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现状大全

第一篇：社区矫正现状大全

论社区矫正现状

赵青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在我国作为一种行刑方式社会化的尝试，目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都显得十分热门。在著名的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google）中的“社区矫正”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你会得到数十万个相关的网页链接。这是一件令我们司法工作者欣喜的事，这至少说明，从中央政府到基层工作者，从理论到现实，社区矫正已经引起了人们足够的注意。

但是，在喧哗过后，我认为要对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现状进行理性的现实的思考。

一、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现状

2001年，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开始“社会服务会”的尝试。检察机关在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下达“社会服务令”，责令其在公益性机构完成一定时间的无偿的社区劳动，并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教育。2002年上海市的徐江、闸北、普陀三个区率先开始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六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2005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首批试点的六个省市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整个社区；同时，将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重庆十二个省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

截止2005年底，首批试点的六个省市已经在186个县（区、市）的2147个街道（乡、镇）展开社区矫正工作，接管社区服刑人员34370人，其中管制663人，缓刑22500人，假释3536人，暂予监外执行1261人，剥夺政治权利6470人。[1]

1、目前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及队伍建设模式

先来看看《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是如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虑，组织协调好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监狱管理机关要依法准确适用暂予监外执行措施，对符合假释条件的人员要及时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并积极协助社区矫正组织的工作。公安机关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

看完这段话，我们还是搞不清社区矫正到底该如何运作。只有“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这句话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但也只是说司法所是日常管理机关，具体执行机关是谁，没有说。《通知》内容的含混一方面反映了社区矫正理论的困惑，另一方面折射出社区矫正实践的两难：司法行政机关虽然牵头组织社区矫正但无法定的强制权，公安机关有执法权但限于人力精力及时间往往力不从心。

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比如上海市和北京市在各区成立了社区工作领导小组，由其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其组成人员来自政法委、公安、法院、检察院、民政等部门。其

它有些省市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了社区矫正科，负责社区矫正工作，比如山东济南。有些省市没有单独的社区矫正机构，而是由司法行政机构的基层处负责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由社区矫正专门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组成，这一点各地都一样。社区矫正专门工作人员的构成各地却不相同，例如北京朝阳区的一个有关社区矫正的通知中规定：“专业矫正队伍，由司法所干部，社区民警和劳教警察组成。”而青岛市的《青岛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细则》中规定：“社区矫正工作者是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工作人员，各级社区矫正组织中的专门工作人员和公安派出所民警等国家公职人员”。

2、目前社区矫正的内容及效果

从目前来看，各地实施社区矫正工作的方式与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 以个别矫正为主，实施有针对性教育学习。如《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者守则》（试行）规定：接受矫正对象后应制订个体矫正方案，建立一人一档。同时，还聘请志愿者建立一对一的帮教对子。例如上海市的《社区矫治工作流程》（试行）有如下规定：“社区矫治工作小组应对每名对象建立，填写《社区矫治工作记录薄》，并根据矫治对象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落实一名社区矫治志愿者参加者矫治工作。”

⑵ 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社会公益劳动。

南京栖霞检察院曾对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5名涉嫌犯罪的大学生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责令他们不定时到栖霞区在校大学生犯罪预防矫治中心领取“社会服务令”，到福利院或社区做义工。上海市《社区矫治工作流程》（试行）也有矫正人员参加公益劳动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小组应按照有关规定要求，组织矫治对象（保外就医对象除外）参加并完成必要的公益劳动。"

⑶ 针对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开展帮助和救济。例如符合低保条件的矫正对象纳入城市低保开展就业技能培训，为矫正对象住房，子女上学提供帮助等。

⑷ 建立了监督管理体系。防止矫正对象脱管失控。

社区矫正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一种刑罚执行的方式，所以做好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工作，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上海市的法院、检察院、公安部在各自的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中都在其本职范围内有对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措施。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其工作职责内也有相应监督管理的规定。前面提到的南京栖霞区在校大学生预防矫治中心与郭晓彬（化名）等5名涉嫌犯罪的大学生签订的《矫治协议书》中，有每天要写行踪报告，每个月作一次思想汇报的内容，“矫治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这5名大学生到社区做义工时，有矫治人员在旁监督。

社区矫正的效果，理论界普遍的都是颂歌满箱。司法部基层司司长王珏发表在《监狱理论研究》2006年第一期的文章——《社区矫正试点及有关思考》中有几组数字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据统计，试点地区的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不是1%。许多街、镇实现了零重犯率，如北京截至2005年底，累计接受社区服刑人员8944名，解除矫正4083名，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仅为0.10%。社区矫正的优点中与经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低相提并论的另一个优点是，在社区参加矫正的服刑人员可以更好地顺利回归社会。这一点显然不可否认。”《社区矫正试点及有关思考》一文中同样提到：“据统计，各试点地区共

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就业技能培训4200人次，办理最低保障1300人，成功推荐就业840人次，就业指导5000余人，落实责任田6000余人，建立了社区矫正过渡性就业基地200余个。”社区矫正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社会效益是长远的，这项工作开展试点才3年，应该说其效益一时难于估算。同时，它在适应新形势下国际人权斗争中，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针对当前社区矫正实践及理论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还是一个婴儿。任何一个真正关心它成长的人，我想应该以一种客观公正的眼光来看待它，既不能对它寄予不切实际的过高的期望，也不能悲观地断言它会夭折。

下面笔者对社区矫正谈一些自己的思考，与大家探讨：

㈠ 防止过分夸大社区矫正的作用和盲目跟风。那些对一个新事物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的人，往往会因为这个新事物在实践中的一点挫折，由失望转而对这个事物进行贬低，我们要防止这种倾向。理论界目前在论述中归纳出的社区矫正的优点以及施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缓解监狱压力，解决监狱人满为患；②节约行刑成本；③能够预防监禁带来的交叉感染；④有利于服刑人员的顺利回归社会；⑤社区矫正对犯罪的青少年具有特殊意义；⑥社区矫正的运用顺应国院行刑趋势的潮流；⑦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低。

针对这些优点，我想谈谈自己不同的看法

1、关于监狱押犯爆满

据我调查，监狱押犯爆满在我国并不是普遍的实际情况。虽然我国狱内押犯呈缓慢上升趋势，但随着近几年国家对监狱投入的增加，以及监狱布局调整，绝大多数监狱并未达到有些人所说的押犯爆满的程度。例如江苏省“实施调整项目220个，全省关押点由调整前的150个压减到66个，关押能力由6万人提高到8万人”。[2] 就我所在的监狱而言，押犯人数近几年来呈下降趋势，有些分监区甚至没有押犯，名存实亡。所以说当前我国监狱并不是人满为患，而是硬件建设停留在一种低水平的状态，国家对监狱投入的罪犯人均监禁费用，罪犯人均居住面积以及医疗卫生、文化教育设施等硬件指标落后于好多发达国家。

2、关于矫正对象解除矫正后重新犯罪率低的问题

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身的原因，有外界的原因，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来发挥作用。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低，我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矫正对象本身。根据相关规定，现阶段我国适用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主观恶习小、情节轻的服刑人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实施社区矫正”。各试点省（市）根据这一通知，作了相应规定。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上海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符合下列情形，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设的人员，不关押也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用监禁刑：

①初次犯罪且罪行较轻的；

②犯罪时未满18岁的；

③过失犯罪的；

④犯罪时属老、弱、病、残、孕的；

⑤职务犯罪未造成重大经损失的；

⑥经教育后，确已悔罪的；

⑦其它符合非监禁刑条件的人员。”

该《意见》同时规定对累犯、再犯、惯犯、重大暴力犯罪的罪犯不适用非监禁刑。由此可见，社区矫正的对象原本就是主观恶习不大的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初犯、过失犯、孕妇、哺乳期妇女。相对于恶习深罪行重的罪犯，他们的悔罪意识更强，可矫正性更大，他们自己的改造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高更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解除矫正后，受自身生理条件限制，如年老体弱、生病、残疾、怀孕、哺乳，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而假如把社区矫正的对象换作累犯、惯犯、涉黑涉暴等严重刑事罪犯，他们解除矫正后，重新犯罪率未必就会低吧。所以说，重新犯罪率低不是社区矫正的优越性，而是矫正对象自身的属性。

3、关于交叉感染

交叉感染原本是传染病学上的一个名词，用在这里很好，因犯罪曾经有一段时间被看作是一种疾病。我认为交叉感染不是监禁的必然，而是不科学、低水平监禁的副作用。国外把监狱划分成不同的警戒程度，相同警戒程度的监狱作了科学的分类。初犯和惯犯，不同类型的罪犯，甚至同一个罪犯在不同的阶段，都要进行相应的分别关押。而我国虽然实施分类关押已经很长时间了，但限于条件，我国的分类关押只是低水平的阶段，有些地方实际上形同虚设。笔者所在的监狱，以及笔者调研过的我省其他几所监狱，分类关押工作做的都不好。有的根本没有分类，各种类型的罪犯毫无区分的混合关押。有的一开始作了分类，例如某个分监区关舞盗窃罪罪犯，某个分监区关押性犯罪罪犯，但两个分监区在同一个楼层，基本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押犯结构和人数发生变化，关押性犯罪的分监区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段押犯锐减，而为了生产等目的，这种局面是不允许的，最后，导致分监区押犯五花八门各种类型都有。这种情况在基层是很普遍的。

科学精细的分类关押不会杜绝交叉感染，但可以大大预防和降低交叉感染。社区矫正由于其非监禁性，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随着我国监狱布局的调整，监狱工作科学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对监狱投入的进一步加大，我认为监禁带来的交叉感染会逐步降低。

4、关于社区矫正的国际趋势

社区矫正在国内才开始试点，但在国外已经相当成熟。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区矫正也只是一种善良的努力。国外的学者对社区矫正进行反思的不在少数。美国学者安德鲁·冯·赫希在在谈到矫正理论时，认为刑事矫正理论的衰落是必然的，在矫正刑的目的里设计出既要保护社会又要关怀罪犯的二元追求是一种天真的安排，因为刑罚制度在这两个存在潜在冲突的目的之间是无法做到兼顾的。[3] 我们在搞社区矫正时，不能一味死搬硬套。

㈡实施社区矫正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已经在18个省（市）进行社区矫正试点，这18个省（市）在搞试点时，也不是大面积推广，而是再筛选个别地方试点。所选择的这些地方，一般都是社区建设和管理相对领先完善的地方。我认为试点社区矫正应该以点带面，逐步推广。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性较大，民众的法律意识还比较薄弱。我认为在开展社区矫正时，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社区建设自身的状况

社区早已有之，社区这个概念引进的时间并不长，社区管理及建设则起步更晚。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最早提出社区的概念；其后，美国人CP·罗密斯将德文社区英译为Community。上世纪三年年代，燕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翻译美国社会学家RE·帕克的社会学论文集时，首次将Community译成“社区”。

尽管中外学者对“社””的定义有上百种，但总的来看，有两个因素是必备的：一定的地域，以及生活在该地域相对稳定的人们。所以可以这样理解社区：社区是有一定关系的人们共同生活的特定区域，或者说社区是区域性的生活共同体。

我国的社区建设起步较晚，将社区建设列入社会议事日程只是近几年的事，因为起步晚，社区建设自身还不完善，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

我国社区建设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地区差异性明显，并且具有对应性。社区建设发达的地区，政府部门重视，社区制度建设相对完备，社区工作人员配备到位且分工科学明确，人员素质水平也高，用于社区建设的投入也高，社区硬件设施齐全，有的社区逐步呈现出其文化特征。而中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区建设，还停留在一间旧房子、两张办公桌、三个老太太的水平。在这样一个极不完善的社区，去进行尚属试点的社区矫正，难免会令人担心吧？

2、社区民众的接受程度

社区矫正要在社区进行，这就不能不考虑作为社区主人的社区民众对社区矫正的接受程度。如果社区民众对服刑人员歧视排挤，拒绝配合矫正工作人员开展矫正，那么社区矫正的效果就难免大打折扣，情况严重时甚至难以继续。尤其是被害人与服刑人员在同一个社区的，法院在适用非监禁刑进行社区矫正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与刑事犯罪的受害人的价值并不完全一致。国家和社会对于犯罪既要惩罚，从长远出发，更要预防和减少；而做为受害人，他更关心惩罚和报应，得到更多的精神抚慰与物质补偿，对于这种情况，应征询和考虑受害人的意见，适用社区矫正，要做危险性评估。

所以，我们要加大社区矫正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社区矫正。实践证明，已经开展过社区矫正的社区的居民，比从未开展过社区矫正的社区居民更乐于接受它。

2003年6月SOHH网曾对社区矫正进行网上调查，问及“如果你所在的社区被列为社区矫正的试点区，你会从心里同意吗？”当总数达到416票时，调查结果显示有32.6%的人表示同意。其他人都不同意或不太同意。[4]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是在试点以前，参加调查的人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之前，北京曾有过调查，社区矫正试点前，只有35%的人认同该制度，这个数字与SOHH的数字大体接近。但不久前的调查显示，这个数字上升到90%。经过试点的社区，民众心中的恐惧和疑问明显降低，对社区矫正的支持提高。

3、农村社区矫正

目前的理论界关于社区矫正的探讨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城市社区上，极少有人关注农村社区矫正。要知道无论是在全国总人口的还是从押犯的总量来看，农业人口还是占很大的比例的，所以应该对农村社区矫正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相对于城市，农村的社区矫正面临的困难要更多一些。首先，农村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之城市要落后一些，村民的法律意识较之城市居民更差一些，由此导致农村社区建设的软硬两个环境面对更多的困难。其次，在农村社区工作者及社区矫正工作者以及志愿者与城市社区相比更加缺乏。城市社区更容易从社会其他单位招募到志愿者，而农村由于地理位置，交通状况等条件限制，不容易招募到志愿者。这几年虽然有大学生毕业后到农村当村官的例子，但这种情况不仅很少，而且从报道来看，也仅限于北京等这样的大城市的近郊。而这些地方地理位置优越，工业发达，交通通讯便利，城市化水平相当高，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山区、牧区，还没有这种荣幸。还有，农村的人口流动也更加频繁。随着种植业、养殖业收益的降低，以及耕地减少，原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现在越来越多地离开他们的居住地到城市以及其他地区从事其它产业。在有些地方，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村子里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

我们在农村施行社区矫正，不能不考虑农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的特征。当然，农村社区也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农村社区的村民更加稳定而且彼此熟悉，成员的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情况其他村民都基本了解。而在城市社区，比邻而居几年，不知邻居姓什么的不在少数。在这种熟人社区，成员彼此间更容易沟通并取得信任。其次，在农村社区的乡规民约、家族的号召力及约束力具有特殊的作用。农村社区矫正如果能有效利用家族的影响力，那么将取得不可低估的效果。再次，宗教的影响力在农村社区要高于城市社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好多少数民族，以及部分汉族，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这在农村，山区、牧区更加突出。宗教的弃恶从观念与社区矫正的目标部分重合，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宗教力量在农村开展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的试点，反映了我国刑罚理念的转变，这是一种进步。像任何一种改革一样，既面临机遇，又存在的理论的困惑与现实的难题。同时，又与我国的整个刑罚执行大环境息息相关，在实践中，我们既要勇于探索，又要依法行事，既要借鉴国外和其他省（市）经验，还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对待。

[参考文献]

[1]《社区矫正试点及有关思考》，王珏，《监狱理论研究》2006年1期

[2]《监狱质量建设的实践诠释》，于爱荣，《监狱理论研究》2006年1期

[3]参见[美]安德兽·冯·赫希著，邱兴隆，胡云腾译，《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4]《自由刑变革——行刑社会化框架下的思考》翟中东主编，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第二篇：社区矫正的现状和建议

社区矫正的现状和建议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犯罪性质比较轻微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如今，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方式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2000年加拿大适用社区矫正刑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达到77.48%，新西兰为76.15%，韩国、俄罗斯较低，但也分别达到45.9%和44.48%.社区矫正的内容包括对刑事犯罪当事人的监管，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以及对他们的服务。目前，我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已开始了社区矫正的试点，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公安部，国家司法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试点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促进有关社区矫正方面的立法工作，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提供法律保障。” 从2003年7月开始，这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在北京开始启动，第一批东城、房山、密云三个试点区县47个街道、乡镇。2003年12月1日开始，第二批有六个试点区县：顺义，昌平，朝阳，通州，怀柔，大兴开始实行。

本市试点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主要指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居住在试点区（县）的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刑满释放后继续剥夺政治权利的非监禁刑的罪犯。这些人员在矫正期间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组织规定的汇报、请销假、迁居等制度，通过定期接受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等多种形式改正自己的恶习，认罪伏法，重新做人。

五类矫正对象确立的法律依据：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或有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批准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的5种人。根据目前的法律制度，对5种人实施社区矫正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法律规定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权的全部为公安机关。具体规定是：《刑法》第38条第2款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第58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狱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管理……”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有公安机关考验，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第82条规定：“犯罪分子的假释，依照本法第79条规定的程序进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假释。”第79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有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第85条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内，有公安机关予以监督。”

《监狱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对前款所列暂不收监的罪犯，应当有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暂于监外执行的罪犯，有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前款所列暂不收监的情形消失后，原判刑尚未执行完毕的罪犯，有公安机关送交监狱收监。”第26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提出书面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批准。”

第27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第28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刑期未满的，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即使通知监狱……收监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死亡的，公安机关应及时通知原关押监狱。”第33条第2款规定：“被假释的罪犯有公安机关予以监督。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期间，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尚未构成新的犯罪的，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假释建议，法院裁定撤消假释的，有公安机关将罪犯送交监狱收监。”

矫正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旨在实现这样的目的：解决监狱的拥挤状况，降低行刑成本和加强实际的行刑效果。增进罪犯与社区的联系，避免监禁刑对犯人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监禁综合症）促使其最终有效的回归社会。促使犯人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民觉悟，为社区做出实际意义的服务，为社会作出一点补偿。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逐步实现我国行刑的人道主义。

矫正工作已经取得的成效：

1健全机构，建章立制。从全市层面上，成立由市委政法委和市政法部门的领导组成的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司法局。在区和街道层面上成立了相应的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矫正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监狱警察予以配合。同时《社区矫正工作细则》《社区矫正工作者手册》《社区矫正对象手册》《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办法》等一系列的制度得到了初步的落实和建立。

2扎实开展社区矫正的基础工作，规范矫正对象本人和档案的同步接受，为每个矫正对象建立较完整的矫正档案，统一印章，并进行规范化管理。因人而异的制定矫正方案。定期家访和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在不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促使其完成社区义务劳动。同时给予矫正对象实际意义的生活帮助和尽可能的解决其就业的困难。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所面临的困难：

1，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矫正工作无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强制措施的保障。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监狱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针对的五类对象：“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的行刑机关都应当公安机关来具体执行。而实践上矫正工作成立了矫正小组，具体工作却是集中在司法局及下属的司法所。这些司法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的时候既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没有政府发文，更没有可以为行使职权进行保障的强制措施。据了解，很多的矫正官员在进行工作，为帮助矫正对象的实际生活而需要与相关机关交涉的时候依靠的都是个人的社会资源，由于也没有专门矫正经费甚至有时候还动用个人的财物，试点工作进行了这短短时间，各项工作还很就绪，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它急需要政府相关的行政规章或者地方性立法的保障，以明确相关国家机关的职权。

2，社区群众的认同度不高。社区矫正是需要执法机关，矫正对象和社会群体的三方配合，由国家机关借助社会综合资源的帮助而对矫正对象进行的开放式行刑方式，在我国它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调研过程中，据了解，矫正工作者认为在试点阶段，由于社区矫正还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如果工作得不到地方的政府领导的重视，工作就很难开展，但现在的状况是很多领导都不了解社区矫正究竟为何物，社会上的一般群众就更不用说了。由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力度，大力挖掘各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进行推广，同时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新闻，讲座等多种形式向人民大众进行宣传。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

会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

3，矫正对象本人的心理障碍。某些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方式存在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不愿意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对于集中的学习和义工劳动感到耻辱。同时希望司法机关不要做定期的家访，以免打扰自己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执行机关都尽量考虑到矫正对象的隐私权，向其工作单位做相关的保密，在保证有效的控制和强制的情况下让矫正对象自主选择义工劳动的时间，尽量避免从事有辱人格的集体性公开性劳动。

4，矫正经费的短缺和无着落。矫正经费短缺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公安机关是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但现在具体矫正工作主要由司法局极其下属的司法所进行。很多区县司法所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和教育设施。甚至在组织罪犯进行学习时的一些书面材料的准备因为资金的缺乏都成了负担。矫正工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但它仍然是一种国家机关的行刑方式，缺乏国家专门的财政支援是不可能进行的。

5，解决实际问题的有限性。北京现行的试点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是有司法行政机关具体到各区县的司法所来进行。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在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管，教育的同时还要为他们做一些实际生活上的帮助。如消除矫正对象当地群众对其的排斥和歧视，安抚矫正对象的家庭和本人的某些有危害性的情绪，为某些家庭条件困难符合条件的矫正对象办理城市最底生活水平保障，甚至于为某些矫正对象推荐就业的机会等等。但任何工作都不能独立的存在，在我们这个大社会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近年来失业情况也很严重，一些退伍军人也面临失业的问题，需要政府最大可能的在就业机会上给予照顾。所以在对待矫正对象的社会保障问题上也需要慎重，否则容易引起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出现鼓励犯罪的情形。

6，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的短缺从现在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情况来看，担任矫正工作的主要是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我们的司法行政人员同时也需要培训，而且还面临人员短缺，工作强度太大的问题，这一定程度使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在社会资源的利用上大大不够，使得社区矫正的心理矫正难以完成，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可以聘请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方面的的专家和学者甚至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从事矫正的兼职工作，建立合理的薪酬和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加紧建立专门的社区学院，在有关的学校开设社区矫正的相关课程，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1立法上可以先实行地区立法。

从国外的社区矫正的立法来看，有的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如俄罗斯联邦的〈刑事执行法〉，加拿大的〈矫正与有条件释放法〉，但也有许多法规是属于地方性法规，如美国一半以上的州均有社区矫正和类似于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澳大利亚，英国，俄罗斯也均有地方性的社区矫正的法规。当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属于联邦制国家，各州均有独立的立法权。地方性立法的好处是：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区状况的不同，因此，结合地方的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充分利用地方的资源，适用地方的特点，是大有好处的，它不仅使地方立法机关能更有主见的根据当地的特点制定法规，而且在修改法规时也

更加方便灵活，不必拖延很长的时间。就我国而言，地域广阔，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极不平衡。而且在我国农村地区多是山岭，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是很有区别的，如果社区的平台不存在，那么要在全国意义上推广这种开放式行刑方式可能还有困难。所以我国可以先考虑通过地区立法的方式对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规范。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建立成立如下的社区矫正的组织体系。

由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罪犯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矫正工作委员会由市高法和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监狱局联合组成，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决定投入社区矫正的对象，研究和指导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

市公安局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的身份不变，起职责是：依法办理刑法，监狱法规定的相关法律手续。实施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对重新违法犯罪的矫正对象依法及时处理，对违反有关规定脱离监控范围的矫正对象进行抓捕。

市司法局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实施。各区县司法局社社区矫正工作协调办公室，各街道，乡镇成立以基层司法所为主，有当地公安民警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组，具体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职责是：具体实施对本社区内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工作，建立起相应的教育制度，对矫正对象适时进行谈话教育，组织社会志愿者对矫正对象进行帮教，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就业及生活等方面的困难。监狱局派人民警察协助司法所具体实施。监狱局派驻社区的监狱警察的职责是：“协助司法所长指导向司法助理员开展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教育工作，对矫正对象进行考核。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但未构成重新违法犯罪的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人员，及时报请市监狱局收监，对违反规定但未构成重新违法犯罪的假释人员，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假释的建议，对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构成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对象，协助当地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对违反有关规定，故意逃脱监控的矫正对象，协助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抓捕。派驻社区的监狱警察，行政上隶属于监狱局，业务上接受当地司法所的领导。

人民法院应依法加大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力度，进一步规范罪犯假释，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工作程序。

人民检察院应正确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监督程序，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不符合法律，政策规定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

3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内应当遵守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其义务主要是依照我国现行刑法，监狱法的有关规定，配合公安机关关于社区矫正内容的执行，如定期思想汇报，定期完成义工劳动，定期报到等。但我们在执行这种开放式行刑方式时，必须保证矫正对象的基本权利。在此，〈欧洲社区制裁与措施规则〉的有关规定值得我们立法的借鉴。

（1）知情权。及要告之犯罪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性质，目的，必须遵守的条件或义务，在此，〈欧洲社区制裁与措施规则〉中33条的规定：“不管是否发布关于判处社区制裁或者措施的决定的正式文书，在执行开始之前都应当用犯罪人理解的语言，清楚地告知犯罪人制裁或措施的性质与目的，必须遵守的条件或者义务；如有不要，应该用书面文字告知。

（2）基本人权的保障。首先隐私权的保护方面，〈欧洲规则〉第23条：“社区矫正和措施的执行活动的性质，内容和办法，不应当危害犯罪人极其家庭的隐私或者尊严，也不应当导致对他们的骚扰。不应当损害自尊，家庭关系，与社区懂得联系和在社会上生活的能力。应当采取措施保护犯罪人免受侮辱，不适当好奇心的干扰或者宣传。”在试点中，有些区县在此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有借鉴意义的。如为矫正对象制定记时卡片，在保证有效的控制得前提下让矫正对象自主的决定义工劳动的时间。

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上，第68条规定：“犯罪人从事社区工作的劳动条件和职业条件，应当符合所有现行的健康和安全法规。应当保证犯罪人不因为执行（社区制裁或者措施）而发生事故，受到损害和招致公共责任”

第69条：“执行费用原则上不能由犯罪人负担。”

4.社会的投入和参与

首先应当向一般公众宣传有关社区矫正的性质和内容，不同的执行方式的适当信息，以便使一般公众，包括个人，公私组织和涉及矫正执行的政府部门，能够了解它，把它看成是对犯罪行为的适宜和可靠的反应。

组织社区一切适当的资源，补充矫正执行机关的工作，这可以通过各区县的村委会，社区委员会选定一些合适的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具体的依据可以通过这些组织与矫正执行机关签定协议进行，协议中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社区中参与矫正工作的人员应当保证如下的权利义务：

（1）对矫正对象的监督权，监督其行使矫正期间内的一切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

（2）帮助权。帮助矫正对象发展在社区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关系，帮助犯罪人更多地认识到社区对他们的关注，帮助犯罪人扩大交往和获得更多支持。

（3）接受指导权。矫正工作的专门人员应当对从社区中选拔出来的个人进行必要的指导，使他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与其职责和能力相应的义务，应当尽可能地提供适当的培训。

（4）人身保障权。应当为从社区中选拔出来的个人投保，使他们在执行义务中发生事故，伤害和公共责任时，能够享受保险。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必要花费，应当得到补偿。

（5）从社区中选定的矫正参与人员，有义务保守专业秘密。矫正方式

社区矫正应当针对个案实行个别化的计划安排，如我国现在实行的社区矫正的五类对象就不应当统一划一的要求其执行所规定的内容，现就具体的几类矫正对象存在的问题作如下的说明：（1）被缓刑的。有的案件是由于经济犯罪，贪污贿赂情节较轻被判处缓刑的情形，从执行刑罚开始，犯罪人就被剥夺了从事这种工作的环境和条件，以后再从事原工作的机会由于其前科也大大减少，他本人很多主观恶性不大，在对其教育管理的时候可以采取较为宽

松的管理方式。（2）监外执行。根据我国的刑法的规定，实行监外执行的条件主要是：“一，如果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二，怀孕，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女犯；三，生活不能自理，不至于危害社会。”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和避免传染其他人犯，法律允许上述三类罪犯暂时不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而由公安机关委托罪犯原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执行，并由基层政府组织或原所在单位协助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实行监外执行条件的犯罪人其本身的身体状况一般都不宜再安排其从事公益劳动，否则这与监外执行的初衷是相悖的。（3）剥夺政治权利。在我国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犯罪。剥权的可以是单独执行也可以是附加执行。现在社区矫正中剥权是一类很难管理的矫正对象，他们普遍对矫正内容中的义工劳动存在异议。主要原因在于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都是在执行完毕一定自由刑后，再回到社区执行附加刑，执行自由刑期间，监狱劳动是执行刑罚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所以很多附加剥权的犯罪人对社区矫正工作还要求他们参加义工劳动不予理解。我国刑法58条规定：“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监狱管理的规定，服从监督管理……”由此可见，把剥权的犯罪人列入矫正对象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6.矫正制度的运行和不遵从矫正规定的后果。

在开始执行社区矫正时，应当告知犯罪人社区矫正的内容以及对他的期望，也应当告知犯罪人不遵守决定中所确定的条件和义务的后果，并且告知犯罪人，如果不遵从这些规定，执行机关有权将其送回决定机关做出相应的处理。犯罪人在发生执行机关指示的轻微违规行为，执行机关应当有权使用自由决定的方法处理，必要时，应当根据行政程序迅速处理。如果发生了严重违反条件或者义务的行为时，执行机关应当迅速书面报告决定机关。只有在仔细审查执行机关所报告的事实，并给予矫正对象一定的辩解机会之后，决定机关才能作出变更，部分或者全部撤消社区矫正的决定文书。另一方面，在矫正期限届满之前，如果证实了犯罪人遵守了所要求懂得条件和义务，似乎没有必要继续限制犯罪人去实行社区矫正的目的时，决定机关应能够终止社区矫正的措施

第三篇：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和几点体会

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和几点体会

**县社区矫正工作牢固树立“争取领导、借力发展、主动作为、务实创新、求为谋位”的基本工作理念，坚持“三敢”、“四同”的基本工作要求，夯实工作基础，强化工作制度，创新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体现在：

认真执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把好“三关”。一是把好衔接关。进一步加强了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监狱的沟通，做好审前调查评估、执法监督检查、信息核查比对等工作。二是把好谈话关。对首次参加谈话的矫正对象、谈话内容以及所做事项都进行了详细规定，统一印制下发了谈话笔录格式。三是把好制度关。完善社区矫正判前调查、案后评估和案后监管三大工作制度，完善公检法联席会议制度，全面推广“司法E通社区矫正刑释解教管理系统”,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科技化、信息化管理水平。

我县社区矫正工作从组织管理、衔接工作、监督管理、教育矫正、考核奖惩等方面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规范。目前，先后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435人，累计解除社区矫正264人，没有发生一起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行为。社区矫正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认可，进一步促进了我县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社区服刑人员在出监前故意隐瞒、虚报出监后的固定居住地，或因时间变迁其原住址已不存在，其家人也不清楚或拒绝透露其住处，工作人员无法掌握其活动情况。二是存在人户分离现象。个别社区服刑人员因种种原因无固定居住地、无住处，有的暂住在亲戚、朋友家，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在确定管辖时比较困难。三是社区矫正队伍力量薄弱。我县有38个司法所有1个工作人员，既是司法所长，又是专职司法助理员；还有27个司法所只有1个兼职司法助理员。平时既要完成大量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又要完成所在乡镇交办的工作任务，不能全力投入社区矫正工作。并且，现有社区矫正队伍，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业务培训，严重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

如何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有下面几点体会：

一是要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实案前调查工作。进一步完善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司法行政部门要进一步主动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密切工作衔接。对拟适用社区矫正进行社会调查评估，做出真实、客观、准确的调查评估意见并提交委托机关，提前避免无法监管、不能监管，造成漏管、脱管的现象发生。

二是建立社区矫正工作专门机构和专职矫正工作队伍，做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工作主要应由专门矫正机构的矫正工作人员负责。加强社区矫正专职队伍职业化培训，让专职工作人员具备履行社区矫正工作的业务素质和指导社会工作者及志愿者进行矫正工作的能力。

三是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力度。重视发挥矫正小组的作用，与基层组织、社区矫正人员亲属、监护人、保证人等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对不服从管理，拒不接受矫正的社区矫正人员采取强制措施，与公安、监狱等部门协作配合，及时办理撤销缓刑、撤销假释、撤销暂予监外执行进行收监执行。

四是建立对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的测评体系。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调研，及时发现矫正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及时总结矫正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社区矫正工作效果进行科学评估，有效预防和控制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

五是加大社区矫正工作立法呼吁。从立法上赋予社区矫正机构、专职矫正工作队伍执法主体的地位和资格，从而加强对社区矫正的执法力度。（**县司法局胡文德）

第四篇：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和建议

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和建议

旺苍县司法局 杨晓东

自2009年8月东河镇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紧紧围绕“实现„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下降、收监执行率减少、社会贡献率上升‟ 三个目标不动摇，做实做强基础工作”这一工作理念，坚持边试点、边探讨、边总结的工作模式，不断完善措施，稳步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形成了独具东河特色的“科学化管理、多元化教育、人性化帮扶”社区矫正“三化”工作模式，使东河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得到了省、市、县各级领导的一致认可。据统计，东河镇社区矫正工作启动以来，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66名，期满解矫37，无一矫正对象重新犯罪。但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

（一）宣传不到位，群众认知程度低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全新工作，由于传统观念的原因，群众对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普遍存在防范心理，大多群众认为原来应该在监狱服刑的犯罪份子现在在自己身边服刑，或多或少存在着担忧与不安，认为他们会给自己正常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同样这也使一部分社区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工作心存疑虑，不与人接触，甚至有“破罐破摔”想法，因而阻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发展。

（二）立法滞后，缺乏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

首先，目前社区矫正工作没有专门的立法，并且相关法律对社区矫正对象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只要没有新的违法犯罪，就不可能重新收监或加罚，只要没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可能被提前解除矫治，由于缺乏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极大的影响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改造积极性。

（三）工作人员严重不足问题。

东河镇是县城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镇幅员面积129.8平方公里，辖行政村12个。社区居委会10个，总人口十余万人。从旺苍县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东河司法所先后共接管了66名社区矫正对象，除顺利解除矫正37人外，现在还有29名矫正对象正在接受矫正。而东河司法所工作人员却偏少，仅定期走访这一工作要完成都很困难，更别说走访工作只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性工作，而社区矫正工作也仅是司法所九项职能中的一项。人力的严重不足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是经费保障力度不大。

社区矫正做为新增加的工作内容，理应有相应的资金拨付作为实施的保障，如各类材料的制作、为经常性的走访配备交通工具，开展集中教育所需设施、设备的采购等。由于专项经费的缺失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比如，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定期和不定期的走访，而现阶段 “交通基本靠走”，东河镇幅员面积129.8平方公里，共12个行政村，10个社区。光凭对事业一腔热

情是不可能高质量完成社区矫正工作的。况且走访工作是一项常态化工作。另外，我们还应当理清两个财政关系。一是从理论上看，社区矫正比监禁矫正能节约很多的费用，那么就应当考虑将部分原来拨付给监狱的经费拿出一部分，留给社区矫正部门。毕竟，在监狱，罪犯改造经费是由国家供给这些罪犯不在监狱服刑，为什么还要把全部的经费留给监狱呢？二是社区矫正的对象以前归公安部门管理，现在这些人全由公安移交给司法部门，那么原先给公安的管理费用应当拿出部分拨款给司法部门。这样才能事责、事财相符。可悲惨的现状却是目前的经费仅能维持最基本运转，矫正工作仅仅能做到基本的“监控”形成了“管而不矫”的被动局面。能否为社区矫正提供充足的经费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取得实效的根本前提条件。

（五）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影响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现阶段司法所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时，缺乏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造成了司法所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时没有有力的权利保障，且对矫正对象缺乏有效的管控措施和手段，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工作中，出现过个别矫正对象拒不到司法所报到，而已经报到的个别矫正人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得知司法部门没有执法权后，甚至对报到汇报等规定臵之不理，“知道你没权，反正管不了我，凭什么怕你。

（六）社区矫正工作中各相关部门协作不够。根据社区矫正工作有关规定，矫正工作的日常帮教、监督考察工作主要由司法

行政部门承担，公安部门配合监督考察，民政、财政、人事编制、劳动和社会保障、共青团、妇联等部门承担相应的职责，但由于旺苍县社区矫正工作刚刚起步，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有待加强。

四、对下一步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通过广泛的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道化的重要表现，对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动员社会各界理解、关心、支持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二）修改相关法律。要对《刑法》中五种矫正对象的监管措施的规定进一步细化，明确社区矫正的执法主体、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经费保障以及执行机关的权利分工，尽早出台《社区矫正法》使社区矫正工作在真正早日法制轨道上运行。

（三）增加司法所人员编制，建立一支与矫正工作相适应的高素质矫正队伍。强化司法所的力量，大力增加司法所人员，安排专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向社会招录一定数量的志愿者，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者。这样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才能提高。

（四）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并落实到位，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序开展。除此而外，应当采取一些办法鼓励和接受民间捐赠。如捐

赠数额达到一定数量的捐赠者，在税收方面享有一定的优惠。形成以政府主导，以千级财政为主体，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新局面。

（五）尽快出台具有强制力的奖惩制度，以计分考核为依据，做到既表扬先进、又打击消极改造的矫正对象。同时还应加强对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授权，让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以表法律的庄严性和执法的合法性。再者应赋予司法所工作人员必要的强制执行权，在矫正对象抗拒矫正时，可以行使有效的强制管理手段，让其受到法律的制裁，以维护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严肃性。

（六）要加强部门协调，形成强大工作合力。成立统一领导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这个机构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部门指定人员参加，便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与协调，把社区矫正工作真正落实到实处。行部门紧密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矫正对象“收得下、管得住、矫得正”减少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重新范罪。另外建立社区矫正工作问责机制，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失职等问题加大惩罚力度。

五、对今后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建议设立社区矫正管理股，因为社区矫正工作关系到刑罚的执行，它即代表法律的严肃性、可操作性和有关政策的具体落实，因此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机构。

二、建立社区矫正对象判前风险评估机制。法院判决、裁定

可能适用社区矫正之刑种或刑罚执行方式的，先由司法所了解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犯罪行为的背景因素、是否具有再犯罪危险、是否可以适用非监禁刑进入社区服刑进行调查分析，出具评估意见、提出刑法裁量参考意见。

三、完善一系列法律文书如“三书一表”即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起诉意见书（副本）、结案登记表。便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熟悉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便与制定矫正个案。

四、尽早制定《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实施细侧，确保矫正工作的质量。

五、配备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因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和连续性需要专职专业的工作队伍，同时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核实、监管、教育需要专业化的工作队伍，而对矫正工作效果的科学评估同样需要专业的工作队伍。

东河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紧紧围绕重新犯罪率下降、收监执行率减少、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贡献率上升“三个目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将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工作新途径、新方法，不断总结创新，探索社区矫正工作的新思路，切实做好旺苍县社区矫正工作。

第五篇：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现状分析

江宁区司法局 苏克刚

江宁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自2003年底开展以来，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效果。笔者结合区情实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就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粗略谈一点看法，以期更好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

一、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现状分析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义是“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的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从《通知》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社区矫正队伍包括专门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

试点中，我区成立了以区委副书记为组长，公、检、法、司、劳动、民政、财政等16个部门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试点街道比照区级模式成立街道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两级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区矫正办负责指导、监督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的实施，协调有关部门（主要是领导小组矫正单位）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检查、考核本地区社区矫正实施情况；街道矫正办作为社区矫正的具体执行机构，主要是落实国家有关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法律、法规，会同公安派出所做好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考察，实施对矫正对象奖惩，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并开展法制教育、思想教育和技能教育，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基层村（居）社区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站，主要是依托社区力量，协助完成对矫正对象的监督、教育、帮助任务。根据工作需要，我们组建了三支队伍：一支是以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民警为主体的执法队伍；一支是面向社会招聘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一支是社会志愿者队伍，主要由社区干部、高校师资力量和“三老人员”组成。

试点以来，我们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研究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和思路，创新制定了社区矫正对象帮教和教育改造方面的有效制度和措施，如成立社区矫正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建立社区矫正过渡性安置基地等，全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为维护社区安全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长期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社区矫正工作队伍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将阻碍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

1、执法队伍职权分离，力量不足。当前，司法行政部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主要是依据“两院、两部”《通知》和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而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警察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社区矫正对象的刑罚执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造成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执法主体并不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工作主体没有执法权的局面。社区矫正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制改革的一个必然选择，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必将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2、专职社工队伍流动性大，不能形成专业化。社工作为一项新的职业，在我国发展仍显缓慢。我区社区矫正专职社工队伍初建于2005年，现有在岗人员21名，已形成一定规模和数量。由于没有编制、工资待遇较低等原因，一些高

学历、高能力的社会工作者纷纷跳槽，造成了矫正队伍的不稳定和人才流失，严重影响矫正工作的效果。加上他们的专业特长纷繁复杂，其中法律等相关专业人员不足50%，使社区矫正专职社工队伍难以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

3、志愿者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参与度较低。目前，我区登记在册的社区矫正志愿者总人数达627名。我区是在2000年撤县设区后，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由于社区矫正志愿者注册登记时未设门槛，我们的志愿者中村（社区）干部占了半数以上，文化程度普遍不高，部分人员是凭经验开展工作。加上志愿者服务是无偿性质，部分志愿者属于被动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较少，从而使整体作用发挥不明显。

二、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模式展望

社区矫正是一项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应配备专门的刑事执法人员，也应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协助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2008年1月9日颁布实施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已经明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包括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志愿者。

1、在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局，成立警察队伍。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实际工作关系复杂、程序繁琐，创建统一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尤为重要。因此，有必要在司法局内设“社区矫正局”，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并赋予执法权限。另外，从《警察法》、《刑法》等我国现行法律来看，与罪犯有关的执法活动都设有警察编制，训诫、治安处罚和收监等强制措施必须由警察才能行使。区县司法局应当有警察身份的人员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必要时给犯罪分子以震慑，在体现人性化的同时，保障执法的严肃性。警察编制人数可按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一左右配备，力求人员充足，力量精干。

2、设立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中心，强化专职社工队伍。社区矫正专职社工的主要职责是在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的组织、领导或指导下，根据工作职能的划分，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疏导、生活救助等日常事务性管理。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由司法局统一领导，工作岗位和工资待遇由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中心组织安排，日常管理由司法所具体负责。

3、设立社区矫正志愿者之家，优化志愿者队伍。社区矫正志愿者是专业力量的必要补充，是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的重要角色。在区一级，可设立社区矫正志愿者之家，为组织志愿者培训、开展志愿者学习交流活动提供平台。同时，建立社区矫正志愿者人才储备库，为社区矫正工作不断供应新鲜血液，对那些不适宜继续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志愿者要及时进行调整、更换，将资源优势整合为发展优势。

三、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管理考核

社区矫正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建设一支业务过硬，结构合理，稳定性强的工作队伍，对于依法规范、有序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确保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准确性，提高罪犯的教育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择优选用，严把人员“入口关”。新录用的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因其身份为公务员，有严格的招录程序。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录用，应当设定一定的“门槛”，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素养，接受过社会学、教育学、法学、心理学或其他相关的专业教育，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等形式择优选用，宁缺勿滥。

社会志愿者主要通过开展各种专业咨询、“一帮一”结对等形式，参与教育帮助工作，在满足数量要求的同时，更要注重质量，对其学历、品行、工作经历和专业特长等做相应的规定。

2、明确职责，严格工作纪律。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专职社工和志愿者的职责定位。制定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管理办法和职业纪律，确保他们严格履行工作职责，依法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教育矫正，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杜绝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对违反工作规定或工作纪律的人员，要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3、强化培训，提高人员素质。要建立各类培训载体，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专职社工和志愿者进行培训，提高他们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新录用人员一律要参加岗前培训，其他人员要定期开展培训，全年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

4、完善机制，加强日常管理。完善司法所岗位责任制，强化对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建立健全例会制度、教育培训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监督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配套制度。进一步健全激励竞争机制，不断增强工作人员的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及时调整不称职工作人员。定期组织对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对检查结果及时通报，年终时进行综合评比，考核结果作为工作人员考核的重要依据。

5、提高待遇，激发工作热情。在我国，由于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一般属于国家公务员序列，其待遇通常能够获得保障。而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一般是以劳动合同形式确立工作关系，待遇相对较低，影响了其工作的积极性，也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目前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矫正更多的是一种谋生手段，而非仅仅作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形式，因此我们应相应提高社区矫正中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参与社区矫正的志愿人员尽管是无偿提供服务，但要根据他们的实际花费，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补贴或津贴，补偿他们在从事矫正工作中必要的支出，如交通费、通讯费、资料费等。

四、法律支撑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活动，需要调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作保障。现行法律中尚无“社区矫正”的明确表述，其相关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和有关法规中，并且只涉及这项工作的适用对象、执法主体，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责等缺乏相关规定。法律规范的不完备和滞后性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已成为社区矫正发展的最大障碍。

加快社区矫正立法，正式确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是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意见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必须从法律层面予以确认和保障。当前一方面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综合性的《社区矫正法》，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社区矫正法要全面规定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人员组成、执行对象、矫正形式、工作任务、执法程序、考核方法等内容。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来确定社区矫正的基本法律制度，明确社区矫正的判决、决定、诉讼、执行和监督的法律依据，并与社区矫正法相配套，以实现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证社区矫正乃至整个刑罚执行活动得以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