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中国婚姻解除制度探析2009级艺术学研
古代中国婚姻解除制度探析
2009级艺术学研李磊1045809012
摘要：婚姻制度是古代中国家庭伦理制度的主要内容，而婚姻解除制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逐渐发展的过程，通过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解除制度，可以对今天我们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婚姻解除 强制离婚 合意离婚 “七出” “三不去”
一、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形式
婚姻解除是指婚姻关系的消灭，从各国现状来看，婚姻关系的终止可能有两个原因：
1、是配偶一方死亡或宣告死亡；
2、是因双方的离婚行为。第一种原因是婚姻终止的自然原因。离婚，是生存的配偶运用法律手段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这是由双方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规定的离婚形式分为强制离婚和合意离婚两种，具体而言包括“七出”、“义绝”、“和离”。强制离婚包括法定强制离婚和片意离婚。法定强制离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指婚姻违反法律规定，即当事人在身份上属于法律所禁止为婚的范围，构成“违律为婚”。违律为婚者，所缔结的婚姻关系属于无效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并须强制离婚。主婚者还将受到刑事处罚。另外一种情况被称为“义绝”，所缔结的婚姻关系本身合法有效，但由于夫妻一方对于对方的亲属实施了侵害行为，或者夫妻双方亲属之间发生侵害行为，符合法定“义绝”条件者，即必须离异。唐律规定：“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必须离异，违者处徒刑一年。片意离婚是指配偶一方提出的离婚，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丈夫一方掌握离婚的主动权。所谓“七出”，七出在西周时原来是礼制，唐朝时定为法律条文：妻有“七出”之一者，丈夫有权解除婚姻关系，唐《户令》中的规定十分具体：“诸弃妻须有七出之状，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男女双方都可以呈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此即呈诉离婚制度。唐朝称合意离婚为“和离”，唐《户令》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疏议：“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此后，明清各代均有此项规定。中国古代，离婚的主动权始终掌控在丈夫手中，妻子则从未获得过相应的权利。如果妻子擅自离夫出走，即构成犯罪。《唐律·户婚》规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
二、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条件与理由
唐朝规定了七种“违律为婚”情形：同姓不结婚；亲属不婚（五服内）；良贱之间不婚；不得娶逃亡妇女；不得娶下属女儿；不得隐瞒事情结婚（身份、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得恐吓、强娶。义绝是指一方对另一方亲属和双方亲属间有殴打、通奸、杀伤等行为，证明两个家族间的道义已断绝，官府判决离婚。唐开元二十五年《户令》具体规定了“义绝”的条件：“诸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
父母、兄弟姑姊妹，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姊妹自相杀，及妻殴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与有以上七种情况，都属于义绝。违律为婚及义绝均构成了强制离婚的法定理由，若有犯，婚姻关系必须解除，夫妻双方本人的感情及意愿则不予考虑。违者，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七出”可以作为丈夫要求离婚的理由，并非必然导致婚姻关系解除，其主动权在男方。但是从“七出”的具体条件来看，除了盗窃一项关乎个人道德外，其他条件无一不与家族有关。因此，与其说是丈夫掌握离婚的主动权，“妻受夫的支配，离合听夫，不如说夫妻皆受家族主义或父母意志的支配。任意出妻和犯了家族规律而出妻是两回事。”
为维护封建道德，古代婚姻制度又规定了三种丈夫不得休妻的法定事由，客观上取得了保护女性权利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去”，即使妻子有“七出”的理由，丈夫也不得将其休弃。其内容，按照《大戴礼》所记载为：“有所取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即：妻子无娘家可归、无所依附的，不能休；和丈夫一起为公婆服过三年丧的，不能休；结婚时夫家贫贱，曾与夫同甘共苦，后来富贵了，不能休。
呈诉离婚，是指依封建法律规定，如果“妻背夫在逃”、“夫逃亡三年”、“夫逼妻为娼”、“翁欺奸男妇”等特定事由发生时，夫妻双方都可以要求由官司处断离婚。“和离”乃双方自愿离婚，因而基本没有条件上的限制。中国古代的离婚条件也是逐步完善起来的，但是这种完善主要表现出一种稳定的完善，与家族主义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不是古罗马那种不断革新的完善。
三、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程序
中国古代的离婚程序分为两类，即离和断离。离又可以分成“出妻”及“和离”两种，出妻即俗称的休妻、弃妻，合称休弃。出妻由男方做主，公婆也可以提出，简而言之，以“七出”为理由提出休妻者，可以不经官府，但是必须履行较为严格的法定程序。第一，必须由丈夫本人亲作书面“出妻书”，即所谓“休书”；第二，休书必须经夫妻双方的有关亲属联名签署，包括夫的父、母、伯、姨、舅，妻的父、母、伯、姨、舅，及左邻右舍等。如妻子再嫁，须持前夫书写的休书到官府请求公牍，然后再嫁。和离就是双方合意离婚，同样必须由丈夫亲手书写“离婚书”，这些书面凭据，可以用于注销户口和再嫁时的结婚凭证。断离是官府判决强制离婚，由两种原因引起。一是违律为婚，二是义绝。
四、古代中国婚姻解除的法律后果
从财产安排上来看，在古代中国，离婚之后的妻子可以带走从娘家带来的陪嫁，除此之外不能再分得任何财物。“根据《礼记·杂记下》郑玄注引“律：弃妻畀所赍”，即归还其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唐代沿用了汉代的规定，据日本《令解集》卷10“七出”条云：“凡弃妻，先由祖父母父母，若无祖父母父母，夫得自由。皆还其所赍见在之财；若将婢有子亦还之。”即离婚后归还妻子从娘家带来的财产。
从子女抚养上来看，按照中国古代的婚姻习惯，夫妻离婚后，子女原则上归丈夫抚养，但如丈夫去世，则允许妻子携子女改嫁。离婚后，妻子与所生子女的法律关系不变。据《仪礼·丧服》记载：“出妻之子为母期，”也就是说，如父母离异被出，母亲去世，则子女须为母服期年之丧。如果父母离异后母亲犯罪，也可用子之官阴请求减免罪责。
五、古代中国婚姻解除制度特征
中国古代婚姻解除制度特征首先表现在，中国古代有关离婚制度的规定一直是比较稳定并逐步完善的，其核心的特质几乎贯穿始终而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与中国古代波澜不惊，陈陈相因的文化风貌一脉相承；其二，中国古代离婚制度的特征受到家族主义的强烈影响，因而时时处处关乎家族利益，婚姻乃“合二姓之好”，结婚被看作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离婚自然也被看作是两个家族的决裂，因此离婚的条件、理由乃至程序都与家族密切相关，夫妻个人的意愿及情感都需要服从家族的利益，特别是行经3000多年从未间断的“出妻”制度，丈夫“出妻”的条件无不与家族相关，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家族利益和个人意志的统一。其三，中国古代离婚制度鲜明的体现出服务于家族伦理和家族利益的特征，中国古代虽然也为“七出”设计了“三不去”，体现了对妻子权利的一定保障，但是“三不去”的首要出发点及其内容仍然服务于家族伦理和家族利益，并非出于维护公正的目的。其四，就中国古代的“和离”而言，从外在形式上看与当今社会的协议离婚别无二致，但是结合中国古代的社会背景来看，单纯的法律条文可能无法说明其本质。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和夫权统治不可能允许女子真正享有独立的权利，包括与丈夫“平等”地协议离婚的权利，再者，一项婚姻的解除绝不仅仅关乎夫妻两人，而是影响着整个家族的体面和利益，因此，即使婚姻关系必须解除，一方面不得不顾及家族的关系，给对方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也需维护自己的声誉，以免“家丑外扬”。这样一来，选择“和离”的途径，自可以做到“两全”。因此，“和离”制度的产生及持续，并不在于它本身蕴含的意义，而不过是“出妻”的一种变通而已。参考书目：
1、《唐律·户婚》“义绝离之”。
2、郑显文著：《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张维青 高毅青著：《中国文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篇：关于关于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问题研
关于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问题研究
关于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问题研究 作者 刘 秀 内容提要：
新《婚姻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这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其规定还不是很全面，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试就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婚姻无效的构成、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以及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等方面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关键词：无效婚姻 可撤销婚姻 公益要件 私益要件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新《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但还不是很全面，婚姻法学界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一系统的研究。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 1
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Uniform Marriage and Divorce Act）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the Nullity of Marriage Act 1971)，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73)，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 2
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的；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④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
1、重婚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即“因胁迫结婚的”。这种提法似为不妥，而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愿的”似乎更妥当。因为我国的大多数婚姻法学专家均认为“可撤销婚姻是指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而成立的婚姻”。⑤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另外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
1、重婚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
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
2、未达法定婚龄的；
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
二、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⑥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 4
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
（1）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
（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
《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⑧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四）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可撤销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是婚生子女，这是可撤销婚姻不具有溯及力的必然法律后果。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参考文献：
① 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46.② 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7.③ 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4.④ 陈苇.关于建立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J].法律科学，1996，（4）.91.⑤ 姚红、王瑞娣、段京连、赫作成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解[M].北京： 群众出版社，2001，55.⑥ 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3-46.⑦ 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⑧ 袁敏殊.建立违法婚姻无效宣告制度的立法思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22.⑨ 薛宁兰.如何构建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N].人民法院报，2001.2.14.The Study of Basic Problem about Invalid Marrige System in China Liu xiu Abstract: The Marrige Law of the Peoples' Rebublic of China was published and carried out.It stipulated invalid marrige system firstly and definitly.It's stipulation is not comprehensive, and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which deserved inquiring into.This article make a sysmatic study on the law meanings of invalid marrige system, the composes of invalid marrige, the procedure of declaring the nullity of marrige and the legal effect’s of invalid marrige.The author puted forward some new viewpoints in this article.Key words:void marriage;voidable marrige;public good conditions;personal good conditions你好哦啊，
第三篇：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检讨与启示
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检讨与启示
【摘要】：自三代至明清, 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 大致分为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都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通过对古代中国选官制度的检讨, 总结其参考价值和历史教训, 对我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征途中选人用人有所启示。
【关键词】：古代中国选官制度参考价值历史教训
选官制度亦曰仕进制度, 乃国家选拔官吏之程序规章。中兴以人才为本, “得人者昌, 失贤者亡” , 故历代对官吏的选拔考核极为重视。自三代至明清, 古代中国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制度体系。检讨审视, 认真总结, 探经验, 寻教训, 悟启示, 当是今人该做的事情。
一、古代中国选官制度概览
选官自有国家始, 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 战国至秦出于客, 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于科举。”概述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 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 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 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选官制度的发展, 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 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1、三代: 世卿世禄制。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 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 均是“ 世及以为礼”, 即实行世卿世禄制, 又名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 公门有公, 卿门有卿, 贱有常辱, 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 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西周时世官制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 受封的各级封君按嫡长子继承制原则代代相袭, 既占有封地, 也世袭官职。这种世卿世禄制, 与后代的选贤任能有本质上的差别。尽管当时也有选贤任能的现象, 比如商汤重用伊尹、文王起用姜尚等等, 但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世卿世禄制的基本原则,仅是个别“破格”现象而已。
2、春秋: 选贤任能渐成风尚。春秋时, 社会开始大变革, 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 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重用贤能。如齐桓公重用与他有一箭之仇的管仲, 秦穆公重用五张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楚庄王任用“ 鄙人”孙叔敖, 吴王阖闾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 越王勾践重用范蠡文种等等。整个春秋时期, 选贤任能不绝于书。但仍属“ 伯乐相马”式的人治方式, 仅对世卿世禄制形成了一些冲击,并未规范化、制度化。
3、战国: 广泛推行军功制和养士制。战国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 社会变革剧烈,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 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因军功授和“ 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
军功制是以功选官。魏李悝变法, 规定“ 食有劳而禄有功”。秦商鞅设二十等爵以赏军功, 明确规定:“宗族非有功, 论不得为属籍” , “利禄官爵未出于兵, 无有异施也。”
养士制即豢养一批具有特殊知识或技能的士人, 以为己用。“士”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在政治上具有重大影响和作为的社会群体, 是当时新型职业官员的重要来源。“齐有孟尝, 赵有平原, 楚有春申, 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
忠信, 宽厚而爱人, 尊贤而重士”, 即属个人养士。亦有政府直接建立的养士机构, 如齐之稷下学宫即为一例。
4、汉代: 察举制。从汉文帝到汉武帝, 建立了察举制, 此后, 察举制就成为汉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具体做法,就是根据国家的不同需要, 由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和地方政府的郡国守相向皇帝推荐能够担任官职的人才。就两汉来看, 察举有两大类: 一是定期常举, 一般每年一次, 在年终随着“上计”进行, 具体科目有孝廉、茂才等;一是不定期特举, 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随时下诏指定科目和人选要求, 具体科目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两汉之察举, 以孝廉最多, 故亦有以“举孝廉”指代整个察举制之说。察举孝廉的标准有四: 一是德行高妙, 志节清白;二是学通行修, 熟知经书;三是明习法令, 善于决狱;四是头脑清楚, 才干出众。凡是地方举荐上来的孝廉, 一般先在中央担任郎官, 经过官场上的见习和初步锻炼, 再根据对其实际能力的考察任命实职。
5、魏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东汉末, 由于天下丧乱, 人士流移, 考详无地, 魏王曹丕纳陈群之谏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 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 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 依此授官、升降。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 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和才能并重, 但自曹魏末年之后, 中正官一般由士族出身的官员担任, 发展到西晋主要看门第和家世,以至出现了“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因其堕落为世家大族垄断官吏选拔、培养私家势力、维系政治特权的工具, 故必然随着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而消亡。
6、隋唐至明清: 科举制。科举制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选官制度, 始创于隋, 完善于唐, 发展于北宋, 衰落于明清。
隋唐之际科举制创立完善, 意义非凡。一是改变了前代选官制度中权力下移之弊, 适应中央集权需要, 把官吏选拔彻底收归中央。所以唐太宗有“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之说。二是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 为中小地主乃至平民开辟了入仕的途径。“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的希望, 吸引了莘莘学子的毕生精力, 使之“老死于文场而无所恨”。三是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僚队伍的知识化, 从文化层次上保证了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的高度融合。四是促进了文学特别是唐诗的繁荣。
世官制是奴隶社会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和科举制分别是封建社会前期和中后期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当然, 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并不等于唯一的选官制度, 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复杂, 官僚机构的日益完善, 统治者总是采取多种途径来选用官吏, 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在世官制时代, 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 而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皆出自“乡举里选”。在察举制时代, 察举固然是选官制度的主体, 但除此之外, 比较典型的仕途还有征辟、太学生、任子等。科举制时代, 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 但科举之外, 还有学校试、封荫、吏道、荐擢等多种选官途径。
二、古代中国选官制度的启示与参考价值
回溯可知, 自三代到明清, 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显然独具特色, 其系统、完整、严密与历史悠久, 堪称世界之最, 有很多启示和参考价值可供今人借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考选。“ 考选”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 这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
做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 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 基本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 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主要指社会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层。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同时, 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 这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 而且对于“ 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 实行考选, 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多途选拔。我国古代选拔官吏, 无论察举、科举, 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 亦有“ 乡举里选”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 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 又有主次之分, 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 其它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 世官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世官, 其它仕途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察举, 其它仕途有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 主导仕途为科举, 其它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 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积极性, 做到多方参与、人尽其才。
3、德才兼备。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 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 但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兼备。仅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 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有,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 凡娼、优、隶皂、罪户子弟, 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 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应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 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尽管“德才兼备”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 与当今所讲的德才兼备有本质区别。但从原则上着眼, 古今之理是相通的。
4、保密。我国古代科举考试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 始于北宋。具体做法有三: 一是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即考官)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 在大约五十天左右的锁院期间, 不得回家, 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后来, 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需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二是封弥制度。“ 封弥”又作“ 弥封”, 亦称“ 糊名”, 即把试卷封起来,糊去举子试卷上的姓名、乡贯以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大凡封弥官不评卷, 评卷官不知姓名。三是誉录制度。所谓“誊录”, 就是抄写试卷。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 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 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这些保密制度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 一直沿用下来, 至今有些重要考试中仍予采用。
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不仅有着许多宝贵的参考价值, 而且从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
1、要扭转读书做官论的一元价值观。选官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 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论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国历史上, 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 学古入官, 议事以制, 政乃不迷”, “学而优则仕”是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总结。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 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而科举制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最全面最彻底的。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会上一切以官为中心, 以官为转移, 有官便有一切, 失官便失一切。随着科举制向成熟阶段的发展, 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 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思想也日益严重化。这是一条沉重的历史教训。
2、要克服知行不
一、学用脱节的弊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 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宗法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 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 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 而儒家的经典, 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诚然, 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 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 内容也有所增益, 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 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知行不
一、学用脱节, 重才学轻实际能力。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紧密相关, 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明清两代, 由于科举制、八股文的强化, 知行不
一、学用脱节的距离被扩展到了极致, 轻视实际能力的弊端, 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历史教训, 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3、要建立既重选拔更重管理的规范化机制。古代中国不惟重选官, 在官吏管理上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如夏时“三载考功, 五年政定” , 商汤创设“三有宅考绩法”, 西周“以八法治官府”、“以六计课群吏”, 周王采取巡守、述职、派员监督、不定期派员到地方巡访等, 战国实行“ 上计”制度, 汉代进行考课, 唐朝制定考课法对各级官吏实行全面考课, 宋代有磨戡、历纸、京察、大计, 明清有考满、考察制度, 等等。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重选拔轻管理的流弊, 以致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弄虚作假之风盛行, 科场舞弊、请托监临、官场腐败现象日益滋生, 吟诗作文尚可、为民解忧乏才的庸官、懒官史不绝书。因此, 建立一种既重选拔更重管理的规范化机制乃吏治建设中要常抓不懈的一项重大课题！
4、要建立科学、民主、严格的选官监督机制。没有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 很有可能为“合法”滥用权力创造条件和依据。所以, 尽管古代选官有较为完善的防弊措施, 但还是出现了相当多的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贪污贿赂等现象,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公平、公正、合理计, 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计, 科学、民主、严格的选官监督制约机制必须建立, 否则很可能再次步入历史上人治的窠臼。
【参考文献】
[1]李观.李元宾文集项籍故里碑铭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2]王夫之.读通鉴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3]张廷玉, 等.明史 选举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第四篇：高考能力提速 中国传统文化 2.1 古代刑罚制度
四川省射洪县射洪中学高中历史 高考能力提速 中国传统文化 2.1
古代刑罚制度一、二、立意：
刑罚制度的演变绵延数千年，发端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夏、商、西周三代逐步形成和确立了奴隶制五刑，又经过秦和两汉的发展演变，特别是西汉文景帝废肉刑和汉武帝时开始的法律儒家化进程，紧接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曲折发展，到隋唐时期臻于完善，最终确立了一直为后世沿用的封建制五刑，又经过宋、元、明、清四代的不断损益、蜕变，形成了独具中华法系特色的中国古代刑罚制度。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漫长发展。随着时代演进，法律儒家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刑罚制度逐渐摆脱野蛮残酷的外衣，开始向更具人道精神、更加文明的近代刑罚制度变革。
二、阶段发展
1.奴隶制五刑
刑罚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战争导致“刑始于兵”，奴隶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演化为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也称为“正刑”，其中既有生命刑，也有身体刑。奴隶制五刑是夏、商两代的主要刑罚。
西周延续了前代的奴隶制五刑，据《尚书吕刑》记载：“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可见当时刑罚的处罚范围之广，处罚之严苛。另外，还继承和发展了徒刑、拘役、赎刑、流刑、没为官奴婢等刑罚。
2.秦朝“缘法而治”、秦朝以“缘法而治”、法令由一统、严刑峻法的法家理念为其立法和治国的指导思想。所以在其刑罚制度上的体现，就特别残酷和严苛。《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的相关秦朝刑罚制度种类繁多，主要分为死刑、肉刑、笞刑、徒刑、羞辱刑、财产刑等数类。具体细分，（1）死刑含：戮刑、磔刑、弃市、腰斩、枭首、定杀、坑、具五刑、族刑、车裂；（2）肉刑含：黥、劓、斩左趾、宫刑；（3）徒刑包括：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隶妾、司寇、候；（4）羞辱刑包括：髡刑和耐刑；（5）财产刑主要指赀刑和赎刑等等不一而足。
3.两汉刑罚制度趋向文明化及其儒家化
随着西汉社会民本观念的加强和统治者缓和社会矛盾的需要，汉文帝在少女缇萦上书的感悟和推动下，终于采取果断措施废除了肉刑，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刑制由野蛮趋向文明。此后尽管在司法实践中新的刑制出现了种种问题，一度遭到了“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这样的非议，但由于废除肉刑是顺应时代潮流、顺应民心的善政，所以到景帝时期，又对具体刑具进行的改革，直至后世西晋彻底废除了肉刑。
汉武帝时期，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接推动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始。儒家化在律法上的首要体现是以礼入法。诸如汉律中首创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春秋决狱原则和秋冬行刑原则等都是儒家道德规范的直接体现。在刑罚方面，法律儒家化使刑罚更加人性化，推动着肉刑等暴刑的改革，推动司法官员守法慎刑，推动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由野蛮走向文明
4.魏晋南北朝时期刑罚的进一步儒家化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刑罚的发展总的趋势是逐渐宽缓，并进一步渗入了儒家思想，如“重罪十条”制度、“准五服以制罪”制度、“八议” 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官当制度入律。因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刑罚执行方面也更加人性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进一步废肉刑，北齐天统五年，后主诏：“应宫刑者，普免刑为官口。”从此肉刑正式退出了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历史舞台。其次，族刑连坐范围缩小，曹魏律“不及祖父母、孙”和出嫁女“从夫家之罚”到晋律“除谋反适养母出嫁女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再到南梁律中“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可见株连范围的限缩。尽管连坐之刑并未彻底废除，但连坐范围逐步缩小，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再次，定流刑为减死之刑，北魏、北周历代流刑成为法定刑，逐步作为一些犯罪死刑的替代刑。流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隋以后的封建朝代所沿用。
5.隋唐时期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法律儒家化的形成
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隋朝《开皇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承前启后，对唐及唐以后的法制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确立的封建五刑制度继往开来，趋于定型：
法定刑由死、流、徒、杖、笞五种，二十等组成。死刑分绞、斩两种；流刑分为三等：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徒刑分为五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杖刑由六十至一百分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也分为五等。
唐朝立法者因循隋《开皇律》而制定《武德律》、《贞观律》，及至高宗时修编的《永徽律疏》集前代立法之大成，确立了十二篇，五百零二条的结构并且它以“礼”为立法标准，礼与法的结合臻于成熟和定型，“一准乎礼”成为了对唐律的评价。唐律具有高度的完备性，不仅调整范围广泛，而且内容丰富，逻辑严谨，高度概括，所创设的多项刑罚原则也影响深远。故为后世延用及日本、朝鲜、越南各国效仿。
《永徽律疏》中所规定的刑罚制度大体与《开皇律》相当，只是局部略有调整：
其一，是笞刑自太宗时，不得拷打背部，从此以后笞刑只以臀部和腿部分受。
其二，唐代流刑根据刑罚轻重分为两种：（1）普通流刑，其内容一是从流放二千里始，以五百里为等差，到三千里为止共三等。二是三等流刑都服苦役一年。（2）加役流，即流三千里服苦役三年。
6.宋元时期刑罚的嬗变
《宋刑统》承袭唐律在《名例律》中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的刑罚，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有做了或多或少的变通。并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刑罚制度。
首先：
折杖法：宋承唐末五代，因有感于刑罚的苛酷，曾实行折杖法，进行了一次改革刑罚的尝试，总的趋向 是从轻的。具体是将笞、杖、徒、流等刑罚折成杖刑的代用制度。其次： 刺配刑：宋真宗时，刺配刑被引入编敕，使之上升为普遍使用的刑罚与法定的刑罚。这种刑罚甚至比唐朝的加役流还要严酷，即不仅要杖脊、刺面，还要长期乃至终身服苦役。
再次
：凌迟刑：北宋仁宗时期开始使用凌迟刑，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载宋朝凌迟刑“先断其支体，次绝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凌迟刑是中国古代最为严酷的生命刑元、明、清三代一直沿用，直至清末变法方告废除。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且实现大一统的王朝，所以其刑罚制度显现出多民族性和包容性以及对前代刑罚制度的继承性。部分肉刑如黥刑和劓刑死灰复燃，重新适用。
7.明清时期刑罚的保守性
明朝法定刑沿袭唐宋，为笞、杖、徒、流、死五刑，但徒、流均附加杖责。充军刑在明代得到广泛的使用。明代充军的地点分极远、烟瘴、边远、边卫、沿海和附近五等。刑期分为终身和永远两种。充军的适用对象从军人犯罪，后来扩大到普通百姓、贩卖私盐、搅扰商税，甚至放牧牲畜践踏庄田的，都以充军发落。明朝还创设了“廷杖”及其他极端残酷的法外刑，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皇帝的淫威。清朝刑罚制度较之前朝并无太大变化，主要有两点变化：
其一、清朝在保留明朝的充军刑的同时，还创设了“发遣”，即将罪犯发往边疆地区，为驻防官兵充当奴隶，较充军刑为重，但亦有发遣至边疆地区当差。其
二、死刑手段于斩绞之外，还有非法之刑，如凌迟、枭首、戮尸等残酷刑罚。
明、清两朝从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皇权的角度出发，先后采取了“废宰相、权分六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治事”和设立军机处架空内阁等措施。由是，皇权得到空前加强。与此同时，因为西方殖民者东来和沿海倭寇等因素，两朝统治者先后采取了锁国政策，使中国逐步孤立于世界。另外，对于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也由于封建制度的压制纷纷夭折。
就明、清两朝的立法思想而言，也是趋向于保守的：都是为了维护专制皇权。到清朝时还有维护满洲权贵特权的需求。因而，明、清两朝的刑罚相较于前朝更加严酷，不仅非法定刑的肉刑在一定程度上适用，而且死刑的严酷程度也令人难以想象，不仅保留了宋以来的凌迟，还有枭首、弃市、戮尸等，严重压抑着中华民族性的觉醒，还严重阻挠了中国法律制度的民主化、近代化。
三.知识链接：
“刑始于兵而终于礼”,是对中国古代法独特发生路径的经典概括。在部族战争中产生的暴力行为方式作为刑罚,规范己方的军事行为,维护己方的军事利益,是为军事刑法。而这种暴力方式引入到日常生活中,即通过刑罚惩罚犯罪确立正确的行为规范,是为刑法。西周时期,在“宗法结合封建”的“维新”制度下,“礼”从原始社会的氏族习惯,发展为国家法度,对违礼而致犯罪行为的惩罚方式有战争与刑罚两种。基于此,战争开始从单纯的弱肉强食演进为具有政治和道德属性,并形成以礼来规范军事事项的军事法——军礼。同时,中国古代的刑法也开始具有了“明德慎罚”的基本精神。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西汉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来的，是一种审判案件的推理判断方式，主要用孔子的思想来对犯罪事实进行分析、定罪。即除了用法律外，可以用《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中的思想来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廷杖，即是在朝廷上行杖打人，是对朝中的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最早始于隋朝，又一说是唐代，在金朝与元朝普遍实施，明代则实施得最著名。明代往往由厂卫行之。成化以前，凡廷杖者王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毰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刘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
第五篇：高中历史第一单元古代中国政治制度12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1!
高中历史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 1.2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
成课时作业 新人教版必修1
一、选择题
1．秦统一六国后，“(六国)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此外，六国富豪被迁至京城咸阳，一部分迁到巴蜀、南阳、三川和赵地。秦始皇采取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A．巩固分封制
C．加强中央集权
B．增强地方权力 D．打破世袭特权
解析：
秦始皇采取这些措施目的是加强对六国王子皇孙、富豪的控制，削弱他们的实力，体现的是秦朝统一后对中央集权的加强，故选C项。A项表述与材料信息无关，排除。B项表述与材料的意思正好相反，排除。D项表述材料信息不能反映，排除。
答案： C 2．封泥是将稠泥浆贴在书绳简策的封口处，在其尚存软性的似干非干之时，用刻好的印章在封泥上盖印(压印)，从而留印迹于封泥之上。从下图秦封泥中能够获取的历史信息有()
①秦朝设立左右丞相制度 ②秦朝实行分封制
③秦朝在中央建立三公九卿制度 ④秦朝廷尉由丞相直接任免 A．①② C．①③
B．①④ D．③④
解析： 本题可用排除法解答。秦朝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②错误；廷尉由皇帝任免，④错误，故排除②④。
答案： C 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创制了一套御玺。如任命国家官员，则封印“皇帝之玺”；若任命四夷的官员，则用“天子之玺”；信玺用于对国内和四夷用兵事宜，行玺则为皇帝外巡时随身携带。材料不能说明()A．皇帝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B．秦朝有内外两种系统处理国事 C．秦朝实行中央集权的体制 D．三公九卿制大大提升行政效率
解析： 御玺专属于皇帝，故A项正确，不符合题意；皇帝之玺、天子之玺、信玺、行玺等区分表明有内外两套系统，故B项正确，不符合题意；任命国家官员和任命四夷的官员的大权总揽于皇帝，是中央集权的体现，故C项正确，不符合题意；材料未体现三公九卿制提升效率，故D项错误，符合题意。
答案： D 4．(2017·湖北黄石高一月考)秦朝时期的军国大事，一般先由丞相、御史大夫和诸卿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决裁。这一做法使()A．中央强化了对地方的控制 B．民主观念开始渗入到政治体制 C．君权在事实上遭到了弱化 D．君主专制造成的决策失误有所减少
解析： 本题材料“秦朝时期的军国大事，一般先由丞相、御史大夫和诸卿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决裁”反映了秦朝三公九卿制度的基本程序，结合所学知识可知，秦朝中央官制的作用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君主专制造成的决策失误有所减少，因此选D项。A项属于中央集权，与材料不符，B、C两项都违背所学知识，都排除。
答案： D 5．(2017·湛江高一调研考试)2016年2月8日是农历春节，春节就是农历一月初一。一月古时本来又叫“政月”，到了秦朝为了避皇帝嬴政的讳，就把“政月”改为“正月”，“正”字的读音也为“征”了。这说明皇帝制度的主要特征是()A．中央集权 C．独断性和随意性
B．神权与王权相结合 D．皇权至上，皇帝独尊
解析： 中央集权下，地方政府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与题意皇帝制无关，故A项错误；根据材料“避皇帝嬴政的讳”，“政月”改为“正月”可知并未体现神权，故B项错误；为避讳改称谓不能体现皇帝制度的独断性和随意性，故C项错误；因犯讳改称谓，以达到维护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独尊形象，故D项正确。
答案： D 6．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郡守和县令的产生方式是()A．世代相袭 C．皇帝任命
B．考试选拔 D．地方推举
解析： 本题的重点落在秦朝的郡县制上。秦朝时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三公九卿以及郡县长官都是直接由皇帝任免的。故选C项。
答案： C 7.(2017·黑龙江哈尔滨高一统考)秦始皇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是指()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第(1)问，态度可结合材料中信息“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判断得出；原因的分析应结合秦朝统一前后社会状况的变化得出。第(2)问的第一小问结合史实不难判断；第二小问应从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等角度进行分析。第(3)问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要求只回答积极影响。
答案：(1)支持(拥护、欢迎)态度。秦的统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前提，符合人民向往和平的愿望。
(2)不能。原因：国家统一，国力强大；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政令统一，便于国家集中力量等。
(3)积极：①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并不断完善和加强。②有利于国家统一政令，集中力量完成一些重大工程和实施一些重要措施，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的进步。③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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