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社会政策读书笔记

第一篇：发展型社会政策读书笔记

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读书笔记

——发展中国家社会政策和规划

社会政策即有关公民福利和社会公平的政策。社会政策既具有修复性，也具有发展性。前者促成社会系统功能与秩序的恢复，后者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快发展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出台了一系列利民惠民的社会政策,这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如大众有目共睹的那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当代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社会政策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这本书是老师推荐阅读的众多书目中的一本，本着学习和探索的目的我花了大概一周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读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简单易懂，而且作者的介绍详细，不仅列举了一些现象，也对这些现象和问题做了解释并提出了解决改进的办法，让人一目了然。这本书是有关社会政策的教科书，相较于那些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教材，本书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问题，并且强调这些国家社会政策的发展性。在我看来这本书中所讲述的一些内容对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迅速发展，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并且被吸 纳进社会政策的设计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这一政策的国家中，不只有发展中国家，也有许多发达国家，尽管“冠名”不同。那么，为什么当今这么多国家会选择发展型社会政策？它有什么理论和实践魅力？对中国有什么意义？下面我带着这些问题结合对书的个人理解，谈谈我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认识：

在一般发展中国家，过去的社会政策一般都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众最严重的困难，也就是说除开一切其他手段以后仍然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机构出面来为止提供帮助。然而，这种短期性、应急性的社会服务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近年来社会政策的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只能提供最低帮助的最小化模式以及只针对紧迫问题的补缺型模式都越来越不符合人们的要求，而渐进型模式和整体性模式逐渐取而代之，特别是后者在本书被着重强调，被认为是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这种模式要求将国家主义、企业化思路以及平民主义范式融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府在监管和服务外包等方面的作用，并要求民营部门参与进来以提高效率，同时还需要民众发挥作用，方式是表达自己的利益、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并监督实施过程，而社会政策的内容则不仅包含紧迫需要，还更强调生计问题，不光解决老年人、残疾人、病人以及穷人的生存问题，还要为所有人提供社会福利，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提高自身能力以自主解决问题，主要表现就是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来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个模式的创新性体现在超越了过去注重政府作用的观点以及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削减政府职能和鼓励民营部门参与的观点，而将政府和民营部门都引入到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之中，并通过引入公民社会各个组织或者群体来使社会政策更切合地方和社区的实际需要。

这本书中介绍了社会政策所包含的领域，社会政策包括的领域很广，且经历了不断演化和扩充的过程，刚开始只是社会慈善意义上对贫困、重病等问题提供短期的、紧急的援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政策的范围逐渐扩展为解决贫困、农村问题、城市问题、教育、卫生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等项目，这些问题之间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相互交叉、相互包含的整体性社会问题。改变当前社会政策领域的弊端之所以需要从整体性模式入手，恐怕也与社会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所具有的这一性质有关。社会政策领域的一大问题是缺乏对问题统一的界定标准，贫困是其中的典型表现。虽然人们对贫困十分熟悉，但到底什么是贫困，什么状况才算贫困恐怕很难得出一个共识性的答案。学者们分别从定性描述和定量分析两个角度对之进行界定，但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些标准不仅包括收入，还包括卫生条件、教

育状况以及营养和寿命等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机构也只能以一定的收入水平为标准大体界定贫困，尽管这招致了诸多批评，比如日均消费1美元以下。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大致确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公认的是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发达国家尽管有贫困人口，但比例甚低。理解了贫困问题之后，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消除贫困，这也是一直以来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营部门所进行的工作，本书将过去的努力概括为现代化方法、发展型国家计划方法、批判的方法、社区参与和地方发展方法，以及新自由主义方法等形式，第一种方法着重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贫困自然会被消除，但事实证明贫困很难自动消除，它还需要各方采取实际行动，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现成的制度和实践模式来力图解决贫困问题，但实际情况是本国的具体情况与西方制度和经验往往存在不相符之处，因此需要因地制宜，这就引出了社区参与的必要性，尽管新自由主义者竭力主张减少政府作用，大力发挥民营部门的作用，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张很难变成现实，实际情况是需要国家、民营部门和公民社会三方的共同合作才能促进消除贫困的努力一步步实现预期效果。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贫困问题需要分开来看，农村和城市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贫困主要存在于农村，并且，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社会政策常常忽视农村而使得农村居民出于自生自灭的境况之中。这就引出了对农村发展问题的强调，而要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最主要的是要对可持续性的农村生计进行社会投资，同时不能忽视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网络，而是要将之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将非正式的社会网络提供的社会服务与正式制度提供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也在其他领域具有重要作用。而城市的贫困则主要存在于贫民窟，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而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又有限，则必然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以及暴力犯罪、卖淫等城市混乱现象。根本的解决措施自然通过发展经济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使其能够自我维持和生存，但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因此还需要通过为城市贫民提供可及的住房、社会服务、教育等来帮助这些贫民改善生活、实现社会稳定。当然，城市政府面临着治理问题，能否将这些目标实现还需要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加强与民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等形式的配合。

除以上问题以外，社会政策还包括教育和卫生等问题，前者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起初这些国家发展教育主要是基于教育能够提供人力资本的认识，但后来这种功利化的认识逐渐让位给权利意识，认为教育是民众享有的基本权利。具体而言，相较于过去政府重视的高等教育，现今的社会政策理念更注重基础教育，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并且国际援助机构应该提高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资金拨付比例。之所以有这种转变，不仅有社会需要程度的问题，还有公平性的问题，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了高等教育的接受者更多的是中产阶级以上的民众，如果政府投资侧重于高等教育，则相当于补贴富人，使得最需要政府帮助的穷人面临着更加严酷的发展环境，因此，这种情况决定了需要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相同的问题也表现在卫生领域，表现形式就是社区医院和医疗服务与城市二级以上医院的关系，与政府支持高等教育一样，发展中国国家政府也支持城市医院，而境遇最困难的贫民则亟需基本医疗服务来改善健康状况，并且这些基本医疗服务还可以从整体上改善社会健康状况，减少疾病的发生率，预防重大疾病的发生。因此，卫生改革的方向也与教育一样，应该面向全民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另外，教育和卫生领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还有特殊国情所要求的具体实践，具体的说就是不能拘泥于西方的实践模式，而是应该充分利用传统形成的本地实践形式，其主要表现为非正式的教育实践和医疗实践。

最后，社会政策领域还包括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以及社会保障，这主要涉及对上述贫困、教育、卫生等问题的具体操作和实践，社会工作表现为参与社会调查来了解社会状况，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侧重心理辅助等形式。而社会保障则包含社会保险、公积金、社会

救助和雇主委托等形式，趋势是朝社会保险发展，尽管其他形式仍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现在有社会服务民营化的趋势，并且得到了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大力支持，但民营机构是否能够提供有效率的社会服务还不能确定，理想状况下通过竞争来改善服务在实际情况下并不一定能够实现。而国际援助机构以及发达国家的援助也因为常常带有政治、经济目的而有时候并不会导致社会服务的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时，本书的作者也注意到许多国际援助机构尽管常常受到发达国家的影响，但仍然保留着一些独立性，并且因为发展中国家自身对其进行抵制而使其并不能完全代表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

社会政策所包含的领域极其庞杂，且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发展中国家尤其面临着紧迫的社会问题，民众更需要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来改善生活，维持民生。因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加紧迫的社会政策问题，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策研究就显得非常紧迫。中国尽管有着自己的特殊国情，但却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类似的社会问题，其发展路径也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多共同点，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中国特色其实并不明显，更多的还是共性，因此吸取其他国家社会政策的成败得失就显得十分必要。

社会政策是一个由各种具体的政策行动构成的行动体系。社会政策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许许多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对此，我们要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吸收那些先进的成果和技术，运用先进、科学的社会政策，保证国家与民众的利益。我们要保持中国特色，尽快摆脱发展中国家形象迈向发达国家行列，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主义的光辉大道！

第二篇：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综述

发展型社会政策

潘丽楠：查找文献 研究综述

组别：第三组

成员：迟宁宇（组长）黄茜茜 潘丽楠 杨分工：

迟宁宇：查找文献及文献综述撰写

黄茜茜：查找文献

杨磊：ppt制作及报告

磊

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综述

发展型社会政策

一、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建设和谐社会成为新的主轴。在此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体制的改革与社会政策的创新，成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自 2003 年以来，医疗、教育、住房、贫困、农村发展、弱势群体等问题，已经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性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社会政策演变、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及其有关的理论，为中国探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践提供新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使社会政策真正起到维护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本组从诸多文献中，对发展型社会政策背景、含义、理论、发展脉络等方面进行梳理，进一步理清发展型政策发展方向，并探讨这一政策要如何结合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到对服务对象的服务中去，为服务对象谋求福利，以实现社会和谐。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概念阐释

最早的社会政策概念源于1873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

此后，随着产业革命的爆发，工业化的加速，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的提出，社会政策的内涵及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定义。

第一种是英、美学术界的定义，认为社会政策是政府为了直接满足公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而制定的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马歇尔教授将社会政策界定为与政府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向公民提供服务或收入的行动，其核心由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健康和福利、住房政策等构成。英国社会政策学者蒂特马斯教授将社会政策从社会行政中释放出来，认为社会政策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在市场机制之外通过人类组织来满足人类需求，社会政策是包括社会福利、财政福利、职业福利在内的广泛领域。

第二种是德国学术界的定义，主要指政府关于就业、劳动力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政策。1968年，联合国第一届国际社会福利部长会议提出了“发展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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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的观点;1979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加强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活动方案》，重申了“发展性社会福利”的新理念。1990年代中期以来，OECD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其中包括儿童教育和服务、针对双职工父母的弹性工作时间和亲职假期以及鼓励单亲父(母)寻找工作等。这些政策使失业率下降，依靠社会救助的人数显著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因而这些政策被称为“积极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展型社会政策。

米奇利说，发展型社会政策仍然处于社会政策学者的争论之中，同其他规范性视角相比，它不够严谨也不够明确，不同学术著作对之有不同的定义，且各种干预项目从制定到实施也都大相径庭，发展型社会政策经常被看作社会政策领域内一种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福利国家对全球化所做出的回应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经济全球化给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全球化导致产品和服务大批量流动，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价格竞争。第二，第二，全球性的资本流动速度加快。为了追逐利润，资本避开对劳动征税很重或劳动受到严密保护的国家，迫使那里的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此外，全球性的资本流动还伴随着就业机会的全球化和劳动力的全球性流动。

第三，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考夫曼在《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提到，人口老龄化问题给福利国家带来的负担，人口老化在资本流动加速、经济增长衰退时带来社会保障的负担率加重，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巨额赤字甚至破产。

这些变化都对福利国家原先的社会保护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对非固定就业的职工如何保护，如何化解人口老化的危机等。这一切都迫使福利国家从观念到实践进行根本的变革。原来的福利国家纷纷做出了应对新风险的措施，重新探索新的社会政策理念，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发展理念造就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产生。

（二）“社会排斥”概念对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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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它不但含有经济资源上的长期匮乏，尤为关注的是人在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和政治参与上被长期隔绝的状况，这种可称之为个人长期无法实现的某种能力和功能的匮乏。不仅可能导致经济贫困，甚至使被排斥者不能享受到公民地位所赋予的公民政治及社会权利，而这种权利不可能依靠提供经济援助和保障救济来赋予。

社会排斥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社会政策对贫困的研究手段和思维方法，它的提出，使得对贫困问题的界定扩展到社会地位与权利等非经济因素以及基本能力的被剥夺和机会丧失等方面，凸现了贫困与社会秩序、社会不同的行动者(社会政策的主体)之间的关联。这就意味着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新的价值观和视角—从政府控制下的经济再分配或市场竞争中的自我依赖过渡到各种社会机制并用，在政策主体和服务传递机制上实现社会福利上的责任共担。

四、历史发展脉络

1，1968年,联合国第一届国际社会福利部长会议提出了/发展型社会福利的观点;1979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加强发展性社会福利政策活动方案,重申了/发展性社会福利的新理念。

2，二十世纪 80 年代，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社会服务学院的詹姆士•梅志里第一次正式提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概念。

3，1990年代,中期以来,OECD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其中包括儿童教育和服务、针对双职工父母的弹性工作时间和亲职假期以及鼓励单亲父(母)寻找工作等。这些政策使失业率下降,依靠社会救助的人数显著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因而这些政策被称为/积极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展型社会政策。这一政策集中反映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的整合状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投资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发展型社会政策试图将个人、家庭、群体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利益与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一种帮助个人和国家的政策机制。

4，Deyo提出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型社会政策包含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分别是:(1)社会政策是嵌于经济发展政策中的，发展是最重要的主题，经济发展之后才能提高社会福利的效益，增加就业岗位和人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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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政策直接涉及政府所提供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和对一些部门如医疗卫生部门的补贴，以及面向公共住房、教育、公共交通、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项目。

(3)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和福利有直接影响的政策。

(4)政府通过社会保险影响收入保障，如退休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这些构成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内容。

五、发展型社会政策主要理论及实践策略

发展型社会政策又可称之为社会发展、发展性福利、社会投资、包容性自由主义和能动国家（enabling state）等，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发展型社会政策尚未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其理论体系还需进一步建构和完善。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将社会政策看成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其基本依据是，社会政策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有直接的作用，社会政策关系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别注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社会的发展。不同学者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千差万别，所以对于理论内容及其实现途径等方面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但在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发展型社会政策仍然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高度关注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注重社会政策的经济产出功能。在共识的前提下，发展型社会政策也显示了不同流派的特征，区分为产出主义（productivisim）、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和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等三种形态。

（一）产出主义

产出主义的概念源自于西方学者对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指的是一种旨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社会政策形态。产出主义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其基本特点便是坚持社会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和保障功能，主张通过与传统消费性社会政策不同的、具有产出效应的对策，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社会投资

传统社会政策的重点是维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社会开支具有消费性，因而受到新右派的批评，认为福利国家建设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针对这一指责，发展型社会政策提出将社会开支用于具有产出性与投资性的领域，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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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理论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在社会发展的目标上，包容性发展的社会政策理论将人的福利水平的提高作为根本目标。其次，在社会发展的结果表现上，包容性社会发展理论主张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阶层。再次，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包容性发展理论将其看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最后，在实现社会发展的手段上，包容性发展社会政策继承了费边主义的思想，强调政府在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社会开支，主张政府、社区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理论流派的区分并非绝对的。通常，社会投资与包容性发展流派都具有产出主义的特征，社会投资也是包容性发展实现社会福祉目标的重要措施。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欧盟所倡导的产出性社会政策也包含了社会投资的要素。

从西方国家目前的社会政策实践来看,发展型社会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第一, 针对福利国家原有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倡导准市场模式和福利多元主义。这方面称为融入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是指政策主体或福利供给主体方面的变化。所谓混合福利制度或多元福利模式是指社会政策的主体的多元化, 即指国民的福利由不同的社会主体提供的现象。

第二,针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贫困和各种形式的边缘化,强调社会政策的资源获取和分配要与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相结合,增大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公共行动,促进社会融入, 降低社会排斥。这方面称为融入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准市场模式, 是指在社会政策行动中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

六、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对比

发展型社会政策内容广泛，只有对其理论和政策进行清晰的梳理和研究，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

发展型社会政策集中反映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二者的整合状态，将社会政策的目标从微观领域拓展到中观和宏观领域。

第一，在微观领域，从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对个人的福利服务，转为通过提升个人能力、减少不公平和歧视来推进机会的公平。同时，通过推进特殊群体的参与来促进个人的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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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中观领域，由于发展的内涵包括制度建设，所以社会政策在中观领域的目标就纳入了制度建设的内涵。这些制度建设的内容包括促进群体之间的公平。

第三，在宏观领域，关注社会在水平层面的整合以及垂直层面的畅通。社会发展本身包含着社会公平和公正、社会成员的有效参与，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基本服务（而非需求）权利的保障，和对文化惯例、法律、制度、政策的制度化。有效参与需要有参与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这就要求整个社会在水平层面，也就是不同的部门和利益群体之间的整合与协调，以及垂直层面，也就是参与机制的畅通。

七、国内外研究对比

国外学者的研究：近年发达国家的社会政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新的社会政策范式进行了建构，如米奇利（James Midgley）提出“社会发展理论”，彼得·泰勒-古比（Peter Taylor-Gooby）论证“新福利主义”，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倡导“积极性福利社会”等。米奇利、吉登斯等对福利国家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反思和重构，对社会政策的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他们认为社会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在维护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基础上，同时也能促进经济发展。他们特别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以应对全球化条件下的技术和社会危机。

国内的研究：钱宁、陈立周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价值理念、实践策略和社会目标三个方面。唐兴霖、周幼平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创新性贡献有三点：第一，致力于消除社会问题的根源；第二，拓展了社会政策的领域；第三，社会和经济从对立走向协调。

唐兴霖和周幼平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力资本理念的条件性约束；第二，对社会问题理解片面, 容易掩盖其他类型的不平等问题；第三，对特定文化和结构背景的依赖。

方巍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它的生产性或投资取向，特别是表现在它的促使社会福利对象自立自强的做法。方巍认为促使社会福利对象自立自强的做法是以服务对象一定的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个人能力的提升是有限的。徐道稳认为米奇利的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缓和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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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各种发展战略之间的冲突。关于吉登斯，徐道稳认为第三条道路对我国的启示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种新思维，不能过度夸大它的价值 尚存问题：

1，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模式的一些尝试，不论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取向的政策还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选择，实际上并没有最终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问题，一些国家的做法甚至无疾而终。

2，同时由于只注重看书，而疏于写作，使得很多言语表达不够明晰、简练，并且论述的逻辑性不强。发展型社会政策是否能运用于实践，是需要长期的发展得以证实。

八、对中国贡献及发展思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型社会政策集中体现于1，以工代赈形式的扶贫政策中。以科技扶贫政策为重点。所谓科技扶贫，主要是借助全国各级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在政府和金融机构等资金支持下，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提高文化技术水平，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提高其经济收入和发展经济，最终实现脱贫。2，社会工作在发展型社会政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在中国发展并不是非常的成熟，但是社会工作中的社会行政正在逐步的发展，并且社会工作的出色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我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在社会发展方面，在开发式扶贫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我国已经建立起制度上覆盖全体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科学发展的思想，突出社会发展的任务，确立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无疑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包容性发展的思想，这对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是：（1）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发展”和“转型”迭加的特征，社会问题空前密集，所以需要吸取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从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角度入手制定社会政策的理念；（2）吸取发展型社会政策关于投资于人力资本是反贫困和提高国家竞争能力的根本措施的理念。

关于在中国实施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路：（1）政府要在社会福利中发挥主导作用；（2）在政策设计中增加对家庭的支持作用；（3）针对老人和儿童实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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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性的社会福利。

九、结论

1.通过对发展型社会政策概念、理论、背景历程、主要内容等方面的梳理，证明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传统的社会政策对民众福利的保护方式从被动型、事后补救型、消费型向积极干预型、促进型、投资型转变，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中长期战略眼光。

2.实施具有包容性的新发展主义模式才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模式的一些尝试，不论是发展中国家投资取向的政策还是以英美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选择，实际上并没有最终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问题，一些国家的做法甚至无疾而终。

3.发展型政策对于社会工作介入服务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自助的专业，在社会发展以及政策制定、实施过程当中，一直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在发展型社会福利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更应该把经济发展这一观点内化其价值观中。

具体体现在：1）社会工作介入个人层面，全面提升个人的潜力，促进个人解决问题的和参与决策的能力；2）介入社区层面，运用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方法，提供面向家庭和社区的综合服务，倡导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家庭、个人都是社区的参与主体和责任主体；3）介入社会行政层面，促使个人积极参与政府关于福利政策等方面的制定，影响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

真正从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为他们提供物质、精神支持，最终达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目的。

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1、张伟兵，《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2007

2、李硕，《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社会工作》，2010

3、徐兴文 刘 芳，《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国政府政策制定的启示》，2011

4、钱宁 陈立，《当代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及其理论贡献》，2011

5、张秀兰 徐月宾，《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6、方巍.，《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新审视》 [J].，2012

7、方巍，《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渊源、实践及启示》，2013

8、邱心凯 李精华 王威，《国内学者关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综述》

第三篇：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构建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构建

摘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认识，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几个受到关注的层面进行了探讨，提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完善与发展路径就是加强社区组织的培育，重建农村经济组织和融入社会组织。关键词：发展型社会政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８９ 文献标识码：ｃ 文章编号：0439－８114（２０12）01－0202-04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soci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based on development-oriented social policy ｚｅｎｇ ｙｉ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

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were discussed，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were proposed．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ｗ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在农村地区建立广泛而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愈发显得重要，它的建立不仅能保障农村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而且能维护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还可以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作为国家构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政

策自身的设计以及政策推行过程所产生的效果离不开社会政策的指引，它对新时期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本研究拟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以期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提出合理的发展路径。

１ 问题的提出

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标志，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在总结过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由此形成了许多各具地方特色的制度模式，这些保障特色鲜明、保险差异较大的制度模式是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自主创新的结果，同时为２００９年国务院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全国的试点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国务院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发布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已由各地小规模探索阶段转入全国大范围正式试点阶段。该指导意见的发布也意味着全国统一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即将建立。但随着各地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新农保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效果，现实中还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上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在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方面倾向于“重经济轻社会”；在制度之间的有效衔接不够，在社会政策内部

倾向于“重消极保护轻积极发展”；对社会资源的发动不够，缺乏发展性和包容性，没有激发已有的社会资源；在参与主体方面，倾向于国家“行动主体一元化”［１］。而此类内容的考虑都需要把社会政策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者结合起来。２ 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１ 社会政策理论及其发展

在传统观念上，政府一直被视为应用型社会政策的服务提供者或介入者，是具有经济理性的行动者，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总是以最小的方式采取行动应对贫困者之需。其后由于“福利国家”概念的盛行，对社会政策的理解才逐渐拓宽，但仅局限于综合性、系统性的公共社会政策这一概念之中。当凯恩斯以公共投资促进就业为原则解释种种经济规则时，才促使政府为重要的社会部门，如卫生、教育等部门提供资金。除此之外，也对弱势群体提供法定的额外援助，主要是针对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给付。但纵观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政策被认为等同于政府干预。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政府干预运行的是以最小化“补缺型”的社会模式，是以“社会部门以零碎的、应急性的方式逐步扩张，以应对政治压力”为特征的“渐进型福利模式”，是以“城市一边倒”为结局的，政治精英们为博取选票时，多数都会忽略大部分农村贫困人群的迫切需求［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由詹姆斯·米奇利、安东尼·吉登斯和阿马蒂亚·森等人所倡导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从一开始就把其核心

理论生产力看作是社会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并阐释其是一种社会投资行为，区别于传统的社会政策；在农村生计思路上，坚持以“把民众置于中心位置”作为向农村贫困人群赋权被视为一项重要的进步措施；在社会政策与农村发展思路上，强调整体性思路，并把受益人的参与作为整体过程的一个关键要素。不仅如此，还特别指出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从中长期发展战略角度入手，强化“上游干预”；加强社会资本积累，注重社会投资等等［３］。这些论断对于近年来我国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上的发展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２．２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几个关注的层面

1）从政府层面来讲，新农保构建的根本出发点是基于经济发展的效率目标。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要创新的主要理由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并呈现高龄化趋势；家庭养老观念淡化和土地保障功能逐步弱化；老农保长期以来处于停滞状态且制度难以为继。但这不是制度创新的理由，因为这些因素在２０世纪末就已经出现，并导致了制度的非均衡状态，成为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但不一定导致制度创新［４］。因为只有在制度创新的收益符合制度创新主体（尤其是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并使制度创新的主体具有充分的改革动机和能力时，制度创新才会成为现实。以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财政收入为例，这１０年是我国财政的高增长期，但制度创新即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却选择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２００９年，并不是安排在财政能力最强的过去

１０年，也未选择制度非均衡的因素已经凸显的２０世纪末。这说明新农保构建的决定因素不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来自政府决策层面的实际创新动机——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继续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了实现此目标，必须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强经济发展后劲［４］。

2）从市场层面来看，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困难。一是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当前新农保基金主要是通过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的形式来保障基金“保值和增值”。虽然政策明文规定农保基金可以涉足股票等投资工具，但由于基层基金管理者的“理性”投资理念很难保障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把农保基金投资股票看作“高压线”，宁愿把基金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即使实际收益率为负，也没有人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５］。二是个人账户储存额的保值增值。按照《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所规定的“个人账户储存额目前每年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存款利率计息”，这对于数额并不算大的养老账户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满足不了养老的需求。

3）从资源开发水平层面来看，已有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就我国农村目前经济组织发展状况和水平而言，除了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浙江）发展得比较好以外，全国范围内“空壳村”已多达６０％，全国村一级的经济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农村

社区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主要表现为：一是集体经济难见踪影。缘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国家鼓励大办乡镇企业，搞活经济，造成了村村办企业，一哄而上的局面。结果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最终致使村集体企业大量破产，不仅形成了高额债务，还造成村集体的沉重负担，致使现今一些地方政府对村办集体企业持不支持的态度。其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虽然解决了人民公社时期的种种弊端，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搞活了农村经济，但各村几乎将９０％以上的集体生产资料分配到户，造成集体经济的弱化，形成有“分”无“统”的现有格局。仅存的少数集体经济几乎都没有集体经济收入来源，每年仅靠上级转移支付来勉强维持正常运转，严重阻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二是人才短缺。由于受农村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传统观念所限以及现在社会现实问题的影响，很难吸引到人才。三是农村集体经济自身制度缺陷。林毅夫曾把生产者合作社作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在进行微观研究中指出，集体经济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为了激励劳动而进行监督的成本太高［６］。

4）从农民个人层面来看，农民收入有限，参保档次低。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农村的物价水平甚至比城市还高。在收入有限的前提下，只能以降低生活消费来满足基本需求。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农村地区物价上涨幅度比城镇高出０．９个百分点，直接导致农村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当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３ ６６

１元，而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１１ ２４３元。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６８∶１扩大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０７∶１，也就是说，目前城镇居民一个人的消费相当于３个农村居民的消费。因此，受收入水平的影响，同时为响应乡村干部的参保要求，参与投保的农民一般只会选择最低的档次投保，导致领取的保险金额较少，发挥不了养老作用。３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完善与发展路径

要克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上的上述障碍，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环境的新情况和新特征，研究如何从发展的角度把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它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性工作。正如发展型社会政策所强调的那样，发展主义为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宏观的理论视角，在一个全面的、国家导向的发展过程中寻求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结合，将公民社会和商业组织都包括在促进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过程之中［２］。３．１ 加强社区组织的培育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以某一农村社区（特别是某一行政村）为范围建立起来的，有计划、有目的地满足农村居民一定需要的各类社区组织。这个界定比较宽泛地涵盖了在农村范围内开展的各类活动和服务，以满足农村老年居民的需要为目标，不以营利为目的，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且具有不同程度自治性的民间团体。这些民间团体主要开展各种公益或互益活动，是社区村民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载体。由于社区组织本身的草根性和民主性，能够与它的成员进行恰当的沟通与交流，能够在各个方面达成一致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治理和满足需要，在社区范围内运行效率和效能有着可靠的社会基础。农村居民通过参加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之中，一方面提升了社区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交流了感情，同时也改善了社区的养老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为推动社区民主、社区自治提供了智力支持。社区组织的建立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增进人们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构建了各种相互交叠的社会网络，促进了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也增加了他们的社会资本。这种由区域内人们横向交往所产生出来的社会资本会提高政府绩效，促进经济发展，形成“尊老、爱老、扶老”的局面，正如罗伯特d.普特南［７］提出并强调的那样，“对于政府稳定、政治效率甚至经济进步，社会资本或许比物质甚至人力资本更加重要”。

３．２ 重建农村经济组织

在当前形势下开展农村养老，应该积极引导农民逐步走向新的联合，尤其是要重建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和维护广大农村社区农民的利益，为农村社区内老年居民的晚年生活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和必要的补充，使农民的利益得到公平的体现。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国家可以设立扶贫资金款项，设立专项资金予以扶持，预设一定的时限，以地方政府担保的形式开发结合本土特色的经济实体，使农村居民在市场中合理创造他们的价值，逐步增强农村集体的经济实力和农村社区的自我发展能力。braun等［８］

把这种呈现为“逆向反馈机制”的动态过程称为贫困陷阱。由于农村经济组织是以自愿、互利、互济等为特点，因此重建农村经济组织时要注重互助、互惠的社会政策效果，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重要载体，为老年居民的生存与服务提供经济支持。３．３ 融入社会组织

多年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工作建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全会决议，都特别提到要加强社会组织工作的内容。党的十七大更是把社会组织摆到了突出的位置，首次把社会组织置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之中，并对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开展社会组织建设的目的在于培育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及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进而增进社会福利。按照广义的社会福利发展理念，所有涉及到人们良好状态提升的组织性行动都应该包括在内，那么，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路径也要通过组织性行动改善农村养老的状态与发展困境，从而使农村社会福利得到提升。此种提升要形成行动主体的多元化，形成既有农村社区自主的自治组织、个人参与，又有政府主导的多元化行动主体，而政府并非单一的行动主体。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面对共同的养老实际，发挥彼此的优势和资源，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最终建立一种共同承担风险和责任的治理网络［９］。总之，新农保政策的稳步推行是基于农村社会政策的特定环境而进行的，是农村居民与国家社会政策互动的结果。在这一互动过程

中，只有充分利用好农村社区的已有资源环境，调整好社区组织、农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直接影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路径，其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复杂的养老问题，而且可以弥补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建设一条腿短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新农保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并逐步实行农村养老方式的社会化。参考文献：

［１］ 李棉管．发展型社会政策与新农村建设的新思路［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４）：７１－７６．

［２］ 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ｍ］．罗 敏，范酉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４－３３．

［３］ 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ｍ］．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７．

［４］ 梅荣斌．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解读——基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ｊ］．农业考古，２０１０（６）：２３９－２４１．

［５］ 张开云．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逻辑、制度困境与政策前瞻［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９６－１０１．

［６］ 郭翔宇，罗剑朝，曾福生，等．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前沿问题研究［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４－

４３．

［７］ 罗伯特 ｄ．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ｊ］．汤 蓉，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１９９９（３）：６１－６４．

［８］ ｂｒａｕｎ ｊ ｖ，ｈｉｌｌ ｒ ｖ，ｐａｎｄｙａ－ｌｏｒｃｈ ｒ． ｔｈｅ pｏ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hｕｎｇｒｙ：a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aｎａｌｙｓｅｓ，ａｎｄ aｃｔｉｏｎｓ［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ｉｆｐｒｉ，２００７．１３２－１３８．

［９］ 谭英俊．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模式：反思与探索［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３）：１４－１８．

第四篇：两型社会材料

定义

两型社会指的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即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各环节，通过采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厉行节约，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尽可能的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发展模式。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资源节约型包含了探索集约用地方式、建设循环经济示范区、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环境友好型则囊括了建立主体功能区，制定评价指标、生态补偿和环境约束政策和完善排污权有偿转让交易制度等。

“两型社会”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两型社会”是在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来的，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比较低。据统计，中国的GDP占全球4％，而煤、铁、铝等资源的消耗占世界的30％以上。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给环境与资源带来很大压力。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有助于解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

“两型社会”包括哪些内容？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包括资源节约观念、资源节约型主体、资源节约型制度、资源节约型体制、资源节约型机制、资源节约型体系等。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必须努力做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产权制度、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制订和完善战略性资源的中长期开发和利用规划、发展循环经济、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工作。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人人关爱环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与资源节约型社会相比，环境友好型社会更强调生产和消费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哪些地方正在进行“两型社会”建设试点？

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国家发改委在《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的通知》中称，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从各自实际出发，根据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全面投入各个领域的改革。同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为推动全国体制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和带头作用。

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两型社会”建设对集工业、能源、农业和交通优势于一体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具有很高的试验价值。以“两型社会”试验为突破口，将全面提高两 1 大城市圈的整体素质，对湖北、湖南两省探索如何按主体功能区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条件进行科学合理开发、综合利用、集约使用资源，把中心城市发展同周边城市腹地开发与保护生态结合起来，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提供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都位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产出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极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中部的改革试验区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目标，是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考虑，它对中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区域需解决类似的问题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

十七大之后，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并被赋予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权。这方面集工业、能源、农业和交通优势于一体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无疑具有很高的试验价值，以“两型社会”试验为突破口，将全面提高两大城市圈的整体素质。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湖北、湖南均以湖泊众多闻名，东湖、梁子湖、洪湖以及大别山地区是武汉城市圈两大生态板块，环洞庭湖地区和湘西地区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大生态板块，两地共有近９００公里的长江防洪堤。长株潭城市群南北之间以及武汉与周边城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经济发展结构差异，东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梯度差。比如，武汉与黄冈人均GDP相差近５倍，武汉拥有良好产业基础和科教研发实力，周边城市腹地则拥有较为宽松资源和较低开发成本。

如何按主体功能区要求，根据资源环境承载条件，进行科学合理开发、综合利用、集约使用资源，如何把中心城市发展同周边城市腹地开发与保护生态结合起来，如何统筹城乡发展逐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既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需要及时面对、寻求突破性破解的重大问题，也是湖北、湖南两省乃至中部地区和全国其他区域需要共同探索的重大问题。湖北湖南被确定为两型社会的优先试验区,湖南湖北毗连一区,有丰富的资源优势,经济发展方式相同点众多,互补性强大,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一系列的国家改革政策的制定更加确立了湖南湖北两型社会,即资源节约性,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均根据区域发展现状、发展要求及承载能力，按主体功能区要求划分禁止开发、限制开发、远景开发、规划期内可建设和已建成五类区域进行有序开发，按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进行分类管理。

强调集约

如长株潭摒弃了传统的摊大饼模式，按照紧凑布局、生态隔离的组团式、友好型、集约化发展的新理念，将核心区规划为以长沙为主，株洲、湘潭为副，相关地区保留大片绿地的“一主两副环绿心”结构，构成组团特色鲜明、内在联系紧密的大都市区。

追求和谐

按照城乡统筹、人地协调的和谐理念，突出了城市生态和城市环保，提出了一套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的指标体系。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武汉、株洲等均属传统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节能减排压力大、任务重，工作比一般城市更难，也因此更具试验价值。

成功案例

2007年12月14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短短两年间，圈内城市积极主导，地方政府倾力推动，中央部委殷切支持，大型企业激情投身，先行先试的武汉城市圈建设，在荆楚大地呈现勃勃生机。

2008年8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建设总体方案。从重大项目到部省合作，从一体化探索到体制机制创新，短短两年间，武汉城市圈按照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总体要求，在“两型”道路上迅速起步。

机制创新，奠定可持续发展根基

两年间，武汉城市圈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大东湖生态水网、梁子湖生态保护等工程为重点，率先在中部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创新环境保护机制；以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为重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

两型社会

一体化，迈开对接脚步

两年间，城市圈九城市主动融合，圈域产业优化整合风生水起，从武汉出发，4条城际铁路全面开工，一小时经济圈呼之欲出；商业企业上山下乡，农超对接，连锁经营，城乡现代流通一体化，科教文卫资源联动共享，武汉城市圈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乡建设、区域市场、环境保护“五个一体化”全力推进。

重大项目，托起城市圈建设新景

两年间，在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公司这个崭新的投融资平台上，政府部门、大型国企、民间投资共同奏响城市圈建设的新乐章，以此为依托，城际铁路、武汉新港、大东湖生态水网、花山生态新城等一个个响当当的大项目纷纷启动。在全国7个综改区中，武汉城市圈重点项目投资额度之大、投资节能环保产业项目之多、投资项目进展之快可圈可点。

部省合作，在全新平台上聚合能量

两年间，先后有67个国家部委与湖北展开省部共建，密集签订的协议表明，国家力助武汉城市圈走“两型”道路。

湖北省武汉城市圈综改办专职副主任 王培锦:"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全面展开,在重大项目全面开工,在五个一体化方面,城市的融合度进一步提高,这个就为武汉城市圈的发展,乃至全省经济的发展,推进“两圈一带”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重视规划。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均根据区域发展现状、发展要求及承载能力，按主体功能区要求划分禁止开发、限制开发、远景开发、规划期内可建设和已建成五类区域进行有序开发，按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进行分类管理。

二是强调集约。如长株潭摒弃了传统的摊大饼模式，按照紧凑布局、生态隔离的组团式、友好型、集约化发展的新理念，将核心区规划为以长沙为主，株洲、湘潭为副，相关地区保留大片绿地的“一主两副环绿心”结构，构成组团特色鲜明、内在联系紧密的大都市区。

三是追求和谐。按照城乡统筹、人地协调的和谐理念，突出了城市生态和城市环保，提出了一套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的指标体系。

四是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武汉、株洲等均属传统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节能减排压力大、任务重，工作比一般城市更难，也因此更具试验价值。

意义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的“综改区”，也就是以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为核心要素的改革试验区。在这方面，武汉城市圈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已经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核心。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 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人人关爱环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资源利用的效率依然十分低下。据统计，中国的GDP占全球4%，而煤、铁、铝等的消耗占世界的30%以上。而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带给地方环境的压力相当大。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两型社会”的定义于房地产行业而言，同样意味着几个发展方向的衍生：住宅节能标准将被加强，节能建筑将成为楼市发展主流；七成用地集中于民生的土地政策，或将得以有效推进，即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限面积房)、普通商品房等开发速度和比重将逐步加快、加大；高档别墅用地将受到一定限制，高档别墅供应将逐步放缓；土地浪费等问题将被摆上政策战略性位置；住宅配套设施建设标准将从严，建筑成本或将随之上涨。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约束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要面临转型，即从过去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转变。中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产出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在全国来说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中部的改革试验区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目标，是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考虑。两个中部试验区的获批，将成为“两型社会”的重要示范基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怎样建设

一、把握实质、深化认识，将“两型社会”建设摆上更加突出、重要的战略地位

本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党中央从人类文明转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总体布局的角度，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难看出，资源环境问题既是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理念提出的起因，又是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建设的主线，也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建设“两型社会”，首先要把握中央提出建设“两型社会”的精神实质，提高对“两型社会”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水平。

(一)“两型社会”建设是我国全面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首先，从人类社会解决环境问题的历史进程看，建设“两型社会”是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最新认识成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产物。

其次，从环境问题背后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根源来看，建设“两型社会”是全面解决环境问题的整体性方法。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是自然的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是文化观念问题。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既是我们全面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综合平台，又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多角度采取措施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

(二)“两型社会”建设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平台

“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指导思想。要妥善处理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和“需要什么样的环保、怎样环保”这两大问题，促进环境与经济的高度融合，实现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两型社会”由人民共建，为人民共享。

“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协调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要总揽和筹划“两型社会”建设的全局，兼顾和协调各方关系，妥善处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之间的重大关系，做出适当安排，搞好平衡。

“两型社会”建设必须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使“两型社会”建设沿着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三)“两型社会”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方式和形态

如果说生态文明的理念、观念是一种远大理想的话，“两型社会”则是现阶段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结果和外在体现，是具体的实现方式和形态。实际上，生态文明理念在生产体系、生活体系、经济体系、技术体系、金融贸易体系、分配体系和民主体系等方面的不断展开就是实现“两型社会”的过程。

二、在“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要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

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环保新道路，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正确处理好六个关系:

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不断推进历史性转变。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统一安排、同时部署；要积极推进科学民主决策，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历史性转变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困扰本区域环境保护长远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着力构建充满生机、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历史性转变的体制机制。

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制定与本地基本情况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必须把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融入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与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建设等重大的战略任务结合起来，统筹考虑环境问题，切实建立本区域的宏观环境战略体系。

正确处理预防和控制的关系，建立健全“全防全控”的防范体系。要从再生产的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将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各环节。要将保护环境的要求体现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服务等各领域，落实到政府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区、家庭等社会组织的各方面，建立起全面覆盖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保护体系。

正确处理成本和效果的关系，健全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要从根本上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运用自然规律，给予江河湖泊和重要的生态系统人文关怀，让其休养生息。同时，要实施高效的环境治理，科学地修复和改善自然，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完善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政策法规标准制度体系。必须全面分析本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势，通过适时调整和完善环境政策法规和标准，保护先进的生产能力，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使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航标。

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关系，构建完备的环境管理体系。要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环保部门综合管理、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

三、在“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要深入研究，积极创新，提升水平

(一)要建立健全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和体制

要积极推行绿色新政，突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在“两型社会”建设全局中的主线地位和带动全局的作用，逐步形成“两型社会”建设的新体制，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相互合作和共同行动的环境保护新格局。通过市场机制完善和推行环境经济政策，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企业保护环境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要充分发挥环评制度的宏观调控作用。以国务院发布的规划环评条例为契机，率先积极推进区域环评、规划环评和战略环评。

(二)深入研究“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第一，要积极探讨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的有效途径。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不 断研究将休养生息政策全面渗透到重点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措施，推动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努力让江河湖泊焕发生机和活力。

第二，要研究主要污染物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积极探索减排目标着眼环境质量、减排任务立足环境质量、减排考核依据环境质量的责任体系和工作机制。

第三，研究统筹推进区域与城乡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尊重自然规律，进一步研究制定区域环境管理的政策，落实全国生态功能区划配套政策措施，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把城市环境和农村环境作为有机的整体，坚持城乡环境保护协同推进，稳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促进城乡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三)抓住应对金融危机的历史机遇，提升“两型社会”建设的水平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为我们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倒逼机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试验要有全球视野和未来的战略眼光，要紧紧把握住国际绿色潮流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规律，结合当地实际，抢占先机，培育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综合竞争力，提升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为我国“两型社会”建设探索出能长期管用并可广泛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是党代会报告中首次提到“生态文明”理念，报告并把以建设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为核心的生态文明作为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对“绿色”发展路线——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强调，将有利于着力解决中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下简称“两型”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护资源、节约资源，而是应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建设“两型”社会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涉及生产、消费、流通等领域，涉及发展战略选择、观念更新、制度变革等因素。培育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需要政府、企业、居民、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的积极作为与协作，需要各领域相关政策的支持和制度保障。

建设“两型”社会，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中国长期以来遵循了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遵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战略，走人力资本密集化的发展道路，以此引导政策层面的调整。

建设“两型”社会，离不开政府的政策驱动。由于资源环境问题存在外部性，完全依靠市场无法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状态。解决资源环境问题，需要将负外部性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降低污染排放和资源滥用；将正外部性的社会收益内部化，使具有正外部性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达到社会最优的供给水平等等。由于传统市场机制无法通过看不见的手解决外部性问题，因此，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政府的制度安排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解决 6 资源和环境外部性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有很多，既有强制性法律法规，如排污费、碳税、燃油税、排污标准和强制性技术标准等，也有市场化导向的排污权交易、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绿色电力）、生产者延伸责任制等政策工具。

建设“两型”社会，要加强制度能力建设。所谓制度能力是一个社会有效实施法律、规定或政策的能力，制度能力是推行资源和环境政策的保障。现实生活中，许多好的政策在实施后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这与我们缺乏将此类政策推行下去的制度能力有很大关系，因制度能力贫弱而导致资源或环境管制失败的案例并不鲜见，如废电池回收、垃圾分类等。因为资源环境问题综合复杂，单纯依靠政府，难以应对为数众多、分散甚至是流动的管制对象。对此，要重视把市场和社会力量引入管制体系，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应对挑战的治理结构，为此就有必要改变弱市场与弱社会现状，一方面，动员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管制，另一方面，也要靠提升民众的生态意识，促使其自觉遵守各种生态规则，积极配合各种生态政策的实施，从而降低各种生态友好制度的运行成本。

转变发展观念、设计出各种生态友好的政策，并借助强大的制度能力推行下去，才能使人们正确感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稀缺性，越来越多地用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来创造产值和效用，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式，引导可持续消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部“两型社会”试验区五问

中国政府近日批准位于中部腹地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探索在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趋势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中部经济的崛起打造新引擎。

一问：国家对中部建设“两型社会”的部署，赋予试验区怎样的历史使命？

深圳是我国最早的改革试验特区，刚刚从深圳市委书记之职调任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李鸿忠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进行了一番说文解字的全面解析。

李鸿忠（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两型社会”建设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就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网上很多朋友称之为“新特区”。新在哪里？就在于其内涵是科学发展。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八个字里面，“综合”是指全面，比如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产业布局等都要考虑，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发展。“配套”是说不能单向推进，内容涉及产业、体制、机制、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武汉城市圈建设就提出了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市场体系、城乡发展、生态环境“五个一体化”。“改革”两个字价值万金，这是试点最深刻、最根本的内涵。机遇、挑战摆在眼前，要实现综合配套试验区的目标，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改革；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这是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的逻辑起点，也是推进机制体制创新的逻辑起点。“试验”，这是给我们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大的“权力”。只要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体制机制，我们就要大胆试验，率先突破。

2005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来湖北视察时，特别嘱托湖北要加快发展，要在中部崛起中起到战略支点作用。这次中央把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两型社会”试点的平台给了 7 湖北，就是要让湖北起到这个战略支点作用。

二问：建设“两型社会”，在试验区有何现实针对性？

国家发改委给国务院的关于设立“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建议指出，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将成为承接发达国家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中部地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能否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新路，对“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落实至关重要。

龙正才（武汉市发改委主任）：面积不到全省1/3的武汉城市圈，集中了湖北省一半的人口、6成以上的GDP总量，不仅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自2003年湖北省委、省政府作出建设武汉城市圈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已经形成。

武汉城市圈发展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是要跃上“两型社会”的发展轨道，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的困难。武汉城市圈进一步发展面临着差异性大、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趋同，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体制机制性障碍尚未实质性破除的严峻挑战。在产业发展方面，由于地方政府考虑到GDP、财政收入及担心税收流失等等，城市圈内存在一定的低水平竞争，产业结构上既重复布局，又缺乏配套性、延伸性。在自主创新方面，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科教资源整合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风险投资机制，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促进机制，都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方面，武汉市及周边部分城市属于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型化，经济增长方式较粗放，能耗较高，排污压力较大，节能减排的任务重。

这些问题，除了归因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外，更主要是由行政区划经济导致的。通过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借助国家层面的力量化解“两型社会”建设中的体制机制瓶颈，将为我国以城市圈建设带动“两型社会”建设的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积累经验。

三问：试验区构建“两型社会”，重点应在何处发力？

与以往的改革试验区都在同一个行政区划范围内进行不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改革试验都将在若干个不同行政区划范围内进行，因此要突破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土地使用、财政、税收、投资等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寻求解决市场体系建设难以统一、社会资源难以整合、教育科技以及基础设施的区域共建共享的机制难以形成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这项改革试验将比以往更为艰难和复杂。

赵凌云（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经济学教授）：“两型社会”建设意味着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意味着告别“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寻求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新路。

目前湖北已初步提出了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完成“七个探索”，包括探索建立统筹区域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建立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探索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体制机制、探索建立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和公共资源合理配 8 置的体制机制、探索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体制机制、探索节约和集约用地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机制。这“七个探索”就圈定了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重点、着力点。

更重要的探索是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向新型城市化的转变，这是对试验区的根本要求。所谓“新型城市化”，与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有四点不同：第一，传统城市化道路是以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为龙头；新型城市化更强调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龙头。第二，传统城市化吸附周边农村的优质资源，如劳动力、资源和环境，却没有带动农村发展；新型城市化是要带动农村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第三，传统城市化是单体城市化，不注重城市之间的协调、分工、合作；新型城市化要力图在城市之间建立以产业链和价值链为基础的分工协作，错位发展，共同发展。第四，传统城市化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发展，而新型城市化则为节约型、内涵式的发展。

四问：建设“两型社会”会不会付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代价？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双刃剑”的效应，它扩大了城市圈的改革空间，但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发展模式下，客观上也约束着湖北的发展空间，比如东部地区很多产业特别是双高产业不能承接。

李鸿忠（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在资源拥有、发展阶段方面不平衡，这是客观实际。但是，无论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要实现科学发展，不能有例外。如果说东部沿海地区走的是由粗放到集约的路子，中西部地区则必须在科学发展上一步到位。

当前，全党、全国都在按“两型社会”的要求，谋划发展的思路和举措。我们无法再像当年沿海地区那样，从数字上看GDP增长，而要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又好又快地发展，因此必须转变发展的观念和方式。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要转变政绩观。打个比喻，假如我们能够实现50%的增长，但走的是粗放型的老路，那就不如科学、集约地实现15%的增长。科学的发展，才是真发展；粗放的发展，必然以资源破坏为代价，最终正负相抵，得不偿失，得到的结果可能是负数。

五问：建设“两型社会”，一方百姓会得到什么样的实惠？

袁善腊（武汉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围绕“两型社会”建设的宗旨，会让城市圈内广大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目前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总投资100亿元的8条出口快速路基本建成，武汉和8个城市可在1小时内通达。在产业布局优化方面，城市间错位发展、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初显。在城乡统筹方面，在武汉市务工的农民工达到100多万人，其中近半数以上来自周边8市，在武汉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享受了平等受教育的待遇。

可以预见，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推进，城市之间、城乡之间户籍、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障碍也将逐步得以清除，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就业、社保、教育、卫生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覆盖城乡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等等，将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节约型社会内涵的再认识

学术界有关节约型社会内涵问题的研究，基本可归纳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节约型社会更应强调的是消费型节约。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指出节约型社会包涵两个内容，一是要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二是全体社会成员要有新型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他认为人们有花钱的自由，但是任何人都没有随意浪费社会公共资源的权利，建议制定奢侈品的标准，开征购买奢侈品的高消费税，在经济上限制奢华的不良风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认为，建设节约型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着力构建节约型的消费模式，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节约资源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形成文明、节约的行为模式，形成与国情相适应的节约型消费模式。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余源培认为构建节约型社会除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还需要倡导消费观念的转变，应当扼制人无尽欲望的膨胀，引导并确立合理、文明的消费观。如上例举的观点侧重于消费型节约，反对奢侈性消费，并认为这种不良消费倾向有扩大和蔓延的趋势，应积极制止。

另一种观点认为节约型社会应强调生产型节约。如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节约型经济的实质不是消费的节约，而是生产的节约，认为开个排气量大的车，甚至点两只龙虾，吃一只扔一只，都算不上什么巨大浪费，最大的浪费是在生产中。有学者甚至认为“一个铜板掰两瓣花”的理财方式，是一种在物质财富匮乏，生活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态度或者说是生存方式，因而，那种节约是产品的节约，是对消费的限制式节约；如今，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传统的节约精神仍然需要，但节约的重点不再是产品，消费不仅不应限制，反而应该受到鼓励。认为比起窝头、咸菜和补丁衣服，餐饮业、服装业以及家电、住宅、汽车等产业不断扩大的生产和消费，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更符合人的本质需求。

纵观理论界对节约型社会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为什么要构建”以及“如何构建”节约型社会，而对节约型社会的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比如在节约型社会的概念界定、内涵、特征等方面，令人信服的系统研究就显得明显不足。

笔者对前面述及的两类观点均不完全赞同。我认为，强调消费型节约似乎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但可能会影响经济持续增长；而强调生产型节约似乎有深厚的经济学根据，但又有可能滋长消费主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击碎了“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有效需求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偏好等原因总是不充足的，市场机制又偏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建议通过政府干预来扩大有效需求。近几年，我国政府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也运用了“需求管理”。无论是扩大政府投资支出，还是多次降息刺激消费需求，对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于是，刺激消费的舆论一浪高过一浪。但这种消费需求的膨胀一定要严防“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即消费主义。如果说消费可以带动经济增长，那么，消费环节的浪费同样会助长生产环节更大的浪费。这样的经济增长难道就真可以救世济民吗？

笔者认为，节约型社会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节约，通过采取市场、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等综合性措施，提高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全要素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使人民享受到最优的社会福祉，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经济形态。

首先，节约型社会在节约的范围上，是全部再生产过程的节约，而不是特指某一环节的节约。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节约型社会在其节约范围上要求社会再生产全过程节约，即生产领域节约、交换领域节约、分配领域节约和消费领域节约，尤其是消费领域的节约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两方面。因此，“节约”不只是生产型节约或消费型节约。如果只偏重某一领域的节约，而忽略了其他领域的节约，势必会事倍功半，达不到节约型社会的奋斗目标。这里讲到的节约消费也不是不消费，而是提倡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健康的消费模式。我国当前真正应刺激的消费是尚未得到满足领域里的需求倾向，比如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等，而非那些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

其次，节约型社会在节约的内容上，是全部生产要素的节约。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都属于生产要素，其中企业家才能是灵魂性的要素；人们通常从自然形态理解的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技术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一般被通称为人、财、物；迈克尔·波特“钻石体系”理论中的第一个关键性要素即“生产要素”，分为基本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三个层次。基本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工人、资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等内容；高级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现代通讯、信息、交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研究机构等内容；专业生产要素主要包括高级专业人才、专业研究机构、专业技术、专用软、硬件设施等内容。通常情况下，高级和专业生产要素的培养获得的周期长，需要在人力资源和资本上大量而持续地投入，所以很难从外部获得，必须立足于自己来创造、培养。无论从哪一种生产要素概念来理解，节约的内容都应是广义的全要素的节约。既包括自然资源的节约，还应包括人力资源、货币资本的有效使用；既包括对基本生产要素的节省，还包括对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的开发和保护。“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生产要素是财富的源泉，生产要素又普遍稀缺，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人们迫切地占有生产要素的强烈欲望，拥有的同时就更加要求节约生产要素。

第三，节约型社会在节约的目标上，是要形成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节约型社会的终极发展目标应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社会，即资源的使用效率最大，生态环境优化、人民生活福祉最大。其近期目标与我国“十一五”期间的奋斗目标完全一致。国家已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落实节约的具体指标，既要实现2020年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又要保持现有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4-5倍；如果要进一步明显改善环境质量，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8-10倍。指标的具体落实是为了保证真正做到“物尽其用、财尽其利、人尽其能”。

第四，节约型社会在节约的路径选择上，是要构建循环经济系统。实现节约型社会，在路径选择上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新兴工业化道路，构建循环经济系统。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已指明必须转变现行的发展模式，走以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以生态经济系统的优化运行为目标，强调“资源利用——清洁生产——资源再生”的循环发展，最终实现“最优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节约型经济系统的构建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当前必须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经济，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发展。制定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和收费政策，调整财税政策，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法规体系，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第五篇：九型人格读书笔记

九型人格读书笔记

看完九型人格后让我认知每种性格的存在，接受每种性格存在的价值，尊重每种性格的使命，协发自内心深处对每种性格的人真正的包容。在现实世界中，处在健康状态的人不会持续生活在禅境一般的羽化状态中，也不会永远都是完人——不论这意味着什么。在苏菲教中有一句名言，阐释了人的性格与本体之间的关系。这句话是：“带着你现有的记忆和理解，去成为你之前的你。” 我们的大部分决定和爱好都是基于我们复杂的习性，而不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不管我们会变得多么健康或幸福，我们永远都是不完美和有局限的。不要逃离生活遁入空门，也不要做人上人，寻求不可能的完美，而应当学会起身迎接巨大的挑战，成为或者说做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