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科技：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将重点面向四类人群5篇

第一篇：申论科技：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将重点面向四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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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科技范文：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将重点面向四类人群

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把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作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四类重点人群，以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带动全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

为什么选择这四类人群?有关专家表示，提高未成年人的科学素质，是实现全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较大提升的关键；农民和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普遍较低，又缺乏接受继续教育和提升科学素质的有效途径和机会，已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而且对于全社会具有表率作用。

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包括：通过实施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推进新科学课程的全面实施；提高农村未成年人科学教育水平和质量；提高母亲的科学素质；建立校外科技活动场所与学校科学课程相衔接的有效机制等。

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包括：逐步建立农村科学教育、宣传和培训体系；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技下乡和群众性、社会性、经常性科普活动；开展农村科技、科普示范活动，建立和完善示范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服务组织网络和人才队伍等。<

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行动包括：将劳动人口应具备的基本科学素质要求纳入国家职业标准，作为各类职业培训、考核和鉴定的内容；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预备制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农民工培训和各类从业人员的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形成广覆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网络等。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行动包括：将提高科学素质列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负责人培训教育规划和相关计划的重要内容；举办讲座、报告会等科普活动，向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介绍现代科技知识及发展趋势；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大纲及题库中，列入与科学素质要求有关的具体内容等。

第二篇：申论热点标准表述 公民的科学素质（精选）

申论热点标准表述 公民的科学素质

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09月28日，中国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27%。这个数字意味着，每100人中，仅有3人具备基本公民科学素质。

(2)“来科技馆主要就是陪孩子玩，我都这么老了，上这儿玩什么呢!”中国科技馆入口处，孙女士说。中秋节放假期间，她想让孩子从繁忙的作业中抽身出来放松一下，同时又可以增长见识，而去科技馆无疑是最佳选择。

孙女士的儿子小文是北京市精诚文化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小文第一次来科技馆，看到大量新奇的展品，又开心又好奇，不停地问孙女士。“狮子座流星雨是怎么回事儿?”“那个机器人是怎么才能跳舞的?”“这儿的高压放电为什么电不死人呢?”孙女士尽量回答着小文的问题，但时常被儿子问得语塞，只得参考展品介绍或是求助科技馆的工作人员。

科技馆一游，增长知识的不只是小文，还有孙女士——“我儿子一进来就问这问那，其实我对这里面的东西也不太懂，来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挺懂科学的。”从科技馆出来，孙女士有些尴尬地说。

众所周知，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参与科学活动的基本条件。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即所谓的“四科两能力”。具体来说，科学素质包括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理解科学思想的深浅、运用科学方法的生熟、拥有科学精神的浓淡、解决科学问题能力的大小，综合表现为学习科学的欲望、尊重科学的态度、探索科学的行为和创新科学的成效。

科学素质调查是从美国开始的。1979年，当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公众舆论研究所所长的米勒教授开始尝试在美国国家公众科学素质的连续调查中建立对美国成年人(18~69岁)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我国从1992年开始，通过抽样问卷的方法，几乎每隔两年都要进行一次国民科学素质调查，到今年已经是第8次。国内的科学素质调查基本上沿用米勒教授建立的科学素质评估体系，从科学素质调查的国际标准题库中选择试题，同时根据我国近20年的调查经验，增加了一些更适应中国本土情况的试题，可以相对客观地测量出我国成年人的科学素质状况。

您听说过“酸雨”、“DNA”、“纳米”和“通货膨胀”吗?如果您听说过这些名词，对它们有哪些了解?“地球的中心非常热”、“电子比原子小”、“光速比声速快”、“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婴儿的性别由父亲决定”„„你能判断这些观点是对是错吗?记者拿到最近的科学素质调查问卷，发现在具体调查中，“科学”并不是供在神坛上，而是通过一道道生动的问题来体现。“这个调查看着挺有意思，并不是我之前想的那么枯燥”，孙女士看过这些题目后说。

(3)中国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的研究员张超坦然，判定一个人具不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是由调查所体现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决定的：公民对科学的理解，公民的科技信息来源，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

“调查是对这三方面取一个交集，每一部分都要答对到一定的比例。例如‘公民对科学的理解’部分有16道题，答对10道就被认为是合格的，三个方面都合格了，就可以说测试者具备了基本科学素质。”张超介绍说。但是也有一些题目是有一票否决权的，比如在测试“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时，有一道题：“你是否根据生辰八字算过命以及您对算命的看法”，如果选择“曾经算过认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那么，即使他的其余问题全部答对，这个人仍旧不能算是具备公民基本科学素质。

(4)200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科学素质纲要》的重点人群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0.4%，城镇劳动人口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0%，而农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仅为1.0%。

调查结果表明，公民科学素质城乡差别很大，城镇居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6%，远远高于乡村居民的1.0%。而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3.9%，中部地区为1.8%，西部地区为1.3%。

张超向记者介绍说，从总体规律看，学历高的人一般具备较高的科学素质水平，但由于我国人群差异和地区差异比较大，也会出现学历高但科学素质较低的情况。“在我们的调查中，还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其科学素质还不如农民。从科学素质定义的角度上讲，这是‘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的问题。国际科普理论学者也认为，掌握科学方法才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已经进行了近20年。根据《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2011-2015年)》(征求意见稿)中的数据，到2010年，全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达3.27%，这个数字在2007年是

2.25%，在2003年是1.98%。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仍有较大差距。早在1989年，加拿大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就为4%了。1991年，日本的比例为3%，1992年，欧共体的比例为5%。而美国在2000年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已经高达17%。

与2001年欧盟15国、美国、日本进行比较时，在对科学知识的了解方面，瑞典排名第一，中国名列最后。在对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上，中国也几乎排名最后。

(5)专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导致科学素质总体偏低。同时，中国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才。目前，承担科普重任的主要是一些科技馆、博物馆，但在农村地区，往往缺乏这样的条件。而许多科学家不仅自己不积极做科普，对于科学传播的态度也不积极。

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团长钟琪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北京每年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退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从事科普工作。有很多人退休后，正是继续出科研成果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精力。而且，现在社会上有个认识上的误区，瞧不起科普，认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没出息”，搞不了科研的人才搞科普。“实际上，这是关系我们民族未来的一件大事。搞科普很难出名，很难获利，但对社会的贡献却很大，没有人做科普启蒙教育，未来的科学家从哪儿来?”

尽管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起步比较晚，但近几年，国家对提高公民科学素质越来越重视。2001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协关于在我国开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建议，并委派中国科协牵头，联合科技部、教育部等13个部门，共同推进这项超长期宏大计划的实施，力争到2049年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之际，在我国实现“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是数量级的差别，科学素质到一定的阶段，也就稳定了，而我们正在处于上升期。调查的目的不是比较高低，更主要是把调查数字还原到其他国家当时的发展的背景下。譬如美国，在公民科学素质为3%时，社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但具体怎么提高和促进公民科学素质，还需要更多、更扎实、更长期的努力，需要政府各个部门来支持。”张超说。【核心观点】

(1)与咱中国“翻跟头”式增长的GDP数字相比，公民科学素质的相关数据低得令人意外。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现象折射了时代通病，是被时代向前飞奔的脚步落下和遗忘的，更是人们基于现实的利益选择。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科学素质不值钱”，是知识无用论烙在公民科学素质上的阴影。国人一直以来都存在“功利化心态”。认为不能“变现”、“赚钱”的东西都是“无用之物”。另外，近年来的“大学生就业难”，也加剧了“读书无用论”，试问如果连一个掏粪工岗位都会引来数百名大学毕业生竞聘，群众怎么相信“科学素质的重要性”?(2)从另一个角度看，科学本身确实有盲区，即科学并不能“解释一切”，迷信因此有了生存空间，特别是官员们的迷信更具带动效应。如此看来，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低只是表象，在其背后可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并不简单。而要不断提升科学素质，避免迷信“张悟本”、“道士李一”等等荒唐闹剧再次上演，也绝非加大科普宣传力度那么简单。

(3)虽然，不少人认为造成“公民科学素质低下”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依然很低。这才导致了“科学素质总体偏低”。同时，中国也缺乏专业的科普人才。但是，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这并不全面。公民是否具备基本科学素质虽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但并不一定就能划等号。就如同之前国家公务员网老师在前期的热点剖析中谈到的“李一事件”，很多高学历的人同样“相信李一的谎言”。而且，科学素质调查中，有些研究生学历的人，科学素质还不如农民。显然，科学素质不能与学历、职业简单挂钩。

(4)中国公民科学素质低，某种程度上是应试教育的恶果。中小学生是科普教育的最佳对象。但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中小学教师把教学大纲奉为圣经，丝毫不敢越轨，哪里有空对学生进行科普教育。而背负着沉重学习压力的中小学生，每天的作业都做不完，当然也没时间看科普书籍或科普影视节目。等到了大学，虽然学习压力减轻了，却又面临找工作的烦恼，哪有心思去提高自身的科学素质。因此，国家公务员网老师认为，应该大力推行“素质教育”，让学生甩掉沉重的书包，也激发他们学习科学的兴趣，培养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5)推进素质教育，应该在传统教育中加大科普宣传教育的比重，把科学素质测试列入升学和选拔人才的考核内容。一旦科学素质测试和中、高考及各种人事考试挂上钩，原本不受相关部门和社会重视的科普工作立刻会成为“香饽饽”，备受推崇不说，科研人员从事科普的积极性也会大为提高。当然，对各级政府和科协的科普工作“考核力度”也应相应加强，考核应更注重“实际科普效果”，而不是简单地记录所谓的“科普活动日记”。

第三篇：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34825

生活科学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曾国屏 李红林

[摘 要] 以国内外的实证调研结果为基本依据，结合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的考察和国际比较，提出了“生活科学”的概念，并探讨其主要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将实用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与文化传统底蕴有内在联系。如果说科学是日常经验及思维的精致化，那么从侧重于常识的“生活科学”走进更为学术的“学院科学”就成为理解科学的一条道路。这启示我们，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不仅要重视“学院科学”（R·K·默顿，UCDOS），同时需要结合现实及生活需要的“后学院科学”（J·齐曼，PLACE）和“生活科学”（BISSC）进行科普，从而全面引导公众理解科学、运用科学。

[关键词] 生活科学 公民科学素质 学院科学 后学院科学

Abstract：Based on review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scientific literacy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living science”and analys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it：tightly connected with basic living demand；puts 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 in the priority；gives importance to sensibility and perception；integrated with social knowledge；has inherent connection with cultural tradition deposition.If we can say that science is the refinement of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inking，then it’s an essential way fo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o approach scholarly“academic science”from“living science”which emphasizes particularly on common sense.Moreover，it gives us an important imply：We need the“academic science”（R.K.Merton，UCDOS）together with“post-academic science”（J.Ziman，PLACE）as well as“living science”（BISSC）to conduct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of science roundly.Keywords：living science；public literacy； academic science；post-academic science 2006年，中国政府公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该行动计划的实施方针是“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1]。“政府推动”是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一个特点。更一般地说，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特点。这是由中国作为一个科学、经济以及社会发展都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后发追赶型国家的特征所决定的。

科学发展的滞后、历史发展的曲折以及政府主导的特征，使得中国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主要表现为科普工作——科学大众化——紧紧围绕不同阶段的社会发展目标，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保证基本生活以及反对封建愚昧落后几个方面展开[2]。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科普工作出现了新的转变，比如从单向的“科学走入大众”到开始注意“科学与大众的交流”，从直接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开始转移到“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3]。“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颁布，便反映了在国内和国际新形势下形成的新的认识。在此背景下，我们来考察现阶段中国（以下均指除港澳台外的中国大陆地区）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及特征。

一、现实考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及国际比较 对公民科学素质的讨论和定量调查，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1983年，美国学者米勒明确提出公民科学素质测量的三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公民科学素质的测量体系（即“米勒体系”），在西方各国得到了普遍应用，并逐渐形成体系。

我国直至1990年才开始引入和借鉴西方国家关于科学素养的思想和概念，逐步形成对科学素养的理解[5]。1990年，采用米勒体系，并借鉴发达国家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指标体系和调查方法，我国对成年公众（18～69岁）的科学素养进行调查研究，1992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抽样调查，此后共进行了6次全国性的调查。

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98%[7]18，比1996年的0.2%和2001年的1.4%有较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美国1995年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为12%，欧盟1992年的比例为5%，加拿大1989年的比例为4%，日本1991年的比例为3%。

具体到公民科学素质的三个维度，我们以中国2003年的调查结果与欧盟、美国、日本2001年的调查结果中的核心要素——对科学观点、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进行国际比较。

1．对科学观点的理解程度及国际比较

整体来看，我国公众对于科学观点的理解程度普遍低于其他国家，并且与其他国家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在5、6、7、8题上的正确回答比例较低，而在2、3、11、14题上的正确回答比例较高。

但是在这种普遍性和相似性之下，我们看到，我国公众能正确回答第2题和第10题的比例均高于美国和欧盟，而第1、13、15题的正确回答比例却远远低于其他三个国家（如图1所示）。

***3020100[8][6]

[4]1234535.3284518.9641.3304822.7739.7235118.2891068.6785371.811121364.2846532.614151656.3585438.3欧盟88.466.879.748.1日本7781.86383337919.0 45.152.68956767673.140.2

图1 对科学观点理解程度的国际对比

备注1：1-地心的温度非常高；2-地球围绕太阳转；3-我们呼吸的氧气来源于植物；4-父亲的基因决定孩子的性别；5-激光不是靠汇聚声波而产生；6-电子比原子小；7-抗生素不能杀死病毒；8-宇宙产生于大爆炸；9-数百万年来；我们生活的大陆一直在缓慢地漂移并将继续漂移；10-就我们目前所知；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11-吸烟会导致肺癌；12-最早期的人类不与恐龙生活在同一个年代；13-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牛奶经过煮沸后对人体仍然有害；14-光速比声速快；15-放射性现象并不都是人为造成的；16-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为一年。

备注2：《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指出：从科学观点的测试题目来看，欧盟、日本和美国和国际组织成员国调查科学观点测试题目仍采用米勒的测试题目。但是，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测试题目基本一致，欧盟略有不同。欧盟的测试题目中，没有“宇宙产生于大爆炸”、“吸烟会导致肺癌”和“光比声速快”这三个题目。该调查报告中也没有提供日本的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转”的测试数据。图中以虚线表示相应的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7。（原始资料参见：①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02，Volume l，National Science Board，2002，NSB02-1，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DC 20402；②The 2001 Survey for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and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 Technology in Japan，December 2001，NISTEP RRPORT No.72，Shinji OKAMTO，Fujio NIWA，Kenya SHIMIZU，Toshio SUGIMAN，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③EUROBAROMETER55.2，Europeans，Science and Technology，December 2001，the European Opinion Research Group EEIG，European Coordination Office.)

2．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及国际比较

在对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度上，美国和欧盟以及中国都表现出同样的特性，对“概率”的理解比例高于对“对比试验”的理解比例，日本例外。

但是，就中国来看，公众对“对比试验”理解的比例远低于其它国家，而对“概率”理解比例接近于日本而低于欧盟和美国，但差距不及“对比试验”明显（如图2所示）。

对科学方法理解程度的国际比较***00欧盟日本美国中国对比试验36.7654317.8概率68.7395741.6

图2 对科学方法理解程度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p7

3．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程度及国际比较

所谓的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各国实际上测量的都是公众对伪科学和迷信的认知程度。欧盟、美国和日本都将公众能否识别“占星术”这种伪科学方法作为测试题目，而我国则在综合考虑我国各种迷信方式的背景下将我国目前盛行的五种迷信方式——求签、面相、星座预测、碟仙或笔仙、周公解梦——设计成一组测试题。由于各个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不同，测试的方法也不一样，因此也难以进行国际间比较。

但就调查的结果来看，我国公众的迷信程度较高。有26.6%的人相信“相面”、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20.4%的人相信“求签”、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 %的人相信“蝶仙或笔仙”[7]17。基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从中国的整个社会来说，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却是高度感兴趣的。如图3所示，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的整体感兴趣程度高于欧盟，对科学发现以及新技术应用的感兴趣程度高于日本和美国，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高于日本而略低于美国。

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国际比较（%）***科学发现新技术应用医学新进展科学技术19225056.8463755.648.645.366美国日本中国欧盟

图3 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p57。

备注：欧盟2001年的调查中，将信息分为体育、文化、政治、科学技术和经济金融五个方面的信息。科学技术作为一个项目来调查的。其中，科学技术排在第三位，之前分别为体育、文化。但是在对某种科学技术进步最感兴趣的调查中，欧盟的排序依次为：医药（60.3%）、环境（51.6%）、互联网、基因技术等。美国的数据来自，NSF2002，SEI，Chapter7-5～7-8，其有关科技信息的选项为：粮食和农业问题、空间探索、国际和国外政策问题、军事和国防政策、经济问题及商业环境、新发明和技术的应用、科学新发现、地方教育问题、环境污染、新的医学发现。日本的未知。我国的信息选项为，科学新发现、新技术的应用、医学新进展、外交、国防、教育、国家经济发展、工业生产形势、农业生产形势、环境污染与治理、健康与卫生保健、体育和娱乐、生产适用技术、致富。

我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的“高度感兴趣”与“低科学素质水平”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反映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独特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很低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而应以地方性的视角来深入分析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特性。这种地方性（locality），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9]。

二、生活科学：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特性分析

考虑到地方性特点，即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特定环境（科学发展的滞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滞后性和复杂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后发的追赶型国家），同时深入考察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现状，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公众感兴趣的、关注的以及理解的科学是一种与学院科学（academic science）以及后学院科学（post-academic science）具有较大差异的科学，我们将之称为“生活科学（living science）”，其表现出以下五方面的典型特性。

1．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联系 所谓生活科学，首先密切联系着人们有关衣食住行的生活基本需求。联系到马斯诺（A.H.Maslow）需求层次理论，这是人类生存的最低层次却也是第一位的需要，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结合图3各国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比较，我们能发现，美国和日本公众对医学新进展的感兴趣程度远高于科学发现和新技术应用。我国公众对医学新进展感兴趣的程度却较低。而实际上，我国公众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却达到了75%。这表明，我国公众感兴趣的是日常意义上与健康相关的信息，而对于当代医学科学前沿高深复杂的进展在目前阶段还不那么在意。

结合图1的调查结果来看，对于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概念，我国公众能很好地理解，如题2、3、11、14。但对于远离日常生活、较多涉及到学院科学原理、与现代高科技原理相关、需要阅读较多书籍和报刊等才能了解的问题，我国公众能答对的比例就较低，如题5、6、7、8等，并且对某些问题的理解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题1、13、15。

可见，我国公众有所诉求且能理解的科学是与生活密切联系的。当然，这种基本需求会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转变而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但归根结底仍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2．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

人类理性被划分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0]。简言之，就是人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运用手段的价值取向观念。

这里所指的生活科学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并不意指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而忽视价值理性，而是指从现阶段来看，工具理性在我国公众的认知和理解中的凸显。结合公民科学素质的表征来看，这种工具理性是一种朴素的关注适用性与有效性的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如何改变生活环境等的直接效应。事实上，就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目标来说，从早期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现阶段的“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都深深地体现着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

200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最感兴趣的信息是致富信息，其次为健康与卫生保健信息，再次为教育信息。很显然，这三类信息都是能带给公众可见的物质性成果的有用信息。它们既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联系，又承载着关注实用的工具理性。

并且，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科学健身”、“科学养生”、“科学饮食”等说法。这里的“科学”，实际上是“科学地（的）”的含义，是一种建立在朴素的功利性基础上要求实践能取得实效的“科学的”方法。“科学”在这个意义上与“有效地（的）”、“合理地（的）”等同，即，“科学健身”亦指“合理地健身”、“有效地健身”。这也是生活科学在我国公众意识中的一种实用工具性表现。

3．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

相对于广泛受到尊重的科学理性原则来说，生活科学突出的是一种基于感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建立在直观的、易感知的乃至简便的基础之上。

2003年的调查显示我国公民对科学术语的了解程度达到12.5%，对科学观点的理解达到30%，对科学方法的理解达到8%，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达到46.7%。四个数据显示了我国公众对科学认知的层次性，对于能通过直观判断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有较好的理解，但是深入到结合理性要素的科学术语及科学观点层次理解程度则较低，特别是在涉及科学认识的严格操作程序——科学方法上，表现出更低的理解能力。并且，在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上，关于对比试验的理解比例远低于概率问题（如图2所示），这是意味深长、值得深思的。

同样，在获取信息的途径上，公众也表现出这样的特性。在我国，电视是公众获取信息

[12]的首位渠道，且比例远高于美国和欧盟，其后依次为报纸、广播和亲友，因特网这一新兴渠道在我国的比重则非常之低（如图4所示）。除了与我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及科学普及程度相关之外，公众很有可能出于将电视、报纸、广播和亲友作为低操作难度和易接受的直观简便的信息来源的考虑。

100806040200电视中国美国（2）美国（1）日本欧盟936449160.3报纸70416700图书16242130杂志278163520.1广播323027.3亲友2913200培训220000因特网64491216.7音像制品2.6040其他48510

图4 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渠道的国际比较（%）

注：“0”代表“—”，中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在渠道调查中为多选题，因此数据总和大于100%。美国为单选题。欧盟杂志选项为科学期刊。美国（1）指公众获得一般科学技术信息渠道的比例，美国（2）指获得详细的科学技术信息渠道（即获得进一步的科技信息倾向于采取的方式）的比例。美国的数据可以进一步从SEI，Chapter7-34获得，百分比合计不足100%是由于回答“不知道”的未列出。欧盟的信息渠道来源选项为：TV（60.3%）、新闻报道（press，37%）、广播（radio，27.3%）、学校（22.3%）、科学杂志（20.1%）、因特网（16.7%），欧盟的原始数据来源见eurobarometer-154-2001年，p13。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小组：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34

4．与社会知识紧密结合

这里所说的社会知识，是指人类的社会生活所涉及到的知识。社会作为许多个人的结合体，较多地涉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遵守的共同规范或道德行为，因而社会知识可能更多地集中于人的主观世界及群体层次的知识，例如经济的、法律的、心理的、人类的、社会的、政治的等等方面的知识。如果一定要从学科分类上来说的话，那么更可能更偏重于社会和人文科学知识，而非自然科学知识。

例如，一个人可以不知道某种药物的自然机理，但是，以一种心理学上的“趋同效益”就可以进行决策去购买药物。或者，换一种说法，公众可以不去深究某种事物或事件深层次的有关自然科学的原理知识，而只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知识或方法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这种途径往往要直接简单且易行得多。

再如，以一些学者社区科普调研中提到的“心理科普”为例。所谓“心理科普”，是指针对社区中的弱势人群，如老年人、单亲母亲或者失业人员等所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必要的指导，帮助他们战胜心理问题重拾生活的信心

[12]

。这种典型的围绕社会知识进行普及的例子，目的在于让公众在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和生活。

时下我们经常听说“科学地填报高考志愿”，这里的“科学地”除了指填报志愿时需要遵循程序规范之外，更多的是指参考以往的报考和录取情况、目前的整体状况、他人的经验、社会的评论等等各方面的知识来进行决策。这是公众在处理日常性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注重参考社会知识的经常性的表现。

5．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

一般地，文化分为物质、制度以及精神三个层面。除了对我国现实的物质水平的影响之外，我国的传统文化从制度和精神层面特别是精神层面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生活科学”观念的形成。

文化的制度和精神层面主要指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规范、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人文精神被认为是其灵魂之所在[13]，人文精神所推崇的个人修养、伦理纲常、社会秩序之中，存在着近代科学所倡导的理性批判、严格逻辑、数学方法、实验手段等科学精神基本要素的相对缺失，从而影响了我国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认识现状的形成。具体分析如下。

我国公众对科学观点的理解中第2题与第10题的高正确回答率所形成的反差（见图1分析），联系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可以有很好的解释。对第二题而言，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孔子无法回答“小儿辨日”的著名故事广为人知。或者，联系到中国的现代文化，“太阳”蕴含的解放、光明、孕育大地万物的意思，数十年来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被赋予了特殊政治含义，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第10题来说，中国文化传统中无神论占主导地位，中国公众很可能更容易接受生物进化论而不是神创论的思想

[14]。

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上，也能探察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具象思维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古代以来的中医、养生之中。具象思维有别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它是指以物象为媒介的思维活动，物象即感官对于事务形象的具体感知，也就是感知觉[15]。这种认知事物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对方法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我国公众更易于理解概率问题而不是对比试验。

从公众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这一维度上，更是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巫文化盛行，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当从巫文化开始”，而巫文化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渗透进一步导致其传播和扩散，从而促使了我国迷信形式的多样化发展。这是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第三个维度题项设计的直接原因，也是我国公众迷信程度较高的原因。

三、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学院科学与后学院科学、生活科学的结合 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引发了我们对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以及生活科学三者关系的思考。同时，也引发了如何进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思考，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如何进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思考。

英国学者贝尔纳曾在其巨著《历史上的科学》中指出：“科学可作为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要素以及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与人类的诸形态的最强大势力之一。”[17]这一概括，实际上包含了我们现今所称的“学院科学”（亦称学术科学）和“后学院科学”（亦称后学术科学）两种建制。学院科学，“是科学最纯粹形式的原型”，科学家出于好奇心、“为了追求真理和人类利益而相互信任地一起工作”，“为知识而知识”。学院科学处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核心，从事这类科学的人多是处于大学、研究中心等学院机构中的科学家们。他们远离世俗利益，享有充分的自主性，遵循一套不成文的规范自行运作。这套规范也就是默顿所概括的科学精神气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独创性（originality）和有条理的怀疑精神（organized skepticism），简记为UCDOS。

齐曼则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发生着“一场悄然的革命”，他将这种转变后的新的科学社会建制概括为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后学院时期，科学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日趋复杂，科学知识的生产日益同国家、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由此后学院科学也

[16]被称为产业科学。在这种新型科学建制中，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发生了转变，齐曼将其概括为所有者所有的（proprietary）、局部的（即地方性的，local）、权威管理的（authoritarian）、被定向的（commissioned）、作为专家的（expert），简记为PLACE[18]。

而生活科学，则是基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需要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诉求、理解、获取以及运用的过程。这种知识可能是来自学院科学或者后学院科学已成体系的识见（sense），更可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感性的直观的有用的但是还未进入到体系层次的常识（common sense），即经验性的认知。如前所述，生活科学所表现出的特征为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basic living demand）、将实用和工具性置于优先位置（instrumental and practical result）、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sensibility and perception）、与社会知识密切联系（social knowledge）、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cultural tradition）。类似地，我们在此简记为BISSC。

如果将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以及生活科学的对象及目标进行对应的话，可以认为，学院科学对应着客观世界，独立于利益或效应，以追求学术上的建树（for learning）为旨趣；后学院科学（产业科学）对应着现实世界，与产业和经济紧密结合，以追求财富（for wealthy）为目标；生活科学则对应着生活世界，出于实用和有效性的考虑，谋求生存的福祉（for well-being）。

事实上，从科学走入生活、关注生活，到形成专门的“生活科学”，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众多的“生活与科学”这样的媒体栏目，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科学研究中心”，我们还看到了，也许，正是受我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影响，台湾“国立空中大学”（national open university）“生活科学系”的设立体现的是：生活科学正在进入教育体制的建设中[19]。

并且，从学理上讲，学院科学的UCDOS或后学院科学的PLACE，都只是对科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的概括，并未回答科学的来源。贝尔纳紧接着的上一句的话对此给出了启示，他指出：“在以上所列各形象中，科学作为建制和作为生产要素的二种形象，几乎是专属于现代的。科学方法以及它对于信仰的影响，最少已见于希腊时代。至于知识传统则是由父母传给子女，由师傅传给徒弟，这就成为科学的真正根源。知识传统自从人类史的最早时候起，远在科学够得上称为建制，或脱离常识和传说演变成为一种方法以前，早就存在了。”[17]

也就是说，远在科学建制化之前，科学就已经在孕育之中了，而孕育它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常识，即“生活科学”所蕴含的内容。在此我们注意到，所谓的“生活科学”，已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状态的概括，也是对于科学基本来源的一种探索。换言之，生活科学既联系着现实的直接的感受，又蕴含着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的追问。

爱因斯坦指出，科学“只不过是我们的日常思维的精致化”，也就是说，科学起源于对常识的批判和提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珊·哈克提出的批判常识主义（critical common-sensism）指出：从本质上说，科学的证据类似于与日常的经验判断相关的证据，科学调查和最平常的日常经验调查是相通相连的；并且，科学使得日常探究的那些程序得到强化和精致化，例如汽车技工、水暖工、厨师以及科学家，都使试验得到控制，但是，科学已经提炼和发展出更为复杂精妙的试验控制技术。

相对于常识来说，科学知识具有更强的系统性。常识是零散的、零乱的，首尾可能不一致的；而科学知识则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系统化的、内部是逻辑自洽的。可以认为，消除常识的不自洽和整合其零散性的活动推动了科学的产生和进步，由此科学完成了从常识到知识的提升。或者，换一种说法，基于常识，以科学的方法如推理、论证、解释等对其进行甄别、提炼、存真祛伪，逐渐达到理论的程度，是完成从常识到知识提升的有效途径。并且，常识是动态变化的，也是可错的，在进化的过程中达到更深刻的真理性认识，这是科学得以

[21]

[20]形成的过程。

在此意义上，从常识到知识，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从生活科学到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结合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就是对科学的认识、理解及运用水平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注重这一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立足现实并关注前沿，注重常识并结合学术，是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高的一条有效途径。

从当前的发达国家来看，美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2061计划”，其立足点就是中小学的科学素质教育。《科学素养的基准》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提出的科学素质目标转化为具体的学习目标，并直接影响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的制定。加拿大“国家K-12科学学习成果共同框架”也是以科学教育作为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主要方法。强调学院科学的正规教育作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主渠道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认同，尤其在发达国家已展开了有力的实践。

但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以正规教育为主渠道传播已成体系的“学院科学”知识的同时，以非正规教育渠道传播“生活科学”知识显得尤有必要。因为，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与现实需求相关的知识的实际应用及其影响后果，而非晦涩难懂、远离人们现实生活的尖端科技和知识本身。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大众基础科学》强调了包括特定科学原理和事实所要求的知识、科学方法的内在化应用，以及继续学习所要求的能力[22]。并主要是通过解决五大类与公众生活和工作关系密切的问题——健康及其相关问题、环境及其相关问题、测量及其它多种问题、农业科学与技术、用于城市和城市化人口的技术——来体现的。印度的这一标准是从最低限度的要求进行讨论的，认为每个公民都需要具备最低限度的、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对科学方法有操作性、实践性的熟悉和理解。这些，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科学”知识。

可见，对于我国来说，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既需要重视“学院科学”的深刻性，更要结合现实及生活所需要的“后学院科学”和“生活科学”来进行，从而全面地而有效地引导公众理解科学、运用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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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8年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总结【篇三】

2018年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工作总结【篇三】

2018年**乡科协工作在乡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科协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积极推进自主创新，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认真学习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重点围绕农村科普“三个一”工程建设，积极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踊跃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年来，我们主要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一、认真学习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为全面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加强对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以乡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农技站、中心学校和卫生院等相关人员组成的**乡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乡科协积极参与方案制定，主动协作搞好服务，带头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加强科普工作，助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多方发动社会力量，打造社会大科普工作格局。

二、村级“一站一栏一员”建设取得新进展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科普宣传，加大科普宣传效果，长期建立科普宣传阵地，自去年开始，多方筹资金，在各村建设统一标准的科普宣传栏。

三、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办出特色成效

我乡依托县农业局，结合本乡实际，抓好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工作，着力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今年累计举办科学技术培训3期，受益人数达100多人次，在全乡范围内形成了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努力提高企业的科技含量，提高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促进经济发展。

四、科普惠农兴村活动扎实推进。

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实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我乡农村科普工作的开展，通过大力的宣传和培训，努力创造条件，在全乡掀起争先创优的热潮。我们还利用科技活动周和科普日极积宣传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组织科技专家进行科技咨询和各类实用技术培训，开展科普进校园、进乡村等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一年来，乡科协围绕省、市、县的工作步署，开展了一列系积极有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有：公众对科普工作的认识不足，自觉参与科普活动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农村科普网络不健全，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较慢;对各级学会、协会组织指导不够;青少年科技活动开展较少;这些都有待我们在今后工作中加以解决。

五、下一年的工作计划

2019年科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党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的职责，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计划明年主要抓下面几项工作：

(一)加强科普设施建设，促使科普工作上台阶

1、继续抓好村级科普“一站、一栏、一员”建设。同时对已建科普宣传栏的村级科普活动站进行充实完善。

2、建立农民科技培训中心。购置投影等培训设备，提高培训效果和培训水平。

(二)重视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加强教学基地建设

全年计划举办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班，并聘请各类科技专家深入农村，为农民和企业进行技术指导，为他们排忧解难，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三)积极筹备认真组织，做好2018年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普日工作

1、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积极投身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普日活动中，营造科普宣传的社会氛围。

2、在科技活动周期间，积极与县农业局联系，利用科技三下乡对全乡的种植、养殖户进行科普宣传和科普教育。并在中心小学掀起学科学、用科学、宣传科学的末成年人科学普用宣传热潮。

第五篇：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分析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分析

张义忠 汤书昆

[摘 要]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利益的复杂性与根本性离不开法律体系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 战略和“依法治国” 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其中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得以初步建立，并初步形成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关键词] 公民 素质 科学素质 法律保障体系

Abstract：In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itizens，the complexity and fundamentality of the Interest can hardly work without the law guarantee system.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Develop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and the basic strategy of“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have advanc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law system.This system includes the legal system about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itizens and it has been initially established.Consequently，the law guarantee system of construct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itizens has begun to take shape.Keywords：citizen；literacy；knowledge；the scientific literacy；the law guarantee system

一、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是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重要保障条件

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把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作为四个主要目标之一。可见，广大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是小康社会达到更高水平的重要标志。2005年国务院颁行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从方针、目标到部署，全方位地为我们描绘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蓝图。而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广大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作为基础和支撑，需要有效克服公民科学素质低下的瓶颈制约，需要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把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只有提高广大公民的科学素质，才能培养出包括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在内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素质，才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肩负起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这表明，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综合竞争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长期重大战略举措。正因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推进这项工作的有效展开就需要稳定的、健全的和强有力法律保障体系。

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利益的复杂性与根本性离不开法律保障体系

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发展使得知识资源的享有和利用与个人、企业、行业和组织的利益呈现出高度的关联性，也使得知识资源的传播与利用中利益关系日渐复杂。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必须更多依靠科学知识创新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作为关键的资源日益成为个人、企业、行业间竞争的焦点，企业、产业和区域间依靠知识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态势越来越明显，集成知识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节奏越来越快，推动着国内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在这种重大的利益格局变化与调整中，知识学习、知识的整合与利用、知识创新所产生的利益分化、利益整合与利益冲突等利益关系也使得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利益的复杂性与根本性日渐彰显。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增进来说，科学素质是知识社会中个人素质的核心，是每位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提高公民个人科学素质，不仅能满足公民自身发展的需要，提高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也能在现代生活空间和社会环境高度知识化和技术化的情况下，促进公民掌握先进科技方法和技能，提高识别和抵制愚昧迷信、伪科学的能力；还能提升精神境界，自觉承担公民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国家前途和社会发展更好地融合起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增进公民个人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对企业来说，职工科学素质的高低不仅关乎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关乎企业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对国家来说，公民科学素质的高低直接关乎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也关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利益的复杂性与根本性，要求构建相应的法律体系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对于不同主体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加以具体、明晰，以有效地形成一种长效的、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法律保障机制。

三、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科教兴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其中与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得以初步建立，并初步形成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一）宪法保障基础初步确立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我国宪法的规定来看，宪法至上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法律体系中，宪法高于一切法律和法规，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另一方面，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宪法高于一切组织和个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违反宪法。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国家在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方面的义务。一是明确了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义务。明确提出，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二是明确了国家发展科学事业的义务。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三是明确了国家发展文化事业的义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四是明确了国家培养专业人才的义务。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五是明确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六是明确了公民开展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所有上述规定不仅为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设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保障，也为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设供了基本指导思想和立法依据，进而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及宪法保障基础。

（二）《科普法》保障基础初步奠定

科普法的颁布实施，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与测评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和保障。2002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明确将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立法宗旨，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及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作为国家的一项长期任务。明确规定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在科普方面的职责，明确提出了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规定了社会各界的责任。同时也明确规定，公民有参与科普活动的权利。国家保护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鼓励科普组织和科普工作者自主开展科普活动，依法兴办科普事业。《科普法》还规定了科普事业的保障措施，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科普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入水平，保障科普工作顺利开展。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科普工作。《科普法》还规定，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国土资源、体育、气象、地震、文物、旅游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结合各自的工作开展科普活动。

可见，《科普法》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作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同时规定了科普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和相关行业与部门的实施机制。这也为相关行业和部门开展相应的科学素质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坚实的法律保障。

（三）教育法律体系保障日渐完善

为了有效动员一切社会教育资源提高公民的科学素质，国家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法律，如《教师法》（1994）、《教育法》（1995）、《职业教育法》（1996）、《高等教育法》（1999）、《国防教育法》（2001）、《民办教育促进法》（2003）和《义务教育法》（2006）。这些教育法律制度都毫无例外地将公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作为国家的重要义务，将实施素质教育作为各类教育机构的主要义务，并规定要有专门的机构督促、评估。如《职业教育法》明确将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立法宗旨，规定实施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适应农村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统筹发展的需要，举办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开展实用技术的培训，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与企业密切联系，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

（四）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形成

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为了有效地保护一些特殊人群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国家基本建立了特定人群合法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对相应人群的科学素质建设做出明确规定的主要有：《残疾人保障法》（199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母婴保健法》（1995）、《老年人权益保障法》（1996）、《执业医师法》（1999）、《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农业法》（2003）、《未成年人保护法》（2007）。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规定了国家保护特殊人群接受教育、培训，提高素质的权利，其中这些人群科学素质的提高是一项重要内容。如《农业法》明确将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作为立法宗旨，规定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增加农业科技经费和农业教育经费。国家鼓励、吸引企业等社会力量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依法举办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国家采取措施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支持农民举办各种科技组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农民绿色证书培训和其他就业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

（五）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保障正在形成

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过程中，为了保护环境，合理利用与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人与资源、人与环境关系的协调，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其中对公众科学素质建设做出明确规定的主要有《环境保护法》（1989）、《水土保持法》（1991）、《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节约能源法》（1998）、《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清洁生产促进法》（2003）、《草原法》（2003）、《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5）和《可再生能源法》（2005）。如《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有关清洁生产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国际合作，组织宣传、普及清洁生产知识，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清洁生产的宣传、教育、推广、实施及监督。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经济贸易、环境保护、计划、科学技术、农业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和支持建立清洁生产信息系统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向社会提供有关清洁生产方法和技术、可再生利用的废物供求以及清洁生产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和服务。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发布清洁生产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导向目录。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农业、建设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有关行业或者地区的清洁生产指南和技术手册，指导实施清洁生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和支持清洁生产技术和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的研究、开发以及清洁生产技术的示范和推广工作。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清洁生产技术和管理课程纳入有关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清洁生产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国家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公众的清洁生产意识，培养清洁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等单位和有关社会团体，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做好清洁生产宣传工作。

（六）自然灾害与社会问题防治法律体系保障基础逐步完善

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在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为了依法有效地对一些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问题进行预防与治理，提高公众相应的科学素质，并提供相应的制度化的保障机制，我国先后制定了多部自然灾害与社会问题防治的专门法律，其中对公众科学素质建设有明确规定的有《防震减灾法》（1998）、《消防法》（1998）、《防洪法》（1998）、《防沙治沙法》（2002）、《职业病防治法》（2002）、《安全生产法》（2002）、《道路交通安全法》（2004）、《传染病防治法》（2004）和《就业促进法》（2007）。如《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障的权利，并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知识的宣传，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依法设立的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服务的中介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执业准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技术服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必须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从业人员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掌握本职工作所需的安全生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七）科技传播法律体系保障基础初步建立

在科技传播中，公众科学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传播效果与质量，因而，公众科学素质的建设也就成了各类科技传播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先后制定一系列促进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推进科技传播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科技传播法律体系。其中对公共科学素质建设有规定的主要有《科学技术进步法》（1993）、《农业技术推广法》（1993）、《合同法——技术合同》（1999）、《农业机械化促进法》（2004）。如《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国家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鼓励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参与和支持科学技术进步活动。同时还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农村群众性科学技术组织的发展，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各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综合配套的社会化科学技术服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工作者有依法创办或者参加科学技术社会团体的权利。科学技术社会团体应当在推进学科建设、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专门人才、开展咨询服务、促进学术交流、维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些规定就为科技进步中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及相应的实施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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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忠，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法和知识管理；Email：zhyzh@hqu.edu.cn 汤书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传媒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