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学习观

第一篇：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学习观

《钱学森书信》１―１０卷出版问世了。《书信》内涵十分丰富，从科学思想到科学精神，从人生哲理到人品风范，一位大科学家的内心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作为本书的编者，我想谈谈自己学习《书信》的体会，这也可以说是我对钱学森的研究和理解。

（一）钱学森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同时又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真理”。他在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于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工作，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融会贯通，辩证统一。钱学森是怎样从一位自然科学家走进哲学殿堂的？从钱老在《书信》中的自述，我们可以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钱学森早年在美国主要从事应用力学研究，或者说他“出生于”应用力学。那时的他可以说是一位“纯科学家”。但应用力学这个学科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课题是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而理论成果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能指导工程设计。所以钱老在《书信》中说，他在美国搞过一点工程设计，但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他常常去工厂和实验室，察看实验情况，了解工程中的关键问题，并与工程师们结为好友。他运用自己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奠定的广泛理论基础，通过数学计算，解决工程上的难题，如那时航空界存在的“音障”和“热障”等问题，因此他做到了理工结合，成为著名的应用力学家。这也是他后来所说的技术科学家。他这一套理论如何联系实际又指导实际的科学方法论是在他的老师冯·卡门指导下，积２０年科研经验总结出来的。

１９５５年钱学森回到祖国，作为一名爱国主义科学家，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由此推动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阅读了许多马列原著，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到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在美国所得到的那点心得体会，其实在马列原著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早就指出来了。这就使他坚信，科学研究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指导。钱学森的学习是勤奋的，他的理解力尤为惊人。回国不久，他就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精神。１９５７年，也就是在他回国的第三年，应《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之约，就“科学方法论笔读”这一专题，写了一篇《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的文章。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即使今天读来也感到句句精彩。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句是：“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要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没有切身的体验，恐怕是说不出这种一语破的之话的。从《书信》可以看出，这时的钱学森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一些体会，但他的思想还只限于自然科学范畴，他对哲学的认识，也只是从自然科学上升到自然辩证法。钱老在《书信》中说，是“文化大革命”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仅仅懂得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他必须扩大自己的视野，学习社会科学。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后，他努力学习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从《书信》中你会了解到，钱学森不仅学习“正统的”马列著

作，同时他还读过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卡尔·波普等等在当时看来并不那么正统的哲学家著作。他还从中国古代的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等哲学思想中吸取精华。这就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有人写信说他“执着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钱老回信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做到了科学与哲学的结合，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上的内涵。同时，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指出一些重大科学技术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可能的发展前景。他的这一独特视角，既不同于一般科学家，也不同于一般哲学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一位哲学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

（二）钱学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建筑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基础之上的。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至９０年代末，钱老一直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提出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等十一个大部类组成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即每一个科学大部类分三个层次：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应用（其中文学艺术只有两个层次）。每一门科学的成果提炼到哲学层次的学问是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系统论、认识论等等。它们构成了这十一个科学大部类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最后，上升到顶层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钱老提出这样一个科学体系是有理论依据的。他在《书信》中引用恩格斯１００多年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的观点，即“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我们不但要“能够指出自然界多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要“指出多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他还十分赞赏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的一段名言：“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他从这种系统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出发，站在２０世纪末的世界科学技术之巅，构筑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第一个特点是涵盖了直到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所有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知识都处在这个体系的外围。他认为，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来的近百年间，科学技术有了飞速发展，这些发展应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体系的第二个特点是打通了科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系，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又必然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这个体系的顶层。根据我的理解，这就是钱学森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一位科学家的哲学观，是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哲学观。

（三）钱学森晚年曾花费很大精力研究系统科学，他倡导创建的系统科学理论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从工程控制论走到系统工程，再由系统工程走到系统学，这是他学术思想不断发展的自然历程。１９５４年，钱学森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中就包含了系统的概念。１９５５年他回国以后在技术上主持领导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工作中，他在抓重大技术攻关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科研工作的管理，引进美国大型工程管理的计划平衡技术和计划协调技术，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系统工程管理。系统工程的这一套管理经验曾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赏，周总理晚年曾说，这一套管理经验也可以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运用。遵照周总理的遗训，改革开放以后，钱学森曾大力倡导系统工程，使系统工程在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人们在分析一个复杂问题时，时不时会说，“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推广运用系统工程的同时，钱学森注意到国外学者在系统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他认为，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吸取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够创建系统科学的基础学科――系统学。在后来的研究中，钱老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和处理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系统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进展。钱老认为，他的这一理论成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他说，“从定性到定量，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讲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只是“在科学技术和计算手段大大发展的今天，我们讲的理性认识可以通过计算机更精确地加以计算，这就更科学化，更理性化了。”后来他在书信中又说：“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是建筑在《实践论》基础上的，现在要说，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这就是说，在建立数学模型的曲折过程中，要发现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千万记住，矛盾是一个发展运动，会转化的。我们的失误往往都在于未跟上实际，思想僵化，不知道矛盾已经转化，出现新矛盾了。”他又说：“我想当今世界发展非常快，几十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而人的意识和思想却跟不上。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有进步。如果没有社会进步，全国都停留在小农经济，大家都是羲皇上人，那幸福吗？” 他在另外的书信中，还用科学实例，说明毛泽东《实践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他说：“人以前只认识到原子，以为这就到头了。但后来才知道这也是唯象科学，还要深入下去，找原子的结构，到了基本粒子。可是现在物理学又要追问基本粒子的结构。一层一层地深入下去，每上一层次的科学就是更深一层次的唯象科学。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 按照这样的哲学观，他对自己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又进行了深入地论述：“实际上，人的定性认识是初步的，或称感性认识；许许多多定性认识经过综合集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后上升（即哲学上的‘扬弃’）为定量认识。这个定量认识比原始材料的定性认识要高一个层次，或者说到了理性认识。等到一个方面事物的许许多多实例的定量认识累积得多了，人又会悟到这一方面事物整体的一点定性认识，这又高一个层次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就是由定性跃到定量，又跃到定性，再跃到定量，„„

永无止境地发展深化下去。”他举数学的发展为例：“从算术到代数，常量到变量，必然到或然，都是质的飞跃，决不是只捏合在一起。” 他说：“非欧几何的出现显示了欧几里得几何的局限性，引起几何学的发展；现在的几何学就把非欧几何和欧几里得几何统一了。” 钱老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可以说在《书信》中比比皆是。他在和一位研究艺术美的同志探讨“美学”时说，他非常赞成李泽厚的观点，即“美是主观实践与客观实际交互作用后的主客观的统一”。他引用科技发展的实例说：“汽车设计，在汽车制造的早年，主观只知道马车的车形，所以早年的汽车像马车，像马车的汽车就很美了。到后来，人的社会实践发展进步了，知道高速运动的物体应该‘流线型化’，这时像马车的汽车就不美了，出现了今天这种车型。”所以，什么叫“美”，什么叫“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辩证发展的。钱学森十分欣赏古今文人的美食诗文。他认为美食是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但他对当前社会上的吃喝风、豪华风，什么宫廷宴等等十分反感，说“那会将美食变为丑食”。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其实好与坏也是辩证统一的。有一位搞爆破技术的工程师给钱老写信，说到他的工作，也讲了他面临的困难。钱老回信说：“在一般人心目中，总以为爆破是破坏，岂不知工程中的爆破实际上是建设。”他劝这位工程师要多作宣传，使人们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化学施工可比机械施工的效率高。一位搞机械裂纹技术研究的专家给钱老写信，讲构件中的“裂纹”也可以化害为利，主观能动地利用裂纹来断材，并进一步搞“裂纹切削加工”。钱老认为他的工作“颇有新意，值得提倡。”新在什么地方？新在这位技术人员能辩证地看问题，从而开辟了技术新途径。钱老很早就关注废旧物资的利用，１９５８年就提倡在农村用秸秆发展沼气，也是出于化害为利这种辩证思想。这些事例其实在钱学森的科学生涯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在技术上领导我国导弹航天事业２０多年，就我所知，从钱老在处理一些复杂技术问题时的讲话、指示和批示来看，他在协调一些重大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技巧和智慧，除了运用他广博的科学知识以外，还能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使他比一般专家要高出一大截。他总是能在意见纷呈的讨论之后，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一个综合的方案和结论，既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又将一般的意见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使你不得不服。这些方面的事例，由于保密和其他原因，在《书信》中并没有反映出来。对于在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理论物理学中的前沿学科，即所谓决定性与非决定性，混沌与有序问题，钱老认为这都是辩证统一的。他说：这些前沿科学“本来是从物理学、力学的研究得到的，即从自然科学认识到的。可一旦上升到自然辩证法这架桥梁，而且过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殿堂，就成为指导其他部门的理论了。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混乱现象，其实就是市场中的‘混沌’，即市场的活跃，是大好事。因为它引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合理资源配给，是有序，即健康发展。”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进一步说：“没有混沌就死水一潭，不会出现有结构的有序化，也就没有‘生命’。连一块石头都有原子、电子层次的混沌，而石头有晶体结构，这是有

序。但这个结构是‘活’的，原子、电子进进出出，是混沌！因此，生与死的界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真是最高境界的概括了。

（四）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钱老认为社会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唯物史观。

在他看来，如何研究社会？如何分析一个社会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人写信和钱老探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并提出“黄土板结”的论点。在翻看了作者的著作以后，钱老认为很有新意，但似感不足，“未深入到经济结构去找我国大一统封建社会的根子在哪里”。钱老的分析是：“旧社会说‘仕、农、工、商’，‘仕’为首而‘商’居末。但我看正是旧社会的商人，结合官大老爷，把那么大的中国锁在一起了。因为‘仕’是官僚，是覆盖全国的统治系统。而封建社会的‘农’是小农，是锁在小块土地上的‘农’，地主也是靠小农的。‘工’是手工业，最多只是小作坊，是小工。只有‘商’在旧中国是利用地区不同而经营，走南闯北，大范围活动的。不是有遍布全国的晋商、徽商吗？但‘商’要搞经营，又得有地方官们的允许和支持，这是商人用金钱买通的，正所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是仕·商联结的经济大网络在主宰旧中国，这就是中国封建大一统得以维持千年的社会基础。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只有在受到近代帝国主义入侵时才被打得难以为继了。中国人民在此生死存亡的时刻，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我们采用计划经济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避开了旧中国的官·商勾结。但商业活动之不足，又把经济管死了。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旧社会的官·商勾结又不免重现。对此不必大惊小怪。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就是讲英国由封建社会转入资本市场社会后爆发出来的丑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设计全面的解决方案，要用最先进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而不能像１８世纪解决技术问题时用的纯经验方法，瓦特式的方法。”他理解，这也是中央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道理。显然，钱老这一大套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又与一般历史学家多从农民和农业入手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视角不同，是一种独特见解。钱老还常常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一些新科学、新技术，指出新技术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钱学森不是计算机、信息网络专家，但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指出，计算机、通信（当时尚未出现网络）这一套信息技术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意义就像当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将引起一次新的产业革命。他还进一步说，２００多年来，机器的出现大大扩展了人的体力劳动能力，而在２１世纪，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将大大扩展人的脑力劳动能力。今后人的生活、工作、教育、娱乐等等都离不开计算机网络，人将和计算机网络组成一个新的人·机系统，那将是２１世纪的“新人类”。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新鲜，但钱老却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信息网络技术远不如今天人人皆知，人人皆用的时候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超前思维。钱学森兴趣十分广泛，他在谈到园林艺术时认为，我国的园林艺术是有长远历史的。我们今天除了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还要发展。今天的中国人不是昨天的中国人，２１世纪的中国人也不同于今天的中国人。人的社会实践不一样了，“美感”也会不同，园林艺术要适应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说到“美”，钱老认为，那是文学艺术上升到哲学层次的学问。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始终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结合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最早是原始公社，那时人类开始有了生产，也就是有了技术（当时还没有技术的理论――科学），然后加入了一些艺术――美感。这就是说，技术和艺术从一开始就是结合的，伴生的。往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时阶级不同，技术和艺术的相互关系也不一样：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生活贫困，对艺术的要求不可能过高，基本上还是沿袭着上古时代的情况。而统治阶级则将技术（手艺）当成他们实现艺术追求的手段。至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和艺术的相互关系分两条路走：一条是传统的工艺日用品，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能把封建社会中仅由上层阶级享用的东西大众化了；另一条则是封建社会没有的东西，如机器、火车、汽车等。这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只有技术，没有艺术，或者说还来不及有艺术，在这个阶段技术和艺术是脱离的。到２０世纪中叶，“丑恶的机器”已为人们所厌恶，技术和艺术又趋向结合，在工程设计中要考虑到艺术的美。经过这一番对技术和艺术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之后，钱老提出，在今天，我们要主观能动地把技术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服务。钱学森不仅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而且还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自己。钱老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他反对别人称他为中国的“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他在《书信》中多次重申：像导弹航天这样的“大科学”，远不是爱迪生时代的科学，那时他可以一个人在实验室搞发明创造。而导弹航天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集体的努力是谁也干不成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他自己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只是党领导下的这个集体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我想，钱学森说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不能一般地看成是个人品德上的谦逊，而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钱老坦然面对过去的“自我”。有人来信表示要为他写传，拍电影、电视剧等，他都婉言谢绝了。说“写传应是在人死了以后的事，我还没死，还没有盖棺定论，怎么写呢？至于我死了以后，写不写传，那是由人民决定的，功过是非任凭后人评说”。他对自己超然而又洒脱。

说到“超脱”，钱老在信中对一位朋友说：“我想中国古代说的超脱，今天能否做到？我认为可以做到，这就是要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世界，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自己。这才是真正的超脱。古人的那一套是想超脱而实质上超脱不了，只好念‘阿弥陀佛’！”我想，这就是钱学森一生，特别是到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人生观所达到的境界。

第二篇：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观

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观

——重读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廖言

2011年08月30日07:0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观--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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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深刻阐释马克思主义学风，号召全党深入学习理论，研究历史和现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科学理论指导、注重学习研究的鲜明特质和品格。这篇文章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对推动全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胜利完成伟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发挥了巨大作用。

70年过去了，历史波澜壮阔地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时俱进地深入学习中实现伟大的进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伟大目标，把全党的学习与党的奋斗目标、执政使命，以及面临的重大考验和危险联系起来，指引全党把学习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起点上，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深刻领会我们党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学习理念，深刻领会一个先进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习理念的丰富蕴涵，并以此为指导认真解决我们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扎扎实实地推进全党的学习，具有强大的启示力量。

（一）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身的理论创造和学习，有多方面的独特要求，构成具有鲜明党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学习观念。《改造我们的学习》对马克思主义学习观的诸多要点做了概括和阐述，深邃透彻，历久弥新。

明确“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共产党人的学习首先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习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是我们党学习的主线。这是马克思主义学习观的根本点。《改造我们的学习》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历经可歌可泣的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才找到的“最好的真理，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要胜任这样的使命，就必须深入透彻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长历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从肤浅到深刻的学习过程。在异常艰苦的长期奋斗中，我们党始终自觉地学习和认识这个真理，实践和发展这个真理，找到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的行动指南，高举起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应对重大挑战、战胜无数挫折的精神旗帜，把革命和建设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新的种种考验，但最根本的考验依然是能不能以毫不动摇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不懈地学习中深刻地理解、牢固地信仰、成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不断增强党所掌握的真理的力量，我们才能始终拥有不被任何困难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的主心骨，拥有坚定向前、步调一致的信心、动力和保证。

承担“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改造我们的学习》把创新提升到学习责任的高度，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理论品格。不断用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我们党始终牢记并忠实于这一责任，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锐意进取、日新月异的伟大实践中，勇于创造，接力推进，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觉醒，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蓬勃生长、根深叶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更加“生动丰富”，党和人民的实践不断前进，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前景，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必须牢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用不断发展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深入研究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现实国情，大胆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自觉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永葆科学理论新鲜而旺盛的生命力。

牢记“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改造我们的学习》着重指出并一再强调，不要“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是要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否则贻害无穷。实践证明，我们党依靠学习战胜挫折、赢得主动、制胜未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党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正确地制定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一个重要思想前提，就是坚决地反对教条主义，坚决地反对拘泥于前人作出现成结论、具体观点，刻板地束缚于个别词句、个别提法，坚持善于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能动地、灵活地、具体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把握世界大势和基本国情、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必须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学习和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正确的立场、科学的观点、灵活的方法，去明辨是非、洞察形势、破解难题，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能力，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

坚持“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改造我们的学习》用“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两个中国古代经典，精妙而准确地概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有的放矢，就是有目的地学习。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的、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引出正确、科学、实际的结论，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际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髓，也是全党通过学习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源源不断地提供思想活力和发展生机的根本。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有的放矢”的学习、坚持“实事求是”的路线，更是与执政党的成败攸关，为人民的利益所系。必须深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把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和宝贵传统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倍加珍惜。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必须自觉地把学习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紧密结合，以此作为“党性的表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这四方面观点，是我们对照历史和现实、重温经典得到的思想启示和学习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学习观的核心和本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应该在坚持真理、勇于创新、掌握精髓、学用结合上下功夫，锲而不舍地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使全党的学习始终打上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鲜明印记，始终有力引领和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发展。

（二）《改造我们的学习》通篇强调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反对与其相对立的“理论和实际分离”。毛泽东同志文中展开的深刻剖析，对今日今时仍是振聋发聩的警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当前，“理论和实际分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脱离实践，二是实践脱离理论。

理论脱离实践，突出表现在我们有的同志读书学习了一些科学理论，但并不是学以致用，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具体问题、指导具体实践，不知道把学习转化为认识形势、破解难题的能力，而只会夸夸其谈、装点门面、自我欣赏。讲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束手无策；听起来高谈阔论，用起来全无价值。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理论。这种错误的立场和方法的学习，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学习。在这方面，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经常地发表文章，下气力搞学历学位，其目的和效果都不在学习，而只是为自己捞虚名，看起来很重视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极坏的作风，是典型的学习脱离实践，结果是“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害了革命”。

实践脱离理论，突出表现在，一部分同志特别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不是依靠科学理论的指导去实践，而是仅凭个人的简单认识、狭隘的主观经验，低层次的模仿、攀比去盲目地胡干、蛮干，干出了许多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科学发展、违背群众利益的事。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很多人看上去很忙于“实践”，以为只要动起来、干起来就是实践，这是很片面的认识。对于一个政党和它的事业而言，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前进的实践。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面对的困难世所罕见，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含量越来越高，我们的实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如果不能以学习为要务，不能争分夺秒地用科学理论和各类前沿知识提高和充实自己，并用以指导实践，就无法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在实际工作中，就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讽刺的那样，“瞎子摸鱼”，完全没有原则和方向，动则无益，忙而无效，劳却无功。

实践脱离理论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一些领导干部轻视理论，志不在学，手里没有掌握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随着干部队伍越来越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一些受过系统高等教育、学历很高的同志，自视为知识型干部，自满地认为个人的学习任务已经完成，吃老本就足以胜任工作。而实际情况却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面前，从前的老本不那么管用，必须放下架子，在实践中努力学习，把学过的有用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用以指导工作。否则就会“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不可避免地给事业带来损失。学历高，只证明有了再学习再提高的好起点，而绝不证明能力已经到顶、学习可以止步。二是一些领导干部根本就不热心于学习，精神懒惰，思想庸俗，在工作上沉溺于事务主义，在生活上热衷于社交应酬，甚至沉醉于声色犬马。即使读点书，兴趣也不在学习科学理论、提高工作本领上，而是热衷官场厚黑、权术经营、养生之道，甚至沉迷于种种迷信落后的文化糟粕，在思想作风上，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完全失掉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失掉共产党人的本色，严重败坏我们的党风政风。

忽视理论武装、忽视理论指导实践，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学习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是共产党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也是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精神懈怠的危险”的突出表现和思想根源。不警惕和纠正此类现象，优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就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

（三）《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宗明义地提出“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为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提供了方向和指导。在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观，把全党学习提高到新水平，必须更加重视学习制度的建设。

制度具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我们是拥有一个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全党上下开展普遍、自觉、长期的学习，坚持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的学习，“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必须靠制度来保证。党中央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我们党在学习上的一项重大创新，是从根本上改进和确立了我们党的学习制度。从“学习”到“学习型”，是一个质的飞跃，体现了我们党的学习从仅作为思想教育的要求向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制度的深刻转变。

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领导班子集体学习制度、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党员轮训制度和党员个人自学制度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强调建立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测评体系，完善学习考核评价机制，形成注重学习的用人导向。这些举措，就是要使制度建设成为加强和改进学习的基础环节，用制度来强化我们党以学习应对重大考验、解决突出问题、高瞻远瞩而又客观真实地研究情况的自觉性，用制度来巩固我们党的重视学习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用制度来营造学习风气、规范学习行为、养成学习习惯、激发学习动力。

在这方面，中央政治局带头坚持集体学习制度，一以贯之、长期不懈，为全党做出了示范和表率。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十六大以来的9年时间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74次，坚持每个月集体学习一次。学习主题着眼于党执政兴国的实际需要，有重点地从大视野、宽领域的学习中汲取力量，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实施设计，研究和解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已经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制度，所产生一系列学习成果，成为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基础，转化为全党的科学执政活动和亿万人民的科学实践活动。

学习制度的建设要靠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严格执行、认真落实中央的制度规定，用制度管学习、促学习，把学习的“软任务”变成“硬约束”，确保各项学习制度长期坚持和有效执行。更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工作创造性，不断在实践中创造新方法新经验，并及时地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依靠一整套科学完备、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使学习融入和内化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真正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成为我们党的内在品格、显著特征和政治优势。

毛泽东同志曾经热切地期望，“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党的队伍的思想理论素质和知识构成比以往已有极大的进步。全党上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观，始终保持高度的学习自觉，全面落实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各项要求，就一定会有千千万万个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秀干部成长、成熟起来，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以更大的希望。

第三篇：观《钱学森》有感[定稿]

观《钱学森》有感

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

今天的党课我的老师组织我们观看电影《钱学森》，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在这之前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其中的情节仍然谨记在心。这部电影讲述了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传奇的一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加州理工学院出身的教授钱学森，在美国拥有优越的研究环境和资源，但他却心系祖国，归心似箭，一心想利用自己的毕生所学，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而意识到钱学森的巨大价值的美方又对其归国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以间谍罪逮捕钱学森。最终，回国愿望强烈的钱学森几经辗转回到了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面对新中国技术、人才、工业等各方面的空白，钱学森带领科研人员从仿制入手，根据现有技术和条件逐步研究、完善，奠定了中国导弹的基础。1964年，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接着，他带领科研人员克服了天气地理等困难，完成两弹对接，并且在罗布泊靶场成功试射新中国第一枚核导弹！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影片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情节。这三个情节虽然只是这部长篇电影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其所要表达的寓意十分重要。

首先是第一个情节，“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这是他在美国跟软禁他的美国军官说的话。这句话深深表达出了钱学森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一个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品质之一。科学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钱学森选择回到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并不是偶然。其父亲钱均夫和鲁迅是好朋友,同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的学生,其岳父蒋百里是著名军事理论家、国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钱学森的思想受这些人的熏陶和影响,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成了他的必然选择。即便没有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卡麦锡主义”的迫害,钱学森也会回国参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当时国内的环境远不如美国优越,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但毕竟是自己的祖国。即使放到今日,我会经常抱怨这个那个的不完善,但始终不能容忍外国人说中国的半点不是,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爱国心吧。

其次，就是张工农在东风二号导弹出事后对事故原因调查的讲话。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张工农，刚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他，对于科技工作一窍不通，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在无人的深夜仍然勤奋刻苦地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成为了一名科技工作者。张工农作为工农阶级的代表，象征着为了祖国的腾飞，无数人都在积极向上的努力着。有这样的干劲，让人对新中国的导弹事业的腾飞，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第三个情节就是在电影电影接近尾声时,画面上钱学森和蒋英的那段对话,更是感人至深。钱学森对蒋英说:“如果你不是嫁给了我,将会成为一位著名的歌唱家。”而蒋英坚定的回答:“在中国,可以没有蒋

英这样的歌唱家,但不可以没有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这说明了要想获得变革，就必须要有牺牲，正式蒋英的牺牲，使钱学森不用太多地顾虑家事，有更多的时间去钻研科技，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完成“两弹一星”的艰巨任务。

请允许我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词赞颂他：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是我一直倾慕的伟人。他曾经这么说过：“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他是我们我们在孜孜进取学习上的榜样，是我们在科学探索道路上的明灯。

第四篇：观钱学森有感

观《钱学森》有感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张明敏献上一曲《我的中国心》。歌声拂动着无数华夏儿女的心。他，放弃了在美国的金钱、地位和名誉，只为回去建设贫穷的祖国；他，创造了两弹一星的不朽神话，令世人震撼于中国的崛起；他，一生贡献巨大，却拒绝了写传奇、名留千古的机会，视名利如粪土，淡泊处世„„他，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于美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在别人眼里，是多么让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啊！然而，钱学森却把这一切看得很淡，当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就是钱学森准备回国的时候，美国当局出来阻挠了，他们诬陷钱学森是间谍，并把他扣留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钱学森在那里受到了无何止的折磨。几个月下来，他的体重下降了十几公斤，美国人的迫害没有摧毁钱学森回国的决心，他坚持斗争了5年，终于在正义人士和中国政府的共国努力下，回到了祖国。回国后，钱学森立刻投身于祖国的建设，在短短的十年中，他成功地引爆了两颗核弹，并发射了“东方红”，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授予“导弹之父”和“航天之父”的称号，使当时落后的中国在这两个领域中突飞猛进，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旧中国的人们饱受奴役，外国强盗们纷纷入境，枪杀掠夺，无恶不作；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穷二白，依然随时面临被外国侵略的危险，说白了就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在其他民族面前抬不起头来。而钱学森生活于当时的中国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外国人的质疑与嘲笑，即使在取得种种学术成果之后，依然不太受到外人的欢迎。为了争气，证明中国人不必外国人差，钱学森留美期间非常刻苦努力，各门功课全是异常拔尖，这对于当时的美国学生来说只能是惊奇。钱学森出国时的志向是：把最先进的外国东西给学会，然后带入中国，为国建设作出贡献。这点情怀就是非常高尚，当时绝大多数人出国留学也都是抱着这种想法，后来很多人归国后为祖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钱学森的心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为重，免得为轻。他的事迹振奋人心，他的精神永不泯灭，他的品质永垂千古，他使我们感受到，爱国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一路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有余地给后面的攀登者。他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骄傲！

第五篇：观钱学森有感

观《钱学森》有感

“在我祖国里，哪怕让我去种苹果，我也愿意”

上周，在经管党支部的组织下，我们这些新学员儿们统一观看了有趣却又感人的红色电影《钱学森》。抱着轻松愉悦的心情，我从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收获良多，这其中，有温暖，有感动，有笑点，有泪水，一个个片段浮现于眼前，令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影片的一开始，首先吸引大家的即是钱学森老先生与他的太太蒋英的浪漫爱情故事。蒋英，美丽贤惠，落落大方，又天生拥有一副好嗓音，受到大家的肯定，星途无限；钱学森，年轻有为，外形俊朗，浪漫绅士，本来他们两人的爱情就像是个童话一般美丽梦幻，然而，若将他们的这个童话放在那么一个混乱纠结的大时代背景下，他们的童话则更是难能可贵。因为爱情，蒋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钱学森，默默地跟着他去美国，回中国，享受过繁华，耐得过非议的日子，她一直毫无保留的照顾着钱学森，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的钱学森才可以安心搞科研，报效国家。有这么一句话“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我想，他们既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吧！也许有人会说，蒋英的形象是典型的中国妇女，以夫为纲，以夫为天。但我不这么认为，正如影片最后他们两人在夕阳的余晖下手牵手漫步时钱学森问他太太的那样：

“你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歌唱家，但是为了我，你的理想都没有实现，真觉得很对不起你”

“我没有什么好后悔的，相反的，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为中国

照顾出这么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中国不缺我这样的歌唱家，但是却很需要你这样的科学家，为了这么多人，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正是有像蒋英这么伟大的女性们，我们祖国建设的脚步才走的坚实稳重，如果说那些为我们祖国建设投入心血与汗水的人是共和国的英雄，那么他们这些默默坚守在后营阵地的光荣家属们则更是功不可没！

《钱学森》这部影片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着钱学森回国以及回国后在新中国挥洒智慧，努力建设中国军事基础展开的。1947年，刚刚36岁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预示着钱学森的优 厚待遇和远大前程。美国为什么如此器重钱学森呢？因为他是美国研究航空科学最高专家冯.卡门的优秀学生，是美国最早研究火箭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火箭研究小组的5成员之一。在冯.卡门的指导下，火箭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钱学森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一项在航空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航空科学公式：即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诞生了。这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至今仍在航空技术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项公式。然而，当钱学森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这个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祖国的科学家，顿时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此时，钱学森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0多年，又被誉为是“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火箭专家”，金钱、地位、声誉都有了。可他想：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还对中国留学生说：“祖国已经解放了，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们要赶快把学到的知识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钱学森准备返回中国的决定，引起美国有关方面的恐慌。他们认为：钱学森的专业技术如果带回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高速度前进。美国海军的一位领导人曾对美国负责出境的官员说：“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钱学森至少值5个师的兵力”。钱学森的回国计划受到严重的阻挠。美国官方“文件”通知 他，不准离开美国。尽管有种种限制，但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 地提出严正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哪怕在在我祖国里，哪怕让我去种苹果，我也愿意。在争取回国的日子里，钱学森更加关心祖国的建设事业，经常从《华侨日报》等报刊上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和中国科学家、留学生讨论建设祖国的有关问题。为了能够迅速地回国，他租房子只签订短时间的合同。家里准备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天天准备随时可以搭飞机回中国。

1955 年 8 月，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了解他的情况，并指示参加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中国代表，在会谈中提出钱学森博士归国问题这场外交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美国政府被迫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就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天安 门广场。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 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冲破重重阻拦而回国的钱学森，一头扎在了军事科学的研

究中。他倾其所学，又紧密关注国外的科学动态，不断推出科研新成果，为祖国的国防事业竭思尽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回国后的钱老还积极的以一种谦卑的姿态教诲晚辈后生，一遍不懂讲两遍，两遍不懂就讲第三遍，而这些，在过去，是他很一直为厌恶的浪费生命的做法。正是因为如此，他被誉为“导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他为“全 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钱老“此生惟愿长报国”的高尚情操，令人感动，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在美国定居，且能聘为终身教授，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幻想。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钱学森放弃了这一切。在经济大潮如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社会的今天，他的爱国言行，无疑地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显示了爱国对志士仁人的撼动力。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当祖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他不顾当时的美国政府百般阻挠和刁难，以祖国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坚定信念，毅然回到了祖国。“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他不愧为是中国的“航天之父”、“火箭之王”。然而，对于这样一些美誉，他不知多少次以“不敢当”而坚拒。至于题词留念、为人写序、参加鉴定会、出国考察、兼任名誉顾问、名誉教授等那些可以名利双收而别人又求之不得的“好事”，他更是一概推辞。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劈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钱学森老先生获得2007《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词。诗人臧克家在《有的人》曾写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钱学森先生虽然走了，但他永远活在人民群众的心中，先生的爱国精神、崇高品德以及传奇故事将与日月同辉！青年一代，要沿着先生的足迹，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远大理想，继续努力打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