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开放30周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启示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30周年。30年前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讨论，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扫清了思想障碍，为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四人帮”被粉碎，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希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从此峰回路转，迎来一个重大转机。但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抛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坚决维护”、“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意味着我们党过去所犯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都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当时的现实情况也令人十分担忧：“文革”虽结束但各项工作持续徘徊，“天安门事件”得不到平反，连清查“四人帮”时也不忘提出继续“批邓”。这一切引起了党内外群众的极大不满。“两个凡是”成为套在人民头上的紧箍咒，成为妨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不破除“两个凡是”，党没有希望，社会主义没有希望，中国没有希望。于是一场针对“两个凡是”的大讨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场讨论之所以选择“真理标准”这个哲学命题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是因为“两个凡是”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重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任何一种认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决策和指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其是否正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而“两个凡是”实际上把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和指示当作了真理标准，它无需接受实践的检验，相反，实践倒要受到它的裁定。这就完全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但真理和真理标准不是一回事，真理是正确的认识，真理标准则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依据，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说毛泽东思想不是真理标准，丝毫也没有否定它对实践所起的伟大指导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真理标准，表面上是对它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对它的歪曲和损害。
真理标准虽是一个哲学问题，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只是一场理论是非之争。它关系到我们党应当执行一条什么样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它也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今后将怎样发展，是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弃旧图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远远超出理论本身的范围。
在讨论中，《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引导这场讨论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他最早在党内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他明确地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也是他指引这场讨论既批评了“两个凡是”又维护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了出来，使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成果。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我们党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这两大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从此，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已过去了30年，但它在当时所引起的思想震撼，使人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确实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用好这个法宝，而要用好它，就必须正确认识它。
首先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实事求是相脱离，二者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应一以贯之。不解放思想，教条主义盛行，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离开实事求是，脱离实际，脱离亿万群众创造性的实践，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可见，解放思想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有人把解放思想归结为一个“破”字，这种认识不全面。照这种说法，只有破是解放思想，立就不是。其实，只要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无论是破还是立，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现。我们既要有摧毁旧事物的勇气，也要有创造和发展新事物的勇气，两者都是解放思想所必需的。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既有大破，也有大立。我们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渐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正在扬弃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资源消耗严重、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向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们纠正了片面强调发展速度的不正确观点，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整个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破旧和立新相统一的过程。改革开放不能没有破，更不能没有立。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立，就是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的理论创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务，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破其所该破，立其所该立，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要认识到解放思想不能和解决问题相脱离，二者也是统一的整体。邓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他指出，思想解放不能停留在讲现成话、讲空话上，而是要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我们理解解放思想同样十分重要。现在，解放思想是一个热门话题，各行各业的人都在谈论，但关键是要把功夫用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因为口头上谈论解放思想易，而扎扎实实地解决实际问题难。而且，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解放思想，又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呢？毛泽东同志多年前就曾说过：“实践出真知。”因为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知道问题的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获得真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必由之路。与其关在书斋和办公室里冥思苦想地探寻解放思想的门径，不如到实际中去，听一听群众的呼声，也许打开解放思想之锁的钥匙就在其中。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解放思想对于我们党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通过解放思想，能够切实推进工作，真正解决问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离开这个基点，所谓的解放思想，就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解放思想和解决问题结合起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就是今天我们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最好的纪念。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邢贲思
第二篇：改革开放30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与启示
3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其强大的政治震撼力载入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史册。3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场大讨论，仍深深感受它的历史厚重。中国的改革虽然已经进入新的转折期，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留下的思想遗产，依然光彩夺目，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指导创新实践。
“伟大革命”的历史开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冲破了“左”的错误束缚，打碎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大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从此，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伟大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既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否定，也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对我国经济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弊端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真理标准大讨论冲击了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和僵化思想，冲击了习惯于“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的主观唯心主义，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且始终是引领改革开放、推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着力点。
回顾30年历史，可以说，没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突破，就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30年来，我们党形成并确立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就其逻辑演进程序而言，完全是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实践性是其最鲜明特征。实践的观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逻辑主线，是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改革方法论的坚实基础。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以科学的方法论做支撑的。这个方法论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深入党心、民心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虽然没有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却使人们的思想拨乱反正，重新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论有了深刻的认识。大讨论使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用实践的观点分析问题，用实践的标准衡量是非。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以及后来的“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等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不仅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且也是尊重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集中全党智慧、正确地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产物。30年的历程证明，只有立足于历史的实践，着眼于新的实践，才能产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巨大理论勇气，才能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30年奋斗，30年拼搏，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在探求真理，认识真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方面，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启示一：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只有思想大解放，生产力才能大发展。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形成的精神，就是勇于冲破陈旧观念和习惯势力束缚的创新精神，就是敢于解放思想的大无畏精神。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发扬真理标准大讨论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冲破所有束缚。实践永无止境，发展永无终点，旧的思想僵化解决了，新的思想僵化还会出现，因而，解放思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思想的束缚是最大的束缚，思想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体制、机制的解放。可以说，每一次时代的大变革、社会的大进步，首先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更新。我们只有不断适应实践的深化，敢想、敢试、敢冒、敢闯、敢干，勇于冲破思想、体制、机制的束缚，才能不断解放生产力，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启示二：深刻认识国情，牢牢把握国情，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形成的共识。这一共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发展虽然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国情，依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课题。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国情也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仅要立足于当今的国情，也要考虑以往的国情和未来的国情；不仅要洞悉国内，也要放眼世界。就国内而言，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国力日益强盛，矛盾日益突出。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突发事件的“蝴蝶效应”越来越明显，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十七大报告做出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定位，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我国国情所作的总体性、根本性判断。在准确把握国情的宏观定位前提下，我们还必须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国情，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头脑，登高立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启示三：群众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群众的需求是最大的需求，群众是改革的真正主体。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绝不是理论家或政治家们主观随意的行为，也不是单纯的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客观社会矛盾运动的外部反映。这场大讨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反之，失党心，失民心，即使一些人手中握有大权，最后还是要被历史淘汰。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群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体，是创造一切社会财富的主体，也是社会需求的主体，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基本原则。过去，我们党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今后，我们党要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还必须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一条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者系省委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第三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解放思想
作者：王巍
时间：2014-09-2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攻击得很厉害，就找来认真阅读。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的紧迫性问题是贫穷落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因而，大力发展经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是“文革”结束之后新一轮现代化建设中最突出的关注点。
要解决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第二步，破除“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与思想解放，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讨论确实是决定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思想理论斗争，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正如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特约评论员文章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新华社于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的全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于5月12日转发了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关注，成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导火索。
这篇重要文章的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后经过中央党校孙长江、吴江等多人的多次修改，最后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审定，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文章分四个部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文章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要求按“实践标准”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或不接受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人更是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加很大压力。
5月12日，当时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了激烈的批评。5月13 日，《红旗》杂志的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5月18日，这位副主席召集中宣部和《红旗》杂志负责人谈话，批评《人民日报》很“不慎重”，要求中宣部把好关。
面对来自“两个凡是”派的指责，胡耀邦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随高压而来的是理论界一片鸦雀无声。这样下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会面临夭折的危险。
邓小平给予这次讨论有力支持
与指责和批评相反的是，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了坚决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到。后来他听说有人对这篇文章攻击得很厉害，就找来认真阅读。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央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的。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着重讲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说：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着重讲第一个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加紧筹备。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邓小平得知有的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这个情况后，当即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批驳了“两个凡是”。他在阐述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批评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还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而且对 “两个凡是”进行了透彻地批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
次日，《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为题，详细介绍了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同时，还加了几行按语，鲜明地表达了报社的立场。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被列为中发1978年38号文件的主要内容之一，于 6月29日发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实际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交锋并没有就此结束。6月15日，当时的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着重批评《人民日报》，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
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为了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责难，胡耀邦顶住压力，在中央党校组织了第二篇重要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文风犀利地逐条批驳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指责，6月24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这之后，胡耀邦又组织撰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出，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文发表后，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对讨论继续施加压力。华国锋也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和一些省、市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在他们的支持下，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这场争论长时间保持沉默。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不断展开和深入，邓小平对一些给这场讨论制造障碍的人进行了批评。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要求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7月22日下午，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进行了一次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是个好班子。他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9月上旬，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应《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文中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与《红旗》不卷入的态度相悖，谭震林又不愿删改，只好将文稿报送中央常委裁决。11月中旬，邓小平在对谭震林文章的批示中，严肃地批评了《红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消极态度。他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的深入展开。从1978年6月至11月，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政领导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大军区的大多数负责人，以及更多的理论工作者，纷纷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撰写文章和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截至1978年底，全国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650多篇，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从而使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的一边。在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两位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是对持续半年之久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大意义的充分肯定和理论上的科学总结。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揭开了两个拨乱反正——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序幕。思想路线上，重新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以阶级斗争为纲”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代替。
第四篇：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感：真理标准大讨论激发我们继续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胡福明等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
该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为指导，具有方向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式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经受检验，经过实践的积累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打开了禁锢我们已久的精神枷锁。当中的一些语句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承认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的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真理标准”的讨论受到了当时党的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统治的支持，并且一致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一论断。正如李长春在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十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这场讨论，为中共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中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为中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从真理标准讨论的整个过程可以想象一个国家改革的艰辛。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充斥着某一种意识形态而不能有其他的意见存在的时候，任何的改革都可能失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引出主流的意识形态将原本存在谬误的想法根植到群体的思想中，相当于进行思想控制。合理性的改革或者想法在霸权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看来就是异端学说，加上政治上的压力，一般人都不敢提出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差异想法。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一个时代一群人的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这种集体性无意识和集体性错误不仅和权威阶层有关，而且和集体中的每一个也有关。如果我们说一个错误的想法被一个集体所接受，而这个集体却没有责任时，我们如何看待人类自己的主体性？我们如何把握自己对对错的选择性？由此，我们应该给每个人解放思想的条件，不能通过固定的思维和方式禁锢思想的开放，避免以后再走入那个谁说话就一定是真理的以话语主体判定话语的真理性的错误标准。
更进一步的思索一个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国家到底需要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好的意识形态可以提高国家的能力，国家可以在高度认同的权威内动员社会参与国家制定的计划。不好的意识形态造成的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滞后，而且是全民思想发展的滞后。意识形态不能太多具体化，当意识形态具体化到某个人或者某个事件的时候，局部的真理会以推波助澜的方式侵袭到整体，最终变成错误。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地大、人口多的地方，任何政策的适用都有空间和时间的个殊化区别，全民类型的意识形态具有一般性的内涵是最好不过的。
从胡福明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兼济天下”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知识份子天生有一种济世安邦的理想追求，这种理想追求铸造了他们的铮铮铁骨，铸造了他们“以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行，铸造了他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社会良知，铸造了他们“苟利国家生死与，起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胡福明也是中国知识份子中有良知的一员，写该文时，他就说：“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退而反思今天某些知识份子为了取得权力资源不得不对权力阶层哈腰弓背感到可耻。马尔库塞在写给海德格尔的信中极为痛惜的说：：“……难道您真的希望以这种方式载入思想史中吗？”政治和学术的结合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催化剂，但是只有学术存在良知时发挥作用，希望那些迷途在政治权力资源里的知识分子拿出你们说真话的本事和良知来。
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思索这场讨论对今天中国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么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今年年初，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重新又吹起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次思想解放让人联想到了以前两次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国家的飞跃。在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法性并且准备重回老路时，这次思想解放给人的一个信念是，改革中存在不问题并非是改革除了问题，而是改革不彻底，要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继续改革。继续改革面临的除了思想的束缚之外，最重要的是来自既定利益格局的限制，《中国新闻周刊》就曾发文指出“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机制的创新”，“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群众”。
可以肯定的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将继续引导我们解放思想。
第五篇：改革开放30周年心得体会
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进程。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着鲜活的实践经验，也对已有的理论进行着不断的检验。可以认定，改革开放的实践孕育和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实行和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归根到底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上发挥巨大功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根本指导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断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与时俱进，勇于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础。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就能够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之初，就以“走自己的路”为鲜明特色。从那以后，我们始终牢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直坚持从国情出发。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产物。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深深地根植（转载自本网http://www.xiexiebang.com，请保留此标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立足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根本基础，也必将是它发展的根本基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命运。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关键就在于这些理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最为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
改革开放30周年心得体会：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思想解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为解放思想的旗手,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领导我们解放思想的艰辛历程,重温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
“两个凡是”首见于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按照这一方针,那就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就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和混乱。这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观点。
(一)复出前多次发表谈话,对“两个凡是”表示异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立即表示反对。他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其中包括这样几个主要论点:第一,“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不能到处搬用,“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他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这篇讲话,是最早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的系统批判。
(二)复出后第一次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强调“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便是强调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其锋芒仍然是指向“两个凡是”。他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那样,只能“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在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特别重要”。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两个凡是”正是同这两条根本对立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身负众望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的这些谈话和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已经在中央领导人和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开始传播,“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已经日趋鲜明,二者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经拉开。
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在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的呼声也一直以实践的方式冲击着“两个凡是”。历史把解决真理标准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时,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包括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领导人和某些理论“权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是“砍旗”、“丢刀子”,是“方向性错误”。一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坚决有力的支持,领导和推动了意义深远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
(一)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转载自本网http://www.xiexiebang.com，请保留此标记。）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准备这次会议讲话稿的时候,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因此决定,这次会议的讲话,第一个问题就讲实事求是。他在讲话中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解决”。他批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了反驳所谓“砍旗”的说法,邓小平引述了毛泽东从1929年到1963年关于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指出:离开实事求是,“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只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篇讲话,对主张“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坚强有力的支持,对否定“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深刻有力的批评,对刚刚兴起的群众性思想解放大潮是个巨大的推动。
(二)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连续发表重要谈话,支持和指导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7月21日,他同中宣部负责人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同胡耀邦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3日,他同吴冷西谈话,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8月19日,在听取黄镇等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后谈到理论问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那怎么行呢?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这种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谈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少。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这一年的整个下半年,一直到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月月都讲真理标准问题,都讲解放思想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心中分量之重。
(三)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认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标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由此掀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新篇章。
抓住当代中国解放思想根本,领导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局面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随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思考,思想解放也不断深入。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领导我们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研究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们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邓小平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我们确认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摆脱了种种空想。
我们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说,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转载自本网http://www.xiexiebang.com，请保留此标记。）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我们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锐意创新,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针对“四人帮”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比较快地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结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发生了重大变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便谈不上正确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但二者又有区别。“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一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同国情相联系的较为具体的理论问题。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领导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同过去相比,实现了三个伟大历史转折。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
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实行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和我国原有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所决定的。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新的活力。
学习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坚定不移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决定我们必须把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作为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以新的思想解放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以更加奋发有为、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精神状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一)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在发展,事物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了;哪个地方思想僵化了,哪个地方就要落后了。当前世界的大变动,中国的新发展,党情的新变化,尤其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应对新形势、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实现新发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
(二)解放思想要紧紧围绕三大基本问题,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30年解放思想的历史（转载自本网http://www.xiexiebang.com，请保留此标记。）,从根本上说,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的历史。只有突出解决这三大基本问题,才能从全局上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当前,尤其要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说:“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围绕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要注重实效,努力做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努力做到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推进社会和谐。为此,就要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要注重开阔视野,从别人、别地、别国那里吸收营养、拓宽思路,不要闭目塞听,坐井观天;要注重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抛弃一切错误或过时的东西,不要把已有的经验、做法绝对化、神圣化;要注重转变作风,从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文山会海、八股套话中解放出来。
(三)解放思想要始终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满意标准。实践标准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认识标准。一个观点、一个思路、一个办法,是否正确,要由实践作结论,“拿事实来说话”,不要搞抽象争论,不要动不动就拿本本来,不要动不动就外国如何,不要动不动就“想当年”。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坚持,不管有什么非议,不管有什么干扰;反之,就改正,“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历史标准。一条路线、一个方针、一项政策,是否进步,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理念、原则,而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要用抽象的理念、原则去剪裁生活。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就坚持;反之,就抛弃。人民满意标准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标准。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一切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都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反之，就反对，就抛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三个判断标准，解放思想就有正确方向，解放思想的灿烂之花就会结成丰硕的物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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