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马怀德 解志勇)5篇

第一篇：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马怀德 解志勇)

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及对策

马怀德 解志勇

上传时间:2004-1-

31行政诉讼的执行，是指执行组织对已生效的行政案件的法律文书，在义务人逾期拒不履行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从而使生效法律文书得以实现的活动。行政诉讼执行问题是当前法院面对的一个难题，对于原告败诉时的执行问题，有关法律另有规定，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以下提到的执行问题，均指被告败诉时的执行。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明确规定，在行政机关不履行判决的义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实际上，法院往往难以采取强制，即使采取强制措施，也很难奏效。原因何在呢？针对这种状况应采取什么对策呢？这正是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

一、行政机关败诉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分析

我们认为，形成行政机关败诉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被执行行政机关的原因，也有执行机关的原因。但主要是司法体制的原因。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被执行组织没有履行能力。

第二，行政机关无视法院的权威。

第三，我国现行司法权力难以有效制约行政权。

1.法院自身权威不够。

2.法院的独立性不够。

3.法官的独立性不够。

下面我们重点讨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二、克服现行体制弊端，建立全新的行政审判和执行体制

（一）行政法院的模式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立了行政法院。如法国行政法院，尽管它属于行政机关系统，但具有明显的独立性。而德国、瑞士、瑞典、比利时、意大利、芬兰、墨西哥等国的行政法院都属于司法系统。这些国家的行政法院设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

德国的行政法院属于普通法院中的5种法院（一般法院、行政法院、劳动法院、财政法院和社会法院）类别之一。但它独立于一般法院（刑事、民事法院），与法国相同。德国行政法院组织分三级：初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和联邦行政法院。初等行政法院设在各邦，数目因州的大小而异。初等行政法院共有33个，高等行政法院10个。行政法院的组成是由院长、主审法官和相应数额的普通法官组成。德国行政诉讼在程序上表现为审问式公开审理，并设置公益代表人参加诉讼，联邦最高检察官、州高等检察官和地方检察官分别作为联邦、州和地方的公益代表人参加行政诉讼。

我国似可制定《行政法院组织法》，建立行政法院。

1.行政法院的性质、任务、组成和任期。建立我国行政法院，在坚持适合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应该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为此，笔者认为，行政法院在性质上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属下的国家审判机关，原来由人民法院行使的行政审判职能，全部转由行政法院行使。行政法院通过行使行政和与行政有关的案件的审判权，参与行使国家审判权力，不受 1

除最高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行政法院的任务是按照法院程序正确地适用法律，审理和判决行政案件，以及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引发的争议案件。相应地，各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取消，其他业务庭的与行政机关有关的案件审判职能取消。各级行政法院只接受上级行政法院的业务指导，完全独立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权力机关。

行政法院的组成可以参照德国行政法院的做法：由院长、主审法官和相应数额的普通法官组成。最高行政法院院长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任，也可由其他人担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最高行政法院的工作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它的副院长、审判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行政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高级行政法院、中级行政法院和基层行政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均由上级行政法院任命。

从隶属关系上看，只有最高行政法院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行政法院均只隶属于行政法院系统，地方各级行政法院的设置不与现行行政区划重叠。

（二）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行政法院的建立，除了要坚持其基本原则以外，为了便利执行，在具体操作时，还应特别强调以下几个问题。

1.行政法院司法统一。

2.行政法院司法独立。

3.建立、健全行政法院监督制约机制。结合国内外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除了应加强行政法院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以外，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建设：（1）建立行政法官高薪制度。新加坡、香港等地实行高薪养廉，使法官享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更加珍惜自己的事业与地位，不致于去为生计冒险。这种制度可以为我们借鉴。（2）限制和避免法官与当事人私下接触，更不能允许法官与当事人同住、同吃、同行、对违反职业道德的法官，予以坚决地惩处，决不姑息。（3）倡导大众传媒对行政法院司法进行监督和批评。

4.行政机关被执行财产的来源。对于自身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大多发生乡镇一级行政机关。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乡镇一级行政机关并没有独立的财政预算，实行的仍然是全县财政统一的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讲，虽然这类乡镇行政机关是民法意义上的机关法人，但它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机关法人”，而是与其上级县政府有天然联系（也可以说“没有分家”）。依笔者之见，县政府应当对其下属乡镇政府应承担的义务负有无限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当乡镇政府自身没有履行能力时，法院可以将其上级政府的财产作为执行对象。

（三）在行政法院建立严格的执行制度

1.健全和完善法律规定。针对行政机关不执行判决或法官拖延执行判决的违法行为，应健全立法。使行政机关和执行法官面对法律的规定，不敢、不能、不愿、不必对抗或拖延执行判决。目前的法律规定仅仅局限于“向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或“法院内部监督规定”是远远不够的。我国行政法院应该在坚持现行监督体制的基础上，通过设立执行监督的专门委员会和制定〈执行法〉,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实效的执行监督体制。

就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来说，不单单是法院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更重要的是，将司法审查的判决落实到实际中去---当行政机关企图对抗判决时，毫犹豫

地予以强制执行。否则，所谓法制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

就行政法院内部的监督而言，执行监督委员会是行政法院内部一人相对独立的机构，专门就执行问题进行监督。它由人民检察院的派驻人员和行政法院工作人员组成，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法院的双重领导。该机构的主要设置依据和工作依据就是〈执行法〉。这个监督机构之所以需要人民检察的直接参与，主要是基于“自己不能为自己法官”的考虑。这就是英国最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11)它是克服“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弊病的有效方法。

2.提高行政案件的审级。在我国，行政权力本位思想，存在于一些人尤其是行政机关干部的头脑中，行政法院需要采取新的案件受理方式。为了防止行政机关不应诉或行政首长拒绝到庭，可以把这类案件的审级提高。即由基层行政法院受理与县级以下行政机关有关的案件，涉及县级以上行政机关的案件，则由相应一级的行政法院受理，以增强权威性和威慑力。在个案执行时，一律由高于被执行行政机关级别的行政法院执行庭派出专人监督执行，或者完全由较高级别的行政法院执行。

3.最高行政法院派出巡回法庭。我们认为，应该在行政法院实行“巡回法庭”制度。“巡回法庭”制度是行政法院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旨在发挥其“特效性”和“及时性”的优势，解决实际当中相对人诉讼不便、地方行政法院拒绝受理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执行机关拖延执行判决和行政机关抗执行的案件。从它所起的作用

上不难看出，“巡回法庭”的性质具有两重属性。其一，它是最高行政法院设立的一个监督机构。这是巡回法庭最主地的功能。它不但有权对地方行政法院系统内部案件受理、审判和执行程序进行全程式的监督，而且有权对被判决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它可以代表最高行政法院就个案向有关行政法院发出受理命令、重新审理命令和执行命令。并可以应原告人的申请，直接参与对某些行政机关的执行活动。其二，在必要的时候，它有权决定直接受理某些一审案件，此时，最高行政法院是一审法院，它作出的判决或裁定为终局判决或裁定。这是巡回法庭次要的功能。

“巡回法庭”在最高行政法院内部是常设机构，但其工作人员组成是不固定的，主要在最高行政法院内部临时抽调有关方面的法官组成。“巡回法庭”每巡回一次，它的主要组成人员就更换一次。

4.强化行政机关行政首长的法律责任。《行政诉讼法》第65条第3款、第4款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一审法院可以“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拒不履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我国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从理论上讲，他应该对行政机关的全部行为负责任。就“刑事责任”来说，指《刑法》第313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这一条规定的落实，重点应放在追究行政首长的责任上。

出处:转自中国诉讼法律网

第二篇：浅析民间案件执行难原因及对策

浅析民间案件执行难原因及对策

当前，法院的执行工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执行案件数每年大幅度上升，标的额越来越大；当事人履行能力差，加之有能力拒不履行义务、肆意对抗执行、暴力抗拒执行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有发生的情况，从而形成“有财产难执行、没财产执行不能”“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的被动局面，结果使执行案件大量积压。可以说，执行难问题不仅成为法院工作的痼疾，而且也成为了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生效的法律文书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执行，不仅妨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而且使司法的权威性受到了动摇，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损害和威胁，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难题，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做了积极的努力，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笔者结合执行工作的实践，仅就民间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及其对策作一探析。

一、执行难的原因

法律上的执行，是指法律赋予执行权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依靠国家强制力，将已经发生效力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予以落实的执法活动。它的任务和目的是依法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保障权利人的权利和国家利益得以实现。执行难，是一果多因的现象，就洋浦地区民间案件执行情况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法制观念。表现为：一不懂法，二是懂法而抗法。应该说，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步伐迈得大，在加强立法的同时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普法教育，人们的法制观念有所提高，遵纪守法已成为大多数公民的自觉行为。但是，执行法律知识却很少向公民进行宣传，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执行法律意识淡薄，认为生效的法律文书只不过是白纸黑字，“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笔者不久以前曾执行过一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申请人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因受被申请执行人的儿子即刑事案件被告人的殴打致伤，花去医药费、住院费等共二万多元。法院在以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决其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同时判令其父母作为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向申请人赔偿各种医疗费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执行人员找他们谈话、做工作，要求其按法律文书履行义务，他们竞理直气壮地说：“人都坐牢了，还赔什么钱？如果要赔钱，还坐什么牢？”。可见其法制观念淡薄到何种程度。而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更有甚者采取逃避的态度拒不履行，还有的被执行人的亲属、朋友、邻居及不明真相的人围攻执行人员；有的被执行单位的干部职工在执行时起哄闹事；有的有义务协助执行的单位拒不协助。所以说，公民薄弱的执行意识，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主要障碍，是执行难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二）当事人存在抵触情绪。一般而言，民事案件当事人既然起诉到法院通过打官司方式来解决纠纷，说明双方矛盾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对立程度。从中国历史上长期主张“无讼”的观念讲，中国人是最不情愿打官司的，“一场官十年仇”就是这种观念的写照。有些当事人之间因纠纷结下怨恨，大部分通过诉讼后能够逐渐解除，案件审理判决后也能自动履行。但有些案件，需要依法强制执行，说明双方结下的怨恨很深，至少尚未消除。因此，被执行人出于报复心理，进而产生抵触情绪，对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采取硬抗的方式拒不履行。最突出的是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当事人双方因琐事而引发矛盾甚至斗殴打架，法院依法判决后，义务人拒绝履行赔偿义务。由于纠纷的原因就是矛盾冲突所致，因此，当事人不可能自动履行义务，甚至很可能对抗法院的执行工作。

（三）达成调解后反悔。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当事人在案件调解处理中，经审判人员做调解工作达成调解协议，但事后又感到吃了亏；有些当事人在调解协议生效后又自感当初考虑不周，提出新的要求；有的当事人明知理亏，同意调解，但又怠于履行；也有的在签订调解协议时草率等，都可能使义务人一反常态，拒绝执行。如某居委会申请执行符？菖？菖借款纠纷一案，双方经法院主持达成和解协议，即符？菖？菖应偿还居委会借款人民币65000元，2003年8月10日前履行40000元，9月10日前履行完毕。但事后符觉得当初考虑不周，因为借款并不是其一个人的意思，是大家借来买船出海捕捞的，必须由全体船员共同偿还，而不能由他一个人承担。

（四）软磨赖拖不愿意履行。有些当事人认为只要能拖、会磨、善赖，不会有什么坏处。法院现在注重的是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般比较慎用强制措施，拖的时间长了，啥事也会不了了之。对法院的判决认可，也答应履行，但总是推来推去不同意履行。如某居委会申请执行李？菖？菖债务纠纷一案，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和解，即所欠债务2200元，每月偿还300元，直到还清为止。达成和解后，被执行人并不积极履行，通知其履行也没有理睬，找到他又表示同意履行但同时又以家庭困难，一时难以履行为由而推拖。

（五）逃避躲藏拒不履行。有些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尽量躲避，对现有的财产尽量隐匿转移。一听说法院要来执行，就逃避躲藏起来不见面。万一碰上面，也是满口答应立即履行，法院执行人员一走，就什么都没了。如赖？ 菖？菖申请执行王？菖？菖债务纠纷一案，执行标的为人民币21330元，立案时间为1999年4月21日，该案在立案时执行人员只见过被执行人一次，从那以后被执行人再没有露面，而且又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此案难以继续执行。

（六）以申诉、投诉为由，阻止法院执行。当事人一旦败诉后，总是千方百计找理由、借口申诉、投诉不予履行，甚至阻止法院执行。目前，这种情况也比较普遍。法院提倡文明执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正因如此，有些案件的被执行人，特别是一些法律意识淡薄，生活状况不够良好的自然人和个体经营户等。他们向省政府、人大，法院上访、申诉，或者通过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以达到延缓、甚至阻扰法院执行的目的。法院为了稳定起见，不得不一缓再缓，有的甚至不敢强制执行，生效的法律文书如同一张白纸，尽管申请人诸多意见，但法院也无可奈何。

（七）当事人以死相威胁，使法院无所适从。现在的当事人不能说他完全不懂法，实际上他一旦涉讼并成为被执行人时，他又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在执行立法相对滞后的今天，当事人以死相威胁，他知道在当今法制社会，都在强调人权，国家不会让一个公民白白断送生命。因此，法院在依法强制执行时，个别当事人总是以死相威胁，使法院无从下手。

（八）对执行工作认识不足。执行难除了外部原因，法院内部也存在自身问题。对执行工作的认识不足，就是一个主要原因。以往，都普遍认为法院工作主要就是审判，其它工作都是次要的。由此，各级法院基本上形成了“重审判、轻执行”的现象。绝大部分法院对执行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只是片面追求案件审结率，没有将执行工作同审判工作一样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如人员的配备上，有的法院把一些纪律松懈、年老体弱、转业军人、司机等调整到执行队伍里，简单认为执行工作不需要高深的法律知识，只是“粗活”，身体强壮就行。实际上，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九）执行立法滞后。我国至今未有糸统的、全面的、完整的执行立法。目前，法院在执行工作中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就是民事诉讼法第三编中的第二百零七条至二百三十六条，这些法律条文过于原则，不够具体，可操作性不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8年6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及其他一些针对执行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虽然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仍不够完善、糸统。特别是在依法治国方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和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已不能满足执行工作的需要。实践表明，“执行难”的状况与在执行工作中就有些问题的处理无法律依据有很大关系。

二、解决执行难的对策

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关系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关系到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前，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已经成为人民法院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执行工作引起了足够重视。笔者根据以上分析的原因，就如何解决执行难谈谈自已的看法。

（一）大力宣传法律，提高人们执行意识

在执行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情况：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却不履行；有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拒不协助；案外人妨害执行；案外因素干预等等。究其原因虽然很多、很复杂，但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人们的执行法律意识淡薄。当然，不排除有些被执行人装糊涂，想赖帐。对此，应当积极开展执行法律知识普及活动，提高人们执行意识，这是解决执行难的根本措施和办法。应该说，我国开展各式各样的普法教育不少，但主要是刑法、民法等主要法律，执行方面的法律、司法解释很少涉及，更谈不上普及，即使宣传也很简单。笔者近期接触一宗执行案，执行标的800多万元。案子刚进入执行程序，说情者纷纷上门，电话不断，各方面的批示一份接一份。执行人员几乎难以应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采取多种形式的对执行法律宣传活动，各级宣传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要以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为指导，将执行法律列为当前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执行意识。通过广泛深入的执行法律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生效法律文书必须执行的法律意识，减少拒不执行和妨害执行的行为。

（二）坚决查办抗法、阻挠执行工作的违法人员

在实践中，抗法、阻挠执行工作的现象屡见不鲜，情形各式各样。有的公开对抗，以暴力、威胁等方法妨害执行工作；有的暗中通风报信、协助转移、隐匿财产；还有的故意撕毁人民法院执行公告、封条等；有的妨碍人民法院依法搜查，哄闹、冲击执行现场等等。对这些违法现象和相关人员应该坚决处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明确规定，对隐藏、转移、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和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零四条和第一百零五条又分别明确规定了罚款、拘留的数额和期限、批准和复议的程序。最高人民法《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此又作了具体的司法解释。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对上述所发生的抗法、阻挠执行工作的违法人员，要严格依法查处，为法院执行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权威。

（三）转变执行观念，摆正审执关系

法院审判是确认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确认的权利是当事人对权利的拥有，但很多情况下，当事人尚未实际拥有。法院执行是当事人在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权利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寻找公力救济的途径。既然是救济，就有可能实现得了，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当然，重新定位法院执行工作，这是我们司法目前必须转变的观念。另外，我们还需摆正审执关系，从法院宏观上抓业务工作角度看，执行工作与审判工作同样重要，审执分离虽然是法定的制度，但不因审执分离而分工、分家，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做到审执并重和“两手抓”，从而正确处理好审判工作与执行工作的关系。我们必须提高全面执法的观念，彻底克服重审判、轻执行的思想，真正把执行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岗位目标管理，一手抓审判，一手抓执行。

（四）完善执行法律，使执行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如上所述，现阶段我国执行立法工作滞后、执行工作无法可依的现象较为突出。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立法机关目前正在着手起草单独的强制执行法，把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来。对此，国外早有成熟的立法经验可供借鉴。如英国1884年制定了《执行法令》，日本1979年制定了《强制执行法》，奥地利也制定了《强制执行法》，这些都在民事诉讼法之外。我国民国时期也有单独的《强制执行法》，台湾地区1990年修订了《强制执行法》等等。所以，制定单独的执行法律，条件是具备的，完善执行立法应该说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事情。要解决执行难问题，首当其冲就是要制定执行法令，使执行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除此之外，任何法外的说教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当然，除了上述所言，要真正解决执行难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要强化执行力度，提高执行艺术；要加强执行队伍的业务培训，提高执行水平；要依靠党委领导，接受人大监督，争取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总之，解决执行难是一个综合性的糸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同时，仅靠法院去努力，去想办法，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现实的，要靠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改善执法环境，遏制一些被执行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规避法律、违反法律、践踏法律的行为，协助法院顶住各种非法干扰和压力，要在一个监督机制很完善的环境下，给法院一个独立的执法空间，其他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要过多地干预执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

第三篇：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原因探析及对策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原因探析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公路交通网络日益健全，为道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使人们“行有车”不再是梦想。但由于人们交通安全意识的淡薄，机动车辆致人损害事故也日渐增多，人民法院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大幅

上升，对该类案件的执行任务也随之加重。由于种种原因，相当数量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得不到及时执行，甚至无法执行，成为人民法院执行难的一个新特点，申请执行人在精神、肉体和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对法院产生了诸多抱怨和诘难，引起了法院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基于这一现状，本文选择在江西省吉安市13个基层法院开展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情况的调查，通过分析实证材料，探寻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原因，集思广益，总结执行经验，提出破解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对策。以期化解此类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法律尊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一、调查范围和对象

（一）调查范围

1、地域范围

本次调查选择的地域范围为江西省吉安市下辖的13个。基层人民法院，包括2个城区法院、1个县级市法院、10个县级法院。吉安市位处江西省中部，国土面积为25271平方公里，辖区常住人口470余万。农业为该市传统产业，在gtp中占据主导地位，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2、时间范围

本次调查以2001年至2005年9月为时间段。这一时间段在国家经济发展“十五”计划和“四五”普法计划时期内，且跨越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分别调整的时期，能够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一定经济发展时期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执行现状，发现其变化发展的规律。

（二）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上述时间段内吉安市13个基层法院立案执行的所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为对象。本文所指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受理和审理，并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或《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对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当事人之间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作出裁判的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

二、调查方式

1、向13个基层法院执行局发出调查提纲，收集各基层法院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执行情况的实证材料，包括立案数、裁判方式（判决、裁定、调解）、已执案件数、未执案件数、未执标的数、执行期限、被执行人职业和居所（农村或城市）。

2、根据上述反馈情况，走访吉水、永丰、新干三个县法院的执行局长和部分执行员，了解其在执行中遇到的困难，具体的执行方法。

3、召集峡江县法院的全体执行员座谈，提出问题，谋求解决办法。

三、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执行情况和特点

（一）受理

2001年元月至2005年9月期间，吉安市基层法院共受理并立案执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663件。其中2001年78件，2002年104件，2003年130件，2004年182件，2005年1—9月份169件。

（二）执行

1、执结案件数与执结率。2001年，吉安市基层法院执结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65件，执结率为83.3；2002年执结91件，执结率为87.5；2003年执结88件,执结率为67.7；2004年执结117件,执结率为64.3;2005年1—9月执结104件,执结率为61.5。

2、执行根据的裁判方式。在已执结的465件案件中，有335件的执行根据是调解书，占72；执行根据为判决书的有130件，占结案数的28。在未执结的208件案件中，执行根据为调解书的有12件，占未结案件数的5.8;执行根据为判决书的有196件,占94.2。

（三）未执案件标的数

由于已结案件标的数过于庞大，本次调查仅统计了未执案件标的数。2001年吉安市基层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未执标的总计20.8万元,平均每案为1.6万元;2002年未执标的总计17.94万元,平均每案为1.38万元;2003年未执标的总计151.36万元,平均每案为1.72万元;2004年未执标的总计462.8万元,平均每案为3.96万元;2005年1—9月未执标的总计406万元,平均每案为3.9万元。

（四）执行期限

2001年至2005年9月，吉安市基层法院执结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期限在六个月以内的

第四篇：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原因探析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公路交通网络日益健全，为道路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使人们“行有车”不再是梦想。但由于人们交通安全意识的淡薄，机动车辆致人损害事故也日渐增多，人民法院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大幅上升，对该类案件的执行任务也随之加重。由于种种原因，相当数量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得不到及时执行，甚至无法执行，成为人民法院执行难的一个新特点，申请执行人在精神、肉体和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对法院产生了诸多抱怨和诘难，引起了法院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基于这一现状，本文选择在江西省吉安市13个基层法院开展有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情况的调查，通过分析实证材料，探寻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原因，集思广益，总结执行经验，提出破解此类案件执行难的对策。以期化解此类案件引发的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法律尊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一、调查范围和对象

（一）调查范围

1、地域范围

本次调查选择的地域范围为江西省吉安市下辖的13个。基层人民法院，包括2个城区法院、1个县级市法院、10个县级法院。吉安市位处江西省中部，国土面积为25271平方公里，辖区常住人口470余万。农业为该市传统产业，在gtp中占据主导地位，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2、时间范围

本次调查以2001年至2005年9月为时间段。

（四）执行期限

2001年至2005年9月，吉安市基层法院执结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期限在六个月以内的为412件，占立案数663件的62.1%；在六个月以上执结的为53件，占立案数的8%；六个月内未执结的有11件，占立案数的1.7%；超过六个月仍未执结的有187件，占立案数的28.2%。

（五）未执案件被执行人的职业及居所

由于被执行人的职业和居所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反映其执行能力，因此本次调查专门对此进行了统计。在未执结的208件案件中，被执行人总共有239人（个），其中个体司机165人，占总数的69%；单位12个，占总数的5%；其他人员（主要为摩托车等助力车驾驶人员）62件，占总数的26%。在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227人中，农村居民为197名，占86.8%,城市居民30名,占13.2%。

（六）特点

综合分析上述五大类数据，本文认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执行在近期呈现出以下六个特点：

1、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执行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是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法院受理的该类案件呈大幅上升态势。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鼓励当事人“私了”，弱化了交警部门对事故处理的调解职能，使得大量案件涌入法院有直接关系。

2、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率逐年下降，“执行难”现象已凸显。虽然执结案件数一年高于一年，但执行率总体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3年以后，执结率均未超过70%。这一比例比最高院规定的新收执行案件执结率不得低于80%的要求低10%以上，充分说明该类案件已成为法院执行案件的难点。

3、调解案件的执结率远高于判决案件。五年中，执行根据为调解书的347件案件中，仅有12件未执结，占3.5%；执行根据为判决书的316件案件中，有196件未执结，占62%。充分说明被执行人对按照自己意愿达成的赔偿协议，履行义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远远高于履行法院判决，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被执行人对法院判决的不理解。

4、《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执行标的大幅攀升。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解释》对一些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予以新增和调整，如新增了必要的营养费和康复费，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期限从十年提高到二十年，使得2004年5月1日以后的案件平均执行标的比之前翻了一番。

5、执行时间普遍较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要求，执行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执结。而本次调查的663件案件中，仅有412件案件在规定的期限内执行完毕，只占应执案件的62.1%，超过三分之一的案件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执结，执行时间最长的案件已届五年。

6、被执行人职业特定化，未结案件的被执行人以农村居民为主。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双方中至少有一方为机动车或助力车驾驶员（无论是否有准驾资格）或机动车所属单位。受汽车消费贷款的影响，期望发家致富的大批农村居民贷款购车从事个体运输，不高的文化素质决定了农村个体司机对交通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相对较低，发生道路安全事故的比例高于其他群体。由于其经济能力较差，执行能力有限，因而未结案件的被执行人多为农村个体司机。

四、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一）被执行人对法院判决存有抵触情绪，履行判决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差。法院判决立足于法律事实，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当事人的责任、义务进行评判，更多的注重法律效果，而并不考虑义务人的主观意愿。因而大多数法律意识不强的被执行人对判决结果不理解，进而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对抗心理。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期望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显然是一厢情愿。消极对抗执行的被执行人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与执行人员“捉迷藏”。抗拒执行的被执行人则故意隐藏、转移、变卖可供执行的财产，个别被执行人甚至以暴力、胁迫或诬告、陷害等方式妨害执行员执行职务。

（二）执行标的大，被执行人无力在规定期限内履行赔偿义务。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及重伤的较多，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再加上被扶养人的抚育费和赡养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经济能力稍差的被执行人根本无力在判决规定的期限内全部履行赔偿义务。申请执行人在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不肯放弃任何执行请求，拒绝执行和解。对于这类案件，即使符合法律规定中止执行的情形，法院也不敢裁定中止执行。往往执行人员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案件的执行仍是“马歇尔计划”。

（三）被执行人难找。由于绝大多数被执行人从事个体运输，职业特点决定了被执行人流动性强。执行人员到住所找其执行时扑空是常事。“男主外、女主内”仍是农村男女分工的基本模式，被执行人的妻子往往以男人不在家，自己做不了主为由应付执行人员，使得执行人员无计可施，“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在执行人员中普遍存在。

（四）法院审执工作脱节，衔接不紧密。根据法院改革纲要，吉安市13个基层法院均实现了审执分离。这一改革虽然对提高法院工作效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刚刚起步，审执兼顾还做得不够。

第五篇：解析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丁育林 贺茵

执行工作是实现法院审判职能的重要环节，是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保护的最终体现。执行工作进展情况的顺利与否，势必严重影响着法律的尊严和法院的权威形象。因而，执行工作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难点，领导关注的焦点，群众议论的热点问题。执行难，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更是“难中之难”。

一、附带民事诉讼执行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1、附带民事诉讼执行案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这类案件的执行要比其它民事案件的执行难度大，结案率低。

从我县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现状来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1)案件的执行标的相对较大。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是因刑事犯罪行为引发的，被害人受到的伤害程度比较大，案件的执行标的自然也大。特别是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立人身损害赔偿适用全面赔偿原则，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赔偿金额大幅度的增加。从我院2004年来的统计资料看,个案最小标的达1.572万元，个案最大标的达24.8万余元，平均每案的执行标的达3.325万元。

2)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对立情绪大。进入执行程序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除了无力赔偿者外，很大一部分是不愿赔偿的人。这些被执行人及其亲属由于受“坐了牢就不赔钱”意识的支使，往往不愿履行赔偿义务。申请执行人一方则认为被执行人对自己伤害太深，又无悔罪表现，“报复”心理比较严重，要求实现自己权利的愿望强烈，在执行过程中是“寸土必争”，寸步不让。

3)涉案当事人人数多。统计资料显示，进入执行程序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因交通肇事、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引发的居多。这些案件中，要么侵害人较多，要么被害人较多。侵害人多，相互推诿，逃避执行现象比较严重。被害人多，赔偿数额相对就大。

4)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能力较差。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一是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及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二是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三是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遗产继承人;四是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五是其他对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和个人。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大多是被判处刑罚并在服刑改造的人，这些人除现实的赔偿能力外，因其生命、人身自由已被剥夺，在服刑期间，这些人已不可能靠自己创造财产来履行赔偿义务。另外，刑事案件中的有的被告人是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差;有的被告人是履教不改者，一贯好吃懒做者，自己没有什么财产可供执行，家里的积累也被他折腾光了。这就使附带民事赔偿执行案件，逃脱不了难执行，甚至无法执行的厄运。

2、现行立法上的缺憾，是造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现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要求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赔偿损失是在刑事案件交付审判时提出。法律没有规定侦察机关、检察机关有调查和有效控制犯罪嫌疑人财产的职责。按刑诉法的规定，一般刑事案件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到检察机关起诉，至少要三个月的时间，给那些有赔偿能力而不愿赔偿损失的被告人或其亲属隐匿、转移财产，规避执行提供了时间上的方便。尽管法律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候有查封或扣押被告人的财产的权利，然而，由于先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不允许人民法院提前介入公安、检察机关尚未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这样的救济为时太晚了，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表现之二：敦促被执行人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完善、不科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由于现行法律把“赔偿被害人损失”仅作为酌定从轻量刑情节，并且使用“可以”字样，实践中操作的随意性大，难免被告人及其亲属心存疑虑，对刑事被告人尤其是可能判处长期徒刑或

者死刑的被告人及其亲属触动不大，其自觉履行赔偿义务的主动性、积极性不能得到有效、全面的激发。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结案率.表现之三：法律没有明确将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列为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导致一些已被判处刑罚的人对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无动于衷，这也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

3、“重刑轻民”意识的存在,“审执分离”机制的运行，也严重影响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由于法院内部运行“审执分离”机制，刑事审判法官往往只注重刑事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忽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方面的证据调查与收集，甚至由于追求案件结案速度，对被害人本可以获得赔偿条件的不及时进行有效控制，导致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丧失有利的执行条件。

二、破解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难的几点建议

1、执行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附带民事案件，是因刑事犯罪行为引发的。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仇视和报复心理一般很重，对自己权利的实现要求也比较强烈。如不注意挽回或补偿权利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既有损法律的尊严，也将严重影响社会正义的伸张,更为严重的是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提高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的重要性的认识，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从个案做起，做到及时主动，严肃认真，耐心细致执行好每一件案件，最大限度实现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上面我们已经谈到，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上的一些缺憾，给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很有必要进行完善。我们认为这几个方面亟待完善：一是从法律上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享有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同时，在法律上明确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调查、查封、扣押、冻结、先予执行的权力，防止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转移或隐匿财产。二是将被告人积极民事赔偿义务，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赔偿义务列为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三是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执行与对被告人刑罚的执行有机结合起来，把被告人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以及被告人家属积极代为履行义务的情况作为刑罚执行

中对罪犯给予减刑、假释的法定条件。四是要从法律上将“有能力赔偿而拒不履行赔偿义务(比如隐匿、转移财产)”作为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加以明确。从正面激发，侧面打击两方面入手，以最大限度挖掘附带民事赔偿被告人履行义务积极性。

3、走出认识误区，加大调解力度，把调解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规定，除人民检察院提起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不能调解外，其他附带民事赔偿案件均可进行调解。调解有利于息讼解纷，有利于当事人之间对立情绪的缓和，有利于矛盾的化解。另外，由于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的，通过调解所达成的赔偿协议履行率也比较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积极运用调解这一手段来解决附带民事赔偿问题。要有效解决附带民事赔偿问题，充分发挥调解的职能作用，我们要走出两个思想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公安、检察机关要走出对民事赔偿进行调解是人民法院独家职责的认识误区。过去，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认为，调解民事赔偿是法院一家的事情，因而对受害人一方提出的民事赔偿请求往往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实践中，虽也有公安、检察机关启动调解民事赔偿这一程序，但可以说大都是流于形式，走走过场。公安、检察机关怠于对民事赔偿进行调解，致使绝大多数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流入审判阶段，加大了法院审理、执行的压力。事实上，我国法律早就赋予了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阶段对附带民事赔偿进行调解的权利。我国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并已给付的，被害人又坚持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公安、检察机关院应当秉着互相协作，互相配合的原则，充分利用自己的职能优势，加大对附带民事赔偿问题的调处力度。二是法院刑事审判人员要走出“重刑轻民”思想误区。“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刑事执法理念，是“重刑轻民”思想的源泉，“审执分离”的格局，是“重刑轻民”思想加剧的催化剂。在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法院刑事审判人员要进一步端正司法理念，法院内部也应对一些不合国情、不合时宜的格局进行必要的改革。法院刑事审判人员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要牢固树立刑事审判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执行一盘棋的思想，实行“两手抓”，一手抓对被告人犯罪行为的依法打击，一手抓对被害人求偿权的保护，认真履行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财产方面证据的调查、收集职责，打消被告人逃避义务的念头，同时也让被害人一方明确被告人履行义务的能力，为以后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执行打下良好基础。在审理过程中，要克服不愿为的思想，认真、细致做好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有难度，但调解解决附带民事赔偿是很有可能的，实践中我们运用调解这一手段解决了不少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虽说不是很完善，但也为法院调解处理附带民事赔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亲属主动为被告人退赃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规定，“被告人亲属自愿代为履行赔偿义务的，也视为被告人积极履行义务的表现”。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抓住被告人关心法院将如何对其课以刑罚这一心理，用足用好法律，不厌其烦地向被告人及其亲属讲明、讲透积极履行民事赔偿义务与量刑之间的法律联系，唤醒被告人的悔罪意识，激发被告人履行赔偿义务以及被告人亲属协助履行赔偿义务的积极性，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最大限度保护好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合法权益。

4、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制度。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权利人，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受被害人被害前抚养、赡养、扶养的人。实际中，由于被执行人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被执行人生活困难，没有能力履行赔偿义务，被执行人被判处长期徒刑，现实无可供执行财产，被执行人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收入来源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势必会造成一部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权利人很难全部得到实现，甚至不能实现，致使这些案件的权利人沦为弱势群体，这些人的权利如得不到必要的保护，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有必要尽快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主张在我国实行对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是既有理论上的依据，也有事实上依据。目前理论上的依据主要有这样三种学说：一是社会保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二是公共援助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的公共援助。三是国家责任说，认为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是国家的一种责任。事实上，在西方有许多国家已经推行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我国，中央政法委也已明确要求“各地可积极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基金，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为特困群体的案件，如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交通肇事赔偿等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当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时，按一定程序给予申请执行人适当救助，解决其生活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为我国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

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应当抓紧这一制度的建设，以便能从源头上解决部分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