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第一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提要：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和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指标。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实质是处于相对弱势的民众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现象不满的外在表现和维权行为。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法治防范控制机制，是确保社会平稳运行、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

关键词：社会转型突发性群体事件成因与对策

作者徐若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邮政编码200241）。

群体性事件，即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程度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1]。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群体性事件越来越频繁。从_993年到2003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_7%[2]，1997年至2004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甚至高达25.5%。群体性事件数量由_993年的0.87万起激增到2003年的6万起，2005年为8.7万起，2006年已超过9万大关，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参与人数也由_993年的73万多人增加到2003年的307万多人[3]。虽然说每一个处于转型期利益结构重组的国家都会经历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群体性事件，不能不引起重视。

群体性事件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运动，它是群体性事件的传统形式，占到总量的80%；另一种多为因社会心理失衡引发的泄愤事件，如震惊全国的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这是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相比群体性的维权抗争突发性群体行为更具不确定性[4]。它与维权运动不同，参与者大多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只是因某次偶然事件引爆了人群的积怨，也因此比维权运动更难以把握和控制；又由于参与者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因此缺乏组织性和规则意识，非常容易失控，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如湘西非法集资事件最后演变成针对无辜目标的社会骚乱。可以说，突发性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一、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特点

（一）时间特点：事发突然，演变迅速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形成过程或长或短，但发生一般都非常突然，而且演变迅速，当事人为了扩大声势，往往相互鼓动，组织串联，采取大规模行动，人数众多，规模快速扩大，在数小时至数日内引起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参与。如2004年_0月_8日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从一般的争执到上万人的群体冲击政府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

（二）行为特点：情绪激动，行为过激

突发性群体事件一旦形成，群众的情绪相对比较激动，甚至失去理智。主要表现为大声呼喊、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拉标语、挂横幅、堵塞交通要道，甚至毁坏公物、打伤机关工作人员。

（三）主体特点：对象复杂，动机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初期，参与人的性质比较单一，一般都是该事件的利害关系人，但随着事件的发展、时间的延续和人员的增多，参与人就会变得愈益复杂。如，有的是事件的引发者，有的是左右事件发展方向的骨干，有的是对事件扩大和恶化起推波助澜作用的附和者，还有的是因为事件扩大而滞留的人员。群体性事件虽由群体共同完成，但他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主观心态是不同的，如，有的故意制造事端，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浑水摸鱼，趁火打劫；有的是不明真相，随大流而参与其中；有的则是出于好奇，参与围观、凑热闹。

（四）结构特点：组织松散，层次多元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主体，在初始阶段大多是偶然集合而成的不特定人群，少数也可能存在亲友、邻居、同事、同学等一定的社会关系。但都是由于某种动因或某种利害关系，凭一时的激情临时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成的。他们之间没有牢固的组织关系，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严密的行为规约，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和非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本质区别。因此，在事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或部分人员的基本要求、愿望已经得到适当满足的时候，有些人便很容易发生动摇、彷徨，进而走向分裂；有的人则会悄悄离去。随着时间的延续，前景的暗淡，这种状态则更加明显，以至达到事件难以继续而自行终止的境地。

二、突发性群体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大部分学者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归于转型期利益重新分配的不公平以及贫富差距。的确，数据也显示，自_984年社会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后，城乡差距逐渐拉大，2005年已达到3.2倍，若将城市独享的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素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将达到6倍以上，成为全世界最不平等的社会[5]。利益分配不公导致了社会分化为两个利益矛盾尖锐对立的阶层，加之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导致群体与政府的对立。但是，将突发性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仅归因于经济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其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性根源。

（一）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基础性根源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社会同质性进一步消解，社会异质性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将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人们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容易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从而使人们无所适从，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某些集群不规则行为现象。

（二）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

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僚主义、腐败行为也是致乱之源。

（三）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这是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

（四）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目前突发性群体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威信相对减弱。尤其是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行政控制严重弱化。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由于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受到民众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民众的视野。加之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对本地区、本部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知

之甚少或知之不管不问，致使一些本该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民众的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体制外的对抗性群体力量就会产生。尽管如此，群体性事件爆发需要有一定的启动因素，这些启动因素主要依赖于具体的诱发性事件。

（五）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时，由于执行者认识上的偏差和方法上的简单粗暴，使部分群众因利益受到损害而对政策产生不满，以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当企业停产、倒闭、被兼并的职工在工作安排和生活保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很容易引发群体上访甚至闹事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四是因环境污染问题导致的群体冲突。随着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的诱因，此类事件发生率呈上升趋势。

三、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防范与控制

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法治定性有利于政府理智地寻求法治的解决途径，有效地避免事件的升级和扩大，有效地消除民众的敌对心理，有效地预防别有用心者的“政治”暗示，从而减少社会的震荡，维护来自不易的稳定局面。

如何防范与控制突发性群体事件，其根本途径在于法治机制的打造和完善，即建立健全一套应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具体包括，法律防范机制、法律化解机制、法律控制机制、责任追究机制。

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在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引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避免事态不断扩大、激化。为此，需要有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法律防范机制。

（一）弘扬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打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般说来，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表现在：第一，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第二，从总体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第三，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有差别的分配；第四，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进而使社会生活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社会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全运行，关系到社会成员内心的平衡，关系到社会和市场环境的优劣，关系到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因此，不管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中，公平正义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都应当大力地宣扬，以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公民对社会、政府和法治的信心。

（二）制定信息公开法，及时公开信息，加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性沟通

许多时候，公民对政府的不满或者与政府矛盾的激化，并非是公民对政府固有的成见，而是来自于对真相的误解乃至于曲解。因此，政府要及时公布有关信息，树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形象。要有勇气面对由于政策、措施、行为的不规范、不妥当、不严肃所导致的不稳定。决不能刻意隐瞒、虚报、捏造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既是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因素，又是有效化解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关键。

（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为弱者提供起码的生存空间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分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问题，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为：第一，完善养老立法，稳步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继续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第二，健全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巩固城镇医疗保险，启动农村医疗保险；第三，进一步完善以失业、下岗职工等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率；第四，加大工伤、生育保险改革力度，完善该项立法；第五，启动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救济改革工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解决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存在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维护社会稳定。

（四）依法行政，树立民主、秩序、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

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相比，行政权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力量，而且行政机关的活动与公民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也最容易引起公民的关注和不满。再加上公权力具有天然的自我膨胀性，因而行政机关在行使公共管理职能时，如果不是依法行事而是恣意妄为，极易成为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所以，建立健全行政法规，有效约束行政权力，执政为民，依法行政是有效预防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根本。可以说，一个民主、秩序、廉洁、务实和高效的政府不仅可以使国家经济发展保持一个良好的势头，而且可以有效缓解和抑制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有效防范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一环。

第二篇：浅析当前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对策111

浅析沙湾县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对策

群体性事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把握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现状和特点，在掌握其产生的原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从法律的角度采取措施，防范、控制、处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群体性事件概念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我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说法不一，笔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间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重大影响的各种事件。例如由于海子湾水库泄洪通道开挖所引起皇渠庙村、新户村、沙门子村村民联合上访导致此项工程延误等问题。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本质特征

当前,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看,它根源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和过程上讲,是不可避免的;就农村具体而言,大到农村财务、征地拆迁等引起的,小到邻里纠纷、环境污染等,在过去看来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事,如今均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其中以征地拆迁、土地互换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村务公开不到位，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等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从近年的情况来看,这几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在整个群体性事件中的比例最大，概括起来，农村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村务公开不到位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重组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经济因素。在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将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一旦既得利益与改革政策或措施发生冲突时，既得利益群体与管理者的矛盾就会尖锐化、公开化。就经济承受力而言，贫富差距加大，贫困群体的自救力相当有限，在天灾人祸及至一般性不幸面前，只有依靠政府或社会的救济帮助，否则近乎陷于绝境。而贫困往往使他们缺乏自信、焦虑自卑甚至自暴自弃，对社会舆论和政府的相关政策、改革举动相当敏感，把个人的贫困和社会的不良现象联系起来，一旦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就很容易聚集起来，不是积极寻求正确的解决办法，而是受到情绪的控制，从而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例如柳毛湾镇头坪村村委会由于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四议两公开”工作机制，村民对村级事务知晓率低，最终造成头坪村20余名村民集体到镇政府反映村务管理问题，镇政府派专门管理村级信访副职领导深入调查，农经站协助开展此项工作，农经站通过对2010年头坪村财务进行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头坪村2010年水费、历欠款不入账属于做支行为。农经站正在不断收理、收集证据，根据违纪行为将对相关责任人做出相应处罚，还有窦家庄村领导班子财务管理出现混乱造成窦家庄村村民集体上访反映村队财务管理问题，镇党委、政府派专人经过详细摸排调查后发现由于窦家庄村财务管理混乱属于领导班子问题，镇政府及时对班子成员进行调整，新两委班子将对老班子遗留的问题进行梳理解决。

2.2农村集体土地承包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问题是干群问题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又一重要原因。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部分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的人为因素，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和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处理问题方式方法简单，甚至回避问题，躲避群众，致使群众产生怨气。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参与者，除少数组织领导、操纵者外，大多数是非正式群众的临时的或偶然的组合，相当一部分人在事件初期只是观望和凑热闹，随着事态的发展，为发泄对自身利益损害的不满和怨气而变成支持者或参与者，表现出较强的盲目性和从众性。有关部门和领导只有保持高度重视，及时介入，做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积极与群众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寻求、讨论解决的办法，使群众的不满和怨气得到宣泄，才有可能化解矛盾、避免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就成为可能。例如柳毛湾镇沙门子村的20多名农户到柳毛湾镇政府集体联名上访，反映本村集体土地的有关问题。这原本是柳毛湾镇沙门子村村民因承包集体土地而产生的村务公开管理问题，沙门子村村民带着气愤的心情找村委会“主持公道”，但村委会没有及时处理，而是回避问题，躲避群众，引起群众的不满，这就为群众产生群体上访事件埋下了伏笔。随后就出现了沙门子村的20多名农户到柳毛湾镇政府集体联名上访，柳毛湾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组成由镇纪委书记做组长，镇纪委、信访、农经、司法等部门抽调的工作人员为成员的工作组，工作组进驻沙门子村，走访调查了有关村民代表，村干部、两委会及配套组织成员和相关知情人士，还奔赴老沙湾镇找到相关当事人进行了核实，累计走访调查50余人次，经镇党委、政府相关领导的参与最终将此事化解，群众的不满情绪得到缓解。

由此看出，政府部门及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体性事件之间有着莫大的联系，官僚主义、腐败行为、不良作风也是引起突发事件起因的因素。

2.3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高发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于群众法制意识的淡薄。群众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这是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法制观念因素。在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性突发事件。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其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积极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我县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基层政法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例如沙湾县海子湾水库泄洪通道打开有利于沿岸耕地不在受肆意的洪水侵犯，结束沿岸群众多年的洪水噩梦，县委、县政府的此项工程是利国利民的，但是由于村民的法制意识单薄，没有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出发，只是片面的注重个人的眼前利益，不顾及这一工程所要造福的一方百姓的长远利益这一大局，柳毛湾镇皇渠庙村、新户村、沙门子村部分村民到海子湾水库泄洪通道开挖现场制造事端、阻挠施工进程、砸损施工机器及与施工人员发生争吵、磨擦等影响海子湾水库泄洪通道开挖工作进程，针对这一突发事件，柳毛湾镇党委、政府当机立断组织机关干部疏导村民，政府工作人员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给沿岸群众讲政策、讲法律，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一系列努力措施，最终县、镇、村共同协调下和村民达成一致，至此海子湾水库泄洪通道开挖所引起的这一突发事件得以平息。

2.4土地互换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是当前又一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每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共性的问题都是与权益息息相关,有的涉及经济利益,有的关系民主权利。人民群众非常重视自身的权益,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或解决时,他们往往在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小、信多不信少、信闹不信息的偏差思想支配下,聚集一起,群体上访,希望通过过激的行为来解决、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例如柳毛湾镇柳毛湾村因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向村民借款，因欠款数额过大，2004年以来税费改革后村集体除土地发包收入外无其他收入，村队又无过多资金偿还先前欠农民的借款，导致柳毛湾村村民20余人到镇政府缠访。柳毛湾镇党委、政府及镇信访办对此事认真开展调查，确认村民反映的事件属实但柳毛湾村委会也确实无其他收入进行债务偿还，经过经过政府工作人员多方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村集体将制定方案，每年收取的土地承包费与农户达成协议按比例逐年还款。

综上所述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土地互换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村务公开不到位、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等因素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经过相关领导及部门的正确对待和处理后都可以及时化解，可见沙湾县农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只要相关部门的工作做到位、政策讲到位及管理措施落实到位，群体性突发事件都是可以在人民内部进行化解的。

三、针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提出如下处理措施：

3.1加大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内容。积极实施“法律六进”工程。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部分，结合农村土地征用、土地承包等问题，通过开展“四进农家”活动，引导村民依法解决各种矛盾和纠纷，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法制宣传资料进农家，编写适合农民生产生活的法制宣传资料，向农村免费赠送；充分利用广播、板报、横幅等将基本法律知识、法制信息送进农家；开展法制文艺进农家，组织专业文艺团体、法制宣传志愿者，深入农村演出法制文艺节目，鼓励民间自发的法制宣传活动，加强对家庭、镇村自办法治文化活动的指导和扶持；法律服务进农家，实行农村“两委”干部法制教育轮训制度，通过法律咨询和调解，解决农村日常生活中的涉法纠纷，进一步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趣味性、导向性，使广大农民群众自觉主动的参与到法制宣传教育中来，形成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3.2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实现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使工作有序，办事有据，真正做到“有章理事”，这是做好农村工作的治本之策，也是使村干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切实改进工作方法的重要措施。因此，要以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以实际、实用、实效为原则，建立健全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党员议事会制度；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按期换届选举制度；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年终总结报告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干部制度；财务管理、财务审计制度；财务公开、财务监督制度；村干部任期、离任审计制度等等。总之，凡是需要公开的村务工作和被列入民主管理范围的工作，都要依法建制，有制可依，按制办事。各项制度建立以后，要严格按制度办事，不得随意更改，更不允许违反制度规定。为此，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监督评议组织并授予必要的监督权和评议权，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有关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评议，评议结果要张榜公布。需要改进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应及时提出改进意见，公布于众并认真执行。

3.3稳定农村土地互换制度，规范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通过实施土地土地互换工程，有效提升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水利化、标准化水平，加快推进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综合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有利于加快推进我县城镇化进程，有利于启动农村消费需求、繁荣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有利于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城乡一体化发展。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保持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当前，要继续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乡村集体土地对外承包、租赁，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的村务管理流程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乡村集体土地对外承包、租赁，须以集体资产管理主体作为发包方或者出租方，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越权发包或者出租。土地承包金或者租金按收取的，可以列入当年收益分配；集中收取的，要分摊到每个受益。

通过以上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特点和原因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为此我们更应该多关注国际及社会事态，保持清醒的头脑，并用我们所学的知识理性、客观的看待群体性突发事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臵群体性突发事件,保持社会的安定有序,既是中央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只有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精心部署,科学应对,依法处臵,才能不断提高处臵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原因及应对对策

08本科法学三班：谭希希

学号：200808140303 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虞崇胜教授在本文中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并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步提出了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机制。

2008年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陕西府谷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广东惠州事件„„，以及重庆、甘肃永登、海南三亚、广东汕头等地的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一次次群体性事件正在以激烈的方式考验着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

如此集中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年内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人民群众合理诉求的表达渠道和反馈渠道不畅，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地方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政民矛盾、警民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法泉最近撰文指出，一些重大恶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问题。应该说，李法泉书记的这一警示抓住了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症结所在。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显示出优越性，但多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那些直接与政府冲突的“涉政公共事件”）则暴露出现行

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体制性腐败就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的深层原因：

其一，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政府权力取向有很大关系。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过分地依赖甚至献媚于所谓“利税大户”，而这些“利税大户”则通过贿赂官员获取非法利益，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备受关注的“涉政公共事件”背后，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一些地方发展中存在“权金化”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只顾少数“富人”的利益和要求，不顾多数群众的普遍呼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侵害了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透过孟连事件，我们看到了官员和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群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当地干部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一系列现象将矛盾的深层原因指向了“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

其二，群体性事件之所以爆发，与领导干部作风有很大关系。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呼声，对群众的呼声麻木不仁，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瓮安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因体制腐败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它是由一个偶然性较大的小事件引发，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疏导，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怨从这一小切口喷出。仔细

分析瓮安事件的发生过程就会发现，在瓮安事件的背后是当地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是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管理失控、公共服务缺失，更是党群、干群、政民、警民关系的紧张。

其三，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造成重大危害，与处理过程中的民主协商程序不规范、不及时、不灵活有关。

重庆市委书记***指出“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虽然是针对重庆市而言，但他所提到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

其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和造成危害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有关。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明显暴露出我国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我国干部问责虽然更加普遍化和经常化，而且每一起重大事故都促进着问责制的启动。但是，目前各级政府的干部问责制并非健全和完善的，存在着许多缺失和漏洞。首先，是各级各种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致使许多事件责任主体

不明确；其次，是干部问责侧重于事后问责，致使问责成为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其实，问责制重要的不是事后问责，而应是事前有效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只有明确了干部的岗位责任，同时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加大问责力度，才能使干部认识到问责制的重要性。否则，群众就会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矛盾的升级和激化。

二、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既然群体性事件与现行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有关，特别是那些“涉政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而引起或激发的。那么，要消除或缓解群体性事件就必须从体制和机制创新下手，加强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注重消除体制性腐败，努力从源头上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将制度建设贯穿于群体制性解决的各个环节之中，用制度建设推动工作，靠制度创新解决问题。要遵循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着力健全完善能够制约权力运行、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制度，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同时，抓住制度执行这一关键环节，督促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执行制度，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具体来说，要着重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机制：

其一，事前的预警和协商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突发的，但是并非没有症兆的。说到底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事前化解一些容易产生

矛盾的问题，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比如2009年由于大批农民工回乡，必然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矛盾，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的社会稳定工作，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关键的是要妥善地解决好农村的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以及集体资产的处置这样一些比较敏感的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

再就是要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既然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所致，那么，清除体制性障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就成为防范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增强体制的应对能力，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保证信访渠道畅通，使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表达和反映，从而在源头上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防范机制。

其二，事中的应对与化解机制

由于社会是变动不居的，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因此群体性事件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既如此，如何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首先必须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掌握准确的信息。因此，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有关信息必须公开，以便及时沟通各方，化解矛盾和冲突。目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问题就是沟通渠道不够，官民对话渠道不够畅通。过去我们总希望把民意引导到正规的渠道来找政府，但是政府这么多层级，民众往往无所适从，而政府部门间往往互相推诿扯皮，导致事件愈演愈烈。因此，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准确、真实的信息是关键性的工作。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而化解群众对立情绪的根本方法是民主。纵观2008年以来发生的影响大的群体性事件，多数都与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利益调节机制缺失，群众的要求得不到及时回应，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所致。因此，要建立和健全政府与民众的协商对话机制，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

其三，事后的问责和修正机制

群体性事件平息后，要迅速地总结教训，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该严惩的要坚决严惩，决不能不了了之；同时也要及时制定出整改方案，分析事件的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

要针对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导致群体性事件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况，尽快制定规范化的群体性事件干部责任制，明确群体性事件的责任主体，做到每一个群体性事件都能清楚地找到责任主体；同时，也不能将问责制搞成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而要事前就建立一套规范的责任制，用制度来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

要针对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中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整改，改革和修正政府体制和机制中的弊端，增强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就目前情况来说，要针对群从利益诉求遭遇体

制性迟钝的问题，着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而要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必须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机制多方面入手，其中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消除体制性梗阻，完善群众利益协商调整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的当务之急。

第四篇：如何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

如何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

日前，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在永安百货有限公司召开了第40次双月理论务虚会。与会者围绕“如何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情况综述如下：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新特点

与会者指出，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体制转换叠加、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多元化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发生竞争和冲突，诱发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

1．主体具有多元性、广泛性。与会者指出，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将会遇到种种难以预料的困难，种种难以预料的干扰，种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在这个关键时期，群体性突发事件也可能相应增多，常见的有企业改组改制、国企解体破产、下岗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富差距拉大、市政建设征地、旧区改造、动拆迁、历史遗留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群体性突发事件，另外各种劳资纠纷、经济利益纠纷、国内外敏感问题等也可能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诉求涉及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同时，参与的主体也没有固定性，通常情况下以涉稳事件涉及的主体为主。比如“三农”问题以农民为主，市政建设以动迁户为主，历史遗留问题以涉及的当事人及子女为主，“4·16”事件中青年白领和学生占了多数。因此，我们必须用多层面的立体思维，认真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源头，研究群体性事件中主体的诉求，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2．焦点具有交叉性、复杂性。与会者反映，在日常的群众信访中，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参与类、求决类和诉讼类，而群体性事件的焦点和成因十分复杂，协调化解难度大。不但有民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同时涉及治安、行政、企业等，有时还跨地区、跨行业，少则数人、数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在诉求内容上的交叉性，有时会加大事件的复杂程度，如有些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由于历史遗留积案，久拖不决，越来越复杂，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出现。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暗中插手挑动，处心积累挑起事端，使矛盾焦点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这给化解工作提出了新课题。

3．走向具有突发性、激化性。与会者指山，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共性问题都与权益息息相关。当有的个体或群体政治上、经济上的权益受侵犯或得不到解决或满足时，在信“访”不信法的错误观念支配下，纠集人员、扩大事态，指望用过激行为来解决问题。一些敏感事件，一旦有人挑头，极易产生“连锁反应”，规模逐渐扩大，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突袭上访，乃至拉横幅、封桥堵路、游行示威，甚至暴力抗拒执法，有的还演化为“打砸抢”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引发时间短，重大节庆、敏感时期往往会增多，处理不当，极易激化，而且涉及的程度和范围随时会发生变化，使非政治性问题演变成政治性问题，局部问题扩大为全局性问题。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4．传播具有快速性、开放性。与会者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推广，网络已成为信息发布的重要载体和阵地，它具有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和高度开放性和全球交互性等特点。据统计，目前我国互联网站已发展到66.9万个，上网用户达9400万，手机用户已突破3.34亿，截止2004底，上海网民总数441万，平均每4人中有网民1人。网络传播已成为思想舆论阵地的制高点。网络的开放性、自由性和平民化，以及匿名性、互动性、即时性和方便快捷、覆盖面广及网络语言的特点，通过网络“群发”，使一些人能“出版”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有时会使人难以辨其真伪，如这次涉日游行，就是通过网络非法组织的，这对舆论引导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5．过程具有长期性、反复性。与会者指出，群体性突发事件由于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合理与不合理诉求相互交织，涉及面广，处理难度大。加之，有的部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不够、工作不细、措施不力、久拖不决，导致反复上访、持续上访。另外，有的群众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或一知半解，道听途说，总认为“法不责众”，抱着“事情闹得越凶，领导越重视、越容易解决”的心态，要求一次比一次高，层层加码，三番五次到多个部门重复不合理的诉求，使解决问题的过程反反复复，这一特点

给思想引导提出了新课题。

二、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实践与启示

与会者指出，上海在百万工人大转岗、百万市民大动迁、百万农民大转移中，各级党组织探索了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途径和方法，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这种维稳与维权相结合的实践，为化解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加强领导，措施到位。与会者指出，领导是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关键。历届上海市委、市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成立了由市委分管领导任组长的应急指挥部。各区县、委办和街道、乡镇均建立了由党政一把手为责任人的领导小组，党委、政府、综治、组织、信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先后制订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领导干部直接接待来访群众制度”、“重要信息报送和责任追究制度”、“维护社会稳定政绩考核评比制度”等一系列有效制度。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后，领导亲自到场，果断指挥，明确责任，归口化解，分流疏导，做到政治敏感、信息灵敏、性质断准、领导到场、策略对头、标本兼治，牢牢掌握了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动权。

2．依靠群众，共同参与。与会者指出，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特别是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和积极分了的带头作用，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和经验，必须坚信大多数群众是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是关心社会稳定的，是通情达理的，是不愿看到社会混乱和动荡不安的，只要我们向群众讲明事实真相，阐明政策，宣传法制，以理服人，大多数群众能给予理解和支持，群体性的突发事件就会得以妥善解决。目前，全市每个社区都建立了社区矛盾调解中心，选拔和建立起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设立人民调解法庭，规范人民调解文书，这也是依靠群众，共同参与的有效措施，使许多群体在家门口就能讨个说法，就能吐口怨气，使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念。

3．以块为主，多方配合。与会者指出，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条块结合，条包块管，以块为主，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针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和规律，强调维护稳定、化解群体性矛盾一定要以块为主，但在涉及到条的问题时，条要尽快给予解决，配合块做好工作，这样，条块在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改变以往相互推委、相互扯皮、互不关心的被动局面。

4．重视信息，快速反应。与会者认为，重视信息、及时捕捉和抓准信息，是有效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首要环节，也是预防、控制群体性矛盾发展、蔓延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在维护稳定、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中，一是强化信息意识，落实责任，建立了纵横有序、畅通灵敏的信息网络，做到事先有预报、处理有反馈。二是针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特别对周期性、反复性的突出问题，有专人跟踪深入调查，随时掌握准确信息，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改变了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三是一旦获取引发政治性不安定因素，做到快速反应，上下沟通，立即组织力量，采取应急措施，稳定事态，防止蔓延和发展，进而有效进行化解。

5．思维创新，方法多元。与会者指出，当今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涉及领域多，范围广，矛盾多样复杂，不能照套一种模式，必须思维创新，采用多元方法。近年来，有的单位总结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四宜四不宜”的有效方法，既：宜疏不宜积，宜解不宜结，宜散不宜集，宜缓不宜急。有的单位在化解群体矛盾时注意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稳定和激化的关系、合理与合法的关系，还有的提出了化解群体性矛盾必须“区分情况、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稳定处置的原则”和“帮、教、疏、控、快、敢、稳”方针，这些多元方法，贯穿着一个核心，这就是教育疏导、多策并用、妥善处理。

三、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需要把握关键环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了不少新情况和新变化，其中涉及一些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比较突出。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别不同情况，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以处理，防止矛盾激化。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要把握以下关键环节：

1．建立预警防范机制。与会者指出，任何具体事物都处在特定的因果链条中，每一个群体性矛盾，都有它孕育的原因、产生的端倪；广泛而大量的群体性矛盾，内在有它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对其规律的探索和把握就能有效地进行预警，有效地坚持“调访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准确预测群体性矛盾的发生及其发展过程，就能有的放矢地进行预防和化解相关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防不胜防”的被动局面。建立预警防范机制，形成信息网络和排查制度，预测和排摸可能发生的群体性矛盾，提出预防和化解出现的群体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组织得力人员靠前，把群体性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2．健全社会矛盾释放机制。与会者认为，社会矛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不是消除社会矛盾的社会而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及时地合理地缓释、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只有这样的和谐社会才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因而，健全社会矛盾释放机制极为重要。所谓释放矛盾，就是给社会成员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发泄不满的场所。从制度上保证有一个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通道，即“矛盾释放口”。有了这一通道，社情民意才能得以充分体现。为健全这样一种体制，必须正确理解“稳定压倒一切”。不能把稳定理解为压制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行为，不给群众以表达不同意见的机会，一定要避免出现“越是强调稳定，越生怕群众'闹事'，越怕听到群众'吵声'，群众不满情绪越强烈”的恶性循环。

3．形成网络监控机制。与会者指出，在网络、手机、短信这个信息时代，人们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思维方式、更加多元的价值观念、更加包容的思想参与传播，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应当表示支持、参与、理解。从总体上说，在网络上有些情绪的宣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意见和呼声。在今天的网络上看到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是传统媒体所难以办到的。因此，应对网络发展的新趋势，一方面，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和及时应对，以推动正面声音，引导中间声音，化解负面声音，形成网络的正面宣传强势和秩序的形成，一靠法制，二靠宣传，三靠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在汹涌而来的各种信息面前，必须善于独立思考，千万不可盲从，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理智地决定取舍。对那些利用网络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与会者认为，不公平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差别的社会。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相对的、具体的、长期的，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以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协调好、兼顾好各方而的利益关系，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完善协调利益机制、分配公平机制、竞争公平机制、社会福利机制等，化解因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冲突。

5．加强民主法制机制。与会者指出，妥善处理群体性矛盾，法制宣传必须走在前头。这类矛盾的出现，多半与群众对法制政策的一知半解有关。因此，使群众知法懂法是处理好群体性矛盾的关键。所以，在开展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任何一项工作时，一方面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议事、民主决策，增强决策透明度，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把法律、政策规定向群众进行反复宣传解释，努力把教育引导做在前、做上门、做到家、做到位，使群众少一点误会，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点融洽；少一点矛盾，多一些团结，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理性看待问题，理性表达诉求。

6．完善综合治理机制。与会者认为，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多渠道、多方式、多角度、多方面开展综合治理，立足于形成一个齐抓共管、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的立体化工作网络。一是树立群体性纠纷无小事的观念，把群体性纠纷的处理作为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抓好。二是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工作方案，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三是完善信访网络、法治网络、调解网络、援助网络，做到“想早一步，抓早一步，做细一步”，多管齐下化解群体性矛盾。四是各职能部门即要明确在化解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职责，又要相互通气，相互协调，对一些“老大难”问题，要运用媒体、调解、经济、行政、司法等综合手段，综合治理，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疏导工作。

7．提高化解矛盾能力机制。与会者认为，各类社会矛盾能不能得到有效化解，党的执政能力强不强是关键。联系当前实际，应提高六个能力：一是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对新形势下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要通盘细致考虑。二是提高驾御市场经济的能力。在各项改革措施出台前，首先对可能出现的矛盾考虑充分，把配套措施落实到位，尽量不出或少出漏子，提高抗震能力。三是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把处理复杂情况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四是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严格依法执政，不滥用权力，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矛盾。五是提高党组织总揽全局的能力。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议大事办大事，抓好监

督落实。六是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能力。深入抓好“固本强基”工程，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控制力，通过党的工作的全覆盖，依靠广大党员的共同参与，把矛盾解决在基层。

第五篇：浅析群体性突发事件

浅析群体性突发事件

【内容简介】

本课题对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概念、特点做了理性剖析，提出了有效预防、控制、减少并及时化解各类突发事件的可行性对策。本课题成果全文共15000余字。

【正文】

目前,群体性事件在我国正处于上升阶段,在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诱发因素与内在原因。内在的促发因素主要表现为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制度原因。在成熟法治国家,群体性事件都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虽然我国的宪法、刑法、行政法规、规则与诉讼法关于群体性事件也有所规定,但是相关的内容设计还不够科学、全面、并不能满足对群体性事件予以有效规则的需要。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有关部门在群体性事件面前消极被动的局面,必须完善我国相关的法律,针对群体性事件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性质的概念

广义的突发性事件，是指一切超乎预期而影响较大的自然、社会及政治性事件，它不仅包括公共卫生（如“非典”）、自然灾害（如印度洋大海啸）事件，也包括突发性“社会事件”。突发性社会事件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政治性的**事件、敌对性的暴力事件、违法性的治安事件和群体性的上访事件等。那么，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就其性质、内涵与外延而论，应如何界定呢？ 当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指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以满足某种需要为目的，使用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滥施暴力等手段，扰乱、破坏或直接威胁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应予立即处置的群体性事件。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

群体性事件虽然要求解决的问题各异，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涉及的人数多少有所区别，但从本质上看，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主体的群体性。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波及地县城市、农村、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众多行业和领域；参与人员包括在职和下岗职工、农民、个体业主、复转军人、教师、学生乃至干部等各阶层人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出现了敌对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插手制造事端的动向，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因素越来越多，参与人员也越来越复杂。

参加群体性事件的人员结构可划分为特定群体和不特定群体。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一般属于特定群体，即有着共同的动因或族缘、教缘关系构成的群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员成分与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关系，即不同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的人，较容易成为不同群体事件的主体，而且占据大多数，因此在防范和处置事件时，对于不同成分的主体应分别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2、形式的公开性。群体性事件一旦引发，就具有公开的性质，大张旗鼓地进行。参与人员大多情绪高昂，言行过激，举止失范，带有明显的公开性，并且事发场所往往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3、行为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往往是事物的内在矛盾由量的逐渐积蓄发展到质的飞跃的过程，是主客观矛盾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作为一种质的突变，是通过某一契机诱发的，这种契机以什么方式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往往存在着偶然性，不是人们所能完全把握的，这就决定了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态势和影响深度、实际规模难以完全预测。表面看来似乎无规律可言，有很大的随机性。但事实上，其中多数在发生前都有蛛丝马迹，从酝酿到发生都有一个过程，有各种苗头和征兆。在它们酝酿过程中，如果有关部门和领导能够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是可以预测事态发展的，从而积极化解矛盾，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或减小事件的规模与影响。许多群体性事件大都属于“能量积累型”，就象地震、活火山爆发，当能量积累超过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后突然释放出来。而许多问题久拖不决，或者对上级封锁消息，最终就会一触即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就不可避免，使工作往往陷于被动。

4、整体的组织性。群体性事件往往有一人出头，百人呼应，极易产生连锁反应，并且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

5、层次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在行为人目的的多层次性及参与对象的多层次性。参与者的心态不完全相同，有混水摸鱼的，有不明真相的，有好奇凑热闹的。总之，参与人员不分男女老少，成员众多。

6、结构的松散性。群体性事件当事者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关系，仅是由于某种利害关系临时聚集在一起，因而极易分散或破裂。

7、处置的复杂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规模有逐步扩大趋势，上访群众对抗情绪激烈。最近两年，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规模越来越大，有时甚至达到500人以上，来访群众大都抱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心情，强行进城，不听劝阻，情绪激烈，部分上访人行为相当粗野，比较难控制，若处置不当，很容易使原本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转化成对抗性矛盾，而且这种群体性突发事件组织性较强，加大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也容易被少数不法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的群体性事件日趋严重，出现了跨区域，跨国界串联、呼应、连锁反应的情况。一旦事件处于迅猛发展和扩张的势态，其参与、支持和裹挟的人员急剧增多，随着引发者的诱导、煽动，事件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这是值得我们十分警惕的一个因素。

8、矛盾的两重性。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应，往往是有明显的两重性。在很大程度上，群体性事件行为中既有人民群众相信党和政府的主观倾向，又有持众要挟的无理要求，甚至扰乱正常的工作和社会秩序的行为。

9、后果的危害性。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一般都会造成较大的社会危害。小到危害个人的身体、生命财产，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大到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甚至直接危害国家的政治安定和民族团结。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激烈程度加剧，恶性事件上升，多数伴随着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

三、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策

有效预防和控制群体性突发事件，从根本上说要靠加大政策调整力度，大力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消除和减少各种矛盾冲突因素；同时，也要靠加强制度、机制和法制建设，加强和完善地方各级领导责任制，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建立及时疏导、缓解、防范和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机制。

（一）防范机制

建立全面系统的防范机制。防范突发性群体事件要治本，即要从根本上、源头上消除事件发生的土壤和条件。为此，需要有一种程式化的、稳定的、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

首先，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协调利益关系

要建立系统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网络，努力解决城乡人口的低收入和贫困问题，以释放社会成员所承担的社会风险。要下大力气营造让每个社会成员、社会细胞、社会单元“各得其所”的公平的社会环境。政府必须对于改革过程中的公正性给以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所有制形式、分配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上，还是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重要环节上，要通过改革过程中的统筹兼顾，切实避免部分群体的利益损失过大；对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调整应形成有效的补偿机制，使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者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保证改革过程中利益调整的相对优化状态。

其次，要建立健全社会安全阀系统

（1）构建理性化的社会沟通系统。理性交往的通畅渠道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主要制度之一。一般来说，较畅通的理性化沟通渠道与较高程度的政治稳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理性化的沟通系统可以让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政府可以适时地根据群众意见做出政策调整，这等于在政府与群众之间安装了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缓冲阀”，使社会张力得以释放，社会免于脆性崩塌。当然从更积极的意义上说，理性化的沟通系统也是人民实现权利的保障。这些渠道包括：获取信息自由的制度，如信息公开制度，立法、执法和司法公开制度等，这是理性沟通的前提，信息严重不对称无法进行理性的交往；表达自由的制度，无表达自由就谈不上理性沟通，任何社会主体均有表达自己利益与见解的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民个体或群体向政府表达意愿的制度，如申诉制度、信访制度、请愿制度、游行示威制度、公民参与立法的制度、全民公决制度等。

（2）培育社会缓冲与消融机制。各种社会中间组织是社会成员交流感受、诉说委屈、发泄情绪、提出建议的渠道，能及时、适当地让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得以宣泄，避免矛盾和冲突在社会领域的过度压抑、聚集甚至总爆发，减缓甚至避免社会成员对政府的直接对抗。以社会中间组织为主体的缓冲与消融机制，实际上具有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因而，在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引导、规范社会中间组织建设，通过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确立公民政治，建立兴趣社团，构建国家与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中介机制和传导沟通机制，使之发挥理顺关系、处理矛盾等保障社会安全运行的积极作用。

其三，要建立明察秋毫的社会监控与预警机制

如果我们对社会偏离现象做到明察秋毫，予以重视和警觉，作出科学的判断，防患于未然，就能及早地预防和纠偏，为解决、防范社会问题提供先决条件，奠定稳固基础。

因而，建立预警机制是防范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指示器，是科学决策的可靠手段。

（二）营造氛围

改善政府形象，密切干群关系，营造互助、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

防范突发性群体事件需要动员全社会各部门的力量积极参与，其中政府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的社会组织，它既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法规，改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调节公众的行为，又可以通过控制意识形态来引导、营造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进而缓解和消除公众之间因磨擦、矛盾和隔阂引起的离散和不稳定现象。因而，从政府角度讲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1、体制改革，树立形象

首先，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树立民主、秩序、廉洁、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一个民主、秩序、廉洁、务实和高效的政府不仅可以使国家经济发展保持一个良好的势头，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有效缓解和抑制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是有效防范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一环。因此，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是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定的关键所在。为此，必须做好四项工作：一是加强民主建设，树立“民主政府”形象。二是加强法制建设，树立“秩序政府”形象。通过加强法律化、制度化的规范建设，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则，确立规范、公平、安全的生活秩序。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树立“廉洁政府”形象。要采取教育、纪律、法治的手段对腐败行为综合治理，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以纯洁干部队伍，消除群众怨气，取得公众的信赖，从而有效地防范公众产生“政治不服从”的意识和行为。四是高度重视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树立“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要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尤其要集中力量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如养老金、退休金、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和农民负担等问题。

2、强化文化、社会认同 其次，要强化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模式（象征、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彼此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识。社会认同是指人们忠于某一共同的社会共同体，分享其利益，彼此具有共同的归属感、亲近感和信任感。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是社会合法性基础，它们可以使人们因劳动分工和互动程序制度化产生的压抑感受减少到最低程度，从而减少社会性张力；它们还可以使地位彼此不同的社会成员相互接近，产生信任，增强社会团结，减少社会磨擦和冲突。由于它们是在深层发挥作用的，因此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防范突发性群体事件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强化文化和社会认同，要注重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倡导社会公平、社会互助和社会和谐，建立协作型的人际关系，进而缓解和消除公众之间因磨擦、矛盾和隔阂引起的离散和不稳定现象，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

（三）处理问题

注重策略，采取果断稳妥的处理方法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即使是倍加防范，也免不了有所发生，这就有一个对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妥善处理问题。对突发性群体矛盾的解决，既要有预防的措施，又必须讲究控制和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策略。具体应把握“快、稳、化、活、公、清”六字方针。

1、“快”

所谓“快”就是要及早发现，及早介入。突发性群体事件，事发突然，情况紧急。因此，对事态的驾驭要及时果断，尽可能及早介入，及早控制事态的发展，不能因为反映迟，行动慢，使矛盾走向激化对抗。要快速制胜应当做到三点：一要快速发现，快速报告；二要快速出动，快速到位；三要快速展开，快速介入，以便抓住先机，争取主动，尽快控制事态的发展。

2、“稳”

所谓“稳”就是要稳定群众情绪。普遍而迅速出现的大众行为和社会参与是与信息传播密切相关的。在突发性群体事件发生时，信息传播混乱，由于秩序的混乱和人们心理状态的失衡以及情绪的波动，人们容易偏听偏信，容易受传闻和谣言的蛊惑，容易产生非理性行为，从而造成极大的社会紊乱。因此，必须一方面揭露谣言，控制信息的混乱传播，另一方面及时披露事实真相，正确地引导公众的注意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3、“化”

所谓“化”就是在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时要坚持协调和化解矛盾的原则。解决矛盾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或者叫一方“吃掉”另一方；二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使一种矛盾从根本上被扬弃；三是矛盾双方协调发展，最后达到对立双方的融合。多少年来，我们社会中最基本的冲突模式是，冲突的双方是一种你胜我负、你死我活的关系。在这样的冲突中，双方的目标不仅仅是获得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彻底战胜对方。我们缺少一种以讨价还价为特征的理性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从总体上讲突发性群体事件属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此类矛盾最恰当的方式应该是第三种，即应当采取化解矛盾、平息事态、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一些矛盾的激化确因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后面挑拨，有一部分群众短时间内难以觉悟，我们也要始终立足于团结、争取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少数敌人，坚决防止用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4、“活”

所谓“活”就是弄清事件起因，分类处置，灵活施策。据调查，目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大部分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合理的，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不可简单地动用警力和采取强制措施去解决。处理群体性事件时，务必要弄清事件爆发的原因、群众心态和现场情况，慎重决策，要注意方法的灵活性和策略的多样性，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思想认识问题，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帮助群众明晰事理。对于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因工作失误而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要敢于承担责任，吸取教训，重新决策。对符合政策，但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要想方设法解决，切忌敷衍推诿不管。对于群众要求基本合理，但采取的方法过激，甚至违法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处置中对当事的群众既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要明之以法，开展强有力的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明辨是非，提高觉悟。对有的群众的不合理要求，要介绍政策，晓以大义。对于极少数别有用心利用我们工作的失误和部分群众存在的不满情绪挑起事端的幕后策划者、煽风点火者、拒不听劝阻者则要适时地采取强制措施，及时严肃处理。对纯属敌我矛盾范畴的打砸抢事件、政治**、**，必须态度坚决，措施果断，充分动用法律手段予以控制和打击。

5、“公”

所谓“公”就是分清是非，秉公处理。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明断，明断才能服众。分清是非是秉公执法的依据，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不管是何种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理时务必要公正，任何偏袒和压制，都会导致矛盾的激化和事态的恶化。

6、“清”

所谓“清”就是全面总结经验，彻底清除复发隐患和同类事件发生的根源。当事件被平息后，不能在“总算过去了”的心态支配下把它束之高阁，更不应该有“不堪回首”的心理，要敢于“复盘”，认真反思。第一，要进一步做好善后工作，彻底清除复发隐患。第二，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从中探求规律性的东西，彻底清除同类或相近事件发生的根源。总之，完善各项机制、切实提高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创造一个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社会长效机制，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建设。只有用多种方式的综合治理方法，才能构筑适应我国当前形势下有效、可行和完备的预防和处置机制，创造一个安全和稳定的良好社会环境，从而加速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最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