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相关答题模式（★）

第一篇：社区矫正相关答题模式

案例分析题：

1、社区矫正服务，应该遵循的社会工作原则（答题要点——原则的东西，通用！）

社会工作是以价值为本的专业。在进行社区矫正过程中，以下工作原则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是接纳，接纳原则意味着在对矫正对象开展工作的时候，社会工作者不能以个人的价值观评判对方，而是接受对方作为独特的个体和个人价值，相信并尊重对方的人格，时刻保持一种接受和尊重的态度，按照自愿接受的原则和规范从事服务。注意结合案例具体分析。

其次是尊重，即承认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与尊严，因此不管矫正对象实施了多么恶性的犯罪行为，都应该尊重其人格。为其营造安全舒适的环境。使其消除戒备心理，愿意与工作者建立起和谐、信任的工作关系。

再次是案主自决。秉持助人自助的原则，帮助案主积极参与对自身状况的改善。具体而言，案主自决原则是要求要求矫正对象拥有自决的意志和能力、自决方向和后果绝对无害的情况下尊重其个人选择和决定。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一定要强调矫正对象具有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权利，他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和走向，当然也要为自己的决定和选择付出代价和承担后果。

还有个别化原则，对每个矫正对象都要因人而异，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矫正方案，采取逐一对等的方法，把每个人看成是唯一的、不同的个体。注意结合案例具体分析。

最后要结合社会工作对人的一个基本看法来分析案例：即相信每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改变的，也即相信人是具有可塑性的，即使矫正对象也是如此。

2、社区矫正服务，有哪些介入策略（答题要点）即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主要是个案工作）如何在社区矫正中运用和体现

首先是关系建立，社区矫正离不开矫正对象的配合。为了达到实质性矫正，关系建立是不容忽视的环节。同时，关系的建立，一方面可以缓解案主的焦虑和不安。另一方面则可以激发案主的潜力和动力，使之能够面对自己的困难和需要，学习解决问题、发挥自身潜能，从而实现自我实现的目的。结合社区矫正，专业关系的建立，便于工作者与矫正对象建立起信任和和谐的工作关系。

其次是会谈技术的运用。社区矫正中，从矫正对象的接受到收集资料，制定矫正方案，再到工作评估，自始至终都会运用会谈技术。会谈中，工作者要态度真诚，以营造一个宽松、开放的会谈气氛。同时，为了取得良好的会谈效果，工作者必须学会掌握积极倾听、同理心以及自我表露等技巧。

再次是善于利用周身资源，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降低社会成本。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个案管理服务。因为矫正对象面临的问题主要会包括：户籍、住房、就业、家庭关系、心理以及精神健康等。但解决这六类问题的社会资源却显得十分匮乏，不可能完全靠政府解决，然而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会让状况显得复杂、难以把握。

3、社区矫正服务，有哪些成熟的专业理论模式作为支撑

总的说来，社区矫正可以借鉴个案工作中的相关成熟的理论模式并运用到具体的社区矫正中。详细说来，主要包括：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人本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模式、行为治疗模式、现实治疗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以及家庭结构模式等。这些理论模式都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持。

4、社区矫正服务，社会工作理念的引入

总体说来，社会工作特有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与刑法执行不同的切入视角和工作方式。专业社会工作提倡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深信人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丰富的潜力，只要给予机会，定会重归主流社会。

“接纳”是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基本价值理念只要进入社会工作领域，他们将得到受助者同样的待遇。社会工作者可以从矫正对象的自身认知、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等方面存在不足。所以调动社会资源，运用社区、小组、个案（最主要）三大社会工作方法帮助案主增能，使之尽快恢复社会功能，融入社会生活。另外，“助人自助”、“以人为本”、“增能”等核心概念同样要引起重视，特别是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方案设计题：

社会工作实务通用过程模式共包括六个环节：接案、预估、计划、实施、评估以及结案。再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嵌入式”分析：

1、接案（包括建立关系）并进行资料收集：主要目的是通过与矫正对象初步接触，对其带

来的问题进行初步评估，并依据社工专业机构的功能与矫正对象商讨是否接受服务，并让求助者成为案主的过程。此外，收集的资料主要包括：个人的基本资料、生理及心理资料等。

2、预估：了解矫正对象的需要，对其问题进行简单评估，目的是决定是否需要对矫正对象

提供服务。具体预估的问题包括：首先矫正对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求助；其次矫正对象的问题何在？怎么产生？求助者期望达到什么目标以及需要什么结果；再次，要明白矫正对象自己做过什么样的努力等。

3、制定目标和计划：（1）制定目标的原则包括：首先对矫正对象来说要通俗易懂；其次是

目标要与工作者和矫正对象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致；再次是目标要与社工专业机构的功能保持一致；最后是目标的确定须是矫正对象和案主和工作者共同协商的结果。

（2）目标的类型：首先是直接目标，即是针对矫正对象提出的现实性

问题进行的探讨，促进案主进行自我了解和自决；其次是中间目标，即是协助案主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和欣赏自己，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和适当的生活方式等。最后是终极目标，即是让案主能够自我认识、自我促进、自我实现，接纳自己也接纳别人，有着良好和深入的人际关系、开放的态度、诚实有创造力、有责任感，达到现实的自己和理想自己协调一致。

（3）制定目标的过程：首先是工作者要重述矫正对象的问题，以再次

确认问题；其次是协助矫正对象列出与问题相关的问题，以再次确定问题的焦点；再次是协助矫正对象确定问题的解决优先次序；最后即协助矫正对象明确他或她想要的结果。

同时，制定工作计划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和内容。计划并非随意制定的，要

考虑为矫正对象提供最合适的服务，机构所能提供的资源和帮助、工作者的能力以及工作者对资源的了解和掌握程度等。

4、实施：工作者实施过程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包括：“使能者”即工作者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

巧让矫正对象发挥自己的能力。促使自身的改变；“联系人”即对案主实施有效帮助时，工作者要整合各种资源；“教育者”即工作者并不只进行知识的传授，还指有些时候作为榜样进行人际关系的示范，扮演一些角色甚至讲些道理等；“倡导者”即工作者要利用自身的权利和身份，积极倡议机构实行一些改革或动员案主一起争取一些合理的资源和权益；“治疗者”即工作者运用自己的知识和专业，帮助矫正对象宣泄郁闷的情绪，提高矫正对象的认知能力，学习些处事技巧以应对生活中的困难等。

具体的工作内容包括：（1）支持与鼓励（2）情绪疏导（3）观念澄清（4）行为

改变（5）环境改善（6）信息提供（7）直接（危机）干预

5、评估以及结案：结案即专业关系的结束。处理方法：（1）提前告知（2）稳定并进一步增强矫正对象已经获得的成就（3）探讨影响矫正对象问题解决的因素（4）处理矫正对象与工作者分离的情绪

评估的内容包括：对实现目标的测量、对案主影响的测量以及倡导和同事对工作进展的评估。

第二篇：社区矫正郫县模式

四川郫县的社区矫正模式，安排了审前评估的制度设计，实质上是赋予社区基层组织对案件判决的司法建议权；还有当事人亲属及社区基层组织的“双担保”设计，为当事人将来在社区接受管控帮教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几年的实践证明，只要制度设计精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将轻罪缓刑人员放在社区矫正，管得好，控得住，帮教起来更有实效。

审前评估担保的制度设计

——社区矫正“郫县模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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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李蒙

“审前评估”赋予基层组织司法建议权

2009年6月19日9时，一辆小型客车正行驶在四川郫县团结镇的道路上，与路边行人雷某、曹某相撞，造成曹某当成死亡、雷某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驾驶员彭守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11月12日，郫县法院受理彭守生交通肇事一案。案发后，彭守生及时报警并在现场等候交警前来调查。归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且赔偿了被害人全部损失„„

这是一起极为普通的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但在四川郫县的处理却有其独特之处。法院向郫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矫正办”）发函，请求矫正办对被告人彭守生是否适宜社区矫正进行审前调查评估，并给出反馈意见。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也就是说，如彭守生适宜社区矫正，法院就有可能判处其缓刑，使其不必在监狱服刑。

郫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于2007年10月，组长由县政法委书记担任，副组长包括人大副主任、副县长、政协副主席共三人，成员则包括公检法司四家局长，和财政、教育、综治办、总工会、团委、妇联的一把手。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司法局，主任由司法局局长马立兼任。

11月18日，矫正办组织郫县检察院、公安局、团结镇司法所组成调查小组，调查对象包括团结镇街道社区居委会干部、彭守生母亲、团结镇派出所警察和司法所干部。

居委会干部认为，彭守生人品很好，家庭责任感强，孝敬父母，与街坊邻居和睦相处，是个不错的人。这次出事主要是求富心切，只想多拉快跑，忽视了安全，他适合接受社区矫正，放在社区没有管理难度。他母亲和居委会都愿意为他书面担保，愿意帮助他在社区改过自新。对社区普通百姓进行了一些走访，也都是这样的看法。镇司法所也出具了他适合社区矫正的证明。

但在团结镇派出所，发现他在2007年又打架致人轻伤的记录，因此派出所认为他不适宜社区矫正。

出现了不同意见，调查评估结论应该如何写？这其实不是问题。因为在审前评估的制度设计中，有《调查评估分值表》，对调查结果进行量化统计。分值共150分，细分为28小项，如“辖区公安派出所意见”20分，“辖区司法所意见”16分，“村、街道或所在学校、单位意见”10分，“社、居民小组或知情群众反映”10分„„经过一项一项打分，最后彭守生得到121分。

虽然矫正领导小组由县级领导任组长、副组长，十个局级部门组成，但在调查评估中发表关键意见的是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派出所、司法所这些基层组织或单位，也包括对象亲 属和社区群众。他们的综合打分能保证评估的相对客观公正，派出所虽然认为彭守生不适宜社区矫正，但在量化评估中扣除了公安方面的相关分值，彭守生得分还是很高，说明总的看来彭守生还是适宜社区矫正的。

根据评分情况，矫正办向法院发出了彭守生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回复建议书，认为其符合纳入社区矫正条件。

最终，法院判决彭守生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并向矫正办发出《执行通知书》，请矫正办对该犯考察一年。

“双担保”的制度创新

社区矫正自2003年“两高两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出“试点通知”后，在各地的探索中出现了多种模式，影响比较大的有“上海模式““北京模式”“宜兴模式”“黄石模式”等。而“郫县模式”中最独创的制度设计，当属“双担保”制度。即在审前调查评估阶段，对被告人是否适宜社区矫正，其亲属可自愿为其个人担保，被告人或其亲属还要向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村委会（或其所在的学校或单位）提出申请，请求单位为其担保。彭守生就是他母亲为他进行个人担保，团结镇社区居委会为其进行单位担保的。这样的担保都是自愿的，愿意担保就担保，不愿担保就不担保。

在古城镇八角村，村委会不愿为村民牟建伟担保。牟建伟是因汽车买卖纠纷发生打斗，将对方腹部刺成重伤而被逮捕的。他自幼父母离异，他被判归父亲，而父亲长期在外打工，他其实跟奶奶一起生活。因为无人管教，染上了许多恶习，初中毕业后就在社会上混，经常惹事生非，喜欢到亲戚邻居家白吃白喝，还时常向村民“借钱”，从不归还。1999年，他曾参与哄抢孔家碾料场的财产被公安机关处理过，还有人反映他有吸毒史。

八角村的党支部书记李文代说，牟建伟在家时常打骂奶奶、父亲和长辈，还曾领个姑娘回家说要结婚，骗奶奶、妈妈给了他一笔钱，结果呢，“结个犬犬”。家里人、村里人都无人管得住他，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没有经济来源，如果放在村里，那也将是非偷即抢，对他的帮教改造根本无法实施。他这次持刀将人刺成重伤，如果被判缓刑继续呆在村里，对村里治安也是个威胁。因此村委会不愿为他担保。派出所、司法所和众多村民，也都认为他不适宜社区矫正。综合各方意见，矫正办向法院复函给出评估结论，牟建伟不适宜社区矫正。最终，法院对牟建伟判了实刑。

而对于审前评估和双担保制度，李文代支书认为是“有益无弊”。“只要娃儿有在村里转变好的可能，村里肯定是愿意为他担保的。”他认为，审前评估对村里的最大好处，是村委会能了解情况了。以前村里有人“进去” 了，村委会也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后来放出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放出来的，想去问当事人或他的家属，还不好问，“家丑不可外扬”，人家不愿意说这些事，问不出个结果，对这个人的犯罪情况村里根本就不掌握。现在有了审前评估和双担保，矫正办要到村里来调查，就会说明当事人的犯罪情况，当事人的家属要主动来请求村委会担保，就必然要把他犯的事说清楚，“不说清楚凭啥子为你担保？”等他判了缓刑出来，村委会是给他担了保的，他再表现不好，村委会就有责任了，对他进行管理处罚就理直气壮了。而且当事人和家属也会意识到能“放”出来与村里的担保有很大关系，就要领这个情，自然就要表现得好一点了。

管得好，控得住

古城镇司法所的徐建军所长说，以前这些缓刑犯都是由辖区派出所负责管理的，但派出所的治安工作很繁杂，对缓刑犯的管理就比较薄弱，这些人如果不出事，平时过问得就不多。2 而将缓刑犯纳入社区矫正，从原来主要由派出所管理，转变为由各镇司法所和派出所组成社区矫正工作站，联合社区基层组织和其亲属共同进行管理，对他们的管控就变得比较细致和严密了。

平时，社区矫正对象每月都要向司法所递交思想汇报，并随叫随到。如果因事需离开郫县，一定要向司法所及社区请假并得到批准，回来后也要销假。如果长期在外，如古城镇的小刘计划到云南打工半年，就由他先向司法所提出申请，司法所再报到矫正办，得到矫正办的同意后，小刘才能去云南。在云南期间，每月也要向古城司法所寄回思想汇报，并告知工作生活情况。

2009年6月，古城镇的曾超连续两个月不到司法所报到，还不接听司法所的电话。徐所长找到他的父亲，他父亲只好告诉徐所长，曾超去成都打工去了，具体位置他也不清楚。徐所长向矫正办做了汇报，矫正办决定先争取与曾超取得联系，如联系不上就会同派出所对其进行追逃。第二天，工作小组和派出所、司法所工作人员一起找到曾超的父亲，他父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曾超取得联系，矫正办负责人与曾超通电话，责令他马上回到郫县居住地，并向司法所说明情况，否则将会同派出所对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如拒不服从管理，将建议对其收监。曾超第二天就赶回郫县并到司法所汇报了情况，作出了深刻检讨，并接受了处罚。

平时，徐所长对其辖区矫正对象的管理也很细致耐心。小赵今年才17岁，属未成年矫正对象，平时贪玩，父母管不了他，但对徐所长他还是有所忌惮。他没有驾驶执照，一次却偷偷把家里的汽车开出去了，还不接母亲的电话。他母亲急忙给徐所长打电话，徐所长给小赵打电话，小赵接了，徐所长问清当时他身边的小王也是矫正对象，就让有驾照的小王先将车开到附近的小赵姐姐家停好，然后到司法所来一趟，两人照办了。这些矫正对象的家长亲属，都与徐所长保持着密切联系，把徐所长当成了管教孩子的主心骨。徐所长也与古城派出所的干警经常沟通，共同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管理。社区的居委会、村委会干部，平时与矫正对象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也经常问上两句。大家齐抓共管，构成了社区矫正的一个严密管理网络。

从生活关怀到内心触动

除了严格管控外，司法所和社区对矫正对象也给予了真诚的帮助。友爱镇的矫正对象文宇体弱多病，儿子媳妇长年在外打工，没有稳定收入，生活困难。友爱司法所为文宇争取申请到了低保的资格，但因文宇的户籍尚在雅安，无法通过低保审核。司法所积极协调，将低保申请人变更为文宇的妻子，2009年7月底，文宇终于领到了第一笔低保补贴，两口子一起到司法所表示感谢。

郫筒镇的干朝阳生活困难，因有犯罪前科，多家企业将其拒之门外，他深感自卑，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想法。郫筒司法所帮他找到了一份在学校食堂做事的工作，他干得有声有色，日子逐渐好起来，思想进步也很快。

得到各种帮助的矫正对象很多，而平时的嘘寒问暖、启发引导更使许多人把司法所当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家，工作生活中有什么烦心事，就来找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来“摆一摆”，征求他们的意见。记者在团结镇司法所采访时，一位出生于江苏盱眙县的曾逃亡十多年后来投案自首的矫正对象吴强找来，向一位社区矫正工作者诉说弟弟不想在自己的店里干，要求去深圳打工的问题。社工开导他说，你弟弟也成年了，应该让他自己出去闯一闯，吃点苦，长点见识，没什么不好。吴强点点头，接受了这位社工的意见，愉快地走了。

许多社区矫正对象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社区矫正的接受和感激。红光镇的袁林每天清晨为村里清扫道路，还联系另外两人出资5000元修了一座桥。团结镇的蔡文明主动将自己 3 的挖掘机武昌提供给社区建设道路用，还参加义务劳动。新民场镇的张强利用自己擅长韭黄种植的特点，帮助周围群众10多家种植韭黄，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

在2008年“五·一二”大地震后，红光镇的矫正对象廖正红主动赶到都江堰参加抗震救灾，从废墟中救出一名被埋的幸存者，挖出一具尸体，还帮助当地群众撘简易住房。而郫筒镇的李大力自己驾车赶到灾区参加志愿者队伍，拿出几百元买矿泉水送到灾民手中。邓健在参加都江堰安置点建设中，因为成绩突出，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录用。这两人后来被四川省综治委评为抗震救灾积极分子，还上了报纸。一名矫正对象在救灾现场被当时的抢险场面所震撼，从废墟中救出了许多人，内心也受到极大触动。他问团结镇司法所的钟所长，自己能不能申请入党。钟所长委婉地告诉他，现在还不能，因为你还在服刑，但你积极入党的愿望是好的，应该以更加优异的表现，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真正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文中提到的社区矫正对象均为化名）

第三篇：社区矫正工作总结模式

望城区2011社区矫正工作总结

望城区2011年社区矫正工作在市局、区委区政法委的指导和局领导的正确领导及同志们的支持配合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社会管理创新和 “司法公正长沙行”专项活动为牵引，以制度落实、审前调查、宣传培训为抓手，以提高矫正质量和效果，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漏管、脱管和重新犯罪为目标，通过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构建平安和谐望城作出了贡献。现将今年来的工作简单总结如下：

一、以培训提素质

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工作水平和成败，在今年的工作中我们始终致力于抓好队伍业务素质的培训。一是结合我县村（社区）调解主任培训进行社区矫正骨干培训。村（社区）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一线阵地，村（社区）调解主任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力军。为了将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地向村（社区）延伸，充分发挥调解主任的主力军作用，我县结合5月23日至25日举办的村（社区）调解主任培训，在24日集中一天时间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培训。聘请了商学院法学院院长杨峥嵘从理论层面和我国社区矫正立法方面进行了系统讲授；聘请市局矫正处副处长简洁就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工作务实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这次全县14

1个乡镇、150个村（社区）共168人参加了培训。二是进行了为期半天的社区矫正专干培训。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台帐，提高社区矫正专干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能力，促进相互学习交流，结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一年多来的实际，6月17日上午组织全县14个乡镇专管社区矫正工作内勤的专干共14人，在司法局四楼会议室举办了为期半天的全县社区矫正专干培训。通过这两次培训，大大提高了我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的实际能力。三是9月9日结合工作督查部署，就社区矫正工作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对所有司法所长进行一次业务培训。

二、以规范促提升

我们始终把规范化建看作是抓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效果提升一把金钥匙。一是结合上级要求制订了社区矫正工作要点。严格按照2011年全市社区矫正工作安排制订了我县社区矫正工作要点，结合我县实际对全县今年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的铺排。并将工作任务进行分解，逐月抓落实。二是结合我县实际制订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为进一步规范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操作流程，避免执行制度不严格、操作不规范、随意性大等问题，结合今年全省社区矫正工作培训和市局相关工作会议精神，吸取两个细则、两个方案、办法的精华，去粗取精，经局领导班子反复研究，制度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个意见的出台为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乡镇开展矫正工作作了切实可行的指导。三是狠抓矫正工作站点规范化建设。在去年的基础上结合国债资金建所和村社区规范化调委会申报验收工作，抓好乡镇矫正工作站建设，做到了制度上墙、工作流程上墙、矫正对象日常行为规范上墙。在有矫正对象2-3名的村社区按按照乡镇阵地建设的要求逐一建立了规范化的矫正工作点，将社区矫正工作不断向村社区延伸，也保证了乡镇和村社区学习教育有场所。

三、以审调抓创新

一是通过审前社会调查形成了“大监管”、“大宣传”、“大矫正”的局面。为扎实推进我县特殊人群帮教管理工作，实现社会安定和谐，把平安和谐望城建设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我们把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作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全面打造司法行政机关服务社会的一个新的亮点工作来抓。积极探索创新模式，扎实抓好审前社会调查工作。按照“三级联动，关口前移”的模式进行审前社会调查，使犯罪嫌疑人在判罪之前就认识到了犯罪必然会要受到惩处，形成了“依靠群众，意见从群众中来，监管到群众中去，共同负责”的“大监管”局面。在审前调查时我们不失时机地对参加调查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进行社区矫正工作宣传，形成了一种“大宣传”的局面。在审前调查时，都会邀请社会“五

老”、嫌疑人近邻、村社区工作人员等到会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并要求他们以后作为志愿者一起对罪犯进行教育帮助，形成了一种“大矫正”的局面。截止10月20日我们先后收到各法院的委托调查函56件，每一件我们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走访调查，及时回复了意见，56件全被各法院采信，采信率100%。二是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进行警示教育。在审前社会调查时我们始终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抓。一方面明确告诫嫌疑人无论将来被判处监内刑还是监外刑，其罪犯的身份不会变，另一方面告诫嫌疑人社区矫正对象只适应于初犯，以后如果不遵纪守法再犯新罪，就只能是老帐新帐一起算，罪加一等。

四、以活动推宣传

认真组织了“司法公正长沙行”集中宣传活动。按照市县关于开展“司法公正长沙行”活动的要求，我们通过制定下发方案，进行部署动员，精心准备集中宣传日活动。5月27日下午，我们全局干职工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共计25人在县政府广场 “五一文”拐角处开设集中宣传点进行宣传，14个乡镇也分别设立分点同步进行宣传。这次集中宣传，共悬挂横幅25条，放汽球52个，设板报和宣传展板60多块，并张贴了大量的标语，先后出动宣传车15台次。共发放各种宣传资料近3万份，发放普法读本5000余册，现场咨询法律问题312个，群众普遍反映较好。

加强宣传推介。今年我们先后推介了白箬铺对特殊人群管理的经验，推介了格塘杨家山村治调主任程学斌的事迹，推介了靖港社区矫正对象虢跃坤。也推介了我县审前社会调查的成功经验等。

五、以比对促配合各司法所每月与派出所对监外刑人员和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认真的清查比对，每个季度司法局与公安局和检察院进行一次比对，6月份我们组织全县各司法所与派出所一道，对各辖区内的监外刑人员进行了一次集中清查比对活动。这次共清查出去年10月份以来的新判对象42名，其中由于法律文书缺失或者人员没有及时报到而导致没有及时纳入矫正的共15人。现在我们正在要求有关部门补正文书或与派出所一道督促人员到位。通过比对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度，也有效地防止了监外刑人员的脱管、漏管。

总之，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将再接再厉，不辱使命。当然在工作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请领导批评指正。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第四篇：社区矫正模式13589

全面推广社区矫正工作“13589”重庆模式

在总结五年多试点实践经验基础上，力推社区矫正工作“13589”重庆模式，努力争取该模式成为全国肯定并推介的模式。着力将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0.5%以内，促使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一）执行一个办法。严格执行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市财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12家部门联合出台的《重庆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暂行办法》（渝司办„2006‟91号），全面加强社区矫正工作。

（二）建立三项机制。一是建立综合评估机制。要通过全面了解社区服刑人员服从管理、思想表现、遵纪守法、社会支持、心理测试等方面的情况，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综合评估，将社区服刑人员分为宽管、普管和严管三类。二是建立分类管理机制。要根据综合评估结果，对不同管理级别的社区服刑人员采取不同的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措施。三是建立委托管理机制。要根据社区服刑人员就业谋生的现实需要，在确保不脱管、不漏管的基础上，建立全市范围内社区服刑人员委托管理机制。要积极与其他省（市、自治区）探索建立省际间的委托管理机制。

（三）实施五个一管控措施。对社区服刑人员继续实施“五个一”管控措施。即：每一日记载社区服刑人员行动方位和情况；每一周按照规定到司法所报到，接受司法所的询问和情况了解；每一月参加社区矫正办公室或者司法所组织的学习、教育活动。

接受教育谈话一次；有劳动能力的每月参加公益劳动1—2次；每季度向司法所递交书面思想汇报材料一份。对严管类社区服刑人员实行严格的五个一管控措施，普管、宽管类社区服刑人员实行有区别的五个一管控措施，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普管类社区服刑人员每3天记载活动情况一次；每10天向司法所打电话汇报情况一次；每一个月到司法所接受谈话一次；每月参加义务劳动或接受法制教育一次；每季度交一份总结；经批准，可以请假在本市范围内活动或市外务工。宽管类社区服刑人员：每周记载活动情况一次；每月电话向司法所工作人员汇报情况一次；每季度到司法所接受谈话教育一次；每季度参加劳动和学习一次；每半年向司法所交个人总结一份；经批准，可以请假在本市范围内活动或市外务工。

（四）突出八个方面主题教育。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在培养社区服刑人员守法意识、重塑健康人格、促进素质提高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今年，要在社区矫正工作的不同阶段，对社区服刑人员要着重突出八个方面的主题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其思想转化。一是突出以“明确社区矫正性质、端正社区矫正态度”为主的身份意识教育；二是突出以“学习遵守社区矫正规章、依法接受社区矫正管理”为主的制度规范教育；三是突出以“真诚认罪服法、积极接受矫正”为主的认罪服法教育；四是突出以“积极参加教育学习、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为主的思想道德教育；五是突出以“认真学习法律常识、争做知

法守法公民”为主的法律常识教育；六是突出以“崇尚健康生活、拒绝毒品邪教”为主的禁毒拒邪教育；七是突出以“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加强心理自我矫治”为主的心理健康教育；八是突出以“依法接受矫正、争取光明前途”为主的政策前途教育。

（五）实现九化工作目标

一是矫正对象接收规范化。要严格坚持“社区服刑人员在位、法律文书齐全”的人员接收制度，社区矫正工作规范、有序从派出所移交到司法所。对符合接收条件的，应当全部接收。接收当日与每位社区服刑人员签订协议，发放社区服刑人员手册，告知权利与义务，做好初次谈话。司法所加强与派出所、法院的联系，避免社区服刑人员脱、漏管。

二是经费、人员保障科学化。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意见》的精神，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财政部门的支持，建立适应工作需要的经费预算增长、专业人员保障到位的社区矫正工作动态保障机制，切实解决基层在管理人员、业务、装备和办案等方面的问题。

三是矫正方案个性化。司法所要会同派出所、村（居）社区矫正工作站等有关人员，制定针对性的教育矫正方案并组织实施。矫正个案内容包括刑罚执行项目、行为矫正项目、心理矫正项目和社会化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根据社区服刑人员改造情况，随时调整和修订矫正方案。今年，将整理编辑一期《社区矫正个案选编》。各乡镇应于6月底前上报2—3份社区服刑人员矫正个案，参加市里选编。

四是帮困扶助人性化。要坚持重点扶志和适度扶持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协调民政部门将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为符合条件的农村籍社区服刑人员落实责任田。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提高就业谋生能力，帮助其解决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五是公益劳动多样化。按照松而不散、保质保量，做到“五定”的要求（即定时间、定任务、定标准、定地点、定监督考核人），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公益劳动。各区县要创建1—2个有示范作用的公益劳动基地，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劳动场所，逐步实现公益劳动固定化、基地化、规模化的目标。要与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相结合，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基地。

六是正面引导典型化。要有意识地挖掘和树立正面典型，以点带面提升矫正质量。重点攻克少数消极对待社区矫正的服刑人员，千方百计把其改造成矫正积极分子，达到“攻克矫正难点，教育一大片”的矫正效果。及时向市局报送正面引导的典型材料。

七是奖惩考核公正化。要根据《重庆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暂行办法》（渝司办„2006‟91号），结合《办理撤销缓刑、假释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渝高法„2009‟335号）等文件，采取日常考核与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计分考核，为行政奖惩和刑事奖惩提供合法依据，调动社区服刑人员改造积极性。

八是解除矫正程序化。解除社区矫正是维护社服刑人员合法-4-

权益和社区矫正工作严肃性、程序性的重要手段。在矫正期间没有重新违法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各司法所要按程序上报，由区县社区矫正办审批，在期满当日，由司法所宣布解除社区矫正并发给《解除社区矫正通知书》，同时纳入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体系。

九是矫正档案完整化。要坚持社区服刑人员一人一档,详细记载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情况，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社区服刑人员个人专档资料。今年，将组织人员到司法所抽查档案。

第五篇：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模式探讨

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模式探讨社区矫正制度是与监狱制度相对立的再社会化手段。社区矫正是在司法体系中运作的，固然带有强制性，限制一定人身自由的含义。但是人的基本权利，如发展的权利、获得尊重的权利等得到普遍尊重的今天，社区矫正制度应该作出相应的变化，重新审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社会工作特有的专业价值提倡人的价值实现和潜力发掘，而且社会工作的专业工作方法适应社区矫正的实践要求。但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分析了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锲合的可能性，试图建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模式。

一、社区矫治的发展历史

社区矫正是指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整合专门机关和社区等各方面力量，着力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监（所）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罪犯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的再社会化手段，有效提高教育改造质量，从而实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标。社区矫正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被证明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再社会化手段。社区矫正在国外又叫做社区矫治，而最早叫做社区治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区治疗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兴起，它是对罪犯（越轨者）在社区内进行治疗的一种矫正方法。这种方法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角度把越轨者看作是病人，是其病态诱使他（她）们做出越轨行为的。这种治疗方法从行为学角度，强调越轨者的生物层面，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从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入手进行社区矫正治疗。但这种方法过分囿于人的生物层面，忽视人作为“文化濡化对象”的社会性存在，也即忽视了库利所说的那条“沿着河流的公路”。但是，这种方法为后来社区矫正方法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二次大战，监狱人满为患，加上日益激烈的监狱暴力冲突的问题，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服刑机制，改变这种高成本的监狱制度，社区矫正模式呼之欲出。这种全新的模式，将越轨者回归到社区，利用他（她）所在社区的“非正式支持网络”恢复其家庭关系，获得就业机会，找到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重新进入社会分工体系成为社会人。基于这种回归社会，预防犯罪理论，20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在美国的所有州 几乎都得到发展。并且社区矫正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正规化，机构中包括有缓刑官、假释官和劝教员等。其中劝教员的角色一般由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人担当。社会工作的人本理念与这种通过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或社会资本进行再社会化的矫正方法殊途同归。这种将越轨者回归到社区进行开放式在社会化的矫治方式体现了人道主义，同时节约了刑罚成本和社会成本，也是法律从“报应主义”刑罚取向向“目的主义”刑罚取向转变的产物。后来其他欧美国家争相仿效，成为一个进步潮流。

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建立了看守所、监狱、劳动感化院、自新学艺所等矫正机构，主要的再社会化对象是成年人。从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我国相继建立了各类少年矫正机构，其中可区分为政府性质，如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等，社会性质的如帮教制度。通过帮教实行的矫治工作没有特定的场所，是社会性、群众性的帮助教育措施，可以将这种帮教制度视为现代社区矫正制度的雏形。我国试行的社区矫正制度是认真总结其经验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社区矫治的方法模型的结果。

二、我国现阶段的社区矫正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积极稳妥地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2002年司法部成立了社区矫正制度课题组，对国外社区矫正的经验进行大量研究，形成了《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报告》。2002年8月确定上海、北京为首批试点城市。2002年司法部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列为司法行政六项改革措施之一，并于7月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确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等六个省市先行试点。其中上海已将试点范围由三个区扩大到五个区；北京由三个区扩大到九个区。

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方式包括：（1）社区公益劳动；（2）劳动技能培训；

（3）心理矫治；（4）限制性管理；（5）访谈制度化；（6）推荐及鼓励就业。北京市东城区规定接受社区矫正的对象自“回家”之日起，必须在7日内到当地司法机关报到，之后每星期五下午必须亲自到司法所汇报一周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每月25日他们必须到司法所交一份思想汇报。届时，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将组织他们学习一些法律法规，心理咨询专家为他们提供心理矫正。他们的法定监护人也要到社区矫正小组签订一份监护协议。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迁居或外出，会见家属以外的任何人要经过矫正组织的批准，等等。这些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推广至各试点省市。我国的社区矫正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法律不配套仍然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

一是社会认同层面。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关于刑罚的观念抵制社区矫治工作的进行。如：罪犯应该就在监狱服刑；犯了罪就要坐牢；犯罪是本性使然、先天形成的、不可改变等等。这些是大众对犯罪者的长期形成刻板印象，一经形成很难发生变化，是社区矫正难以取得社区居民全面合作的深层心理因素。

二是没有配套的法律依据。主要体现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资格识别不清晰。如《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用于缓刑、假释以及生活不能自理，适用监外执行的条件均为“不致危害社会”,所以很难有一个较清晰的鉴别标准，对矫正工作进行有一定难度。

三是管理模式经验化，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一线矫正工作人员经验性的操作方法被证明难有较高的工作效果。矫正工作不同于其他工作，它的特点体现为工作性质和对象的特殊性，因而需要采用特殊的工作方法。然而，现阶段的矫治工作者大都没有除法律以外的相关专业背景，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让矫正工作和社区这个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关系紧密群体所完全接受。所以，吸引各类专业人才进入矫正队伍，丰富矫治工作方法势在必行。

三、社会工作理念的引进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活动。这一定义指出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一种助人活动，其特征是提供服务。矫治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实施于矫治体系中。它运用专业理论和技术，为罪犯或具有犯罪危险性的违法人员，在审判、服刑、缓刑、刑释或其他社区处遇期间,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使之消除犯罪心理结构，修正行为模式，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福利服务。当然，对罪犯的矫治是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各方面的专业人士通力合作。社会工作特有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与刑法执行不同的切入视角和工作方式。人道主义作为矫治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提倡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深信人性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丰富的“潜藏”，只要给予机会，定会重新回归主流社会。“接纳”是社会工作在矫治工作中的基本价值理念，只要进入社会工作领域，他们将得到受助者同样的待遇。社会工作者会从矫正对象自身的认知、情绪行为、人际关系等方面存在不足或缺陷入手，调动社会资源，运用小组、个案、社区三大社会工作专业的方法帮助案主增能，尽快恢复社会功能，融入生活。

社会工作实践中引入了像“社会排斥”、“社会资本”、“赋权”、“增权”等概念，使矫治工作中社会工作的视角区别于刑法执行。“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社群缺乏机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的特点，并表现被排斥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各方面的长期匮乏。“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提供便利。社区矫治对象是无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心理各方面全面受到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在帮助矫正对象（案主）克服社会排斥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个案工作程序，运用心理社会治疗法、任务中心治疗法和行为治疗法等个案社会工作专业

方法，通过“增权”为案主争取尽量多的“社会资本”，恢复案主的自信心，重建案主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他（她）逐渐克服被排斥的情境。

社会工作的方法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具有其他学科没有的优越性。社会工作助人自助、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能够和社区矫正完美结合。社会工作是一门科学的专业学科，有其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系统的工作方法。社会工作同时也是一门艺术，是和人进行交流的艺术，社会工作追求人类普遍幸福的美好图景。社区矫治应该引入社会工作，为现行的试点工作注入新鲜的血液，增加新的活力，只有这样社区矫正才能走得更远。

四、社会工作模式建立

社会工作方法在中国被初步证明为是适应社区矫正运作模式的，而实际上也是最合适的实践方法。但这种社会工作方法并没有在实际运作中发挥作用，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工作在我国的低认同度。1986年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与此同时，民政等部门对干部进行在职培训，讲授社会工作内容，从而形成了以行政性社会工作与现在专业社会工作相结合的发展格局。这样，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才开始起步。而这时的社会工作还处于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的“教育者的学习培训阶段”。

2、实际中社区矫正工作。大多数矫正官员认为矫正对象毕竟是在服刑期间，对社会安全的威胁仍然存在，所以不应使其太自由，所以公安部门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监视，检察院则对其进行严密的司法监督。矫治的过程带有高度的随意性，往往在没有前提的条件下剥夺当事人的自由。为了使矫正方案获得社区居民及邻里支持，矫正官员不得不放弃“治疗”而实施监督。自由主义战士认为社区矫正是一张更加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最终将我们的社区变成一座“惩罚城市”。社会工作以人为本、强调赋权、争取个体潜力发掘的工作理念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于现有工作模式之外。由于不了解社会工作的专业背景和伦理观，社区矫正机构把社会工作人员等同于一般性的社会志愿者，不提供给社会工作者深入矫正对象(案主)进行个案治疗的机会,使社会工作专业优势不能在社区矫正中体现出来，人们也不能够发现社会工作方法的优势。这也是社会工作低认同度在司法实践和社区矫正领域的表现。

3、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者队伍还很弱小。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现阶段的就业方向对口性不强，从事社区一级工作的为数甚少，所以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缺乏一定规模的专业社工的参与，影响了社会工作模式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介入。

综上所述，要使社会工作模式在社区矫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进一步完善矫正工作机制和体制，理清现有社区矫正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明确各部门职权，将社会工作正式接纳为社区矫正制度规范和工作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使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治工作中取得正式地位，发挥专业方法的优势。我们可以借鉴上海市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上海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在理念上，设计者和实施者都超越了传统的依靠行政方法实施专政的理念，而是采用了社会工作关于平等、尊严等方面的理念，以及发挥社会工作康复和预防功能的理念；在中层制度建设方面，基于社区矫正行刑、预防、康复的基本职能，在实现公检法相互协调的基础上，把社会工作者分为两个层面，即刑法执行层面和预防康复层面，前者由具有刑法执行职能的人员担当，后者由社会工作者担当。在评估方式上也不再一味强调总结报告，而是看工作者提供案例的多少。社会工作真正在制度层面被正式纳入到矫正队伍中去了。上海市的这一创举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其次，与高校的社会工作系密切合作，资源共享，接受在校社会工作系的学生到社区矫正一线进行实习,拓宽视野，增强他们的社区矫治的实际工作能力,同时为社区矫治培养有保证的后备军。与此同时，应对社会工作教育倾注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在资金、信息、学术交流、实习场所和硬件设施的提供等方面多开绿灯，让社会工作得以充分健康地发展。

最后，做好社会工作的宣传工作,让人们逐渐了解社会工作价值理念，接受社会工作，为社会工作进入矫正队伍进行矫正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