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真理标准大讨论激发我们继续

第一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真理标准大讨论激发我们继续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胡福明等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

该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为指导，具有方向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经受检验，经过实践的积累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禁锢我们已久的精神枷锁。当中的一些语句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受到了当时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统治的支持，并且一致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一论断。正如李长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这场讨论，为中共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中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中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从真理标准讨论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象一个国家改革的艰辛。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充斥着某一种意识形态而不能有其他的意见存在的时候，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引出主流的意识形态将原本存在谬误的想法根植到群体的思想中，相当于进行思想控制。合理性的改革或者想法在霸权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看来就是异端学说，加上政治上的压力，一般人都不敢提出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差异想法。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个时代一群人的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这种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不仅和权威阶层有关，而且和集体中的每一个也有关。如果我们说一个错误的想法被一个集体所接受，而这个集体却没有责任时，我们如何看待人类自己的主体性？我们如何把握自己对对错的选择性？由此，我们应该给每个人解放思想的条件，不能通过固定的思维和方式禁锢思想的开放，避免以后再走入那个谁说话就一定是真理的以话语主体判定话语的真理性的错误标准。

更进一步的思索一个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国家到底需要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好的意识形态可以提高国家的能力，国家可以在高度认同的权威内动员社会参与国家制定的计划。不好的意识形态造成的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而且是全民思想发展的滞后。意识形态不能太多具体化，当意识形态具体化到某个人或者某个事件的时候，局部的真理会以推波助澜的方式侵袭到整体，最终变成错误。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大、人口多的地方，任何政策的适用都有空间和时间的个殊化区别，全民类型的意识形态具有一般性的内涵是最好不过的。

从胡福明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兼济天下”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知识份子天生有一种济世安邦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追求铸造了他们的铮铮铁骨，铸造了他们“以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行，铸造了他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社会良知，铸造了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与，起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胡福明也是中国知识份子中有良知的一员，写该文时，他就说：“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退而反思今天某些知识份子为了取得权力资源不得不对权力阶层哈腰弓背感到可耻。马尔库塞在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极为痛惜的说：：“……难道您真的希望以这种方式载入思想史中吗？”政治和学术的结合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催化剂，但是只有学术存在良知时发挥作用，希望那些迷途在政治权力资源里的知识分子拿出你们说真话的本事和良知来。

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思索这场讨论对今天中国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年初，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重新又吹起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次思想解放让人联想到了以前两次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国家的飞跃。在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法性并且准备重回老路时，这次思想解放给人的一个信念是，改革中存在不问题并非是改革除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彻底，要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继续改革。继续改革面临的除了思想的束缚之外，最重要的是来自既定利益格局的限制，《中国新闻周刊》就曾发文指出“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机制的创新”，“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群众”。

可以肯定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将继续引导我们解放思想。

第二篇：读《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

读《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

我们的祖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古国，而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却并不了解我们伟大的祖**亲。自从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书后，我才真正的了解祖**亲！

书里有这几个话题篇：改革篇、开放篇、发展篇、民生篇、和谐篇、未来篇，其中我最喜欢读的是改革篇和开放篇了！书里说：在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在全世界瞩目下，“东方明珠”终于回归了祖国的怀抱。刚读到这我就高兴了起来，因为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把海外赤子香港招了回来，但我心想：“可别光顾着高兴，香港这个“好儿子”怎么被别人强占了”？带着不解的问题我继续看，书上说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强占。为雪洗民族耻辱，摆脱殖民统治，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进行了百余年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再表明将在适当时机解决香港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爷爷果断地作出收回香港的决定，并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的构想，为祖国和平统一指明了方向。读到这我疑惑了，因为邓爷爷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可英国会同意吗？毕竟香港现在还在英国人的手里呀！接着往下读吧！199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这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宣誓就职。国家主席江泽民向回到祖国大家庭的600多万香港同胞表示亲切问候，并郑重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年不变，是中央政府一项长期的基本方针。读到了这里：我又产生了个新的问题，香港回归后情况会怎样呢？在书里我找到了准确的答案！书里是这样说的：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持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原有繁荣的基础上，又取得了稳步的发展，依然是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我感到自豪，在强大而美丽的祖国妈妈怀抱里茁壮的成长！我要更加勤奋学习，长大了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吉林市昌邑区中兴小学四年一班

汪莹

第三篇：真理标准讨论的历史经验：继续解放思想，“解放”

□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所作出的一大历史性贡献，就是明确地指出了这场大讨论是一场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大讨论，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全党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提供的最重要的经验

□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该像党当年领导工作重点转移、推进改革开放那样，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党的十七大提出，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显然，继续解放思想，是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那么，继续解放思想，“解放”什么呢？这是我们在贯彻十七大精神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今年是我国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联系30年前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经验，来思考今天怎样继续解放思想，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但是，30年前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一开始，其意义就超越了哲学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所作出的一大历史性贡献，就是明确地指出了这场大讨论是一场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大讨论，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发表时，“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越争论越大，引起了我的兴趣”。而他一介入这一问题，就非常尖锐而又深刻地指出，这是一个思想路线的问题。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意义之一，就是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里所讲的“恢复”（还有一个提法是“重新确立”），是从我们党继承毛泽东与主观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上说的。如果从学术上特别是文本上深究一下这个问题，即如果追问一下我们党在历史上什么时候提出过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人们是很难找到相关的文本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用过“思想路线”这个词，但没有讲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解释过“实事求是”，但没有说这是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以他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的深刻了解和认识，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倡导的思想路线。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深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而且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

从思想路线着手来推进拨乱反正，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时提供的重要经验。

（二）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所作出的第二大历史性贡献，就是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既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又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解决了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邓小平之所以要重新确立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人们解放思想，澄清“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阐明在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时候，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他提出这个重大问题，是针对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之前，早在1977年5月，他就明确地说过“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8年7月22日，他在同胡耀邦谈话时，明确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两个凡是”的观点在当时是有市场的，要澄清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以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来维护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这就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我们既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就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为了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无视甚至维护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关注并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领导和推动全党解放思想，不仅是因为这一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且是因为只有解放思想，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才能区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什么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解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难题。

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来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时提供的又一重要经验。

第四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征文

改革开放三十年---春天的故事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迎来了一个历史的春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振奋人心的那一幕仿佛还在人们的记忆中，岁月如梭，改革开放的征途已经整整走过30年。

30年前的今天，我们国家结束了四人帮**，挣脱了阶级斗争为纲思

维，却仍然迷茫于“两个凡是”的阴影中；30年前的今天，人民生活在单色调的社会中，中山装、平头、大寨、公社是中国的代名词，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却缺衣少食、物资匮乏是我华夏泱泱大国之痛；30年前的今天，我们国家身庞体弱，饱受西方诸国歧视，政治、经济、文化受制于人，被视为红色妖魔。

30年后的今天，中国百花齐放、万家争鸣，从奥斯卡名导明星到诺贝尔奖坛的教授，从红级网络的大众打虎群体到称雄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莘莘学子，无不飞扬着解放思想的红旗；30年后的今天，多元化、明色彩、快节奏的国际都市文化已逐步取代了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旧主题，阿玛尼西装、瑞士金表、奔驰宝马在中国已变得丝毫不显稀奇，从高楼林立的浦东到交通物流一体的粤、港、澳，从沿边、沿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到中部、西部、乡下农村无不处处显耀着勃勃生机；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承诺担当了亚太地区金融的定海神针，深沪交易所的蝴蝶扇动翅膀能带来纽约华尔街的厄尔尼诺，中南海成了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2008北京奥运牵动了整个地球村。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已从缺衣少食的短缺经济逐步走向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我国改革所走过的历程，品味改革开放的一个个精彩片段：香港、澳门回归，加入世贸组织，神

五、神六升天、嫦娥奔月，长江三峡、西藏铁路…这一切足以让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

作为80后的青年，我们可以说是伴随改革开放一起成长。童年时，很少有品种多样的蔬菜和肉食，过年过节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玩具是父母手工做的，穿着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颜色单一，样式简单；少年时，可口可乐、健力宝和各种新奇的图书逐渐出现于我们的视野，连环画已经被镭射录像和装饰精美的漫画小说所取代，五分钱一根的冰棍消失了，各种味道的雪糕占据了少年青涩的眼球，14寸的金星黑白电视已经换成了大彩电，里面播放的已经不仅仅是新闻联播和动物世界了。如今走在乡村的农家路上，当年肩挑背杠的农村人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载着人搭着贷的摩托车或小卡车从脚下的水泥上擦而过，阵阵音乐和歌声从各个贴着瓷砖的的农家小院传入我的耳中。路过一座座崭新的农家院落，不时地可以听见电话铃声在响起。如今的农民不但不用上税，而且还吃上了“皇粮”。“农村低保”，“农村医保”，“农村养老院”这一切，都主要由国家财政来买单。农民不但不上农业税，还能通过“低保”吃上财政，也能通过看病的发票间接地到财政那儿去报销，如今正在兴建的农村养老院，让农民感觉到了“养儿防老”还不如靠政府养老来得可靠和实惠。所有这一切，是远至几千年，近到几年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然而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这些事却接二连三地变成了现实。

饮水不忘掘井人，居安当思归来源。历史告诉我们，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引来了改革春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使中国驶进了一个高速前行的快车道。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让华夏儿女迎来了思想的解放，“部分人先富起来”让经济大胆地插上翅膀腾飞，紧密地团结在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核心周围，中华民族昂首阔步挺向世界民族之林。

《春天的故事》还在上演，中国正走向一个无比光明的未未，踏上新的征程，我们充满信心去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无论是开春的冰雪灾难，还是“藏独”**，无论是手足口疫魔，还是四川地震国殇，都无法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相信改革开放的40年、50年，中国会更美好！

第五篇：改革开放30周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示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30年前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讨论，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四人帮”被粉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峰回路转，迎来一个重大转机。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当时的现实情况也令人十分担忧：“文革”虽结束但各项工作持续徘徊，“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连清查“四人帮”时也不忘提出继续“批邓”。这一切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极大不满。“两个凡是”成为套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成为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不破除“两个凡是”，党没有希望，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中国没有希望。于是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大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场讨论之所以选择“真理标准”这个哲学命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因为“两个凡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一种认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决策和指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其是否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而“两个凡是”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当作了真理标准，它无需接受实践的检验，相反，实践倒要受到它的裁定。这就完全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但真理和真理标准不是一回事，真理是正确的认识，真理标准则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依据，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说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标准，丝毫也没有否定它对实践所起的伟大指导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真理标准，表面上是对它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对它的歪曲和损害。

真理标准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只是一场理论是非之争。它关系到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它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今后将怎样发展，是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弃旧图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理论本身的范围。

在讨论中，《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引导这场讨论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他最早在党内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他明确地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也是他指引这场讨论既批评了“两个凡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了出来，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成果。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已过去了30年，但它在当时所引起的思想震撼，使人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确实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用好这个法宝，而要用好它，就必须正确认识它。

首先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实事求是相脱离，二者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创造性的实践，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可见，解放思想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有人把解放思想归结为一个“破”字，这种认识不全面。照这种说法，只有破是解放思想，立就不是。其实，只要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无论是破还是立，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我们既要有摧毁旧事物的勇气，也要有创造和发展新事物的勇气，两者都是解放思想所必需的。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既有大破，也有大立。我们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渐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正在扬弃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向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纠正了片面强调发展速度的不正确观点，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破旧和立新相统一的过程。改革开放不能没有破，更不能没有立。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立，就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理论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破其所该破，立其所该立，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解决问题相脱离，二者也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他指出，思想解放不能停留在讲现成话、讲空话上，而是要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解放思想同样十分重要。现在，解放思想是一个热门话题，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谈论，但关键是要把功夫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因为口头上谈论解放思想易，而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难。而且，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解放思想，又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呢？毛泽东同志多年前就曾说过：“实践出真知。”因为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知道问题的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真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必由之路。与其关在书斋和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地探寻解放思想的门径，不如到实际中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也许打开解放思想之锁的钥匙就在其中。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解放思想对于我们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通过解放思想，能够切实推进工作，真正解决问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离开这个基点，所谓的解放思想，就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解放思想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是今天我们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好的纪念。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邢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