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婚姻法修正案的讨论
———关于婚姻法修正案的讨论
■主持人：胡欣
婚姻法修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0月 23日上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始审议婚姻法修正草案，这标志着婚姻法修改已进入最高立法机关的审议程序，这部法律最终完成修改工作指日可待。婚姻法的修改，关系千家万户，备受各界关注。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内容上将作怎样的调整？它有什么新特点？在未来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它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系列问题都为人们瞩目。《人民论坛》杂志社邀请有关专家、法律工作者对此进行了座谈讨论。
对话人：
陈新欣：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晓芳：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
江晓阳：卫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博士）
胡欣：我们想知道，这次修改婚姻法的背景是什么？它增加了五项新条款，涉及财产分割、离婚条件和家庭暴力等问题。那么，这里面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讨论呢？这些修改意味着什么呢？
陈新欣：婚姻法试拟稿，我看到时已经是第四稿了。1997年 12月曾围绕试拟稿（专家稿）召开过研讨会，不同意见主要集中于是不是设立配偶权，制裁“第三者”。多数意见认为，“婚外情”是一个复杂现象，不那么简单———一个坏女人想进入家庭，把第一者挤走，跟第二者结婚。我做心理咨询工作已有 9年，接触到的个案非常多，看问题就不一样了，不只听“秦香莲”一面之词了。大千世界，12亿人口，不是想出一个招儿把什么人惩罚一下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的。婚外恋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它同生理、社会等等问题搅和在一起。惩罚是否一定公道、合理？是否一定要闹到离婚那一步？法律本不应是给人造成不幸的东西，如果造成不幸的结局，法律反倒缺乏了真正的道德基础，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捉奸成风。我在想，法律是否应“难得糊涂”，宜粗不宜细？至于要不要抬高离婚的门槛———提高限制制度以降低离婚率，从试拟稿到高法的十四条到人大法工委修正案的五条，很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更严了。过去是“有责离婚”即“过错离婚”，婚外情、性功能障碍、判刑等等属这一类。1980年的婚姻法改为无过错离婚，只要夫妻二人都同意，不说原因也可以判离婚。
江晓阳：双方到法院办手续，先写起诉书，交诉讼费立案以后开庭。在双方都同意离婚又没什么财产纠纷、子女抚养纠纷和居住问题的情况下，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进行调解，双方不同意撤诉，最快的在外面等 20分钟，当即在电脑上起草，然后拿给庭长，签完字后，调解书就可以拿到了。就是这么快。简单地说，就是办一个法院的文书。当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时候，司法程序要走半年。先立案、交诉讼费，然后开庭审理，讲到双方关于对婚姻关系事实有无争议时出现分歧，包括财产争议啦、抚养争议啦、夫妻感情争议啦，一般判决不准予离婚。然后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半年之后可以第二次起诉，90％左右的案子在这一次都可以被认定“感情破裂”而判决离婚。实际上，认为修正案所谓“提高门槛”就在这个地方。以时间为客观尺度，“感情破裂”的标准从“半年”拉长为“ 3年”。
吴晓芳：我想纠正一下。我们最高法院虽不审理离婚案，但我问过区法院、县法院，知道他们在一审中在一方坚决要求离婚而另一方坚决不同意的情况下，一般判
决不准予离婚。我认为这不符合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和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十四条）的本意。根据婚姻法，如果确有感情破裂、事实婚姻等等，即使一方坚决不同意也应判决离婚。而一审审判人员有他们的想法：案子多，审期有限，另外有些人要死要活的，拿着敌敌畏，判离婚我立马死在这儿。法官为难，干脆判不准离婚。我曾问过我们的研究室，得知一审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占这类案件的 19％，而半年之后这其中 90％被判决离婚，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嘛！
陈新欣：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加大离婚的难度。修正案的那几条：遗弃、虐待、失踪、判刑，最后才有“其他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的事实”。那么，最重要的因素，比如“性格不和”、“经济问题”、“第三者插足”、“教育子女意见不一致或与老人关系不和”、“恶习”都放在“其他”中，而把很少出现的“失踪”、“遗弃”列为一、二、三、四、五、……
吴晓芳：都认为修改婚姻法是限制离婚，媒体在炒，没有这个意思嘛。婚姻法修改工作从 1994年开始由民政部牵头搞，一直有这方面的呼吁，要修改离婚的法定条件，因为 1980年的婚姻法中“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个表述不恰当、不科学、不规范。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不是调整感情的。“感情”是心理学的概念，今天爱得昏天黑地，明天恨得咬牙切齿———感情这个东西不好把握。世界各国婚姻法条款中都没有用“感情”这个词的，用的是“夫妻关系”或“婚姻关系”。1989年高等法院对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司法解释（十四条），大家认为执行得不错，就想吸收进来，采用国际通行的概括列举相结合的例示主义的立法原则，把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法律无权限制离婚，法院只应对双方解除婚姻关系这一事实加以认定，侧重点应当在于怎样把财产分割得更公平、怎样把孩子抚养得更好这样的问题上。婚姻法应当属于私法领域，国家权力不要浸透得那么多。
胡欣：看来人们有一点误会，以为这个修正案只是为了限制什么，或像通常那样站在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立场上加强对弱势者的法律援助。看来我们需要跳出来，首先考察一下我们的社会发展阶段，考察婚姻家庭发展的趋向，采用更加现实更加规范的概念和表述改写我们的法律。陈新欣：关于财产，是修正案的重要内容。过去，家庭财产是很少的，一台电视机就是大财产了。现在，随着改革开放 20多年的发展，很多家庭已经拥有不动产、股票等等高数额财产，百万大款、亿万大款都有了。夫妻离婚时财产变得很重要了。最近碰到一个案子，这家财产全是丈夫掌握，家里有多少钱妻子不知道。后来出现第三者，妻子问我该怎么办，我说那你就准备离婚，但为了保护你自己的权益，离婚之前你要把家里的财产搞清楚，然后不失时机赶快起诉以免财产转移。她让儿子把她丈夫的财产单据全都复印了，一看有七八十万，而她丈夫在这之前跟她讲，离婚只给她 5万。她去法院起诉，她丈夫大惊失色。法院判定他给女方 39万，他非常不情愿。他找了很多借口说钱是借的，上诉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现在财产问题已经上升为特别敏感的问题。婚姻法修正案在财产方面有突破，规定可以选择约定财产制，也可以选择 AA制。我还听说一件事情：一个中学女教师变成大款了。她结了婚过一两年离婚分一半财产；然后又结了婚，过一两年离了又分一半，结了三次婚，大概分了 20多万，就是说通过婚姻来谋财。还有些人怕结婚，因为有巨额财产，和别人结婚总以为别人图谋自己的财产，不相信爱情。如果婚前有财产约定，我的这 100万都是我的，你要是爱我，我们就结婚；要是离了，财产不分给你，那也许会有真正的爱情。修正案专门设立了一方特有的财产，比如说婚前财产，再比如说医疗费或是残疾人生活补助费，或者遗嘱中特别指定的财产继承人的财产。
吴晓芳：财产日益多样、丰厚，夫妻财产关系也日趋复杂，因而这次修正案对财
产分割的规定更细化了。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的规定，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另外，我们这个国家目前还是男性化社会，还是男方挣钱多。要体现保护妇女权益的原则，所以修正案规定：夫妻双方结婚以后，房屋经过 8年、贵重物品经过 4年就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其实这就是为了保护女性设立的。比如说一个农村的小丫头，到了结婚年龄，和一个大款结婚了，经过 4年，家里的摄像机呀、电视机呀什么的，就都转化为共同财产了。比如说大款房子是 100万买的吧，那么小丫头就可以分 50万。
江晓阳：婚姻法修正案确立了过错赔偿原则，具体规定为：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应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因一方重婚、虐待或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失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隐藏、转移、变卖、毁损的夫妻共同财产，或一方伪造债务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总体上说，女性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特别从经济收入看是这样。如果婚姻法中没有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条款，在财产分割时不多一点保护女方，妇女就吃亏了。陈新欣：然而，过度的保护于事无补，法律还是要讲平等。过度保护会形成依赖，妇女还是要自立自强。规定的保护太多，她自己就不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了。
江晓阳：法律对妇女儿童的保护是基于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当今社会，丈夫还是“养家的”，近年来有妇女回到家庭的趋向，甚至出现了“全职太太”。妻子从事的家务不表现为“薪水”，但无疑它构成家庭财产。
胡欣：在财产分割方面对女方的倾斜，体现了对传统观念的纠正。纠偏是为了还原平等。应当好好读一读西蒙娜·德·波普瓦的《第二性》，这本书半个世纪前出版时震惊了世界，一周内销售一空，其英译本发行量是 200万册。波普瓦那样理智和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社会中女性的种种不平等，指出这种不平等被内化为女性的自卑：屈从、被动、自我迷失……她甚至分析了凶悍妻子对丈夫的驾驭欲，认为管住丈夫、保护处境正是处境注定的依赖性的表现，事实上她仍是弱者。现在好多家庭是“气（妻）管严”，这并不说明妻子地位提高了。波普瓦认为，结婚应当是两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的自由结合，而不是一方的撤退。
吴晓芳：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既然是财产关系的产物，那么它必然走向消亡。私有制、国家都要消亡，包括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未必合理，所以我们在感情的问题上要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次法工委的修正案，实际上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对此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对方抓到证据就可以要求赔偿。现在的条文是：因一方重婚、虐待、遗弃另一方而导致离婚的，受害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补偿。在表述上，修正案采用了“夫妻双方应当相互忠实”的倡导性的文字。我们的法律对个人的隐私权保护得不够。重婚、嫖娼是犯罪，而侵犯隐私权也是可以定罪的。依我看能把官员腐败嫖妓这样的事管住就可以了，婚姻中感情的变化这样的事你管不了。有统计说目前婚外恋的比例是 25％— 40％。
胡欣：这真让我吃惊，但是我仍然认为有质量的婚姻是稳固的。像波普瓦和萨特，没有婚姻，没有责任和义务的约束，但他们之间的伴侣关系是他人无法取代的。吴晓芳：有人说爱的最高境界是“快乐着你的快乐，幸福着你的幸福”———我爱你，包括你的背叛和你的所有缺点。我分享你的爱，比如妻子抚养丈夫情人的孩子，这是不是高尚的情怀？
胡欣：噢，我刚刚明白这首歌的语法逻辑，我太不同意了！倘若这样，封建社会的贞洁牌坊是最神圣的，自残、殉葬是最道德的，这太悲哀了！爱不是自我牺牲，而是获得幸福。
江晓阳：你们在说爱的对等性，这不是法律上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夫妻关系的对等性———拿到结婚登记证后，夫妻权利义务关系的对等性。有个丈夫自己在外面有了情人，却要求妻子写保证书不准有婚外情，这就不对等。那么你在外面找 10个情人，我也在外面找 10个情人，那这个社会还成什么体统，又何必要婚姻？胡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微观基础。婚姻法的制定要有利于家庭的稳定，这些“细胞”要正常。
吴晓芳：什么叫正常？不能以某种固定的模式衡量。
陈新欣：还有什么叫“忠实”？“性幻想”———行为忠实心理上不忠实，这算不算忠实？还有手淫、性梦……“一夜情”算不算不忠实？如果特别原则，上纲上线，无限拔高，就太锱铢必较了，用比较人性的态度看待这些问题或许好些。
江晓阳：我还是说你们在谈生活态度的问题，而我们应当讨论的是法律。在香港，很简单，夫妻分居 3年或捉奸在床离婚生效，因为违反了夫妻权利义务对等。夫妻的法律含义是什么？婚后一辈子没能同房，但也是夫妻。只要婚姻未解除，必须履行婚姻义务。还强不强调专一？ 1秒钟的专
一、0.1秒钟的专一还要不要？
吴晓芳：我们的争论在于，结婚之后性权力是不是属于自己。一些权威人士认为，一旦走进婚姻殿堂，你就批发给对方了，绝对不能发生婚外情行为，否则就侵害了配偶权。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难道结婚证是卖身契吗？
胡欣：结婚证不是卖身契，但一旦选择了婚姻，应当对婚姻负责，如果不承担这种责任，可以选择离婚。
吴晓芳：对婚外恋最大的惩罚就是离婚。
胡欣：是的，不是小农经济了，不是封闭家庭了，变数大了，无须把移情别恋这类事看作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把做出这种事的人判成刀下陈世美。但是，如果认为婚姻是枷锁、不幸福，就应当选择离婚，否则是对对方的不平等、不负责。陈新欣：现在很多男人“右手把着家花，左手采着野花”，既要温馨的家庭，又要浪漫的情人———我摆得平，你管得着吗？
胡欣：他有千般万般说法，但在法律上说不通，因为不平等，违反公正原则。吴晓芳：离婚对孩子不利。
胡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现代家庭是核心家庭，是两人家庭。至于孩子，他（她）是要长大的，要离开这个家庭，老人更是另外一回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婚姻质量不高，就是因为考虑婚姻的相关因素、外在因素太多了。
陈新欣：美国的离婚率是 50％。美国人认为对自己要诚实，对别人要诚实，当更强烈的爱出现的时候，我要离婚，哪怕有 6个孩子。中国人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孩子怎么养？有没有房子？在离婚变得很困难的情况下，就偷偷地来点婚外恋。
胡欣：离婚率不是衡量婚姻质量的绝对标准。二人婚姻的基础就是权利义务对等。当你破坏了这个基础的时候，婚姻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情感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不能伤害对方。
吴晓芳：我无意倡导婚外恋，我是强调婚外恋属道德调整的范围。人们的价值取向多样，没有权力要求人们按一个模式生活。
江晓阳：目前婚姻基础的这种松动有某种历史的原因：几千年的封建束缚，几十年的特殊时期，突然门户打开，涌进西方文化；突然的富裕起来，不是渐变式的。
某种现象的出现不应当认为是正常的，渐进的方式会平稳得多。我们假定一个婚姻是一种真正的婚姻的话，那么就有一个相互间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如果婚姻本身是不道德的话，那么这种婚姻就不应当存在。
陈新欣：法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东西，婚姻法要有实施的基础，要研究我们现实的婚姻状态。我们国家有这么长的一个封建社会阶段，解放以后又有 30年左右那样的特殊时期，政治介入人们的婚姻，在那种历史下缔结了多少没有爱情的婚姻？目前，我国 3亿多家庭中有多少有爱情基础的有质量的婚姻？如果只有 25％，法律就不能只针对这 25％而不去规范 75％。一个法出来应当符合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我想，这里也要有一个伦理底限，胡总讲的我特别同意，这个伦理底限就是你不要伤害别人，你既要有自己的自由，有你舒畅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创造力，也不能伤害和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幸福。我认为立法要符合人性，不要把人当成圣人，不要只针对某一个层次某一个阶层。所以我说法律难得糊涂，宜粗不宜细。如果变成蓝色法律，人为拔高，人就活在虚伪层面之下，变得鼠窃狗偷，鬼鬼祟祟，人格都不健全了。此外，妇女如今仍是一个相对的弱势群体，法对她们有一定的倾斜是合理的。但是，情感是不能强迫的，爱消失了，情感不存在了，要从经济上、物质上给予补偿。但你不能把人保护在婚姻中，不让离婚。我认为，如果把离婚当成一种罪恶，一种错误，那就太不明智了。
胡欣：我几乎被说服了，看来我脑袋中理想化和传统的成分多了些。但是我还是认为法律、道德观念对社会负有人文引导作用。我看就把陈老师的这段话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结语吧！
第二篇：婚姻法案例题答案
婚姻法（1-12）题答案
答（1）祖传房屋四间应归个人所有。理由：祖传房屋四间属于王铎婚前财产，并有所有权证。（2）宋梅婚前购买的彩电报废不予赔偿。理由：婚前个人财产在婚后共同生活中自然毁损、消耗、灭失，离婚时一方要求以夫妻共同财产抵偿的，不予支持。（3）王西向人借款2万元和3000元，应为个人债务，由个人财产偿还。（4）王西的一部著作应归个人所有。理由：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另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
答
1）、本案当事人朱某与孙某俩人1978年5月接农俗举行婚礼，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儿育女，到1985年1月发生
离婚诉讼，1980《婚姻法》没有溯及力。人民法院2008年审判朱某与孙某的婚姻是否合法，应适用俩人1978年秋同居时的法律，即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2）、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关于血亲结婚的规定是："为直系血亲，或为同胞的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者，禁止结婚，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1980年婚姻法对其没有溯及力，所以双方符合婚姻条件。3）、关于两人的婚姻效力问题，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4）、孙某与朱某之间构成事实婚姻关系，其在与朱某的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王某登记结婚，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
答：1）1982
年发还的这四间房，是属于林玉生的祖传房屋，是林玉生的个人财产。2）对于发还的四间房产，享有
继承权的有：林建钊、杨玉珍3）林建钊是杨玉生在1954年通过收养关系而形成的法律上的拟制的养父与养子之间的关系，所以作为养子，有继承养父遗产的权利。杨玉珍是林建钊1974年再婚的配偶，所以杨玉珍可以以配偶身份关系继承遗产。孙霞不享有遗产继承权，因为孙霞并未与杨玉生形成事实上的抚养关系，所以虽然是继父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也不具有继承遗产的权利。4）所以，本案中发还的四间房产，杨玉生有两个遗产继承人，配偶和养子。按照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收养关系一经成立，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关系与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相同。所以林建钊可以继承两间房产。而杨玉珍也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分得房产两间。
答
1）判别离婚的标准为“感情确已破裂”，二人由于双方性格各异，感情不合，应当先进行调解，如调解无效，可
以准予王某和李某离婚。2）本案中所争执的财产可以认定为婚前赠与的财物，是男方以结婚为目的而向女方赠送的钱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3）王某无需返还这些婚前赠与的财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婚前一方给予另一方的财物，按赠与处理。所谓赠与，其法律特征是它的无偿性，即赠与人给予受赠人钱物是没有任何代价的，受赠人接受赠与也不必给赠与人等价或不等价的补偿，而且赠与行为一经发生，财产的所有权发生转移，赠与人不得反悔。
答：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
实婚姻处理；所以，甲男与乙女二人已经构成了事实婚姻。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关于离婚的法定标准是：感情确已破裂，相关司法解释也表明，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属于感情确已破裂。所以法院可以支持甲男的诉讼请求，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判决离婚。乙女与邻居多次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属于有过错方，在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应当按照适
当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分割。
答：法律上没有假离婚的说法，一旦办了离婚手续,就具有了法律效力,婚姻关系即被解除。假离婚具有真离婚的法律
效力。如果刘某认定离婚手续时田某欺骗的手段造成的，必须出示相关的证据，如果有证据的，可以要求撤销离婚登记。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是受欺诈而假离婚的，那么离婚登记是有效的，田杰与王某的婚姻是受法律保护的。
答：原因是双方提交的结婚证与要求离婚的当事人不符，和曹某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是孙某的妹妹，而不是孙某。换
言之，曹某应与孙某的妹妹办理离婚登记，而不是和孙某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因此，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当事人都应当自己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既不能请他人代理，更不能冒名顶替，或有他人代为登记，否则，当事人之间的结合不受法律保护，只能自食其果。
答：虽然宫某当时的婚姻是无效婚姻。但是宫某申请婚姻无效时，谢某的年龄已经符合要求。所以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不予支持。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8条的规定，申请婚姻无效时，法定的无效事由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对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不予支持
答：经法院审理后认定，叶某父母婚前给付王某的5万元应认定为婚前彩礼，而不是婚前赠与。首先，叶某在给付时
曾明确表示，该5万元是其父母按照家乡的习俗给女方家的彩礼，且给付的目的明确，是以与王某结婚为条件的。其次，叶某家生活困难，5万元倾其父母毕生积蓄并为此借儹，现王某与叶某未能缔结婚姻关系，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0条的规定，属于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形，王某应当返还彩礼。
答:1.孙某的房屋是个人特有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参与财产分配。我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遗嘱或赠
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2.赵某继承的房屋及孙某继承的100000元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平均分配。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包括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3.孩子归赵某抚养。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财产分配时可以适当考虑对赵某多分。
答：钱X与吴X不能结婚，因为他们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婚姻法明确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不得结
婚．(4分)钱X的父亲与吴X的母亲同源于一个父亲，钱X的祖父也就是吴X的外祖父．由钱X和吴X自身往上数，同源之人即是钱X的祖父。吴X的外祖父。祖父母为一代，父母为二代，自己为三代。所以，钱X与吴X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5分)在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中，从血缘关系看，存在三种情况：①同父同母的全血缘亲属，②同父异母的半血缘亲属，③同母异父的半血缘亲属。不论何种情况，他们之间都存在血缘关系，因此，他们之间都不能结婚。钱父与吴母，虽不同母，但同父，血缘上有联系，他们的子女当然不能结婚。由此可见，根据婚姻法第6条之规定，钱X与吴X不能结婚
答：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孩子应有赵某抚养。(5分)叶提出
他响应国家号召做厂绝育手术，今后不能再生育，应对它进行照顾，将孩子归他抚养的请求也有道理。(4分)但孩子归谁抚养的最根本原则；是要以子女利益为重，本案中的孩子年仅六个月，尚需哺乳，跟随母亲生活对其有利，故应判决归赵抚养。
答：转业费60000元、1000000是夫妻存续期间所得，是夫妻共有财产。医疗费50000是王某的个人财产。因此，夫
妻共有财产是160000元，平均分配，医疗费50000元不是共同财产，属于个人所有，不参与分配
答：法院根据我国《婚姻法》修正案第32条第3款第（3）项、第41条之规定及199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
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之规定，判决准予王红与赵东离婚。王红为治疗母亲疾病所欠的10000元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各负责清偿5000元
答：法院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的规定，没有支持王筠的诉讼请求。
答：法院认为，余某不仅有酗酒的恶习，而且还对万某实施家庭暴力，且因嫖娼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万某为躲避余
某，造成事实上的分居，外出打工，已经3年，符合婚姻发规定的因感情不和分居2年的规定，应当准予离婚
答：①李卫不能主张婚姻无效。（1
分）根据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
请时，法定的无效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004年6月李卫已达法定婚龄，法定无效婚姻的情形已经消失，故不能再以此主张婚姻无效。②法院应告知当事人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按同居关系处理
答：①二人婚后共同居住的房屋不能作为共同财产分割，因为该房屋为李志刚婚前个人财产。②“丁香园”内的住房不
能作为共同财产分割。因为李志刚的儿子去世时，留有遗嘱，指定将该房留给父亲。根据《婚姻法》第18条第3款规定，遗嘱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故属李志刚的个人财产③吴淑华继承的古画是夫妻共同财产。因为该画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④对吴淑华提出的要李志刚给予经济帮助的请求，人民法院不应支持。因为吴淑华的情况不属于《婚姻法》第42条规定的“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
答
20岁的姑娘小王，家境贫寒，且有一长兄年届30仍未娶亲，小王的父亲为了获得一笔丰厚的彩礼，将其许配给
50有余的残疾人李某，小王执意不从，但在父亲的打骂威逼下，违心地与李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在举行婚礼的当晚服毒自尽，经抢救无效死亡，20岁的年青生命香消玉殒，强迫婚姻造成了一场无法挽救的悲剧。
答禁止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举例:余某与钱某系表兄妹，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到了法定婚龄之后，双方决定携手
共度一生，双方的家长也非常赞同这门亲上加亲的喜事，但是余某与钱某双方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的时候才知道，作为表兄妹，两人不得结婚，回家后，双方经商量之后决定终身不生育，并写了保证不生育的保证书，再次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根据《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他们仍然不符合结婚登记的法定条件，不生育的保证书没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结婚登记的附加条件。
答。现根据《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分析：第一甲某无权卖车给丙某。卖车不属于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
同财产的，对其处理应有甲乙双方协商决定。甲某未经乙某同意擅自卖车属于无权处理。而乙某可以卖掉家中的两头大肥猪，因为乙某的儿子生病住院交押金，因治病需要，属于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乙某来不及告诉甲某，属于有权处理。第二，乙某无权向丙某要回卡车。本案中丙某与甲某没有恶意串通买车，属于善意第三人，所以乙某无权向丙某要回被甲出售的旧卡车，第三，乙某有权向甲某请求补偿。因为甲某卖车行为属于擅自处理家庭的重大财产，甲某未与乙某商量自作主张将共同财产卡车卖给丙。因此擅自出售卡车的行为对乙某造成的财产损失责任应该由甲某承担。
答次性经济补助100元。判决下达后不久，原告即当起了临时工。
答。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由于父亲高硕在监狱里服刑的客观原因，使其未能尽到对未成年儿子的抚养义务，不构成对儿子的遗弃。所以现在其两个有负担能力的儿子都应当适当给付父亲高硕赡养费。最终法院经过审理案件，判决由高硕的两个儿子每月各负担父亲赡养费100元。：
答本案中李某夫妇属于苗苗的亲权人、法定抚养教育义务人，他们应当承担由苗苗造成民事损害的赔偿责任。大
姨与苗苗属于寄养关系，也就是临时的委托代理监护关系，作为大姨没有尽到照顾、管理苗苗的责任，有一定的过错，也应当对此承担民事损害赔偿的连带责任。
答。法院经过审理，并且做了 DNA
鉴定，确认这个孩子是在姜、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而在离婚后出生的婚生
子女。判决由姜某每月向马某支付300元抚育费，直至其独立生活为止，鉴于姜某在不同意、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父亲，前妻有违约行为，于是判决马某返还其预付的1万元营养补偿费。
答《未成年保护法》第9条规定，父母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按照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由于母亲剥夺了孩子的人身自
由权、受教育权、法院可以根据近亲属的申请，撤销其母亲监护人的资格，另行确定监护人。尽管有独立抚育孩子经济能力的母亲在离婚协议中，代表孩子放弃了接受父亲给付抚养费的权利。但是如果母亲以后经济状况有所下降，无力自行负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时，仍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生父支付孩子的抚育费，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作为孩子的母亲无权剥夺生父对孩子行使探望权。作为父亲，当其探望孩子的行为不会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时，才可以依法行使此权利。
答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经法庭调查，女方承认胎儿非刘某之子女，双方达成离婚调解协议。刘某
不承担对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抚养责
答。李某诉至法院离婚，在法庭上他否认与成某达成过接受人工生殖术的协议，但徐医生出庭作证，存留的病历也
证明了此事。法院认定这些是有效的证据。于是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孩子随女方生活，男方须承担孩子抚育费每月100元，至其独立生活时为止。此案提示我们今后我国有必要通过立法手段，更完善地保护人工授精子女的合法权益。
答。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
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据此可以确认张某所生之子王海与李某所生之女王潇一样，都是王某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李某拒绝王海参加分割王某遗产的行为，是违背法律的。正确的做法是：首先从王某、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分出属于死者王某的二分之一作为其遗产，再按照《继承法》由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继承。由于王某的父母早已去世，所以其继承人应当包括：妻子李某及其婚生女儿王潇、非婚生子王海；此外，由于女友张某对王某生前给过较多扶助，她可以作为酌分遗产人，适当分得部分遗产
答。法院认定，李梅与张春等姐弟5人之间曾经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母子权利义务。现在有负担能力的张春等5人，对曾长期抚育过他们的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的继母李梅，应当承担其晚年的生活费用，每人每月给付其60元
答这个案件说明，依据《收养法》的规定，生父母送养子女，须双方共同送养。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查找不到的可
以单方送养。由于生母史某未征得正在劳教的孩子的生父的同意，擅自作出决定将孩子送养出去，直接违背了收养法关于收养成立的条件，法院据此可以宣告收养行为无效。收养法还规定：“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但因养父母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由于养父母对孩子非常疼爱，没有虐待、遗弃行为，所以当生父母反悔要求宣告收养无效时，法院判决生父母对养父母补偿收养费用也是有法可依的。
答。根据收养法的规定，成年养子与养父之间的关系恶化是解除收养关系的法定条件之一，法院最终判决解除了这
对养父子关系。由于当时其养父已经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无较多生活来源的人，所以，法院同时判决由养子在收养关系终止后，仍应分期给予前养父每月100元的晚年生活费。这是从原收养关系引申出来的善后措施。
答一审法院认为，尽管谢某分娩后仅两个月李某即提出了离婚，但他们的孩子已经送养他人，可以不受特定情况下
对男方离婚诉权予以限制规定的保护。因此受理了此案，并判决准予离婚。显然一审法院没有充分理解婚姻法这一规定的精神所在。首先，法律上限制男方在女方分娩1年内的离婚起诉权，不仅是为了保护婴儿的正常发育成长，也是为了保护女方的身心健康，考虑到了女方在分娩后1年内的身体和精神不能承受离婚的打击。其次，只有在女方怀孕系婚后与他人通奸等双方矛盾激化并危及女方生命健康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作为“确有必要受理”的特殊情况，受理男方的离婚请求。显然，本案的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法院不应受理男方的离婚请求
答。对于离婚案件中的有过错一方，法律并不剥夺其离婚的自由权。法院判决离婚的唯一标准是感情是否破裂。本
案中，甲乙已分居多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尽管乙有配偶与他人同居，是有过错行为，但不能就此剥夺其离婚权，对于无过错的甲可以采取损害赔偿等救济方法以达法律之公平。
答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某与盛某性格不合，也未同居生活，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缺乏婚姻基础，实属草率婚姻，鉴于双方未能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经法院调解和好无效，应当准予离婚。
37：刘军、段红于1994年离婚登记离婚时，双方协商一致：5岁的儿子刘辉随母亲生活，家庭中的冰箱、彩电、家
具等全部归女方所有，刘军以放弃自己应当分得共同财产一次性付清儿子抚养费。2002年，刘辉升中学，段红又生病下岗，要求刘军负担儿子抚养费。刘军以当年的协议、自己已经再婚、再婚时告诉了后妻自己没有负担为由拒绝。2003年段红以刘辉的名义将刘军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儿子的生活费与教育费的一部分。刘辉胜诉，法院要求刘军今后每年支付刘辉3000元生活费、教育
38.刘女士2000年离婚，9岁的女儿由父亲抚养。不久，其父张某将女儿转学到外地的寄宿学校，并拒绝告诉女儿的地址。刘女士4年间写了近千封寄不出去的信件。对此前夫张某说女儿与母亲的感情不好不愿意见母亲。刘女士诉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做了大量工作，张某才同意孩子可与母亲见面。此后，张某又再次拒绝探望。刘女士又诉至法院。此事，法院可以对张某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39.王筠与白建军经人介绍认识，2001年登记结婚，一年后儿子出生。共同生活期间双方由于生活琐事冲突不断，导
致双方感情破裂。白建军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双方对离婚问题均无异议，但对财产分割问题存在严重分歧。经查，双方各自有婚前住房一套。但是王筠的住房由于位置不方便二人上班，婚后一直出租，收益已经用于共同生活，共有2万元。白建军的住房虽然很小，但是距离二人工作单位很近，婚后双方一直在此居住。王筠认为，自己的房子大，婚前财产的收益，共计1万元，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没有支持王筠的诉讼请求。
答。法院判决：住房双方共有，元元父母的资助是对双方的赠与，复员费双方共有300元，其余为建国个人财产
41.农村姑娘田月季自小与邻居王雪松一起玩耍，二人长大后渐渐有了恋人间的感情，家长给双方订了婚。雪松家按
照当地。法院判决月季家返还2万元彩礼。
答。法院根据我国《婚姻法》修正案第32条等规定，判决准予王红与赵东离婚。王红为治疗母亲疾病所欠的10000
元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双方各负责清偿5000元
答建兴与苗苗结婚12年，生育乙儿子。婚后建兴一直在外地工作，对家里的照顾很少。苗苗12年的时间独自担
起了家庭的重担。3年前苗苗自己70岁的父母来到家中养老，一时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建兴开始对苗苗有了意见。今年，建兴向苗苗提出离婚，苗苗同意。但是，苗苗认为自己对家庭付出的义务比较多，要求建兴进行一定的补偿，建兴拒绝了妻子的要求，他认为：苗苗赡养的是自己的老人，无权提出家务补偿的请求，双方对此问题无法协商，苗苗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和家务补偿。法院支持苗苗的诉讼请求。
答李梅请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理。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如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罚款或者警告。
答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冯某离婚的诉讼请求，但对于冯某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法院认为，从现有的证据看，王某
确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的关系，但不能证实王某长期与他人同居或者重婚，故对冯某要求王某损害赔偿的请求不支持。
第三篇：美国首席大法官对同性婚姻法案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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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xiexiebang.com 美国首席大法官对同性婚姻法案的愤怒
【蓟门决策】美国首席大法官对同性婚姻法案的愤怒
2015-06-29 约翰·罗伯茨 蓟门决策 文章来源：法租界微信公号
编者按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用5:4的投票结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
在长达103页的判决书中，少数的四位大法官表达了强烈的愤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用了29页篇幅，从司法与立法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婚姻与宗教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认为最高法院超越了司法的角色。
罗伯茨持强硬的保守立场，如反对堕胎。不过，他在本案中的反对意见因为超越了个人好恶而显得同样强大。
这也正是我们全文翻译并特别推荐的理由。
多数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谦逊，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因此，最高院宣布超过半数州的婚姻法无效，强制改变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一个南非布须曼人，中国汉人，迦太基人，阿兹特克人通行的社会制度。我们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
如果你是赞成同性婚姻的美国人，不管你是什么性向，请庆祝今天的判决。庆祝你们终于达成了一个渴望已久的目标。庆祝你们获得一种新的表达忠诚的方式。庆祝你们所获得的新的福利。但是请不要庆祝宪法的成功。宪法和同性婚姻完全无关。
上诉方提出了许多基于社会政策和公平考量的论点。他们认为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一样，应该被允许通过婚姻来证明自己的爱和承诺。他们的立场有着无法否认的吸引力：在过去的六年中，十一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选民和立法机构都修改了自己的法律允许同性婚姻。
但是最高院不是一个立法机关。同性婚姻是不是一个好想法与我们无关。根据宪法，法官有权力陈述法律是什么，而不是法律应该怎样。宪法的缔造者们授权法院行使判断，而不是蛮力或是意愿。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虽然同性婚姻的政策论点也许很强大，但是同性婚姻的法律论点并不是。婚姻的基本权利并不包括强制一个州去改变婚姻的定义。而一个州决定保持自己的婚姻定义，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每种文化中都延续的婚姻定义，并不是非理性的。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宪法并没有提出一种婚姻的理论。一个州的人民可以修改婚姻的定义来包括同性伴侣，他们也有自由选择保持历史定义。
但是今天，最高院做出了惊人之举：强制每个州允许并且承认同性婚姻。许多人会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对于那些相信法治，而不是人治的人来说，多数法官的决定是令人沮丧的。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通过民主的进程说服其他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五位法官终结了这些辩论，并且从宪法的角度，强制实行他们对于婚姻的看法。他们把这个问题从人民手中偷了过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笼上了阴云，促使了一个难以接受的剧烈社会变化。
多数法官今天的决定代表着他们的意愿，而非法律判断。他们所宣布的权力在宪法和最高院的先例中都没有根据。多数法官明确拒绝了司法审慎，忽略谦逊，公开依赖于他们想根据自己的“新见解”重塑社会的欲望。因此，最高院宣布超过半数州的婚姻法无效，强制改变一个数百万年来形成人类社会基础的社会制度，一个南非布须曼人，中国汉人，迦太基人，阿兹特克人通行的社会制度。我们到底把自己当成谁了？
对于法官来说，我们很容易混淆自己的偏好和法律的要求。但是正如最高院时刻被提醒的一样，宪法的存在是为了有着完全不同想法的人的。因此，法院并不关注法律的智慧或是政策。多数法官今天忽视了司法角色的局限性。他们，在人民还在激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从人民的手中剥夺了。他们的决定，不是基于宪法的中立原则，而是基于他们自己对于自由是什么和应当成为什么的理解。我必须反对他们的意见。
请理解我的反对意见是什么：这不是有关我是不是认为婚姻应该包括同性伴侣。而是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制国家中，这个决定应当属于人民通过他们的民选代表，还是属于五个被授权根据法律解决法律纠纷的律师。宪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I.上诉方和他们的amici（法院之友）的论点立足于婚姻权以及婚姻平等。毋庸置疑，在我们的先例中，宪法保护婚姻的权利并且要求各州平等行使婚姻法。本案中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构成了“婚姻”，或者更准确的说，谁决定什么构成了“婚姻”？
多数法官基本无视了这些问题，把人类多年来对于婚姻的经验降格成了一两段的叙述。即便历史和先例并不能完全决定本案，我不能轻易的无视先例，而不对其表示更多的敬畏。A.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正如多数法官承认的那样，婚姻已经跨文化存在了数百万年。在所有的数百万年中，在各文化中，婚姻只指代一种关系：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合。正如最高院两年前阐释的那样，直到近些年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结合是婚姻这个定义所必不可少的元素。
将婚姻普遍的定义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结合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实。婚姻的起源不是因为政治运动，发明发现，疾病，战争，宗教，或者任何历史上的时间，当然也不是因为远古时代有意隔绝同性恋的决定。婚姻起源于一个本质性的需求：保证一对父母在稳定的终生的稳定环境中抚养一个孩子。
婚姻概念的前提如此基本以至于不需要任何的阐述。人类必须繁衍才能生存。繁衍通过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发生。当性行为导致了孩子的诞生时，一般来说，父母健全的孩子的成长更好。因此，为了孩子以及社会的好处，导致繁衍的性行为只应该发生在忠诚于一段长期关系的男女之间。
社会长久以来都将此关系称作婚姻。通过赋予婚姻一种受尊敬的地位，社会鼓励男女在婚姻之内，而非之外，发生性关系。正如一位杰出的学者说的那样，婚姻是一种社会安排的解决问题方式，解决了让人们愿意发生性行为，愿意有孩子，但是不愿意呆在一起照顾孩子的问题。
这种对于婚姻的认识贯穿了美国的历史。大多数人都接受“在美国建国时，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的自愿契约。”早期的美国人很相信法律学者如Blackstone，他认为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婚姻是私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他们也很相信哲学家如Locke，他认为婚姻是一个男女之间自愿进入的契约，基础在于生育，抚养和支持孩子。对于那些宪法缔约的人来说，婚姻和家庭的观念是毋庸置疑的：它的结构，稳定，角色和价值被所有人接受。
宪法完全没有提及婚姻，缔约者们而是完全授权州政府调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家庭关系。毋庸置疑，在建国时，每一个州——每一个州直到十年多前——都将婚姻的基础放在传统和生物学。本案中的四个州也是同样。他们的法律，在建国前后，都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甚至当州法律没有明确定义此的时候，没有人会怀疑婚姻的意思。婚姻的意义无需多言。
当然，很多人试图定义婚姻。在第一本Webster美国字典中，Webster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的法律结合“，目的为“防止两性之间的滥交，促进家庭生活和谐，保证孩子的成长和教育。”19世纪一本婚姻法著作将婚姻定义为“男女之间存在的一种民事结合，目标基于性别之间的不同。”Black法律词典第一版将婚姻定义为“男女终生法律结合的民事状态。”
最高院的先例对于婚姻的描述也与其传统意义相符。早期的先例将婚姻称为“一男一女之间的终生结合”，这种结合构成了社会和家庭的基础。没有这种结合，也就不会有文明和进步。最高院后来将婚姻成为我们生存和存在的基础，这种理解暗含了繁衍的意义。
正如多数法官意识到的，婚姻的一些方面在渐渐改变。包办婚姻慢慢的被基于浪漫之爱的婚姻所取代。州法律取消了coverture（已婚男女成为一个法律个体），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而承认婚姻双方各自的地位。婚姻的种族限制被许多州废除并最后被最高院废止。
多数法官认为这些变化并不是表面上的变化，而是深入婚姻结构的内部。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婚姻的核心结构：一男一女。如果在coverture废止前，你问任何一个大街上的人婚姻的定义，没有人会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的有coverture的结合。”多数大法官也许正确的指出了“婚姻的历史是一个传承和改变皆有的历史”，但是婚姻的核心意义却从来没有改变。B.在最高院废除婚姻的种族限制之后不就，明尼苏达州的一对同性恋伴侣申请结婚证。他们认为宪法强制州允许同性婚姻，正如宪法强制州允许跨种族婚姻。明尼苏达最高法院在Baker案中驳回了他们的类比，联邦最高院也同样驳回了上诉。在Baker案之后的几十年中，更多的同性恋出柜，许多也表达了希望他们的关系被承认为婚姻的愿望。渐渐的，更多人开始将婚姻视为同性也可以获得的东西。最开始，这种对于婚姻的新看法处在少数派的地位。2003年，麻省最高法院认定麻省州宪法强制认同同性婚姻。许多州——包括本案中的四州——通过了州宪法修正案，采取了传统上对于婚姻的定义。
在过去的几年中，对于婚姻的民意快速变化着。2009年，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和华盛顿特区率先修改了婚姻定义，允许同性婚姻。2011年，纽约州立法机构也同样跟上。2012年，缅因州的选民们全民公投允许同性婚姻：而仅仅三年前，他们在全民公投中拒绝了同性婚姻。
总共加起来，十一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选民和立法机关改变了他们对于婚姻的 定义，囊括了同性伴侣。五个州的最高法院根据州宪法认定同性婚姻。其他州保持了对于婚姻的传统定义。
上诉方提起诉讼，认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强制各州接受并且承认同性婚姻。在一个审慎的意见中，联邦上诉法院承认了同性婚姻的民主“动量”，但是认定上诉方并没有从宪法上阐述为何拒绝同性婚姻违宪，也没有阐述为何应该将此决定从州选民的手中剥夺到法院手中。联邦上诉法院的决定是对于宪法正确的解读。我会确认此意见。II.上诉方首先认为本案四州的婚姻法违反了宪法正当程序条款。美国政府首席法律（即司法部长）在口头辩论中清晰地辩驳了此论点，但是多数法官仍然几乎完全根据此条款做出了决定。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多数法官在最高院的正当程序条款先例中找出了四个“原则和传统”支持同性婚姻的基本权利。但是事实上，多数法官的意见在原则和传统上都没有任何根据。他们所依据的所谓传统其实是无原则的传统：比如已经被驳回的最高院先例Lochner。多数法官的意见，刨去光鲜的外表，其实就是说正当程序条款给予了同性伴侣婚姻的基本权利，因为这对他们和对社会都好。如果我是一个立法者，我也许会根据社会政策来考虑此观点。但是作为一个法官，我认为多数法官的观点是不合宪的。A.上诉方的“基本权利”论点是宪法解释中最敏感的一种。上诉方并不认为州婚姻法违反了宪法列举的权利，比如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毕竟宪法中没有“伴侣和理解”或者“尊贵和尊严”条款。他们的论点是婚姻法违反了十四修正案的隐含权利，即自由不能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
最高院对于“正当程序条款”的解读也有实体权利的组成部分：一些自由权利，不管通过什么样的程序，都是无法被州剥夺的。因为有些自由，如此深的植根于我们人民的传统和良知中，已经成为了基本的权利。这样基本的权利除非有极具说服力的原因不然不能被剥夺。
允许未经选举产生的法官来选择哪些权利是“基本的”——然后根据此来废除州法律——造成明显的司法角色的困扰。我们的先例因此坚持法官应“极度审慎”的选择哪些是基本权利，以避免正当程序条款无形中变成最高院法官的政策倾向。
正当程序条款是一剂狠药。最高院在痛苦的经验中，也学会了使用正当程序条款时所需要的克制。最高院第一次使用正当程序条款下的实体权利是在臭名昭著的Dred Scott案中。最高院废止了密苏里州的一条废奴的法律，认为此法律违反了奴隶主的隐含基本权利。最高院判案时，依赖于自己对于自由和财产的意识。最高院认定“如果法律，仅仅因为公民将此财产带到了某一个州，而剥夺他的财产，那么此法律与正当程序是不相符的。”在反对意见中，Curtis法官解释道：当固定的法律解读规则被抛弃，当个人的意见控制着宪法的意义时，“我们失去了宪法；我们的政府是人治的，被那些暂时有权利解释宪法的人统治着。” DredScott在南北战争的战场和第十三到十五修正案中被驳斥了，但是其对于正当程序条款的解读又重新出现了。在一系列20世纪初的案件中，其中最著名的是Lochner，最高院驳回了一系列干预公民自由缔约权利的州法律。在Lochner中，最高院认定纽约州限制烘培店雇员每周最高工作时间的法律违宪，因为“在我们的判断中，这条法律作为一条卫生法律不必要也不恰当。”
Lochner的反对法官们认为这条法律可以被视作对于烘培店雇员健康问题的恰当回应。多数法官的结论意味着我们的宪法必须接受一种特殊的美国大多数人都不接受的经济理论。正如Holmes大法官说的，“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实施Spencer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社会统计学》。”宪法并不是体现某一种特别的经济理论的。宪法的目的是所有有着完全不同见解的人们。我们认为一些见解或自然或熟悉或新颖或震惊并不能让我们直接得出这种见解是否违宪的结论。
在Lochner之后的几十年中，最高院认定接近200多条法律妨碍个人自由，因此违宪。通常这些案中的反对法官都在重申“违宪的标准并不是我们认为法律是否符合公众利益。”Lochner及其之后的案例，让法官将自己的政策偏向上升到了宪法保护自由的地位上。我们不得不把法院看作是一个立法机关。
终于，最高院认识到了错误，并且发誓不再犯错。我们后来解释道：“我们已经长久抛弃了这样的见解：即正当程序条款允许法院因立法机关的决定不明智而认定法律违宪。我们已经回到了原始的宪法理论，即法院不应越俎代庖，用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信念来代替立法机关的观念。”我们同样说道“我们并不是一个超级立法机关，我们也不应考量立法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规则是：法院并不会仅仅因为一个法律不明智，或者不符合某种特别的理论，而认定此法律违宪。驳斥Lochner当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隐含基本权利理论，而最高院也没有这么做。但是为了防止Lochner这样的将个人偏好变为宪法要求的错误，最高院现代的实体正当程序理论强调了“司法自我克制”的重要性。我们的先例要求隐含基本权利必须是“客观并且深深植根于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并且“隐含于有规则的自由概念下，以至于如果这些权利被牺牲，那么自由和正义都不复存在。” 最高院在Glucksberg案中最清晰的指出了在认定隐含基本权利中，历史和传统的重要性。许多其他案例也采取了同样的标准。
对于历史和传统的依赖迫使我们不止局限于被挑战的法律。因为在此领域中标准存在之少，植根于历史的方法逼迫法院更加克制。突然剧烈的增加一个权利会使得此权利脱离自己的根系。在这个寻找隐含基本权利的过程中，唯一能够保证克制的方法便是“不断的坚持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社会基本价值的认识，以及对于联邦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敬畏。” B.多数法官完全没有意识到上述的背景。原因很简单：他们对于实体性正当程序条款的侵略性的使用和我们数几十年的先例脱节，并且让最高院回到了Lochner时代没有原则的判决。
1.多数法官的主题是：婚姻是令人向往的，上诉方向往婚姻。多数法官的意见描述了婚姻的极度重要性，并且强调上诉方并没有想要对此制度表示不敬。这些毋庸置疑。的确，上诉方以及许多和他们一样的人们的对于婚姻的向往正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转念支持同性婚姻。但是，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上诉方向往之真诚无关。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当多数法官触及法律的时候，他们通常依赖讨论婚姻的基本权利的判例。但是这些判例并没有说任何想要结婚的人都有结婚的宪法规定的权利。而是要求州，在对于婚姻传统理解的制约下，解释对婚姻设置的壁垒。在Loving案中，最高院认定种族限制违宪。在Zablocki中，债务限制违宪。在Turner中，对囚犯的限制违宪。
先例中没有一个涉及到婚姻的核心定义：一男一女的结合。Zablocki和Turner中被挑战的法律并没有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结合，其中两方都未入狱。”Loving中被挑战的法律也没有将婚姻定义为“同种族中一男一女的结合。”去除婚姻的种族限制并没有改变婚姻的意义，正如去除学校中的种族隔离没有改变学校的意义一样。正如多数法官承认的一样，婚姻，作为一种制度，在上述判例中，隐含了一男一女的关系。
一言以蔽之，上述判例代表的是一个重要但具有局限性的结论：对于传统定义下婚姻的某些限制违反了正当程序条款。判例并没有提及一种强迫州修改婚姻定义的权利，而这正是上诉方在本案中所需要的。上诉方和多数法官都没有列举一个判例支持此中宪法权利。这样的判例不存在，而这已经足够驳回他们的上诉。2.多数法官认为“还有许多其他的判例”涉及结婚的基本权利。虽然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他们似乎指的是基本隐私权利。在基本隐私权利的第一个判例中，最高院认定禁止使用避孕药的刑法违宪。最高院强调此禁令侵入个人隐私，使得警方可以搜查夫妇的神圣居所。最高院认为这样的法律违反了隐私最基本的含义：独处的权利。
最高院在2003年的Lawrence案中同样运用隐私权利认定德克萨斯州的鸡奸禁令违宪。Lawrence案中，最高院认为针对鸡奸的刑法，正如针对避孕药的刑法一样，侵入个人隐私，进入到了最私人的人类行为，性行为，在最私人的地点，家中。
Lawrence和其他隐私权的一系列判例都并不支持上诉方所说的。和禁止避孕药和鸡奸的刑法不一样，这里的婚姻法并不涉及政府侵入私人空间。婚姻法没有创造任何的罪名，也没有施加任何的惩罚。同性伴侣可以自由的生活在一起，进行亲密行为，并且建立家庭。没有任何人因为现行的婚姻法而必须孤独终生。同时，这些法律也没有妨碍独处的权利。
因此，隐私权的判例并不支持多数法官的意见，因为上诉方并不寻求隐私。相反，他们寻求的是对他们关系的公众承认，以及相应的政府福利。我们的判例一贯拒绝诉讼方打着宪法自由的幌子，向州政府要求福利。因此，虽然隐私权判例的确保护了同性伴侣之间的亲密行为，它们并没有提供一个正面的权利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婚姻，或者要求我们认定传统婚姻法违宪。
3.也许意识到了先例对于他们论点的有限支持，多数法官放弃了最高院在Glucksberg中规定的对于隐含基本权利的审慎态度。多数法官今天的意见事实上逼迫我们驳斥Glucksberg，最高院最重要的实体正当程序的判例。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只有一个判例支持多数法官今天的方法：Lochner。多数法官的意见开始提及上诉方“定义和表达他们的身份“的权利。多数法官后来解释道：“婚姻的个人选择权利隐含于个人自由独立的概念中。”这种对于个人自由的理解让我们回想起了Lochner中的“每个人个体自由的基本权利。”
公平的来说，多数法官并没有说个体自由是完全无限度的。他们所设的边界是和他们所谓的“理性考量”一致的，来源于他们对于“不公正的内涵”的“最新见解。”事实上，今天的决定完全基于多数法官自己对于同性婚姻支持的信念，认为“否认他们的权利会让他们作为一个人感到缺失。”不管这个论调在伦理学上是不是站得住脚，在宪法上来看，它的基础和Lochner中裸露的政策偏好毫无两样。
多数法官意识到了今天的判例并不是第一次最高院被要求审慎的来决定一个基本权利。我们同意。最高院在Lochner溃败之后就意识到了对于隐含基本权利的审慎的重要性。今天，多数法官再次忘记了这点，将Lochner时代的巨大错误又重新犯了一遍。
今天多数法官的意见很快产生的问题就是，州是不是可以保持婚姻是两个人之间结合的定义。虽然多数法官随机的把“二”这个数词家了进来，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二”这个婚姻的核心定义可以被保持，而“男女”的核心定义却不能。从历史和传统的角度来看，从异性变成同性的跨越比从两个人变成许多人的跨越更大，毕竟后者在世界许多文化都存在。如果多数法官愿意做比较大的跨越，很难看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做小的那个跨越。
我们会很震惊的发现，多数法官的大多数论断同样可以用在群婚上。如果“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结婚在一起的结合有着同样的尊严，”为什么三个人的就没有了呢？如果同性伴侣有宪法赋予的结婚权利因为他们的孩子会少一些意识到自己家庭缺失的折磨，同样的推断难道不适用于三个或者更多群婚的家庭么？如果没有结婚的机会是对于同性恋伴侣的不尊重，那为什么这样的剥夺机会对于群婚家庭就不是不尊重呢？
我并没有想要在所有角度上等同同性婚姻和群婚。也许会有些区别使得两者变得不同。但是如果有的话，上诉方并没有指出这些不同。在口头辩论中，被问到群婚的时候，上诉方说因为州“没有这样的制度。”这正是我想说的：本案中的州同样也没有同性婚姻的制度。
4.最后，多数法官提供了也许是判决中最清晰的见解。多数法官认为同性婚姻不会“对他们自己或者是对外界产生任何的伤害。”这个论点和Lochner再一次惊人相似。
在Lochner时代和现在，伤害原则在哲学中比在法律中更多出现。在道德哲学中，将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放在社会法律制约之上是否吸引人值得争论。仅仅因为一个法官相信伤害原则就将此原则，打着“正当程序”的幌子，赋予特殊的道德、哲学或者社会意义是不足够的。在本案的问题上，的确有一种正当程序——民主程序。因此，法院必须跟随法律，而并不是某种社会理论。正如Friendly法官，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跟随Holmes大法官在Lochner中说的那样，十四修正案并没有实行Mill的《论自由》正如它没有实行Spencer的《社会统计学》。它也当然没有实行一种对于婚姻的观念。
多数法官对于正当程序的理解给最高院的未来铺上了一层难熬的远景：如果一个经历了所有人类可记载历史的社会制度都不能阻挡司法政策制定，那什么可以？但是多数法官的方法对于法治同样危险。坚持所有隐含基本权利都必须植根于历史和传统的目的在于保证当未经民选的法官废除代表人民意愿的法律时，他们基于一些超越了他们自己想法的东西。最高院今天不仅忽视了我们国家的全部历史和传统，还积极的诋毁它，只愿生存在当下的世界中。我同意多数法官的观点，不公正的本质在于我们在当下不一定能看出来。正如上诉方所说的：时代可能看不清真相。但是如果看不清历史，这就是自负且不明智的。“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都不曾过去。” III.在正当程序论点外，上诉方还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强制州承认同性婚姻。多数法官并没有认真对待此论点。他们对此的讨论，说实话，很难看懂。中心论点似乎是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之间存在着协同作用，因此一个条款的先例同样也可以适用于另一个条款。除此之外，判决中没有任何接近最高院同样判决平等保护条款的案例中的分析。法学院的案例汇编中都明确的写着“现代最高院平等保护条款的分析基于手段—目标分析：法官询问政府的区分性标准是否与其所追求目的足够相连。”多数法官今天的方法完全不同。他们写道：“正当程序条款下的权利和平等保护下的权利也许基于不同的理念，并不永远相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它们都是相同的。在特定情况下，一个条款的解读可以认为更精确的阐释了另一个条款的解读。”
多数法官接下来草率的做出结论，认为平等保护条款同样支持他们的判决。但是多数法官甚至没有写哪怕一句话，平等保护条款到底是不是提供了一个独立的理由。但是不管怎样，本案中的婚姻法并没有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因为区分异性和同性伴侣与州“保持传统婚姻架构”的合理政府利益有相关性。
我们同时需要意识到上诉方挑战的是哪些法律条款。虽然他们讨论了一些与婚姻相关的附带法律权利，比如探视权，但是上诉方诉讼的核心是总体对于婚姻的定义，而非那些特定的条款。依我来看，如果上诉方挑战的是一些附带法律权利，那么平等保护的分析可能有所不同。当然如果挑战的只是那些权利，我们也就不需要处理同性婚姻的问题了。IV.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最高院的合法性最终建立于人们对于它判断的尊重。这种尊重来源于人们的感觉——以及事实——最高院在根据宪法和法律给出判决时谦虚而克制。多数法官今天所预想的最高院的角色，和谦虚而克制正好相反。不断的，多数法官赞美司法机关在带来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在多数法官的心目中，是法院，而不是人民，应该创造“新的自由”，应该提供社会问题上的话语体系，应该保证中立的讨论，而非鄙夷的评论。
最体现多数法官令人震惊的司法霸权的便是他们对于同性婚姻公众讨论的描述以及不屑。的确，多数法官承认在一边是数千年的不同文化的人类历史。但是在另一边，有着许多的诉讼，许多深入的地区法院判决，无数的研究、报告、书籍和学术论文，以及超过100份法院之友。为何我们要让此民主进程继续下去？现在就是凭借五个律师“更好的理解”，让最高院来决定婚姻的意义的时候了？ 建国的人们一定会看到多数法官对于最高院角色的认识感到吃惊。毕竟他们冒着生命和财产的危险为了自治的权利而奋勇斗争。他们从来都不会想到将此社会政策的决定权让渡给未经选举的法官。他们也不会对一个赋予法官基于讨论驳回立法机关政策决定的制度感到满意。“宪法并没有将立法或是行政机关放在一个电视答题节目参赛选手的位置上，如果时间到了他们还没答题，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去抢答。”正如去年多数法官在Schuette案中阐述的“假定选民们不能理智的做出选择是一种对于民主过程的践踏。”
最高院权力的累积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有代价的。多数法官很清楚这一点。在这里以及在很多地方，人们都在进行严肃和深入的关于同性婚姻的公共讨论。他们看到选民们仔细的思考同性婚姻议题，投同意或反对票，有时候改换主意。他们看到政治家们同样不断的去思考自己的立场，有时改换方向，有时坚持己见。他们看到政府和企业修改自己有关同性伴侣的政策，并且积极参与讨论中。他们看到了其他国家民主接受剧烈的社会变动，或者拒绝这么多。这样的民主思辨的过程让人们仔细思考一些他们之前都不会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当我们通过民主手段做出决定时，有些人当然会对于结果感到失望。但是那些失败的人们至少知道他们有自己的发声权利，并且因此，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甘愿接受这样的失败。同时，他们可以准备再次提出此问题，希望说服足够多的人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政府系统的工作方式。”
但是今天的最高院停止了这一切。通过宪法解决这个问题将此问题从民主决策中完全剥夺了。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终结民主进程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的。终结辩论会带来闭塞的思想。被阻碍发声的人们更加难以接受法院在此问题上的判决。正如Ginsburg大法官曾经观察到的：政治进程在移动着，也许并不足够快，但是立法机关正在倾听并且改变着。拙劣的司法干预只会带来，而不是解决，纠纷。的确，不管今天同性婚姻的支持者们多么的欢欣鼓舞，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永远失去的东西：一个真正获得承认的机会，这种承认只能来自于说服其他公民他们的提倡的争议性。正当改变的清风轻抚过他们的发髻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一切。好问律师APP
www.xiexiebang.com 在创造权利这件事情上，联邦法院一贯很笨拙。联邦法院的宪法权力仅限于解决具体的纠纷；他们不像立法机关一样可以解决人们的各种隐忧以及预判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今天的判决，就提出了许多关于宗教自由的问题。许多正派好人从宗教的角度反对同性婚姻，而他们的宗教自由的权利——和多数法官想象出来的婚姻权利不一样——是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的。
对于宗教信仰的尊重驱使在每一个民主实行同性婚姻的州的选民和立法机关都同时实行了对于宗教活动的特殊照顾。但是多数法官今天的同性婚姻的判罚却没有任何此类的特殊照顾。多数法官暗示道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继续鼓吹并且教授他们的婚姻观。但是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却是人们“行使”宗教的自由。不幸的是，“行使”并不是多数法官用的词。
当行使宗教的自由和新创造的同性婚姻的权利冲突时，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比如，当一个教会学校只向异性结婚双方提供住宿，或者当一个宗教收容机构拒绝同性伴侣收养小孩时。毋庸置疑，这些问题很快就会出现在最高院面前。不幸的是，有信仰的人很难从今天多数法官的判决中得到任何安慰。
也许今天判决最令人沮丧的一点便是多数法官对于辩论对方的攻击。多数法官虚伪地说道他们不会贬低那些因为良知不接受同性婚姻的人。但是紧接着另一句，他们便说传统婚姻定义的必然后果便是贬低同性伴侣。这样的不一发生了很多次。根据多数法官的意见，那些只不过是信仰我们全部的历史中对于婚姻的定义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数千万投票支持传统定义的美国人们——他们贬低，鄙视，并且给他们的同性恋邻居们带了尊严上的伤害。这样的攻击会在社会，在法庭上都产生严重的后果。多数法官即便可以认定宪法保护同性婚姻的权利，也不应该把每一个不持有多数法官的“更好的理解”的人归结为顽固派。
在所有这些面前，我们可以构想一个完全不同的最高院的职责。这个构想更加的谦逊和克制。这个构想怀疑法官的法律能力同样代表着他们的道德和哲学能力。这个构想意识到法官是非民选的，因此他们的合法性依托于他们自我的限制。这个构想更加符合历史的经验，以及大法官们越界给最高院和国家带来的问题。这个构想并不自负，不会认为一个全世界各地的人数千年所认定的一个社会制度，只在一朝一夕，就会被现在这一代，就会被最高院，瓦解。* **
如果你是赞成同性婚姻的美国人，不管你是什么性向，请庆祝今天的判决。庆祝你们终于达成了一个渴望已久的目标。庆祝你们获得一种新的表达忠诚的方式。庆祝你们所获得的新的福利。但是请不要庆祝宪法的成功。宪法和同性婚姻完全无关。我持异议。
第四篇：CR法案
“CR法案”
2005年3月，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技术顾问洛兹专程来到“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温州，向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传递消息称，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已再次把“CR法案”（ChildResistanceLaw，即儿童防护法规：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安全锁”）列入其议事日程，并将对该法案进行重新修订。
这则消息，让曾因牵头抵制“CR法案”而夺得2003年CCTV经济人物的温州烟具协会副会长、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很是不安，“一旦欧盟启动‘CR’修订法案，温州乃至全国打火机极有可能面临全线退出欧盟市场的危险”。
“物美价廉”的温州打火机为何如此惧怕“CR法案”？从表明上看，企业不过只需加装安全锁而已，这项操作对温州企业来说，可谓简单之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此黄发静一语道破玄机，关键是温州几乎所有的打火机企业，在欧盟国家并未取得产品销售的专利权。
已占据全球市场较大份额的温州打火机，在海外同类产品竞争中明显具有低价格优势，直接冲击了国外打火机生产商的利益，这无疑是令美国、欧盟启动“CR法案”的主要原因。据了解，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打火机制造基地，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和福建3大片区，年产量占世界总销售量的2/3以上。而浙江打火机出口占全国2/3左右，其中“主产区”温州年产的金属外壳打火机高达6亿多只。
在我打火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背景下，欧美同行生产商的贸易保护态度也日益强硬。此时温州打火机海外注册专利权缺失的“辫子”，自然就成为欧美企业限制我产品出口的主要“把柄”，但令温州打火机企业普遍尴尬的是，全球几乎所有的打火机专利技术，都掌握在欧美等企业手中。黄发静说，“数量众多的温州企业，如要研制出每款结构、款式都不雷同的产品，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另外，欧美专利注册费用之高、时间之长也令温企望而却步。目前一款打火机专利在欧美注册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注册费用在3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一家温州企业一般年产打火机就有上百款，全市企业年产打火机更是多达10000多款。对于规模小、实力弱且竞销激烈的温州打火机企业来说，专利注册几乎等于在做“吃力不赚钱”的“傻事”。
试分析温州打火机面临的是何种贸易障碍？我国应通过哪些措施积极应对？
第五篇：禁毒法案
形势与政策：禁毒法案
信息学院
094100196
王凯强
一、禁毒法的概念
禁毒法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禁毒法即名为《禁毒法》的专门法典，我国尚缺乏。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勉强可以称为狭义的禁毒法，但该法更准确地说只是禁毒单行法，而且目前处于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经为97年新刑法所吸收）无效的尴尬地位。
广义的禁毒法即关于毒品的管制、毒品犯罪与毒品滥用的预防、控制与惩治（惩罚、矫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形式上看有以下三种：一是系统的禁毒法律，即禁毒专门法典，如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拟于2006年颁布实施的《禁毒法》；二是单行禁毒专门法律法规，如《关于禁毒的决定》、《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三是非禁毒专门法中的附属禁毒法规范，如《药品管理法》、《海关法》等中涉及禁毒的法律条文。本文所使用禁毒法这一概念，一般指广义。
各国禁毒立法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多贯彻“严禁”的方针，都试图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禁毒法律网络，以有效控制毒品，如一般都针对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四个环节进行立法，对毒品犯罪的处罚严厉等。这种立法特点，与毒品的巨大社会危害性是一致的。不过，也有少部分国家的禁毒法相对宽松，甚至有的国家还实行毒品有限合法化的政策，不过这多是因为毒品生产与贸易已经渗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或者在毒品长期禁而不绝后所选择的另一种无奈的毒品对策。
二、禁毒法的起源与流变
（一）毒品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中国的鸦片与罂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给中国皇帝而逐步流传。当时，鸦片作为一种药物输入，罂粟则是作为一种名贵的观赏花草。唐至明600余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步推广。一些中医开始利用罂粟籽和壳作为与其它中药配伍的药材。明朝，在追求享乐的氛围中，鸦片成了贵族热衷的“神品”，逐步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鸦片从药用品蜕变为奢侈品。清朝初年，吸食鸦片之风由台湾、厦门等地传入内地，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不良习俗。清朝中叶后，鸦片贸易成为西方列强对华政策。到1835年，据估计中国吸毒人数已经剧增到200万人以上，吸食者几乎包罗各种职业、各个阶层。19世纪30年代后期，鸦片问题开始动摇清朝封建统治基础，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有的学者推测，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吸毒者可能超过400万人。
毒品的逐步泛滥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日益巨大的负面影响，成为中国禁毒法诞生的催化剂。
（二）中国禁毒法的起源与清朝的禁烟 法 1．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及其发展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曾下令将进口鸦片的税率提高1.5倍以减少鸦片的进口量，但鸦片输入有增无减。雍正七年（1729年），中国皇帝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禁烟令，规定鸦片不准销售鸦片，违禁者枷号一月，发配充军；私开烟馆者，首犯判役刑监候，从犯杖责一百，流放边疆。并责令地方官员及海关监督如有不切实履行职责，纵容私运者，要严加处罚者，不得宽贷。次年，又颁布专门针对台湾的禁令：“台湾流寓之民……贩卖鸦片烟者，亦分别治罪。”
干隆和嘉庆年间，清政府又多次发布禁止鸦片贩运、进口、罂粟种植及吸食鸦片的法令。嘉庆继承了雍正以来对“兴贩鸦片”和“开设烟馆”的处罚规定，还第一次把矛头指向了外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从关税表中剔除了鸦片，禁止鸦片进口，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外商的走私鸦片活动。同时明确规定禁止在国内种植罂粟，任何购买、运输、销售鸦片的行为都是非法行为。此外，嘉庆还颁旨令刑部制定了《吸食鸦片烟治罪条例》，把禁烟范围从过去的单纯禁止贩卖扩大到禁止吸食，首开以刑法手段制裁吸毒者的先河。
道光皇帝继续推行禁烟政策，在禁烟立法方面多有作为。道光三年（1823年），发布《失察鸦片条例》，以后年年下达禁烟上谕。道光十一年（1831年），公布禁种条例。同年，又颁布禁吸条例。1838年，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将清廷历次发布的有关禁贩、禁吸、禁种的规定合编为39条，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的禁烟法典。
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鸦片问题上经过“弛禁”与“严禁”之争后，清政府明确了“严禁”的政策。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禁毒工作的深入和禁毒法的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也深化了中国与英、法等外国列强之间的矛盾2．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两次鸦片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1858年11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标志着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随后，又解除了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的法令，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弛禁”时期。清政府从禁烟到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直到发展成鸦片税成为财政支柱，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转变。3．清朝末年的禁烟法令
在施行新政的背景下，1906年9月清政府提出“十年禁烟计划”，开始了清政府的第二个禁烟时期。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十条》，此后又连续发布《稽核禁烟章程》、《禁烟查验章程》、《禁烟议叙议处章程》、《购烟执照章程》、《管理售卖膏土章程》等专门法令；1907年所定《新刑律》专列鸦片烟罪；1909年10月民政部与修订法律大臣又会订《禁烟罚惩条例》；此外，清政府还加强了禁烟国际合作，例如1907年签订了《中英禁烟条约》；1909年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议，形成了决议案九款，相对完备的禁毒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清末的这次禁烟运动成效显着，而完善的禁毒立法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禁毒立法状况来看，中国是世界上颁布禁毒令最早、最多的国家，也是禁毒法律体系最为严密的国家。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近代禁毒史基本上是一场悲剧，但是中国早期的禁毒法制实践，客观上也为中国禁毒法的发展与完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民国时期的禁烟法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政府继续推行禁烟政策。1912年3月2日，孙中山即颁布禁烟令。袁世凯窃国之后，继续实行禁烟政策，除了继续沿用清朝禁毒法令，还发布了一些新的禁烟法令，并批准了《海牙禁烟公约》。民国初年的禁烟包括禁种、禁运、禁售和禁吸四方面，主要法令有《暂行新刑律》、《禁种罂粟条例》、《吗啡治罪条例》等。南京国民政府仍较为重视禁烟立法。初期所颁布的禁烟法令主要有：《禁烟暂行章程》（1927年9月）、《修正禁烟条例》（1927年11月）、《中华民国刑法》（1928年）第271－277条之鸦片罪、《禁烟法》（1928年9月，共7条，主要内容为限令自1929年3月1日后，全国一律禁止吸食）、《禁烟法施行条例》（1928年9月，共7章19条）、《厉行禁绝鸦片及其它代用品实施办法》（1929年6月）、《修正禁烟法》（1929年7月）等。1935年，国民政府推出“六年禁烟计划”，在六年禁烟时期（1935－1941年），发布了大量禁烟法令。仅在六年禁烟初期(1935－1937年)所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就有近30项，如《禁烟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鸦片的种、运、售、吸四个方面，做了详细规定）、《禁毒实施办法》（1935年4月，对吗啡、海洛因、红丸等毒品限禁最重，规定吸食烈性毒品者必须在1935年内自动投戒，违令者送戒毒所；如1936年仍有吸毒者将处5年以上徒刑，制造、运输、贩卖毒品者处死刑）、《检举烟民登记办法》（1936年）等。在六年禁烟后期（1938－1941）颁布的重要禁烟法令也有十余项，如《修正禁烟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修正禁毒治罪暂行条例》（1938年4月）、《检查各省市烟民暂行办法》（1939年10月）等。抗张时期迁都重庆后，国民政府又制定了“三年禁烟善后计划”，在此期间继续完善了有关禁烟法令。
不管是严禁还是弛禁，至少从表面上看，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均坚持了禁烟政策。由于毒品日益泛滥的严重现实，以及禁烟立法技术的日趋成熟，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这一时期的禁烟立法较之清代，都有较大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政府腐败、外患、内战等各种原因的交织，到1949年，国内罂粟种植面积竟高达2000万亩，吸毒者达2000万之众。严酷的现实表明，旧中国无法解决沉重的毒品问题。
（四）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禁毒法 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严厉禁毒的方针，早在根据地时期就发布了不少的禁毒法令，如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1942年）、《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42年）等。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并制定发布了不少禁毒法令。1950年2月24日，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规定了全国的禁毒纲领。1952年7月30日，中央批准了公安部的《关于开展全国规模的禁毒运动的报告》。同年10月，政府院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18条。在中央禁烟立法同时，各大行政区也配套发布了相关禁毒法令，如《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1950年7月31日通过，1950年12月19日修正）、《西南区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条例》（952年1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内蒙古自治区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1951年4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它毒品的命令》（1952年2月9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东北禁烟禁毒贯彻实施办法》等。
建国初期禁毒法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全国法与地方法结合，紧密结合禁毒斗争形势需要的显着特点，并以运动式的方式全民践行。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禁毒法较为粗糙，但为禁毒运动的开展和打击毒品犯罪分子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1953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无毒国。新中国能在短短三年内禁绝毒品，禁毒法功不可没。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后，私种罂粟和贩毒在部分地区出现反复。针对这一现象，1963年5月26中共中央为颁布了《中央关于严禁鸦片、吗啡毒害的通知》，规定严惩私藏毒品、吸食毒品、种植罂粟、私设地下烟馆、贩卖毒品等犯罪行为；规定对吸毒犯应强制戒毒，对已吸食鸦片或打吗啡针等毒品成瘾者，必须指定专门机构严加管制，在群众监督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限期强制戒除，在吸毒严重的地区可以集中戒除；规定凡自己吸食毒品，但自动交出毒品并坦白交待其犯罪行为者，可从宽处理。1973年1月13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严禁私种罂粟和贩卖、吸食片等毒品的通知》，通知重申1950年《关于严禁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发动群众同私种罂粟和贩卖、食鸦片等毒品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规定严惩偷运、贩运毒品犯罪行为，对吸毒者实行强制戒毒。
总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由于对毒品的有效控制及法制建设的滞后，我国禁毒立法的数量不多。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立法思想下，禁毒法规还明显具有粗而不细的特点。
三、现行禁毒法律体系
从上文对我国禁毒法发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发现禁毒法与禁毒工作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禁毒立法是禁毒工作的基础，禁毒斗争形式的严峻化必然促进禁毒法的完善与发展，而禁毒立法是否完善并得以较好的执行的则是禁毒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禁毒法的发展，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
1979年，云南省永德县明朗乡破获被认为是我国自1952年禁绝毒品以来的第一起毒品案件，此后又陆续在全省查获鸦片1.6万两，毒品的大量查获，标志着我国无毒史的悄然结束，毒品再次成为曾经毒害深重的中国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同时，毒品死灰复燃的趋势，也促进了禁毒立法工作的再次展开。从1979年《刑法》规定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1981年《国务院关于重申严禁鸦片烟毒的通知》的发布，到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5年国务院制定《强制戒毒办法》，再到1997年新《刑法》专设毒品犯罪章节、2003年司法部发布《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余年来，我国禁毒法律体系重新得以初步构建，并日益完善和发展。目前《禁毒法》已经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预计2006年颁布实施。这一禁毒专门法典的通过，必将使我国禁毒法制建设跨上新的台阶，极大的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发展。
从不同角度，可以对我国现行禁毒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作不同的分析：
1．从立法主体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国际公约、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五个基本构成部分，这是对禁毒法的最基本分类。（1）国际公约
1909年2月，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议”（又称“国际鸦片会议”）在上海召开，中、日、英、法等13个国家参加。会议虽然没有签署正式条约，只是形成了决议案九条但是这次会议拉开了国际禁毒合作的序幕。1912年，第一个国际禁毒公约《海牙公约》签订。此后，国际禁毒合作与国际禁毒立法发展迅速，国际社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禁毒国际公约。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有关毒品和毒品犯罪的国际公约、协定及议定书共约17个。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已经分别于1985年6月12日（前两个国际公约）、1989年9月4日（后一个国际公约）参加或者批准了这三个国际公约。因此这三个国际公约属于我国禁毒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有责任和义务遵守和执行。（2）法律
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通过的基本法律，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宪法，普遍施行于全国。
现行禁毒法律主要有三部：○1《刑法》（1979年通过，1997年修改，第六章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191条洗钱罪）；○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共16条）；○3《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24条“禁吸”、第31条“禁种”）。其中仅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为专门的禁毒单行法律，其它法律只有部分内容是关于禁毒问题的规定，即只有一些附属禁毒法条文，或者与禁毒密切关联。（3）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由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直属机构制定并施行全国，其法律效力低于法律。比较重要的有《麻醉药品管理办法》（1987年）、《精神药品管理办法》（1988年）、《强制戒毒办法》（1995年）、《戒毒药品管理办法》（1995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3年）等。
（4）司法解释及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等
司法解释，是指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1981年6月10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的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十二省自治区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199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几个问题的答复》（1995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向他人出卖父辈、祖辈遗留下来的鸦片以及其它毒品如何适用法律的批复》（1988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贩卖假毒品案件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1991年4月2日）等等。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其含义比司法解释广，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制定通过的并可施行于全国的规范性文件，如规定、决定、解释、批复、通知等。因此，从逻辑上讲，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包括司法解释在内。例如《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强制戒毒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1996年5月30日）、公安部《关于毒品案件立案标准的通知》（1988年7月13日）、《公安部关于对用于毒品犯罪的他人财物是否应予没收的批复》（1992年8月4日），等等，都属于司法机关规范性文件。（5）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性法规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如《江苏省禁毒条例》（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9年12月21日通过，自2000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安徽省禁毒条例》（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3年8月23日）、《湖南省禁毒条例》（2004年1月6日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四川省禁毒条例》（1993年10月28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禁毒条例〉的决定》修正）等。地方政府规章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所制定。如《陕西省戒毒所管理办法》（陕西省人民政府，1992年7月20日）、《广东省戒毒所管理办法》（广东省政府，1993年1月30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禁毒的通告》（1995年4月26日）、《南京市政府关于查禁毒品的通告》（1995年8月5日）等。
与其它省市相比较，上海的地方性禁毒立法较为滞后。
2．从部门法的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刑法、行政法两大基本组成部分。
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指一个国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部门法所指同类法律规范，不包括国际法，仅指国内法；不包括已经失效的法，仅指现行法；不包括将要制定但尚未制定的法律，仅指已经颁布生效的法律。我国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
禁毒刑法主要是指《刑法》第七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191条（洗钱罪）。禁毒行政法则较多，包括《强制戒毒办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专门禁毒行政法规，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等中有关禁毒的行政法规范。
3．从禁毒法适用地域范围角度，可以把禁毒法分为全国性禁毒法和地方性禁毒法两大基本构成部分。
全国性禁毒法是由中央国家机关所制定，适用于全国。如《刑法》、《关于禁毒的决定》等。地方性禁毒法则由地方国家机关制定，其适用范围限于地方。如《云南省严禁毒品的行政处罚条例》（1989）、《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查禁毒品的规定》（1990）、《四川省禁毒条例》（1993）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分类方法，例如根据“禁吸、禁贩、禁种、禁制”的“四禁”方针，把禁毒法分为禁吸法、禁贩法、禁种法、禁制法，等等。
四、禁毒法的主要内容
（一）毒品的法律管制 1．毒品的法律定义
什幺是毒品？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其作出不同的界定。根据我国现行禁毒法律规定，毒品是指国家依法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举了5种毒品。1997年新《刑法》第357条第一款：“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新列举了甲基苯丙胺（冰毒，这是有针对性的，因为苯丙胺类药物滥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泛滥的新型毒品。
从毒品的法律定义，可以概括出毒品的两个基本的特性：一是成瘾性，即须属于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二是法律管制性。这种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药品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管制，国家不进行严格管制的药品，即便属于能够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在法律上也不认为是毒品。理解毒品的法律管制性还必须注意一点，国家进行严格管制的药品，必须在被非法使用的情况下，才从药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毒品。如果是对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依法使用，如以医疗为目的合法适用，则尚不能定性为毒品，而还只是药品。
2．我国关于毒品管制的法律法规 毒品与药品之间只有一步之隔，防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药品蜕变成毒品，是各国禁毒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毒品管制的法规主要有《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戒毒药品管理办法》等。
1984年9月2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了《药品管理法》，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次会议对该法进行了修订。《药品管理法》关于毒品的管理规定主要有三条：第35条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实行特殊管理。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第45条规定：“进口、出口麻醉药品和国家规定范围内的精神药品，必须持有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给的《进口准许证》、《出口准许证》。”第54条规定：“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外用药品和非处方药的标签，必须印有规定的标志。”
为了严格管理麻醉药品，保证医疗、教学、科研的安全使用，1987年1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该办法共8章38条。《麻醉药品管理办法》把麻醉药品界定为“连续使用后易产生依赖型、能成瘾癖的药品”（第2条），包括“阿片类、可卡因类、大麻类、合成麻醉药类及卫生部制定的其它易成瘾癖的药品、药用原植物及其制剂”（第3条）。1996年1月，卫生部公布了《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列出了阿片、古可叶、可卡因等118种麻醉药品。《麻醉药品管理办法》从麻醉药品的种植和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等方面，对麻醉药品的管理进行了规定。
1988年12月27日，国务院又发布了《精神药品管理办法》，这一办法分为8章，共计28条。《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把精神药品界定为“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使之兴奋和抑制，连续使用能产生依赖性的药品”（第2条）。1996年1月，卫生部公布了《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列出了布苯丙胺、巴比妥等第一类、第二类精神药品119种。《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从精神药品的生产、供应、运输、使用、进出口等方面，对精神药品的管理进行了规定。为了严格对于毒品的法律管制，我国法律法规还对易制毒化学品，如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做了严格管理的规定。如《关于禁毒的决定》第5条规定：“对醋酸酐、乙醚、二氯甲烷等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管理，严禁非法运输、携带进出境。”目前，《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如果此条例通过实施，我国对毒品的管制立法将更为完善。
（二）毒品违法行为的处罚与矫治 毒品违法行为是指触犯国家禁毒法，但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行为，主要包括违反毒品管制的行为和吸毒行为两大类。这里所说的违反毒品管制的行为，具体包括违法种植、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为。所说的吸毒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本人违法吸食毒品的行为。实施毒品违法行为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禁毒法的规定，这种法律责任主要以治安行政处罚的形式来实现，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强制戒毒、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七种措施。1．违反毒品管制行为的处罚
对于具有违法种植、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不包括吸食）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拘留、没收、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关于禁毒的决定》第6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不满五百株或者其它毒品原植物数量较小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第12条规定：“对查获的毒品、毒品犯罪的非法所得以及由非法所得所获得的收益、供犯罪使用的财物，一律没收。没收的毒品和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依照国家规定销毁或者作其它处理。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国库。”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规定“严厉禁止违反政府规定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违者除铲除其所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以外，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三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精神药品和非法收入，并视情节轻重，给予非法所得金额五至十倍的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的处罚。”
《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第30条规定：“凡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可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麻醉药品和非法收人，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非法所得的金额五至十倍的罚款，停业整顿，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的处罚。” 除行政处罚外，还可以给予行政处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第31条规定：“对利用工作方便，为他人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骗取、滥用麻醉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第23条规定：“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开具不符合规定的处方，或者为自己开具处方，骗取、滥用精神药品的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2．关于吸毒行为定性之争及我国禁毒法的立场
在我国历史上，吸毒曾经被定性为刑事犯罪，要受到相应的刑罚制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吸毒则是一种违法行为，并不构成刑事犯罪。
近年来，随着毒品日益泛滥，有的学者提出吸毒犯罪化的建议，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主要理由在于：（1）吸毒是一种无被害人犯罪，吸毒者本身也是毒品的受害者，有些吸毒者还是被引诱、教唆、欺骗或强迫而染上毒瘾。可以说绝大多数吸毒者都是欲罢不能。（2）从违法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是一种重刑化作法，有悖于刑罚的谦抑性。而且，对于吸毒行为，重罚无助于毒瘾的戒断。（3）我国吸毒人数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犯罪化将徒增数百万罪犯，一方面会带来法不责重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这种标签化效应，也将给吸毒者的矫治和回归社会造成极大的障碍。（4）以刑罚制裁吸毒者在法理上欠缺充足的依据。绝大多数吸毒者染毒的起因是好奇、赶时髦、摆阔、治病、赌气等，少有危害国家兴衰、祸及民族安危或者破坏社会秩序等加害动因。从医学的角度说，吸毒是一种疾病，吸毒者不过是病人。在国外，还存在毒品合法化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对我国禁毒工作有启发，但并不现实的观点。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吸毒被视为一种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对于吸毒人员可以给予警告、罚款、拘留、没收、强制戒毒、劳动教养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24条规定：“有下列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之一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三）违反政府禁令，吸食鸦片、注射吗啡等毒品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毒品和吸食、注射器具。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并在劳动教养中强制戒除。” 《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2002年）第9条规定，对年满十六周岁“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经过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应当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第44条“决定劳动教养的期限，应当与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动机、社会危害程度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相适应，确定为一年、一年三个月、一年六个月、一年九个月、二年、二年三个月、二年六个月、二年九个月或者三年。”
（三）毒品犯罪的刑法控制
毒品犯罪是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禁毒刑法规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由于毒品犯罪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各国刑法无不把它作为重要内容。禁毒刑法在禁毒法律体系中也都居于核心和最后保障法的地位。
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代二次会议制定颁布的《刑法》中，只有第171条仅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不但条文数量少、罪名少，处刑也偏轻。这主要是因为这部刑法典在制定的时候，我国还基本上处于“无毒国”的状态，虽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毒品犯罪案件偶有发生，但在当时毒品并非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之后，毒品犯罪日益严重，粗陋的刑法规定难以应对禁毒斗争形式需求。为此，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年3月）、《海关法》（1987年1月）、《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1988年1月）、《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等，对毒品犯罪刑事立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提高了毒品犯罪法定刑和禁毒刑事法网的严密性。
1997年新《刑法》吸收了和整合了各禁毒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的规定，专列“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一节，大大提高了我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水平。根据新《刑法》等禁毒法规定，我国关于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定，充分体现了“严禁”的刑事政策，具体表现在设计严密罪名体系，设置严厉刑罚两方面。1．罪名严密
从《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罪名的设置来看，体现了试图编制严密法网的良苦用心。从毒品犯罪罪名设置来看，具体有以下罪名：
（1）消费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2强迫他人吸毒罪，○3容留他人吸毒罪，○4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四个罪名。
（2）经营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2走私制毒物品罪，○3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4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5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五个罪名。
（3）持有型毒品犯罪。包括非法持有毒品罪。
（4）破坏禁毒活动型毒品犯罪。具体包括○1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2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3洗钱罪三个罪名。2．刑罚严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刑种涵盖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管制、拘役五种主刑，以及没收财产、罚金等主要附加刑。（2）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定性不定量，规定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第347条）；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347条第1款）；对于影响量刑轻重的毒品数量的计算，实行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的办法（357条第7款）。（3）刑罚的适用上也体现了从重从快思想。毒品犯罪是历来是严打的对象，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等省、自治区对于毒品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只需高级法院即可核准，而不需要最高法院核准。
五、禁毒法的完善与展望
（一）现行禁毒立法的特色与不足
我国现行禁毒立法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贯彻严禁方针，刑事法与行政法结合，全国法与地方法并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严禁方针一直成为我国禁毒立法的指导方针，具体表现在禁毒法网日趋严密，对于毒品犯罪的处罚严厉等方面。现行禁毒法律体系中，刑事法和行政法相结合，以刑罚和行政处罚为后盾。在全国性禁毒立法的同时，地方性禁毒法也独树一帜，特别是在云南、广东等省市，地方性禁毒法的发展既起到了与全国法配合的作用，也促进了全国法的完善，并为全国禁毒法的完善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日益严峻禁毒斗争形式的催逼下，尽管我国禁毒立法工作不断进步和发展，但总体而言禁毒立法是我国目前禁毒工作中急需加强的薄弱环节。其不足指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禁毒立法滞后于禁毒工作实践，前瞻性不足。回顾20余年来我国禁毒立法工作，可以发现一个显着的特点，即立法工作对禁毒斗争形式的估计不足，总是落后于禁毒工作实践，禁毒立法工作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如1979年刑法典仅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第171条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一个罪名，并规定“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因、吗啡或其它毒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并处罚金”，“一惯或大量制造、贩卖、运输前款毒品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并处没收财产”。不仅法网疏漏，而且处刑偏轻。为了弥补这一漏洞，不得不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海关法》等，试图严密法网、加重刑罚。不适当地把毒品犯罪规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明显体现出禁毒立法的仓促性和应急性。再如新刑法颁布后，我国禁毒工作主要法律依据——《关于禁毒的决定》长期处于刑事责任规定部分失效，而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的尴尬状态。此外，现有立法对戒毒机构的设置、强制戒毒期限的设定、强制戒毒费用的支付、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管控帮教等规定，也已经不能适应并规范禁毒工作实际。
其二，总体上，现有立法数量较少，立法级别较低（多为部门规章、地方法规），而且凌乱不成体系，特别是缺乏一部适应当前禁毒工作形势、统领全局的综合性禁毒法。
其三，现有禁毒立法以刑事立法为主，侧重点在于打击毒品违法犯罪，而对于毒品预防、禁毒宣传教育、禁毒组织、禁毒保障机制等问题均缺乏统一、协调性的规定。其四，现有立法侧重于毒品供给环节违法犯罪的控制，而忽视针对消费环节毒品控制的法律规定。
其五，现有禁毒法律法规之间矛盾、不协调现象突出。如关于自愿戒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三种戒毒模式之间的法律规定协调性不足，造成三种戒毒模式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的戒毒立法体系和工作体系。审视现有禁毒法，可以发现：自愿戒毒实际上没有法律依据，强制戒毒并不是完整的戒毒，劳教戒毒则侧重于处罚而不是戒毒。再如有的禁毒法规还存在违反《立法法》的现象。其六，现有禁毒立法的理念需要更新。例如对于吸毒人员的处置仍以处罚为主，而不是矫治；戒毒费用还主要是由吸毒人员承担；禁毒立法在指导思想上过于理想化，回避毒瘾戒断必然具有的高复吸率这一客观现实，片面追求毒瘾戒断率。
（二）禁毒法的未来展望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听取全国禁毒工作汇报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不把贩毒、吸毒问题解决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涉及到中华民族兴亡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必须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2003年，胡锦涛同志批示：“禁毒工作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手软”。毒品的巨大危害性及禁毒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显而易见，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加强和改进禁毒工作，有效控制毒品日益泛滥的势头。笔者认为，当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加强禁毒法制建设，以制定专门《禁毒法》为契机，重构我国禁毒工作体系，建立全国法、地方法有机配合，刑事法与行政法协调一致的禁毒法律体系，促进我国禁毒工作的现代化转型。据悉，《禁毒法》已列入本届人大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目前《禁毒法》的调研起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将于年底起草完毕，力争于200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06年颁布实施。笔者对未来《禁毒法》提出如下建议： 目前，《禁毒法》立法工作正在抓紧进行。笔者认为《禁毒法》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点：（1）综合性。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合一，综合规定禁毒组织、对毒品违法犯罪的打击、戒毒体系、禁毒社会工作、禁毒宣传、禁毒经费等，成为我国禁毒工作的根本大法；（2）整合性。《禁毒法》应当整合现有禁毒法律法规、禁毒资源，以健全禁毒法律体系和禁毒工作体系；（3）针对性。《禁毒法》应当有针对性的解决我国禁毒斗争所面临的新问题和目前禁毒工作实践所面临的困难；（4）前瞻性。《禁毒法》应当前瞻我国禁毒工作的未来发展。《禁毒法》应当侧重解决以下问题：（1）转变禁毒工作理念。应当树立控制毒品问题以预防为主、禁毒工作重心定位于毒品消费环节、正视戒毒客观存在的高复吸率与禁毒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等现代禁毒工作理念、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矫治吸毒人员；（2）统一与完善禁毒领导机构。解决各地方禁毒领导机构的不统一问题，建议树立禁毒工作的政府责任原则，改变一些地方将禁毒委办公室设置在政法委的不适当做法，自上而下统一设置专门的政府禁毒机构；（3）严密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法网。建议将购买毒品配方、出售制毒配方等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4）肯定与推广禁毒工作成功经验，建立禁毒社会工作模式。建议吸收上海成功经验，明确规定建立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建立禁毒社工队伍，推行禁毒社会工作，建立禁毒社会工作模式；（5）加强禁毒工作中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及禁毒执法监督；（6）建立禁毒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建议建立国家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家属或者吸毒者个人的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禁毒经费保障体制，扩大禁毒经费的社会来源，加强禁毒经费使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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