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简介：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成立于1880年。由最开始只有的10 个老师，53个学生。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研究性综合大学，同时也是美国西部最早的私立大学历史悠久。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位于洛衫矶的心脏地带，地处市中心艺术教育走廊，那里有许多文学、艺术、科学等专业学校的所在地。
录取条件：
GPA要求3.0以上
英语非第一语言的学生需要在入学登记前进行一次国际学生测试。这个测试决定学生是否需要在正式旧都学位之前接受语言教育，而这个教育最多可以持续一学年
不需要语言测试的情况：
托福600以上（机考250以上）
所需材料：
学生需要提供的正式文本包括：
所有申请人必须向所申请的院系提交之前就读学校的正式纪录（正式纪录必须是由机关发布的原文件（非影印件）有机关盖章及负责人签名。）记录显示每年中你所学的课程名称和档次/分数;
将你在中学阶段得到的奖励、文凭和证书（附上标题和日期），以英语文件形式递交。
银行存款证明，证明能制服第一年的学费46000美圆
2007秋季入学时间：
新生和转学生入学申请日期： 10月16日——2月10日
新生奖学金申请：12月11日——1月10日
新生奖学金
申请程序: 2006年12月11开始日递交申请2007年本科.提交有关证明文件,包括财政支持的证明,到2007年1月10日截止.无需其他申请证明。若申请成功，则入学时学费减免一半。
申请费用（不退还）
本科申请费用：65美圆
研究生申请费用：85美圆
一学年学费(估计)：46000美圆（包括学费与住宿费）注意：
这些费用可能随时会有调整；
每学期初支付，不能延期；
专业设置：
建筑学
园林学
会计学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电影电视)
工商管理(东亚研究)
工商管理
国际关系
电影电视
互动娱乐
电视荧幕写作
新闻传播学
传播学
印刷出版学
公共关系学
牙科
航天机械工程
航空航天工程
宇航工程
生物/机械工程
机械工程
石油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电子工程学
生物/机械工程
化工
生物工程
环境工程
化学工程（石油工程）
高分子科学
土木工程
建筑学
建筑工程学
环境工程学
信息管理
结构工程
水利资源
环境工程学
计算机科学
物理/计算机科学
生物/电机工程
计算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电机工程
电机工程（计算机）
集成媒体系统
工程和系统工程
工程和系统工程
美术
人类发展和衰老
职业治疗
美国族裔问题
非裔美国人研究
美国人研究
亚裔美国人研究
拉丁裔美国人研究
人类学
都市人类运用学
人类影视学
艺术史
生物化学
生物科学
化工
经典
比较文学
地球学
地理科学
东亚研究
东亚语言和文化
经济学
经济学/数学
英语
创造写作
环境学
生物环境学
商业
化学
法语
意大利语
两性研究
德国学
健康与人类
跨学科研究
国际关系
全球商务
运动学
语言学
数学
天文学
生物物理
物理学
政治学
心理学
宗教学
斯拉夫语言和
俄国文化
社会学
社会学（经济学）
历史
心理学
社会学
西班牙语
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研究所(院士)组合爵士
爵士（声乐）
音乐
音乐教育
音乐业
表演
古典吉他
长笛
钢琴
小提琴
竖琴
小号
单簧管
公共政治管理与计划
戏剧表演
戏剧设计
戏剧舞台管理
第二篇：(0208)加利福尼亚大学校董诉巴基范文
加利福尼亚大学诉巴基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
438 U.S.265(1978)
案件事实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在正常招生外，还采用一种特别招生，给予特定的申请人一定的优先，1974年，“特别录取”的学生只包括黑人、墨西哥人、亚洲人和印第安人。该方案为他们保留了16个特别录取名额，白人申请者可以竞争余下的84个名额，这100个名额全都向少数群体的申请者开放。特别录取的学生不以一般申请人的标准来衡量，但他们有可能由于未能满足某些要求而被拒绝。巴基（Bakke）是一名被置于一般入学申请方案下的白人男性，他的申请被拒绝，而特别录取学生的学业成绩明显低于他的学业成绩。巴基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法律诉讼。一审法院判决特别招生违反了联邦宪法和州宪法，以及民权法第6章，但拒绝命令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取巴基。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巴基对这一结果同时上诉。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修正了原来的判决意见，责成初审法院加进命令医学院录取巴基的判决内容，利福尼亚大学对这一结果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后最高法院维持了部分判决内容，并否定部分判决内容。
案决书摘选
鲍维尔大法官（Justice Powell）宣布法院的判决：
本案向上诉方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的特别招生方案提出了挑战，这个方案旨在确保录取一定数量的少数族群的学生。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判决特别招生违法，并禁止上诉方考虑任何申请人的种族背景，同时命令上诉方录取巴基。
基于以下判决理由，我相信必须维持利福尼亚地方法院所作的判决中认定上诉人的特别招生方案非法，并责成医学院录取被上诉人的部分。我的同僚包括首席大法官、斯多特（STEWART）大法官、冉奎斯特（REHNQUIST）大法官和斯蒂文森（STEVENS）大法官也分别以不同的理由支持了这个判决。
基于以下判决理由，我也得出结论：加利福尼亚地方法院所作的判决中禁止上诉人在招生过程中考虑任何种族因素这一部分必须予以否定。布伦纳（BRENNAN）大法官，怀特（WHITE）大法官、马歇尔（MARSHALL）大法官和布兰克曼（BLACKMUN）大法官分别以不同的理由支持这个判决。
（鲍维尔判决书的一、三
（一）和五
（三）部分，怀特加入；一和五
（三）部分，布伦纳、马歇尔和布兰克曼加入。布伦纳、怀特、马歇尔和布兰克曼发表了部分附议和部分异议。斯蒂文森发表了部分附议和部分异议，伯格、斯多特和冉奎斯特加入）
一、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设立于1968年，当时招收50名学生，1971年增加到100名学生，目前依然保持这种数目。两年之后，医学院设计了一种特别招生，以在每个班中增加“弱势”（disadvantaged）学生的代表。这个特别招生方案是一个独立的招生系统，与正常的招生进度一并进行。这个特殊招生方案由一个独立委员会运作，其多数成员多数为少数族裔。按照1973年的申请模式，报名者要回答是否愿意作为“经济上和/或教育上弱势的”申请人；按照1974年的模式，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作为“少数族裔群体” 的成员而被考虑，医学院明确列为“黑人”、“墨西哥裔人”、“亚裔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如果他们给出肯定的回答，他们的申请就转到了这个特别委员会。尽管对“弱势”没有正式的定义，但特别委员会主席在筛选每一份申请的时候要看是否反映出在经济上或教育上被剥夺。从1971年医学院扩招开始直到1974年，特别委员会公录取了21名黑人、30名 墨西哥人裔人和12名亚裔人。尽管由大量的弱势的白人申请这个特殊项目，但是没有一个人通过这个程序获得入学通知。实际上，至少在1974年特别委员会公开指出，“弱势的”特殊申请者仅仅是那几个指定的少数族裔群体。
巴基是一个白人男生，他在1973年和1974年两度申请戴维斯医学院，都是按照正常招生项目申请的。在他1973年被拒之后，他写信给医学院副院长、招生委员会主席，抗议特别招生项目实行种族配额。1974年，巴基的申请又被拒绝了。在这两年中，按照特别项目录取的申请者的基准分都比巴基的要低得多。第二次被拒之后，巴基向加州高级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由于医学院实行特别招生计划而将他拒之门外，而这种特别招生计划基于种族的考虑，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第601条。
加州最高法院以案件“涉及重要问题为由”为由直接调案审理。由于特别招生项目涉及到种族归类，加州最高法院坚持使用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尽管加州高院同意，消除医学专业中的种族隔离，增加愿意为少数群体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这些目标是州当务之急的利益所在，但高院也得出这样的结论：特别招生项目并对实现这些目标而言并不是最少侵害的手段。至于巴基的上诉，加州高院裁定，由于巴基已经证明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以种族为由歧视他，举证的义务就应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承担，它必须证明，即使没有特别招生项目巴基也不会被录取。然而，加利福尼亚大学承认它没有能力来履行它的证明义务。于是，加州最高法院修正了原来的判决意见，责成初审法院加进命令医学院录取巴基的判决内容。
三
（一）上诉人不否认，根据第14修正案，州立大学的院系和行政机构基于种族原因来决定是否录取一个学生做法是可以审查的。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是对特别招生方案进行司法审查的级别。上诉人认为下级法院错在适用了“严格审查”这个级别，这是一个我们在很多案件中都使用的不精确概念。上诉方认为，严格审查的级别应该是专门适用于对“缺乏联系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a 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y）构成不利的归类（参见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然而，被上诉人则声称，加利福尼亚法院正确地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对种族归类的司法审查程度要看该归类是否产生出“缺乏联系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并且适时地承认“第14修正案所认定的权利是人身权利”。
在这个事关司法审查范围的关键较量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对立集中在特别招生方案的性质。上诉方倾向于认为它的“目标”是为了使医学院里有少数群体的代表。被上诉人则与各级法院的看法相同，将其称之为种族配额。这种语义上的区别与本案无关：不可否认，特别招生方案是一个基于种族背景的归类。由于为符合最低要求的少数裔申请者保留了16个特别录取名额，白人申请者可以竞争余下的84个名额而不是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全都向少数群体的申请者开放的。不管这个限制被称为“配额”还是被称为“目标”，它毕竟是以种族为基础所做的区分。
宪法第14修正案提供的保障适用于所有人。其措辞是明确的：“任何州不得拒绝为 其辖区之内的任何人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已经毫无争议地确立了如下观念：“第14修正案前半部分所创设的权利，就其所用的措辞来看，是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平等保护的保障不可能是当它适用于这个人时是这个意思，当它适用于另一肤色的人时是另一个意思。如果两个人不适用同样的保护，那么就不是平等保护。
然而，上诉人认为，下级法院错在对特别招生适用了严格审查，因为像被上诉人那样的白人男性，不是“缺乏联系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的成员，他们在多数主义的政治程序中不需要额外保护。然而，在我们的判决中，这个基本原理从来没有作为对种族归类做严格审查的首要前提条件来适用。同样，本院也从来没有裁定，某种归类造成缺乏联系和孤立，就构成了认定这种归类是否公平的必要条件。在决定是否对“可疑”范畴增加新的归类时，或是决定某种特殊归类能否通过严密审查时，可能涉及到这些特征。然而，种族归类应接受严格的审查并无须顾及这些额外特征。我们在最初的案子里就明确宣布，种族区分是可疑的。“剥夺某一个族群的公民权利的（所有）法律限制马上会受到怀疑。这并不是说所有这样的限制都是违宪的，而是说法院必须使它们进行最严格的审查。”（Korematsu案）本院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些宣称的有效性。基于种族和族群的任何区分本身就是可疑的，因此就需要进行最严格的司法审查。
（二）种族区分的观念植根于我国宪法史和人口统计史。最高法院最初对第14修正案的看法只是：它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目的”是“被奴役种族的自由，这种自由的保障的牢固确立，以及保护那些新近获得自由的人免受他们以前的统治者的压迫。”（Slaughter-House Cases）然而，平等保护条款“被内战后的司法极端保守主义（judicial reactionism）扼杀在萌芽之中。”它在几十年中处于作废状态，而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经过短暂的萌芽之后，作为本院保护财产权和契约自由权的基石而茁壮成长。（参见Mugler v.Kansas;Allgeyer v.Louisiana;Lochner v.New York）在这个过程中，第14修正案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目的”被置换掉了（参见Plessy v.Ferguson），只有当实质性正当程序的时代临近终结时，平等保护条款才获得使其有生命力真正目的。（参见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已经不可能要求第14修正案保障某个少数群体争取平等。在平等保护条款处于蛰伏期，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少数群体组成的国家了。每一个族群都不得不为了克服偏见而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努力至今仍在继续，而这些偏见并非来自某个单一族群的多数，而是来自由各个不同的少数群体所组成“多数”。据说（或许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据说”有失公允）每个少数群体拥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愿意让其他群体处于不利地位。随着这个国家遍布了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移民，平等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展到所有寻求保护以不受官方歧视的族群。本院在Yick Wo一案中指出，平等保护的保证“在于其普遍适用于领土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人，而不考虑任何种族、肤色或民族，法律的平等保护就是保证制定平等的法律进行保护。”
尽管一些宪法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认为其主要作用是要在黑人与白人“大多数”之间架起桥梁以弥补二者的距离（Slaughter-House Cases），但该修正案本身却使用了普遍适用的措辞，没有涉及肤色、族群起源、或此前是否处于奴役状态。本院最近在解释1866年《民权法》时提到针对白人的种族歧视，指出“39届国会的意图是在联邦法中确立一个更宽泛的原则，而不象以前那样只适用于刚刚解放的黑人奴隶所处的迫切困境。（McDonald ”v.Santa Fe Trail Transportation Co.）1870年的立法也明确加以扩充，规定确保“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Runyon v.McCrary，怀特大法官的异议）。平等保护条款修规定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并且回应了我国种族、族群和文化 多元的状况，可以肯定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将乐于看到它可以普遍适用。
在过去的30年中，本院一直承担着解释平等保护条款的重要使命，其目的是要在一个面对奴隶制和种族歧视遗产的国家里确保所有人受到“平等法律的保护”（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由于这个时期标志性判决都是针对继续将黑人排斥在美国主流社会之外这个现实，这些判决都具有白人“大多数”歧视黑人少数的特征。对这些判决的解读不必依赖于它的结果所显示出的特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多年来，本院始终如一地拒绝接受仅以血统来对公民加以区分，这种区分对于其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的自由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Loving v.Virginia）
上诉方极力主张我们对平等保护条款应采纳具有限制性的立场，并主张如果歧视是针对白人“大多数”的，且其目的是“善意的”，则其不应受到质疑。但是我们“自由之钟”的时针无法拨回到1868年。主张保障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可以允许对某些人的保护程度高于其他人的观点为时已晚。“第14修正案并非只是为了反对由‘两个阶层理论’――即以白人和黑人的差异为基础的理论――而产生的种族歧视。”（Hernandez案）
一旦抛弃了“两个级层理论”对第14修正案所作的人为划线，按照某种特定少数种族或族群享有“优先”地位来分别适用司法审查的不同级别，就会遇到困难，而且还很难处理。“少数”和“多数”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暂时性的安排和政治判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白人的“大多数”本身也是由不同的少数群体所组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宣称在历史上他们曾受到州和私人的歧视。不是所有这些群体都能够根据种族和民族的区分得到优待以及相应的司法容忍，如果那样的话，唯一的存在的“多数”将会是一个新的少数，即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新教徒。不存在原则性的基础来决定哪个群体可享受“高度的司法关怀”，哪个群体则不能享受。法院将被要求对各个少数群体蒙受的偏见和接踵而来的伤害程度作出评估。那些被认为受到的社会伤害超出容忍程度的群体，将有资格被分到优先的类别里，与此同时，其他群体的个人将要为之付出代价。这样的归类就不会受到司法的严格审查。随着这些优先照顾开始产生它所期望的效果，以及逐渐削去了过去歧视产生的后果，就有必要司法审查的等级做出新的划分。决定司法审查的等级需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因素进行分析，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超出了司法能力的范围，即使这种等级确定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而且是社会所必需的。
此外，与优先照顾本身相联系的是公正问题，这些问题还很严重。首先，所谓的优先照顾事实上是否是善意的，这并非总是清晰的。法院可能会要求否决在为提高某个特定群体的一般利益而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参见United Jewish Organizations v.Carey, 布伦南大法官的附议）。宪法根本就没有支持如下的观点：为了提高一个族群的社会地位，可以要求个人承担他们本可以不承担的负担。第二，优先照顾的项目可能仅仅会强化人们的偏见，认为如果没有基于与个人价值无关的特别保护，某一个族群就不能取得成功。（参见DeFunis v.Odegaard，道格拉斯大法官的异议）第三，在强迫象被上诉人这样无辜的人承担补救并非由自己造成的不公平的责任，就会采用一种不公平的措施。
将平等保护条款的含义与这些临时性的考虑联系起来，我们将会形成这样的看法：作为一个宪法原则，对触及种族和族群背景的归类进行司法审查，会随着政治力量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上对此种归类采取不同的容忍程度，很可能会加剧种族和族群之间的对抗，而不是使之缓解。同时，基于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判断，宪法的原则也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也会削弱将宪法始终如一地适用于一代也一代人的人们，而这正是对宪法进行连贯解释的关键特征。在解释宪法时，最高法院的作用就在于辨别出“哪些原则绝对能够为超越时代、和超越任何共同体提供坚实的基础，并且使这些原则超越特定时空下做出的实 用主义的政治判断。”（A.Cox, The Role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Government(1976), 114）
如果个人被赋予司法保护的权利以对抗基于其种族或族群背景的归类，是因为这种归类侵犯了个人权利，而不是仅仅因为个人是某一特定群体的一员，那么宪法标准的适用就应该保持一致。对特定归类的必要性的政治判断，可以在宪法平衡中就以衡量，但是对归类加以正当化的标准将保持不变。是这样，就像应该是这样，因为那些政治判断是相互竞争的群体在民主过程中妥协的产物。当这些政治判断涉及到某个人的种族背景时，该人就有权要求司法来确定，他被要求以种族为基础承担的负担是否符合令人信服的政府利益。宪法的性质要求确保每个人的这种权利，而不考虑他的种族背景。
四
我们已经指出，“为了证明使用可疑归类（suspect classification）的正当性，州政府必须表明其目的或利益既是宪法许可的，又要有实质价值，还要表明使用这种归类对实现其目的或保护其利益是必要的。”（In re Griffiths;Loving v.Virginia;McLaughlin v.Florida）特别招生项目旨在实现下列目的：一是，“降低传统上未受善待的少数族群历史上在医学院和医疗行业中形成的不足”；二是，消除社会歧视所造成的影响；三是，增加愿意到目前医疗水平低下的社区从业的医生数量；四是，从一个族群多元化的群体中得到教育上的收益。如果这些目标中有的足以支持使用可疑归类，就必需确定是哪一个目标。
（一）如果上诉人的目的是保证它的学生中有一定比例的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而这个特定群体是根据其种族或族群划分出来，那么这样的优先照顾目的就必须被否决，并不是因为这种划分没有实质价值，而是因为它明显是无效的。仅仅因为种族的原因而优待任何群体的成员本身就是歧视。宪法禁止这种歧视。
（二）州政府在缓解或在可行条件下消除已被确认的歧视所带来的不良效果中，肯定有其合法的和实质性的利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同意过这样的归类：在缺乏司法的、立法的和行政的调查来判定这个归类是否与宪法或成文法相抵触的情况下，就以牺牲其他无辜个体为代价，来帮助那些被看作是属于曾相对受过伤害的群体成员的个人。经过这样的判定之后，政府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优先照顾受伤害群体成员，就有实质性的利益，因为受害者的合法权利必须被维护。在这种情况下，受害的程度以及因此产生的补救问题将通过司法、立法或行政的途径加以明确。同时，补救行动通常应该受到监督，以确保同补救的措施有利益冲突的无辜之人受到尽可能小的伤害。如果没有判定是否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就不能认为政府帮助一个人比避免伤害另外一个人有更大的利益。因此，政府就没有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造成这种伤害。
上诉人没有声称已经作出这样的判定，而且也没权力作出这样的判定。它的主要任务是教育，而不是阐述某个立法政策，或对特定的违法主张进行裁判。基于与本判决意见第三部分所阐述的类似原因，我们庞大政府机构的孤立部分没有能力作出这样的判定，至少如果没有立法机构的委托和立法机构确定的标准是不行的。在凭借这类判定确定某个种族归类之前，政府部门必须具有权威和能力在记录中确认这个归类是在回应某个确认的歧视。上诉人由于缺乏这种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承担证明责任。
因此，帮助某个被戴维斯医学院认为属于“社会歧视”受害者的群体，这个目的不能为这种归类提供正当理由，该归类给象被上诉人这样的人强加了不利条件，而这些人没有义务对特别招生方案的受益人被认为已受到的伤害负责任。如果不这样认为，可能将会把迄今为止为侵犯合法权利而保留的补救措施转变为一种特权，整个国家的所有机构都可以随便给任何被认为是社会歧视的受害者赋予这种特权。这种措施我们从来就没有同意过。
（三）上诉人认为，特别招生项目是为了增加医疗水平低下的社区的医疗服务，这正是该方案的另一个目的。我们可以假定在某些情况下，州政府在促进其公民的医疗保健方面的利益有足够说服力来支持使用可疑归类。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的特别招生方案既是必需的，也是适合于实现该目的。下级法院充分证明加利福尼亚大学在这方面的失败：
尽管所有的根据该方案入校的少数族群的医生都表达了在贫困社区开业的“兴趣”，加利福尼亚大学承认它不能保证他们实际上会这么做。假定他们中的某些人会实现这个愿望可能是正确的，假定他们比普通的白人医生更有可能到少数族群社区开业也可能也是正确的。然而，有很多比种族更精确可靠的方法来确定真正对少数族群的医疗问题关心的申请人。任何一个族群的申请人如能证明他过去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族群的关心，并且宣布在这样的社区执业是他主要的职业目标，这样的人更可能比完全通过种族和处于劣势而挑选出来的人，更有助于缓解贫困社区的医疗服务短缺。一句话，没有经验数据能够证明，某个种族在服务于社会方面会更加无私，或者相比较而言，另外一个种族渴望获取知识处于更为自私的目的。
上诉方完全没有履行义务来证明，为了向缺乏医疗保健的公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它必须比其他所有人更加有限考虑特定族群的成员。甚至，上诉方也没有表明它的有优先照顾的归类对解决这个问题有什么重要作用。
（四）上诉方所称的第四个目的是学生组成的多元化。对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来说，这肯定是宪法所认同的目的。学术自由，虽然不是一个宪法明确列举的权利，但长期以来就被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大学有对教育做出自己判断的自由，包括挑选自己的学生。佛兰克福克（Mr.Justice Frankfurter）大法官概括出构成学术自由的“四项基本自由”：“大学的任务就是提供最有利于引导思辨、实验和创造的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盛行着一个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基于学术考虑来自行决定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和谁被教。”（Sweezy v.New Hampshire）在in Keyishian v.Board of Regents案中，强调我们的国家致力于捍卫大学校园中的这些自由：“这种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特别关注的。国家的未来依赖这样训练出来的领导人，他们沐浴在从各种思潮中发现真理的各种思想的充分交流之中，而不是接受经过某些权威挑选出来的思想。”
“思辨、实验和创造”的氛围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如此的重要，普遍认为学生组成的多元化可以增进这种氛围。正像本院在Keyishian案中注意到的，说“国家的未来依赖于经过各种思想交流训练出来的领导人”和与组成我们国家的民族一样多的和不同种族的学生，这并不为过。这样，在主张国家的大学必须有权挑选那些最能对“充分的思想交流”做出贡献的学生时，上诉方援引了一项势均力敌的宪法利益，它规定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据此，必须认为上诉方是在寻求实现一个对完成其使命具有重要意义的目标。有人认为，在本科阶段的多元化比在医学院的多元化对学生更有影响，这种看法更有道理，因为在医学院，对学生的训练主要集中在职业能力上。但即使在本科阶段，我们的传统和经验也支持认为多元化的贡献是实质性的。在Sweatt v.Painter案中，对于法律教育，最高法院详细论证了相似的观点：“法学院是学习法律和实践法律的场所，如果与和法律互动的个人和机构隔绝，它就不能有效运作。很少有学生愿意在一个学术真空中去学习法律，愿意远离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关于法律的各种观点的交流；而已经实现法律的人根本没有人愿意这样。”
医生服务于各种各样有很大差异的居民。一个若非由于其特殊背景（不管是种族、地区、文化上的优势或不利）而合格的医学院学生，可以为医学专业学校带来更多的经历、更广的视野和思想，这些东西将丰富对学生的训练，使它的毕业生充分理解他们为人类提供的服务至关重要。
种族的多元化仅仅是学校可以适当考虑的一系列因素中的一个。虽然学校在决定招收何人入学方面必须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宪法保护个人权利的规定不能不予以考虑。被上诉人方强烈要求（下级法院也判定）上诉方的二元招生渠道是一个种族归类，它侵犯了第14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由于多样化的利益对一个大学的招生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问题仍然是该方案的种族归类是否对促进这个利益是必须的。
五
（一）我们可以假定，在每一个班级里为某个优先照顾族群的成员保留一定数量的名额，将会有助于实现学生构成的种族多样化。但上诉方认为，这是实现种族多样化这一利益的唯一有效手段，这个看法是有严重缺陷的。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这个观点误解了可为考虑种族背景提供正当理由的国家利益的性质。国家利益不在于简单的种族多样化，这种简单的多样化只是确保某些选定的族群在学生中占一定的比例，剩余部分则由无差别的学生组成。多元化要推进压倒一切的国家利益，就包括一个更宽泛的资格和特点的组合，其中，种族尽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仅仅是一个因素。上诉方的特别招生方案只关注种族多元化，将会阻碍而不是现实真正的多元化。
把上诉方的双轨制扩展为多规制，把一定数量的名额保留给确定类型的申请者，也不会增进真正的多样化带给国家的利益。确实，我们难以相信，一个大学为了寻求上诉方的双轨制方案的逻辑而转向某种非逻辑的结果，即把每一类符合要求的申请人分离出来，不让他们与其他种类的申请人竞争。
一些大学的招生在为取得第一修正案所珍视的教育多元化时，也把种族因素考虑进去。但这些大学招生的经验证明：分配固定数量的名额给一个少数族群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哈佛学院的方案：
最近几年，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已经把多元化的概念扩展到了包括处于经济、种族和族群劣势的学生。哈佛本科学院现在不仅招收加利福尼亚人或是路易斯安纳人而且还招收黑人，奇卡诺人和其它少数族裔人。实际上，对多元化的新界定已经意味着种族是一些录取决定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如果招生委员会审查大量的在录取排名中居于中间的学生，这些学生是‘可以录取的’并且被认为有能力在学习中取得好成绩，则申请人的种族可能会对自己有利，正如籍贯或农场生活经历可能使自己优先于其他竞争人一样。一个来自爱达荷州的农村青年可以带给哈佛本科学院一个波士顿人不能给予的的东西。同样地，一个黑人学生通常能带来白人学生不能带来的东西。
在哈佛本科学院，招生委员会从不曾为某一年要招收的黑人，音乐家，橄榄球运动员，物理学家和加利福尼亚人设定一个目标配额。但是有这种意识（并非象征性地录取一定数额的黑人学生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该委员会要为黑人学生或是来自密西西比以西的学生的设定最低数量限制。它仅仅意味着在数以千记的申请人中，如果他们不仅仅在成绩上‘可被录取’，而且还有其它有利条件，该委员会在挑选时会考虑许多标准，同时还要对学生的种类和类型分布给予关注。（附录：《哈佛大学本科学院招生计划》）
在这样一个招生中，档案中载明的某个申请人的种族或族群背景可能被认为是“可加分的”，然而这并不能使他不经过与其他申请人进行比较就能直接入学。在某个黑人申请者的材料在与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材料进行比较，看是否后者显示的特质更有可能推进对国家有益的教育多元化，这是就可以审查这个黑人申请者对多元化的潜在贡献，而不把他的种族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样有益于多元化的特质可以包括非凡的个人才干、独特的工作或服务经历、领导潜力、成熟、显而易见的同情心、克服困难的经历、与穷人沟通的能力、或其它被认为重要的能力。简言之，以这种方式运作的招生方案有足够的灵活性，可根据每个申请者的特定条件，考虑所有的与多元化相关的因素，并把这些因素放在同一基础上给予考虑，尽管对这些因素并不是同等对待。其实，某些特质的重要性可以因年份而有所变化，这依赖于预定的学生结构与课程申请人的“组合”。
此类方案在招生过程中把每个申请人作为个体来处理。如果一个申请人在竞争最后一个名额时输给了另外一个因为族群背景得到“加分”候选人，他将不会是仅仅因为他的肤色不对或姓氏不对而被排除在考虑之外。这仅仅意味着他的综合条件——可能包括类似的非客观因素——没有超过其它的申请人。他的条件在被权衡的过程中公平地与其他申请人条件进行竞争，因此，他将没有理由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抱怨他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二）总而言之，戴维斯分校的特别招生方案显然使用了本院从来没有支持过一种显而易见的种族归类。该方案表明，申请人如果不是黑人、亚洲人或墨西哥裔人，他们就被完全排斥在一定比例的名额之外。不管他们有多少人，也不管他们有多么优秀的条件和课外能力，包括他们为教育多元化作出贡献的潜力，也不会再给予他们与那些来自受优待的族群的申请人竞争特别录取的名额。而与此同时，受优待的申请者却有机会竞争一个班级里的每一个名额。
上诉方的这个偏袒性方案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漠视第14修正案所保证的个人权利。这些权利不是绝对的。但是当某个州的利益分配或是负担分配以一个人的血统或是肤色为根据时，该人有权要求州政府证明受到质疑的归类对于州的某种实质利益是必须的。上诉人不能履行这个证明责任。因此，加利福尼亚法院的判决中认定上诉方的特别招生因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而无效的部分必须维持。
大法官布伦南、怀特、马歇尔和布莱克曼加入上述意见的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的（三），大法官怀特还加入了上述意见的第三部分的（一）。
大法官布伦南、怀特、马歇尔和布莱克曼，对上述判决部分附议，部分异议。
今天，最高法院通过部分否定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的判决，肯定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享有宪法上的权力来采取肯定性行动，以便给予所有人平等机会。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困难，即政府是否可以采用具有种族意识的方案来弥补过去歧视所造成的持续效果，以及我们每一个同胞对这个问题的成熟考虑，已经形成了很多观点，没有一个观点支持最高法院。但是这不应该、也不能掩盖今天法院判决的核心含义：如果政府没有贬低或侮辱任何种族，而是为了补救过去种族偏见对少数族裔所造成的不利因素，政府可以考虑种族因素，至少 在有能力在这个领域进行考虑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机构对此作出适当调查裁定之后，政府可以考虑种族因素。
首席大法官和我的同事斯图尔特、恩奎斯特和斯蒂文斯已经判定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禁止像戴维斯医学院这样的招生方案。只以这个法律理论为基础，他们就可判定被上诉人巴基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因此他必须被准许进入戴维斯医学院。我的同事鲍威尔，考察了宪法，认为虽然大学的招生可以考虑种族因素，上诉方把巴基排斥在外的特别招生方案，没有被证明对达到上诉方所宣称的目标是必要的。相应地，最高法院的这些大法官形成了一个五人多数，维持了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判决巴基有权得到一个使他进入该大学的命令。我们同意鲍威尔大法官的意见，正如我们应用于这个案件里的观点一样，在禁止适用种族标准方面，民权法案第6章的应用程度不应超过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本身。由于我们判定戴维斯学院的肯定性招生是合宪的，我们将在所有方面否定下级法院的判决。鲍威尔大法官同意在大学招生中允许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种族因素，因此，他加入我们的行列形成一个5人的多数票，推翻了下级法院判决禁止大学在将来制定有种族意识的招生。
一
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的原则之上。但是，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宪法的设计者们为了把13个殖民地合并为一个国家，公开承认这个平等原则的对立命题：奴隶制。这个妥协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且被恰当地称之为“美国困境”。
宪法第14修正案把我们对人类平等的坚定理想体现在宪法中。它在我们国家成为法律已经有100年多一点了。但是，在前50年中，平等条款很大程度上处于呆滞状态，迟至1927年，霍姆斯大法官概括了这个条款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个条款是“宪法辩论最后诉诸的渊源”（Buck v.Bell）。比这种废弃不用更为糟糕的是，该条款早期被用来反对那些本来意图要给予自由的人们，判处他们在法律面前的身份是“隔离但平等的”，这个身份总是隔离的，但很少是平等的。直至24年前的1954年，我们在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Brown I)案中推翻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原则。该案件选举任何类型的种族隔离学校或公共设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是我们的宪法所禁止的。即使在那个时候，不平等也没有用“审慎的速度”加以根除。看一眼我们最高法院的判决日程以及下级法院的判决日程就可以知道，直至今天，政府批准采取种族歧视依然存在。
在这个背景上，主张法律必须“色盲”或种族背景与公共政策无关，必须被看作是渴望的理想，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但是，我们不能，而且正如我们所证明的那样，我们也无须依照我们的宪法或民权法案第6章（第6章仅仅把第14修正案的约束扩展到接收联邦资金的私人当时人），让色盲变成了近视，这种近视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创造的平等”在我们整个生活中被法律及其同胞看作是低人一等的。
三
（一）人人平等的主张与肤色、信仰、出身、身份方面的差别既不重要，也与人们应当被对待的方式无关命题紧密相关。尽管如此，本院在理解平等保护条款的恰当含义是，从来没有采纳这样的观点：这些因素一定是“在宪法上无关紧要”（Edwards v.California,杰克逊大法官的附议），或简短概括为“我们的宪法是色盲的”（Plessy v.Ferguson，哈兰大法官的异议）。其实，我们在许多场合明确反对这种命题。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种族归类本身并不因为第14修正案而无效。相应的，我们转 向考虑明确阐述在审查州政府公开按种族归类的行为时法院应扮演何种角色。
（二）被上诉人主张，种族归类总是令人怀疑的，因此本院应当审查戴维斯医学院特别招生方案所服务的目标，看它是否令人信服的。相反，上诉人主张，我们的恰当角色仅仅是接收上诉人的决定：其特别招生方案所使用的种族归类，与其告诉我们要实现的善意目的之间，有着合理的联系。我们否决了上诉人的观点，但是，由于我们以前的一些案例在许多方面与本案是对立的，我们发现有必要精确定义“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这个不精确属于的含义。
无疑，我们曾主张，如果政府行为或法令限制了“基本权利”或包含了“可疑归类”，它们就应该受到“严格检查”, 只有当它们为了实现某个令人信服的政府目标，并且，只有在当时没有更少限制他人权利的措施可替代的情况下，它们才能被证明可行的（尤其参见，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Rodriguez,(1973);Dunn v.Blumstein,(1972).）。但这些案件并未涉及到基本权利问题。
另一方面，此案不适合于我们以前对种族案件的分析框架，这个这并不意味着应该使用一种相当宽松的以理性为基础的审查标准来分析这个案例，这样的标准是平等保护案件中总是被使用的起码标准。“仅仅引用善意的、补偿性的目的，不能自动免除某个法律方案的实际目的受到审查”（Califano v.Webster，引用Weinberger v.Wiesenfeld）。相反，若干需要考虑的因素（它们形成于性别歧视案例，但被运用于种族歧视案例时更具说服力）使我们得出结论：以矫正为目的得种族归类，“必须服务于重要的政府目标，并且必须与这些目标的实现有实质性联系”（Califano v.Webster, 引用Craig v.Boren）。
首先，种族与 “基于性别的归类一样，已常常成为令人无法原谅地作为一种老生常谈来诋毁政治上无权的社会群体。”（Kahn v.Shevin）尽管精心设计法令旨在对过去的歧视加以纠正，这样的法令有可能避免这些弊端，但我们已经认识到，对过去歧视的效果加以真诚且周全的评估，与家长式的老生常谈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并且很显然，一项建立在后者基础上的法令足以让所有妇女蒙受低人一等的羞辱。州政府表面上旨在改善过去种族歧视影响的方案，明显地制造了同样的羞辱危险，因为这些方案促进了种族分离主义，并强化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少数族群天生不具备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
第二，种族，如同性别和私生子，是一种永远无法改变的特征，拥有者本人既无力避免，又无法抛弃。因为这种归类以某种不可改变的特征为基础，它本身并非无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与我们这样一种深层信念是相矛盾：“法律义务应该同个人的责任和错误行为有某种联系”，州政府批准、资助或同意的措施，理想的方式应当以个人品质或成就为基础，或至少，以个人能够控制的因素为基础。
由于这个原则对我们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可以假定，它在立法过程中会被考虑，并会制衡以种族为基础而偏袒个人的方案。但是，并非一定如此：“我们治理程序的自然结果很可能就是，‘最分散孤立的’白人，将要求承受善意歧视所带来的即刻的、直接的代价。”此外，从我们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以永远无法改变的特征为基础进行归类，就会存在一些大多数人无法逾越的限制。因此，即使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受到了在政治过程的制衡，这种制衡也不能不考虑第14修正案所规定的个人权利。
总之，由于为善意目的确立的种族归类，有被滥用的严重危险，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后果与那些令人厌恶的归类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仅仅质询是否存在支持这种归类的令人信服的基础是不够的。相反，为了证明这样的归类合理，必须显示使用这种归类具有重要性的和可明确表述的目的。除此之外，任何法律使某个群体蒙受羞辱，或让在政治过程中缺乏代表的群体来承受善意措施的负担，都必须予以消除。因此，根据第14修正案，我们 的司法审查应该是严格的，但“并非理论上‘严格’，事实上致命”1（因为这种审查是导致致命不幸的耻辱），而是既严格审查，又探索出路。
四
按照我们过去的判例，戴维斯分校阐述的纠正过去社会歧视这一目的，充分说明了使用有具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方案的合理性。该方案有可靠的基础得出这样的结论：少数群体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状况是真实的且由来已久，过去歧视造成的不利条件正阻碍着少数群体进入医学院。
（一）至少自Green v.County School Board(1968)案以来，本院已经明确，一个被判决从事种族歧视活动的公共机构，不能仅仅因为其中止非法的法令并采取中立的姿态，就表明它已经遵照平等保护条款。三年后，一系列案例反复说明，如果过去的歧视行为影响或是控制了现在的决定，对过去的种族歧视采取种族中立的补救措施就是不充分的。最高法院进一步主张，法院可以发出禁止种族歧视的命令，可按照种族分配学生和教师，并且主张地方学校的校董会可以自愿制定一些计划来废除种族歧视，这些计划可以根据种族来制定，如果对于补救过去的歧视是必需的。而且我们也曾认为：即使没有过去歧视的司法判决，校董会也可以自愿实施计划使每一个学校里有固定比例的黑人和白人师生，以达到种族多元的目的。在每一个案例中，创设统一的学校制度，“彻底根除”过去其实造成的后果，被看作是令人信服的社会目标，证明公开使用种族因素的正当性。
国会能够而且已宣布，对少数族群成员有着特别不利和不公平影响的做法是非法的，并要求或授权采取有种族意识的行动，使因这种影响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可以享有他们本来应该享有的地位。这些补救并不需要证明优惠待遇的获得者个人曾经被歧视过。只要每一个获得者是有可能曾经受害于歧视的群体的一员就足以获得这些补救。这样的补救目的当然也不是要让少数群体的优先扰乱非少数群体的确定的预期。
不能仅仅用是否判决歧视来对这些案例加以区分，因为在没有判决歧视的情况下，具有种族意识的补救措施也曾被批准过。实际上，要求法院来决定对具有种族意识的补救措施与宪法或法律相抵触，并以此作为这个补救措施的条件，将会弄巧成拙。这样的要求会严重削弱自愿服从法律的努力。我们的社会和法律制度一直强调自愿努力实现法律目标的价值。司法干预只是作为最后的手段，以实现停止非法行为。司法干预与其作为行为的前提条件，不如说是纠正它的影响。
因此，根据《民权法案》第7章，我们在判例中认为：为了使少数族群能够参与以前因种族隔离被排斥在外的公共生活，国会可以要求或授权给那些有可能由于种族歧视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以优先待遇。即使那些被要求或授权给予优先待遇的人，没有要求对故意的种族歧视进行审查，或者这些受到优惠的群体没有要求对他们所受的种族歧视的伤害进行逐案确定，国会进行这样的立法也一直获得认可。这些判决迫使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有理由认为所指的弊病乃是过去种族歧视的产物，那么，州政府可以采取有种族意识的措施，来克服严重的、由来已久的少数族群未得到充分代表的现象。
（二）1 Gunther, The Supreme Court, 1971 Term-Foreword: In Search of Evolving Doctrine on a Changing Court: A Model for a Newer Equal Protection, 86 Harv.L.Rev.1, 8(1972).因此，对我们以前判例加以恰当解释，会明确无误地显示，州政府可以采用有意识地考虑种族因素的方案，只要方案的目的是要消除政府行动可能有不同的种族影响，而且只要有理由相信，这种不同的种族影响本身是过去种族歧视的产物，无论是州政府的歧视，还是一般的社会歧视。无庸质疑，根据这样的标准，戴维斯分校的方案是有效的。的确，基于呈于本院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戴维斯分校有可靠的理由认为，少数族群未能获得充分的代表的问题是真实的，且由来已久，并且这个问题应归咎于过去和目前种族歧视强加给少数族群申请人的不利因素。至少直到1973年，在这个国家里，行医如果不是法律上规定，那么在事实上大体也是白人的特权。例如，1950年，尽管总人口中有10%是黑人，但在全部的医生中黑人只占2.2%。此外，这些黑人医生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两所基本为黑人的医学院受教育。到了1970年，黑人医生的比例和黑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之间的差距加大了：行医的黑人仍就占医生总数的2.2%，而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却上升到了11.1%。再者，从1955年到1964年，白人居多的医学院招收的黑人学生的绝对数亦有下降。
而且戴维斯分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只坚持单一的录取标准，全国范围的医学院中少数族群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格局将永远得不到改变。例如，1968年到1969年，医学院使用单一的录取标准，每年录取的50名学生中只有1名墨西哥裔人，2名黑人。以后的若干年中，正常招生的统计数字显示少数族群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格局没有任何改善。显然，戴维斯分校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统计数字所显示的少数族群在医学界的代表严重地持续不足，是由于在医疗职业、教育以及整个社会中存在的对少数族群的蓄意的、有目的的歧视，给少数族裔的申请者带来了障碍。
（三）我们的第二个经验是，戴维斯分校的招生方案是否让任何被孤立的群体或个人蒙受耻辱，以及按照该方案的目标，对种族的运用是否合理，该方案显然可满足我们的这一检验。
甚至没有人声称戴维斯分校的方案以任何方式使分散孤立的、或任何可确认的非少数群体蒙受耻辱或被单独分离出来。同那些以种族为由强行将少数族群排斥或隔离的方案相比，该方案也不可能造成什么伤害后果。相反它的目的是通过把不同种族的学生放在一起，来克服种族隔离的影响。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医学院拒绝巴基的申请都不意味着他低人一等。与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不一样，以补救为目的的对某个种族的优先安排不会对白人个体造成普遍深入的伤害，因为，无论他们到何处去，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因为肤色而被视为二等公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另外，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戴维斯分校的方案有意或无意地歧视了因该方案而受益的少数族群。该方案没有令人反感地从设立少数族群学生录取的最高限额这个意义上规定配额。也没有理由认为该方案是要使受惠者或他们的种族蒙受被当作劣等种族的羞辱。戴维斯分校的方案根本不是要让不合格的申请人受惠顾，相反，它只是要让那些毫无争议的有能力从事医学研究的申请人得到补偿，因为对这些人来说，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教育上的劣势乃是过去州政府鼓励歧视政策的产物。
（四）我们不同意下级法院的如下结论：就其目标而言，戴维斯分校的方案利用种族因素是不合理的。首先，如上诉方所争辩的，如果不采用有种族意识的措施，就没有可行的方法能够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其目标。就任何可以取代种族作为过去歧视的象征因素（诸如贫困或家庭的教育背景）而言，若以绝对数字衡量，白人在每一个社会经济水平上的人数都远远超过了少数族群的人数，因为白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少数族群，从而 满足这些标准的白人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少数族群的人数。
第二，戴维斯分校的招生方案并不是简单地在少数族群的身份与不利条件之间划等号，相反，它在个案基础上考虑每个申请人的历史，从而决定他或她是否因种族歧视而处于不利地位。招生记录清楚说明，只有那些有可能一直隔绝于美国主流社会生活的少数族群的申请人，才会被特别招生委员会加以考虑。至于其它条件的少数族群申请人则须通过正常招生决定其合格与否。
（五）最后，戴维斯分校的特别招生不能仅仅因为它为合格的少数族群申请人预先保留了一些名额，而不是在评价处于劣势的少数族群申请时，把少数族群的身份作为积极因素加以考虑，就认为该方案违宪。就宪法审判的目的而言，这两种路径没有区别。在给处于劣势的少数族群特别考虑的任何招生方案中，决定给予优先照顾的程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任何导致排斥白人的优先方案都与戴维斯分校的特别招生一样的，不存在可接受程度上的差异。此外，只要合格的少数族群申请者超过某学校在某年计划招收的少数族群学生的人数，优先的程度不可避免地依赖招收人数的多少。至于说到区别，例如，为一定配额的少数族群的申请人加一定的分数作为优先，并希望这样可以录取到与预先确定的数额大致相同的合格少数族群申请人，和象戴维斯分校一样为少数族群申请人保留固定数额的名额，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区别是很难觉察到的，当然也没有宪法意义上的区别。
哈佛方案并没有把优先照顾的幅度及其招生制度的具体运作公之于众，而戴维斯分校则用一个具体的、公开说明的数字，但这不能因根据第14修正案来审理，就用前者来责备后者。或许对于公众来说，哈佛计划比戴维斯分校的“配额”更容易接受。如果这样的话，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任何一个州，均可自由决定用哈佛学院的做法来替代不那么受欢迎的方案，就宪法而论，它就像州可自由地放弃在招生里方案中赋予种族照顾。但是，仅仅因为某个优先照顾方案在实现与戴维斯医学院追求的相同目的时，采取的办法是不将其照顾幅度和具体制度运作公之于众，就把该方案作首选方案，这是没有根据的。
五
因此，我们将否决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判决中的以下部分：医学院的特别招生是违宪的，责成学院录取被上诉人，禁止医学院在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
马歇尔大法官的异议
我只同意法院判决允许大学在做出招生决定时考虑申请人的种族因素。我不同意上诉人的招生方案违宪。因为我们必须记得，在过去200年的大多数时候，本院对宪法的解释并没有禁止对黑人采取最富有奇思妙想的和最广泛的歧视形式。现在，当州采取行动补救过去的歧视所造成的后果，我不相信同一部宪法会成为障碍。
一百五十多年前，黑人被戴上脚镣运到这个国家被卖为奴。他们背井离乡，被迫做工为奴，剥夺了所有的法律权利。在内战结束之际，随着黑人的解放，黑人作为财产的身份也被官方抹去了。尽管黑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但这个经过漫长等待的解放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给他们带来公民身份和平等。尽管有第13修正案、第14修正案和第15修正案，黑人都系统地否定了享有这些修正案试图保护的权利。南方各州率先将黑人重新置于奴隶境地。面对南方各州剥夺黑人的法律资格，国会的反映就是通过《重建法》和《民权法》。由此，一时间黑人似乎受到保护享有被否定的公民权利，并开始享有使他们成为自由和平等公民的法律资格。但好景不长，在本院的协助下，重建也随之结束，黑人被迅速剥夺了享有新的公民权利。本院在开始解释内战修正案的过程中，截然剥夺了对黑人的实质性保护（参见Slaughter-House Cases）。后来，在臭名昭著的公民权利案（Civil Rights Cases），本院扼杀了国会推进种族平等的努力。本院对内战修正案以及黑人平等权的最后打击就体现在Plessy v.Ferguson案中。法院在该案中支持路易斯安纳州法律要求铁路公司为黑人和白人提供“平等但隔离”的设施，认为第14修正案的意图不是“废除基于肤色的区分”。哈兰大法官在该案中的异议中担忧，如果其它各洲也颁布类似的法律，“后果将会极其可怕”。哈兰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种族隔离给推广到住房、公园、医院、剧院、休息室和澡堂。种族强制隔离直到20世纪中叶。当然本院在布朗案以来的一系列案件中摧毁了自己曾在判决中帮助抚育成长的吉姆·克罗法（Jim Crow laws，即南方各州制定的对歧视黑人的法律）（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1954)，Morgan v.Virginia(1946)，Sweatt v.Painter(1950)，McLaurin v.Oklahoma State Regents(1950).）。但这些判决并不能自动结束隔离，也无法让黑人摆脱法律的低等位置，获得平等的位置。
黑人今天在美国的位置是悲惨的，但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待遇的必然后果。如果以生活舒适和取得成就作为衡量标准，有意义的平等对于黑人而言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考虑到黑人受歧视这一令人遗憾的历史，极其对黑人生活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将黑人纳入到美国主流生活中就应当成为州的最高利益。若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将永远是一个分割的社会。我不认为，第14修正案要求我们接受这个命运。无论第14修正案的历史，还是我们过去的判例，都不会支持我们否定这样的结论：大学通过考虑增加黑人医生的数量和比例，可以补救社会歧视累积起来的负面效果。就像在我们的共同意见中表明的那样，本院过去的判例确立了机遇种族考虑的补救措施的合宪性。从学校隔离案件开始，我们认为，即使没有对是否违宪进行司法或立法的调查，学校委员会可以按照宪法在做出学校分配决定中考虑学生的种族背景（Swann v.Charlotte-Mecklenburg Board of Education(1971);McDaniel v.Barresi(1971)）。
可当我为大学在招生过程中可以考虑种族的法院判决鼓掌的时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过了几百年针对黑人的归类歧视，本院不愿意支持对这种歧视采取归类补救措施是可行的。为此，今天的判决完全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几百年来对黑人的歧视不是针对一个一个个体，而仅仅因为他们的肤色。在20世纪的美国，不需要一个一个黑人来证明他们已经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我们社会的种族主义已经如此普遍，以致于没有什么能逃脱其影响，更不用说福利和位置了。黑人在美国的经历不同于其他的族群，这不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这不仅由于奴隶制的历史，而且由于黑人作为整个民族（a whole people）在法律上被标明为低等民族。而且这种标志继续存在。由于黑人，美国作为大熔炉的梦想至今没有实现，因为黑人由于他们的肤色而从来没有进入这个熔炉内。
黑人经历的这种与众不同，让我很难接受黑人在第14修正案下不能接受更大的保护，有必要依赖第14修正案为黑人过去的歧视产生的效果进行补救。由于不公平对待的历史，我们现在必须允许这个社会的各种机构在决定谁在美国取得影响、财富和声望的位置时考虑种族因素。很长时间以来，通往这些位置的大门一直对黑人关闭的。如果我们想变成一个完全整合的社会，一个个人肤色不再决定他或她能否获得机会的社会，我们就必须愿意采取措施大开这些大门。我不相信，任何只要真正回顾一下美国的过去，还会依然认为不允许对这个过去的效果采取补救措施。
我害怕，我们又在兜圈子。内战后，我们的政府开始多次“肯定性行动”项目。但本院在Civil Rights Cases和Plessy v.Ferguson案中摧毁了这种朝向完全平等的运动。几乎一个世纪政府在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且这种不采取行动获得本院的默认。后来，我们有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案和国会的《民权法》，随着而来的是大量的肯定性 行动项目。现在，我们让本院再次开始摧毁这些努力，这一次就是阻止加里福尼大学这种类型的肯定性行动方案。
[分析和讨论]
一、本案的争议在于戴维斯分校特别招生方案是否违背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如果把这份判决书和以前一些著名的判决进行比较，这份判决在修辞上的确是乏善可称。如果有什么值得我们记住的，那就是这个判决构成了一个奇妙的妥协。一方面在判决结果上，法院在认为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违背了宪法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个人权利，从而责令戴维斯分校录取巴基；但法院又坚持认为，宪法第14修正案依然容许考虑种族因素，并不是完全“色盲”。另一方面，在判决理由上，九个大法官意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一致意见，以至于出现部分附议、部分异议，意见在一点上可能一致，在另一点上就不能同意。之所以出现这种复杂局面，是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最高法院对60年代以来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这一政治行动的态度，这确实让最高法院感到为难。因此，要理解该案的修辞，首先要了解肯定性行动计划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1961年3月，刚刚就任的肯尼迪总统颁布了10925号行政令，建立“就业机会平等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其任务就是结束政府及政府的合同单位在雇员员工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它要求政府以及政府的合同单位在雇拥员工的过程中禁止考虑种族和宗教因素，确保人人平等。这一举动被称之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这个词的含义就是逐步采取措施消除广泛存在的种族、宗教方面的歧视，首先就像肯尼迪总统所说的，“就业机会平等”。1964年的《民权法》扩大了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其扩大到任何联邦政府提供财政资助的任何项目或活动。同年，约翰逊接任总统之后，提出建立“伟大社会”的口号，由此在推动平等上采取了新的举措，即强调仅仅采取程序意义上的公平对待是不够的，联邦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对少数族裔采取予以帮助，以实现实质意义上平等竞争。他在1965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你不能把一个常年带着锁链步履蹒跚的人仅仅从锁链中解放出来，然后把他带到比赛的起跑线上说，“你可以自由地与所有其他人竞争”，而且你还理所当然地相信，你取胜是完全公平的。因此，仅仅打开大门和机会是不够的。我们的所有公民必须有能力跨国这些门槛。我们追求的不只是一种作为权利和理论的平等，而是作为实事的平等和作为结果的平等。
之后，约翰逊总统颁布了11246号行政令，规定联邦政府的每个部和机构都要通过一些积极且持续的项目来禁止种族、信仰、肤色和国籍的歧视，促进平等就业的全面实现，同时废除了肯尼迪总统设立的“就业机会平等总统委员会”，转而要求劳动部颁布有关法规来实现这种目的。1971年，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劳动部部颁了第4号修正命令（Revised Order No.4），提出了对少数族群（黑人、印第安人、东方人等）提供优先对待的政策。
肯定性行动计划引起了很大争议。尽管多数人承认过去对这些少数族群不公平，而且他们受到的伤害应当给与补偿，但在建立更为开放的社会的过程中，这种补偿措施会不会产生新的不公平，造成新的伤害。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在本案中，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里：要不要对过去由于种族歧视对黑人造成伤害进行补偿？ 让我们首先欣赏马歇尔大法官在该案中独立提出的异议，马歇尔大法官本人是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他在打破种族隔离促进社会平等方面不遗余力。在本案中，他饱含感情叙述了黑人在美国历史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命运，对最高法院在这个历史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进行揭露。在这段历史叙述中，马歇尔着重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在促进黑人享有平等公民权的过程中，最高法院既有负面教训，也有证明意义，尤其Slaughter-House Cases和Civil Rights Cases这些否认第14修正案促进种族平等的案件都属于成为公认的臭名昭著的案件，马歇尔最后可以强调指出的循环，就是在指出目前的最高法院在对待肯定性行动项目走的是Civil Rights Cases的道路，而不是布朗案这条道路。第二，黑人在美国的问题从来都是一个种族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而且黑人的种族歧视完全不同于其他族群面临的问题，第十四修正案就是针对黑人作为一个种族所面临的问题。肯定性行动计划不是针对黑人个人，而是针对整个种族，其重要意义在于让黑人作为一种民族（people）溶入到美国社会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肯定性行动项目包含了美国大熔炉的理想，否则美国运用是一个分裂的社会。
马歇尔提到美国的“大熔炉”梦想，反映了美国当时在种族和文化认同上面临的问题。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认同一直困扰着美国。所谓“大熔炉”思想，就是希望把不同地种族的移民融合成统一的民族。这种理论的首提者就是18世纪80年代的克雷福科尔。他认为，在美国，各民族的个人都融合成一种全新的美国人。这种新的美国人“撇下其祖先的一切偏见和习俗，而接受新的思想和习俗，其来源是他所拥抱的新的生活模式，他所服从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具有的新的地位。”他认为，不同的移民不仅融合为新的民族，而且他们带来的不同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第14修正案承担了融合美国民族的神圣使命，肯定性行动项目考虑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美国民族。但是，马歇尔的这种看法恰恰是鲍威尔等坚持法院判决的大法官们所不能同意的，他们认为，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是如何融为一体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持“杂多结构”的问题。这种保持种族的杂多结构被称之为种族问题上的“沙拉理念”，其代表人物为20世纪的卡伦。他认为，美国将永远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或多民族的民主国家，每个民族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哲学信念甚至宗教信仰，但是无法改变“自己的祖宗”。按照这种沙拉理论，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已经不再是所谓白人与黑人的“两个阶层理论”，因为本案发生的1978年和一百多年前美国内战后通过第14修正案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这种时候，不同族群大量移民美国，美国的族群结构已发生根本的变化，由白人与黑人的二元结构变成了多种族的“杂多结构”。在美国的政治背景上，主张熔炉理念的被称之为保守派，而主张沙拉理念的被称之为自由派。
正是美国种族结构的这种变化，对“熔炉理念”与“沙拉理念”的不同政治主张，导致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不同解释。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解释，取决于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政治判断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而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不同解释导致了对政府的肯定性行动项目采取究竟采取严格审查，还是一般的审查。由此，司法审查的法律技术、对宪法条款的解释和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政治判断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整体，这成为理解本案的关键。
二
戴维斯分校的特别招生方案是否与宪法第14修正案相抵触，关键在于法院如何审查立法是否违背平等条款，具体而言就是对该特别招生方案应当采取哪种级别的审查，这涉及到“平等保护”中复杂的技术问题。
宪法第14修正案仅仅规定：“任何一州，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对于这个条款的理解是以来最高法院的判例实践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某 项涉及归类的法律如果要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平等保护，必须符合两个要求：第一，法律的目的符合宪法的要求，即法律上进行归类是为了实现某项公共利益或者为了消除公共危害。第二，法律采取的归类手段对于所要实现的目的来说是合理的。某项立法是否满足第一项关于“目的”的要求一般不成问题，问题复杂的地方在于第二项关于“手段”是否合理的考量。如果我们记得宪法中“必要且适当”学说，以及“法律正当程序”学说中“强版”的“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就知道“手段”是否符合“目的”包含着很大的弹性。这种审查就取决于法院对“手段”与“目的”之间匹配关系所采取的审查标准。
这种审查标准在技术上大体可以进行归类。一个极端就是“手段”与“目的”完全符合，一个极端就是“手段”与“目的”完全无关。而法院真正审查的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两种中间状态，一种就是对于“目的”而言，归类包括太少（under-inclusive），有许多属于类似境地的人没有包括进来；另一种就是对于“目的”而言，归类包括太多（over-inclusive），有许多不属于类似境地的人也被包括进来。
在审查强度问题上，最高法院对于“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采取了双重标准。在整个洛克纳时代，最高法院的任务在于保护经济自由不受政府干预，随着新政时代的到来以及1937年宪法革命，最高法院把审查的中心从经济领域转向公民权利领域。这一点早在1938年的卡罗琳产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斯通大法官在该案著名的“注释4”中指出，对“缺乏联系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a 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y）的歧视，应当采取更为仔细的司法审查。由此，最高法院对不同问题的归类采取了不同的审查标准。
一是，宽松审查。这主要对涉及经济的归类一般都采取这种审查标准。只要归类是实现目的的合理手段，也就是说，即使包括太少，只要有所包括，就符合平等保护。二是，严格审查（strict scrutiny）。这主要针对涉及公民权利的立法，尤其是涉及到 “可疑归类”和“基本权利”的立法。这种审查不仅要求不仅归类为了实现某个令人信服的政府目标，并且要求只有在当时没有更少限制他人权利的措施可替代的情况下，这种归类才能被证明可行的。这样的审查导致许多立法归于无效，正如Gunther教授所说的，这种审查“理论上是严格的，实际上是致命的”。三是“中等审查”（intermediate scrutiny），主要针对性别问题。这种审查要证明手段对于目的的实现有“实质性联系”（substantial related）。在本案的布伦南等人的异议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三种不同的审查标准的论述。
三
本案涉及的就是关于种族这种“可疑归类”是否需要采用严格审查的问题。这就首先涉及到对第14修正案的理解，即宪法第14修正案的目的是保护黑人这样的少数族群的权利不受多数族群的侵害，还是保护所有人，包括巴基这样的白人。这就涉及到如何理解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的平等保护。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法，分别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
第一种方法就是字面解释，或者说文本解释。按照这种解释方案，第14修正案白纸黑字写着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并没有指出给“黑人等少数族群”。正如鲍威尔所言，“修正案本身使用了普遍适用的措辞，没有涉及肤色、族群起源、或此前是否处于奴役状态。”也就是说，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属于个人权利，而不是少数族群的权利。正如鲍威尔所言，“平等保护的保障不可能是当它适用于这个人时是这个意思，当它适用于另一肤色的人时是另一个意思。如果两个人不适用同样的保护，那么就不是平等保护。”在这个意义上，鲍威尔所主张的就是宪法“色盲”的理论，即宪法根本不考虑人的肤色，而是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这是哈兰大法官在得出“隔离 但平等”这一著名学说的Plessy v.Ferguson案中的异议提出的力量。
但是，如果采取第二种解释方法，即原旨解释或者历史解释，那么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正如布伦南等人在异议中所指出的，从美国的历史以及最高法院对平等保护条款的理解看，主张法律必须“色盲”或种族背景与公共政策无关，必须被看作是渴望的理想，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的解释必须考虑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这种公共政策，否则，这种“色盲”就变成了“近视”，使得人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黑人在美国社会中低人一等。在这个意义上，对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的理解，必须结合公共政策，从立法原意上的理解，理解为对低人一等的黑人这种少数群体给予使得的特殊保护，以促进真正的人人平等。马歇尔大法官对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的叙述也是为了强化对第14修正案的原旨解释。但是，即便按照，也并不意味着在本案对要采用严格审查标准。因此，还要看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是不是属于严格审查的归类。
不过，这种原旨解释遭到了鲍威尔的批评。鲍威尔承认这种原旨解释是成立的，宪法第14修正案的一些起草者确实认为该修正案的主要作用是要在黑人与白人“大多数”之间架起桥梁以弥补二者的距离但他认为，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自由之钟”的时针无法拨回到1868年。主张保障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可以允许对某些人的保护程度高于其他人的观点为时已晚。”正因为如此，需要与时俱进，对宪法第14修正案重新进行理解，不是把它理解为解决白人与黑人的种族距离问题，而应当看作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回应我国种族、族群和文化多元的状况。”对于宪法第14修正案所做出这种字面解释或者文本解释不然不符合该修正案在制定的时候立法者的本来意图。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鲍威尔大法官是按照“公共意义和公共情感”来理解宪法？把立法者没有意图解释到宪法之中？
如果我们记得坦尼大法官的主张，法院绝不能“仅仅成为大众意见或时代激情的简单反映。宪法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本院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认为鲍威尔的这种解释与其最高法院的设立目的是一致的呢？面对原旨解释的这种潜在诘难。鲍威尔大法官早已经准备后了回应。他认为，他对宪法第14修正案采取的文意解释或者文本解释与立法者的意图是一致的：“可以肯定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将乐于看到它可以普遍适用。”也就是说，在鲍威尔看来，如果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活到的这个时代，他们也会给第14修正案赋予这种全新的理解。我们可以推定，鲍威尔对宪法的解释就是修正案修草者的意图。理由在于宪法第14修正案包括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就是“暂时性的安排和政治判断”，即基于两个阶层理论所形成的“白人多数”与“黑人少数”，那么平等保护的意含就包含对黑人少数的补救措施来实现真正的平等；另一部分就是超时代、超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即保护所有的个人权利受到平等对待，不能为了补偿某种种族而侵犯个人的权利。前者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的立法原意，后者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的推定意图。鲍威尔进而指出，最高法院对宪法采取的解释的时候，就要区分哪些是特性时空下做出的实用主义的政治判断，哪些是超越时代和超越任何共同体的普遍原则。因此，鲍威尔对第14修正案抛弃了原旨解释，而采取文意解释或文本解释，其目的依然是为了实现第14修正案的立法者赋予其的超越时空的普遍原则。
四
即使按照鲍威尔的理解，宪法第14修正案针对的是个人权利，那么，法院还要考虑第二个问题，即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的性质，看该方案是否构成所谓的“可疑分类”，因为只有“可以分类”和“基本权利”才适用“严格审查”，而本案显然不涉及“基本权利”。
上诉人认为，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的目的是善意的，而且该方案采取的归类与这种善意目的之间有着“合理的联系”，显然这一在采取宽松审查。被上诉认为，任何种族归类都是可疑的，因此应当使用“严格审查”。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在本案中提出异议的布伦 大法官等认为，该案采取的种族归类并没有针对“缺乏联系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而是“以矫正为目的种族归类”，这显然不能使用“严格审查”。但是，对于这种善意的、以矫正为目的的归类，是不是就可以使用宽松审查呢？布伦南等大法官也反对。他们认为，种族与性别之间存在着共同点。一方面，种族归类和性别归类一样，往往对被归类的对象构成了羞辱。因此，这种归类往往促进了种族分离主义，认为少数族群天生不具备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另一方面，种族如同性别一样，是永远无法改变的特征，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因此不能以此作承担法律义务的基础。正是由于种族与性别具有这种相似性，这种分类尽管可能出于善意，但却容易导致滥用。因此，“仅仅质询是否存在支持这种归类的令人信服的基础是不够的。相反，为了证明这样的归类合理，必须显示使用这种归类具有重要性的和可明确表述的目的。”这意味着要审查这种归类与目标之间是否有实质性联系。显然，布伦南等大法官主张，应当对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进行“中等审查”。一般说来，最高法院对性别的审查采取中等审查，因此，布伦南大法官等特别强调种族与性别之间的相似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按照中等审查，布伦南大法官们认为，该方案的目的是彻底根除过去种族歧视造成的后果，以达到“种族多元”的目的。因此，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中采用的种族归类具有“令人信服的社会目标”，而且采用这种种族归类并没有对巴基这样的白人造成羞辱，人们不回因为巴基没有录取而对他个人或者白人产生低人一等的看法，因此，这也符合中等审查提出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斯方案与哈佛方案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按照中等审查标准，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采取的种族归类并不违宪。
而鲍威尔代表法院判决意见认为，严格审查尽管会涉及到“缺乏联系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但并不以此为首要条件。只要采取种族归类就是可疑的，就应当进行严格审查。即不仅表明目的是宪法需要且有实质价值，而且要证明这种归类对于实现其目的或保护其利益是必要的。为此，鲍威尔反驳了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作为手段与旨在实现的四个目的之间的必然关系。
第一，特别招生方案旨在医疗专业中保留特定群体成员，但所采用的手段采取了种族优先照顾，这本身就构成歧视，违背了宪法的要求。
第二，特别招生方案旨在消除过去的种族歧视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但是所采用的手段给无辜的个体增加了不利条件，而且这些无辜的个体没有理由要为过去的歧视承担后果。况且这也没有经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调查。这样将使补救措施变成特权，侵害了个人的权利。
第三，特别招生方案旨在增加落后地区的医生数量，但种族分类不是有效的方法，并不能从经验数据上得出所采取的手段能够实现这种目的。
第四，特别招生方案旨在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自由，但该方案将多元化简单地理解为两个种族二元，而不是多元，该方案不能实现真正的多元化，相比较之下哈佛方案才是真正能够实行多元化的方案。
经过对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匹配关系的严格审查，最高法院认为戴维斯分校的特别招生方案与宪法第14修正案的法律平等保护相抵触，因为无效。
加利福尼亚大学诉巴基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
438 U.S.265(1978)
一、案件名称
二、案件的事实与判决情况（包括上诉情况、判决结果和理由）
三、案件争议：
1、表面的法律争议：戴维斯分校特别招生方案是否违背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2、实质的政治争议：“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与美国的种族问题
实质争议：
1、“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1961年3月，刚刚就任的肯尼迪总统（照片与简介）颁布了10925号行政令，建立“就业机会平等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其任务就是结束政府及政府的合同单位在雇员员工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它要求政府以及政府的合同单位在雇拥员工的过程中禁止考虑种族和宗教因素，确保人人平等。这一举动被称之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1964年的《民权法》扩大了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其扩大到任何联邦政府提供财政资助的任何项目或活动。
●1954年，约翰逊（照片与简介）接任总统之后，提出建立“伟大社会”的口号，由此在推动平等上采取了新的举措，即强调仅仅采取程序意义上的公平对待是不够的，联邦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对少数族裔采取予以帮助，以实现实质意义上平等竞争。（You do not take a person who for years has been hobbled by chains and liberate him, bring him up to the starting line of a race and then say, “you're free to compete with all the others,” and still justly believe that you have been completely fair.Thus 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open the gates or opportunity.All our citizens must have the ability to walk through those gates。We seek not...just equality as a right and a theory but equality as a fact and equality as a result.——1965的演讲）
●1965年，约翰逊总统颁布了11246号行政令，规定联邦政府的每个部和机构都要通过一些积极且持续的项目来禁止种族、信仰、肤色和国籍的歧视，促进平等就业的全面实现，同时废除了肯尼迪总统设立的“就业机会平等总统委员会”，转而要求劳动部颁布有关法规来实现这种目的。
●1971年，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劳动部部颁了第4号修正命令（Revised Order No.4），提出了对少数族群（黑人、印第安人、东方人等）提供优先对待的政策。
2、美国的种族问题：
问题：为了消除过去对少数族群的不公平待遇，联邦政府通过“肯定性行动”对他们采取一些补偿措施就已补救，但这种补偿措施会不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对无辜的人造成新的伤害？
在本案中，要不要对过去由于种族歧视对黑人造成伤害进行补偿？ 答案：“熔炉”（保守派）还是“沙拉”（自由派）？
（1）马歇尔（照片、生平、简单评价）的立场与“熔炉”理念。A、回顾最高法院在对待黑人平等权上的立场循环：
●美国奴隶制 与Scott Case（黑人不是公民）——南北内战与宪法第13、14和15修正案
●Slaughter-House Cases（1873）Sweatt v.Painter(1950 Civil Rights Cases（1883）
Plessy v.Ferguson（1890）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1954）●《民权法》与肯定性行动——本案的判决
Slaughter-House Cases： 1869年,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规制新奥尔良的屠宰场。表面上看，它是为健康而制定的措施。它宣布，某公司对该市的牲畜存栏和屠宰事务享有排他的特权。那些被这项法案排除在外的公司认为，这项法案违反了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因为它侵害了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否认了它们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了他们的财产。1873年，米勒大法官发表的法院判决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目的是为了新近被解放黑人奴隶的利益，对财产的规制权属于各州。但Field和Bradley的反对意见预示了实质性正当程序学说的未来发展。
Civil Rights Cases：1875年民权法规定，禁止在交通工具、旅店、剧院实行种族隔离，并要求在选择陪审团的问题上实行种族平等。除后者之外，这项立法首先直接针对非官方的个人，以及他们的行为。国会一直根据平等保护的法律条款和第14修正案的执行条款采取行动。问题是当一个州对其公民的种族歧视行为予以容忍或漠视，国会能否以该州拒绝平等保护为由，明确立法制止歧视的行为，从而执行上述修正案。本案中，法院的判决意见认为，宪法仅仅取消奴隶制，但并没有禁止公民个人的种族歧视。
Plessy v.Ferguson：1890：法院在该案中支持路易斯安纳州法律要求铁路公司为黑人和白人提供“平等但隔离”的设施，由此确立了著名的“隔离但平等”的学说，认为第14修正案的意图不是“废除基于肤色的区分”。哈兰大法官在该案中的异议中主张，美国宪法不考虑种族问题，即宪法是“色盲的”（color-blind）
Sweatt v.Painter(1950):法院认为，德克萨斯为黑人提供的“隔离但平等”的法学院教育，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下法律的平等保护。The law is a highly learned profession, we are well aware that it is an intensely practical one.The law school, the proving ground for legal learning and practice, cannot be effective in isolation from the individuals and institutions with which the law interacts.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1954）法院宣布：“仅仅由于种族而把他们与其他类似年龄和资质的儿童分开，就会产生一种与他们在社区中的身份相关的自卑感，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灵和心智，而且可能永远无法排解。”“在公共教育领域里，没有“隔离但平等”学说的场地。隔离的教育设施本身就是不平等的。”
B、“熔炉”理念：肯定性行动计划不是针对黑人个人，而是针对整个种族将其融入美国。
For several hundred years Negroes have be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not as individuals, but rather solely because of the color of their skins.It is unnecessary in 20th-century America to have individual Negroes demonstrate that they have been victi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the racism of our society has been so pervasive that none, regardless of wealth or position, has managed to escape its impact.The experience of Negroes in America has been different in kind, not just in degree, from that of other ethnic groups.It is not merely the history of slavery alone but also that a whole people were marked as inferior by the law.And that mark has endured.The dream of America as the great melting pot has not been realized for the Negro;because of his skin color he never even made it into the pot.the great melting pot ：“熔炉”理念的首提者是18世纪80年代的克雷福科尔。他认为，在美国，各民族的个人都融合成一种全新的美国人。这种新的美国人“撇下其祖先的一切偏见和习俗，而接受新的思想和习俗，其来源是他所拥抱的新的生活模式，他所服 从的新的政府以及他所具有的新的地位。”他认为，不同的移民不仅融合为新的民族，而且他们带来的不同文化传统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共同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第14修正案承担了融合美国民族的神圣使命，肯定性行动项目考虑的不是个人权利，而是如何形成一个统一的美国民族。
（2）鲍威尔（照片、生平、简单评价）的立场与“沙拉”理念。
鲍威尔认为，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是如何融为一体的问题，所谓白人与黑人的“两个阶层理论”，已经过时，本案发生的1978年和一百多年前美国内战后通过第14修正案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目前，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面对“杂多结构”的问题，这种保持种族的杂多结构被称之为种族问题上的“沙拉理念”，其代表人物为20世纪的卡伦。他认为，美国将永远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或多民族的民主国家，每个民族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哲学信念甚至宗教信仰，但是无法改变“自己的祖宗”。
四、法律争议的解决
（一）：
宪法第14修正案究竟是促进种族平等（异议），还是保护个人权利（判决意见）？
●异议采用原旨解释：（从Constitutionalism一文中选择相关的英文定义作为链接）从美国的历史以及最高法院对平等保护条款的理解看，主张法律必须“色盲”或种族背景与公共政策无关，“必须被看作是渴望的理想，而不是对现实的描述”。最高法院对宪法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的解释必须考虑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这种公共政策，否则，这种“色盲”就变成了“近视”，使得人们看不到黑人在美国社会中低人一等这个事实。
因此，对第14修正案的平等保护的理解，必须结合公共政策，从立法原意上理解为对低人一等的黑人这种少数群体给予使得的特殊保护，以促进真正的人人平等。
●判决意见采用文意解释或文本解释和假定意图解释（从Constitutionalism一文中分别选择相关英文定义）
文本解释：
第14修正案规定，“任何一州，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修正案本身使用了普遍适用的措辞，没有涉及肤色、族群起源、或此前是否处于奴役状态。”
“平等保护的保障不可能是当它适用于这个人时是这个意思，当它适用于另一肤色的人时是另一个意思。如果两个人不适用同样的保护，那么就不是平等保护。”
假定意图解释
宪法第14修正案的一些起草者确实认为该修正案的主要作用是要在黑人与白人“大多数”之间架起桥梁以弥补二者的距离但他认为，时代已经变了。我们“自由之钟”的时针无法拨回到1868年。主张保障对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可以允许对某些人的保护程度高于其他人的观点为时已晚。
因此，需要与时俱进，重新就是宪法第14修正案，不是把它理解为解决白人与黑人的种族距离问题，而应当看作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回应我国种族、族群和文化多元的状况。”
“可以肯定，第14修正案的起草者将乐于看到它可以普遍适用。”
● 采用假定意图解释的理由： 宪法第14修正案包括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就是“暂时性的安排和政治判断”，即基于两个阶层理论所形成的“白人多数”与“黑人少数”，包含对黑人少数的补救措施来实现真正的平等；另一部分就是超时代、超政治共同体的普遍价值，即保护所有的个人权利受到平等对待，不能为了补偿某种种族而侵犯个人的权利。前者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的立法原意，后者属于宪法第14修正案的假定意图。
●是否可以采用假定意图解释？
任何宪法条款如果被认为是不公正的，那么这个文件自身规定了修改这些条款的方式。但是只要这些条款没有被修改，那目前对这些条款的解释必须和宪法在通过时的理解一样。通过时的宪法和我们现在面对的宪法不仅文字相同，而且含义也相同，它们给政府授予了同样的权力，为公民保留和保护同样的权利和特权，而且只要宪法继续以现在的面目出现，那么不仅宪法的文字现在保持未变，而且现在宪法的含义和意图与宪法制定后由合众国人民投票通过时的含义和意图也保持未变。任何其他的解释规则都会取消本院的司法特性，并使它仅仅成为大众意见或时代激情的简单反映。宪法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本院的。宪法给本院寄予了更高且更为严肃的期望，本院在履行这个职责中决不能踌躇动摇。（坦尼）
五、法律争议的解决
（二）：
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应当适用中等审查（异议），还是严格审查（判决意见）？
1、平等保护的一般学说：（1）“特征”（归类手段）”与“危害”（目的）的五种关系（Tussman & Tenbroek的学说）：
归类就是一种品质、特征、形状、关系或者其任何组合；它们是否为个人拥有，决定了个人是否属于归类的成员或被其包括。一种合理的归类，就是包括所有处境类似的人，而不包括处境不同的人。但问题是，模糊与关键字眼的“处境类似”（similarly situated），在此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在归类的背后寻找法律目的，一种合理的归类，正好包括所有相对于法律目的而言处境类似的人。
这种立法归类所定义的性质就可以称之为“特征”。而法律的目的是消除公共危害或取得某种正面的公共利益，可以称之为“危害”。而这形成以下五种关系：
（画图）
A、特征与危害完全重合：理想的归类。B、特征与危害完全无关：归类完全不合理。C、包含太少（under-inclusive）：有许多属于类似处境的人没有包括进来，违反了合理归类。
D、包含太多（over-inclusive）：有许多不属于类似境地的人也被包括进来，触犯了无辜者，更不合理。
E、相互交叉，C、D的情况同时存在。
（2）平等保护的审查程度
A、最高法院对于“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采取了双重标准。
在整个洛克纳时代，最高法院的任务在于保护经济自由不受政府干预，随着新政 时代的到来以及1937年宪法革命，最高法院把审查的中心从经济领域转向公民权利领域。这一点早在1938年的United States v.Carolene Products Co.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斯通大法官在该案著名的“注释4”中指出，对“缺乏联系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a discrete and insular minority）的歧视，应当采取更为仔细的司法审查。由此，最高法院对经济自由采取宽松审查，对个人自由采取严格审查。B、三个审查标准 ● 宽松审查（经济）：归类是实现目的的合理手段，只要符合基本的合理归类，就属于平等保护。
●严格审查（“可疑归类”和“基本权利”）：要求不仅有令人信服的政府目标，并且要求在没有更少限制他人权利的措施可替代，才属于平等保护。正如Gunther教授所说的，这种审查“理论上是严格的，实际上是致命的”。
●中等审查（性别）：证明手段对于目的的实现有“实质性联系”（substantial related）。
2、对戴维斯特别招生方案应当适用何种程度的审查？（1）、上诉人主张：特别招生方案的目的是善意的，该方案采取的归类与这种善意目的之间有着“合理的联系”。（宽松审查）。
（2）被上诉认为：任何种族归类都是可疑的（“严格审查”）。（3）布伦南等异议认为：使用“中等审查”。
● 该案采取的种族归类并没有针对“缺乏联系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而是“以矫正为目的种族归类”，这显然不能使用“严格审查”。
● 尽管这种归类是善意的、以矫正为目的，但有滥用的威胁，不能采用“宽松审查”。● 种族与性别之间存在着共同点，可适用“中等审查”。
A、种族归类和性别归类一样，往往对被归类的对象构成了羞辱。这种归类往往促进了种族分离主义，认为少数族群天生不具备自己取得成功的能力。
B、种族如同性别一样，是永远无法改变的特征，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因此不能以此作承担法律义务的基础。
● 按照中等审查，特别招生方案符合宪法第14修正案。
A、立法和判例一直肯定对过去歧视造成不利条件的少数群体采取补救措施。
B、特区招生方案的目的是补救因过去歧视造成不利条件的少数群体，这符合第14修正案的要求。
a、统计表明，少数群体在医学界代表严重不足，使有过去歧视造成的。b、特别招生方案并没有对其他群体构成羞辱。
c、招生方案考虑申请者不单单看其种族，而是考察个人出于的不利条件。
d、就宪法而言，哈佛方案与戴维斯方案的目的没有根本区别：优先照顾不可避免。
（4）鲍威尔的判决意见：使用“严格审查” ● 严格审查尽管会涉及到“缺乏联系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但并不以此为首要条件。只要采取种族归类就是可疑的，就应当进行严格审查。
● 严格审查不仅表明目的是宪法需要且有实质价值，而且要证明这种归类对于实现其目的或保护其利益是必要的。特别招生方案作为手段与旨在实现的四个目的之间缺乏这种必要联系，因此是违宪的。
第一，特别招生方案旨在医疗专业中保留特定群体成员，但所采用的手段采取了种族优先照顾，这本身就构成歧视，违背了宪法的要求。第二，特别招生方案旨在消除过去的种族歧视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但是所采用的手段给无辜的个体增加了不利条件，而且这些无辜的个体没有理由要为过去的歧视承担后果。况且这也没有经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调查。这样将使补救措施变成特权，侵害了个人的权利。
第三，特别招生方案旨在增加落后地区的医生数量，但种族分类不是有效的方法，并不能从经验数据上得出所采取的手段能够实现这种目的。
第四，特别招生方案旨在促进教育的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自由，但该方案将多元化简单地理解为两个种族二元，而不是多元，该方案不能实现真正的多元化，相比较之下哈佛方案才是真正能够实行多元化的方案。
经过对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匹配关系的严格审查，最高法院认为戴维斯分校的特别招生方案与宪法第14修正案的法律平等保护相抵触，因为无效。
第三篇：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想家园——加利福尼亚
加利福尼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理想家园
人们常常问起，加利福尼亚是如何把众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招募主的呢？因为现在有好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在加州工作。加州的气候、文化以及致力于卓越的理念就是原因所在。加利福尼亚不仅产生了大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旦也从世界各地吸引来了许多。今年，它也将热烈庆祝诺贝尔奖的百年华诞。
加州与诺贝尔奖有着令人艳羡的关系。它是世界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密集的地区——在过去10年里，大约2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与加州有关。
诺贝尔奖得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大卫·巴尔蒂默有一些关于为什么加州既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又能吸引他们的理论。巴尔蒂默由于他在解释病毒如何反转转录田从而引起癌变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荣获lop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他认为，正是由于加州拥有大量优秀的公立或私立研究性大学，所以才产生并且吸引了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是，真正促进加州的大学致力于那些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研究的原因，是他们的治学态度．而不是其地理位置或者气候。加州的大学大多诞生于上个世纪初，正如巴尔蒂默所说“它们没有受到历史观念的束缚，也不拘于各种礼教等级。”
在世界其他地方，建设科学研究基地要方便的多：只需在一个密集的地区组建大量的大学、国家实验室以及基于科研转化的商业就可以了。而在加州，由于当时物资和信息的相对缺乏，所以促成了一种以自主创新为主导思想的学术氛围，更为重要的是，当加州发展起来之后，这种氛围依然保持了下来c拥有大量的诺贝尔奖得主，当然可以吸引大量的经费以及有才华的学生。但是，正如巴尔蒂默说指出的那样：“如果只是沉醉于过去诺贝尔奖的辉煌，那么就会驻足不前。”［郝建纲译自Naha，200I年10月11日］
第四篇：美国南印第安纳大学
美国南印第安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Indiana）
学校概况
美国南印第安纳大学（简称 USI）成立于 1965 年，是一所年轻但拥有雄厚师资实力的州立综合性大学。它位于印第安纳州西南部的埃文斯维尔（Evansville）——是该州集文化、经济、金融、医学和娱乐于一身的第三大城市，也多年被评为“美国居住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人口约 30 万。它四周距离美国多个著名城市均不足 200 英里；如南离田纳西州的首府——纳什维尔（Nashville，被公认为全美国“最友善城市”，著名的“乡村音乐之都”）156 英里；东距肯塔基州的名城——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126 英里等，交通极为便利，除通有多条高速公路外，还非常靠近伊利诺州(Illinois)和肯塔基州的州际干线。
USI 占地 330 英亩，以其独特的郊野田园风光著称，校园幽静秀丽，是国外学子安心读书的绝佳之地。在过往 10 年中，报读人数急剧增加，吸引了来自美国本土及海外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0 多名学生来此求学。USI 的教学和生活设施齐备： 30 多栋教学、科研大楼集中于校园西边，而宿舍则位于东北边和南边。校内提供免费巴士服务供学生上下课，非常便利。除学生宿舍外，还有校园公寓可供选择，均配有空调和计算机，可上校园网（免费）和国际网（使用乙太网卡）；提供当地和国际长途电话服务、洗衣设备等等。此外，学生可凭校园卡享受 USI 提供的餐食服务，其中开设了“红鹰”、“白鹰”和“蓝鹰”用餐计划，丰盛而多样，丰俭由人。USI 极为注重教学质量的提高，强调教学相长和师生的互动，其教职工和学生的比例为 1 ： 18 ；大部分班级学生在 25 名以下，让师生有密切的关系和充分的交流机会，堪称“新美国大学”的楷模。USI 设有 5 大学院，即商务、教育和人事服务、大学文科、护理和健康及科学和工程技术5个学院，共 60 多个专业以及多个科学研究中心，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了包括商学、教育学、文学、护理和保健学、科技和机械工程学等齐备的、多方面的课程。
专业：
会计、广告、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艺术-、艺术-绘画/插图、艺术-平面设计/电脑艺术、艺术-互动媒体设计、艺术-工作室、生物学、生物物理学、商业-电子商务、商业-创业/小型企业、工商管理、商业教育、化学、传媒学、计算机信息系统与技术、计算机科学、咨询/心理学、犯罪学、口腔卫生、电子商务、经济学、经济学与金融、教育学-早期儿童教育、教育学-小学教育、教育学-数学方向、教育学-中学教育方向、土木工程、电力工程、机械工程、运动科学、金融学、金融与经济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科学、老人社会学、平面设计、历史学、工业监督与管理、国际商务、国际研究、新闻学、新闻与计算机印刷、管理学、市场营销学、数学、戏剧音乐、护理学、护理学（注册护士）、营养科学（饮食）、职业病/训练与发展、体育教育、心理学-咨询方向、公共关系、广播与电视、演讲学、沟通语言学、运动和锻练科学、戏剧艺术、院校特色：
评为全美三级，由该校商业学院授予的商科学士学位和工程技术学院授予的工程技术学士学位分别被权威的国际高级商业院校协会（AACSB international）和美国工程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认可。
费 用 ：
USI 研究生 ：一学年约 15,000 美元。（包括：学费、杂费、书费、学习及个人用品费、餐费、医疗保险、住宿费）
第五篇：波兹南大学
我校是一所拥有悠久历史，且焕发着现代活力的大学。我校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与当时杰出的哲学家，农业教育和科学的赞助人August Cieszkowski密不可分。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的宗旨在于研究和教育，范围包括农业与食品，森林学，木材工艺学，农村开发，环境保护，生物技术，生物学，园艺学和景观建筑学。
目前，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拥有15000人的团队，包括837名大学教师（包括134名正教授），约300名博士生，13000名学生，以及研究技术人员，图书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共有780名雇员）。
波兹南生命科学大学共分八个学科，18个常规研究方向（含25个专业），15个校外研究方向（含16个专业），这些都具有很高的科学规范性。每个学科都可以颁发博士和博士后学位。
我校可提供三阶段教育：第一阶段学习结束可获得学士学位或者工程师学位，第二阶段学习结束可获得硕士学位，第三阶段为博士生研究。我们共提供十八个研究生专业。几年来，我们所提供的教育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展，满足了了解农业食品行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五个示范中心，十二个农林试验站以及对综合能力的培养都反映了我们为跨学科合作的高度专业化所做的贡献。
优秀的团队、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顶级的教学帮助和最高的教学水平无不为教育和研究提供了便利。因而，我们的毕业生在波兰和海外都得到了聘用。
在与世界上100多个院校的合作中，我们所表现出的很高的研究水准使本校声望与日俱增。
我校还参与了很多国际项目，例如：LLP Erasums，Leonardo da Vinci，COST，EUROFOREST and EU Framework Programme。在与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以及会员国的参与者的合作过程中，我校积极开展教育研究活动。而且我们采用欧洲学分互认系统（ECTS），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学生交换非常便利。我校正在运作的Most-AR项目中，学生可以从第三个学年开始转入波兰其它农业大学学习
一个学期或一年。
我校参与了基于44项双边协议的LLP Erasmus框架。这个项目涉及在欧洲院校安置和学习的交换学生大学教师的交换以及精品课程的组织。每年我校有超过500名学生出国参加由就业部组织的实习。
食品与营养科学院在波兰同类专业中处于领先水平。经历多次改革之后，在2004年最终采用了食品与营养科学的名称。
食品与营养科学院团队由195人组成，其中包括116名大学教师，向三个研究方向和三个专业大约1500名校内校外学生授课。
研究方向
一、食品技术和人类营养（专业：食品技术，人类营养，食品生物技术）
二、商品学
三、膳食学
研究生方向
膳食学与营养规划，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
博士生方向
食品技术与人类营养
本院所进行的研究涵盖两方面问题：
1、开发新的、现代化的、当前使用的技术，旨在减少食品生产物耗能
耗，并提高食品质量和卫生安全性。
2、使用最新的仪器和感官技术得到并表征新的食品和营养素。
在以上两个主要问题中，研究计划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食品成分的功能特性；工艺流程对食品质量、营养价值和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测定天然植物抗氧化剂的化学变化，包括与肠道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决定原材料和食品香气的挥发性化合物的特性；开发生产增加益生菌物质含量的谷类制品的技术；对原材料和食物抗氧化能力的评估；优化从鸡蛋清中生产溶菌酶的工艺并考察其对抑制微生物生长的可行性；对浓缩食品和补充特定生物活性成分的食物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嗜热菌的应用和有毒废物的去除。
研究和教学单位
肉类技术所；植物源食品技术所；生物化学和食品分析室；生物技术和食品微生物学室；物理学室；人类营养和卫生学室；乳制品技术室；人类营养技术室；食品质量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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