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硅谷之谜与中国镜鉴
硅谷之谜与中国镜鉴
硅发布05月15日 12:00 分享到： 14硅谷日记 分类 : 互联网摘要 : 硅谷是科技和人才进步积累到一定阶段的集中性爆发，这种爆发从点到面一连串自然发生，不仅包括创业人才，还包括充足的职业经理人资源。现在中国鼓励大学生创业有解决就业味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但硅谷更多是精英创业，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师创业。
独立、敏捷的中美科技观察，硅发布微信号Guifabucom
我是个写错别字的高手，在我工作第二年就堂而皇之地将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写成了“江南村”，这可能是我在上篇“硅谷日记”多次将村上春树写成“春上村树”的原因。这并非是我在有意恶搞，有时候想法过快地想要降落，在此向几位特别介意错别字问题的读者道歉。
另外互联网已极大改变大脑的工作方式，2009年我在采访Wolfram|Alpha创始人、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斯蒂芬·沃尔弗拉姆时曾受到过一次震撼：回看人类天下搜索，所得答案无不建立在网络已有信息上，它们只是通过用户输入的关键词发现文件，既不理解问题，也不理解答案。
但Wolfram|Alpha能将答案进行计算，比如当你输入“How Many People in China”，看到的不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网页，而是中国总人口数、人口密度、年人口增长率、预期寿命及平均年龄等，同样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时代，知识的概念已经被重新定义，搜索引擎能搜到的东西严格意义上已经不能再叫“知识”，人类有关基本信息的获取最终都将被机器解决，我希望大家在阅读时能将更多注意力放在“Thought”上。今天的“硅谷日记”我将来说一说硅谷是怎么炼成的。
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过去十几年，中国多少地方政府前仆后继赶到这里，想知道究竟美国怎么就有了硅谷？到底什么是硅谷？中国有没有可能打造硅谷？中国应该如何打造硅谷？
但是硅谷的创新力主要来源于无数“小而灵活”的创业公司，而强调规模效益的“大”仍是目前中国振兴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此外，硅风险投资朋友告诉我，据他已不记得的出处来源，有科学依据报道甚至连加州的阳光都被测试出对“创新”有独特刺激作用，尽管我认为这阳光实际上狠毒无比，瞬间就把我从白色变成了棕色。
美国人说硅谷的诞生在于天时、地利和人和，不仅中国难以复制，美国自己也难以复制，但在理解这句话前至少让我们来想一想“Why it is”，这是几年来我了解到的一些思路，希望对你们理解这个大农村有所帮助。
如果没有弗雷德里克.特曼
首先我将来不得不强调一下个人精神，如果没有弗雷德里克.特曼，将没有硅谷。我们来看一看以弗雷德里克为界，硅谷之前与之后有什么样的对比，我在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听到以
下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美国科技的中心实际上遥在东部而非西部。1951-1970年间，美国那条神奇的技术之路一直名叫“128号公路”，它的附近有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旁边则是美国国防部实验室、国防部工程承包商以及微电脑、处理器和路由器等系统，甚至于“128号公路”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大系统创新”。
斯坦福教授这样描述“大系统创新”：针对某一价值链、某一环节的拉动式价值链结构，它强调“大而全”，意指从内部技术开发到销售全部经营的纵向公司结构，以及认为转到竞争对手公司工作是最坏行为的内部知识流动。此外，还有基于回报率的风险投资和以美国人为主的人力资源。
那时，东部的一统天下还表现为：盘踞在“128号公路”、掌握了真空管专利的大公司牢牢独占着美国政府的几乎所有大订单。换句话说，半导体技术发展前通讯行业的主力器件“真空管技术”的中心就在东部。
而与此相反，当时的硅谷荒野一片，充满欺诈，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一个仅仅还是“婴儿期”的斯坦福。更让人头痛的是，由于“马太效应”，有关资金、人才等有利资源都被东部裹挟了去。
也就是说，“骄子”也曾尴尬地站在起跑线上，直到1927年弗雷德里克教授到达斯坦福。
硅谷自此迎来了对自身命运非常重要的一些思考，这包括：如果说后来者应该跑在在位者相反方向，那么大系统的另一端是什么？什么是这一时期的新技术？一个没有名气的大学可以做些什么？
他们分别找到的答案是——“对零件进行优化”、“晶体管”以及“灵活性”。
此后，通过弗雷德里克教授的努力以及多名晶体管技术重要人物的加盟，斯坦福大学逐步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态系统，并支持和发展基于半导体技术的晶体管，全美晶体管技术中心从此转移到斯坦福。而当斯坦福集成电路实验室建立，通过不断开发并应用新技术，斯坦福也逐渐成为新技术、新工艺的重要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是在同时，弗雷德里克教授开始帮助从斯坦福毕业的学生建立自己公司，以便以后斯坦福的毕业生能够在硅谷找到工作机会；1953年，斯坦福开始开展给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期间继续受教育机会计划，以提高硅谷当地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水平。
另一边，风险投资结构也在成型：在斯坦福晶体管技术和应用基础上产生出的半导体产业出现Fairchild仙童半导体公司，并由其分裂再产生出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重要半导体公司。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随后源源不断付钱去支持新高科技企业的创建。
紧接下来的局面是：包括高科技律师、风险投资家、地产开发商、亚洲新移民（1965年新移民法允许接受外籍工程师和教授）、世界各地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等更多投机成员蜂拥而入，而当这些人员到达了一个临界点，硅谷的服务业也随之一路飙升，这里终于开始不再成为临
时住宿的“宾馆”，而有更多人选择留了下来。
如果说，最初硅谷没能获得进入科技圈的通行证（“大系统创新”和真空管技术），那么它朝另一个小而灵活的方向（“零部件创新”和晶体管技术）跑去，并通过最短的奔跑路径，在50年后夺得了最高荣誉。
求圆半径
但这一最短奔跑路径，仍值得琢磨，首先是在什么是“零部件创新”这一问题上。过去十几年，硅谷各种组织机构曾接待过数以百计的中国赴硅谷考察队，其中我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是这样的：
就“全球化中如何提高竞争力”课题，上世纪90年代一行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美国转了一圈后抵达硅谷。其中访问全球自定义电子技术、制造和服务解决方案供应链推进者Solectron时，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你们产品这么多，哪个是自己的创新？”
“一个也没有。”Solectron的人哈哈大笑，一点不难为情。“原来是个代工公司。”访客私语。
但这实际上是求圆半径的题解之一。也就是说，从研发、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清晰的产业分工和社会协作保证了硅谷速度和诸多成本的节约，即以最快时间、最低成本完成“从技术发明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至关重要的两个飞跃。
斯坦福教授将这种创新称为“推动型价值链结构”，他尤其强调了硅谷与东部“拉动式创新”的区别：美国东部的纵向公司结构决定供应商基本不参与创新，而硅谷的横向竞争促成零件制造商与产品制造商的紧密合作，并在过程中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再创新，从而通过新生态系统的建立使新理念价值不断增加，最后从产品创新一路冲向如eBay、雅虎！、谷歌等商业模型的创新。
其次，是以斯坦福为原型的高校人才培养的灵活性。前面我们曾提到弗雷德里克教授帮助斯坦福毕业的学生建立自己的公司，以惠普为例。当弗雷德里克知道两名斯坦福大二学生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毕业后准备开办自己的电子企业，他鼓励这种创业精神，借给了他们538美元，还帮助他们从Palo Ato银行得到1000美元的贷款。
随后，两人在Palo Ato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车库开始研制电子产品（这间车库已经被加州当局定为历史文物和“硅谷诞生地”），而当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成为美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当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老师，1977年两人向斯坦福大学捐赠920万美元，建造弗德里克.特曼工程学中心，作为40年前538美元的回赠。
与此类似，2010年我还曾参加Nvidia创始人黄仁勋在斯坦福的“黄仁勋工学院中心”揭幕仪式，黄仁勋邀来好友雅虎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在此之前，杨致远夫妇已经捐赠斯坦福大学一座环境能源大楼，我注意到这座楼耗资7000万美元，建筑面积为166000平方英尺，和传统等面积大楼相比，它的能耗减少56%，水耗减少90%。
同样因为弗雷德里克，1953年斯坦福开始给当地工作人员提供工作期间继续受教育机会计
划。当时，朝鲜战争（1950-1953）刚刚结束，许多士兵和军官复员去公司，又想继续他们被战争中断的学业，弗雷德里克于是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让这些公司的雇员到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像正式在校生一样学习，费用则由公司负责。很快，这种公司与大学联合培养人才的方式大受欢迎，包括通用电器、惠普等都与斯坦福建立了长期员工培养合作关系。
“清华、北大与中关村的融合仍然非制度化。”第三方独立研究机构长城战略咨询董事长王德禄和顾问赵慕兰曾在位于Cupertino的Cypress酒店和我做交流，他们当时的感慨是：就“企业”、“学校”和“政府”三个创新环节来说，中国大学对创新的“孵化”是与硅谷的最大差距所在。
“除斯坦福教师可以参与建立创新企业，还表现在取自社会的师资招聘制度上。”赵慕兰指出，斯坦福等硅谷高校都有专门“咨询教授”一职，且数量不少，这些人往往都是社会某个领域的佼佼者，具备丰富实践经验，而当他们成为咨询教授后，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学生。
“不少人离开几十年后还能回去完成当年没完成的博士论文，完了还能拿学位，”王德禄则指向斯坦福的学籍管理：“而中国想创业的学生，则必须面对鱼和熊掌的问题。”
斯坦福当之无愧是硅谷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其培养的人才领导的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已占到硅谷经济的一半以上。不过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即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学号称自己是硅谷大学，但斯坦福却不敢这样称呼自己。
这是因为这些年来，圣何塞州立大学为硅谷输出了大量的中、低层技能型人才，而这种持续不断的输血也包括硅谷的各社区学校。换句话说，除了以斯坦福为基础的高端人才，今天的硅谷同样受益于多层次的人才结构，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求解至此，仍有一些解答因关乎硅谷深层的文化基因而显得复杂、难以轻易转化。比方说，硅谷工程师经常离开公司去实践不被公司接受的想法、永不怕失败、专业团体胜过公司间壁垒等；
又如，这里的风险投资商更青睐奇思妙想而不是具体计划，因为硅谷最赚钱的往往是这类早期投资，但这背后又与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立法、规范和对风险资本的权益保障，乃至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及价值观密切相关。
“我在大陆转了很久，项目就是投不下去，为什么？”曾经有一位在硅谷做了很多年投资的台湾风投合伙人这样和我说：“虽然这些项目很赚钱，但我用硅谷和台湾地区的风投规则去做投资，我发现我做不下去，比如一些项目现金流不错，但背后却是十分糟糕的设施和厂房环境。又比方说，在硅谷尽职调查相对容易，因为这里的人很少说谎，但于一个人情社会这显得有点艰难。中国有自己的逻辑和话语体系。”他喃喃自语。
“不过，”他又随后话题一转：“现在，中国做产业升级的时间到了。我相信未来20年，中国会成为一个超级世界。”
斯坦福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亚太中心主任谢德荪则这样告诉我，纵观各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历史，从来其强弱与该国传统行业的强弱密不可分，因为IT公司的主要客户是企
业，当中国传统企业不强时，中国高科技产业实际上没有市场，只能跑到外面服务于外国企业变成他们的上游，然而，实际上他们又无法控制这一市场，同时也导致这些公司失去提供给客户最终用途手段的“下游”这一获取利润最多的角色。
由此相比硅谷的50年冲刺，中国的硅谷期待，似乎还需要展望到更为遥远的未来。而这种等待，除了公平的市场竞争原则，另一本质中心是人才。
曾一直在硅谷与中国穿梭、原赛伯乐中国投资创投合伙人陈恺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硅谷是科技和人才进步积累到一定阶段的集中性爆发，这种爆发是从点到面，一连串地自然发生，不仅包括创业人才，还包括充足的经理人资源以及他们在市场、品牌和管理上的经验。
“如果积累不够，仅通过行政或财务手段催生、招募或呼吁，难有持续性扩展，相反可能造成资源浪费。”陈恺指出，其言下之意是诸葛亮草船借箭需要东风，但东风再强悍，还需先有诸葛亮。其次，现在中国鼓励大学生创业有解决就业的味道，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而一旦创业是就业的替代和糊口手段，其创业信用要值得怀疑。
陈恺举例，NetSCape（网景）创办者斯坦福计算机教授Jim Clark也曾创办Silicon Graphics（SGI），作为SGI早期投资商，硅谷最大早期风投NEA曾沿SGI发展轨迹投资了其很多核心员工离职创业的公司。
“几年前，我曾经带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拜访NEA时看到过一张SGI企业族谱图，其中最后成功上市或被收购的竟高达十几家。”陈恺说：“硅谷更多是精英创业，不是找不到工作的工程师创业。”
鉴于谁控制了市场谁就能获得最高利润，在中国本土市场目前已足够大的前提和机遇下，谢德荪告诉我的建议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应该紧紧把握这一机遇，积极参与中国传统经济的结合并从中产生新思路和新商业模式，提高中国人民整体的消费水平，然后，再去谋略中国高科技产业自身变革”。
“而在这一经济转型中，活跃的地方政府将是主要执行单位，”他说，“可积极并灵活引导企业来走一些路。”
第二篇：中国之谜观后感
前几周，思修课上，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观看了张老师给我们播放的《国情备忘录》系列大型电视纪录片。这里，记录了一个大国从“一穷二白”到“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崛起； 这里，目睹了一个大国从“洋帽子”到服装生产量位居全世界第一的历史性跨越；这里，谱写了一个大国从国家储备粮严重不足到粮食连年增产、以7%的耕地轻松 养育全球20%人口的动人诗篇！
中国之谜：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它的神奇让全世界的目光都为之去探索，它快速前进的历史性脚步更令世界为之而一叹！旧社会的旧中国，那 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社会，是一个人民都饿肚子的社会，而今，已经湮没在了历史的烟云中；新世纪，新中国的快速之崛起让人震撼！
然而，新中国的发展却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一组画面的对比，让我在头脑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有着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大桥，我们也有着 每天需在怒江上搭乘绳索才可以上学的孩子们；我们有着洛阳豪华的音乐喷泉，我们也有着甘肃需要步行几个小时山路才可以打到的几桶混着泥汤的水；我们有着享 受着现代化一流教学设施的城里的孩子们，我们也有着需要在操有浓重地方口音老师上语文课的孩子们；我们有着每两分钟就起降一次航班的首部国际机场，我们也 有着需要走7个小时山路才能够买到一双鞋子的村民们。一个国家之内如此的贫富悬殊，是绝无仅有的！谁能想到，城乡差异显著，贫富差距悬殊，现代化落后，环 境的污染，资源的日益枯竭，人口的老龄化，全世界每9个人中就有1个是中国农民的这样一个大国。新的世纪，经济上已经可以和欧美强国竞相媲美，军事化水平在世界上更是遥遥领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提出了实事求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道路。中国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征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华大地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让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了这里！粮食生产上达到了自给自足，国家2亿人实现了脱贫，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即将召开的上海世博会，为世界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的伟大成就。
人口大计：提到中国，不能不想的一大问题便是人口问题。中国有着13亿的庞大的人口基数。这养育世界百分之二十人口的中华大地，因为人数的众多，有着巨大的无形的压力。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真正适宜人们生存的却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自北面黑河至南面腾冲的一条人口分界线，就像一堵无 形的墙，横亘在中华大地上。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在东部沿海居住，留下的是西北那广袤的土地却不见一丝人烟的荒凉僻壤。我们祖国地大物博，有着让世界各国 都羡慕的巨大的资源储备，各项资源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然而，巨大的人口基数却让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均下降到了与世界上资源匮乏国家同等的水平上。“当 家难，当好中国这个大家更难”。一位专家说，中国的问题，除以十三亿，分摊到每个人身上的便微乎其微。然而，每个人身上的一个小问题，乘以十三亿，就变成 了一个庞大的大问题。巨大的人口基数，让我们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人口多，就业压力就大。如今，全国每年新增的大学毕业生为600万人，每年新增农村进城务 工人口600万人，每年新增失业人口500万人。国企就业人员500万人。这就需要提供24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然而我们国家每年的就业岗位仅有 1200万个，面临着1200万个就业缺口。这些庞大的数字，实在令我们头痛。
再者就是谈谈苏联解体。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大国悲剧呀！我们要从这场悲剧中，找到中国发展的新方向。
从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立到1991年苏联骤然间解体, 令人欷歔不已。苏联，曾经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数十年，令世界人民无限向往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况下，竟然自行消失了。这不得 不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苏联解体的背后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中国不想重蹈苏联的覆辙，中国应该从苏联解体的内幕中得到什么启示？
可以说苏联解体的这种巨变，不是偶然的，苏联社会肯定存在着自身的各种矛盾，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它就会 总爆发。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多方面的，有内因、有外因；有长期的原因，也有短期的原因；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有国际的原因，也有文明的原因。
但归根结底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是分不开的，在斯大林之后的几届领导人都试图改变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 效果都是不显著的，最终还是不能挽回苏联解体的悲剧。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为了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采用一种急于过渡的政策—战时共产主义，在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反对之后，列宁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目的是为了渡过难关。这本来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头，但可惜的是列宁英年早逝，接 替他的正是斯大林。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两个生死抉择:旧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否则“落后就要挨打”，同时面临法西 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时的斯大林果断作出了决定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搞起了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斯大林模式的推 动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由于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苏联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斯大林模式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端：
一、轻工业 的恢复落后于重工业。
二、农业的落后面貌没有大的改善。
三、斯大林时期国家经历了几次大镇压浪潮。斯大林本人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倡导者和理论家。由 此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模式虽然推动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但它所带来的弊端却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种子。后来的苏联领导人虽然极力想要克服这个弊端，却也是无力 回天了。
斯大林模式发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三垄断。何谓“三垄断”？即垄断政治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封建特权 制度和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
一、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斯大林统治苏联近30 年的劣迹，就是这种对政治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的恶果。赫鲁晓夫虽揭露了因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造成的恶果，但他本人仍搞集权制、终身制 和新的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还比较注意不搞集权制，但后来他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大树个人威望。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 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也很专断，总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人。
二、对经济利益的垄断。苏共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特 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有大肆蔓延的情形。当官的可以享受到一切的特权，官当得大特权就越多。像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特权阶级。而这样的特权阶级的存在有什么 危害呢？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腐败变质的道路，领导人带头腐败，下级官员跟着腐败，逐渐地苏共与群众脱离了联系。
三、对真理的
垄断。在 斯大林时期，苏共就搞了一套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并向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声称只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其实是对思想的一 种钳制，由于思想僵化，而领导者又不愿意承认严峻现实，而是坚持教条，掩盖矛盾堆积，抵制改革，维持现状。于是，各种被掩盖的矛盾终于爆发，貌似强大的苏 联溃于一旦。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除了斯大林模式及其所导致的三垄断之外，我认为其中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人本和民本的缺失。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对人本和民本 进行了压制。在经济方面，由于苏联实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企业归国家所有和经营，把农业创造的大量收入转化为发展重工业和军工业的资金, 致使人民生产积极性大大受挫。在政治方面，苏联又存在着大量的特权阶级，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利，实行集权制。苏联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了，致使群众话语权、监督权遭到践踏，法治被人治所代替。在思想方面，斯大林又推行个人崇拜，就像中国当时所盛行的毛泽东个人崇拜一样，斯大林的话永远是正确的，斯大林就是检 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这种文化专制制度是对人的极端不尊重, 严重压抑了人们的自由, 为苏联解体埋下了思想上的隐患。在对待其他民族方面，苏联也总是压迫弱小民族, 不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 对于属于国家内部矛盾的民族问题, 苏共仍采取暴力方式来处理。在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试图改变苏联缺乏人本和民本的局面，他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放弃了 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 削弱了党的领导, 对人的理解走向抽象化, 超阶级的民主, 甚至强调苏联要有无条件的民主。完全背离了真正的人本和民本思想，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解体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中国必须吸取其解体的深刻教训。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坚定地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党员的思想 建设，杜绝党员腐败现象的出现，同时要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第二，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反腐反贪，建立廉洁高效、协调规范的行政管理机构。不能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另一个极端是戈尔巴乔 夫时期的极端民主化和自由化。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其他各项工作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为它服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第四，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防治思想僵化，努力创造一个思想自由、思想活跃的局面。我们必须承认客观现实，反对教条，坚持改革，改变现状。第五，中国 正处于各种矛盾凸显期, 切实保障民生, 做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才能使社会主义事业长治久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民生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政策, 发展民族文化, 反对民族分裂等等。中国只有切实做到人本民本, 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才能使中国走向伟大的繁荣复兴。
再者就是与美国长期的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的经济。
当今，美帝仍然一直遏制中国，包括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战略，咱***近期也发声了，包括在北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等重大会议上也声明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所以我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
因此，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我们在看到祖国繁荣昌盛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祖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现实，每时每刻都要做好准备为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三篇：《硅谷之谜》读后感：没有大脑新皮质的生活
没有大脑新皮质的生活
——《硅谷之谜》读后感
注会15郝小仪
当志昊（人名）抱怨自己已经30岁了还一事无成，又不是20岁的姑娘，为什么要那么坚持自己的梦想云云的时候，世熙（人名）对她说“负责20岁、30岁这样时间概念的部位，就是大脑外侧的新皮质。而猫和人类不一样，没有新皮质，所以每天吃着同样的饲料，每天在同样的家里过着同样的日常，也不会感到抑郁或者无聊，因为对它来说，时间只有现在。因为是20岁、30岁，所以就要做什么相应的事情，像这样把自己关在牢笼里的，在这地球上只有人类。唯有人类，会因为年龄去做出判断，进行选择，这就是人类进化的代价。”
——《今生是第一次》
最近读了一本书，看了一部剧。书是IT行业的老兵吴军先生的著作《硅谷之谜》，剧是最近热播的老阿姨玛丽苏韩剧《今生是第一次》。神奇的是，我居然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了相似的精神，一种的反叛、宽容而又饱含情怀的精神文化，即所谓的“没有大脑新皮质的生活”。
硅谷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它的奇迹不在于产生的GDP有多高、技术有多领先，而在于它不断地创造卓越：在数次技术革命中都没有落伍，反而成为历次的革命领导者。创造这些奇迹的主体，包括那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公司（仙童、英特尔、苹果、基因泰克、思科、谷歌、特斯拉和Facebook）、超一流的大学（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旧金山分校）及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凯鹏华瑞和NEA），也包括那些拥有世界情怀的理想主义者。是什么造就了硅谷这种独一无二的成功呢？
作者把过去媒体上常见的解释总结成下面几点：
1、气候说，即硅谷拥有良好的气候条件。
2、斯坦福说，即硅谷是靠斯坦福不断孵化新的公司而维持繁荣的。
3、风险投资说，即硅谷的成功是靠风险投资促成。
4、政府支持说，即硅谷的成功靠的是政府的支持。
5、保护知识产权说，即对专利的保护是硅谷能够不断创新的原因。
然而，这些观点在作者的例证与逻辑推理中被一一击败。进一步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硅谷成功之谜，在于它反叛、宽容而又拒绝平庸的精神文化。
1反叛——N+1型的企业诞生
有一个关于硅谷的车库传说，即许多伟大的公司初期由于人员及资金的缺少，往往生发于硅谷的车库。然而，现实是只有苹果公司是以这样的方式诞生的。大多数的新公司，诞生于一种很神奇的渠道——从原来的公司或是大学中“反叛”出来。
截止至2013年底，最初的半导体行业巨头仙童公司已经派生出了92家公司，其中30家成功上市，包括著名的因特尔公司。谷歌、思科、太阳和雅虎则都是从斯坦福走出来的，他们在创业期，利用的都是斯坦福最集中、最优质的资源，技术成熟之后，独立于斯坦福成立公司。这种反叛的模式发展至今，甚至产生了“内部创业”的模式，即公司鼓励自己的员工利用公司的资源进行小团体创业，如果失败了，就当做是项目失败，成功了，就由优先投资或收购公司的权利。
这些公司，是N+1型叛逆，非但不在简陋的车库产生，反而往往产生于巨人的肩膀之上，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上一层。
但是其他地方却存在着N-1型叛逆。一些从原有公司独立出来的新派生公司，不过是技术骨干或是掌握市场资源的销售人员简单重复原有的业务，通过价格战与原公司进行低层次的竞争，山寨而非原创，对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2宽容——失败才是大多数的结果
宽容失败对于成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成功实在是太难了。除了客观条件和个人努力等可观测因素之外，还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成分。在硅谷成功创业、或是成功做出一项重大成就的人，都承认自己只是运气好一点点，因为当他们回顾自己成功的过程时，都发现了幸运女神的庇佑。作者回顾谷歌的创始经历中，多次的重大决策若是有一次的失误，也不会有今日的谷歌公司。
在苹果和谷歌等公司，内部常常会同时进行多个项目，但我们实际接触到的产品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很多项目都夭折了，但他们从不会因为项目失败而解雇员工的情形，尽管每次失败都可能造成了很大的亏损，也没有让任何项目经理承担责任，也没有因此而缩手缩脚不再多项目并行开发。
3拒绝平庸——残酷的丛林法则
硅谷不断上涨的高成本导致了正向淘汰，没有什么公司可以再那里站住脚后就能够永远地待下去。在这里，只有市场机制来分配资源，只有利润足够高、发展足够快的公司才能生存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就得搬离硅谷，每一次的转型，都会淘汰一批公司，同时带来新的、更挣钱的商业机会。
比如，通用汽车的工厂因受到市场影响让位给日本丰田，20年后，又转手给了特斯拉；今日的谷歌的总部是当年的明星公司SGI的总部，而Facebook的总部则是当年SUN的总部。
而这样的思维会微观化，细化到企业所雇佣的个人。这里来的工程师，每一个都会被给予决定事项的直接权利，相应的，他们也必须要有独立完成一个项目的专业能力，而且，这种能力必须是世界最卓越最顶尖的，除非如此，他们是无法再硅谷极高的成本下生活的。
硅谷的就业文化是“死亡是一个公司对社会的最后一次贡献”和“淘汰掉不合适的人对双方都是解脱”。
拥有这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人，就如同“没有大脑新皮层”一样，不会被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考虑限制，他们只是在不断地追逐，不断寻求自己的极限，不断地探索自己的潜力。
反观自己，进入大三以来，因为更多考虑到毕业后的去向，开始尝试申请各种实习单位，在这个过程中，失败率几乎动摇了自己继续认真学习的赤诚之心。但是《硅谷之谜》告诉我，一方面，失败才是常态，我想确实不该过分夸大自己的失败及其所带来的痛感；另一方面，永远拒绝平庸，当发现自己确实缺少一些能力（如一些社会沟通中必要的软能力）时，不要消极地把自己归为平庸之辈，而是积极的应对，相信自己会通过努力变得好那么一点点，通过这种一点点追逐达到卓越。永远，不要给自己的思维设限。
之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打击。一位老师说他曾经听一个用人单位评价“过多的能力无论对于公司还是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浪费。”我想这或许是真的残酷的现实，我们对于一些用人单位来说，不过是螺丝钉与螺丝刀的关系。但是当我冷静下来想的时候，我并不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至少我希望我的人生，没有所谓的“过多的能力”，只有还需进步的空间，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努力地内化自己的实力，都勇敢地迈出舒适圈，用尽全力地创造价值，活出“没有大脑新皮层”的人生，那么，也算是给自己的造出了一个小小的硅谷奇迹吧。
最后再次引用《今生是第一次》的台词，结束这篇感想：
“饱含我的真心/祝愿活在这个瞬间的各位/奋勇前进/反正今生/我们都是第一次”
PS:大脑新皮质在此文中代表没有限制的含义，科学依据仍有待考察。
第四篇：中国居民资产之谜
中国能保持竞争力吗？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开始反英独立斗争的同一年，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就一直试图理解，是哪些因素让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以及一国民众物质上的舒适和满足，依赖于经济生产率的提升。
由于一天的时间只有24小时，一年只有365天，而且由于一国的资源禀赋通常不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产率的提升，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举例来说，一个中国的农民，如果不再在田地里劳作，而是进入生产高质量服装的工厂，他的生产率就会大大提升。因为他不再使用传统的、低效的工具，而是在一种高效的工厂机制中，操作新机器，与许多其他工人共事，工厂的产品最终在有需求的市场上出售。
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生产率的提升，只是因为使用了更多的机器和劳动力，还是同时有别的原因。这些“别的原因”叫做“全要素生产率”（TFP），就是通过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将机器和工人结合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升。大体上说，这些新的方式来源于科技的进步。所有的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或日本，都主要或完全是依靠TFP的提升来实现更大程度的繁荣的，而不是靠增加工人或机器。
1997年以来的每年夏天，世界经济论坛都会发布各国竞争力报告，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和商业竞争力进行排名。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已经变得越来越精细化，现在其随附的数据表已经达到500多页。对于考察各国国民财富的排名情况，以及理解繁荣是如何被创造的，这是一种细致的、成功的努力。
从2000年以来，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GCI）中的排名上升速度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十年前的2002年，中国排在第47位，位于乌拉圭之后，巴拿马之前。2012年，中国已排到第29位，低于新西兰和文莱，高于爱尔兰和波多黎各。在这十年里，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排名都有提升，而法国、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巴西的排名显著下降。但是在2012年，中国在GCI中的排名其实是从去年的位置下降了三位，现在的排名和2009年相同。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竞争力在2009年之后已停止上升，中国国家繁荣提升的速度将会放慢？
GCI结果的计算，是基于三个主要的度量标准：（1）基本的前提条件（例如基础性设施、医疗和初等教育）；（2）能提升效率的因素（例如市场的有效化、更高水平的教育、金融市场的完善、科技条件的完备）；（3）创新和企业经营精细化因素（例如新专利的数目、科学家储备）。前两个度量标准，基本上对应的是劳动力和资本增加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例如更多的工人、更多的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通过银行贷款提供更多营运资金。而第三个度量标准，即创新和科技的改善，则集中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GCI排名最高的20个国家（以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和荷兰为首），在第三项度量标准（创新和企业经营成熟度）上都有很高的得分。这些国家都在创造出巨大的全要素生产率。
如果考虑一下中国在1980年的处境，很显然，这个有着庞大的贫穷农业人口的国家，能在不到30年时间里跻身GCI排名最高的30个国家之列，达到傲视群雄的高度，确实是
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的任务并未完成。仍有数亿人口需要脱离贫困，而中国众所周知的、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人口结构问题，让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复杂。中国必须继续创造繁荣。当然，你可以说GCI只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在我们把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和其他国家比较时，其他国家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也在不断前进的。但是，中国在2012年的成绩确实比前两年有所逊色。下降，就是在走向错误的方向
国之所以能在GCI排名中达到第29位，是因为它第一项标
准的得分不错，第二项的得分则非常高。在一些衡量标准，例如飞机座位数量、铁路基础设施质量和初等教育入学人数上，中国的表现很好。但中国的经商环境仍然落在发达国家后面，而且在一些指标上的得分很差，例如企业承担的总体税率、贸易壁垒、创办企业的难度、进口渗透等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规范比较落后，金融市场发展的严重不足束缚了中小企业，让它们难以获得经营资金。不过，为了让中国的竞争力继续提升，最最需要中国实现巨大改变的方面，还是在科技的完善度、企业经营的精细度和创新方面。低水平的竞争优势，本地供应商、生产流程、市场营销和管理的低质量，都在拖中国经济的后腿。中国在创新潜力方面的得分很高，但在科学研究质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储备等方面，表现得要差得多。
2012年GCI报告所传递的讯息是，如果中国希望自身的繁
荣程度继续提升，它就必须继续对外开放，并改革国内经济。它不能原地踏步。2012年2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发布“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该报告指出了中国要继续改善自身境况所需走的道路。这个道路并不好走，但至少它是清晰的，它包括：
（1）实施基于市场的改革来增强经济活力；（2）加速创新；（3）走向“绿色经济”；（4）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更多的机会和社会保障；（5）增强税基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6）改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对外开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公布时，在中国政府的一些部门激起了强烈的负面情绪，也引起了中国一些主宰性的、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的不满。中国最有才能的学生中，有太多把自己毕业之后的雄心寄托在进入政府或大型国有企业上。中国固然需要把一些最好的学生送进中央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但更多的中国好大学毕业的学生需要被吸引到中小型企业里，需要让他们看到令人激动的、有价值的职业前景，以及不俗的经济回报。中国必须改善创业企业和小企业的成长环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它们能通过更好的渠道来获取利息合理的贷款，并提供一个能保护个人企业所有权、品牌所有权的法律环境。要实现给所有中国人带来有尊严的生活的目标，中国必须鼓励和支持私人企业。
“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所设定的一系列方向，需要执行的决心和毅力。如果不执行，中国就必然面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中国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的排名，为考察中国的国家繁荣程度提供了一个的切入点，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不过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到2022年的时候，中国的GCI排名会比2012年高吗？还是会降低？中国自身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将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
中国居民资产之谜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期媒体再度热议中国居民净资产总值到底为几何的话题。6月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以下称《调查》），曾称2011年中
国居民家庭净总资产值高达69.1万亿美元（447万元人民币），高出2010年美国居民家庭净总资产值（57.1万亿美元）21%之多；同时称2011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户均净资产为247万元。《调查》在媒体中一时引起轰动。
近日英国诺丁汉大学姚树洁教授也对西南财大《调查》的结论提出强烈质疑，批评言辞激烈，认为《调查》的完成和分析存在诸多不严谨之处，并同样指出《调查》自身数据之间存在很多不自洽之处，更加引起媒体对中国居民资产到底是多少的重新关注。
笔者近期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精选版）自身的几个关键数据，结合其他权威数据，发现《调查》所得的结论很可能高估了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总资产净值的实际值2倍之多，城市居民家庭的户均资产净值更被高估4倍之多。有关详细推论参见笔者近日所写“合理估算中国居民资产”一文（以下称《合理》）。
对中国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更合理估算
笔者在《合理》一文中指出，如果认为《调查》的家庭金融资产数据基本可信，但用更科学的统计口径——撇除城乡私人企业主的生产性资产220万亿元，再按照国家统计局、住建部和人民银行对住房存量、住房交易价格和房贷的权威数据，把城乡住房资产总净值从《调查》所称的198万亿元调整到更加靠谱的120万亿元，那么对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一个合理的估计就不应该是《调查》所称的447万亿元人民币，而应该是149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3万亿美元，是2010年美国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40%，与2011年中美GDP的1:2比例基本相当。
同时，笔者在《合理》一文中指出，从户均角度看，2011年全国4亿家庭户均资产净值约为37万元，其中1.5亿户城市户籍居民家庭户均资产净值58万元（金融净资产11万元，住房净资产47万元），2.4亿户农村户籍居民家庭户均资产净值23万元（金融净资产3万元，住房净资产20万元）。
争论焦点一：城市居民含不含城市非户籍人口
一般认为，中国当前城市常住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流动人口，主要是非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家庭。总数高达近两亿人，涉及6000多万家庭。这部分人口算在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对了解中国居民家庭资产情况分布和估算家庭资产总量，有着关键性意义。
但西南财大《调查》（精选版）自始至终没有说明其调查的“城市居民”是指城市户籍居民，还是城市常住居民。报告精选版中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户籍二字。可报告一开始与国家统计局2011年全国城乡人口统计数字进行对比时候，国家统计局所定义的城市人口可是常住人口，报告为此给人印象他们调查的城市居民是城市常住人口。但后来一系列对城市家庭的数字都难以想象是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根据笔者拟合，如果城市居民家庭平均净资产为247万，农村家庭为32万，按2011年2.3亿城市常住家庭和1.6亿农村家庭，中国2011年居民家庭总资产应为619亿元（城市为568万亿，农村为51万亿），折合96万亿美元。大大超出甘梨所称的69万亿美元
所以报告所指城市家庭应该仅限城市户籍，但报告中农民工家庭是算在哪里没有给以解释。但如果按2011年1.5亿城市户籍家庭和2.4亿农业户籍家庭，可算出中国2011年居民家庭
总资产为447亿（城市为370万亿，农村为77亿），折合69万亿美元。这样，报告的数字看起来还能自洽。
争论焦点二：私有生产性资产该不该算入居民家庭资产
《调查》称2011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金融净资产平均为11万、农村家庭金融净资产平均为3万，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1年末全国城乡居民总储蓄余额为34.4万亿还能基本吻合上。但城市家庭除了“房产外的非金融资产”居然有146万之多。高的不可思议。查阅《调查》原文：“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家庭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家庭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资产；车辆资产；以及家庭耐用品等资产；房产与土地资产。”——原来是把私人企业的生产性经营资产都算入家庭资产了。所以，《调查》中连农村家庭的“房产外的非金融资产”也平均有12万了。
但这相当于把餐饮大亨的餐馆连锁、煤老板的矿井、饲料大王的工厂都给算进来了。而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亿万富翁在调查中被抽样到，其资产净值与平头百姓一平均起来，当然平均数会很高了。但这样的统计显然带有很大的误导性，也不符合国际规范。笔者查阅美国联邦统计署所做的美国居民家庭资产汇总数据，只有金融资产、房产和车辆等大件，并没有把私人所有的生产性资产算入。
争论焦点三：《调查》对房产净值的估计是否存在明显偏高
根据《调查》所报告的数据，中国城市住房资产净值为150万亿元（户均100万元*1.5亿城市家庭），农村为48万亿元（户均20万元*2.4亿农村/农业家庭），合计198万亿元。但《调查》中称，2011年中国城市每套住房价值平均为85万元，户均拥有1.22套，户均住房价值103万元。如果仅限城市户籍，城市家庭户均1.22套住房倒还在可以相信的范畴，但每套住房价值为85万则肯定严重高估。
2011年中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才5011元/平方米。而且中国城市住房存量中50%多是1998年前建成的，老房子市场价值远无法与新房相提并论。即使全都按照5011元/平米来计算，套均85万元相当于每套城市住房面积平均下来都有170平方米，这完全不可能。要知道，1998年之前修建的老公房套均面积一般只有60-70平方米，即使1998年以后的新建商品住宅一般套均也只有110平方米左右。
中国城市住房存量面积的官方统计数据一直缺乏，住建部在2006年最后一次公布的数字为113亿平方米。笔者认为，2011年中国城市住房存量的建筑面积约在148亿平方米，依据是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所称的2011年中国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1.6平方米，乘以4.7亿户籍城市人口。但即使全按照5011元/平方米来估计，城市住房资产的市场价值也只有74万亿元，只有《调查》所认为的150万亿元一半不到。
除了直接估测，还可以用房贷数据来推算住房资产价值。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1年第四季度》报告2011年末全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7.14 万亿元。由于中国新增住房相对存量比例小，可按负债相对于资产总值的10%来推算住宅资产总值，那么差不多2011年末中国城市住房总资产就是70-80万亿元，城市住房资产净值应该是70万亿
中国居民资产之谜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2011年中国农村的住房面积约为290亿平方米（住建部公布的农村人均住房面积34平方米乘以8.5亿农业户籍人口），按照1600元/平方米的市场价值来估计农村住房资产价值，大约是48万亿元，这个与《调查》所估计基本相当。这样笔者推算出，2011年中国城乡住房净资产合计应是120万亿元左右，是2011年中国GDP的2.4倍。
中国居民资产估计尚需更多研究
居民资产总量与分布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宏观经济学中一直有“财富效应”之说，即认为，居民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当期劳动收入，也取决于其家庭资产的变化。在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到GDP的70%多。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大面积住房资产价值缩水让美国经济决策者忧心忡忡的根源所在。反过来，家庭资产的积累还可以对冲经济周期波动对劳动收入的影响，平滑人们的消费，巩固内需，还可以提供养老和失业保障功能。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中共17大之后提出要“增加居民资产性收入”，正是基于这个道理。
但关于中国居民资产到底有多少，一直缺乏调研和有效的权威数据。从这个角度而言，西南财经大学进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获得的一些数据，让学界和产业界、决策者对中国居民资产有了一些初步的概况了解，还是有很大价值的。如果能公布《调查》全文，并让其中的基础数据与专业研究人士进行共享，会更能推动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能力。
但对居民资产价值的估计需要准确，至少大体准确，才有实际指导意义。以住房资产的估计为例，2011年中国GDP为47万亿元，即使笔者估计的城市住房资产净值70万亿，也相当于GDP的1.4倍多了。但如果是《调查》提出的150万亿元，那相当于GDP的3倍。不同的估计，带来的政策含义完全不同。国际上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具有市场变现性的住房资产价值超过GDP的1.5倍，就是具有很强的泡沫风险了。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虽然为了解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概况做了开创性工作，但在统计口径界定、自身数据的自洽、非金融资产的估测方法及与权威数据的引用互证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所得出的结论有较大的可质疑之处，难以信服，这些都有待未来继续完善。也需要政府支持各方面研究力量，共同来解开中国居民家庭资产之谜
正确估算中国居民资产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日前，复旦大学陈杰副教授在FT中文网撰写了《中国居民资产之谜》等文章。在文中，陈杰错误使用了以城市常住人口为计算口径的人均住房面积乘以城市户籍人口来估算城市常住人口的住房总资产，这无疑会低估城市常住人口的住房资产总额。同时，采用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估算存量房价格的做法也存在很大问题。此外，对中国家庭住房负债资产比为10%的假设也与实际数据相差很大，使得陈杰对中国家庭住房资产的估算结果偏差很大。笔者详细说明如下：
一、“城市居民”的含义
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中，我们明确将所调查到的受访家
庭按照户籍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因此，报告中的“城市居民”指的是“城镇户籍人口”，农民工家庭按照户籍归入“农村居民”。这一点在早期的没有正式出版的报告精华版中虽然没有说明，但是在2012年6月正式出版的《报告》中是非常清楚的。为了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对比，在《报告》第一章我们也按照常住人口的居住地区对城乡进行了划分。从数据上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城市常住人口比例为51.3%，CHFS统计数据统计结果为51.4%；2011《中国人口年鉴》公布2010年城市户籍人口比例为34.17%，CHFS统计数据为36.9%，男性比例为51.4%，CHFS统计数据为50.7%。所以，CHFS的调查数据结果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高度契合的。陈杰错误的用按户籍划分的城乡家庭资产均值乘上按居住地域划分的城乡常住家庭数量，当然会得出错误的结果。
二、生产性资产是否应纳入居民家庭资产
在我们的《报告》中，家庭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资产、车辆资产、家庭耐用品等资产、房产与土地资产。陈杰在文章中提到美国统计署公布的美国居民家庭资产汇总数据，并未包括生产性资产。
但是，据我们了解，美国统计署公布的家庭资产也包括了生产性资产(http://www.xiexiebang.compendia/statab/2012/tables/12s0720.pdf，table 720）。OECD等其他国际机构通用的家庭资产定义标准中也包括了家庭的生产性资产（OECD关于非金融资产定义网址）。此外，作为美国最具权威的家庭金融调查，SCF（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也明确将生产性经营资产纳入了非金融资产之中（SCF对于非金融资产的定义）。因此，我们的计算方法符合国际规范。
三、城市居民房产是否偏高
陈杰在《合理估算中国居民资产》一文中根据住建部公布的人均住房面积来估算中国城市住房资产存在计算口径不一致的问题。住建部所公布的人均面积其统计口径为城市常住人口，因此将常住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乘以城市户籍人口数来估计城市家庭住房资产显然是不妥的，忽略了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正确的估算方法应该是，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1.6平方米（国家统计局 2011年 《中国统计年鉴》，下文国家统计局数据均来自此年鉴）；城市商品房平均每平米销售价格为5032元，城市居民人口数为6.91亿。在不考虑人均住房面积与商品房销售价格增长的前提下，中国城市住房资产应该为109.9万亿。如果考虑2008、2009、2010三年来人均住房面和房价的增长，2011年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32平方米，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5803元每平方米，则可得出2011年城市家庭住房资产128.3万亿，而绝非70~80万亿。需要说明的是，这还是在不考虑新建住房相比于存量房在地理位置劣势，以及房屋装修的费用的情况下，使用新建住房销售价格5803元进所行的保守估计
正确估算中国居民资产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同时，陈杰在文中利用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每平方米5011元估算存量房市场价值，这种处理方式也值得商榷。必须注意到，房屋的价值，新旧程度只是一方面，房屋所处的地理位置、装修成本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价值。相比于以前修建的存量房，新建商品房大多距离市区很远，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利用每平方米5011元的新建住宅售价估算存量房市场价值并不正确。根据CHFS数据计算得出，2011年新买住房的平均价格为6361元，而2011年所有房屋的均价为7196元，由此可以看出新建房屋销售价格并不能代替平均房屋价格。
在住房价格上，我们非常小心。对于样本中的绝大部分城市社区，我们还收集了由社区居委会提供的社区房屋价格数据，居委会工作人员拥有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对于社区信息非常熟悉。根据此信息我们计算得出以上社区的平均房屋价格为6881元。同时我们根据以上社区的受访家庭所提供的房屋价值计算出了平均住房价格为每平方米7473元。我们还将收集到的社区住房价格与该社区受访家庭所提供的房屋价值计算出的平均住房价格一一进行了比对，社区房价与自报房价的接近程度约为95%。通过平均比对和个体比对，我们可以看出，受访家庭自报价格与市场价格是高度契合的，不存在受访户谎报误报等情况。另外，陈杰假设中国城市家庭的住房负债资产比为10%，利用个人房屋贷款余额对中国城市家庭住房资产进行了估算，遗憾的是，该假设与实际负债比例（4.06%）相差甚远，其估计自然与事实也相差甚远。
根据CHFS调查数据，拥有城市户籍人口比例为36.9%，平均家庭规模为3.03人。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13.47亿计算，中国拥有城市户籍的家庭数量为1.64亿。同时根据CHFS的数据，城市户籍家庭住房拥有率为85.39%，城市户籍有房家庭户均房产为108.29万元，城市户籍有房家庭户均房屋面积131平方米，城市户籍有房家庭户均家庭拥有套数
1.25套。由此可以得出平均每套住房价格86.63万元，房价平均每平方米8266元。因此，用城市户籍的家庭数量1.64亿乘以城市户籍家庭住房拥有率85.39%再乘以城市户籍有房家庭户均房产108.29万元，得到中国城市户籍家庭房屋价值为151.65万亿。
根据CHFS数据，城市常住人口家庭住房的银行贷款占资产的比例为4.06%，而非陈杰推测的10%。数据显示，受访家庭拥有第一套房的住房50.5%是1998年前获得的。1998年作为中国住房改革的分水岭，1998年前的全国城镇住房实行的多是实物分配，因此这一部分家庭的房屋负债资产比很低，仅有2.2%的家庭有房贷。进一步来看，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没有银行贷款的现有住房资产价值不断上升，负债资产比例势必会降低。前文已经计算出中国城市户籍人口家庭房屋价值为151.65万亿，可以大致推算出2011年截至我们的调查结束时（2011年8月底），个人房屋贷款余额为6.15万亿。这个数据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1年第四季度》报告中2011年末去全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7.14万亿是可比的。
陈杰的计算是基于宏观数据及主观假设而得到的。主观假设当然有可能错误，其基于的宏观数据也是来自于微观调查。中国因为缺乏独立的微观调查与统计局数据互为印证，使得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数据经常受到质疑。我们的数据，在很多方面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提供了佐证。但是，在家庭资产方面的调查上，我们是第一家，提供的很多数据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们欢迎也希望有更多的类似调查与我们的数据互相印证，彻底搞清楚我们自己的家底。
中国是一个拥有13.7亿人口的大国，远不是利用简单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就可以描绘出她的模样，因此一份囊括中国家庭资产全貌的调查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欢迎各位学者对我们一如既往得关注以及提出建议。最后，我们的数据将于本年末向学术界和社会免费公开，欢迎各位申请使用
第五篇：观中国之谜有感
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危机中奇迹般地率先回暖，使西方国家充满了探究的热情，他们想弄清“中国之谜”。一些世界最顶尖的学者专家，把我国的快速发展称为“中国之谜”，这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中国的发展是难以理解的。
改革开放，让我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30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幅高达9.8%，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到2008年已提高到6.4%。今天，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位居世界第三。
2008年，在克服了罕见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向全世界奉献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壮观与宏大的奥运盛会。9月25日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要举办，全球目光再次聚焦中国。
然而，西方国家的赞美我们并不能完全匹配。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记忆深刻：中国的任何一项巨大的成就，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中国的任何一个小问题，乘以13亿，都会成为一个无法想象的大问题。所以，就我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我想对影片中的几个问题做简单的分析：
一、资源问题
我国钨、锡、锑、稀土等储量世界第一，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世界第一，煤炭、石油、黄金等的储量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国要用这占世界7%的耕地、6%的水资源、1.8%的石油、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等资源，养活着占世界20%的人口。所以只有充分并且合理的利用这些资源，中国才能获得更好更快速的发展。
然而，中国的资源利用率明显偏低，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有这样几组数据：从工业能源效应来看，我国单位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了40％以上，而这些工业部门占工业GDP能效的73％；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要比发达国家低20%；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大概是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了20%；我国建筑存在高能耗问题，单位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相近发达国家2-3倍。资源的大量浪费也造成了更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虽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但仍还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来再改变，所付出的代价和难度是非常大的。
二、廉价商品的出口问题
中国生产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机和鞋子，还有几乎全部的玩具。而全球最大的美国连锁零售商店沃尔玛的绝大多数国外供应商都是中国企业。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出口商品大部分产品科技含量低,成本低廉的廉价商品，依靠大批量出口来获取贸易利润。这也表明已经是工业大国的我们，在技术水平、管理经验、产业提升，以及国际竞争力上仍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不仅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还有一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违反一些相关法律法规，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极低。这样的廉价商品出口不仅不利于建立中国商品的国际品牌形象，不利于提高中国长远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严重污染环境，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三、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危险边缘。有报道显示，我国的基尼指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这就意味着1%的人口占有40%的社会财富。财富的过于集中，既是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抑制贫富差距势在必
行。
我认为，政府应充分利用税收的手段调节收入的分配，推进税收的改革，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政府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初级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并且扩大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提高其标准；建立农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确保农民也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障。政府还要继续统筹城乡发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辉煌的成绩。一路走来，我们有成长，也有伤痕，我们看到了未来的生机勃勃，也看到我们必须面对的艰辛。我相信：只要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得伟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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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农村发展的制约因素
1、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不同步
通常，我们把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成为城市化。一定的城市化水平需对应一定的基础配套设施，如道路、住房、学校等。我国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5.68%。
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为我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大大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然而，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跟不上工业化水平，这意味着大量拥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原有人口的基础设施，城市全体居民在此层面上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城市问题。这种现象曾经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出现。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造成城市里贫民窟一间挨着一间。在利物浦，有3.8万人住在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在曼彻斯特，每380人共用一个厕所。
2、二元户籍制度待遇不同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曾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打破城乡分割局面，但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种种现象。我国户籍制度将城镇居民与农民区分为两种经济身份的象征，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性，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同。农村居民的子弟除考学等少数途径外，绝大部分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籍。显然，待遇的不同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流动，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企业扩张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这表明了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的劳动力密集型转变为集约的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是大势所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较大，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改善，经济效益较低。固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离去也减少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
二、诸因素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
1、增加转移的心理费用
转移的心理费用曾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被提及，指的是劳动力从熟悉的生存部门转移到资本主义部
门这一陌生环境所需额外得到的心理补偿费用。由于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部门意味着城市社会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原本规划中容量有限的基础设施需要接受更多人的分享。相对与原城市居民，经济实力的不均衡造成远道而来的农村人口遭遇劣势的生存环境，多人拥挤在临时搭建的瓦房中，没有生活配套设施，其居住环境甚至比不上农村老家。
在这种环境中，农村劳动力越发感到难以融入新的城市环境，其心理补偿所需的费用远远高于仅是背井离乡的心理费用。心理费用是衡量现代部门工资的一个重要指标，心理费用越高，工资成本越高。城市化水平的落后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心理费用，导致企业花费更高的成本，影响了企业长远的经济效益，进而阻碍了我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2、制约剩余劳动力转移
户籍制度的制约严重影响了我国劳动力的自由转移，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因城乡户籍待遇不同而对进城务工有所排斥。尽管农民已进城务工，然而其农民身份没有变。在城市，农民工不能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与平等的市民待遇。部分地区名义上取消了农业、非农业两种户口，但实际上并没有在福利制度上发生实质性改变。这种状况使城镇化处于一种僵持状态，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成本。以户籍为分界的不公平的社会管理制度，导致我国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既脱离农村社区组织又脱离家庭的群体，这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3、剩余劳动力无用武之地
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将经济发展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不会引发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部门工资保持不变；第二阶段，农村剩余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会使农业总产量下降，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升（工业部门工资必须大于农业收入才能吸引剩余劳动力）；第三阶段，农村全部剩余劳动力都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农业开始资本主义化，农业和工业中工资水平都由其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决定，当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与工业部门相等时，经济进入“一元经济世界”。
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因为这时的农业收入同工业收入相差无几，也就实现了我们理想中的城乡收入平等。然而，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移有一个先决条件：工业部门持续不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直至转移完毕。理论上，企业规模的扩张可以吸纳更多劳动力。但是，剩余劳动力的吸收速度决定于企业扩张的方式，因为不同的扩张方式所需的新增劳动力数量不同。如果企业扩张采用技术密集型方式或资本密集型方式，就业就可能不会增加。这也就意味着不能把隐蔽性失业人口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进而，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世界的转化受阻，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是必然的。按上述分析，这种转变对农村发展是有不利影响的。更多的企业将以现代的技术密集型而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方式进行规模扩张，所需的新增劳动力也就大大减少。如此一来，通过企业扩大规模来增加就业的希望破灭。由于教育与素质所限，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很难接手新型的高技术操作，他们到了城市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大量剩余劳动力闲置使农产品的边际生产率维持在较低水平，阻碍了农业部门收入水平的改善，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管中国GDP增长速度的数值很大，但是对于城镇和农村的老百姓来说要比政府增长慢一拍。总体上看，12年里国家财政收入翻了5.7倍，如果把这5.7倍的增长换算成年增长速度的话，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农村的纯收入在过去的 12年里面年均增长6.2%。同期，中国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这是去掉了通货膨胀的真实的GDP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年均16%，去年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是31%。而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这两个群体的增长速度要慢很多。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答案。
四、国家为何喜欢在重工业“一投再投”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在以前的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苏联当年也是这样，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是苏联最强的，第三产业发展很艰难。之所以这样子，跟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关系非常大。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国家通过所有制掌握生产性的财富，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什么呢？一旦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过去6年我都会带耶鲁的学生到中国看中国的公司，最让他们感动就是宝钢的工厂，那么多的机械、滚烫发红的钢条，很了不起，那么大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这是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很厉害、很宏伟。
官员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医疗上面，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别人看不见，上一级领导看不见，如果这样做对于自己下一步的升官没有好处，官员就不会这么做。外地人来参观时，也不会说“你在这边做市长期间带来的变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看得见的 “形象工程”。但是，一个社会的增长总是靠不断的投资、再投资，而消费跟不上，也许几年可以，但是长期靠这个模式进行下去，到最后生产了这么多东西由谁来买？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的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再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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