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哈耶克_《致命的自负》有感

第一篇：读哈耶克_《致命的自负》有感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勉强看完《致命的自负》，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晦涩，不知识这是因为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所致，还是自己的功底实在浅薄。于是谈到读后感就不知该从何说起，有些不知所措。即使略有感悟，也觉得难免主观臆断，误解了哈耶克的思想，只能说明我的阅读水平有限，此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太过匮乏，但愿下次再读之时能有不一样的感受。于是错误及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老师能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

哈耶克(1899-1992)，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先后获维也纳大学法学和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先后任维也纳大学讲师、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等。

哈耶克早期以研究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成名，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他把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的出现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哈耶克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计划经济，他还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社会改良措施。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学术界有重要影响。著有《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资本纯理论》、《通向奴役的道路》等。

近代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极大的崇拜“理性”。科学尽管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也隐藏着一个陷阱：人类对自身拥有完全理性能力的幻觉。这就是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在他看来，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的动机有多么高尚，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自负上。

哈耶克所处的时代，社会改革的时尚是社会主义的取向，哈耶克声明他同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像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意识形态或价值选择的对立，而是基于事实判断上的不同——“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设定的目标在道德上是否可取，而是用它所主张的办法是否能够达到目标”。哈耶克本人着重强调了这点，于此我们可以粗略的认定哈耶克只是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上看待社会主义，而不是以一个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来仇视社会主义，他是以一种客观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及其政治载体（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对于我们这个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坚信社会主义的国民需站在一个学术的角度看待哈耶克的观点和见解，与哈耶克一样不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评判，我的感受之一就是在看哈耶克的书时不能带有有色的眼光，在理解和作出判断前需站在历史的客观维度，这样才能正确的理解哈耶克的观点，得出理性的结论。

扩展秩序

在《致命的自负》，围绕“延续秩序”这个中心概念展开。在谈到社会主义时，出现频率很高并极为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扩展秩序”，在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中，“扩展秩序”处于一个根基的地位。哈耶克的定义为：“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

很明显，扩展秩序首先是一种秩序，一种规则。是“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则。而且，这不是一种在某个特殊领域发生作用的规则，而是决定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和维持、发展的基本规律。作为一种秩序，首先，它是“自发”的，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其次，它是不断“扩展”的。这两种性质就决定了在扩展秩序的产生、发生作用过程中，与本能和理性这两种人类的基本行为动力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既然这种秩序是自发的、逐渐演化出的行为规则，就不允许任何人为的干扰和介入，而社会主义的基本手段和方式就是以理想化的规划来人为的改变社会规则和活动方式，是以人类的设计和意图来理想的改造社会。这是严重的破坏“扩展秩序”的行为，而破坏扩展秩序的后果就是人类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受到阻力或出现后退。而且这种秩序的产生和发展涉及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持续进步，于是坚持这种“扩展秩序”意义尤为重大。于是社会主义的第一大严重错误就是违背了“扩展秩序”的产生、发展，于是注定社会主义不会取得成功。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有以下谬误

1、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反对私有财产。哈耶克认为私有财产是扩展秩序形成的基础，因为只有在财产私有的情况下，不同的个体才可

能拥有各种生产工具的支配权和目标选择的自由权，这样才可能形成扩展秩序。如果按社会主义所构想的，不允许私有财产的存在，那么扩展秩序就会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社会文明的倒退甚至毁灭。

中国现在也在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极建社和完善设市场经济，除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外积极进行私有化，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从建国初期以来，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鼓励和帮助民营企业和个体产业，实际上就是鼓励私有制的发展和壮大，就中国的历史实际和历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结局来说，哈耶克的观点是正确的，起码私有制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鼓励私有制才能是国民经济积极发展。

2、社会主义提倡平均主义，反对人与人之间有财产上的差异。哈耶克看来，文明不但是进化的产物，也是一个过程，通过建立起普遍规则和个人自由的架构，它会让自己继续进化。这种进化不能用人们的需要加以支配。而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无视与此，对于运气和个人能力所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也就违背了扩展秩序的要求。

在我国建国初期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村大搞公社经济，所有的收入归公社所有，社员的消费也是大锅饭的形式，严重的打击了人民创造的积极性。其实财产的差异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持续奋斗的动力，人们为了与他人财产的差异才会激发出创造力，如果一味的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人为的压制和打压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就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3、社会主义赞成对经济进行集中计划和控制。哈耶克认为：一方面，由于我们生产规模巨大，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人们在这种计划中所能够动用的资源总和，因此不可能对这些资源进行集中控制；另一方面，集中的计划不可能认识到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复杂多样的信息和行为目标，它只有可能会限制大多数目标的达成。因而社会主义妄图从经济行为目标上加以统一的计划经济，违反了扩展秩序。只有市场这种搜集信息的制度，使我们可以利用分散而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由此形成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使整体社会的行为收益大于所有个体的行为收益之和。

计划经济在国家建设初期有其强大的作用，可以集中力量迅速建设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积累起巨大的社会基础产业。但在国民经济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时，它的弊端就暴漏出来了。就如哈耶克所言，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计算出在计划中所需的资源总和和所能动用的资源总和，也预料不到整个经济活动中的复杂多变的信息和行为目标。就如我国建国初期，由于这种误区的存在，产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以至于长期以来甚至国民的温饱问题都一直得不到解决，而且经济缺乏活力，以人为的方式搜集信息的弊端得到了最好的应证。

总结

资本主义不是万能的，哈耶克的思想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灾难和难题。我们就要面对哈耶克，是因为他的思想不是空想，是实实在在的实际，空想的共产主义可以作为我们代代奋斗的目标，但不能给我们带来我们现在想要的理想生活。资本主义的确让遵循着这种规则的人们享受着更好的生活，而我们也需要过上这种生活，才可能去追求更高尚。更美好的共产主义。我们也强调，共产主义是基于社会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路漫漫而修远兮。于是，哪怕资本主义是一条漫长且凶险道路，但却是我们现在的路，而且是如今唯一可行的最好的路。

第二篇：读哈耶克《致命的自负》有感

读《致命的自负》有感

看了几天《致命的自负》，但还有几章没看完，因为这本书了有很多思想理论之前都没接触过，理解起来挺难的。《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被学者们认为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致命的自负》这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哈耶克对自己毕生所反对“极权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的总结。本书集中体现了哈耶克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主题，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一种谬误”。刚开始的时候认为哈耶克所批评的社会主义和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一致的，后来慢慢看下去加上有看一些书评才发现哈耶克所批判的“社会主义”与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

哈耶克的所谓“极权社会主义”应该是指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与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利益自觉的基础上，前者的合法性则立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状的“彼岸”的向往。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它的对立物——欧洲资本主义一样，被韦伯定义为“理性社会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构成一对政治范畴。因此，哈耶克的矛头所向应该是指韦伯等代表人物鼓吹的西方国家中的多数“左派”政党所吹捧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

哈耶克一生都在鼓吹自由经济，极力反对计划经济。哈耶克极力推崇与捍卫自由市场经济，并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时用有

力的论证赢得信任。市场经济固然有其好处，但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物质不平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及资源浪费、人的技能天赋的不能充分发挥等等，表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有其客观存在的理由的。然而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哈耶克在许多方面对现代市场文明的运行原理目光锐利且直言不讳。针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官僚制度对自由的威胁，他把如何使有益于人类的知识得到开发利用，视为判断社会秩序有利与否的重要甚至是惟一重要的标准，这也是他为经济学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本书中多次提到“扩展秩序”，但对此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就像许多执意要把自己的信念或逻辑贯彻到底的思想家一样，哈耶克关于扩展秩序的社会理论带给人们的感觉也是复杂的。他毕生极力鼓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捍卫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将之称之为“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他认为这种“扩展秩序”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只能是在无人能知其后果的情况下，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发进化而形成的。它不是某个主体的自觉设计的结果。由此推之，它因而更不能靠外部力量强加和推动，一个国家选择何种“秩序”是其内部因素自主自发地发展的结果。

对《致命的自负》的理解很大一部分是得益于导言中的解析，在阅读的过程中有种找不着边际的感觉。

第三篇：致命的自负读书笔记

致命的自负

1、我的工作起点，完全可以用休谟的一个见解来表示，即“道德准则……并非我们理性的结果”（《人性论》，1739／1886：Ⅱ：235）。这一见解将在本书中起关键作用，因为它构成了本书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即我们的道德观念如何出现和如何才能出现，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意味着什么。

2、既然进化论在本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应当指出，近年来在导致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成长和作用（波普尔，1934／1959）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自发秩序（哈耶克，1964，1973，1976，1979）方面令人鼓舞的进展之一，是进化论的认识论的发展（坎贝尔，1977，1987；拉德尼茨基和巴特利，1987），这是一种把理性及其产物理解成进化过程的知识理论。我在本书中还谈到了一些相关问题，它们虽然极其重要，但基本上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3、在早期思想家看来，人类活动存在着一种超出有条理的头脑的想像范围的秩序，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甚至亚里士多德这位相对而言较晚近的人物，也相信人类之间的秩序只能扩展到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之内（《伦理学》，IX，x），因此一个拥有10万人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然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在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亚里士多德虽然作为一个科学家成就斐然，当他把人类秩序局限在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时，他的言论所依据的却是自己的本能，而不是他的观察和思考。

这种念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前很久便已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本能，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或成员而产生的。这些本能适用于流动的小部落或群体的生活，人类及其前辈就是在这些群体中演化了数十万年，形成了人类基本的生物学构造。这些由遗传而得到继承的本能，主导着一个群体内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必然范围狭小，仅限于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同胞之间的交往。这些原始人受眼前的共同目标支配，对他们环境中的危险和机会——主要是食物来源和藏身之地——有着相似的感受。他们不但能够听到自己的传令官，他们通常还认识他这个人。

虽然更为丰富的阅历会使这些群体中一些较年长者取得一定的权威，但主要是共同的目标和感受支配着其成员的活动。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本能，对这些协作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本能适用于自己团体中的成员，却不适用于外人。因此这些小团体中的成员只能以如下方式生存：孤立的人不久就会成为死人。可见霍布斯讲述的原始人的个人主义，纯属无稽之谈。野蛮人并不是孤立的人，他的本能是集体主义的。根本就不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4、曼德维尔认为“把我们变成社会动物的伟大原理，支撑着生活的一切生意和行业的牢固基础，无一例外全是罪恶”（1715／1924），这让他的同代人义愤填膺，他的确切意思是，扩展秩序中的规则与把小团体结合在一起的本能直觉是相互冲突的。

一旦我们不把道德规则视为内在本能，而是把它视为通过学习得到的传统，它们与我们一般所说的感情、情感或感觉之间的关系，便会引起各种有趣的问题。例如，虽然道德规则是通过学习得到的，但它未必总是会像明确的规则那样发挥作用，它可以像本能一样，也表现为对某些行为模糊的厌恶或不快。这种感觉经常告诉我们如何对内在的本能冲动做出选择。

有人也许会问，对本能的要求施加的限制，如何能对更多成员的行为进行协调呢？举例来说，不断地服从像对待自己的邻人那样对待一切人这种要求，会使扩展秩序的发展受到阻碍。因为如今生活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人取得利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互以邻居相待，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采用了扩展秩序的规则，譬如有关分立的财产和契约的规则，代替了那些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的规则。人人待人如待己的秩序，会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让很少人有所收获和人丁兴旺的秩序。这样说吧，如果对媒体轰炸向我们发出的一切爱心呼吁全都做出反应，就会造成沉重的费用，使我们无法再去做那些我们最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并且很可能

会使我们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或有关特定需要之相对重要性的特殊立场的工具。这不会给我们有着合理关切的那些不幸提供正确的改进之道。同理，要想让统一的抽象规则适用于一切人的关系，让它超越各种界线，甚至国家间的界线，则必须扼制对外人本能的进攻性。因此，为了形成超越个人的合作模式或系统，要求每个人改变他们对他人的“出于天性的”或“本能的”反应，而这是件受到强烈抵抗的事情。这种与天生的本能，即曼德维尔所说的“私心之恶”的冲突，可以变为“公益”；人们为了使扩展秩序得到发展，必须限制某些“善良的”本能，这就是后来又变成冲突来源的结论。例如，卢梭是站在“天性”一边的，虽然他的同代人休谟明确说过，“如此高贵的情感（譬如乐善好施），就像与此几乎完全相反的事情即非常狭隘的私心一样，并没有让人们适应大社会”（1739／1886：Ⅱ，270）。

必须一再强调的是，人们痛恨对小团体中的习惯做法的限制。因为我们就会知道，遵守限制的个人，虽然他的生活要取决这些限制，但是他并不理解，一般说来也无法理解，它们如何发挥作用或如何造福于他。他知道许许多多他认为自己需要的东西，却不允许他去拿到它们，他搞不清楚，他所处的环境中另一些有利的特点，为何取决于他必须服从的纪律——禁止他僭取这些同样有吸引力的东西的纪律。我们非常不喜欢这些限制，但很难说我们能够选择它们，倒不如说是这些限制选择了我们：它们使我们得以生存。

5、亚当·斯密首先领悟到，我们碰巧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它处在我们的知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他的“看不见的手”，大概最好应当被说成是一种看不见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了解、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的设想的环境引导下——譬如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去做某些事情。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既不了解我们所满足的那些需求，也不了解我们所获得的物品的来源。我们所服务的人，我们几乎全不认识，甚至我们不在乎他们的生存。同时我们的生活，也要依靠不断接受另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所提供的服务。这些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不过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架构——经济的、法律的和道德的——之中，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制定、从我们了解自己制造的东西的功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为规则，使自己适应了这个架构。

6、这种念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前很久便已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本能，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或成员而产生的。这些本能适用于流动的小部落或群体的生活，人类及其前辈就是在这些群体中演化了数十万年，形成了人类基本的生物学构造。这些由遗传而得到继承的本能，主导着一个群体内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必然范围狭小，仅限于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同胞之间的交往。这些原始人受眼前的共同目标支配，对他们环境中的危险和机会——主要是食物来源和藏身之地——有着相似的感受。他们不但能够听到自己的传令官，他们通常还认识他这个人。

7、不但进化的观念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要早于自然科学，我甚至打算证明，达尔文是从经济学那儿得到了进化的基本观念。我们从他的笔记中可知，达尔文在1838年构筑自己的理论时，正在读亚当·斯密（见补论A）。无论如何，早于达尔文的著作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就已有人在研究高度复杂的自发秩序通过进化过程而出现的现象。虽然像“遗传”和“遗传学”这样的词汇，如今已经成为生物学中的专业术语，然而甚至它们也不是由生物学家发明的。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说过遗传发展的人，是德国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赫尔德。我们在维兰德和洪堡那儿再次看到了这个词。由此可见，现代生物学是从更为久远的文化研究那儿借来了进化的概念。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情，但它也几乎总是被人们忘掉。

8、卡尔·波普尔曾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做了有力的驳斥（1945，1957）。

第二章 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

谁都无权既攻击分立的财产又自称看重文明。这两种现象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

——亨利·梅因

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财产，和人类的生计是不可分的。

——卡尔·门格尔

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性情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公正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

——艾德蒙·柏克

1、自由和扩展秩序

（1）、就我们所知，地中海地区是最早承认个人有权支配得到认可的私人领域的地方，这使个人能够在不同团体之间发展出密集的商业关系网。这个网络的运行独立于地方头领的观点和愿望，因为当时对那些航海商人的活动，很难进行集中管理。如果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声望极高的权威人士（一个肯定并不偏爱市场秩序的人）所做的说明，那么“希腊-罗马的世界从本质上说显然是个私人所有权的世界，从几亩耕地到罗马贵族和皇帝的巨大领地莫不如此，也是个私人贸易和制造业的世界”（芬利，1973：29）。

其实，这种助长了私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只有在我愿意称之为分立的财产基础上才能够形成，这是梅因对通常称为私有财产的更为准确的用语。

（2）、也不应当认为部落是文化进化的起点。其实它们是这种进化最早的产物。这些“最早的”紧密群体，和另一些他们不一定熟悉的个人和群体，有着共同的祖先和行为方式（下面一章将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很难说部落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共同传统的维护者，或者文化的进化始于何时。但是，不管多么缓慢以及受着怎样的阻碍，有秩序的合作毕竟在不断扩展，普遍的、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

2、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

（1）似乎也是希腊人，尤其是持世界主义观念的斯多噶派哲学家，首先表述了后来罗马人在其帝国全境加以普及的道德传统。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受到过严重的抵制，并且还会一再有这样的遭遇。在古希腊，当然主要是斯巴达人，即那些最强烈反对商业革命的人，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盗。。。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我们便可发现一种向往恢复斯巴达行为方式的怀乡病，这种怀恋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对受全权政府主宰的微观秩序的渴望。

（2）不错，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巨大商业社会，一度需要依靠罗马人的保护以防备掠夺者，那时的罗马人，如西塞罗所言（《论共和》，2，7－10），仍然具有较多的尚武精神，能够通过征服最发达的商业中心科林斯和迦太基——它们因为“贪婪的生意和航行”而失去军事威力——而控制这个地区。不过在共和国时代的最后年代和帝国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一个私法楷模。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业的自由之后，这种最早出现的扩展秩序才开始衰落并最终崩溃。这个过程一再出现：文明可以扩展，但是在接管了公民日常事务处理权的政府的统治下，它不太可能得到很大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政府，似乎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但是由此引起的进一步的进化和成长过程，却一再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个人免于同胞暴力的政府，使一个日益复杂的自发秩序的进化和自愿合作成为可能。但是它们为了贯彻自以为更大的智

慧，不让“各种社会制度随意发展”（取自1977年版《方塔纳-哈泼现代思想词典》“社会工程”词条下的一句典型用语），迟早会褴用这种权力，压制它们原来所保护的自由。

如果说，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但是亚洲的类似发展（后来又单独出现在中美洲）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这些政府（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相似，但其权力却超过了欧洲）也有效地抑制了私人的首创精神。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反叛或脱离常规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因为它一心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李约瑟，1954）。

这也可由埃及的情况得到很好的解释。关于私有财产在这个伟大文明最初的崛起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十分出色的记录。雅克·皮尔纳在他对埃及的制度和私法的研究中，描述了第三王朝结束时法律从本质上说有着个人主义特点，当时的财产是“个人的和不可侵犯的，完全受所有者的支配”（皮尔纳，1934：Ⅱ，338－m），但他也记录了它在第五王朝便已开始衰落。这导致了第十八王朝的国家社会主义，同一时期的另一本法文著作（戴兰，1934）对此做了描述。此种现象在此后两千年里一直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时期埃及文明停滞不前的原因。

同样，就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可以说资本主义——和欧洲文明——扩张的起源和产生的理由，是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巴什勒，1975：77）。不是在更为强大的政治统治下，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城市里，最后是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而不是军阀的统治下，近代的产业制度才得到了发展。保护分立的财产，而不是政府主宰其用途，为密集的服务交换网络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一网络形成了扩展秩序。

历史学家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教条，误导人心者莫此为甚，他们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其实这经常标志着文化进化的结束。在这个问题上，研究早期历史的人完全被那些掌权者留下的遗迹和文献所左右，因此也受到了它们的欺骗。扩展秩序的建立者，往往没有创造出能够建立丰碑的财富，因而也没有给他们的成就留下多少显而易见的辉煌见证。

【读后感：

《好想伸开蜷缩的翅膀，飞向那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如果说，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但是亚洲的类似发展（后来又单独出现在中美洲）却被强大的政府所阻止，这些政府（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相似，但其权力却超过了欧洲）也有效地抑制了私人的首创精神。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中华帝国，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麻烦时期”，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这些反叛或脱离常规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因为它一心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李约瑟，1954）。”

————《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今天看书时记下了这磨一段，有点想法，记下来，嘿嘿，记得有 “ 压制久了，便也没有了飞的欲望”这磨一句话，现在看来也不是哈，却越发有了想飞的欲望，'自由与强制"到底该。。。

一方面要无政府主义般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极具尚武精神的强制力，即需国家的集权控制，如此的一对矛盾。我想到了古代的巴比伦，那个地方处于热带的地方，由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中提到的温暖的环境中可以发挥人们的扩散性思维，更有利于创作，可以想见它当时会有多麽的附有创造力，空中花园。。而希腊温暖的城邦创造了多磨辉煌的成就，而寒冷的环境却塑造出了力量，所以它最终没能经住罗马人强悍的征服。

同样的故事也荡在我们悠悠的华夏长河里，我们自古南北方就不和，铁木真的粗犷的汉字的形象想必已深深的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毛对他的评价，毛本人却是湖南这个略带温暖的地方，虽然没有北方人特有的直爽，有着读书人身上的俊秀气，但他一直在寻求着机会锻炼自己，无论是体魄，亦或是胆量，先天没有北方人的强悍粗犷的气魄，后天可以锻炼嘛！南方由于温暖的缘故人们更具有创造力，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南方人精的跟猴儿似的（意在说明他们很聪明，此处是中性词哈），而北方则是高壮的汉子（有的也不是）。南北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北方人直爽，强悍，但少计谋；南方人聪慧，伶俐，但略有软弱。如果北方人多些智慧，南方人多些强悍与胆量，将会锻造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的人，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无一定意志，一定信仰，又何必强迫自己呢？若此生只愿做一个平凡的人，就不必了，然，若已在一个地方，或是向往着那个地方，就不能不拥有这份信念，这份意志了，南唐李煜既是君，北方大兵压境，仍纵情酒色诗书，不亡国还有天理吗？同理：我们的四大发明是在统治较为松的时候发明的，我们的儒、道、墨、法的文化历史是在诸侯争霸，兵荒马乱，百家争鸣时创造的。近代以来，思潮奔涌的年代出现了李政道，杨振宁，鲁迅，钱学森。。。这也许就是对钱老“中国这莫多的大学为什莫出不了大家，出不了大师”的最好的回答吧！这些能不能在外国寻到它的根源呢？

也许吧，哈耶克，这位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大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凯恩斯的论战中败下阵来后就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法学领域，哲学领域。。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终于又被重用了，戏剧性的是二战后丘吉尔用了他的理论竞选失败了，而这次撒切尔夫人用了她的理论竟成功了，大洋彼岸的美国，里根用了它竟也成功了，这次带来了科技的飞速发展，又一次验证了“自由”的重要，至于之后呢，我想还是这样的历史循环论吧，即自由主义与强制主义的循环上阵吧。那么有整体-局部的辩证观，于人，不亦如此吗？我们该何时需要自由？何时强制？？？？？

一切都那摩的平静，好想做个弥勒佛，腆着肚子，笑呵呵的，看着窗外花开花落，每天躺床上这样看着灯开灯闭，挺好，哈哈。。。】

第四篇：致命的自负读后感（定稿）

《致命的自负》读后感

哈耶克，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反对社会主义，发对计划经济，认为社会目标是跟人目标的总和，社会目标不能抑制个人目标。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他认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计划经济将导致政府极权，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的最后一部作品，书中集中体现了他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他所谓的“社会主义”主题。这一点从本书的副标题“社会主义的谬论”可以看出。

“有人看到光，有人看到的却是影。”即使是阅读同一著作，每个人的感受和收获都不尽相同。有人获得力量，有人获得安慰。如此悲哀，它没有给我什么启发。我只能说我的阅读水平有限，在这方面的知识实在是太过匮乏，希望下次再读之时能有不一样的感受。

导言中强调，哈耶克所谓的“社会主义”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可是令人费解的是，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在我看来，两者虽有不同，但是本质上相差不远。哈耶克的矛头直指韦伯的“理性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适用于我们现实行的社会主义。

书中多次提出“拓展秩序”，但是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合理的解释。有人说是指“资本主义”。这是一种误解了。拓展秩序是哈耶克在书中提到的核心概念，是他早年“自发秩序”的思想延伸。他指出“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拓展秩序并不是人们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拓展秩序也是盲目的，自发的。在论证这一观点时，哈耶克用的是生物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其最精彩的一部分当属达尔文的进化论。生物进化引出文化进化，两者再进行比较，进而说明文化和文化的传递，几乎不可能受遗传的决定。它们必定是被所有类似的人通过传统而学会的。在这方面，哈耶克与亚当斯密的传统颇为相像。但事实上，他更受惠于阿尔钦安的“不确定性、进化和经济理论”。

哈耶克和各类社会主义争论了一辈子，认为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为了证明社会主义的存在的“科学谬误”，他在本书中否定、批判、纠正了多数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们的观点言论，例如达尔文、休谟、曼德维尔、卢梭、歌德、马克思、亚里士多德等等，自然，里面有着正确，也有着错误。在他“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理论中，回避了市场经济所产生、具有的弊端。

我看的2000年翻译版本中导言中说：哈耶克的“所谓„极权社会主义‟是指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与20世纪后半叶在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利益自觉的基础上，前者的合法性则立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现状的„彼岸‟的向往。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它的对立物——欧洲资本主义一样，被韦伯定义为„理性社会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构成一对政治范畴。哈耶克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指韦伯等代表人物鼓吹的西方国家中的多数“左派”政党所吹捧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实际上，不用这样刻意解释，不管批判的国家是否包括我国，都是值得用心学习和客观对待的，好的国家性质和制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每种国家性质都有着弊端和其优势，在谈论、批评中成长，逐渐摸索出适合自身国家的道路，是必然的趋势。

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性质，都需要时间的证明与提炼，都是经过人类在不断探索思索，而后吸取教训总结出来的，而一切诸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名称都是人类以现实、历史和想象中未来给予的社会符号，就如作者哈耶克论证说“社会”一词本就为社会主义者模糊民众一个名词一样，具有着主观能动性，所以国家路线的不同，不等同于所有路线、制度、观念的不同，甚至相背。为了区别其存在的差别，以及其思维、文化及各自国情的不同，所以跟其不同的理论研究而做出的路线走向，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进步，去符合本国大多数

人的愿望、理想和迎合其接受能力，没有逃离历史发展规律，值得其他不同体制国家的尊重。

第五篇：罗卫东：我的心灵史——读《哈耶克评传》有感

罗卫东：我的心灵史——读《哈耶克评传》有感

要问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西方人物是谁，我以为是哈耶克。这个判断没有实证考察作为基础，仅凭着自己的直觉来下，未必是公认的。我与哈耶克的精神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接受哈耶克思想的一代学人的缩影。首次接触哈耶克是读他的《通向奴役之路》，时间大概是在1983年前后，还是凭着系里的介绍信才从......要问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对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西方人物是谁，我以为是哈耶克。这个判断没有实证考察作为基础，仅凭着自己的直觉来下，未必是公认的。我与哈耶克的精神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接受哈耶克思想的一代学人的缩影。首次接触哈耶克是读他的《通向奴役之路》，时间大概是在1983年前后，还是凭着系里的介绍信才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节选的中译本。它是由浙大老校友，后来担任过南开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藤维藻先生翻译的。读完这本小册子，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可以说此后的世界观发生了不可逆的重大变化。80后的一代人未必能够理解我们当时心灵上的震撼。此前的我，对中央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认识尽管已经被现实证伪，但总还抱有某种侥幸的心理。认为集权经济体制的失败只是暂时的，原因不是自身的问题，而是缺乏应有的外部条件。1980年，我第一次读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虽然顾准先生的这个译本读起来非常吃力，但熊彼特对社会主义必然成功的肯定回答是铿锵有力的，这让我在一段时间里维持着某种信心。

然而，在哈耶克这本书中，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必然的逻辑机制和可怖的社会后果被揭示得清晰无比。这种对信仰的摧毁性阅读带来的体验终身难忘。所有识文断字的读者，若是抱着公允的立场阅读该书，我相信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惊愕和叹服。

可以说，在此后的几年里，我是满脑子的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开始不断地从各种渠道收集哈耶克的资料。一口气读了艾哈德的《来自竞争的繁荣》、弗里德曼夫妇的《自由选择》、本•罗格的《资本主义会生存下去吗》等介绍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思想的读物。同时阅读了黑色乌托邦三部曲、揭露前苏联政治专制的黑幕和斯大林主义暴行等的书籍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我从哈耶克那本书中得到的印象。

这样的阅读带来的思考，必然促使自己把求知的注意力转向更深的学理层面。大约是在1985年底，我申请了开设《比较经济学》的课程。我大概属于大陆高校最先开设《比较经济学》的几个教师之一。《比较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其基础是现代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部分。为了讲好它，我就得认真钻研福利经济学。这样一来，通过哈耶克的这本小册子，我的学习、备课和研究都被有机地组织在一起了。

对哈耶克的狂热的知识上的兴趣，促使我考虑宣讲他的思想。1986年五月份左右，我曾经对着当时的大学生做了一次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讲座。据说那次的效果极好，很多年以后，还有学生讲起这次讲座对他们的影响（我在此后的十年里一直保存着那次讲座的手稿，后来在搬家中丢失了，创见是没有的，但却是信仰发展中的一个证物，丢掉还是有些可惜）。现在想来那是一次无知者无畏的尝试，以我当下对哈耶克思想复杂性的认识，是断然不敢开那样的讲座的。

1988年，我跟着蒋自强教授做一个西方社会思潮研究的项目，承担了哈耶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部分。那时《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这本文集已经译成了中文，它成为我又一次思想洗礼的教材。循着这项研究的内在要求，我阅读了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客观知识》等，对哈耶克思想又有了认识论层面的深化。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突然事件，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分裂。有的人无论是在知识类型还是在情感倾向性上，都进一步倒向哈耶克这一边了，而有的人则倒向相反的另一边。

虽然在**结束后那段不堪回首的焦虑岁月中，我还是挣扎着要寻求这场悲剧的社会机理。为此，找来了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埋首阅读，强制自己从悲怆的心境中回复正常的教学和研究生活。以我现在的标准，这本书是低劣的马基雅菲里主义和粗糙的伪政治科学杂交而来的怪物。书中弥漫中的那种气息，我是再也不想重闻一遍的。说得严重一点，不论作者是否道德高尚，这本书无疑是德性败坏的作品。但那时，我需要从该书得到那种慰籍，哪怕这是虚假和不可靠的。它让我知道，对于一个处于混乱的转型社会而言，集权政治和专制主义文化不仅有其必然性，简直可以说是好的。其实凡是经历过哈耶克的，哪怕是了解他的学术对手凯恩斯的人都不应该相信这样的鬼话。但在那样的特殊情境中，我们很难承受残酷现实带来的痛苦，所以亨廷顿的理论几乎就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幸运的是，我最后还是醒过来了，尤其是当阿马迪亚•森那么清楚地表明了自由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之后，我再也无法回到那种舒适的掩耳盗铃的蒙昧状态。我的有些学生和同事至今还沉浸在该书为专制政治杜撰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之中不能自拔。这样的人，当然已经和我分道扬镳。

我的话并没有扯远。亨廷顿以冷冰冰的分析和不知哪里弄到的那些数据振振有词地宣讲那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与当时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一起，诱奸了包括我在内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的信仰。这是伴随着悲伤、辛酸和屈辱的一幕，让我不堪回首，它在我的心里留下的伤痕至今没有痊愈。

20世纪九十年代整个10年，我的基本思想似乎告别了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但是今天回想起来，那只是思想青春期反叛心理的一种表现。其实在我的内心世界里，哈耶克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已经成为心灵的默认配置，对哈耶克思想的兴趣从未彻底离开过我的脑袋。上世纪中后期，我和几位年龄相近的同事开始协助蒋自强教授撰著《经济思想通史》，我撰写的一个部分就是哈耶克与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为了写好这个部分，我重新阅读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文献，并经由它返回到苏格兰启蒙学派。

作为一个哈耶克思想的追随者，我居然从未读过哈耶克的《自由宪章》这本被认为是他最主要作品的书，我想很多人都会对此大惑不解的，因此有必要解释一下。我至今认为即使不读他六十年代初期以后的任何作品，也不会影响一个人对哈耶克思想精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在此前的作品中，哈耶克已经完成了基本理念和知识论的整备，此后的工作几乎都是将一种十分稳定的知识观推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之作。所以，我以为一个要初步了解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只需要读他的两个东西就足够了。第一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其中收录了发表于1945年AER上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这篇最重要的论文），第二是《通向奴役之路》。若还需要再深一步探究哈耶克自己观点的学理渊源，那么有必要读一读《感觉的秩序》。这些文献，对于认识哈耶克虽不全面但已够用。

世事烦扰，浑浑噩噩，多少年一晃而过。和很多忙昏了头的中年人一样，我基本不再思考自己心灵中那些重要观念的来历了。如果不是面对这本《哈耶克评传》，我仍然不会想到要回顾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成长的经历。也不会意识到，哈耶克在我的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大。

这次迫不及待地阅读《哈耶克评传》，最大的收获是重新唤起了我对哈耶克思想的兴趣。尤其是在本人积极主张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和推进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情境中，深感哈耶克为此提供的思想资源是弥足珍贵的。

该书让我产生极大的共鸣，部分是因为从考德威尔的研究中验证了我对哈耶克思想之精髓的基本判断是正确的，确证了哈耶克思想之形成和演变中的支持资源的类型。这本书让我再一次认识到思想史的魅力，认识到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考德威尔借为哈耶克立传的契机，开出了一个广泛和重要的思想史路径。

书中对哈耶克思想背景的梳理用去了136页的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强。尤其是关

于门格尔，作者花费的笔墨之多简直就可以把本书作为是门格尔和哈耶克二人的合传了。此等写法我还是从来没有读到过的。作者这样安排内容有其非常值得嘉许的考虑，如果不从门格尔讲起，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精髓是不能被很好地理解的，作为奥地利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耶克的思想也难以被准确把握。

熟悉思想史的人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性的现象，每一个学派的开山鼻祖，其思想多半是复杂，表述也往往是晦涩暧昧，虽然，我们隐约知道主题和思想的倾向性；而他的门人总是会对老师的思想做自己的理解，将其解释得清晰化和体系化。因此第二代学术大师总是以分析和体系构建见长的。他们的学生要么是沿着老师的路子继续往前走，要么是回到祖师那里，从中发现叛逆的根据。于是学派有开始进入综合的时代。这个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是，一个学派的核心价值被深深质疑，或者活下来继续发扬光大，或者死于批判，学派解体和消失。这样的思想史的流变，我们一再地从马克思学派、凯恩斯学派、熊彼特学派那里看到。奥地利学派也逃不了这样的宿命，只是因为有了哈耶克，学派如浴火的凤凰一般重生了。作为祖师的门格尔，思想深厚博大，表述复杂多变，是开山老祖的典型形象，第二代传人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长于清晰化和构建学派的体系，到了米塞斯开始，学派的路径发生了小小的分叉，他建立了一个道口，使得奥地利学派的基本气质发生了某种变化。而到哈耶克这里，回归祖辈和复兴学派的气质如此明晰，任何人都可以很清楚地发现。

在奥地利学派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和林林总总的事件，并不是都值得巨细无遗地给予重视的。但无论如何，门格尔和哈耶克之间的精神联系是认识奥地利学派本质特性的根本。在这个方面，考德威尔不惜笔墨加以考察实在很重要。我非常同意他书中蕴含着的一个倾向性的观点（虽然，我没有发现他明确地表示过）：哈耶克才是奥地利学派的真正传人，庞巴维克不是、维塞尔不是，甚至连米塞斯也不完全是。另一方面，该书对门格尔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几位作家作为哈耶克思想真正祖先这一点做了论证。所以，考德威尔的书可以看作是对奥地利学派家族的血缘进行剖析的最佳作品，是对哈耶克思想进行基因鉴定的力作。

我看过的几部写哈耶克的传书，虽然可读性很强，但对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思想渊源的考察非常薄弱。虽然也会提到门格尔，但决不会像考德威尔这样用那么大的分量，更不会与施莫勒这样的历史学派人物有瓜葛。此类作品，或许会让你对哈耶克本人的一些生活和思想有知识的增进，但不可能促使你把握哈耶克思想体系的精神和灵魂。如果你注意考德威尔这本书从切入口到最后的总结，你也许会发觉，哈耶克无非是他用来铺叙奥地利学派甚至是整个20世纪西方思想史传统的一个由头。书名若是改作《奥地利学派的心路：从门格尔到哈耶克》，我看更加符合其内容。

所有治西方近代思想史的人都该读一读这本书。而研究奥地利学派的人简直是必须读而且要认真仔细地读。说得严重一点，不读这书，关于哈耶克，关于奥地利学派，你是很难说到点子上的。

此外，让我惊奇的一点是，考德威尔居然把哈耶克思想和桑塔菲学派、演化经济学串联在了一起。乍一看是异想天开的处理，仔细一想，很有道理！在哈耶克和布赖恩•阿瑟关心的问题以及分析的理路之间还真有相似之处。在本世纪初，深受哈耶克影响的汪丁丁教授来到浙大，倡导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他和我、叶航一起创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所遵循的研究进路基本上是哈耶克＋桑塔菲，现在看来是有依据的。

现在，我建议你静下心来认真地读它，读每一句话，写下你的联想和感想！

[美]布鲁斯•考德威尔著：《哈耶克评传》，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3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