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和阶级——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

第一篇：家族和阶级——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

中山大学法学院02级4班 蔡惠燕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中国古代法律也不例外。它与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维护当时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社会结构，竭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瞿同祖先生在其大作《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详细地阐述了产生这一法律的社会背景，研究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揭示了法律的意义和作用。通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脉络，了解其演变的规律和不同阶段的基本特色，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深入了解其实质。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国历代法制都明确限定了人们在社会以及家族内的身份等级，并且无论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诸多方面都与这种身份等级密切相关。瞿先生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了家族、婚姻和社会阶级，揭示了其和法律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突出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看到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轨迹，了解了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明白了当代中国某些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缘由……

与欧洲社会早期国家产生不同，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的联系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愈加紧密，宗族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稳固宗族关系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西周时期就确定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血缘关系网并根据了尊卑、亲疏、远近程度不同，确定了“五服”制度，因此丧服不仅是简单的服丧衣饰，更主要是确定亲属之间关系和等级的标志。中国家族主义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其父权本位上。“父为子纲”，父对子孙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对子孙有支配和惩罚的权力，不仅对子孙的日常生活加以严格限制（如婚姻等大事也要由父所决定），甚至对子孙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法律对此种行为一般都会网开一面，从轻甚至不用追究责任。子孙对父母要绝对服从，不许忤逆、违背父母，不然会被法律、社会当成罪人。“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五刑之属三千，最莫大于不孝”，对于父母等至亲尊长的不孝行为，历来被当作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都要对其加以严厉惩罚，隋朝确立的“十恶”中有一类是被认为严重侵犯家长权的，如恶逆、不孝、不睦、不义（部分），内乱等，这些罪行都要受到严厉打击，一律不得被普通的大赦所赦免，所谓“常赦所不原”。而且贵族官员犯有这些罪行，也不得援引八议、收赎之类的特权来逃避刑罚，从中可以看出父的绝对权威。“为亲者讳”，儒家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不应互相告发，这才算“直”，这种“直”当然是超乎法律之上，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原则为准绳的。不过，在法律上，父告子是可以从轻甚至不用承担责任的，而子一般是不能告父的，不然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所告是实情，也要接受惩罚。……讲到家族，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婚姻，因为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婚礼者，礼之本也。”而婚姻的目的则被认为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主要是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基于血缘、等级和特殊事件等设定了许多限制，如同姓不婚等，婚姻的缔结一般都要经过繁缛的程序。“夫为妻纲”，夫就如同是妻的家长，对其行为负责，要求妻对夫百依百从，决不能有半点怠慢，夫也可以纳妾，甚至可以以“七出”单方面解除婚姻，休弃妻子（虽然有“三不去”对夫单方面休妻的限制，但是夫休妻的权利还是很大）。妻对夫的殴打等侵害行为，只能默默忍受，不能付诸诉讼，更不能加以反抗，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侵害严重甚至造成死亡等，夫也会照凡人有所减罪；而妻对夫的侵害行为却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妾则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总之，妻妾对夫要绝对服从，勤恳祭祀祖先，延续后代，才可以免遭被休弃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健全，父子、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了一步一步的改变，当代社会不会再强调父权、夫权的绝对权威，也不会在法律里规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夫妻更多是平等、互相扶助。但是，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在当代还是有一定影响。在许多农村，重男轻女、暴力干涉婚姻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痕迹。为此，有关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条文，以次来削弱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势力。

欧洲社会早期国家权力的形成主要是循着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中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政治性的集权方式得以形成的，所以统治阶级更加注重王权的巩固，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儒家便是维护这一制度的“忠实奴仆”，儒家向往礼制，“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荀子说得更明白：“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荀子•礼论》），礼成为早期国家划分并确定社会成员尊卑贵贱地位及其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依据。“序上下，正人道也”（《白虎通德论》卷一，《礼乐》）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一切重要领域建构了一套贵贱有等、上下有序，极具严肃性和威严性的规范体系。统治者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天子、诸侯、各级贵族、平民以至贱民等阶级，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有不同的地位，各异的权利义务，权利从天子递减，义务则是从天子递增，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不同等级的人应遵循不同的生活方式规定，服装、饮食、房舍、舆马等都有严格的限制，“见其物而知贵贱。”（《新书》卷一，《服疑》。君主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高地位，对臣民拥有根本性权威，“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利是毋庸质疑的。臣民对君主要绝对服从，任何时候都要为君主着想，不得侵犯君主的权威，否则会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逃不了严厉的刑罚。地位高的阶级一般都能享受特权（如“八议”制度等），而且能支配、统治地位低的阶级，对地位低的阶级的侵害行为一般也能较凡人减等，而且可以以赎官法、官当法等逃避法律的惩罚，而地位低的阶级承担了大量的义务，对地位高的阶级惟命是从，不得侵害他们的权利，不然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严刑竣法。不同阶级一般也不允许通婚，所谓“门当户对”是基本准则，特别是地位高的女方不得嫁给地位低的男方，不然会受到社会的唾弃。等级一般是世袭的，特权阶级永远是特权阶级，而贱民阶级只能世世代代做牛做马，不可能成为特权阶级,而且，不同种族中也有不平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异常显著，人民都被划分为层次井然的阶级，无论政治、法律及社会各种待遇都依其顺序而定其高低……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法律得到了健全和完善，许多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都已剔除，法律向着平等、公平的方向发展，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阶级观念还是在不少人心目中存在，有些官员自以为是特权阶级，整天鱼肉百姓，凌驾于百姓之上，而且官官相卫，形成了新时期的官僚集团，而百姓竟以为自己是弱者，不敢加以反抗，更不用说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世袭制”也没有完全消失，市长的儿子再差也能当个官，而百姓想当官却要费劲周折，这样，真正的英雄只能无用武之地。悲哀！法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平之如水”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执法过程中和社会活动中都要剔除阶级观念，真正做到法律、社会面前人人平等，给以公平的机会，则真正的平等指日可待。

儒家成功地将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统一起来，在儒家心目中，家族和社会身份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建立了以“亲亲”、“尊尊”为中心的不平等但有序列的社会格局，强调了君父的绝对权威，构建了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这种格局维系了几千年，成为各个朝代的社会基础。直到现在，我们似乎还可以窥见其痕迹，国人的家国观念还是很浓重，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法律反映着社会，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可以说，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脚步是一致的。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法律史，便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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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家·族·国——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有感

家·族·国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有感

民国时期，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战火不断，尤其是日军侵华，国土沦陷，汪伪政权的建立更是让国家政治进入最黑暗萧条的时代。然张之洞先生曾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学界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百家争鸣之态，大师名家浩如星辰，无疑，瞿同祖先生自是耀目，其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更是以全新的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为后世的古代法律与社会研究提供极大的借鉴意义。本人近日拜读此书，对第一章节《家族》断想颇多，因此选择截取该章来畅抒己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家族与法律。如有不到之处，烦请指教。

家族主义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核心工具，是父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礼为秩序，始终在中国数千载的古代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自清末以降，西学思潮涌入，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等理念在国人的脑海里占据重要的一席地位，家族主义的衰落与淡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了。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何谓家族主义？家族主义有何政治渊源？家族主义对古代法律有何影响？对现代法律与社会又有何思想遗存和矛盾之处呢？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想探讨的问题。

家族主义——国家政治的缩影

从母系迈进父系社会，家族的概念就诞生了。它以男性成员为中心轴，二世代或三世代的直系血亲组成家，拥有同始祖的一个个血缘家庭组成族，一个个庞大的血缘集团就形成了。当然，单就中国古代社会背景来看，家族这种事物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其优越性的。中华文明系农耕文明，大多数人民是以耕田纺织来维持生计的，但是在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更多的劳动力才能创造更多的生存发展资料，所以中国人成为了“群居动物”；另一方面，农事生产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天灾人祸常常会导致一些小家庭的覆灭，这时，家族就具有了必要性，在同一家族中，亲人们可以共同劳作，共同抵御灾祸，使家族能够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下繁衍生息，创造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的生产力。然，我们也知道，每个团体或组织都需要一位leader，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与家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薄，没有强权的领导，家族很自然地就会从内部崩毁，所以族长，或是说家长的诞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那么家族中的长幼尊卑等级秩序又是如何确定成型的呢？

男性成员眼中，统帅家庭，甚至是家族的权力是极具诱惑力的，这种诱惑使得男性成员们会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择手段，不仅仅会影响家族和睦，还会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固。所以周公分封天下，定宗法制度，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明确了大宗与小宗的身份地位差异，从而形成了由尊卑有序的家族构成的等级森严的国家体系。这种尊卑等级关系也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费老把人的关系网络的范围比作向池塘扔石头，所激起的一圈圈水波，离中心——作为个体人——越近者，关系越亲密，越远者，关系越疏远。这种比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中以个体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亲疏划分，而这种关系的强制力正是家族的存在。后来，这种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孔子上升到“礼”的层面，作为儒家的核心理论之一为后世儒者不断改造发扬，经董仲舒进言、汉武帝首肯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礼制深深渗透进治国理念中，使得政治与家族主义牢牢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家国一体。从此，中国就好像是由数不尽的自治小国家组成一般，这些小国家就是一个个家族，他们内部尊卑有序，与外部其他家族保持着一种礼貌、温和而疏离、却又相对平等的关系，如同隔着一堵高墙、一道鸿沟，只有联姻才能勉强在墙上开一扇暂时的门、在沟上架一座缓慢溃败的桥。当几代过去后，两个家族都好像乌龟缩回了壳一般，再一次断开了联系，恢复到自治小国家的状态，继续为政治的稳固添砖加瓦。

家族伦理——高于法律的存在何谓伦理？其实就是家族内部的一种成员皆应遵守的秩序，它明长幼，定尊卑，以维系家族成员间的“合理”关系。它不仅仅代表了一种运作理念，还规定了家族内部尊长权力的绝对性和权威性。在家族内部，家族成员必须无原则无条件地服从尊长的意志，成员与成员之间只有绝对的指示教化与服从，所有违抗尊长心意的行为都不为社会公理所接受，会被冠以违反教令的帽子，严重者会被定上不孝之罪的标签。这种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父权的力量急剧膨胀，几近挣脱了法律的约束。中国古代的家族是父系性质的，家族的基础是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而家庭的核心是父权；同时族是家的组合，那么族长权就是父权的延伸。当然为了便于陈述，我们在段首所说的父权先简单地理解为尊长对卑幼的权力。这种权力几乎是绝对的，首先就是生杀大权。这就是由政治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咋舌延伸到“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荒谬了。故看典籍中关于父母将子女“活埋”“殴杀”“勒毙”的例子比比皆是，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种对生命的随意与不尊重的态度，这种血亲故杀的行为，实在是令人胆寒，“虎毒尚且不食子”，更具理性的人类缘何会有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呢？虽然后来国家将这种权力收归政府，但是从种种案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不过是权利的移交和代行，父母尊长的意志还是最终决定卑幼生死的“诏书”。

其次是相对较轻的与生杀大权有概念交叉的惩罚权和裁决权，父母虐待子女、严惩子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法律处理往往不是“无罪”就是“杖一百”而已。让人绝望的是，子女自然就接受了，还要表现出愉悦与淡然。秦二世假传秦始皇遗诏赐死扶苏，扶苏曰：“父而赐子死，尚敢复请？”

最后是主婚权和经济权，自古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自此，父权最终掌控了卑幼的全部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

二、司法被迫为家族主义做出很大的让步，使得司法有了极大的漏洞。海瑞断案的标准就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其屈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而且官府对于尊长控告卑幼的案子不可不受理，受理之后做出的裁决基本上都是站在尊长一边的。同时，若卑幼有伤害到尊长的行为，无论是有意或过失，还是根本没有责任，只要被告到官府，卑幼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只不过可以依照具体情况将“罪加一等”或者“罪减一等”罢了。

家族概念——铭刻在民族灵魂上的烙印

在中国将尽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中，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冲击着我们传统的家族主义观念。经过历史的洗练，家族观念不断淡化，纲常伦理中合理的部分被保留到“社会主义传统美德”的行列中，其他大部分被当做封建残余，尽数燃尽为历史蹉跎的尘埃。但是它毕竟是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思想，通过家庭教育和血统传承，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里留下印记。

比如说，在我们的感觉上，父亲这脉“宗族”和母亲那边的“母党”的地位是没有分别的，都是血缘关系远近相当的亲人，但是在称呼上，还是有着鲜明的分别。你永远不会称呼你母亲的母亲为“祖母”，正如你不会叫你父亲的父亲为“外公”一样。而且在你的祖父和外公去世之时，你所穿的丧服，在守灵人群中的站位也是不同的。关于这两点，我深有体会。

当然，以上两种现象并不会影响到现有法律的权威性，但是总还有一些印记仍然是对法律的一种蔑视。孩子出生后几乎是自动地随了父姓，大多数都是没有父母商量的过程的，母亲也是默认的，然而这有没有侵犯到孩子自己选择的权利？记得有一次，我嫌自己的姓氏过于普通，想换一个稀罕的姓氏，结果祖父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说什么都不允许我这种“叛祖”行为；又有一次，谈论到未来的生活，我向往丁克家庭，结果母亲立刻回了一句：“我们的血脉如何传承呢？家族不就没有后代了么？！”我称可以抱养，母亲叹了一句：“再好也不是自己的骨肉，始终会心存芥蒂的。”由此可看，虽然是两件极其微小的事情，但其中透漏出的对家族位分的重视，对传承的坚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类的自由选择权，是隐隐地与法律相冲突的。

家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念，它还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反映。家族的存在，固然可以联系亲族，加深感情，使人们更有社会归属感，但同时它也会加剧本身就源于血液中的亲疏之感，不利于打破非亲属之间心灵的藩篱，构建和谐社会；而且它也容易让家族尊长忽视卑幼作为一个个体的自由权利，造成与现代法律中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冲突，影响法制建设。所以，私以为，将家族仅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既不会让这种传统价值观在历经两千年的风霜之后落得惨淡收场，又可以为真正达到法治扫清了征途。

By Candice Zhao

第三篇：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感

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有感

芊蓓

在群里朋友的影响下，我开始接触毛选，跑步的时候听，听完觉得有意思的再看原文，学到了很多益处。更妙的是群里还会有讨论，于是我汇总了群文件的思想与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分享。

对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在当时的划分是：地主和买办阶级（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半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无产阶级（包含产业工人与农村无产者）。

时移世易，在建国近七十年的现在，我认为阶级应该划为：统治阶级，官僚与大资本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统治阶级包含我们在新闻联播里可以看到的国家领导人；官僚与大资本阶级包含大家在次一级的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的高中层官员以及大型国企的领导；中产阶级仍然是大型私营企业主；小资产阶级是目前号称中产的一批人；半无产阶级：小型国企工人，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无产阶级：基本在中国绝迹了，可以理解为被精准扶贫的那些人，以及戒赌吧的老哥，算是极少数了。

而我想详细分析论述的即是小资产阶级，就是平日里号称中产的那一批人，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按照温铁军的说法，中国没有无产阶级全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按生产关系的大方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小资，一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小资，两种资产阶级之间，有1成的浮动小资，我直接定义为半无产阶级：在农村里有资产，但是资产的收益无法养活自己，在城市里又扎不下根来；城市里，有一套原来单位的老公房，拿着最低的工资，没有任何资产性收益的城市底层贫民。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帮人，我们几乎可以用网站鄙视链来定义小资阶级的上中下层，知乎是高层，微博中高层，天涯中低层，贴吧底层。而目前来看，中国有5成的小资是只强调权利而不强调义务的也就是浮动的1成+工业的4成。他们希望有社会主义的福利，有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外交，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原始社会的性开放，封建主义的个人荣誉，帝国主义的私产保护。他们不会强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强调自己的权利

而这一点其实也并不是社会主义特色，全球都一样。要福利不要加班，没事示威罢工。跟路边理财项目那帮被坑的人一样，只想高利息，从不想高利息是从哪里来的，被骗了就跪求政府，政府解决了之后，他们换一个项目继续上当受骗，做发财的美梦。如此周而复始。

而剩下的40%就是建立在农业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们，他们就是曾经的那种胆小怕事的小资。农业人口很少闹事，也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警察一去就都窝着了。不团结里形成一种无组织状态的散兵游勇。又无法对抗大资本阶级。也无法对抗官僚。就像列宁说的，这帮人就是深夜里拿着黄金蹲在街边的小女孩。你觉得他们不可能被抢吗？他们被抢了，只会放声大哭，而他们的哭泣会迎来恶狼。中国有一句类似的论述：三岁小儿持金于市。抢走他们手里的黄金的是官僚及大资产级，他们的哭泣引来的是中产对他们的掠夺。对，就是那群中产，民族资本家，创业成功人士，他们会打着帮助小资的旗帜来进一步的掠夺小资。

所以，列宁认为，中产是应该属于严管的那一类。就如同，当下的中国，当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出现了消费恐慌而导致了全社会的恐慌的时候，小资的哭泣迎来的是中产的无限度诈骗，他们做互联网+，做现货期货交易，做P2P，做校园贷、路边投资公司——欺骗小资，无所不用其极。

而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在做什么呢，小布尔乔亚们自以为读了两本书，看到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看到了历史上的土地革命，惶恐不安，生怕自己的那可怜的一丁点财产在顷刻之间被所谓的暴民夺走，就反复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对上谄媚，对下污蔑，就算在阶级兄弟之间，也要通过看什么网站，追日韩剧还是欧美剧，孩子有没有英文名较个高低。城市的土著各种诅咒外地人，认为外地人打破了他们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城市里刚落下脚的体面人却也各种鄙视拆迁暴发户的嘴脸，甚至禁止自己的孩子与没有英文名的小孩交朋友。他们无不是刚刚上升了一个阶层——还不是阶级——就要摆出高贵的嘴脸，最好家里的保姆也要换成“拎得清自己位置还会讲英文”的菲佣。

一旦阶级矛盾爆发，上层要牺牲他们安抚下层，下层首先就要斗倒他们来发泄愤怒。然而小布尔乔亚始终做着小确幸的梦，不清楚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宁肯相信资本家的良心，也不肯相信共产党的党性。

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下一代，幻想在高额的教育投资下可以提升子女的阶级，所以我所见所闻的亲子产业链各种兴旺发达。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老而弥坚的口号就像传说中永不停歇的永动机一样，让小资们把自己的辛苦钱花费在永无止尽的攀比上。只要是有关于孩子的东西，每一个父母都会用到自己收入的上限来消费。

他们这样的努力有没有用处呢？有，但是不明显。至少我国还不是美国日本这样的阶层板结的成熟社会，中国社会飞涨的GDP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读书改变命运更是整个社会千百年来的惯性，但是不可否认，这个口子是会越来越窄的。改革开放时期提升阶级的难度比现在简单更多，而我们这个年代应该会比我们孩子的年代要容易一些。

时不我待，即使我们是被放弃的一代人，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放弃自己。要健身，要读书，要学习各种技能，在浅说这个框架下，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用组织的力量给我们的后代带来更多的可能——光宗耀祖，福泽后代。

第四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笔记

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笔记

施嘉恒11300740008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写于1939年瞿同祖在云南大学执教期间。这本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与范畴来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开创了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之先河。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的家族、婚姻、阶级、巫术宗教以及儒家和法家思想，并籍此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的重大变化。全书不仅是一本中国法制史，更是一幅中国社会白描。

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内容概述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全书共分六章，前两章写家族和婚姻，中间两章写阶级，最后两章，一章写宗教与巫术，一章写中国历史上的礼法之争。家庭——阶级——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这样的行文脉络体现了瞿老“要了解中国法律的缘起、发生、发展和影响，就必须从底层的阶梯逐级而上”的历史观。

瞿老在导论中提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

在正文中，瞿老首先对“家族”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以父亲而论，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家族被认为是政治、法律的基本单位，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长或族长除了生杀权以外，实具有最高的裁决权与惩罚权”。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节处理的再交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家族重视亲属关系中以辈分、年龄、亲等、性别等条件为基础所形成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分野，推重名分，尤重伦常。身份即是最权威的证据，法律只看名分，不问是非。如法律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反过来，子女对父母须以恭敬顺从为本，否则将不容于社会、法律。古代法中有关这一类的规定极为琐细缜密，不厌其烦，不惮其详。原则总是一个：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于责任。

第二章作者对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古时婚姻的意义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它是完全以家族为中心的。男性的直系亲属，对子女拥有绝对的主婚权，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无婚姻自主/ 3

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权。男女结婚之后，夫妻名义上是平等的，但在家无二主的最高原则之下，女子被排斥在家长之外，即使夫死，也只能由子或孙继之为家长。社会习惯和法律还对妻的财产权作了严格限制，妻对家庭财产只有行使权，而没有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除了财产权之外，从夫妻的人格方面的关系来看，妻子是完全处于夫权统治之下的。“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在夫妻相殴杀的情形中，对于妻殴夫的，则加重处罚；而夫殴妻的，则减刑处罚。至于婚姻的解除，主要以七出、三不去为条件。“七出”一般指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嫉和恶疾，没有一项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的，全部是关乎家族的延续，与父母的关系等等。“七出”之外，离婚的另一条件为义绝。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等。此外，古代婚姻的禁忌也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同姓不许结婚；二是外亲之中有些亲属之间不准通婚；三是亲属的妻妾与其夫家亲属之间不许结婚。

第三、四章都是对于中国古代阶级的研究。封建社会依照“身份、财富和权力的分配”这三个维度将人与人划分为不同层级，并且贵贱对立极为显著，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仪、丧葬、祭祀等皆有等差。这些差异不仅规定于礼中，而且规定于法中，采用法律制裁来惩罚僭越的人。古代的法律从来都是“王法”，它们只是贵族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然而贵族却独立于法律之外，即所谓“刑不上大夫”，而皇帝是全然独立于法律之上。此外，古代特权阶级的家属也受庇荫而获得异于平民的法律地位，如对荣耀者的推恩和对犯禁者的株连。法律对于阶级的不同规定还体现在良贱间的不平等，良、贱相犯，根据双方身份予以加重或减轻处罚。如果良、贱之外还有主奴关系，则愈重或愈轻。并且，官吏与平民在司法待遇上也是截然不同的，法律上根本否认士庶在诉讼上平等的地位，涉及到两者之间的诉讼，无论士为被告、原告，均不使与平民对质，平民也不能当面控诉他。

第五章解释了巫术与宗教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影响。在古代中国，虽然法律制裁与宗教制裁是分开的，但官吏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与神，帝王因灾异福报而修刑，执法官因个人福报观念而影响司法判决等等，都可以看出巫术与宗教和法律的功能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全书的最后一章瞿老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问题，探讨儒家和法家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的不同主张。儒家和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但儒家从根本上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社会应有分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礼便是维护这种社会差异的工具。而法家所注意的是法律、政治秩序的维持，认为国之所以治端在赏罚，何种行为应赏，何种行为应罚，完全是一种客观的绝对标准，不能因人而异，必须有同一的法律。儒家却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以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 3

法学基础理论LAWS120001.02 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是最彻底的解决方式。法家则更重视客观的工具，以规矩拟法，主张治国以奸民为对象。秦汉的法律是由法家制定的，魏以后儒者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工作，儒家思想开始支配古代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法律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过程，此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本质上的变化。

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几点思考

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瞿老引用的历史文献、法律条文（《史记》、《唐律疏议》、《刑案汇览》、《现行刑律》、《明会典》）的级别中不难看出，瞿老运用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法律时，仅仅将目光放在官府制定的国家法上，而忽视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民间习惯法，忽视了中国古代社会自治领域中的法律现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对他所得出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正确性与完整性提出质疑。就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方式的特殊性而言，国家法之外的习惯法似乎更为主要地调整着社会生活的秩序，它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

其次，社会学是一门产生于19世纪末期西方的学问，当我们用西方的、现代的理论框架支撑下的社会学方法来分析、阐释中国传统社会时，许多值得争辩的问题就很可能会被遮蔽掉。

三．结语

瞿老以一个社会学家的敏锐眼光，将中国法律史自汉以来的变化发展，置于一个广瑈的社会背景之下，然后加以分析论证，并对法律史以往忽视的一些研究对象，如婚姻、家庭、宗教乃至巫术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功效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使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史学实现了重大突破。正如瞿老在该书导论中所说的那样，其真正关心的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具体变化，而是蕴涵于条文变化背后的社会变化。/ 3

第五篇：《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有感

---荒唐的霸道

张之洞曾经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指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运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中华现代学术的转型完成于该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学术与思想的新变，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瞿同祖老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精神，将汉代至清代二千余年的法律作为整体进行剖析，加以讨论与比较，以达到阐释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的目的。除此之外，本书还讨论了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的重大变化，介绍了巫术与宗教，儒家与法家思想，使中国现代学术的成功转型向前迈了一大步。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等级制度森严，“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儒家理念深入到法律条文中。正如本书

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自我权力的肯定和扩张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这种不平等表现在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本书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妻子地位的描述。《说文》中写到，“妻与己齐者也”，名义上，夫妻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古人的传统思想是“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女子始终受男子的意志和权力支配，自生至死可谓都处于“从”的地位。在夫妻之间伤害对方的刑罚制度中，妻子伤害丈夫受到的处罚比伤害常人所应受的处罚更为严重。甚至强调了：不论是否有理由，妻皆不能行使自卫，即使在情势危急之下也不例外。然而夫过失杀妻例得不问，即使夫故意致妻死亡都有“妻命为轻，祖宗嗣续为重”为理由而俱入可矜。由此，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今社会仍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而且并不是一时之间便可磨灭的理念，这种思想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已经传承了上千年，要使整个中国都改变这种观念，是一场仍将要延续很长时间的持久战。我认为，所谓的“礼”，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固化于社会秩序之中。虽然，这种社会结构可以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也扼杀了社会应有的活力与创造力。这也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关于中国古代阶级之间的等级制度也分的非常清楚，儒家关于君子小人及贵贱上下的理论仍为社会的中心思想。管子云：“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材，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由

此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方式的差异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衣履器物无一不异，“见其服而知其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人们的社会地位从外表上便可一目了然。这种差异包括了：饮食的的限制，衣饰的材料、颜色，房屋的大小、装饰、材料，马匹使用的限制等各方面。甚至还在婚姻方面加以强制规定。婚姻的选择不仅受到父母的限制，也受阶级之间的贫富贵贱的封建思想制约着。士族必须自爱自重，不能与庶族通婚，为了保持家世血统的崇高，避免低门血统混入，阶级之间必须内婚，否则家世变不可永久维护了。在关于阶级内婚的规定，法律不但立有良贱为婚的专条，对于违犯者加以刑事制裁，更重要的是根本否认这种婚姻的法律效力，而予以撤销的处分。这些强制性的规定同样也与儒家关于“贵贱尊卑”的思想挂钩，可以看出中国封建思想的进一步严重化。

除此之外，阶级之间的差异甚至出现于法律条文之中。许多时代的法律都规定除了得到皇帝的许可外，司法机构不得擅自逮捕审问贵族及官吏。他们犯罪有“不受拘系刑讯、皇帝批准方可判刑、不佩戴枷锁、不适用普通的司法程序”等特权。虽然，在封建解体之后，不再容许各个政治单位不同的法律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大一统的同一法典，预示着法典不再属于贵族而是属于国家。法律是皇帝统治臣民的工具，主权命令全国所有的臣民，治人者和治于人者，贵族和平民都应遵守这部法典，一切人都在同一司法权以下，任何人不能超越，甚至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

罪”的说法。然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观念根深蒂固，士大夫仍然会有关于刑罚的特权，他们总是设法垄断法律。处于当时的社会，绝对的平等主义始终不能彻底实行。因此，我们只能说法律在秦、汉之后有进一步的平等，贵族不再能置身法外，却断不能说秦、汉以后的法律已由不平等进入绝对的平等，不能武断地说贵族和平民处于同等法律地位。

中国古代“视父权法律化为常理，夫为妻纲，妻受到丈夫的统治，阶级间的差异”等这些方面，与当今民主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格格不入。阅读本书之后，了解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结合，以及封建社会的强烈阶级性。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封建社会的法律特点是强调贵贱不同、良贱不同，在于一个“异”字。而当代法律强调人人平等，在于一个“同”字。两字之差，却代表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天壤之别。古代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是一种荒唐的霸道！

中国古代的不平等，是荒唐到不能再荒唐、霸道到不能再霸道的。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就是个人，对于古代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当今社会是断然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