自负的，狭隘的，极其错误的。要证明法律在思维上没有垄断，你只要看看如今的法学院聘用的法学教授都具有丰富的，多样的，跨学科的背景就知道了。我们的法学院的教授不光拥有法律的学位还拥有其他领域的学位。

对于跨学科的多样性的渴望对法学院的学生队伍也产生了影响。过去，法学院的学生的教育背景都或多或少具有同质性。大多数在本科阶段学的都是法律预科或者政治科学。在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后，直接进入法学院。今天，我们看到了多样性。除了政治学的毕业生，我们还有经济学，化学和文学专业，甚至我们有的学生在某一领域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专业成就，或者，已经得到了一个更高的学位，现在渴望将那一种经历引入到我们这一古老庄严的领域。

法学教授的自我重要的声明，说他们教学生如何思考，需要某些修正和完善。我们可以摈弃其中的无根据的自负，而继续捕捉法学院所能发挥的最关键的，最独特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说，法学院教学生如何用规范的形式去思考简单的事物。这是一条道路，通往这样一条思想的世界：在日常的活动中发现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

如果法学院的学生想要在这项值得去做的事业上取得成功，他们必须有耐心。这部分是因为初学法律者在最初的时候会感到有点儿失望。他们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极大的期望来到法学院。他们渴望学到那些传递了公正的文明的制度的真理。但学生们发现，他或她被要求花数个小时去解释一纸合同或一部法律中的几个小词，甚至标点！他们可能会变得不耐烦。他们会问他们自己，“我多么渴望找到解决我们的时代危机的方法，为什么我要在细节上花这么多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的答案。让我来举出几个。在一开始，有必要教授某些解释文件，执行合同和施加责任的基本的规则和原则，有了这些简单的规则我们才能开始经营一个愈加复杂的世界。每一门学科都从教授学生它的词汇，它的基本的假设，它的基础的原则开始。同样地，在法学院，我们希望教学生们论辩和修辞的工具。我们希望教一种能够调解争论和达成共识的方法，通过文明的，富有建设性的，理性的，尊重他人的，诚实的讨论和论辩。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应该学会用一种优雅的，老练的，谦逊的，富有逻辑的方法去论辩，自始至终表现出对于其他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人们的尊重。

当然，法学教授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严格的职责。其中一条就是愿意不断地自我检视他们教给学生的，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方法上，使得他们自己不至于陷入严苛的和无效率的形式主义。

在我们的法学院的传统中，有一种教学方法称之为苏格拉底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的最通常的形式就是鼓励教授去挑战他的或她的学生和鼓励学生去挑战教授，激发出一种理性的对话，揭示出一种特定观点的优点和缺陷。我的估计是，美国法学院的大部分教师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了。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由于法律越来越精致，法律的课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教授们就想让课程进度快一些，以覆盖更多的知识点。再一个原因就是学生们的抗拒。一些学生认为苏格拉底式的询问是一种游戏，教

授们比他们更好地了解法律，因此，学生注定要输。一些学生倾向于退出。我在欧洲教过一门课程，很有趣，学生包括外国学生，他们来自亚洲，西欧，俄罗斯，中欧和东欧。我发现非美国的学生比美国学生更愿意参与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中。这对美国学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例子。

尽管如此，老师们必须意识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至少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教授知道，或者他们自以为他们知道答案是什么。教授设计好了问题引导学生围绕着他自己的观点打转。这是一种对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滥用，尽管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原谅，因为苏格拉底本人有时候也这样做。第二种形式是：无论学生们说什么，教授将持相反的观点。如果这种方法使用得不得当，不那么尊敬人，不那么专业的的话，会使教授显得吹毛求疵，令人厌倦，打击了表达观点的积极性。但是如果使用得当的话，会教给学生们修辞的技巧。第三种形式是：教授和学生们互相问对方一系列问题，以期能够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共同去寻求正确的答案。这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经典的，美丽的，高雅的形式。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向法学院教师们传达的就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每一种形式都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学生们可能没有必要去知道老师使用的是哪一种形式。但是教授们必须不停地去问，并且是相当精确地，问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法律，在更大的程度上比其他的学科都更注重规则和先例。我自己的儿子也加入了法学院。我发现他得学习我曾经学过的一切，他得学习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发生的一切。教先例的传统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制度向下一代传承我们整个的法律文化。这是至关重要的。你不能传授你不理解的东西。你不会保存你不尊敬的东西。你不可能去捍卫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当然，在英美法系中，先例是基本的规则。照先例办事的规则使得我们要受到先例的约束，除非有强大的理由可以拒绝它们。在我刚刚做法官的那几年，似乎这种规则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历史的，有条理的，遵守纪律的。遵循先例初看起来有点像考古，这是很容易被接受的。你得将你的生命投入到故纸堆中去，听法律的老骨头里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尽管这听起来不那么让人兴奋，但这种方法无疑是具有魅力的。

在我做了几年的法官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对于遵循先例，这是一种太狭隘，太不准确的观点。遵循先例有一种向前的推动力。它意味着当法官要决定一个新的案件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受到他们自己的决定的结果和原则的束缚。因此，遵循先例有一种有力的，向前看的动力。这使得作为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的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迷人。

罗伯特 路易斯 史蒂文森是西方一位伟大的诗人，尽管不是一位律师。他曾经这样说：“向后看，我们学习生活。向前，我们过生活。”法律从来都很愿意向其他的学科汲取智慧，史蒂文森的话是对遵循先例的一种概括。它告诉我们遵循先例的重要性，同时告诫我们先例不会永远满足新的时代。中国的文明，它的哲学，它的知识，它的艺术，它的科学，都为美国人所钦佩。事实上，美国人有时候会惊讶于我们的中国朋友说他们不理解我们对你们的伟大文明的钦佩。在西方的传统中，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解释者。你们的哲学家，孟子，生活在几乎同一时代。可能你们会有更好的解释，我的理解是，孟子是孔子最重要的解释者和门徒。

孟子向他的时代——也向我们的时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关于旅行者和井上的小孩的问题。旅行者行走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远离他的故乡。他看到一个小孩快要从井边的小墙上掉下来。这位旅行者必须去营救吗？

孟子要我们回答的这个问题引出了许多基本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简单地就问是否旅行者应该跑过去救小孩。对于这个问题，法律给的是一个答案，我们的道德感给的是另一个答案。在我所理解的英美法系的普遍规则中，旅行者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救那个小孩。其他的国家持相反的立场。

撇开法律不说，有没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道义上的命令去营救孩子？如果法律不施加责任，那也不意味着道德上不可以控制。

我的假定是，不管是在孟子的时代，还是在今天，所有体面正直的人都会说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不管法律要求不要求，道德要求我们去营救。如果旅行者跑去营救是为了获取同小孩父母的友谊，或者是为了获取邻居们和朋友们的赞许，或者是为了加强他自己的声誉，他的动机就降到了自我利益的层面。但这或许不坏，许多社会奖励它们赞许的行为。孟子告诉我们，营救的义务存在部分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导致羞耻。羞耻感是正直的开端。得体感是礼仪的开端。矫枉感是正义的开端。同情感是人性的开端。

一个法科生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他们会说，因为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难题，为什么现在要来解释它？由于我们不可能寻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去解决一些更有用、更及时的问题？但是这种焦虑的陈述实在是太轻率了。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同在孟子生活和授课的时代讨论这个问题一样紧迫。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一些普遍的真理没有达成共识不是置身事外和冷漠的理由。将我们抛向这些哲理的质询和论辩中，我们可以建立起同过去的联系，而这对我们作为人类的成员的身份认同是必要的。它表明我们在意道德与尊严的定义，这些定义塑造我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能在更高的哲学的高度，能够在法律以及法律教育的最深处，在思维中发现一种纪律性，在意义中发现一种优雅，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与全人类之间联系的纽带。对于一个法律学者来说，法律在开始都是作为一种深深的个人的担当的。一些学者在宁静的孤独中反思，去发现与我们的存在相联系的普遍的观念，在哲学的经典传统中，在艺术中，在科学中，去寻找更高的目的。法官们有时候在决定一个案件的刚开始的时候会使用这种方法。霍姆斯称之为“孤独思索的隐秘乐趣。”用这种方式我们的功能乍一听有点精英主义，孤芳自赏，甚至自我沉醉。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宁静的、勤奋的钻研就是为了同我们的群体，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文明做更广的对话，于是，这种钻研就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法律成为了我们共同目的的表达，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时代，作为一代人。进入到这所令人兴奋的学校，每一代新人，每一个新的班级，每一个新学生都将拥有机会，同时，拥有独一无二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学的人和教的人都必须永远去寻求定义和捍卫法治，并且坚持它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许多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总有一些统治者试图去扭曲法律，试图假借法律的名义为他们自己，为他们错误的目的服务。在我生活过的时代中，希特勒和斯大林将法律视之为赤裸裸的权力。他们想去镇压，甚至去谋杀那些仅仅是要求简单的公正的人。他们的谎言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们的政权就建立在这样的谎言之上，并且愚弄了成千上万的人，最终不可收拾。他们的反法治是明显的。也有一些微妙的，不那么明显的对于法治的攻击。我们必须警惕这些对于法治的歪曲，以至于我们不至于失去了对法律的信心，将法律作为使我们大家在我们的时代能够寻找和找到正义的一种途径的信心。你们的职责，你们的事业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法治不只是秩序。它是正义。它是尊严。它是自由以及对全人类的同情。

这是半个世纪以前一个初次踏入法学院的学生的想法，学习法律是迷人的挑战，到今天，这种情怀仍未改变。在座的我们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是一个可以为法治的道路做出持续的贡献的地方。并且，这所法学院将会跻身于世界最优秀的法学院之列。

第五篇：美大法官肯尼迪在北大经济法学院演讲

美大法官肯尼迪在北大经济法学院演讲

李大法官，吴院长，戈登伯格总顾问，雷蒙院长，迪金森先生，以及所有生活在一个通过法治来寻求更和平，更公正的世界上的同胞们，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殊荣来参加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创院仪式，并且给予我今天早上在这里发言的机会。同大多数其他的人类的机构和企业一样，大学也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制度，新的模式，新的方法去履行其核心使命。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学校的繁荣和成功具有至高的意义。如果这所学校真的做到了，你们的模式将会在你们伟大国家的法律教育界引起激动人心的变化。你们的成功对于中国是重要的。你们的学校对于其他那些想要倚仗法律以及法律职业去寻找共同的目标以达成共同的进步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法学院的教授们都是极其具有才干的，法学院对于政府和整个的社会都是具有影响力的。你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我们的法律审查制度依靠我们那些刚刚开始学习法律和探索法律的学生，他们从事着对法官的决定的正式的批评活动。当然，法官在年龄上和经验上都高于学生，但是法官尊重和欢迎来自这些初学法律者的批评。法官不单单将学生和教员的批评看成是训练下一代“法律思想家”的必要途径。法官和整个的法律业都将批评看成是对法官和律师权力的一种重要的检验。我们仰赖来自法学院学生的批评，看我们能否找到新的视角去阐释新的能够加强法治的原则。因此，我们的法学教授和法科学生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感到自豪，即使那工作是去批评权威。常常，我们听到法学教授这样说：“我们教我们的学生如何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任何一门学科的任何一位老师在某种程度上都想教学生如何思考。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法学教授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成功的教师永远试着启发学生们变得严谨和清晰。但是，常常有一种暗示，似乎法学院的教授在清晰思考上有某种垄断。当然，那是自负的，狭隘的，极其错误的。要证明法律在思维上没有垄断，你只要看看如今的法学院聘用的法学教授都具有丰富的，多样的，跨学科的背景就知道了。我们的法学院的教授不光拥有法律的学位还拥有其他 领域的学位。对于跨学科的多样性的渴望对法学院的学生队伍也产生了影响。过去，法学院的学生的教育背景都或多或少具有同质性。大多数在本科阶段学的都是法律预科或者政治科学。在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后，直接进入法学院。今天，我们看到了多样性。除了政治学的毕业生，我们还有经济学，化学和文学专业，甚至我们有的学生在某一领域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专业成就，或者，已经得到了一个更高的学位，现在渴望将那一种经历引入到我们这一古老庄严的领域。法学教授的自我重要的声明，说他们教学生如何思考，需要某些修正和完善。我们可以摈弃其中的无根据的自负，而继续捕捉法学院所能发挥的最关键的，最独特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说，法学院教学生如何用规范的形式去思考简单的事物。这是一条道路，通往这样一条思想的世界：在日常的活动中发现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如果法学院的学生想要在这项值得去做的事业上取得成功，他们必须有耐心。这部分是因为初学法律者在最初的时候会感到有点儿失望。他们怀着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极大的期望来到法学院。他们渴望学到那些传递了公正的文明的制度的真理。但学生们发现，他或她被要求花数个小时去解释一纸合同或一部法律中的几个小词，甚至标点！他们可能会变得不耐烦。他们会问他们自己，“我多么渴望找到解决我们的时代危机的方法，为什么我要在细节上花这么多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的答案。让我来举出几个。在一开始，有必要教授某些解释文件，执行合同和施加责任的基 本的规则和原则，有了这些简单的规则我们才能开始经营一个愈加复杂的世界。每一门学科都从教授学生它的词汇，它的基本的假设，它的基础的原则开始。同样地，在法学院，我们希望教学生们论辩和修辞的工具。我们希望教一种能够调解争论和达成共识的方法，通过文明的，富有建设性的，理性的，尊重他人的，诚实的讨论和论辩。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应该学会用一种优雅的，老练的，谦逊的，富有逻辑的方法去论辩，自始至终表现出对于其他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人们的尊重。当然，法学教授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严格的职责。其中一条就是愿意不断地自我检视他们教给学生的，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方法上，使得他们自己不至于陷入严苛的和无效率的形式主义。在我们的法学院的传统中，有一种教学方法称之为苏格拉底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的最通常的形式就是鼓励教授去挑战他的或她的学生和鼓励学生去挑战教授，激发出一种理性的对话，揭示出一种特定观点的优点和缺陷。我的估计是，美国法学院的大部分教师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方法了。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由于法律越来越精致，法律的课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教授们就想让课程进度快一些，以覆盖更多的知识点。再一个原因就是学生们的抗拒。一些学生认为苏格拉底式的询问是一种游戏，教

授们比他们更好地了解法律，因此，学生注定要输。一些学生倾向于退出。我在欧 洲教过一门课程，很有趣，学生包括外国学生，他们来自亚洲，西欧，俄罗斯，中欧和东欧。我发现非美国的学生比美国学生更愿意参与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中。这对美国学生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例子。尽管如此，老师们必须意识到，苏格拉底式教学法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至少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教授知道，或者他们自以为他们知道答案是什么。教授设计好了问题引导学生围绕着他自己的观点打转。这是一种对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滥用，尽管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原谅，因为苏格拉底本人有时候也这样做。第二种形式是：无论学生们说什么，教授将持相反的观点。如果这种方法使用得不得当，不那么尊敬人，不那么专业的的话，会使教授显得吹毛求疵，令人厌倦，打击了表达观点的积极性。但是如果使用得当的话，会教给学生们修辞的技巧。第三种形式是：教 授和学生们互相问对方一系列问题，以期能够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共同去寻求正确的答案。这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经典的，美丽的，高雅的形式。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向法学院教师们传达的就是，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每一种形式都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学生们可能没有必要去知道老师使用的是哪一种形式。但是教授们必须不停地去问，并且是相当精确地，问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法律，在更大的程度上比其他的学科都更注重规则和先例。我自己的儿子也加入了法学院。我发现他得学习我曾经学过的一切，他得学习从我的学生时代开始发生的一切。教先例的传统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正式的制度向下一代传承我们整个的法律文化。这是至关重要的。你不能传授你不理解的东西。你不会保存你不尊敬的东西。你不可能去捍卫你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当然，在英美法系中，先例是基本的规则。照先例办事的规则使得我们要受到先例的约束，除非有强大的理由可以拒绝它们。在我刚刚做法官的那几年，似乎这种规则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历史的，有条理的，遵守纪律的。遵循先例初看起来有点像考古，这是很容易被接受的。你得将你的生命投入到故纸堆中去，听法律的老骨头里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尽管这听起来不那么让人兴奋，但这种方法无疑是具有魅力的。在我做了几年的法官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对于遵循先例，这是一种太狭隘，太不准确的观点。遵循先例有一种向前的推动力。它意味着当法官要决定一个新的案件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受到他们自己的决定的结果和原则的束缚。因此，遵循先例有一种有力的，向前看的动力。这使得作为律师，法官和法学教授的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迷人。罗伯特 路易斯 史蒂文森是西方一位伟大的诗人，尽管不是一位律师。他曾经这样说：“向后看，我们学习生活。向前，我们过生活。”法律从来都很愿意向其他的学科汲取智慧，史蒂文森的话是对遵循先例的一种概括。它告诉我们遵循先例的重要性，同时告诫我们先例不会永远满足新的时代。中国的文明，它的哲学，它的知识，它的艺术，它的科学，都为美国人所钦佩。事实上，美国人有时候会惊讶于我们的中国朋友说他们不理解我们对你们的伟大文明的钦佩。在西方的传统中，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和解释者。你们的哲学家，孟子，生活在几乎同一时代。可能你们会有更好的解释，我的理解是，孟子是孔子最重要的解释者和门徒。孟子向他的时代——也向我们的时代——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关于旅行者和井上的小孩的问题。旅行者行走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远离他的故乡。他看到一个小孩快要从井边的小墙上掉下来。这位旅行者必须去营救吗？ 孟子要我们回答的这个问题引出了许多基本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简单地就问是否旅行者应该跑过去救小孩。对于这个问题，法律给的是一个答案，我们的道德感给的是另一个答案。在我所理解的英美法系的普遍规则中，旅行者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去救那个小孩。其他的国家持相反的立场。撇开法律不说，有没有一个压倒一切的道义上的命令去营救孩子？如果法律不施加责任，那也不意味着道德上不可以控制。

我的假定是，不管是在孟子的时代，还是在今天，所有体面正直的人都会说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不管法律要求不要求，道德要求我们去营救。如果旅行者跑去营救是为了获取同小孩父母的友谊，或者是为了获取邻居们和朋友们的赞许，或者是为了加强他自己的声誉，他的动机就降到了自我利益的层面。但这或许不坏，许多社会奖励它们赞许的行为。孟子告诉我们，营救的义务存在部分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导致羞耻。羞耻感是正直的开端。得体感 是礼仪的开端。矫枉感是正义的开端。同情感是人性的开端。

一个法科生对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他们会说，因为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都是一个难题，为什么现在要来解释它？由于我们不可能寻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他们会说，为什么我们不去解决一些更有用、更及时的问题？但是这种焦虑的陈述实在是太轻率了。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同在孟子生活和授课的时代讨论这个问题一样紧迫。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一些普遍的真理没有达成共识不是置身事外和冷漠的理由。将我们抛向这些哲理的质询和论辩中，我们可以建立起同过去的联系，而这对我们作为人类的成员的身份认同是 必要的。它表明我们在意道德与尊严的定义，这些定义塑造我们的未来。

如果我们能在更高的哲学的高度，能够在法律以及法律教育的最深处，在思维中发现一种纪律性，在意义中发现一种优雅，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与全人类之间联系的纽带。对于一个法律学者来说，法律在开始都是作为一种深深的个人的担当的。一些学者在宁静的孤独中反思，去发现与我们的存在相联系的普遍的观念，在哲学的经典传统中，在艺术中，在科学中，去寻找更高的目的。法官们有时候在决定一个案件的刚开始的时候会使用这种方法。霍姆斯称之为“孤独思索的隐秘乐趣。”用这种方式我们的功能乍一听有点精英主义，孤芳自赏，甚至自我沉醉。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宁静的、勤奋的钻研就是为了同我们的群体，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文明做更广的对话，于是，这种钻研就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法律成为了我们共同目的的表达，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时代，作为一代人。进入到这所令人兴奋的学校，每一代新人，每一个新的班级，每一个新学生都将拥有机会，同时，拥有独一无二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学的人和教的人都必须永远去寻求定义和捍卫法治，并且坚持它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许多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总有一些统治者试图去扭曲法律，试图假借法律的名义为他们自己，为他们错误的目的服务。在我生活过的时代中，希特勒和斯大林将法律视之为赤裸裸的权力。他们想去镇压，甚至去谋杀那些仅仅是要求简单的公正的人。他们的谎言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们的政权就建立在这样的谎言之上，并且愚弄了成千上万的人，最终不可收拾。他们的反法治是明显的。也有一些微妙的，不那么明显的对于法治的攻击。我们必须警惕这些对于法治的歪曲，以至于我们不至于失去了对法律的信心，将法律作为使我们大家在我们的时代能够寻找和找到正义的一种途径的信心。你们的职责，你们的事业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上，即法治不只是秩序。它是正义。它是尊严。它是自由以及对全人类的同情。这是半个世纪以前一个初次踏入法学院的学生的想法，学习法律是迷人的挑战，到今天，这种情怀仍未改变。在座的我们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是一个可以为法治的道路做出持续的贡献的地方。并且，这所法学院将会跻身于世界最优秀的法学院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