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律】【案例】证监会官员告媒体
中国证监会官员状告媒体
案情经过：
2001年7月5日，就海南凯立诉中国证监会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中国证监会败诉。
随后，工人日报下属的《新报》记者余勇、《中华工商时报社》记者王义伟在分别采访了海南凯立公司总经理廖斌和董事长卫凯征之后，发表了《到美国打官司》、《凯立又爆惊人内幕》的后续文章。在两文中，廖斌和卫凯征披露了海南凯立公司试图在美国纳斯达克买壳上市未果，并遭欺骗的事情，骗人的主角之一后来竟成了中国证监会的高官。而《凯立又爆惊人内幕》一文矛头直指朱利民，“本报记者经过对《新报》文章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新报》文章中所称的参与诈骗凯立的证监会高官，名叫朱利民。”两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华企业咨询公司及其原副总经理、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办公室主任朱利民认为有关报道内容严重失实，侵犯了其名誉权，因此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工人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社以及海南凯立公司总经理廖斌、董事长卫凯征。处理结果：
处理结果不得而知。
争议问题：
《工人日报》、《中华工商时报》对中国证监会有关问题的报道是否构成侵权？ 思考与互动：
媒体有没有对政府官员进行行政法制监督的权利？
教师评析：
要回答媒体有没有对政府官员进行行政法制监督的权利的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行政法制监督和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的概念和内涵。
行政法制监督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专门行政监督机关以及国家机关体系之外的公民、组织依法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和是否遵纪守法进行的监督。
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则是指有权依法对行政主体及国家公务员所行使的行政职权行为和遵纪守法状况进行监督的组织和个人。对这一概念我们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行政法制监督主体范围极其广泛，它包括有权对行政主体及国家公务员进行监督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具体包括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专门行政监督机关、社会团体、人民群众和大众媒体等。相对于其他行政法主体来说，它的范围要宽得多。1
第二，不同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其对行政主体所实施的监督效力不一样。一般来说在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中，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和专门行政监督机关对行政主体及其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可以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如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追究违法、违纪公务员的相关责任等。而国家机关系统以外的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如公民和大众传媒对监督对象的监督，往往不产生直接法律效力。
第三，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与行政监督主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行政法制监督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专门行政监督机关以及国家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和组织，它所监督的对象是行政主体和国家公务员，监督的内容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和国家公务员遵纪守法的状况。而行政监督主体则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对象——行政主体，它所监督的对象则是行政相对人，监督的内容主要是行政相对人遵守法律和履行行政法上义务的具体情况等。
二、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的种类及内容
（一）国家权力机关
国家权力机关是对行政法制监督最为重要的主体，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它对行政机关实施监督的效力最高。监督的内容包括：监督行政机关实施宪法和法律，保障宪法、法律和法规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有效实施；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督促政府机关更好地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及其执行情况报告，监督政府经济工作；向国家行政机关提出质疑和询问，及时了解和检查政府工作情况，纠正违法失职行政行为；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申诉，督促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密切联系群众、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实际问题；对政府机关行使人事监督权，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罢免不称职或有渎职、失职行为的政府组成人员。
（二）国家司法机关
国家司法机关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包括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主要通过司法手段和程序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其监督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分析，首先，检察机关对行政主体及国家公务员行为的监督内容有直接立案侦查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犯罪案件，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进而实现其对行政法制监督之职能。还有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可以对行政诉讼等活动进行监督，间接规范和监督行政权。同时，检察机关还具体对劳改、劳教场所实施监督，通过处理劳改、劳教工作中的违法行为，对劳改、劳教这一特定行政管理领域进行监督。其次，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内容主要有审理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的行政诉讼案件。
（三）专门行政监督机关
专门行政监督机关包括行政监察机关和国家审计机关，主要通过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来实现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我们可以从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和审计机关的监督两个方面来分析专门行政监督机关的监督内容。
第一，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内容包括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纠正违法行政行为；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控告与检举；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受理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由监察机关受理的申诉。
第二，审计机关对行政主体及国家公务员的监督内容包括对政府机关财政收支和财务活动进行审查监督，保障国家财产的安全、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对政府机关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进行审计，促进领导干部廉洁勤政；依法处理、处罚行政机关财政收支违法行为或提请有权机关处理行政机关的违法财政收支行为。
（四）国家机关系统外部的组织和个人
国家机关系统外部对行政机关及国家公务员进行行政法制监督的组织和个人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和公民个人等。他们对行政主体及国家公务员进行法制监督的内容有：向有权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起诉，进而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揭露和曝光行政违法行为，为有权国家机关的监督提供信息，使之采取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措施和监督行为，进而实现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有效监督。
本案中虽然法院最终处理的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有利于实现对行政权力的行使实现有效的监督这个角度出发，法院应当尊重媒体的言论自由权，从严控制媒体行为构成侵犯政府官员名誉权的标准。
第二篇：法律案例
关于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 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的新闻发布稿
（2011年6月21日）
大家上午好！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青少年与合成毒品”。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10年以来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并公布4起吸毒诱发的严重犯罪案例及1起未成年人贩卖毒品犯罪案例。其中，抢劫罪犯黄国云、故意杀人罪犯李宁罪行极其严重，已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
一、2010年以来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是震慑毒品犯罪分子及有效遏制毒品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重心。2010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59234件，同比增长14.88％；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66298人，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18961人，同比增长8.58％，重刑率为28.60％，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2.79个百分点。今年1—5月，全国法院共新收毒品犯罪案件25986件，审结22633件；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犯罪分子24815人，其中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6667人，重刑率为26.86％，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12.06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传统毒品海洛因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与此同时，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新类型合成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逐年上升。2009年，海洛因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为58.79%，同比下降7.09个百分点。2010年，其比重为52.48%，同比下降6.31个百分点。今年1—5月，其比重为49.13%，同比下降4.31个百分点。2009年，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新类型合成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重为39.72%，同比增长7.15个百分点。2010年，其比重为46.19 %，同比增长6.47个百分点。今年1—5月，其比重为49.59%，同比增长4.26个百分点。毒品种类多、新类型合成毒品多的特征日趋显现，对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了对新类型合成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通过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对新类型合成毒品犯罪的认定、处罚标准等问题予以规范，及时解决了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难题。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公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强了对此类犯罪审判工作的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方针，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毒害人民健康的犯罪，要作为严惩的重点，依法从重处罚；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意见》精神，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和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毒品，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查缉、参与有组织国际毒品犯罪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
2010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毒品犯罪多发地区的人民法院，依法对一大批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判处了重刑乃至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对报请核准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凡符合判处死刑标准的，坚决依法核准，有力遏制了毒品犯罪蔓延的势头，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净化了社会风气，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人民法院根据毒品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于具有立功、从犯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依法体现政策，给予从宽处罚，以做到分化瓦解犯罪，教育、改造大多数毒品犯罪分子。
二、重视审理吸毒诱发的严重犯罪及未成年人毒品犯罪案件
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毒品具有高度的成瘾性，一旦成瘾，则难以戒断，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都会造成危害。有的吸毒人员因经济窘迫，为获取吸毒所需的资金，实施抢劫、盗窃、抢夺等犯罪。有的人在吸毒后受毒品所致的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和抑制作用的影响，易出现兴奋、狂躁、抑郁、幻觉等症状，进而导致行为失控，实施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近年来，为获取吸毒所需的资金而实施抢劫等犯罪，以及吸毒诱发的故意杀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犯罪频频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还有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案件。未成年人正处在生理、心理的发育期，辨别是非能力不强，自我控制力弱，受到不良影响后易形成对毒品，特别是对新类型合成毒品的错误认知，有的甚至认为其不是毒品，从而吸毒乃至走上毒品犯罪道路。
今天公布的5起典型案例中，罪犯黄国云毒瘾发作后，为筹钱购买毒品吸食，进入被害人邓可能家中向邓借钱，遭到拒绝后，持刀抢劫，将邓可能及邓妻2人杀死，后劫走现金等财物。罪犯李宁在作案前吸食冰毒和“麻古”，产生精神障碍，驾车时行为异常，无故殴打前来将其接走的朋友唐浩，又持刀砍刺、切割唐浩头部、胸腹部、腰部等处数十刀，将唐杀死，后持刀拦截轿车并驾车逃跑。罪犯黄传辉吞服“麻古”后出现呕吐及神志不清等反应，当日夜间突然用双手猛掐怀孕的妻子何群的颈部，又持匕首割、刺何群颈部、背部等处多刀，将何杀死。罪犯傅程君驾车途中吸食氯胺酮，随后出现严重意识模糊、头晕等反应，并产生幻觉，在人群密集的街道上肆意驾车冲撞，造成包括摊主、行人、三轮车主在内的20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4人轻伤、多人轻微伤，并造成1.6万余元的财产损失。罪犯张某、田某某、赵某、王某某均系未成年人，4人均于初中就读期间辍学务工，因受不良影响而吸食毒品，尔后实施贩卖毒品犯罪。
罪犯黄国云、李宁、黄传辉、傅程君实施的严重犯罪均系吸毒诱发。黄国云为获取吸毒所需资金而持刀抢劫并杀死2人，李宁吸毒后产生精神障碍而杀死1人，犯罪情节恶劣，罪行极其严重。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对黄国云、李宁核准了死刑。黄传辉吸毒后产生精神障碍而将怀有身孕的妻子杀死，论罪应当判处死刑，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节，且黄传辉归案后认罪、悔罪，并取得被害人亲属的谅解，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依法得到赔偿，故依法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傅程君吸毒后产生幻觉，驾车在人群密集的街道肆意冲撞，致多人受伤，并造成一定财产损失，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其归案后
认罪、悔罪，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依法得到赔偿，故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罪犯张某、田某某、赵某、王某某的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鉴于4人均系未成年人且田某某有立功表现，根据4人犯罪的具体情节，从宽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打击和遏制毒品犯罪
201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近年来单独或会同有关单位制定前述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调研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到毒品犯罪较多的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了解贯彻执行上述规范性文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鉴于近年来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犯罪较为突出，最高人民法院今年以来对此开展了专项调研，已起草相关指导性文件，正在进一步论证、完善，争取尽早出台，以加大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对于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部分缺少定罪量刑标准的新类型合成毒品，也将尽快制定相关标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复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将实践中较为突出、具有共性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汇总、梳理和通报，要求下级人民法院进一步严把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毒品犯罪多发地区的人民法院，也结合当地毒品犯罪的特点，认真总结审判经验，促进毒品犯罪案件审判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各级人民法院在做好毒品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不断强化禁毒综合治理工作，始终把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作为禁毒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紧密结合“依法禁毒，构建和谐”的宣传主题，强化领导，精心组织，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有的法院主动配合宣传、教育部门及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大力开展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禁毒教育，加强对“麻古”、“K粉”、“摇头丸”等新类型合成毒品危害性的宣传力度，帮助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拒毒、防毒”意识。有的法院深入到毒品犯罪严重的村庄，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现场举办禁毒知识讲座，组织村民参与禁毒签名活动。有的法院选择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毒品犯罪案件，组织大中学生旁听庭审，使他们认清毒品危害，远离毒品。有的法院注重对毒品犯罪分子的法制教育力度，到服刑场所宣讲毒品的危害及人民法院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和力度，教育涉毒的服刑人员认清形势，预防他们重新犯罪。
依法严惩严重毒品犯罪，是人民法院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的一贯立场和做法，各级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地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打击和遏制毒品犯罪，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第三篇：媒体策划经典案例
媒体策划经典案例：从科威特少女到鲍威尔报告
2003年2月5日，德国某电台在黄金时刻报道了鲍威尔在安理会的发言之后，随即插入了一个久为人们忽视、忘却、压制的消息，即一位科威特姑娘在美国国会公听会上哭诉伊拉克占领军在科威特所犯下的非人道罪行。播报员的旁白则是，“3天后揭发该姑娘根本是个在美国长大、多年来没到过科威特的女孩，这是一个罗织罪状的的典型例子。”
话说1990年秋天，萨达姆为解决与科威特之间的纠纷而征求美国的意见。美国驻伊拉克的女大使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却公开表示美政府对该两国间的争执不作任何干预。随后，伊拉克便放心地把军队开进科威特。由于科威特国防力量薄弱、无险可守，占领过程中基本上也没遭遇任何抵抗。待美国大张旗鼓、派兵遣将准备教训伊拉克这个侵略者、并为自己的出兵计划制造“合理性”时，就突然在全球媒体上出现了上述的镜头：一个15岁的科威特女孩声泪俱下、控诉她如何亲眼看到伊拉克军人拔掉早产儿保暖箱的通气管，由是导致数十名科威特婴儿的死亡。该消息“走漏”之后，举世震惊。
老布什在不同的演讲里也连续引用该“残酷事件”8次之多。此后……便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军事制裁授权，逼退了伊拉克占领军，退兵协议达成后又全面消灭了科、伊之间高速公路（后称“高速死亡之路”）上正在撤退的万名伊拉克士兵，先后打死30多万伊拉克军民，把部分伊拉克领土划为禁飞区（无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进行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侦查、销毁武器行动……。虽然，几天后媒体便发现该“见证人”不过是科威特驻纽约联合国大使的千斤，同时也揭发该“闹剧”完全是出自受人雇用的美国公关公司（Hill & Knowlton）的手笔，但是事后生人早已炸成死鬼，谁还自讨没趣地追究责任问题？!
不论如何，看到德国电视台的报道，笔者不由想到，媒体机构对许多事情毕竟是心知肚明，何时抖露或何时压制某条新闻完全是看一时的政治需要。不识时务者，如1999年的南斯拉夫电视台不就连续吃了两次飞弹，炸死了近20名媒体工作人员吗？！
走笔至此，忆及原本要谈的是鲍威尔先生在安理会上对伊拉克列举的一系列指控，其中，他特地赞扬了英国政府提供的一份“好文件”（fine document），因为该文件“详细描述了伊拉克的一系列蒙骗行为”。不幸，受宠若惊且多事的英国媒体人员顺藤摸瓜地发现，该政府“调查”报告竟然抄袭自一位美国加州学生12年前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总共不过19页篇幅，而政府大员们（或者又是某公关公司）却连带所有文法错误“借用”了10页之多。经媒体揭露后，英国首相也不得不在议会里公开承认这个大乌龙。
谈及此，不由得地对德国电视台预感佩服三分。其实许多媒体界人士兜里的类似丑闻、闹剧
多得不胜枚举，只不过时机不对，发表了也没人相信；或者，万一发表的时机赶巧，造成了“恶劣影响”，必然逃不过吃冷枪的厄运。
第四篇：法律成了官员家里的童养媳
贪官保外就医，法律成了官员家里的童养媳2011年10月30日 00:21
来源：红网 作者：绿色引信
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却一天牢没坐，在江门一个高档小区过起了神仙般的日子。还在审理期间，林崇中就花了不到10万元钱办好了“保外就医”。法庭宣判当日，他直接从法院回到了他的别墅。（大河报10月29日）
这边审完那边放人，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在有些人手里却是一件很容易运作的事情。林崇中的妹妹林卫和找到了看守所民警吴景卫、指导员涂亚造和所长刘辉汉及医生蒋爱忠，几人合谋伪造病情鉴定，一个违法的保外就医手续就这样出笼了，林崇中得以顺利的走出监狱回家。林崇中受审期间都有办法找到人给他做嫁裳，神通确实广大。法律成了官员家里的童养媳，时不时要戳痛它一下，早已遍体鳞伤。
据江门一位知情人士说，林崇中回家后经常在别墅附近的广场上散步、休息，碰到认识的人，会微笑着点头、打招呼。更让大跌眼镜的是，林崇中常驾驶一辆白色宝马车出入茶楼酒店，甚至还与一名关系特殊的女子公开出双入对。林崇中的嚣张无不令人气愤，连办案检察官都觉得失望，甚至沮丧。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贪官呀，现在的反侦破手段越来越高明，不摁住他的七寸，他是不会乖乖就范的。检察官将林崇中送进监狱，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但监狱那边又违法将他放出来，辛辛苦苦的成果被人家轻而易举的消亡了，检察官难免失望和沮丧，可以理解。
获刑贪官被保外就医并不鲜见，广东省河源市被判12年徒刑的原市委副书记卢建中，被判18年徒刑的原公安局原局长曾天来，都保外就医了，其中一人承包了数十亩土地，办了一个农庄。只要这些人出来后低调些，一般不会有人去管。林崇中的回监是他自己太过招摇，违法保外就医后不仅不小心谨慎，而且就在江门显摆。如果林崇中不回江门，而是去别的城市生活，违法保外就医就不会被查处。这样的乱象更让人担心，监狱成了贪官的菜园门，然后花钱跳出监狱继续享受人间欢爱。罪犯就是罪犯，监狱是他的“家”，怎能让他和自由人一样拥抱阳光呢？
这是一出捉放曹的闹剧，几个狱警和医生联手就能将一个人非法从监狱里弄出来，保外就医的漏洞何其多。贪官被保外就医轻松搞定，说明这方面的监管几乎就是一片空白。既然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检察官大可不必沮丧，应该积极应对。检察官都沮丧了，那么百姓不就更加对法律失去了信心了吗？检察官应该对所有判刑入监的贪官定期进行回访，看还有哪些不够保外就医条件的保外就了医。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这么做过了，2004年开展专项检查，有1300名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罪犯被予以收监。2010年，最高检再次开展检查，纠正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程序或脱管、漏管555人。对于贪官违法保外就医现象，检察官还是知情的，2次开展过这方面的检查，取得了不小的成效。我要说的是，对于保外就医的专项检查工作能不能进行得勤勉一些，周期不要太长，这样就能及时发现问题，能有效的堵住贪官保外就医的黑洞，让该呆在监狱没呆在监狱的人罪犯回到监狱，让遍体鳞伤的法律慢慢得到愈合。
第五篇：新媒体的法律监管
1、新媒体的崛起及困惑
当“数字化生存”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存态度，媒体的“数字化生存’已不可逆转地踏上征程。
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快速增长和转型，过去忠实于传统广播电视的受众正在逐渐被各种新兴的媒体争夺过去。互联网、手机、游戏等正在构成新一代受众获取信息娱乐资讯的新核心。在中国，“新媒体”这个信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被世人所耳熟能详。
纵观国际国内，几乎每种新媒体的出现都引发了传播业新一轮的革命并带来颠覆的商业模式。新媒体融合了来自通信，IT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来自广电领域的节目内容和服务，并共同构造起跨越多网络、多业务、多终端的整合平台。
但是，就在这个看似商机无限的领域，新媒体的发展在中国却碰到种种尴尬——在相关行政机关制定的各种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政策关卡”前，诸多想介入新媒体领域的人怕一不小心触犯法规而怯步不前，也有些运营商已因“违规操作”被勒令停止相关业务的开展。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新媒体是在各种网络、各种业务，各种终端基础上结合起来的产物，因此，新媒体本质上的“媒体”的属性和新媒体运营模式上的“新”的特点，表现出新媒体行政监管的特殊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内容的监管。从新媒体传播的内容看，有新闻、影视剧和其他各种视音频节目、数据信息、图文信息、语音信息等多方面。从新媒体内容传播的方式看，虽然以“点对点”传播为特色，但却是“多点对多点”的传播方式，同时，也有大量的大众传播的功能和信息。尤其是以网络视频内容传播为基础的P2P新媒体业务(P2P即Peer to Peer，意为对等网络)。因此，新媒体本身还是被界定为“媒体”，这就决定了新媒体运营主体必须经行政机关的许可，并受到行政机关对内容的监管和审查。
其次，是技术和运营的监管。从技术层面看，新媒体涉及到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从传输方式看，会涉及到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和卫星等多种渠道；从传播的载体看，又包括了电视机、手机、电脑、车载接收设备和数据广播接收设备等；从运营的业务形态看，包括付费电视广播、视频点播业务、双向可视电话、网站浏览、收发电子邮件、电子商务、联网游戏、短信、wap、VolP等电信和互联网增值业务。
在我国，新媒体运营主体必须在获得行政机关的许可后方可开展业务，并且要受行政机关对相关技术标准、传输渠道和传输方式的监管和审查、按现行法律制度，新媒体将要面对包括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工商管理总局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
2、我国与新媒体相关的主要行政法规、规章
从目前行政监管体制看，一方面，行政机关对现行行政法律文件的修改，补充滞后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造成法律制度不该有的缺位；另一方面，各行政机关进行行政活动所参照的法律文件多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效力较低，仅限于本部门范围，造成有法可不体的尴尬；且各行政机关在制订、执行部门规章和行政规定时往往各行其是，又造成了行政法律制度执行的冲突。所有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对新媒体内容的管制和运营平台，技术标准的监管方面，首当其冲的行政机关是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
除一部《邮电法》外，信息产业部实施行政活动的法律渊源主要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自行制订的部门规章和其他一些行政规定，2000年9月25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下简称《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其他四部行政法规作为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调整信产部与其他行政机关之间，信产部与行政相对人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律参照。除此之外，还有33部门规章，若干个规范性文件。以及一些地方性电信法规和规章。
其中，《电信条例》以调整电信市场、电信服务，电信建设、电信安全的法律关系为主，作为第一部专门规范电信业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其制定与施行对促进我国电信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电信条例》在网间互联互通的相关规范和三网融合方面却存在着颇多的问题，前者在行政调解和裁决制度方面对“一边倒”的电信市场缺乏有效的行政监管，不利于电信运营商的公平竞争，后者则回避了三网融合的问题没有对加快中国信息产业的进程起到良好的推动和保护，反而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甚至成为以后几年阻碍信息产业发展的负面因素。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只有二十七条，主要对经营性互联网服务和非经营性互联网服务的监管设定了分界，对新闻、出版及电子公告类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行政监管主体和许可，备案程序予以确认，并对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内容，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的设立程序、监管方式、法律责任等关键事项做出指导性的规定。虽然以后若干个围绕互联网各种信息服务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并在这些法律文件中有所体现，但在网间互联问题和三网融合问题并没有再多补充性的解释。
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尚未专门针对广播电视活动制定法律。国家广电总局目前进行行政活动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广播电视管理条列》，《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电影管理条列》和《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以及总局自行制定的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定。除此之外，还有35个部门规章和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1997年9月1日由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我国管理广播电视活动的基本法律依据。《条例》的施行对于规范广播电视活动的秩序，促进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加强广播电视领域的法治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当前情况看，十年前《条例》所确立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与现在广播电视产业推进的要求相比已经显露出严重的滞后性。
广电总局2003年2月10日发布施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的出台，曾被新媒体和相关产业界看作是广电总局积极跟进中国信息化进程的一千信号，因为这个规章首次明确了对视听节目的网络业务施行许可管理，只要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便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视听节目，而2004年10月11日施行的修改过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业界称之为“39号令”)则进一步为电信和广电业务的相互渗透开启了一条“门缝”。39号令明确了“广电总局负责全国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管理工作”，“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应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但是39号令同时规定，《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核发由广电总同按照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业务类别、接收终端、传输网络等项目分播放自办节目、转播节目和提供节目集成运营服务三类进行核发，尤其对以电视机为接收终端的信息网络传插视听节目集成运营服务只能由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会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影视集团（总台）申请。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办此类业务。这些规定被指直接构成对电信运营商的限制。此外，39号令对于通过信息网络对公众传播的新闻类视听节目、影视剧类视听节目，和利用信息网络转播视听节目、链接或集成视听节目都有严格的限制条款，而这些条款所指向的视听节目源均掌控于广电总局下属管辖的节目生产、制作、播放机构。
3、现行行政法律制度分析
显然，当今新媒体技术、内容与运营的融合已经与目前中国行政机关职能的分离形成了明显的矛盾，而在缺乏一部具有管辖范围广，效力较高的法律的前提下，各行政机关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立法观念不同、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层次低，直接导致了行政机构监管效率低下的后果。
（1）立法观念的不一致是最为突出的问题
世界各国在广播电视和电信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中，已经体现出允许广电与电信的对称开放和混业经营的态势。因此，对于新媒体监管的行政主体、法律制度相对于传统广播电视、电信的管理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信息产业部和广电总局的现行行政法律制度源于不同的立法理念，因此两个部门对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和施行完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中国从事新媒体产业的人都非常熟悉“国办82号文件”。这个“82号文件”指的是国务院办公厅于1999年9月17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信息产业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意见的通知》。这个通知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明确两个部门应避免有线传输网络的重复建设和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安全传输的问题。通知中指出．“广播电视以自身的技术优势，已成为受众最广泛的传播媒体，是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对广播电视传输网络的管理，应充分考虑这种特殊性，”另外强调了继续遵守电信部门与广播电视部门的分工问题，即“电信部门不得从事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部门不得从事通信业务，对此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对各类网络资源的综合利用，暂只在上海试点。”这个文件如今仍作为广电和信产两大行政部门划分业务关系的一根“红线”。
源于这样一种区分，较之信息产业网络规划、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电信费率、互联互通、服务质量等一般行业管理的行政监管活动，广电总局更着重于“媒体”所应具备的舆论控制和舆论导向的监管职能，这在广电总局制定的众多法律文件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反应，比如实行严格的许可制度和内容审制度，以事先监管为主。
另外，随着入世，中国在电信服务方面将承担如下义务：允许外国服务商参与中国公共电信网及其服务；履行关于电信业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承诺等。一系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须按照平等、开放的原则逐步被补充、修改甚至废止，一些原来设定的许可制度将被取消或以备案制度所替代，事先监管制度将逐步改为事先监管或事后监管并重的局面。而广播电视在内容方面涉及到保护本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等原因将对WTO相关规则进行保留，因此，多数许可制度和内容的审查制度仍将延续既有的行政管理模式。
以上原因是因涉及到社会宏观环境因素影响，而导致两个行政机关在法律制度设计上遵循着不同的行政理念。还有一个原因却是来自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施行过程中的内部因素——部门本位和地方本位思想。
（2）法律制度层次地下、不配套、有法难依
由于立法总是滞后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务院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往往无法具体深入到行政管理的各个细节，更无法预见改革所带来的各种新业务形态、新的运营模式，因此，行政机关往往要在行政法规的基础上，以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予以补充和完善。这其中，因涉及到部门利益、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和其他利益集团、支持变革的主体和集团与反对变革的主体和集团的力量对比及变化，还有来自于政府的偏好及政府机构的官僚化程度，在整体性法律架构缺乏的情况下，往往会使一部部门规章或以后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实施朝着改革预期目标的反方向发展。一度成为新闻界和新媒体业界谈论焦点的“泉州事件”和“叫停盛大”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两起事件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的行政立法和管理制度上的一大弊病：有利争之，无利躲之。某种程度上，立法即是揽权争利的开始，无法处理的矛盾，则尽量不在法律文件中体现。
4、国外新媒体监管体制的借鉴
对于新媒体的出现，国情不同，国外的法律制度自然各不相同，对新媒体的管理部门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世界各国在广播电视和电信的行政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文件中，已经体现出允许广电与电信的对称开放和混业经营的态势。因此，对于新媒体监管的行政主体、法律制度相对于传统广播电视、电信的管理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1）美国
在美国，监管主体是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众所周知FCC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特别机构，委员会为履行职责，设立了若干职能机构，其中主要有：大众媒介局、有线服务局、共同载体局及私人无线电局，大众媒介局负责广播电视业内容的监管，有线服务局、共同载体局负责有线网络、互联网等信息业务的管理。
《1996年电信法》是迄今为止美国最新的有关电信、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等产业的法案。它是美国政府放宽对广播电视业与其他(包括互联网、电信等)产业联合兼并的限制的产物，这一法案现已成为指导美国电视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基本法规，也是保护新媒体产业发展的主要法律规范。
(2)日本
在日本，由邮政省主管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整个电信事业。其中广播行政局负责管理广播电视业，包括有线电视系统在内，电信局管理频率分配和通信业务，通信政策局负责制定电信系统的各项基本政策和综合性规则。由于所有立法都源自邮政省，因此，集权的管理模式带来的最大优势就是关于电信和广电的相关行政法律制度较为配套。
日本2002年出台了《电信业务广播法》，保证了通过电信宽带网络顺利传输电视节目，推动了IPTV业务的发展。
(3)欧洲
在欧洲各国，监管主体及形式因国情而不同。但大致为两类，一类以英国为代表的监管模式——由通信管理局(0FCOM)横跨电信、广电业、统一监管内容、技术、频谱分布、战略及规划发展；另一类则以法国为代表的监管模式——网络、内容分设监管机构，最高视听委员会(CSA)作为独立于政府、议会之外的监管机构，统一管理包括公营、私营、全国和地方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法国电子通信与邮政监管局(ARCEP)作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主管(网络)容量和管道(频道)。
值得关注的是，在内容监管方面，欧盟已于2007年5月通过对《电视无国界指令》(Television Without FrontiersDirective，TVWF指令)进行修改的建议草案，将TVWF指令改
名为《视听媒体业务指令》(Audio Visual Media ServiceDirective)作为欧盟统一的内容监管方面的法律规范，《视听媒体业务指令》将管辖范围覆盖了所有的媒体内容领域，包括电信、广播、互联网、VOD等，而不受传播方式的限制。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新媒体技术、运营和服务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融合不仅仅发生在新媒体的产业端，政府和行政机关的立法理念、法律体系的建立以及法律制度的实行也须走向融合，突出表现在确立了网络与技术中立的原则、业务上允许双向进入的原则上。但是，简单照搬这些国家的模式，显然与我国的具体国情不相适应。如何能将新媒体的发展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建立起较好的法律制度以保证这个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呢?
5、新媒体管理的立法建议
从现实情况看，如果仅仅从
一、两个部门入手、对现有的部门规章进行修改难以达到切实的管理效果，且部门规章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因此修改势必造成违背法律，恣意扩大行政立法权之嫌。因此，根据我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种思路：
第一种，可以依据《立法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和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新媒体产业的管理涉及到信产、广电、文化、新闻等多个行政机构，可以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申请立项由国务院法制办协调成立立法小组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新的行政法规，也可牵头各部门联合制定规章。这种思路在短期内较为适用，能在缺乏层次较高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以行政法规或联合制定部门规章的方式能暂时处理一些部门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平衡问题，但是，这种方法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从长期发展来看，并不能深层次地解决本质性问题，更不利于新媒体产业的长期发展。
第二种，可以依据《立法法》第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结合《电信法》等法律的起草、制定，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这种方案虽然难度大、从立法到实施时间长，但在现实情况下却能为新媒体和传统电信、广电及相关行业的业态平衡、发展能奠定一个良好的法治基础。
不过，也应看到，虽然法律的制定从其积极意义看，能够解决社会关系的共性问题，能够体现制度上的稳定性，能够维护社会成员的安全，为社会带来效率。但同时也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的问题，即法的“二律背反”现象。因此，考虑到对中国新媒体产业的长期影响，《电信法》等相关法律的起草应当充分重视立法技术的完善，立法制度的配套和健全，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仅仅停留于原来的状态，没有妥善地处理好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保护的关系，所立之法亦将只是个别行政部门用以揽权的工具，不能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任何的贡献。
这里笔者提出第三种思路：结合于行政体制的改革推行新的法律制度，亦即借鉴有关专家提到的设立独立监管机构的思路，可以在相关新的法律出台时，以法的形式明确一个专门的监管主体负责传播内容的监管工作。这种机构类似于法国视听最高委员会(CSA)，主席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名，委员3—5人，来自各相关行政部门，并可设若干机构，分别对广播电视、电信及各新媒体领域的内容实施监管，有权制定涉及内容监管的法规，设立涉及内容管制的许可制度。至于信息产业领域，可将部分涉及市场和具体企业行为的职能剥离于行政机关后，仍实行行政监管的体制。
目前有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电信法》、《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手机媒体自律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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