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后感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后感
金容恩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这位作者是一位敢说敢做的，实力派的电视新闻界人士，实属难得。作为学习新闻专业才刚刚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实在不能不使自己敬他三分，应该是到了崇拜的地步。这本书并非描述他在创业十年间经历的新闻类史书，那些关于新闻类史书只是一个对当时创业经历属实的单纯性回忆，亦并非只是叙事类书籍，即使书中大部分是以作者亲身经历乃至感受为记载主体，讲述激情奋进的一群创业青年（包括作者）在经历无数自我牺牲于风险中得到的自我安慰和无可比拟的成就感，在穿插这些故事情节当中作者要着实表达的却是一种由群体所倡导且具有群众份量的情感支柱，从而倾泻作者自己内心深处对于自己从事的电视新闻行业的十年之久当中的电视实验得失的观察以及深刻反省。也像众所周知的一样，本书故事内容有着不为众人所知的背景因素，极具敏锐洞察力的作者从中捕获相关的前因后果，并透彻揭示出其背后所支撑并推动这些栏目中的电视理念，创新思维以及在此期间所经历的慰抚与艰辛。它语气平稳沉静，但在不时地绷紧我们的心弦，叩击这我们的思维，就像他在介绍本书时讲道：“本书是平和的、沉静的，但始终总有力量在扣击思维。希望在阅读过程时时引领读者走进电视新闻理念的深处－用以阅读的书籍能够伴随阅读者，而用以思考的书籍有可能改变阅读者。
十年前，这些满怀理想的激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吸引他们的是创业，十年后的今天，凝聚和吸引人才的基础仍然是创业－是一种创新机制使得这个集体充满活力。尽管创业的过程充满艰辛，但我的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堆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阐释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待，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作为有新闻理想的学生来讲，这就是我们的圣经里传播的福音，趋势我们也有用勇气去以他为楷模。
在这十年中，电视媒体在探索中不断的前进。从《东方时空》的创立，到《焦点访谈》的开播，从《实话实说》的开办，再到《新闻调查》的成功，等等的一切说明了，这些年里，电视已经成功地“从过去企图让人们仰视的‘邪坛’上走了下来，回归到受众中，成为名副其实的‘民用媒体’”。但是，在我理解看来中国电视的改革尚未完结，曾经的探索还需继续。因为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堪和困境，电视传播制度中依然存在着许多“未必自圆其说之规则”。它并不是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而背信弃义的行业而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行业，其承担的宣传以及教育的工作及其负重，然而一贯乏味的教育式新闻已经在具有比较健全的形态一是的老百姓面前已经行不通了导致无法迎合群众的胃口，直接引起收视率大大跌折，胆大而又据煽动性的揭露性报导却会碰触到另一个极大的障碍---“政策的范围”。于是，媒体开始陷入两面为难的大坑里面，不得自由动弹。为了提高收视率，为了不冒任何政治风险，不犯政治错误，中国的媒体选择远离政治，掀起娱乐化，以达到媒体的经营为目标。
电视节目“通过无休止地刺激人们的享受欲和将人们引向娱乐领域的方法，来转移社会成员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娱乐化已成席卷全球之势。伴随着这股娱乐化浪潮，一些节目也越来越往低俗化方向发展。从煽情新闻到虚假新闻，媒体的泛娱乐化趋势不知何时止步！
有人说，如果上帝给每个传媒工作者面包的话，可能大部分传媒工作者都会是天使。从某个角度来说，可是如今的局面，或许真的不该完全责怪媒体。或者说，责备媒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媒介要盈利，要生存、发展，也无可厚非不是吗？因为当国家切断他们的资金供应后，无论是电视，还是其他媒介都必须依靠自身的经营来自负盈亏。就像初学游泳者，在潮头浪尖，自身都无法保全，又怎样兑现为他人、为公众服务的诺言呢？
据说，2005年9月10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了《关于批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人自律公约>通知》，《公约》明确要求主持人“脱俗”，对主持人的用语做出了许多明确的要求。可是这项《公约》真的能起作用还以待效。节目考评制度没有变、收入分配机制不做调整，要求主持人“脱俗”、节目严肃、健康向上，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节目健康向上的，收视率低，是“较好不叫座”。节目低俗的、收视率高，是“叫座不较好”。必须改良现有的评价制度，才能使节目在收视率与社会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末位淘汰制并不合理。不同频道、不同时段，不同节目类型的收视率并没有很大的可比性。所以应当对它们的收视指标区别对待。除了收视率考评外，还应当将节目内容、质量、对社会舆论的导向等方面也纳入考评范围，以保证节目的整体效应。对一些社会效益好，但广告投入低的节目，政府相关部门应当适当的给予扶持。如一些农业节目、老人健康类节目。因为电视媒体的最终目标并非单纯的追求商业利益，它还必须为公众利益服务，发挥它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积极影响力。
第二篇：《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笔记
朝发夕至，路上十年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笔记
一本523页的书，平淡无奇地放在书架上。然而翻开它，十年的光阴清晰无比地从书页中穿梭而出，精彩纷繁，真实而可爱。
翻开《十年》，扉页上的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有些书是用来消遣的，而有些书是用来思考的。《十年》无疑是后者。读着《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心中仿佛总有一股潜流在暗涌。这是一部鼓舞人心的著作。作者孙玉胜用平静沉着的笔调，内容却充满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激情光辉。书中将大量详实可信的事实及的深入浅出的新闻理论嵌入中国电视新闻10年发展变革，而穿越这些故事，作者表达了“一个群体所倡导的，有分量的情感与精神，以及作者内心对十年电视实验得失的观察与反省”，让我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精神上都汲取颇丰。
电视人著书立说的不少，有写个人传记或随笔的，（如陈鲁豫的《心相约》），也有写栏目或者电视台的发展历程的，（如梁建增的《〈焦点访谈〉红皮书》），但从来没有哪一本像《十年》这样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我认为，此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孙先生对于十余年的电视人生涯的细致感受、对于电视的深刻思考以及作者对于电视的理论认识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一部理论与实践、反思与展望结合的佳作。
语态，这个词对于电视来说不仅仅“说”的东西，它至少还包括画面的叙事结构，是一个整体的表现样态。改变电视的语态，这在中国媒体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东方时空》开始，中国电视有了实质上的从“播”到“说”的转变；从《焦点访谈》开始，电视形式的深度报道和媒体监督启动了一道危险又充满力量的门„„不过《十年》的一半章节并不是纯粹沿着节目的线索在走，而是孙玉胜本人对于电视和对这种媒体的规律的一些认识。他将电视定位为家用媒体、技术媒体、主持人媒体和制片人媒体，而对于电视本身在过程中体现悬念的规律，以及近看和远看的一些区别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于付费电视和频道专业化问题，他在其试点的几年前就有了清楚的认识。在评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的争论上，他有自己的理解；对于电视的新闻性，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失落的底线；而线人这个和媒体有特殊关系的群体在孙玉胜的眼里已渐渐远去了；对于电视的未来，也许通过直播才可以看得到。通过作者讲述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我们能够从故事与故事关联中发现前因后果，并寻找到在背后支撑并推动这些栏目一路走来的电视理念，这充分体现了《十年》的独特性。
纵观全书，可以发现作者背后一个重要的信念：理想主义。白岩松也曾在文章里说过：“尊重人，改变态度，敢于尝试，推动了上一个十年的脚步，但是当你刚刚开始总结，新的一页其实就已翻开，因此，打开《十年》，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对于这，孙玉胜先生的后辈曾概括了两句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个是媒体人的道德良心、民族责任和启蒙热情，一个是以抒情怀、创新冲动和精品意识。前者是人品，后者是作品。它们互相结合，就能创造出一种令电视人十分向往的精神氛围。靠着这种理想主义，就有了热情和勇气，不断优化内部机制，提升作品质量。
书中提到的“把关人”概念，我十分感兴趣。孙玉胜先生说，主持人需要有“主持人主权”，赋予主持人主权的同时还要求主持人具有“把关人”意识，负起社会和政治责任，我十分赞同。这种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它必须服从栏目和节目的设计程序。因为在直播节目中，一旦把谈话的权力交给了主持人，演播室谈话内容就基本由主持人自己控制和决定了。现场的把关者再多，也只能从大处把握节目的走向和谈话内容的详略，根本无法控制每一段话的具体表达方式。因此主持人表达能力的提高不仅需要知识、经验和写作基础，同时也需要良好的新闻素质和政治素质。
《传播学引论》中提到，“把关人”是传播学上的一个概念，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卢因。把关是指对信息的筛选与过滤。卢因说：“在信息网络中到处都有把关人。其中包括记者，„„包括编辑，„„„„包括图书管理员，„„甚至可以包括餐桌旁的丈夫，„„”根据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把关是传播偶活动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事实上每个人在信息的大循环中都在有意无意地充当把关人的角色。
这里我产生了疑惑。孙玉胜先生说“深度来源与事实”，阿诺德.汤因比也曾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精神的表达要置于真实的表达之上。”而根据以上理论和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最后传播给受众的信息之前已经经过了新闻采集阶段和新闻加工阶段的层层传播，路经许多人之手，而在这过程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把关人，他自己在把信息传播给下一个人之前就经过了个人有意或无意的筛选。而人不同于机器，他有感情、有思维，因而他不可能保持纯客观，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个人的影子投射其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从各自的观点上，对信息进行筛选与过滤。孙玉胜先生所说的“主持人主权”表明主持人是一个重要把关人，虽然“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公众舆论》），而出于主持人所处的地位和主持人的观察习惯和一些节目要求“节目要对社会和政治负责，要服从栏目和节目的设计程序”，应该说已经算是比较客观的了，但毕竟是人，而且“一旦把谈话的权力交给了主持人，演播室谈话内容就基本由主持人自己控制和决定了”，难道节目的公正和严肃就依赖一个人的临场发挥吗？之前的把关人和最后的把关人之间的分歧怎么办？节目到底采用谁的定位呢？
我想，新闻媒体在处理新闻的过程中，每个阶段和环节都有把关人，从超越可能传播的新闻中进行选择，决定取舍，一个人的判断难免会有失公正。我认为，最好策划者与审查者是同一班人马，至少是策划者、创作者、制片人和最后的把关人之间形成一个比较标准的共识（当然其要符合节目效果的要求和社会的价值体系），从而可以在同一类共识里互相牵制。如果评价体系和判断标准都不一样，栏目就很难准确定位，很难形成合力推出精品，更谈不上创造品牌。
另外，我还觉得，把关人作为节目的第一观众，其角色和功能都是双重的，他既要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判断一个节目播出的社会效果，同时也要从职业的角度判断这个节目是否已经具备了可以播出的专业水准。在实践中，这些判断并不是很容易把握，有时甚至需要很大的勇气。
同时，我也看到了孙玉胜对于央视新闻栏目的反省与检讨。作者甚至单独拿出一章来“检讨十年”，这充分表现出了作者的清醒认识和勇气。在这些检讨中，有的是关于直播的无法顺利实现，有的是关于香港回归直播报道的失利，有的是关于谈话栏目难以规避的风险、有的则是关于口语化播报的不能得到良好贯彻。或许是出于个人身份特殊性的考虑，也或许是对于言论尺度的担心，我们看到作者在做出这些检讨和反省时，在作出一些个人的分析评论时，一些观点往往浅尝辄止，欲说还羞。比如作者不止一次的提到了关于体制的话题，但是却都在即将进入核心的思考时不幸夭折。我想应该理解为作者的有意为之，毕竟作者仍处于中国媒体的风口浪尖。而正因为这些“遗漏”，使本书更偏向于理论思索的贡献。
全书读来是引人入胜的，更是引人思考的，鼓舞人心的。一本好书是能改变我们的，《十年》改变了我关于电视的认知，关于电视节目制作理念和精神的认知。许多学校的新闻专业将《十年》作为一本教材，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老师的做读书报告的方式。因为这本书不仅仅能教给我们知识，更能教给我们理念，我们能与作者的生命体验产生共鸣，在鼓舞中回归一颗赤子之心。
最后，我想用作者在后记中的文字来结束本文的写作：多年后的今天，电视的语态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改造，我们对电视新闻理念的探索也永无止境，依旧“在路上”。学海无涯，惟有孜孜以求。
第三篇：跳房子——读《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有感（精选）
潘登：跳房子
——读《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有感
潘登
孙玉胜很喜欢一句古老的希腊谚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他说每当默读这句话时，“内心都会充满创业的激情”。《十年》是一本记录中国电视领域创业的书，“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种精神照耀进了孙玉胜的字里行间，贯穿了一群电视人探索、尝试、创新、改变的漫漫十年岁月。
然而，纵使“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一方法论听起来无可限量，但是孙玉胜笔下的创业其实并非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易事。实际上，每一次尝试都是小心翼翼的。比如，《东方时空》的诞生充满煎熬和忐忑：最初的名称是“新太阳60分”，台领导不甚满意，后来才定名为“东方时空”；栏目组向台里申请约900万元的节目经费，申请提交上去之后却一连几个月都迟迟没有回音，节目开播在即，台里才发话下来希望栏目组以广告收入自行解决所需经费问题⋯⋯“台里”好似一道门，栏目组各种各样的创意好似一群初生的小鸟，它们兴奋地挥动翅膀，却不知道这道门是否会为自己开启，放自己去更广阔的天空飞翔。
正是因为这种无形的束缚，孙玉胜等人的十年创业很像跳房子游戏。依照格子里数字的递增顺序前进，难以掌握平衡的单腿跳、双腿跳，出界、踩线或跳错格子都宣告游戏失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这些新生的电视节目的成长轨迹也是如此，总趋势是大胆向前的，但步伐是谨慎的，虽然谈不上如履薄冰，却仍要顾虑诸多因素。
作为中国国家电视台，创业时不可避免地要有许多政治上的考量。孙玉胜在书中提到过《焦点访谈》2001年的一期节目《河道里建起商品楼》，这期节目围绕武汉市建在长江河道中的违法却获得湖北省水利厅批准的商品房展开叙事，开启了舆论监督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在这期节目获得成功的背后，其实有着艰难的决策过程——审过样片之后，孙玉胜作为新闻评论主任，对于播还是不播的问题再三犹豫，由于节目内容牵涉省级单位，“舆论监督到这样的级别，过去的《焦点访谈》还没有过先例”。节目经过修改之后，孙玉胜权衡利弊，虽然“小心翼翼地提笔在播出单上签了字”，但是一直提心吊胆。直到节目播出后，朱镕基总理表示违法商品楼“即使是金子做的也要炸掉”，听到这样的反馈，孙玉胜“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地了”。
如果是一年前的我，读这一段时大概会很不屑，会轻率地把这个问题用“中国本来就没有新闻自由”一笔带过。虽然不敢妄论现在自己成熟了多少，但是在新闻自由这个问题上，确实见识了更多的观点，看法也有所转变。
上学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一节课是请水均益来担任嘉宾。我记得他出乎意料地说“我知道现在你们都管我们叫CCAV”，他坦言央视作为主流媒体有时候不那么受欢迎也是无奈的现实。但是他在新闻立场方面的看法十分坚定。“以上言论仅代表嘉宾本人观点，与本台立场无关”永远不可能出现在央视的字幕上，因为作为央视主持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完全
代表本台立场。水均益的这一观点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我开始试着理解中央电视台的特殊处境，它不是一般的新闻媒体，还被赋予党的“耳目喉舌”的使命，因此不能以是否具有新闻自由为标准来做对错判断。
退一步说，新闻自由本身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以前我理解的新闻自由是西方语境下的新闻自由，即新闻媒体是监督政府的“第四等级”，不应该受到任何控制，尤其是来自于政府的。并且，我自然而然地将新闻自由与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联系在一起，相信受到控制的新闻就无法做到客观。但是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绝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就算排除一切来自媒体外部的压力，当编辑决定今天的版面要刊登哪些新闻、记者筛选采访笔记中重要的引语时，客观性其实已经丧失了，新闻报道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的公正。并且，与“没有全民的民主，只有阶级的民主”是一个道理，新闻自由也是阶级性的，邹韬奋就认为“完全的言论自由，须等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实现之后才能办到”。中央电视台会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凤凰卫视则有商业因素的考量，任何媒体在运作上都不可能“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其实也并非那么自由，比如9•11期间之后，美国政府就实行民族主义政策，命令限制有关阿富汗的报道，封锁塔利班的声音，并且惩罚了美国之音等“违规”媒体。目前，我所理解的新闻自由是比较中庸的概念，大致上就是将报道的客观公正与媒体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这样看来，孙玉胜一群人创业历程如同跳房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道粉笔画成的线，不是单纯的来自上级的压力，而是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就好像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的精神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本我是天性，自我是环境约束下的自我，而超我则是道德、伦理作用下的自我。将新闻事实呈现出来，是媒体最基本的追求，但是所采用的视角、立场则是具有社会环境的约束的，对节目的审查、把握，其实也是对观众负责的表现。孙玉胜等人的跳房子游戏是成功的，比如早间节目《东方时空》“改变了中国人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创新的确需要大胆，但并不意味着莽撞，不踩线、不出格的创新也能够获得成功，只不过是遵守游戏规则罢了。
第四篇：电视媒体逐渐扩大的话语权——《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笔记（小编推荐）
岳谱：电视媒体逐渐扩大的话语权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读书笔记
岳谱
最先看到《透视山西运城渗灌工程》这期新闻调查的节目，是在一节有关电视新闻的课上。片子中，记者一步一步逼问渗灌工程建设时的情况时，不禁让我们为王利芬捏了一把汗，感慨这记者，太犀利了。这期节目原本已经被运城方面的相关人员“公关”成功，主管部门连看都不看片子就要毙掉不播。制作人员拿着带子去找主管领导，“逼着”领导看了一遍之后，用“真实”打动了领导，才最终获得了播出的权利。
中国电视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获得的话语权的扩大的一个过程，而舆论监督是媒体获得话语权的一种很重要的体现。很难想象，类似的片子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舆论监督类的节目在中央媒体上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政府越来越成熟与自信的一种体现。朱镕基总理亲自给《焦点访谈》题的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似乎意味着媒体从党的“喉舌”到群众的“喉舌”的一种转变。朱总理甚至表示，自己也是《焦点访谈》要监督的对象。“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意味着大众媒介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者本位的转变，也同时意味着大众媒介从单纯的“对上负责”到逐渐的“对下负责”的一种转变。
舆论监督类型节目的产生和发展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媒体自身有义务报道一定的负面社会状况，以使得媒体所报道的情况更加接近现实情况；另一方面在竞争逐渐激烈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舆论监督来保障社会各个机构在脱离政府完全的支配之后能够顺利的运行。而因为舆论监督是一种对由权力大小和财富多少所决定的监督权的一种否定，所以舆论监督在实行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这两方面的阻力。这就使得一方面舆论监督节目的出现需要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反过来舆论监督节目也能促进外部环境的更加宽松。而这种“更加宽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一个新闻节目被称为“政府镜鉴”的“改革尖兵”，被上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的原因也正由于此。
朱镕基总理一直走在推动“舆论监督”发展的最前沿，这大概是因为这位处在中国经济改革风口浪尖的掌舵人更能够带有前瞻性的意识到舆论监督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总理的首肯，《盗伐危及大动脉》这样的初见批判监督端倪的栏目不可能受到鼓励而继续发展，而如果没有《焦点访谈》逐步深化监督，逐渐把监督的对象扩展到穿着制服的公务员乃至于高层领导，舆论监督的环境也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宽松。
除了对舆论监督的推动，朱总理对电视话语权扩大的推动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中央电视台作为唯一一家全国性质的电视媒体，没有哪一家其他国内电视媒体可与之同台争鸣。而凤凰卫视获得在中国合法广播的权力，就打破了这一局面。作为首家获得中国大陆广播权的海外电视台，凤凰卫视如何进入大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朱总理在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点吴
小莉的名，并说喜欢看她的节目，则是一种对凤凰卫视新闻报道的一种肯定。虽然凤凰卫视也是老老实实的按照大陆的要求，不敢越雷池一步进行“监督”功能，但是凤凰台在大陆本身就能够与中央电视台形成竞争作用，逼迫中央电视台开发自己的资源，不断前进。
当时创建之初的凤凰卫视的资金人员力量是不能与中央电视台相比较的，甚至和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目也是相形见绌。由于在资源人力物力上的不足，凤凰卫视在硬新闻的采访上难以取得能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与中央电视台相媲美的素材。为了生存下去，凤凰卫视便另辟蹊径：硬新闻不足，便邀请知名人士对为数不多的信息进行讲解评论。直到1999年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凤凰卫视策划的《中国人今天说不》系列节目逐渐成了气候，在电视中做评论的做法才广泛的被电视媒体所接受，一直到出现了现在“评论员”白岩松，“约评论员”周庆安等我们熟知的名字。
但是在电视中做评论并不是那么好做的，既然是说话，免会受到个人主观的感情的影响，但是一家中央媒体又必须负有引导全国舆论导向的作用，因此在《实话实说》所表现的舆论导向与国家所倡导的舆论导向所不符合时，它就被“限期整改”停播一段时间了。
当然电视媒体的话语权逐渐放大也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当栏目的权威性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这时候也就要开始防止电视节目“话语霸权”出现。新闻媒介本来是要告知公众事实信息，但是它的舆论监督功能强大起来之后就容易引导公众对于某一特定的对象产生反面的情绪。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求在进行舆论监督的报道时要平衡报道优点与缺点以及平衡报道对象的来源范围，另一方面就更要明确媒体报道的是事实，要尽量减少报道者自己的感情影响，只要事实清楚公道自然明。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很多情况下会出现的新闻媒介的报道对于司法审判的负面影响。
但是电视新闻评论就更加难以只是客观的报道事实，评论员个人的感情就更加不可避免的要加入到所评论的事情当中。但做评论员的大都是资深媒体人，更有能力避免对观众的负面引导。这方面也似乎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了。
第五篇：《改变,从阅读开始》读后感
《改变，从阅读开始》读后感
回想起来，不觉中自己在教育战线上耕耘已有十余载，在教育教学中收获的过程中时常会伴随着困惑，也常听到老师们在感慨：新教改让我们转变角色，我们教师给了学生自由的空间，给了他们自主的权力，而他们却时常见着老师偷偷把头低下，失去了最起码的礼貌;走廊里，老师苦口婆心地告诉要静、礼，可还会有人被告之违犯纪律；操场上，扔纸的同学刚被教育完，可另一学生又会“不小心”演绎着近乎相同的事件;在运动会结束时，老师们对操场的垃圾杂物，不仅要怀疑，到底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这时就会向往一种教室内书声琅琅、走廊里井然有序、操场上文明礼仪的书香校园。这种矛盾一直漫延着„„
假期，我有幸 拜读了朱永新博士的《改变，从阅读开始》这本书。它对我的影响不能用某个词来概括。它如一股无形的力量撞击了自己的朦胧的意识，如一股清香的甘泉从心田流过，那么纯净香甜;又如一束阳光射进自己的心窗，使我找到教育的方向。无疑它改变了我的教育的历程……是呀，朱教授让自己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而又没有找到的道路，那就是阅读。
正如朱教授所言：“没有阅读就没有精神的发育。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她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美丽的城市”。
听了朱教授的讲座，我感到我们做基础教育的太需要阅读了，阅
读会让我们豁朗，阅读会改变我们的校园。会让孩子们滋生纯洁的心灵，会让课堂中成长智慧之花，会让校园文明礼仪，更会让我国的文学珍宝接传下去，且赋予我们新的民族精神。于是我想，改变，从阅读开始，阅读，就从我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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