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江：真理标准大讨论实录
钱江：真理标准大讨论实录
钱江：真理标准大讨论实录
1978年5月,由《光明日报》首先公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坚持实践标准?还是一切按照“两个凡是”办?结果,“实践标准”取得了重大胜利,“两个凡是”被打破了,这为在年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理论基础。
“两个凡是”是“文革”的惯性力量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造孽10年之久的“文革”落下帷幕,但中国前进的道路并不顺畅,“文革”的思维惯性依然顽强地存在,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在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表现出来。1977年3月,将要举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为了给这次会议定调,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这个在“文革”中显赫一时的“舆论组合”同时刊登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最紧要的一句话就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来办,“文革”的错误就会延续,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将不能终止。这篇社论是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授意时任中办副主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李鑫负责起草,由汪东兴本人审定,又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的。这篇文章发给中宣部,要中宣部发给“两报一刊”。当时的中宣部负责人耿飚不同意文章的观点,他说:“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但是耿飚顶不住来自更上层的压力,宣扬“两个凡是”的文章便以引人瞩目的方式发表了。
尽管这样,在3月11日至22日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上,“两个凡是”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争论。4月10日,在“文革”的最后一年中被再次打倒,此时赋闲在家的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提出要“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工作。这个观点,是与“两个凡是”对立的。
3月3日,同样在“文革”最后一年里因为主持中国科学院整顿而被“靠边站”的胡耀邦被征召复出,担任主持工作的中央党校副校长。他一出山就站到了“两个凡是”的对立面,勇敢地掀起了一场理论风暴。他在5月间提出,要把在“文革”中搞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正本清源。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在中央党校创办《理论动态》。这本灵活的小册子每期通常只登一篇文章,5天出一期,每篇文章高屋建瓴,纵论时政,入木三分。
7月15日,《理论动态》正式创刊,刊登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强烈质疑,而这个理论正是发动“文革”的重要理论依据。由此,《理论动态》的锋芒逐渐逼近“两个凡是”。《理论动态》很快成为在思想理论领域里冲击“两个凡是”的尖兵。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等一系列职务。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立即告诉胡耀邦,他基本同意《理论动态》创刊号的文章。
邓小平复出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的否定,“两个凡是”在国家政治领域中被打开一个大缺口。
《光明日报》,反对“两个凡是”的尖兵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为调集更多的打破“两个凡是”的力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两个月后,在胡耀邦的积极参与下,“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此前,中央批准中央党校成立党史研究室(后未正式建立),并编写中共党史。当年12月讨论党史教学计划的时候,胡耀邦提出,研究党史,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但是他又提到,也要把毛泽东的评判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使学员感到困惑。胡耀邦这样说,可能是在当时情况下的一种策略,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对此还没有思辨清晰。但是,胡耀邦毕竟已经将“实践标准”摆在了第一的位置上,而且马上指示继续研究和弄清这个问题。很快,胡耀邦的思想就明确倾向于“实践标准”了。
由吴江担任中央党校党史组长,在1978年1月18日向胡耀邦呈交了关于“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党史讨论提纲,这个讨论稿的第二部分在开头写道:“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
胡耀邦随即明确地要求党校理论工作者撰写“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先由《理论动态》刊登。
根据胡耀邦的要求,送出党史讨论稿之后,吴江又主持党校“一部”(高级班)部分学员座谈,前来参加者中有学员杨西光。经历了“文革”岁月的苦难,杨西光对理论探索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和进取精神,他本人就动笔写下了一些学习心得,其中一篇专讲人的认识论,就是讲实践与真理关系的。在参加党史问题讨论的时候,杨西光明确地说,原来的东西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要用实践检验。共识网:http://www.xiexiebang.com.net
这位年已63岁的杨西光,原名杨训谟,安徽安庆人,出生在书香门第。193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当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是激进的爱国青年。1936年,他和韦君宜等几十名同学几经辗转来到延安,更名杨西光,进入抗大学习,随即入党。他称得上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解放战争中,杨西光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上海,“文革”开始时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任上被打倒,遭受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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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至1978年4月,杨西光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他对“实践标准”表示明确的支持。学习结束前,他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
杨西光刚到《光明日报》上班不几天的4月10日,他审阅该报哲学专版第77期大样,不期而遇地看到该版头条位置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杨西光认真地读了,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问题很重要,马上将文章抽下,要哲学组长王强华联系作者修改,然后发表在《光明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成稿与定稿
《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是胡福明一生中写下的最出色的文章。
胡福明,1935年生于无锡,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系,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接着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到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刊登“两个凡是”的社论一问世,时年42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就十分反感。他反复思考,认为阻碍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就是“两个凡是”,而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是批判的利器。事实上,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也并非“句句是真理”。
胡福明在这年七八月间撰写了七八千字的“实践标准”文章,于9月间将文章寄往《光明日报》理论部。
《光明日报》理论哲学组负责人王强华对这篇文章反复掂量,多次修改,最后在1978年1月间排出小样寄胡福明审定,打算4月间在哲学专版刊出。
杨西光叫来王强华,对他说,这篇文章放在哲学专版上就可惜了,要放到第一版的位置上,文章要做比较大的修改。他表述了文章立意要高屋建瓴的意思,要求立即与作者联系。说来也巧,胡福明恰好在4月13日来到了北京。王强华得到消息,就把胡福明请到了杨西光的办公室,直接听取意见。没想到,杨西光身边还坐着来自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原来,杨西光看准了胡福明的文章后,主动与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成员联系,希望他们参与对这篇文章的修改和提高。
早春时分,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已经布置孙长江撰写文章,题目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稿已经写出来了,但觉得不够满意。听到《光明日报》有了这篇来稿,孙长江马上就赶来了。
杨西光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这篇“实践标准”文章最重要之处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杨西光明确地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审定。他站得高,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因此,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审定,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再于第二天公开发表。
这时,杨西光对如何发挥这篇文章的作用,已有通盘考量。
根据这个部署,胡福明在北京对文稿作了修改。他的修改稿由《光明日报》排出清样,于4月下旬送到中央党校孙长江手里修改。孙长江将铅印清样中可用的段落和长句剪下来,贴在大稿纸上,然后作了精细的加工和修改,加上4个小标题,基本上完成了定稿,最后推敲定夺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标准”一文已是多人合作的产物。
文章完成后,由胡耀邦最后审定并决定发表日期和转载顺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参加了进来,成为推动“实践标准”成稿并公开发表的重要力量。
早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就发表了一篇名叫《标准只有一个》的署名短文,文章点出了“实践标准”但是没有在题目中表现出来,是一个明显的不足。该文由《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编定,发表后收到20余封读者来信,一部分表示赞同,但大多数人提出疑问,希望解答。何匡决定约请哲学研究所邢贲思写一篇论述实践标准的文章。这个情况,由《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向胡耀邦通报了。
1978年春天,北京的《光明日报》、中央党校和《人民日报》分别组织撰写同一个题目的文章,针对同一个批判目标——“两个凡是”。这3篇文章中,胡福明的文章写作时间最早,发轫之功不可磨灭。http://www.xiexiebang.com.net
5月3日左右,胡耀邦初步审阅了经孙长江修改的“实践标准”,请吴江负责再略作修改。5月6日,胡耀邦再次组织党校理论组会议,当场提出两处小的修改意见后,将文稿审定,并决定了刊发日期和顺序。
接下来的几天,胡耀邦和杨西光、胡绩伟和新华社总编辑曾涛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在胡耀邦的统一部署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5月10日首刊于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第一版下半版以楷体字公开发表,这也是《光明日报》历史上第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而且是自10天前的5月1日《光明日报》改版后的第一篇重头文章。
这篇文章,对《光明日报》来说,具有石破天惊的历史意义。在当时,总编辑杨西光却为此承受很大的压力。他的秘书陶铠后来回忆说,文章发表前有人提醒,这会冒很大风险。杨西光说,我已经老了,“文革”那么大的险滩都闯过来了,还怕什么呢?他在报社负责人会上宣布,本报将发表这篇文章。“这是一场事关中国命运的、尖锐的政治斗争。如果因此我们受到误解,甚至受到组织处理,由我承担责任。但我们也要相信,历史最终会公正地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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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标准”的当天,新华社全文向全国播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予播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当天还有上海《解放日报》、江苏《新华日报》、《河南日报》、《福建日报》等4家省市党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历史雄文分4个部分,文章结尾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围绕“实践标准”发生的大讨论 共识网:http://www.xiexiebang.com.net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篇文章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发表后立即引起全国范围的强烈震动,导致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
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是真理本身,而只能是实践。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永远不会有止境,认识是逐步地、一次次地完成的,人的认识可能不准确,可能犯错误,需要实践来检验。如果躺在经典学说的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并没有挑明“两个凡是”是它的论战对象,但是完全打中“两个凡是”的要害。这使得大讨论的到来,比文章的撰写和发表者预料得来得更快、更强烈。
《人民日报》转载“实践标准”的当天(12日)晚上11时,正在夜班值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前任总编辑吴冷西的电话,指责《人民日报》不该刊登“实践标准”一文,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他在电话中讲了一大段话,胡绩伟作了记录,随即将情况向胡耀邦通报。
5月13日晚,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王殊打电话给新华社总编辑曾涛,说新华社转发的“实践标准”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回答:我看没有错。13日当天,又有《河北日报》等15家省区党报全文转载“实践标准”。
5月17日,新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履职,他与杂志党的核心小组4位成员第一次见面,就批评“实践标准”,说:这些文章有问题,我是有不同意见的。他强调,现在要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一个维护旗帜的问题。
更大的压力来自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他于5月18日上午和熊复、王殊谈话,批评了“实践标准”这篇文章,说文章是针对毛主席的。为此,他确定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下不为例”的12字方针。随后,他找来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要求中宣部和《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张平化在当天晚上就召集来到北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区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专门提出“实践标准”一文批评说:“这篇文章和其他一些文章的观点,不是定论,不代表中央,大家要用鼻子嗅一嗅,加以辨别,不要随风转地附和,而是要提出‘不同意见’。”
“文革”结束后牵动人心最广泛的大讨论被引发了。“两个凡是”反扑过来的时候,胡耀邦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胡耀邦的坚持和邓小平的支持
5月13日,接到胡绩伟电话通报的第二天下午,胡耀邦把党校理论组成员们召集到家中,胡绩伟也赶到了,向大家介绍了吴冷西对文章的指责,引起在场者激烈的讨论,表示不同意对方的指责。
胡耀邦也激动起来,他回顾自己参加革命的漫长经历,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呢(指毛泽东)?他尖锐地指出,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是不对的。但是,他考虑到反对的意见太激烈而且来自上层,因此要把这个题目“冷一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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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当场表示,要写文章回答吴冷西的指责。
胡耀邦撇开争论不谈,向面前的人们出了几个文章的题目,第一个选题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无法阻挡。胡耀邦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反面教训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人民通不过,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实践标准”的捍卫,它署名“岳评”,发表在6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当日转发,《光明日报》等转载。
很快,传来了邓小平坚决支持“实践标准”的消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的力量对比,后者出现了溃退。共识网http://www.xiexiebang.com.net
对“实践标准”一文的组织、修改乃至发表,邓小平并不知道详情。文章发表引起了争论,他马上找来阅读,看后马上表示支持。5月19日,否定“实践标准”文章的一阵风刚刚吹过,邓小平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地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5月30日,他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又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更为关键的是,邓小平决定在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筹备这个会议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是“实践标准”的坚定支持者,他在这个会议的筹备会上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http://www.xiexiebang.com.net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他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的是否正确,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
这时,罗瑞卿更加坚定地支持“实践标准”。原来,5月13日在胡耀邦处开会以后,吴江、孙长江就在“实践标准”一文基础上乘势发展,写成新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吴江把文稿送到了《解放军报》他熟悉的副总编辑姚远方手里,马上得到了姚远方和《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的支持,得到了将在《解放军报》发表的承诺。为此,吴江将文稿送胡耀邦审阅。这回,胡耀邦直接和罗瑞卿通话,先后6次商议文稿的修改和发表。
6月10日以后,即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以后,罗瑞卿的信念和行动更加坚决。他主动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希望与《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此文。《光明日报》也随之加入了进来。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后来回忆,他在6月23日22时到翌日凌晨2时许,接到罗瑞卿打来的3次电话,商定稿件刊出时间,表示《人民日报》如有当日重要新闻而不便于安排版面,《解放军报》可以推迟一两天发稿。共识网:http://www.xiexiebang.com.net
在周密安排下,《解放军报》于6月24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用1版大半版、2版整版和3版的部分版面刊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全文转载,新华社当日播发。http://www.xiexiebang.com.net
这篇1.7万字的长文针对“两个凡是”,进一步阐述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特别是理论要接受实践检验的道理,驳斥了“砍旗论”。
预想到可能还会受到“两个凡是”坚持者的指责,文章发表后的7月18日,罗瑞卿前去联邦德国治疗伤腿。他在临上飞机的时候还对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遗憾的是,罗瑞卿不久即病逝,没有看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结局。
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一度胶着的局面开始变化。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次日,邓小平与胡耀邦谈话,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自己对“实践标准”的支持。
为了进一步推动局势,邓小平随后离开北京,先后到了四川、广东,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是到处点火”,所到之处,都宣讲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对于争取各省市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7月下旬开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各地部队首长们也对此表态,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8月以后,局面就完全改观了。http://www.xiexiebang.com.net
《红旗》杂志从“不卷入”到转变态度
“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神州大地,作为中共中央权威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从1978年5月到11月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没有一篇论述“实践标准”的文章,这与编辑部负责人抱着“两个凡是”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实践标准”一文刚刚发表,《红旗》杂志哲学史学组全体人员一致同意文章的观点,主张杂志参加这个讨论,但被总编辑否决了。
《红旗》的沉默被革命元老谭震林打破了。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红旗》杂志奉行“不介入”原则,对谭震林写来的稿件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又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编辑部只得告知谭震林说,有中央领导告知《红旗》“不介入”,你的文章要据此修改。谭震林不为所动,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谭震林的话击中了《红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德高望重,稿子又是约他写的;用吧,则违反了“不介入”的方针。《红旗》杂志总编辑只好把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各常委审阅。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应该介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叶剑英也在谭震林的文稿上画了圈。汪东兴先是批道:“退熊复同志办。”随后又答复请示说:“只好如此。” http://www.xiexiebang.com.net
于是,《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刊登了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表明,《红旗》“介入了”,“实践标准”大讨论以此为标志取得了重大胜利。共识网:http://www.xiexiebang.com.net
在这里还要指出,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以正派的作风看待“实践标准”理论的奋起反击,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宽容,从而促使“实践标准”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最后,他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实践标准”。这也应该看作是华国锋对这场思想大讨论的积极贡献。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端的大讨论,为当年11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积极的理论准备。这场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深刻印记,永远熠熠闪光。http://www.xiexiebang.com.net
第二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
作者：王巍
时间：2014-09-2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攻击得很厉害，就找来认真阅读。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的紧迫性问题是贫穷落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因而，大力发展经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是“文革”结束之后新一轮现代化建设中最突出的关注点。
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第二步，破除“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思想解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讨论确实是决定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思想理论斗争，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正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特约评论员文章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的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5月12日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关注，成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导火索。
这篇重要文章的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后经过中央党校孙长江、吴江等多人的多次修改，最后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审定，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文章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要求按“实践标准”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或不接受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人更是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加很大压力。
5月12日，当时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了激烈的批评。5月13 日，《红旗》杂志的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5月18日，这位副主席召集中宣部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批评《人民日报》很“不慎重”，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面对来自“两个凡是”派的指责，胡耀邦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随高压而来的是理论界一片鸦雀无声。这样下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会面临夭折的危险。
邓小平给予这次讨论有力支持
与指责和批评相反的是，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攻击得很厉害，就找来认真阅读。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加紧筹备。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邓小平得知有的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这个情况后，当即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批驳了“两个凡是”。他在阐述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还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而且对 “两个凡是”进行了透彻地批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次日，《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题，详细介绍了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同时，还加了几行按语，鲜明地表达了报社的立场。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被列为中发1978年38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之一，于 6月29日发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实际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交锋并没有就此结束。6月15日，当时的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着重批评《人民日报》，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为了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责难，胡耀邦顶住压力，在中央党校组织了第二篇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文风犀利地逐条批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指责，6月24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这之后，胡耀邦又组织撰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出，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发表后，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对讨论继续施加压力。华国锋也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在他们的支持下，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这场争论长时间保持沉默。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断展开和深入，邓小平对一些给这场讨论制造障碍的人进行了批评。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要求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7月22日下午，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进行了一次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是个好班子。他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应《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谭震林又不愿删改，只好将文稿报送中央常委裁决。11月中旬，邓小平在对谭震林文章的批示中，严肃地批评了《红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消极态度。他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的深入展开。从1978年6月至11月，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大多数负责人，以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撰写文章和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截至1978年底，全国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650多篇，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一边。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两位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是对持续半年之久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大意义的充分肯定和理论上的科学总结。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揭开了两个拨乱反正——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序幕。思想路线上，重新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以阶级斗争为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代替。
第三篇：胡福朋《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讲座观后感
胡福朋《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讲座观后感
马克思课上，老师在第三节课给我们观看了胡福朋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视频。看完之后让我对过去的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让我明白了实践的重要性。总而言之，这一次的讲座视频让我收益颇丰。
胡福朋同志为我们详细讲解了真理大讨论前后的中国社会现状。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中国的前景可以说一片大好，但是成功地道路总是坎坷的，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见解，中国进入了十年漫长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除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被毁灭殆尽外，更有着大量的文人，知识分子惨遭迫害，他们被迫放下手中的笔下乡劳作，插队做知青。有的人仅仅因为几句言语的不适而惨遭批斗，被关牛棚。可以说在这个十年了，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的文人们，除了不堪重负自杀解脱外，绝大多数都逐渐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他们不再向以前的知识分子一般敢于对着统治者指手画脚，大胆发表出自己的观点，而只是夹着尾巴，唯恐受牵连。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迫害更加增加了后来的真理大讨论的文人参与度的难度。而胡福朋能在那个时候不顾自己风险，勇于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说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不可谓让人钦佩啊！同志给予了很大的期望
在粉碎了“四人帮”后，人们可以说对当时的主席华国锋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能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再创中国辉煌。但是在经历了两年的徘徊期后，华国锋同志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也就是在当时代表着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观点的两报一刊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两个凡是”的文章。胡福朋同志马上意识到“两个凡是”的提出意味着现在的领导人依旧全面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的政策，不准全面的拨乱反正，也就是说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了，文革时期的大量的受迫害的同志们不能平反了。可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心中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般，拔凉拔凉的。胡福朋的心里更是不好受了。他说当时那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最终他终于下定决心：既然真理在手，有什么害怕的。于是他决心写一些什么来回应一下”两个凡是”当然他还不敢直面抨击“两个凡是”，因为这意味着反党，反国家，反革命。于是他写了一片文章通过批判“天才论”来含沙射影“两个凡是”。文章一出满座哗然，人人都能看的出来其中的暗示，本来胡福朋还有一些忐忑，但是南大校长匡亚明的支持，它所在的系部全体师生的支持让他底气十足。更有他的一些朋友承诺，诺是他进牢房，将为他送饭。在这么多人的支持下，他接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也是在他的带领下，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轰轰烈烈的展开了。文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目光来看待现在的政策路线，开始敢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展开了对“两个凡是”的评判：这是明显的唯心主义，是形而上的是片面的。坚持“两个凡是”相当于当时全国八亿人口都放弃自己的思想，用一个脑袋思考用一个思想来指挥。这很明显是荒谬的，这等于扼杀了全国人民的生机与活力，扼杀了全党的生机与活力。
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却可以让每个人自己独立思考，自己用眼睛来看世界，就会实事求是去研究我们的现实问题。这样才能更适应我们目前的社会发展趋势。加快社会发展，带领中国走上一天正确的道路。
胡福朋同志的演讲不但让我们明白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只有坚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才不会陷入盲目的英雄崇拜主义，才不会重到文革时期的重大失误。才能更加切合实际的来发展我们的国家，来服务我们的社会。同时胡福朋同志在那一环境下的做法也给我们上了一节生动的为人处世课。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们要有自己的底线，而这一底线就是坚持真理。我们不能因为权力的压迫，利益的诱惑就放弃自己的底线。但同时他也教会我们，在坚守自己的底线时也要懂得合理的斗争手段，我们只是弱小的个人，所以与那些集团真、正面斗争无疑是以卵击石。我们要懂得曲线救国，要委婉的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并
且不要总是大男子个人主义，我们要懂得学会寻找自己的战友，毕竟人多力量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能守住自己的底线，又能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去。我始终相信一句话“人只有活着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第四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真理标准大讨论激发我们继续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胡福明等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
该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为指导，具有方向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经受检验，经过实践的积累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禁锢我们已久的精神枷锁。当中的一些语句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受到了当时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统治的支持，并且一致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一论断。正如李长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这场讨论，为中共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中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中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从真理标准讨论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象一个国家改革的艰辛。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充斥着某一种意识形态而不能有其他的意见存在的时候，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引出主流的意识形态将原本存在谬误的想法根植到群体的思想中，相当于进行思想控制。合理性的改革或者想法在霸权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看来就是异端学说，加上政治上的压力，一般人都不敢提出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差异想法。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个时代一群人的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这种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不仅和权威阶层有关，而且和集体中的每一个也有关。如果我们说一个错误的想法被一个集体所接受，而这个集体却没有责任时，我们如何看待人类自己的主体性？我们如何把握自己对对错的选择性？由此，我们应该给每个人解放思想的条件，不能通过固定的思维和方式禁锢思想的开放，避免以后再走入那个谁说话就一定是真理的以话语主体判定话语的真理性的错误标准。
更进一步的思索一个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国家到底需要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好的意识形态可以提高国家的能力，国家可以在高度认同的权威内动员社会参与国家制定的计划。不好的意识形态造成的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而且是全民思想发展的滞后。意识形态不能太多具体化，当意识形态具体化到某个人或者某个事件的时候，局部的真理会以推波助澜的方式侵袭到整体，最终变成错误。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大、人口多的地方，任何政策的适用都有空间和时间的个殊化区别，全民类型的意识形态具有一般性的内涵是最好不过的。
从胡福明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兼济天下”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知识份子天生有一种济世安邦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追求铸造了他们的铮铮铁骨，铸造了他们“以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行，铸造了他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社会良知，铸造了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与，起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胡福明也是中国知识份子中有良知的一员，写该文时，他就说：“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退而反思今天某些知识份子为了取得权力资源不得不对权力阶层哈腰弓背感到可耻。马尔库塞在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极为痛惜的说：：“……难道您真的希望以这种方式载入思想史中吗？”政治和学术的结合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催化剂，但是只有学术存在良知时发挥作用，希望那些迷途在政治权力资源里的知识分子拿出你们说真话的本事和良知来。
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思索这场讨论对今天中国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年初，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重新又吹起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次思想解放让人联想到了以前两次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国家的飞跃。在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法性并且准备重回老路时，这次思想解放给人的一个信念是，改革中存在不问题并非是改革除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彻底，要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继续改革。继续改革面临的除了思想的束缚之外，最重要的是来自既定利益格局的限制，《中国新闻周刊》就曾发文指出“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机制的创新”，“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群众”。
可以肯定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将继续引导我们解放思想。
第五篇：改革开放30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与启示
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其强大的政治震撼力载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册。3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大讨论，仍深深感受它的历史厚重。中国的改革虽然已经进入新的转折期，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留下的思想遗产，依然光彩夺目，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指导创新实践。
“伟大革命”的历史开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左”的错误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大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伟大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既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也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我国经济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弊端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真理标准大讨论冲击了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和僵化思想，冲击了习惯于“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且始终是引领改革开放、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着力点。
回顾30年历史，可以说，没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突破，就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年来，我们党形成并确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就其逻辑演进程序而言，完全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实践性是其最鲜明特征。实践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改革方法论的坚实基础。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以科学的方法论做支撑的。这个方法论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深入党心、民心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虽然没有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却使人们的思想拨乱反正，重新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大讨论使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用实践的观点分析问题，用实践的标准衡量是非。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后来的“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不仅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且也是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集中全党智慧、正确地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产物。30年的历程证明，只有立足于历史的实践，着眼于新的实践，才能产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巨大理论勇气，才能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30年奋斗，30年拼搏，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探求真理，认识真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方面，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启示一：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只有思想大解放，生产力才能大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形成的精神，就是勇于冲破陈旧观念和习惯势力束缚的创新精神，就是敢于解放思想的大无畏精神。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发扬真理标准大讨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冲破所有束缚。实践永无止境，发展永无终点，旧的思想僵化解决了，新的思想僵化还会出现，因而，解放思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思想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体制、机制的解放。可以说，每一次时代的大变革、社会的大进步，首先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我们只有不断适应实践的深化，敢想、敢试、敢冒、敢闯、敢干，勇于冲破思想、体制、机制的束缚，才能不断解放生产力，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启示二：深刻认识国情，牢牢把握国情，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形成的共识。这一共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发展虽然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国情，依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课题。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国情也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当今的国情，也要考虑以往的国情和未来的国情；不仅要洞悉国内，也要放眼世界。就国内而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力日益强盛，矛盾日益突出。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突发事件的“蝴蝶效应”越来越明显，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十七大报告做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定位，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所作的总体性、根本性判断。在准确把握国情的宏观定位前提下，我们还必须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国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头脑，登高立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启示三：群众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群众的需求是最大的需求，群众是改革的真正主体。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绝不是理论家或政治家们主观随意的行为，也不是单纯的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客观社会矛盾运动的外部反映。这场大讨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反之，失党心，失民心，即使一些人手中握有大权，最后还是要被历史淘汰。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体，是创造一切社会财富的主体，也是社会需求的主体，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基本原则。过去，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后，我们党要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还必须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一条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者系省委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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