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与和谐社会建设

第一篇：司法行政与和谐社会建设

司法行政与和谐社会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组织开展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考试管理、司法鉴定管理等职能，在推进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目前，我省在司法行政工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司法行政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基层基础工作比较薄弱、有些领域立法滞后，队伍的整体素质也还有待提高。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有利条件，增强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要看到当前工作的复杂情况和突出问题，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针对性，综合管理，统筹规划。

为了在建设和谐社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我认为我省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

（一）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各方面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而加强法律服务，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调节相互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就显得至关重要。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党委和政府的部署，在立足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搞好服务。一要突出服务重点，围绕当地大企业的具体情况，组织律师、公证等相关机构，从多方位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二要打造服务平台，符合条件的企业应设立公司法律事务处，促进企业的依法经营管理；三要拓宽服务领域，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在代理诉讼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非诉讼事务上，帮助顾问单位完善规章制度，参与市场主体经营决策，增强交易安全，防范经营风险；四要整合法律服务资源，对服务对象推出更多类型的法律服务业务，增强服务的实效性。

（二）坚持普法和依法治国工作并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承担普法依法治理任务的职能部门，必须不遗余力地充分发挥职能的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要深化法制宣传教育。按照“五五”普法的要求，要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相关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旨在提高广大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对各种复杂局势、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律素质和能力；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教育引导其规范交易行为、防范市场交易风险，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实现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坚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进一步增强法律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加强与各部门和行业的联系沟通，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共同营造全社会浓厚的学法用法氛围；二要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观念，为推进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思想基础；引导公民依法办事，自觉履行义务，规范自己的生产经营和工作生活，维护自身权益，为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着力引导社会依法治理，深入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的创建活动。

（三）尽力化解矛盾纠纷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应当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中前进的过程。人民调解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外解决民间纠纷的法律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具有重要作用。

一要加大基础建设的步伐，不断推进基层司法所的规范化建设；二要加强机构网络化建设，进一步加强调解机构建设，发展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组织，延伸人民调解组织网络触角，使人民调解更深入基层，更贴近民间；三要加强队伍建设，以提高调解质量为重点，不断加强调解工作培训，提高调解队伍素质。

（四）加强法律援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应当是公平正义的社会。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我国重要的一项法律制度，目的是对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作为实现社会公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一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要加强法律援助机构网络建设。在县（市、区）成立法律援助中心，形成健全的网络覆盖网络。同时，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使困难群众能够随时随地申请法律援助；二要不断增强法律援助服务能力，提高法律援助质量，积极整合资源，发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主力军作用，力求多办法援案件；三要增加投入，不断增强法律援助物质保障能力，努力将各级法律援助经费全部纳入预算。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充分募集社会资金，努力解决困难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和法律援助财力保障不足的矛盾。

我们作为司法战线的工作者，一定要按照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强化全局观念，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贯彻到司法行政工作的各个方面，落实到履行职能的各个环节。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切实加强学习，要坚持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认真做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问题、开拓新思路、提出新办法，使我们的思想观念、政策措施、工作部署、工作方式更加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开创司法行政工作新局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篇：建设和谐社会 提升司法能力

建设和谐社会 提升司法能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如何贯彻落实好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把中央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落到实处?笔者认为，必须全面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司法水平，有效发挥人民法院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促进发展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本文试从我州法院司法能力的现状分析入手，探索提升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的必要性、主要任务及其途径，以期抛砖引玉，全面推进我州法院自身建设，为创建“平安**”、促进我州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本文出自大秘书网-http://www.xiexiebang.com]

一、我州法院司法能力建设的现状分析

所谓司法能力，就是人民法院具有的认识和把握司法规律，通过司法途径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运用司法手段解决矛盾纠纷、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护群众根本利益的条件和本领。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审判和执行各类案件以及参与社会治安和经济领域的综合治理，在打击犯罪、解 决矛盾纠纷、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合法权益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州法院司法能力建设不断得到加强，司法能力不断得以提高，但仍然远远不能适应我州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因此，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既是形势任务的迫切需要，也是新时期推进法院工作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全州两级法院在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监督和支持下，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和司法为民的服务宗旨，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践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充分发挥打击、保护、调节、监督的审判职能作用，为我州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全州法院司法能力建设不断加强。一是案件质量和审判效率不断提高。XX年以来，全州法院共审结各类案件26327件，案件合格率、优秀率逐年上升，差错率逐年下降，超审限案件逐年减少。二是法官职业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多年努力，基本普及了对法官的法律本科学历培训，选送了部分优秀法官参加了硕士研究生进修，法院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三是司法管理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司法改革，全州法院重新划分了审判长、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工作职责，完善了人民陪审员制度，规范了审判组织的管理；建立了“立审、审执、审监分立”的审判流程管理体系和执行分权制约机制，规范了审判权和执 行权的运行；完善了案件质量管理、评估体系，加强了案件质量评查，创新了案件质量的管理机制；加大了对差错案件的认定和处理，确保了司法廉洁。四是物质保障水平整体推进。近三年来，全州法院争取国债资金1800多万元，州中院完成了办公区整体搬迁，五个基层法院整体搬迁和重建工程纳入了国家计划，并陆续动工和投入使用；全州法院信息化建设开始起步，州中院和八县市法院全部开通了互联网站，架起了人民法院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法院的公信力。

但是，受我州政治、经济、文化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州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的水平还不够高，解决矛盾的本领还不够大，公正裁判的能力还不够强，司法作风还不够过硬，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案件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少数法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全州法院司法能力总体水平仍然不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具体表现在：

一是司法功能滞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随着法制的日臻完善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法院收案范围不断扩大，复杂疑难案件愈发增多，审判力量、救济手段、司法功能与审判任务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大量的侵犯财产权和公民人身权的轻微刑事案件被纳入了自诉案件范围。但从我州受理自诉案件 的情况看，除了传统的轻伤案件和重婚、虐待等婚姻家庭类刑事自诉案件外，大量的刑事自诉案件难以进行司法程序审理，当事人通过刑事自诉救济权利缺乏保障；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监督不力，“民告官”的行政审判受案范围窄，数量少，影响小，缺乏司法权威，“为民申张正义”的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难以取信于民；民商事案件久诉不立、久立不结、久结不执、久执不果的现象依然存在，特别是“执行难”的问题在我州还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障，人民法院成为社会矛盾的“洼地”和“集中营”，隐藏着大量不稳定因素，案件质量、效率和效果均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是法官整体素质不高，法官个体的司法能力难以适应日益繁重的审判工作需要。高学历、专家型法官不多；法官的司法理念跟不上时代要求，“司法为民”的执法思想树得不牢，就案办案、孤立办案,忽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等现象较为普遍；极少数法官不学无术，违法裁判，贪赃枉法，作风粗暴，侵害群众利益，引发群众不满情绪。这些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一经演绎和传播，往往成为千夫所指，极大损害了法官队伍的整体形象，使司法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

三是司法环境恶化，涉诉上访问题突出。由于转型时期体制的不完善，不同阶层人们意识、理念、价值观的冲突，各种领域间经济利益的交错，给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难度，使法院许多案件的审理举步维艰，左右为难，“官了民难了”，通过司法手段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弱化，涉诉上访问题突出。近三年来，我州法院涉诉上访案件共118件。其中刑事18件，民事62件，行政9件，执行29件。进京上访15人次，进省上访27人次，到州上访64人次。涉诉上访案件居高不下，并呈逐年上升趋势。部分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不服，“信访不信法”，不是按照法律程序上诉或者申诉，而是采取到省或进京上访，有的甚至缠访不休，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和经济负担，又有损于司法权威，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及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这对全面提高人民法院司法能力提出了迫切的现实要求。

此外，我州对司法的投入先天不足，法院物质保障不到位，以“两庭”建设为基础的基本设施建设仍然还很落后；法官政治经济待遇不高，人才出现断层；以及在现行的法院及法官管理模式下产生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等等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审判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也构成了我州创建和谐社会的潜在障碍，都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加以彻底解决。

二、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人民法院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能力应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题中之义。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着力提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能力。

㈠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民主和法制建设步伐加快，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显著增强，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人民法院推进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依法执政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的强与弱、司法水平的高与低，司法形象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依法执政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的社会，法律的有效实施是党依法执政的重要保证。人民法院只有切实提高司法能力，才能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依法执政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㈡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需要通过发展来不断增强社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司法来不断提供有 力的保障。首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只有通过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使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得到一体遵从和公正高效的适用，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实现对国家事务管理活动的平等参与。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关系不断得到有效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不断得到有效保障的社会。只有通过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及时处理人民群众通过诉讼途径表达的利益诉求，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决制裁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只有通过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保护。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的社会。只有通过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坚决依法惩罚犯罪，平息各种矛盾纠纷，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在这样一种权利受尊重、利益有保障、纠纷可诉求、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司法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又是维护和谐社会的防火墙。

㈢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是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强调，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人民法院 的司法活动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前提和有效保证。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司法的作用日益突出，许多矛盾纠纷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处理，到现在主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许多经济关系从过去主要依靠政策来调整，到现在主要靠司法机关运用法律手段来调整；司法职能已经从以打击犯罪为主，拓展为惩罚犯罪、维护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保障经济发展，这是国家法治进程加快的必然结果。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司法功能相对滞后的矛盾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司法功能滞后。因此，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首先立足于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有通过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才能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㈣加强司法能力建设是适应新形势和应对新挑战的必然要求。从国际上看，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以法律手段的方式表现出来，人民法院进行有效司法应对，消解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的任务更趋繁重。从国内情况来看，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适用法律和执行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解决这些问题，主要靠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也要靠人民法院充分运用司法手段定纷止争，依法制裁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必须通过司法能力的增强和司法水平的提高，妥善处理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国家、集 体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办案中自觉地将法制意识和大局意识结合起来，将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与司法目的的实现结合起来，才能应对形势的发展变化，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了要着力提高政法机关的“五个能力”：即对敌斗争、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打击预防犯罪、驾驭治安局势的能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严格公正执法、保障公平正义的能力，服务经济建设、促进改革发展的能力。这五个能力是对政法机关的总体要求。落实到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就是要不断增强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规律和司法活动规律，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落实司法为民要求，运用司法手段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本领。就我州法院而言，就是要紧紧围绕州委“三大建设”的发展思路和建设“平安**”的部署要求，着力提高以下六个方面的能力，为我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

一要提高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多年来的经验表明，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遏制犯罪的有效措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滋生和诱发 犯罪的因素大量增加的客观形势，决定了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严打方针。全州法院要坚持严打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注重与其他政法机关的协调配合，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对颠覆国家政权和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审判，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要继续重点打击严重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和盗窃、抢劫、抢夺等多发性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加大对毒品犯罪以及网络犯罪的惩处力度，确保社会稳定。

二要提高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当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秩序不断改善。但是，经济领域的犯罪仍然相当突出，新型犯罪不断出现，直接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全州法院要重点打击金融、财税、证券期货等事关国家经济安全领域的严重犯罪，非法集资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走私、侵犯知识产权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利用国有企业改革之机侵吞国有资产的犯罪，尤其要依法严惩严重经济犯罪背后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以及徇私舞弊等犯罪活动。人民法院为发展第一要务服务，还要通过对大量民商事案件的审判，坚决贯彻民事主体平等原则，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司法环境。全州法院要继续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认真审理金融纠纷案件，防止企图通过诉讼讨债、消债等规避法律的行为，维护信贷秩序。制裁违约失信行为，维护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加强对侵犯商标权、著作权、发明权、商业秘密等案件的审判，制裁侵犯知识产权和滥用知识产权行为。

三要提高依法处理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依法处理矛盾纠纷案件，做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官了民亦了，这是对司法能力的考验，也是检验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标准。审理案件不但要正确适用法律，做到程序合法、实体公正，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让当事人无论输赢都心服口服。如果不讲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而一判了之，赢的未必高兴，输的怨气冲天，当事人申诉不止，矛盾纠纷仍旧处于没有解决的状态，甚至可能进一步激化。因此，要进一步加大诉讼调解工作力度，全州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要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的原则，尽量通过诉讼调解达到平息纠纷的目的。既要切实解决重判决、轻调解导致的不愿调、不会调的问题，又要防止因片面追求调解率带来的违法调、强迫调的问题，绝不能因注重调解而违背公开审判的原则，要坚决防止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问题的发生。同时，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把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探索和推动各种诉讼替代解决方式，进一步健全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处理机制。

四要提高监督和支持依法行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通过行政审判监督、支持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各种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全州法院要通过依法维护合法的行政行为，纠正违法的行政行为，协调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增进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既要反对将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与维护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或者不依法审判和执行；又要克服“法院万能”的观点和倾向，对不属于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审判范围的案件盲目受理或越权审理，要做到到位不越位，监督有力，保障有方。

五要提高在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近年来，全州法院坚持把司法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出了许多便民、利民、护民的举措，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审判内在规律的研究，既增强严厉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又提高依法保障人权的水平，切实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杜绝超期羁押和超审限问题的发生。要切实通过司法活动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通过依法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通过对经济关系的法律 调节，通过在司法活动中弘扬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努力营造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良好社会风尚。

六要提高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司法工作的灵魂和生命是司法公正，人民法院始终追求并努力实现的司法目标也是司法公正，衡量司法能力强弱和司法水平高低的根本标准还是司法公正。无论是严厉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还是保障促进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归根结底都要靠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去体现、去落实。法官的判决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问题，而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全州法院都要树立科学的司法理念，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坚持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统一，坚决抵制和克服人情、关系、金钱、地方和部门保护等各种干扰，进一步完善并强化内部监督，切实提高公正司法、廉洁司法的能力。

四、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主要途径

人民法院司法能力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必须狠抓队伍建设，深化司法改革，强化审判管理，落实物质保障，从而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的自身建设。撇开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投入等外部制约因素，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州法院要围绕司法能力建设，着力从以下五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党管司法的能力。全州法院领导班子要从议大事、用干部、抓作风入手，提倡既有批评又有团结，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民主生活，提高化解班子自身矛盾的能力，增进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依靠制度和机制的作用，处理好班子内部及班子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始终把班子队伍建设摆在首位，自觉、全面履行好抓班子带队伍的重大责任，提高班子整体执政能力，努力把班子建设成为坚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是要加强法院党的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要进一步深化党建工作，抓住旗帜、堡垒、模范“三个一”的关键环节，建立健全常抓不懈的党建工作机制，以党建工作促队伍建设，以队伍建设促整体发展。要引导和激励广大党员法官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一心一意干事业，一心一意为人民，立一等品格，求一等学识，成一等事业，全力实现“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的奋斗目标。

三是要深化司法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司法管理必须遵从司法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以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机制为重点。全州法院要按照最高法院的统一部署，循序渐进地推进各项司法改革，进一步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院队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完善以两 庭建设中为心的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制度，为审判工作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完善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司法政务管理，实现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要按照“放权、分权、制约”的思路，加强审判工作监督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机制、法官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建设，不断提高法院司法管理的水平。

四是要加强法官能力建设，提高职业素养。司法能力要以良好的职业素养来保证。要大力加强法院思想文化建设，积极倡导先进的法院文化和法官文化，引入现代司法意识、司法理念，营造浓厚的法律文化氛围，培育法官崇尚法律、忠实法律、公正司法的精神和品格。要强化法官终身学习意识，加大教育培训力度，鼓励法官积极参加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着力提高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在面对新矛盾、新情况、新案件时，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作为支撑，按照培训对象个性化、差别化、多样化的要求，改进培训方式，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水平。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人才观，落实“人才强院”战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制，使肯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前途，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工作局面。

五要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裁判要公正，关键在法官，要害是利益。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必须远离案 件的利益格局，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以法院领导干部为重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筑牢思想道德防线。要重点抓住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部位和环节，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制度，探索形成包括“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和“不必为”的保障机制在内的廉政制度体系，不断把法院党风廉政建设引向深入。

第三篇：筑牢司法行政基础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筑牢司法行政基础 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汪道胜

2008年第9期 ——政治建设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共同努力下，我省司法所建设快速发展，司法行政工作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日益坚实。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司法行政基层基础建设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新时期政法工作提出的五点要求，我们要进一步更新观念，创新工作，切实加强司法所建设，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

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牢固树立服务中心的大局理念。当前，我省司法所建设存在思想解放不够、发展平衡不够、机制优化不够、作用彰显不够的问题，制约了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为此，必须更新观念，着重强化“四种意识”，找准位置，以为求位，准确把握新形势下司法所建设工作的主动权。

（一）强化大局意识。司法行政工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和谐社会建设为方向，以维护稳定、保障民生，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切实履行好法制保障、法制宣传、法律服务三大职能，维护一方稳定，服务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为此，司法所建设工作必须从指导思想上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建设大局和中心工作来谋划和开展，想党委政府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真正把领导忧心、部门烦心、群众伤心的事情办好，达到领导放心、部门安心、群众顺心的良好效果。目前司法所建设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一定要讲大局工作方向不能偏，保稳定职能发挥不能弱，促和谐精力投入不能少，树品牌绩效形象不能差。

（二）强化服务意识。司法行政工作很多方面都是服务性工作，这既是特点又是优势。服务是一篇大文章，服务是一片新天地，服务产生大力量，服务树立好形象。调解纠纷，化解矛盾，使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服务；满足法律需求，开展法律援助，让没钱的人打得起官司，有理的人打得赢官司也是服务；讲法学法，懂法用法，提高法治化水平，推动社会民主进步同样是服务。服务完成使命，服务获取尊重，服务打造品牌，服务成就事业，服务赢得口碑。因此，司法所的工作要坚决纠正服务就“软”、管理就“硬”的错误思想。

（三）强化创新意识。各司法所要善于联系实际，创新工作理念、工作思路、工作机制、工作方法。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争取领导重视，协调部门支持，搭建工作平台，发挥职能作用，替党委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困，实现良性互动；在职能作用发挥方面，要找准位置，整合资源，调动力量，形成模式。在队伍建设方面，要优化班子，强化培训，提升素质，严格管理，文明执法，达到“政治合格，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

（四）强化责任意识。各司法所要找准角色定位，勇于担当工作职责，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对上，敢挑担子，会挑担子，能挑担子，成为党委政府的得力助手；对下，能替群众着想，帮群众说话，为群众解难，成为人民群众的靠山。有作为才能有地位，只有把责任担当起来，作用发挥出来，党委政府信赖我们，人民群众拥护我们，我们才会赢得重视，赢得支持，赢得地位，赢得保障。

二、利用优势，打造平台，夯实基层基础工作根基。从现实情况看，把基层司法所建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谐社会建设、满足群众法律需求的坚实基础工作平台，有四大优势：第一，司法所是政府的法制职能部门，是体制内的专设机构，有着体制优势；第二，用法制的手段处置社会行政事务，是司法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有着法律优势；第三，司法所是国家通过国债项目、专项资金投资建立的基层政法专职机构，经费保障明确，有着资金优势；第四，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宪法和组织法明确建立的民间基层组织，司法所有编制、有人员、有网络，有着组织优势。借助四大优势，依靠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以司法所为平台，建立矛盾调解中心、法律援助中心和矫正帮教中心，可以有效地将信访、综治、维稳等职能整合，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可以通过法律咨询、法律顾问、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的形式，服务保障民生，维护公平正义；可以与监所实行无缝对接，教育矫正失足人员，维护稳定。这样利用多方资源，吸纳众多力量，把司法所基础平台夯实打牢，把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彰显充分。在此基础上，加强体制内，弱化体制外，逐步将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建设的体制和法治化轨道，实现司法行政工作的又快又好发展。在建立“一所三中心”、打牢平台的过程中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仅仅局限于司法行政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够，导致司法所地位、作用不明显，容易被边缘化；另一种是侧重于参加综合性工作，弱化司法行政工作的主体地位，重点不突出，优势不明显，没有特色和亮点，缺乏影响力。

三、整合力量，创新方法，优化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司法所职能作用的进一步彰显，必须依靠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一）建立一种科学有力的领导体制。积极促进在乡镇、街道办事处建立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司法所长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互相协同配合的人民调解工作领导体制，负责制定辖区内人民调解工作的措施，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组织矛盾纠纷排查调解等活动，做到科学有力、切实可行。

（二）优化一套集中统一的维稳机制。整合基层维稳资源，以司法所为主体，以公安派出所、法庭、信访办、综治办为骨干，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中心，由乡镇维稳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合理调度，轮流值班，定期排查，对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类处理、限期办理。通过提供“一站式”服务，运用法制、行政、教育、经济等多种手段，快速有效地把各种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初始阶段。

（三）编制一张齐抓共管的工作网络。以司法所专职工作人员为主体力量，以综治、信访、维稳等部门为骨干力量，以聘用首席调解员等为借助力量，以法律服务人员为辅助力量，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力量，推动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这样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有效工作模式。

（四）强化一个积极有效的重要抓手。软硬兼顾，科学激励，不断规范，扎实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在硬件建设上，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做法，一方面抓薄弱点，加强对国债资金项目司法所建设的检查督办，督促国债资金的落实，确保司法所项目建设达标；另一方面抓示范点，引导和激励规范化司法所建设，发挥示范作用。以在当地司法所中硬件建设最规范、人员力量最充足、工作机制最健全、业务工作最有效、群众评价最满意、党委政府最放心的“六最”为标准，严格考核，把考核验收结果与对基层司法所的奖励挂钩，强化示范性。通过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引起各级党委政府对司法所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通过“两头”的推力和拉力作用，促进司法所建设整体工作的发展。在软件建设上，关键是狠抓联动机制的建设、工作机制的优化，狠抓思想观念的转变、思想认识的深化，狠抓业务素质的提高、服务能力的增强，确保司法所工作成效明显。

四、履行职责，彰显作用，全面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基层司法所要围绕五大工作重点，认真履行职责，全面彰显职能作用，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一）以人民调解工作为重点，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大局。完善工作机制，强化调处衔接，充分发挥组织全、网络密、形式活、成本低、效果好的优势，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调解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纷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和谐，让党和人民放心。

（二）以法律宣传为重点，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司法所要借助“法律六进”、文艺表演、公益广告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入心入脑的做法，创新方法，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民主法制精神，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自觉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提高全民法制素养，全面推行依法治国。

（三）以法律援助为重点，加强各项法律服务。司法所要认真落实法律援助为民办实事项目，关心弱势群体，改善民生服务；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为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服务；积极拓展基层法律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突出社会公益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四）以社区矫正为重点，加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司法所要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深入探索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教育方法，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工作水平，维护社会稳定；认真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做到放出去有人接，接回去有安置、有人管、有人帮，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五）以加强对司法行政基层工作的宣传为重点，营造有利气氛树立良好形象。对司法所建设好，司法行政基层工作职能发挥好，贯彻落实上级要求到位、成绩突出、效果明显的，要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以推动整体工作，进而树立司法行政系统良好的社会形象。■

（作者系湖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

第四篇：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

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

2006年5月19日-20日，“和谐社会与税收司法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组织和筹备终于在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交流中心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学会、北京大学主办，世界税法协会、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等单位协办。会议主要包括以下议题：（1）税收司法、税收法治与和谐社会；（2）国际税收司法发展趋势；（3）税收司法改革与纳税人权利；（4）税收司法与税收执法的关系；（5）税收司法组织体系；（6）税收司法与税法职业发展：（7）税收司法程序完善；（8）税收转让定价。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包括来自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法学会等单位的领导30余人，来自日本、美国、欧盟、韩国、泰国、印尼、哥伦比亚和我国台湾、香港的专家代表团，来自全国法院系统的30余名法官，全国著名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80余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会计师、税务师30余人。与会人员共计300人之多，是中国乃至世界财税法学界的一次盛会。与会领导和专家为大会作了精彩的致辞和报告。

5月19日上午9：50-10：50，中国法学会财税法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隆亨教授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Reuven S.Avi-Yonah教授共同主持第一场大会主题发言, 最高人民法院王振宇法官、美国联邦税务法院法官David Laro先生分别针对《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纳税争议行政复议前臵和纳税前臵程序和美国联邦税务法院中的转让定价司法实务发表演讲。

王振宇法官从法律限制个体权利合理性的角度评析了《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王振宇法官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但不宜认为违反了平等原则。针对不符合比例原则而言，《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主要在于“税收征收管理”和“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其不违反适当性原则，但是不符合必要性原则和均衡原则。王振宇法官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应当修改，取消对纳税人权利的不当限制，税法在突出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应加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针对王振宇法官的发言，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严锡忠律师提问，即对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不服必须复议前臵，而税务行政处罚（即对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如果法院受理了税务行政处罚诉讼，而税务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事实又必须依赖于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两者不可分离，必然造成行政诉讼的尴尬。从司法实践来看，应该取消复议前臵程序、实行纳税争议和行政处罚同步审理。法院对此有何评论？王振宇法官认为，如果纳税人单独对行政处罚决定书提起诉讼，法院必须受理，如果认为处罚显失公正，则对处罚金额予以变更；如果行政处罚事实与课税事实不可分离，则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待行政复议后恢复审理。

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菅峰律师提问，纳税争议行政诉讼是否可以跨越复议前臵程序？如果行政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也不出具理由，应该如何处理？王振宇法官对此的回答是可以诉行政机关不作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史俊明律师提问，税务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和举证责任与一般行政诉讼有何不同？王振宇法官回答，目前法院在审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方面并无太多案例，税务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也无特殊规定，原则上采用行政诉讼的相同规则。

美国联邦税务法院法官David Laro先生介绍了美国联邦税务法院中的转让定价司法实务。在美国，税务案件都是纳税人提交纳税申报后，认为税务机关对其认定不合理而提出的起诉，95%的税务纠纷通过法院解决，由独任法官审理裁决。任何一方不服裁决，可以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而转让定价诉讼中，法官主要听取双方辩论，双方当事人都要对各自的证据进行收集。同时Laro法官还为我们简单介绍了美国法院的审理原则及其适用。

5月19日上午11：00-12：00，欧洲税法教授协会主席、荷兰莱顿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Kees van Raad先生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守文教授共同主持第二场大会主题发言，台湾“司法院”前大法官曾华松先生、日本东京大学金子宏教授分别介绍了“证据法则与税务诉讼”、“日本租税不服申诉及租税诉讼制度”。

曾华松先生认为，税务稽核，在认定事实方面，其所据事实，必须合理充足，在全部事实未调查明确前，不得率为行政处分，如纳税人对处分不服提起行政救济，对其不服的各点，由原处分机关或决定机关答辩。虽已提出答辩，如有不足，应补充答辩。受理行政救济之机关或法院，原则上应依法受理并自行调查，不得贸然发还原处分机关或决定机关再为审查。此外，银行存款、同业利润标准等间接证据，作为推计课税的资料，惟以符合推计课税的要件，并具有合理性及合乎经验法则为限，始得采信。税务诉讼，原则上应采职权调查主义及盖然性法则，如税务行政机关提出的证据，法院认为合理者，应认为其已尽举证的责任。纳税人如对之表示否认者，应由其负举证的责任。

金子宏教授认为，在租税法定主义下，税收的缴纳和征收，以法律规定为基础，根据法律规定来执行，给予纳税者以保证其对违法处罚提出争议的手段，是租税法定主义的要求。日本租税诉讼制度形成于1890年行政裁判所的设立，主要由税收不服申诉和税收诉讼两种程序。对税务署长所作的处分提出审查请求的申诉手续包括提出异议和审查请求，申诉由国税不服裁判所处理。租税诉讼包括8种类型：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争议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诉讼、义务履行诉讼、停止侵害的诉讼、超误纳金返还请求诉讼、国家赔偿请求诉讼。8类诉讼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撤销诉讼，对于撤销诉讼采不服申诉前臵主义，对于无效确认诉讼没有不服申诉前臵的要求和诉讼期间的限制。如何区分“无效”和“可以取消”？根据通说和判例，行政处罚的违法性重大明显时即为无效，行政处罚具有重大的违法性但不明显时可以取消，但这一标准已有所变化，根据最高裁判所的判例，与课税处罚的内容相关的错误是关系到课税要件的根本，行政处罚当然无效。关于撤销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在课税要件事实的存在与否以及课税标准上，原则上以租税行政厅的举证责任为主，不同于课税要件相关事实的证明的是纳税人主要对有利于纳税人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

分组会议

5月19日下午至5月20日上午为分组讨论，与会人员分为“税收司法改革”、“转让定价制度21世纪面临的挑战”、“税收法治建设”三个专题会议进行了讨论。

分组会议之一——税收司法改革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陈良刚法官论述了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司法审查的强度。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是行政诉讼的核心，包括横向关系和纵向关系，横向关系表现为受案范围，纵向关系表现为审查强度。尽管强化司法审查的强度有助于实现行政诉讼的救济功能和控权功能，但应当兼顾行政自主性，为行政权的有效运作和功能发挥留下必要的空间。在确定具体案件的司法审查强度时，以下因素应予考虑，一是专业色彩之浓淡；二是对相对人权益影响之深浅；三是其他手段（如行政程序）控制作用之强弱。尽管法院可以根据行政案件的具体情况而调整司法审查的强度，以实现司法审查有效性与行政自主性之间的兼顾平衡，但由于同时要受到一系列的法律和现实因素的制约，故并非总能采取理想的审查强度。具体到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其一，部分税收行政诉讼案件的专业技术性较强；其二，被诉税务行政行为多为负担行政行为，往往会对相对人的财产利益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其三，在行政程序中，税务机关的调查义务可能因行政相对人怠于履行协助义务而减轻；其四，税收法律法规的层级普遍较低，行政立法及解释占据主导地位；其五，税务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普遍 1

较大，行政程序约束普遍不足。基于上述特点，司法审查强度应作出相应安排，首先，法院总体上应加大司法审查的强度，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切实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其次，为兼顾税务机关的行政自主性和专业优势，可对行政机关的认定和判断予以适当尊重，但不能以牺牲司法审查的有效性为代价；再次，由于税务机关的职权调查义务在一定情况下应予减轻，故法院对事实问题的审查和强度应作相应调整。司法审查强度包括事实认定审查、法律解释审查、行政裁量审查、程序审查，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要求法院强化对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及行政程序合法性的审查，并可对事实问题，尤其是带有较强专业技术性的事项适当调低审查强度。对于司法审查强度的重构，陈良刚法官提出四点建议：第一，确立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审查原则；第二，在事实问题上增强司法审查标准的灵活性，建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第三，塑造法院在法律问题上的权威，在此前提下有条件地尊重行政解释；第四，完善行政立法程序，融入正当程序理念。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王彦法官分析了纳税主体资格争议诉讼、与征税行为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诉讼、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相对人既对撤销原纳税决定不服又对按复议决定做出的新的纳税决定不服的相关问题。王彦认为，对于纳税主体资格争议诉讼，当事人对税务机关所征税款不服，认为自己不属于纳税主体，可以迳行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人民法院通过审查，可以判决确认原告具有纳税主体资格，亦可以判决确认原告不具有纳税主体资格。被确认纳税主体资格的当事人对征税款金额不服的，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于与征税行为直接相关的罚款争议诉讼，当事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罚款处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审理过程中，若发现罚款处罚的合法性与征税金额有直接关系的，应当进行诉讼指导，建议当事人先对征税金额依法申请救济，期间中止对罚款处罚案件的审理，待纳税金额争议案件判决后再恢复罚款处罚案件的审理；若当事人坚持对罚款处罚案件进行诉讼的，人民法院可就税务机关作出罚款处罚的程序和法律依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鉴于纳税金额争议案件尚未有结论，即使查明税务机关作出罚款处罚的程序和法律依据合法，亦不宜判决维持，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当事人将来因纳税金额争议案件胜诉后再次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罚款处罚决定留有余地。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偷税案件，税务机关有权处罚；对于同一税务案件的行政复议和移送检察机关按犯罪处理的交叉和衔接问题，一般应当是先由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行政监督管理，发现偷、抗税情节严重确已构成犯罪的，才应当移送检察机关处理。关于相对人既对撤销原纳税决定不服又对按复议决定做出的新的纳税决定不服的相关问题，王彦认为复议决定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前不应急于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对重新作出的纳税决定不服，应遵从纳税前臵和复议前臵程序，法院不应直接受理；原纳税机关重新作出纳税决定时，如因认定的事实或定性、适用的法律等因素发生了变化，就可以做出比原来或轻或重的纳税决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史笔法官分析了税收撤销权的相关问题。税收撤销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主官要件和客观要件，并针对撤销权行使的主体、方式、管辖、被告和第三人、范围、举证责任和期限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许纯法官论述了和谐社会背景下税收行政司法的完善问题。许纯认为，当前税收行政司法存在三大问题：税收行

政案件数量较少、税收行政权过大削弱了税收行政司法、税收规范的缺陷造成司法障碍，并对税收行政司法的完善提出了如下建议：取消税收行政复议前臵的规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设立独立的税收争议裁决机关，适当扩大税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改革税收行政诉讼的管辖制度，确立税源丰富地区基层法院集中管辖周边地区税收行政案件的制度，增加中、高级人民法院的税收行政诉讼受案数量，降低中、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相关案件的标的门槛，以有效排除地方政府对司法审查的干预。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王松法官论述了纳税人权利保护视角下的税收司法改革相关问题。王松认为，税收具有分配收入、宏观调控、保

障稳定三大公法职能，同时也意味着对私法意义上财产权的直接无偿占有，这使税收法治在整个法治建设特别是在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税收法治的重点是依法治理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于是制约税收行政行为的税收司法审查便凸显其作用。而在税收司法运转不畅的现状下，从纳税人权利保护角度审视税收司法改革，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社会契约论和市场交换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征税的正当性，反映了市场经济尊重私权、财产权的本质特征，也是从纳税人视角审视税收行为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在目前纳税人权利资源稀缺，在授权立法普遍、税收执法强势的情况下，应当重视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抗衡和博弈机制，并为之提供舞台，这是税收司法改革取得突破进展的根本途径。税收司法改革应遵循平衡原则、程序保障原则、私权应被充分尊重和保障原则。针对税收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王松认为，建立税务法院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不足；应加重征税机关的举证责任，税务机关应承担核定数额的说服责任；应灵活裁判，提高税收司法技巧。税收案件纳税人具有更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利益考虑。税务机关所拥有的检查、处罚、税款核定、发票管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核定等权力，不可能不使正常的生产、经营主体对诉讼有所顾虑，若不具有非常勇气或逼上梁山、孤注一掷之状况，断难选择起诉，法院的判决结果对纳税人本人、其他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均具有重要意义，判决也将对法院形象、纳税人司法信心产生影响，因此，法院在判决时应慎之又慎，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奉行严格法治，按照税收实体和程序法严格审查税务行为，不因原告违法而对税务行为有所迁就；第二，加强对税收案件的解释、引导，引进判例制度；第三，适时调解结案；第四，如税务机关涉嫌报复，应考察是否纳税人与第三人平等处理，是否超出了正常情况，以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撤销相关行政行为，同时向人事、监察和上级税务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王瑞芳法官分析了我国税务强制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王瑞芳认为，我国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中存在一些亟待

解决的问题，包括：第一，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权限不明确；第二，税务行政强制执行手段缺乏刚性和完整统一性；第三，税务行政强制执行依据可操作性不强，执法不规范；第四，税务执法人员素质影响税务强制执行的效果；第五，大量税外费挤占税收，从直观上造成了纳税人对税收的抵触情绪，加大了税务强制执行的阻力。完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从长期目标看，应加快“费”改“税”进程，减少各种不合理收费；在条件具备时制定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建立专门的税收司法机构，负责税务强制执行。从近期来看，应完善税务行政强制执行程序，创建和谐的税收环境；钢化税收强制执行权；完善对税收强制执行的监督，切实保护纳税义务人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毛天鹏法官阐述了税务警察设臵的相关问题。毛天鹏认为，之所以考虑设臵税警是因为可以解决三个基本问

题：第一，税收执法中检查权不足，强制手段不够；第二，查处普通税务违法行为和追究涉税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衔接问题，普通税务执法机关和涉税刑侦机关在管辖上的隔然分立导致重复调查，甚至兹生以罚代刑问题，税务警察的设臵把普通税务执法权和涉税刑事侦查权放在同一机构内运行，更易协调和衔接；第三，司法机关办理有关涉税专业案件中专业知识不足。此外，国税稽查和地税稽查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可以借税警设臵之机加以解决，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域对税务机构设臵的对应关系可以借税警设臵之机重新考量。在具体设臵模式上，可以仿照缉私警察的模式设臵，既隶属于税务机关，也隶属于警察机关，实质上体现税务机关对税警机构的领导，形式上统一于公安编制。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肖竹梅法官从实际审案经历分析了税收司法疲软的症状、病因及诊治方案。并从五个方面分析了税收司法疲软的病因：权利对权力的顺从冻结了民众的诉讼意识；绩效偏好诱发对行政诉讼的压制；权力的异化弱化了诉讼救济的应有功能，执法的利益驱动削弱了诉讼的意义；技术鸿沟稀释了诉讼的作用；法律的苛刻限制平添了诉讼难题。针对这些病因提出了若干解决方案：实行信息公开；改变执法观念，限制税收执法权；严格界定偷税概念；修改法律，降低诉讼门槛；推行税收公益诉讼制度。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李玉国法官全面检讨了纳税争议复议前臵条件。李玉国认为，从设臵前臵条件直接原因的视角来看，径直申

请行政复议对税款及时安全入库并不能构成危险；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性质与关系来看，前臵条件使无力完税、提供担保的纳税人依法

享有的救济权被剥夺；从法律平等保护的角度看，前臵条件造成了有资力者与无资力者之间的不公平待遇；从发达国家法律实证来看，见不到有申请复议前臵的限制。基于以下几点原因，应该取消纳税争议复议前臵条件之规定：第一，加入世贸组织，承担遵守规则与履行承诺的义务。入世承诺之一，“如初始上诉权须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纳税争议复议前臵规定不能保证所有情况下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第二，人权入宪，贯彻实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而“人人受法律平等保护”属于基本人权范畴，那么《税收征收管理法》就应当充分尊重和保障所有的纳税人能够平等地享有并行使行政救济的权利。第三，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是协调政府与人民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而纳税争议复议前臵条件有失公平和正义。

分组会议之二——“转让定价制度21世纪面临的挑战”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王裕康作了“中国转让定价税制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从完善法制框架、建立转让定价工作体制、建

立转让定价工作人才库、建立转让定价数据库信息系统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完善转让定价税制的策略。与会专家还就转让定价数据库、预约定价的纠纷解决以及成本分摊协议等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

美国康乃尔大学前校长Jeffrey Lehman介绍了北京大学中美法律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对税收政策所得与安全的关注和中心的成立背

景，他指出以往的法律针对封闭型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开放性经济，因此需要在互相依赖的背景下对社会、经济进行分析。有效税率的变动对于商业经营有着重要影响，对有效税率的灵敏反应将影响税法制定，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对各国税率调整提出了要求。各国都应当重视这一历史要求，加强税收方面的国际合作与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税法教授，德国马普所研究员Esperanza Buitrago Díaz为我们比较分析了经合组织税收协定范本和联合国范本

建议的约束力与西班牙的实践经验，他从国际法角度，从税收协定约束力角度，从VCLT的约束力角度，从协定双方遵守承诺的忠诚角度，从软法的约束力角度等方面，分析了国际税法建议约束力的基础。最后简单介绍了西班牙就国际税法解释地位的实践经验。

美国哈佛大学Richard Ainsworth教授以增值税中的转移定价为主，分析了转移定价的三难选择。他认为税收和谐包括水平统一和垂

直统一，在水平统一方面，主要通过关税WTO的估价规则进行关税协调，以OECD税收协定范本为依据协调所得税，按照欧盟第六号指令协调增值税；在垂直统一方面，主要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单一原则，以日本为代表的并行原则，以欧盟为代表的混合原则。并介绍了若干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他以BITTING VS IRS一案为例，分析了实现税收和谐的短期方法即多种租税的预约定价安排，和长期方法即统一标准的转移定价指导原则。

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Reuven S.Avi-Yonah教授以“美国转让定价制度在21世纪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主题作了发言。以美国

税务机关在转让定价引起的税务诉讼中胜诉率的变化为切入点，讨论了美国税务案件审判制度变化对转让定价制度的影响。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Yariv Brauner教授对美国税务法院审判做了简要介绍，在美国选择税务法院进行诉讼无须先付税后诉讼，因此

纳税人绝大多数选择税务法院进行诉讼。纳税人败诉的通常原因也主要是因为举证责任的问题。税务诉讼中，审判过程分为事实审和法律审，证人也分为事实证人和专家证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解释税收立法时涉及到法哲学问题，有时是多种法哲学问题。

美国波士顿大学Diane M.Ring教授对APA披露问题做了主题发言，她认为APA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可以有效协

调纳税人和税务当局之间利益的平衡。因此在APA中，政府应该有效研究哪些属于可以公告的，哪些是属于不可公告的，所以在APA中批露的内容至关重要，而社会各界对此也非常关注。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前税务官Robert H.Green以转让定价的成本分摊做了专题发言，他指出纳税人签署成本分摊协议的原因是：可以

转移高价值资本的风险并且有利于转让定价进行。而CSA（成本分摊协议）中遇到的典型问题主要集中在无形资产的成本分摊如何进行，成本如何分摊以及哪些成本需要分摊。

上海律协财税法律委员会与会人员陆易律师、俞敏律师、肖波律师、菅峰律师、史俊明律师、饶国栋律师、魏琦律师和秘书荣红梅律

师均参加了该专题小组的讨论并踊跃阐述了个人观点。菅峰律师针对所得税经济性重复征税问题和转让定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肖波律师针对中国预约定价税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肖律师认为，预约定价税制应遵循七大原则：公平交易原则、自愿平等原则、要式法律行为原则、法律约束力原则、单独适用原则、保密原则、纳税人机会均等原则。

分组会议之三——“税收法治建设”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黄茂荣教授就税务诉讼的举证责任进行了专题发言，通过区分义务、责任和负担对举证责任进行了概念解析。黄教

授详细区分了客观和主观举证责任，认为主观的举证责任范围是从客观的举证责任范围修正而来，客观的举证责任范围是法定不变的；而主观的举证责任范围则随诉讼之进行而修正，具有因案件之进行情形而不同的特殊性。黄教授对税捐债务构成的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以及适用不同的举证责任规则进行了阐释。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巡视员丛明先生以“中国税收法治建设”作了主题发言，他简要介绍了现行税收法治体系的基本情况以及现行税收法治的主要问题，并分析了现有问题的原因所在。他认为推进税收法治建设必须加强对税制与税收征管，税制与税收政策，税制与税收中性等关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加快法治体系的建设，即加快税收基本法的立法进程；加强执法建设；加强税收司法体系的建设。

华东政法学院陈少英教授分析了税务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相关问题。陈少英教授认为，确定税务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效率原则、诚信原则、比例原则。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具体方式，课税基础要件事实税务机关负绝对的举证责任，确定应纳税额的事实分别承担举证责任，税务行政处罚税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税务行政赔偿纳税人承担举证责任。在税收调整和税收保全案件中，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应予加重；在推定课税、法律拟制、合议减轻案件中，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可以减轻；在法律推定和非常规事实情形下，税务诉讼举证责任发生倒臵。证明标准是法官根据既有的证据和法律规范无法对案件事实作出必然的判断时所需要的心证标准。证明标准一般分为三类，优势、清楚而有说服力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三类标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适用。在税务赔偿案件和原告承担证明责任的行政诉讼中，应采用优势证明标准；在税务机关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涉及预测性事实的行政案件、采取临时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中，应采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在适用听证程序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中，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教授以利息税为例来分析中国的税收法治建设。他认为利息税的征收一定程度上开辟了新的财

源。但若认为随着经济形势和利率的变化，征税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将税收错误地理解为操纵经济的工具，将影响税收制度的设计。他认为目前取消利息税是不合理的。理论上的公平应当是现有的条件下能做到的公平，有关于我国税收司法制度的建设也应该坚持这一原则。

西南财经大学刘蓉教授论述了纳税人权利保护与我国税收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刘蓉认为，在税收宪政制度下，纳税人具有只缴纳符

合宪法规定的税收给付义务和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由于支付税款是纳税人利益的损失，政府征税又拥有市场

主体所没有的强制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通过立宪对纳税人权利进行保护尤为重要。我国税收司法改革应包括构建统一的税收司法运行机制、设立税务法院、扩大司法审查范围、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内容。

台湾中正大学黄俊杰教授阐述了台湾纳税者权利保护法案的相关内容。法案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纳税者权利，健全税制，实现课税公平

与程序正义。法案规定的税捐基本原则包括：最低基本生活维持原则、税捐法定主义原则、税负增加之禁止与减除原则、税捐规避之防杜原则、税捐优惠之界限——比例原则、纳税义务之界限——限定继承原则、信息公开原则（包括财政资料公开和税捐函令公开）。纳税者权利保护包括以下内容：纳税者诉讼之提起、最低之程序保障、设臵税捐复查委员会、加强行政救济权之保障、设臵税务行政法庭与税法实务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纳税者权利保护委员会、奖励财税法学研究、设臵纳税者权利保护官。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汤贡亮教授介绍了完善税收司法监督机制的研究成果。汤教授认为，税收刑事司法监督的主要环节

和重点是对公安涉税侦查权的监督、对检察院涉税公诉权的监督和对法院涉税审判权的监督；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职务犯罪刑事司法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检察院涉税侦查权的监督和对法院涉税审判权的监督；在纳税人提起的税收行政司法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法院行使涉税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在税务机关提起强制执行申请的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法院行使涉税执行权的监督；在税收民事司法程序中，监督的主要环节和重点是对法院行使涉税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我国目前司法领域存在对法院涉税审判监督不到位、不规范，检察院涉税检查监督中职责不到位、涉税职务犯罪侦查职责不到位、思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公安机关涉税侦查内部监督不能发挥整体优势以及涉税侦查外部监督不足等问题。汤教授提出了完善我国税收司法监督机制的若干对策：

（一）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立法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完善社会各界对法院涉税审判的监督、完善对法院涉税审判的内部监督；

（二）完善对检察院涉税检察的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检察院涉税检察的内部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完善法院对检察院涉税检察的监督、建立检察监督委员会制度；

（三）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监督机制，具体包括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内部监督、完善对公安机关涉税侦查的外部监督。

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分析了皇权专制的税负之弊。李教授认为，中国自古改朝换代频繁，很大程度上是由税收引起的。“税收是

毁灭的权力”，税收和财政首先是政治、法律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而皇权专制是中国的最大特点，在这样的体制下，税收往往成为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皇帝直接征税，没有中间阶层，皇权专制的封建国家与农民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的状态，形成了扁平化的社会。同时无宪政使得中国的皇权过于集中，导致官僚机构庞大，政府无法自我控制。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建立宪政民主的体制，即政府的规模、职能和权力以及财政税收的制度与政策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人民的监督，人民的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葛克昌教授阐述了租税国家之宪法界限——宪法解释对税捐法制发展影响相关问题。葛教授认为，台湾的司法院解

释表明，司法应以租税正义或量能课税原则，审查税法。肯认量能课税原则，司法不仅对税法之内涵为解释，而将税法臵于宪法伦理基础，针对议会多数主权有所限制，即立法权不得逾越司法院所为之宪法解释。故司法院对税法之宪法解释，由形式法治国家原则趋向实质法治国家保障，由税法思维方法过渡于宪法思维风格途中。葛教授从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租税国原则三个现代宪政国家原则出发，阐明了宪法解释对税捐法治的影响。形式法治国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课税要件法定原则）、明确性要求、法律不溯及既往、一事不二罚原则。实质法治国原则包括量能原则（为税法结构性原则）和职业自由原则。社会国原则表现于纳税人权利保障，包括生存权保障、社会国原则为国家目标规定及税法原则、社会政策之租税优惠、婚姻及家庭特别保护。租税国原则是指明示纳税义务，宪法优于税法，税法须受实质之违宪审查，租税国家表现在宪法上即为私有财产制与市场经济，租税成为经济及营业自由之对价，具体包括公债上限、国家不宜参与市场、隐藏性增税之避免和地方课税立法权。葛教授还论述了纳税人协力义务的宪法原理。宪法解释逐渐彰显以人性尊严与个人基本价值为中心之民主理念，要求越与人民邻近事务，应尽可能由其自我实现、自我决定。宪法之人性观，系指平等、自由、拥有社会关怀之个人。在人格自由发展下，自行决定其生活方式与未来规划，自我决定之本旨，在于自我负责，不仅对自身事务负责，同时也对群体负责，并透过纳税对社会共同体运作所需公共支出履行其社会连带之义务。人民须主动参与税捐程序之进行，协助稽征机关发现真实公平分担公共支出负担，同时并确保其自由权不受违法侵害，得以充分发展其人格，维护其尊严，纳税人协力义务由是而生。

华南理工大学张富强教授阐述了税收司法制度重新设计中的公正与效率问题。张教授认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司法制度的良好

设计旨在通过一个司法资源的合理配臵，妥善解决社会交易成本过高于社会效率过低的矛盾，以保证司法制度在推进国家法治建设进程中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我国目前税收司法改革中应重点引进效率目标，以期促使我国税收司法制度的再度设计能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北京大学刘燕副教授探讨了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所得税问题。刘燕认为，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转让资产涉及的所得税难点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转移资产行为在税法上的性质是属于“销售”还是“融资担保”，两者在税法上的效果相去甚远；第二，带息债权转让是否应确认利息部分的收入；第三，转让方保留的次级权益是否确认收入？《证券化税收通知》中将发起人的资产转移行为确认为“销售”而非“融资担保”，而美国税务机关和法院在判断一项交易到底是出售还是担保融资时，坚持的是实质主义而非形式主义的标准，根据交易中双方权利义务分配的具体情况来认定，而不是根据交易声称的法律形式。刘教授认为，由于无法明确划分哪部分资产没有转让，哪部分资产已经转让，因此，在确认转让收入时，宜将次级权益对价直接计入转让收入；但对于带息债权转让中的利息，为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目的，不宜进行收入的分解或单独确认利息收入。

安徽大学华国庆教授从纳税人权利司法保障的分析了我国税收司法改革的相关问题。华教授认为，我国纳税人权利司法保障存在以下

问题：第一，税务行政复议存在诸多缺陷；第二，税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于狭窄；第三，缺乏纳税人诉讼制度。针对上述缺陷，税收司法改革的建议如下：

（一）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包括取消纳税争议行政复议的限制性规定、扩大税务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将国家税务总局的规章纳入行政复议范围）、改革我国税务行政复议机构；

（二）在法院内部设立税务法庭；

（三）完善税务行政诉讼制度，包括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增强纳税人权利的可诉性、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王鸿貌教授就“纳税人问题、税务行政诉讼的特质及我国税务行政诉讼的现状”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我国进入

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矛盾也集中凸现，因此我国的税收冲突也应该进入冲突的高发期，这为我们研究税务行政诉讼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也使得我们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实践意义。他认为，学界应该从最基本的概念、理论出发，得出一些基本的观点和结论。

大会主题发言和闭幕式

5月20日下午为大会主题发言和闭幕式。台湾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黄茂荣、日本东京大学金子宏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二局局长

吴高盛先生、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Reuven S.Avi-Yonah教授主持了大会发言，欧洲税法教授协会主席Kees van Raad教授、日本税务律师、立命馆大学法学院教授三木义一先生、台北市政府法规委员会主任陈清秀先生、上海市小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陆易律师、中国人民法学法学院徐孟洲教授、印度尼西亚PT Total石油公司财务和税务经理Danny Septriadi先生、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荣法律师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北京大学刘剑文教授主持了闭幕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赵大光先生、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方向先生为大会作总结致辞。

欧洲税法教授协会主席，荷兰莱顿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Kees van Raad教授就国际转让定价的仲裁问题作了大会发言，他介绍了欧

盟仲裁指令的出台及背景，他指出过去转让定价的解决耗时长，而仲裁委员会的建立有助于快捷解决转让定价问题。他认为提交仲裁不仅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扩展，即对两年内解决争议提出要求。同时对于仲裁的时间表、仲裁员选择、仲裁方案的决定及费用负担都作了简要地说明。他指出，在OECD框架内的仲裁纲领有利于解决各类争端，并且补充纲领也对争端的解决起了有利作用。

日本税务律师、立命馆大学法学院教授三木义一先生通过对英国、日本、韩国、德国的税务诉讼案件数量的国际比较，认为这些差别

并不是基于社会心理性原因，或者是诉讼制度的差别，而在于税收行政执法程序的差别。他指出由于各国纳税人纳税义务确定的程序和方式不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纳税申报制度下，纳税人自我申报具有第一次确定纳税义务的法律效力；而在以德国为代表的赋税征课制度下，由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义务，一开始就具备可以诉讼的对象。理论和现实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日本采用的是纳税人申报制度，但日本税务机关运用劝诱和修正申报使得大量纠纷回避了诉讼程序。因此，现有制度仍然无法满足纳税人保护的要求。应当针对各国特定制度，设计更为合理和适用的纳税人保护制度。就日本而言，应在司法考试制度中引入税法科目，并在普通法院设立税法部。

台北市政府法规委员会主任陈清秀先生以课税处分撤销诉讼为中心阐述了税务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陈清秀分析了课税撤销诉讼中

法院审判范围的两种学说总额主义和争点主义优缺点。总额主义认为课税处分之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并非行政处分本身，而是系争行政处分客观上违法并因此使原告之权利遭受损害之原告的权利主张是否正当。争点主义具有程序经济、法安定性、尊重行政机关等优点，但不利于税捐正义之实现并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在合法性上亦存争议。总额主义具有实现税捐正义、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诉讼经济、合法性无争议等优点，但具有加重法院审理负担和延滞程序进行的缺点。理想的审理范围应采总额主义，审理范围应不限于原告在复查程序中主张之处分具体违法事由，行政法院自行裁判决定正确的应纳税额。如采总额主义，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配套：

（一）行政法院职权

调查界限，有必要课予当事人协力义务，减轻法院负担；

（二）确保当事人之法律上听审请求权；

（三）迟延提出事证产生失权效果；

（四）限制既判力范围。

上海小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陆易律师作了题为“中国大陆特殊经济区域的税收法律的立法冲突和协调”大会专题报告，主要介绍了中

国大陆特殊经济区域概况、税收立法及其冲突和协调，并以保税物流园区的案例进行了具体分析。陆易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特殊经济区域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边境经济合作区、旅游渡假区、台商投资区、保税港区和金融贸易区，特殊经济区域的税收立法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由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的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第二层次是由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特殊经济区域税收管理暂行办法、海关总署颁布的特殊经济区域海关监管暂行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特殊经济区域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层次是由特殊经济区域所在地的省级人大制定的特殊经济区域管理条例和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财政扶持办法。税收立法存在立法层次不高、立法滞后、立法分散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即针对特殊经济区域制定统领各项政策的法律文件、对特殊经济区的各项法规进行清理和归并、逐步实行“先立法、再运营”的模式运营特殊经济区域。

中国人民大学徐孟洲教授阐述了地方政府间税收不当竞争的法律规制问题。徐教授认为，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产生，客观上基于财

政分权的结果，主观上缘自地方政府绩效的考虑。对处在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虽然税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同样难以避免。若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能遵循一定的秩序要求，无疑将有益于资源的优化配臵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经济转型期制度约束环境的软化与地方政府事权界定的模糊，使得税收竞争进退失据、容易逾越正当的界限。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不当竞争亟待全面法律规制，以便为税收竞争提供常规性的制度保障，符合“依法治税”的精神。行政垄断是政府间税收不当竞争行为的突出表现，而目前的法院系统由于高度地方化不可能为税收不当竞争人受害人提供司法救济，如能建立属于中央法院系统的巡回法院、保障法官的独立地位，法院才可能对地方性法规规章进行司法审查，通过个案判例积累的方式逐步实现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彻底否定，司法规制税收不当竞争可以通过税收不当竞争的受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甚至公益诉讼来实现。

印度尼西亚PT Total石油公司财务和税务经理Danny Septriadi就印度尼西亚的税务司法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他首先说明了印尼宪

法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方面规定的不足，其次介绍了印尼的司法系统，特别说明了印尼的税权法庭不在最高法院下，但其与财政部的联系，使得其独立自主性受到质疑。同时他指出，目前印尼税务诉讼的程序在保护纳税人权利方面也作了不利的规定和限制，亟需改革。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荣法律师阐述了税收司法中的当事人权利。李荣法认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只重视对国家利益的维

护，忽视对公民和法人私人利益的保护，以及税收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导致税收司法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权利被漠视，未能给予有效保护。税务案件管辖缺陷、复议前臵和先行纳税、税务行政诉讼不停止税款执行均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税务案件管辖存在地域管辖设臵不当，目前税务案件地域管辖的设定使得裁判者法院与某一方存在利益上的关联，不完全具备进行公正审判的前提和基础，应当加以改进；此外，级别管辖存在缺陷，基层法院存在审判人员税收知识和经验不足的素质缺憾，无力准确、及时审判案情复杂、涉及税款计算的税务案件。解决管辖权问题，应当赋予当事人在起诉时对管辖法院的选择权，并在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税务法庭。税务行政诉讼不停止执行存在缺陷，如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与《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第3款规定存在矛盾、与现代税法原理相悖，应该对不停止执行的条件进行限定。

结语

两天的会议在热烈的交流和讨论中落下帷幕，税务行政诉讼复议前臵程序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与会法官、学者、专家、律师一致认为应该取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即税务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前臵和缴税前臵程序，保障纳税人可以平等地获得司法救济，也有利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和制约，促进税收法治的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并通过预约定价制度，实现税收和谐，从而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同时，通过聆听了海外法官、专家和学者对于预约定价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与会的中国大陆学者、专家和律师普遍意识到中国大陆的预约定价制度处于刚起步阶段，需要在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海律师的专业表现给与会法官和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与北京税务律师同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形成了合作发展共识。

第五篇：建设持久和谐社会需要司法公平正义

文章标题：建设持久和谐社会需要司法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近日在河北进行调研之后，就“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体制改革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肖扬精辟阐述了司法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颇具针对性和指导性。

什么是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和谐社会六大特征时，将“民主法治”

排在第一位，并强调要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肖扬也对新华社记者说，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试想，如果守法者向违法者低头，正义向邪恶屈服，谁又愿意去遵守法律呢？法治又怎么能够实现呢？”

肖扬说，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必须是公平的和谐、正义的和谐。不论是判决也好，还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司法调解，都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

肖扬警告，不遵守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和谐也不会长久，甚至司法的软弱会助纣为虐，导致更多纠纷的发生。

肖扬此次河北调研可谓颇具深意。近几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而这背后，是均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的严峻课题，如何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机制的迫切性，以确保公平正义和和谐社会的实现，值得深思。

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副院长通过对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以及对所在省11个地区调研后得出的一些结论，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司法在群体性纠纷案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

为什么呢？据认为，关键是法院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地方经济建设大局之间处于两难选择。“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违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这么大段地引述调查报告，是因为这一司法认知模式可以说是当前法院系统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问题在于，什么是法律效果？什么是社会效果？两者从结果上虽然殊途同归，但在技术层面恰恰遵循不同的判定原则，其本身是非常值得深究的理论问题，落到实践层面，尤其要小心，一不谨慎就会变了模样。正是这种效果论司法认知模式，正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就不仅导致在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中，为了求得暂时和谐而往往牺牲了人们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牺牲了法律的尊严；而且很容易演变为利益博弈。因为既然我们的司法判决是结果导向的，司法的程序价值碰到现实利益的考量往往只好退避三舍，使得法院不再以独立的身份参与纠纷的解决，而是变成纠纷关系中的博弈一方，法院也就不能不错位了。长此以往，法院的错位必然导致人们对法院信任的丧失和对法律尊严敬畏的丧失。

和谐社会的根基就是民主法治，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也奠基于法律。肖扬说得好：“我们所说的‘公正’，是依据法律的公正。离开法律空谈公正，公正就失去了标准。司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程序性。程序公正、程序正义的价值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司法必须秉承法律的宗旨，遵循法律的程序，维护法律的尊严，绝不能以任何借口违反法律的精神。”只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坚守法律的精神，国家才不会像一个故事中所说的英雄雕像——底座一旦散落，巨大的英雄石像也就崩然瓦解。是故，一位哲人曾写道：“出于对这样一个信念的深信不疑，真正的法官工作是好的政府最牢固的支柱。我认为司法部门的第一个决定对我们这个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肖扬大法官所说的“司法不能牺牲公平正义求得暂时和谐”和“和谐社会必然是民主法治社会”可谓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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