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教授张维迎 国企私有化后大部分都会破产
北大教授张维迎 国企私有化后大部分都会破产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在《经济学人》2013年峰会上表示,国企私有化后大部分都会破产。
张维迎说,现在很多人对国企私有化感到疑虑,担心私有化后,党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会大大减弱。不过,如果国企不进行私有化,它们的垄断地位会降低中国经济活力,问题也会更多。
张维迎认为,一旦政府取消了国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特权,允许所有的市场主体平等地获取资源,那么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后都会破产。
针对有人提出,“通过将大型垄断国企拆分为几家比较小的公司,实现国企的私有化”的办法,张维迎认为,一个行业有多少家公司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行业进入和退出无壁垒、自由化。
第二篇:关于腐败,北大教授张维迎谈腐败
2012年12月19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2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做了“反腐败的两难选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会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
张维迎指出,当前中国反腐败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中国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在此,他谈到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他认为主要呈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其次就是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搜索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这样算来,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同时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他举了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他表示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以下是文字实录:
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但不可能亡国
张维迎:我觉得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日本人进来都没有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过去到现在为止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但是,如果这样,老百姓可能不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我们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我们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的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也是对他们这个说法的一个呼应,同时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中国当下最主要的腐败是买官卖官 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从宏观上讲有什么新的变化?我想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从创造价值的腐败到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可以使用,所以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利,特别是已经本来释放到民间的权利进行腐败。80年代、90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但是,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80年代的腐败,90年代的腐败,由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由官来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可能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认为第一个特点。
中国官员受贿金额14年间增加了100倍
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反腐败的措施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关于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的时候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05年73330篇,06年106000篇,2010年二十四万六千篇„„到今年有八十六点一万篇。人民网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发展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78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可能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所以,我说反腐的力度应该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腐败的越来越严重。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先后四位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是1997年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万,第四位2011年,去年11月抓的时候,受贿金额3000万,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我们人均GDP的民意增加是12.9%。我们看到腐败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是就我们观察来看,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我们腐败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高薪养廉养不起庞大的政府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的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官员都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就是说能够使得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官方定的工资太低,所以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财产的公示。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的权利,现在政府的权利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利,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利,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利,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的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的规模很小,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我觉得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新建的政府把监管搞得严一些,惩罚搞得重一点,新闻自由多一点,政府的权利少一点,我们还有民主,还有法治,我想腐败就不会严重。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在目前即使听起来好,但是实际上很难实行。好比说高薪养廉,我们
有这么大的政府,我们的省部级官员十年已经抓了70多个,我们还有多少?其实只占它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情况下,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政府官员经不起查 人们对腐败容忍度在提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这些措施就非常的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09年县处级官员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有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没有几个人,也许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购了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帮助。所以,我说按照现有的标准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很少,只是不查而已。我们看到最近网络上一曝一个准,我们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如果民间对腐败非常的痛恨,但是我觉得好象是抽象的谈起来很痛快,而聚集到某一个人,很多人表示极大的同情心——他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现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公平待遇,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像我们过去某一个人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但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被判刑之后,腐败官员被判了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也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来可能我们现在抓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部分。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这个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算旧帐,追查到底,第二种思路是算精帐,既往不咎,当然他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我们其实看一下,算旧帐所面临的问题,过去十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真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
我们过去十年看,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一样,或者买彩票一样,就碰运气,运气不好了,被抓了,倒霉,运气好了,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利斗争的工具,抓你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是不是腐败,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相当廉洁的官员,但是七找倒八找,包括给他孩子的压岁钱4万块钱,判4年,我想在我们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谁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就可能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一个人,留下一个活口,害怕被人举报,继续杀了。腐败也以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很可能落马,如果你腐败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这一个月,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像我刚才讲的,包括新闻自由,尽管我们现在没有,但是我们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那么,它对腐败现象是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这样一种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变得侵害人权,因为微博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微博反腐也可能被利用,也就是变成我前面讲的权证斗争的一种工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防止很可能存在舆论和暴力问题,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媒体上说你不干净,你有时候可能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媒体曝露某一个官员,没有人敢站出来替他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露之后,其他官
员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他也违反了我们法治精神,包括大家看到最近重庆的事情,其实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并且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程序取证的合法性,这从长远来讲,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特别是王岐山上任之后,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但是,我们能大到那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大的话?可能就形成所有的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就一定是一个网络,保护别人就会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的时候,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现在官员的腐败即使买官卖官它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系的。我们看到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的剥夺私人的财产,也有一个担心,就是害怕过去的老帐,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当中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时候对政府就形成一个更大的挑战。
中国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的越深,把他们自己也就牵连出来了。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制的实施,也可能带来的成本比较大。所以,另一种办法叫做不算老帐,算新帐,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讲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色,按照吴思的观点就是通过条件的特赦,换取未来的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帐,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面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我们香港也有好多的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以十八大为界进行反腐 对过往腐败事不追究
我自己的建议,我们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帐旧帐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就那么很容易的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然后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但是,我想有一点,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应该受到惩罚,好比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是实现自愿的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那么,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利,包括加强舆论的监督,实现新闻的自由,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权利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我觉得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的,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人就白白的可以获免,我想每个人可以完全的理解这一点。第二个问题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行,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首先,看一下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如果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像我们赚钱的人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幸福,但是赚到一定钱忘了幸福,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只注
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好多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没有抓起来的是不干事儿的人。
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 建议设立试点
我希望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必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我们政府特别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大家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就等死。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迫使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我们看到腐败现象大大的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我想老百姓对过去的原谅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所以要理解老百姓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全国人大,靠政府出一个政策还是不行,我们法律的效率还是有限的,经过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它的可信度还是大大的高于我们一般的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有人提出的在某一个县,或者某一个市,这个试点如果真正取得经验,并且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人们会觉得是钓鱼。另外,我可能进一步的去腐败,因为实际上说不说无所谓。那么,这样一种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要恕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我们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我的宽宏大量。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讲事实,理性也以后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的纠缠于历史的旧帐。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权总统以后授命研究处置在南非众多的罪行,他说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法,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的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的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第三方】经济学家争锋赎买机制: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
李克强副总理讲“改革是中的最大红利”,这话无疑是非常对的,但是,改革要怎样才能推行下去还是个很大的问题。其中重要阻力就是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碍。那么,为了推进改革,是否应该、是否可以通过补偿既得利益者,以赎买机制推进改革,就成了一个话题。而在此前,包括张维迎、许小年、陈志武、茅于轼等经济学家都曾经发表相关观点,并且分歧明显,且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详细]
第三篇:听张维迎教授
听张维迎教授《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讲座的分享
本人心得,转载请说明。
前几天就收到学会王老师的短信,告知张维迎教授要回西安做报告,作为西大的校友,自然是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一定要前去聆听。于是周末早早起来,直奔丈八宾馆,到了礼堂一看,座无虚席,看来慕名前来的听众不少啊。
作为曾经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现在的经济学家,身份的转变很是令人羡慕的。意味着从体制内的官转变为可以自由做学问的学者,中国太缺少这样的自由职业经济学家了。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其经济基础,所以如果是体制内的教授,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体制约束的学者而言,所谈的看法必定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张教授谈到中国的政治家与官僚是两类人,那么目前中国的改革到了这一步,政治家只能出自官僚,而当官与做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也应该很清楚的意识到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那么下来改革的深入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不改革,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能保持多久就值得怀疑。因此,无论是企业家还是个人,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做好迎接改革的思想准备。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更应该意识到这一点,积极转变思路,使自己在下一改革里能够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从而更好的稳定自己的既得利益。
思想的火花闪烁在礼堂,不由得想起10几年前上大学时,老师就在讲的权利的寻租现象,现在我们还在呼吁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可见改革的道路有多么漫长,时间这把利剑也无法快快削掉前进的肌瘤和障碍。
回来在车上,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老公忽然给出一个观点,其实中国35年的改革成果就是对农民的成功改革。从最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允许农民脱离土地进城打工,把8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成为低廉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极大额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有才能的人,抓住改革的机遇先富起来了,例如王石、史玉柱等。
下一轮额改革肯定要对经济降温,也就是说10年内维持7%的增长速度,保证既有经济改革的成果,而在政治体制上会加大私有化的步伐,巩固执政党的地位。
期待祖国的繁荣,期待民主的昌盛,期待法治的健全,期待你我的财产界定更清晰。与各位分享讲座和我自己的部分观点,欢迎质疑和探讨。
第四篇: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光华2005MBA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张维迎教授在北大光华2005MBA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首先我代表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大家成为北大光华人。我请大家全体起立,你们看着正前方,这是北大的标志,这个标志凝聚了北大107年的历史,北大的历史也是中国的一部近代史,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之后仅残存的一项变革,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成立,这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始。在过去107年里面,北京大学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一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都打上了整个中国的烙印,我希望你们能够熟悉这个标志,记住这个标志,想到这个标志就想到我们肩负的责任,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成为北大的学生,成为光华的学生,这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责任。请大家坐下。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大学的理念和你们的责任。刚才我让大家起立,就是希望今天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你们新的生活的开始,是你们事业当中具有标志性的一步。我刚才讲到北京大学有107年的历史,但是实际上在世界大学史上,北京大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学,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有近千年的历史,英语大学里面牛津大学有近900年的历史。为什么我们具有如此长历史的大学,我们看一下有一个统计,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的一个统计,他统计了在1520年之前建立的组织,现在仍然以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这85个当中有70个就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这意味着大学是人类组织当中最具有悠久的生命力的组织,它和好多宗教组织一样,具有非常神圣的使命感。曾经我写过一篇文章,总结了就是为什么大学可以做到基业长青,我们现在每一个在座的学员所在的企业都在追求建成一个百年老店,使自己的企业变成一个基业长青的组织,在这篇文章里面我总结的五点。第一点是大学具有一个核心的理念,第二点是大学具有终身的客户和品牌,第三点是大学有一支为这个理念而献身的教师队伍,第四点是大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组织文化,第五点是大学有一种不断反思和创新的精神。
我今天集中给大家讲大学的理念,大学像我刚才讲的有9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当中大学的理念都在不断变化,现在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总结我们大学究竟在干什么,或者是什么东西在支配着、支持着我们大学的持续和发展。第一,就是大学是一个创造知识的殿堂。第二,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第三,大学要提供社会所需要的服务,就是服务社会。这三点可以说任何一个大学都应该是认同的。我们光华管理学院作为北京大学的商学院,到今年从建系开始整整是20年的时间,今年光华管理学院是成年20周年要具有隆重的院庆仪式,到那个时候我们欢迎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来参加。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的老师经常在思考,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而存在?有没有光华管理学院,我们北京大学有什么区别?我们中国社会有什么区别?世界有什么区别?我们每一个老师也在询问自己,有没有我,光华管理学院有什么区别?这实际上就是在思考着我们的使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组织也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存在?你的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记住了我们的使命,那么我们在具体的决策过程当中,就不会有过多的偏离而损害我们长远的发展。就光华管理学院而言,我们为什么存在?是因为我们有如下重要的使命:
第一,我们是创造前沿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知识。光华管理学院像厉以宁多次强调的,是一个创造思想的地方,我们的商界,我们的政府部门的决策都受到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所创造的这种思想和知识的影响。
第二,我们是培养商界和学界领袖的地方。包括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培养对象,也是我们为社会做的服务的一部分。我们不仅培养商界的领袖,我们也培养学界的领袖,就是在中国管理学界,在世界的管理学界要有我们的声音,有我们论文的发表,我们这些论文中包含的思想,应该成为人类管理知识进步的一部分,第三,我们有责任帮助中国的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特别在面临国际化当中,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面临着非常艰难的处境,在国际化的竞争当中大量有国际品牌的企业进入中国,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中国的企业相对靠着机会和运气,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未来挑战就会变得特别大,光华管理学院有一个使命,就是能够使得我们中国这些优秀的企业能够占到世界的舞台上。我们经常设想,如果再过20年,再过50年回过头来看,如果中国在世界上有了有品牌的企业,如果中国一部分商界领袖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的商界领袖,我们要问光华管理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什么贡献,如果我们没有贡献,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存在的理由。
第四,我们也是制定中国商学院教育的游戏规则的学院。现在全国有90多所商学院,培养EMBA的学院也有30多所,光华管理学院是中国EMBA教育的开创人,我们在1999年开始兴办EMBA项目,现在已经变成了全中国商学院的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光华管理学院在博士生的培养、MBA的培养方面都开创了中国好多商学院教育当中的新的游戏规则。好比说MBA教育的面试制度就是由光华管理学院最初引进来的。
这四点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始终不忘既它,始终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光华管理学院才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简单概括有三点:
第一,就是我们招聘一流的教员,并使他们感到愉快。光华管理学院具有中国商学院当中水平最高的教师队伍,这个水平可以用各种指标衡量,不仅仅是具有的学位,光华管理学院老师中有一半老师具有国外名牌大学博士学位。我想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做出的成就,我们的老师在世界顶尖的刊物上不断的有新的论文发表,这在全国其他商学院可以说是没有的。
第二,我们招收一流的学生,并提升他们的智慧。我们招的学生,包括我们在座的EMBA,还有MBA,还有普通的硕士,EMBA、MBA是主要面向商界的,硕士生是通过一般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光华。我们如此之外也招本科生,光华管理学院招的本科生可以说是全中国的质量最高的。我们知道进入北大很不容易,进入光华管理学院就更难。好比每年招120名本科生,其中有10%以上,最高的时候达到15%,都是全国高考的状元,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学院可以达到这一点。在此我告诉大家,全国每年高考有六七十位状元,大体是北京大学占一半,35-40位到北京大学,来北京大学里面的有三分之一是到光华管理学院,所以进入光华管理学院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还有博士项目,我们博士项目的目的是向全中国,以后也希望给世界的商学院培养优秀的师资。进入光华管理学院读博士也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进入很难,我们一年只招收35个左右,我们知道中国有好多其他商学院,一年可能招好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甚至有时候一个导师可以带几十个博士生,光华管理学院从来不这样。光华管理学院每一个导师一年可能分配不到一个博士,为什么?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质量,我们真正培养出来那些能够创造知识,能够领导未来学术潮流的一些人才。进来以后,他们也非常难,一般的博士可能三年就可以出去了,但是光华管理学院没有四年是出不去的,包括我本人带的博士有些可能都五年,甚至五年能不能毕业还不知道,所以在光华读书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使他们未来具有的创造力,在社会中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我们招收的MBA也是全中国质量最高,竞争力最强的,我们EMBA也是这样,我们EMBA大体是四个申请人里面选一个,所以你们在座的各位,我要祝贺你们,你们确实非常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进来的。光华管理学院无论是招收教师还是招收学员,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最优秀的。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是80年代的朋友,他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的孩子考光华的研究生,分数差几分,我能不能帮帮忙,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说你知道在中国什么事都可以走后门,但是有一件事不能走后门,你们告诉我哪一件事不能走后门?找对象不能走后门,谈恋爱不能走后门,不能说因为这个孩子和我有关系,你就凑合,就和他谈,行不行?不行。光华管理学院招老师,招学生,我们抱的心态就是像自己找对象一样,要真正自己喜欢,真正优秀,真正合格。这也是我们学院的理念和文化。我作为副院长也没有任何权利,越过这种规矩。
第三,光华管理学院建立起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追求卓越的学院文化。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是北大的精采,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的精神,光华管理学院再加上一个追求卓越,就是我们不能只停留于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始终在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有人问我光华管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我说光华管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我们学院的文化,有了这种文化,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有了这些文化,最优秀的人来这以后可以做出最大的贡献,并且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愉快。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在中国也是非常著名的,可以说会计学教育方面最好的大学的一位副教授,我们找到他,我们认为他是在现在30-4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里面最优秀的学者,所以我们说服他来光华管理学院,但是光华管理学院只给他讲师的位置。他原来所在的学校听到光华管理学院要拉他,就给他承诺,说只要你不去光华管理学院,我们马上给你提正教授。这位会计学者,思考犹豫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还是来到光华管理学院,这就是光华管理学院的吸引力。他来到光华管理学院之后,他告诉我,时间待的越长,他觉得自己这个决策越正确。同样我们在吸引人才方面靠的是什么?也是我们优秀的文化,因为我们学院的气氛使大家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干事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像有些院系那样混日子的地方。如果现在某些学院,某些大学我说给你的待遇是十,光华管理学院给五,这个人十有八九要来光华管理学院,不会去那个学院。所以我总结一句话,说一个组织一旦到了最后只能靠钱吸引人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组织不行了,没有品牌了,光华管理学院不是这样,我们靠我们的品牌,靠我们的文化来吸引这些优秀的学者,优秀的学生。
所以,这三点是我们始终记住的,招聘一流的教员、招收一流的学生,建立一个良好的组织文化。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句话我们倒着讲,如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来,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有各种各样的背景,绝对不是说光华自己毕业的学生留下来的这样的单一的结构,我们包括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等这些优秀大学的人才进到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大家在这能够融为一体?能够非常愉快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核心的理念。而且我们认为有了这个核心的理念,内部的好多问题就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包括我们在座的所在的企业,你们都会遇到好多利益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利益冲突,我想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企业的成员是不是真正有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核心理念和文化。我可以告诉大家光华管理学院的工资制度就有好几种,最简单的事实是来的越晚的人工资越高。我今年招进来的讲师,他拿的工资比我的高,比其他的教授都高,我想这个在任何一个组织里面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在光华管理学院就没有引起大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理念,在我们最初实行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最后大家接受了,因为道理很简单,首先我们问大家,光华管理学院要建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所谓世界一流就是你要创造知识,你要提高人类的智慧,你要培养商界的领袖、学界的领袖,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没有意见。接下来问,靠我们现有的人,当时是1999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大家说没有可能。那么办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招收更优秀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说从我做起,一定要招收比自己,比我更优秀的人,靠我们当时的情况,物质条件能不能在世界上吸引最优秀的人来?不能。怎么办?我们就给新来的教员有差别性的待遇,比原来的教员有好的待遇,因为我们没有实力让所有的教员都有这个待遇。我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们光华有这个理念,我们才可以容忍内部存在的这么多的收入分配的差别,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内部矛盾,有了这个理念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知道好多中国大学在职称评定的时候都会争名额,系主任、院长,都争名额,多给个教授名额,多给几个副教授名额,光华管理学院在北大历史上是开创性的,2002年学校给我们三个教授名额,五个副教授名额,但是光华管理学院只报了一个教授和三个副教授。就是在很多院校来看这些名额被作废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人有不满,我们能提教授的,他感到高兴,没有提教授的,心服口服,光华管理学院不是以名额决定谁能不能当教授,合格你可以当教授,不合格,你有名额也不能当教授。正是由于有这些措施,我们才能保证真正一流的师资队伍。
前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光华的情况和北大的情况,现在我要问大家,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来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我想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的答案,我要拿到一个学位,我要有一个文凭。我要告诉你们,这不是你们来这里的目的。就像我们一个企业一样,如果我们仅仅把目标定位为赚钱,我们企业就不会长久的。但是我们经常忘了这一点,我们经常被一些短期目标左右,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学位、文凭只是我们取得知识,获得智慧的一个标志,但是绝对不是我们上学的目的,更不是我们来到光华管理学院的目的。我要说的,我们来到这里,不管你最初抱的什么目的,我认为从今天开始你应该明白,你是要来增加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指挥,还有要修心养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育重视的不仅仅是你知道一些什么,你应该知道一些什么,还有你做人的道理,特别是我们经商的道理。在这一点我们学院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并不一味的去满足同学们的要求,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你们是我们的客户,在一定意义上讲,但是你们更是我们学院的产品。也就是说你们究竟未来有如何优秀,能够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很大程度上,至少在一定上取决于我们怎么指引你们向什么样的方向努力。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不是为文凭,不是为获得学位而来,而是为增加知识,提高智慧,修身养性而来。我也希望你们从今天开始牢牢的记住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包括对光华管理学院的责任,对北京大学的责任,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和光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密不可分,你们身上带上了北大、上了光华的标志,所以你们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北大的形象和光华的形象。所以我提醒你们,这一点你们要牢牢记住。也许你们过去可以做的事,从现在不能做了,因为你过去你仅仅代表你自己和你的企业,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就不仅仅是你自己,不仅仅是你的企业,你是北大的学员,你是光华的学员,你干好事,增长社会的价值,你增加了北大的价值,你们干坏事,就减少北大的价值,这个是我提醒你们对北大和光华的责任。
你们还有对社会的责任和整个国家的责任,我们知道未来的中国能在国际上有多大的地位,很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企业管理者能够把我们的企业在国际上做得有多好,我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看了一篇韩国企业家写的文章,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他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说在50年代我去欧美的时候,总是见不到我想见的那些人,但是现在我再去欧美了,经常要见那些我不想见的人,这是一个国家地位变化的象征。因为有了这个国家的地方,才有了这个企业家的地位。同样看我们中国,柳传志在1984年创办联想,1985年参加IBM产品展览会的一个论坛上是坐在最后一排,但是我们知道20年后,也就是2004年年底,柳传志和IBM签约,买下了IBMPC。这样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成功,也是一个国家的成功。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我们身上,特别是作为北大学子,我们身上肩负的对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对社会要时刻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创造价值,在这里我把我做的一个简单的划分提供给大家。如果我们看一个人的行为,一个人做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这件事对社会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的。第二,是他的个人是有角度还是没有价值。这样我划出了四个象限的四个行为,或者是我们做的四种事情。第一个就是你做的事情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也有利益。第二种就是你做的事情对社会有价值,但是对自己无利益。第三就是对社会没有价值,但是对自己有利益。第四,就是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也没有利益。对于这四种行为或者四种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社会上有四类人,第一类是君子,就是他干事,自己也得到好处,但是对社会也做出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古人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是什么?道就是你对社会的贡献。第二类人,我们叫做圣人,或者是贤能,这一类人做多事情,对社会,特别对社会的长远具有非常大的价值,但是至少短期内他看不到任何自己的利益,这个像孔子,在那么艰难**的岁月当中创造的儒家学说,保持中国2000多年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但是孔子活着的时候,他过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做这样事情的人可以说他需要非常高的社会责任心。第三类,我们可以叫他小人,就是他做的好多事对自己很有好处,但是对社会没价值,而且可能破坏社会。第四类,对自己没好处,对社会也没好处,这样的人我们叫他傻子,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社会傻子太多,因为这样的人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社会有多少人在做着对国家和社会有价值的事情,同时也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说到我们企业家,我们企业做的是哪一类,主要是第一类事情。这就是我们强调你们对社会的责任,就是你们始终要记住,当你获得利润的时候,是不是通过给社会增长价值而获得的利润,如果你没有给社会增加价值,或者你自己获得的利润大于对社会做的贡献,你就是落入到了第三类人,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有很多事情是需要我们对社会做的,但是对我们自己没有利益,这个也是我们提倡做的。我说我们大学的神圣就是体现在这里面。我们很多老师我们鼓励他们做的就是第二种,就是对社会具有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自己并不一定要好多利益的人。可以说我们很多老师如果让他去商界工作,也可以赚好多钱,但是那样一种做法可能浪费了你自己对社会最能做出贡献的,就是你创造知识,培养人才,所以他们仍然心甘情愿的待在这。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当一个老师是需要非常高的社会责任心的。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也能够有很高的责任心。
所以,我们期望你们上学的时候能够认认真真,做人能够坦坦荡荡,做事能够扎扎实实,经商要诚实守信。我们上学要认认真真,如果你的目的不是混文凭,你是要真正获得知识,你必须老老实实刻苦钻研,在这里没有任何半点可以虚假的,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有不断的循序渐进,把老师交给你的东西变成你的思维方式,变成你的智慧,这个时候才真正对你经营企业是有价值的,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的告诫大家,学习是要有耐心的,不可能操之过急。你们今天或者你们明天上课学的东西,你们真正的体会可能在两年之后,也可能十年之后,我们的老师就是用他们非常专业化的知识,武装你们,你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集成者,不同专业的老师授的知识在你们身上聚集成一种智慧,对你们管理企业有指引的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也提到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强调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还有做人的道理,我们要我们的同学做人坦坦荡荡,为什么?因为现在商界各种坑蒙拐骗的行为非常多,包括过去的EMBA也发生了这种的事情,我们有一些EMBA同学在他的企业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始终告诫我们自己,我们要不断的强调我们的学院,你在做人,做事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我总结这几句话,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
最后我要讲的仍然是回到这个图,你们看着它,107年的历史所凝聚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你们走进了北大的课堂,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我们老师,我们学院始终牢记着我们的理念,我们孜孜不倦的为这种理念而奋斗,不论有多少困难,我们教师经常让我非常感动,他们每天晚上经常工作到12点,12点的时候我们不少教员的办公室还亮着,这是他们的使命。同样我也期待着你们,你们既然是北大的一员,你们就有责任,你们就面临一种约束。从今天开始是你们新的生活的开始,我希望20年之后,你们在座的各位回过头来看,是北大的教育使你们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上都更为成功,你们对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第五篇:国企是未来中国成长最主要障碍(张维迎)(范文模版)
国企是未来中国成长最主要障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张维迎
谈宏观经济管理,我想今天有一些误导,一谈到宏观经济管理就认为是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就是我们应该用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还是紧一点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应该花多少钱?我觉得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努力的生产,努力的工作,都有积极性创新,企业家精神能够更有效的发挥,资源能够流向最有效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说政府花钱的政策,而是政府应该尽量少花钱的政策,我们很少看到政府花钱能花的有效率的,我想未来几年,中国来讲,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在经济领域要做好,世界银行经济报告提出的建议;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资产经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我希望在5—10年内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占到10%左右。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它只是一个下政治决心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困难,因为大量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我们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如果这个步骤采取之后,中国居民的财富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一部分也带来了一个对国内市场的推动,更重要的使我们整个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就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我们在企业就不存在像现在我们大量的优惠的待遇都走向国有企业,很多私营企业,不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贷款。这样的话,这些资源就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第二个中国要做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中国实际上有大量的资产,这些资产并没有变成资本,它只是可以使用,但是不可以转让,不可以作为抵押物来提供一些资金,让人们去创业,这个最重要一块是农民手里的土地,每个农民都有权利耕作这块地,但是这块地不是农民所有的,所以农民没有权利去自由的转让它。国家在城市化中用的大量剥夺这种所有权的办法来进行城市化,由此也引起了很多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大量的把农民手里的土地真正的变成农民的财产,这些资产就真正变成了资本,农民有了这些资本,无论他们进城,还是干其他的事情,我想都会变得更为便利,我们也可以防止我们在城市化建设当中,对那些农民的不公正的待遇,就是廉价的掠夺农民的资产。如果这一点做好之后,我想我们中国国内的市场潜力也可以大大发挥出来,就是说我们以得数亿的人的资产突然有大幅度的增长,自然他们的消费也会有较大的增长。
我们要做的第三件最重要的事就是金融的自由化。金融的自由化,90年代已经开始,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个步伐基本上是停止了,我们有时候错误的理解2008年金融危机是来自金融自由化,我们政策发生了一些逆转,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真正使得金融变成市场,而不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误解,如果没有政府在这方面强有力的管理,我们的金融秩序就会出现混乱,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看200年前,那时候没有中央银行,但是要成立一个票号的时候,并不需要任何政府部门的批准,山西票号100多年历史里,经营状况非常好,并没有出现那么多的欺诈,他们的信用是非常好的。
我们经常看到金融秩序,还有一个误解,只要政府规定的秩序才叫金融秩序,我们老百姓数千年形成的秩序就不是秩序,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一下最近发生的所谓集资案的这个事件,老百姓没有真正资金、资本交易的自由,由于没有这些自由,使得我们大量的企业家不能得到他自身
需要的这种资金,我们就发现出现了所谓的违法和不合法的集资。下一步金融真正的改革,最关键的不是说利益问题,但是非常的重要,刚才李稻葵讲的最重要的是放开金融市场,让更多人有权利成立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资金才能够合理的利用,中国企业家精神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这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自由化、土地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会有一个好的前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