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若干问题的探讨（精选五篇）

第一篇：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若干问题的探讨

摘要:税收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税,依法行政已成为税收工作的核心所在.本文在对现阶段加强税收建设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对当前税收法律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针对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关键词:税收法制建设、依法治税、依法行政

一、加强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是规范税收工作的内在要求。税收的本质要求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税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依法治税，税收事业发展的机遇与出路也在依法治税。因此，必须将各项税收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是转变税务机关职能的需要,建设服务型税务机关是大势所趋，要把正确的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谐地统一起来，努力实现税收工作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体现社会公平的需要。第四，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是实现税收宏观调控作用，规范市场运作以及推动充分就业的需要。

二、我国税收法制化建设问题的表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税收法制建设的进程大大加快，然而与WTO基本原则和运行机制以及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制化建设相比，我国税收法制建设尚存在很大差距，还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如税收法律级次较低，税收基本法立法滞后，税收执法的统一性、规范性不高，税收司法保障体系有待加强等。因此，要充分认识和估计税收法制建设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税收法制建设。

三、我国税收法制化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

1.税收执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执法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执法监督是对执法权的监督制约，是促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在实际工作中，部分干部仍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如对行政复议、诉讼等税务救济的认识存在误区，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执法监督刚性和执法监督质量。

2.税收依法行政上存在明显困扰。过于集中的分税制体系和过多的税收管理环节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效率；税收执法要求不恰当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的公平；税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平衡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的水平；执法手段的落后影响了税收行政执法的质量。

3.协税、护税的社会氛围有待强化。一是代扣代缴税款不利。一些负有代扣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纳税人不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或是不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义务；二是一些提供经营场地、场所的租赁单位和租赁人对税务部门征税缺乏正确的认识，不能很好地配合；三是各执法部门如工商、公安、税务以及银行之间尚未建立起快速、高效的联系网络。

4.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比较突出。如处罚不履行告知义务或告知不规范；下达的税务文书不按规定告知诉权以及执法依据，执法文书不严谨、不规范问题等。

四、加强税收法制化建设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1.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能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2.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税收通过制定税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3税收,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可靠保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现代的趋势,我们必须利用税收来调节社会人员之间的经济差距,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才能在国际中起到重要地位.五、加强税收法制化建设的解决方法

（一）适应国际通行规则要求，完善和规范立法

1、尽快着力提高当前税收的法律级次。我国目前普遍存在“有税无法”的现象，税法的法律级次不高，现行的很多税收政策，尤其是一些很重要的政策是通过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形式公布实施的，这种方式固然具有灵活性的优势，便于政策及时调整。但与国际通行规则不接轨，缺乏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当前，应将一些较为成熟和稳定的税收政策和规定，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可能涉及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的税收政策，尽快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公布实施。对于那些需要灵活调整的政策，也应当在立法时予以明确授权。修订后的税法应做到明确、规范、公开和可预见性。

2、尽快颁布《税收基本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作为宪法精神的延伸，贯彻税收法定义原则，为各项税收基本问题提供法律规范，维护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3、规范税收立法行为。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中的统一性原则，经全国人大立法程序批准的有关法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必须统一实行，应制止地方越权制定税收政策的行为。

4、建立税法公告制度。对于新颁布实施的法律，要提前公布，不应溯及既往，同时，也便于税收政策公开透明。

（二）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提高执法透明度

1、提高税收执法的规范性。严格履行法定程序是规范税收执法的重要保证，应当将各地不同的税收征管方式尽量统一起来，将征管中的每一个环节通过程序固定下来，按规则操作，同时针对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增强税收执法人员的程序意识，加强对税务执法人员的法制培训，通过大力推行税收执法资格认证制度，提高执法水平。

2、强化税收执法的统一性。严禁各级税务机关越权执法，保障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企业间的公平竞争。通过执法公示制度、执法检查制度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实施，促进税收执法的统一、公正、公开。

3、加大税收执法力度，堵塞税收征管漏洞。一是加强对跨国公司和国际贸易的反避税力度；二是应当加强对私营、民营和外资的税收管理和税源监控；三是应当加快税收管理电子化进程，增强对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监控和管理能力，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三）建立税务司法机构，健全税务司法体系

1、建立税务警察机构。借鉴国际上设立税警的经验以及国内海关的作法，抽调精通业务的税务稽查人员和精通法律的公安人员共同组成由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双重领导的税务警察队伍，并通过正规专业的培训，使税务警察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和处理紧急事态的能力，保证各级税务人员能够在一个安全稳定的法制环境中工作。

2、成立税务专业法院（法庭），专门审理税务违法案件。税务专业法院与地方法院相比，没有专业知识的限制，其行政隶属上为独立的司法机构，不隶属于税务机关，受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程序的指导，在行政管理上，实行自主管理，下级税务法院只对上级税务法院负责，完全独立于地方各级政府的管理和制约，便于税务法院独立执法，避免行政干预。

3、完善税务司法程序。一是完善税务征管程序，包括征收和检查程序、征管人员的回避制度等；二是完善税务行政复议制度，要为纳税人行政复议权提供时间、地点和程序上的方便；三是建立税务审判程序，纳税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依法向税务法庭提请诉讼，进入审判程序。

四、加快建设全社会普遍的守法环境

首先要通过各种方法保持社会信息交流渠道的畅通，要让纳税人不仅能够了解税收的性质，还可以知道税款的去向，在明确自身义务的同时，也对自己的权益有足够的认识和维护，这是促进自觉依法纳税的首要措施。其次，要开展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税收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宣传部门、教育部门、法制部门和新闻媒体的职能，宣传活动要深入、持久、高效。第三，尽量使全民参与税收法制建设的全过程。从税收法制的制定开始，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让全民参与立法；聘请群众担任依法治税监督员，监督税收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违法违纪和不作为的行为。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参与税收法制化建设，中国的税收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更好地保护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结论

税务机关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之一,直接担负着国家宪法、税法所赋予的税收征收和管理的职责。因此,依法行政对税务机关来说就是依法治税,就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地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调节资源配置这两个基本职能的实现,加强税收法律建设的任务势在必然

参考文献

《经济法论文集 》《财经法规与职业道德》《税务研究》2002年第九期

第二篇：税收问题

1.中国税收发展问题的探讨

税收增长方面

目前，我国税收收入高速增长，甚至超过经济增长。对此，有学者进行了探讨。

黄凤羽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是经济原因。轻税产业或行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经济增长转换为税收增长需要一定的时滞。其次是制度因素。如，非税GDP的存在、外贸进口核算方法、出口退税核算制度等，都会导致二者发生背离。最后是管理因素。如，税务部门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可使税收收入摆脱税源的约束实现快速增长。

关飞认为，基于2000至2009年间的季度数据分析表明,尽管税收收入序列和GDP序列是不协整的,但工业企业缴纳的流转税税额与总税额、利润总额以及第二产业增加值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这说明第二产业税源结构因素对增长的贡献不是特别明显。税收增长中,第二产业结构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如果不改变税制结构和其他因素,未来税收高增长还将持续。

胡怡建认为，未来5至10年，税收占GDP比将由2010年的18.39%提高至2015年的21%或2020年的24%，税收将实现由爆发式超常增长向持续性稳定增长转变。原因如下：第一，经济增速放慢。根据十二五规划GDP增长率将降为7%，经济增速放慢必将导致经济性税收增长放慢。第二，经济结构转型。对房地产实行宏观调控，服务业替代制造业的结构性调整将使结构性税收增长放慢。第三，分配格局调整。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企业赢利能力降低 企业收入性税收增长放慢。第四，货币紧缩政策。对信贷以及货币发行规模的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将使货币性税收增长放慢。

多个学者共同指出，中国实现由爆发式超常增长向持续性稳定增长的税收发展方式转变，还须在以下三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保持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是税收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税收与经济基本保持同步，或略快于经济增长，已成为税收增长的基本规律。在中国，由于企业实体经济税收是税收的主要来源，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更为直接和紧密。因此，只有保障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才能保持税收可持续增长。第二，保持虚拟经济可持续增长是税收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从中国实践来看，证券、期货、网络、动漫等虚拟经济在经济GDP计量上和税收贡献计量上的不匹配，是税收超越经济增长的动力。再加上广义货币的过快增长引起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飙升推高了资产价格,提升了资产规模,使实体经济以外的资产交易产生了巨额增量交易额和交易差价,为资产交易流转税和所得税提供了巨额税基和税收,也成为加快税收增长的动力。第三，优化调整经济结构是推进税收可持续增长的保证。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格局下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同时，保持金融业、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和石油加工业四大高税收贡献产业适度增长，是推进税收可持续增长的保证。

1.2．税收负担

近年来，在税收连年高速增长背景下，中国税收负担是问题引起广泛争论。衡量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国际上通常使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来反映。但在我国国内研究中则形成了三个口径的宏观税负指标：小口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中口径——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大口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

郭庆旺，吕冰洋对税收负担是轻是重进行详细研究，从各个口径的税收负担的测算结果推断：第一，从名义税率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各大主体税种的税率处于适中水平。但是国际上对中小企业普遍采用的低税率、高免税线做法，与之相比，中国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3%税率偏高。与国际上对农产品普遍采用的给予加价补偿办法相比较，中国对农民实行的是不具有 “统一补偿”的免税政策，导致农业投入品的增值税最终被农民承担，农民增值税税收负担较高。第二，中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处于迅速上升趋势，大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在2007年达到30.2%。2008年下半年以后，由于税源减少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行，导致税收增速跌幅较大，未来一段时间内宏观税收负担会有所下降。第三，从税基的税收负担角度衡量，中国消费有效税收负担和劳动有效税收负担呈上升趋势，以劳动有效税收负担提升最快，而资本有效税收负担始终处于剧烈波动状态。第四，非金融企业部门边际税收负担虽有波动，但是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总体经济的宏观税收负担和企业部门税收负担的变动趋势推想，近10年来宏观税收负担上升部分大部分由居民部门承担了。

但是，安体富认为，在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不能反映政府支配财力的水平和国民负担水平。原因是国外大多数国家，政府收入的绝大部分或大部分来自税收，因此，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上能反映政府支配财力的水平，尽管各国都或多或少有税外收费，但比重有限，并且都要纳入预算。在我国则不然，政府收入除了包括财政收入即预算内收入(人称“第一财政”)，还包括预算外收入(人称“第二财政”)，制度外收入(人称“第三财政”)，土地出让金收入(人称“第四财政”)等。

冯瑜认为，经济结构决定税源结构。税收主要来源于国民经济中的二、三产业，主体税种的税基与GDP中的二、三产业的增加值相对应，二、三产业的增速和比例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很大。三是验证了经济政策影响税收水平。短期内，紧缩政府开支、提高税率、增加税收等紧缩性政策将会增加宏观税负水平，而增加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放松银根等扩张性政策必将使宏观税收负担下降。

1.4.税制结构优化

安体富认为，目前流转税所占比重偏高、所得税所占比重偏低、地方税体系不完善、缺乏主体税种是中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由于流转税属于中性税收，调节收入的作用有限，所得税虽能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目前比重又过低，因而，这种税制结构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形势不相适应，难于发挥应有的调控职能。中国中长期税制结构的优化关键是调整好流转税与所得税、间接税与直接税之间的比例关系。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客观上所得税所占比重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从而可以缩小流转税与所得税之间比例关系的差距；另一方面，随着税收总收入，特别是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增长，应适当降低流转税的税负水平，从而实现税制结构的优化。

1.5.结构性减税

潘石，王文汇认为，单纯减税会大幅度减少财政收入,扩大财政赤字,催生财政风险。实行结构性减税,是当前中国应对经济危机,深化税制改革的正确选择。结构性减税并不是全面减税,也不是单一减税,其实质是对税制进行结构性调整,在调整中实现税负水平的逐步下降。维持税负总量或总水平不变的观点或主张,不应成为中国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基本取向。结构性减税必须做到“五结合”:

一是要与结构性增税相结合；二是要与大幅度减费相结合；三是要与加大信贷供给相结合；四是要与加大民生投入相结合；五是要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相结合。减税必须与增加政府支出科学搭配,才能实现经济迅速回升与税制结构优化的双重目标。

杨卫华认为，我国结构性减税目前还存在着出口疲软，经济回升但基础不牢固的问题。对此，他建议：（1）进一步加大对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宣传，提高认识；

（2）运用好已有的税收优惠政策；（3）应及时调整或出台新的增加收入、刺激需求的税收政策；（4）出台拉动民间投资和扩大就业的税收政策；（5）制定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6）加大“费改税”力度，强化税收管理。

闫坤，于树一认为，中国实施结构性减税的目标，一是通过减税刺激短期的经济增长，二是通过税收结构调整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要适应国际经济环境，面向“十二五”规划目标，从产业导向、地区导向、居民导向进行考虑，要突破税种结构、税费结构、出口退税频繁调整、个人所得税综合制、房地产税征管机制等瓶颈。

参考文献

[1] 安体富.中国中长期税制改革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0，46：30-45.[2] 胡怡建.中国税收发展面临的四大转变[J].财贸经济，2011，10：5-10.[3] 关飞.基于经济波动及产业税源因素视角的税收增长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1，10：127-129.[4] 黄凤羽.中国税收收入超经济增长的若干原因分析[J].经济纵横，2010，3：8-10.[5] 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0，12.[6] 冯瑜.产业结构调整与税收增长分析[J].税务研究，2011，07.[7] 潘石，王文汇.中国结构性减税的五大原则[J].学术月刊，2010，04.[8] 杨卫华.关于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研究[J].涉外税务，2010，01.[9] 闫坤，于树一.论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结构性减税[J].税务研究，2011，01.

第三篇：关于中华民族宗教问题法制建设

关于中华民族宗教问题法制建设

摘要:本文以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形成原因分析及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实践为基础，对我国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配套措施及其法制建设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解释和建议。

关键词：民族，宗教，法制

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宗教问题，主要是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我国有近20个少数民族几乎是全民族信仰某一宗教。宗教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深远影响，再加之往往和民族问题的交织性和一些宗教的国际性，使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成为今天中国各民族共建和谐社会必须更加重视的问题。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问题，是民族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故以民族宗教问题为题，以宗教问题为轴心。但对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有效研究，离不开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因此，在具体民族宗教问题的政策和法律上，就不得不涉及相关民族问题的研究。民族宗教问题法制建设研究是我国民族问题法制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整体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我国少数民族上的交织性，使我们必须强调民族宗教问题是个系统工程.新中国成立至今，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在党和政府提出依法治国和各民族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从理论上反思、总结并将理论结论和实践经验法制化，对处理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对于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促进少数民族社会宗教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都具有极为重要意义。本文将贯彻两个潜在的中心意思，即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法制化的重要性和如何法制化而展开。

一、我国当前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一）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

对于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的准确认识，是处理好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对于我国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特点的认识，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著名的宗教问题“五性论”，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但就新的时期来讲，有几点仍需要强调。

1、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对于我国的宗教问题，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著名的宗教问题“五性论”，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长期性、复杂性。“五性”理论的提出已经充分证明了党对于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更进一步明确强调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江泽民同指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涉及全局的大问题。”要求“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民族工作切实管起来，健全和完善各级政府的民族工作机构，选派得力干部充实民族工作部门，并注意逐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民族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还说： “民族、宗教无小事。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对当前存在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要十分警觉，切不可掉以轻心。” 李瑞环在指出民族工作重要性时说：“民族工作在我国始终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它关系到经济发展”，“它关系到边防巩固”，“它关系到全民素质提高”，“它关系到挫改国际敌对势力的图谋”。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族问题，包括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事关我国的发展的大事，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也就我国宗教问题郑重声明：“中国政府一向认为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对于国家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与“国际性”

由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是全民信教，而且我国许多少数民族都处于边疆地区、不发达地区，因此，使我国民族宗教问题与其他民族问题经常交织在一起。这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更趋复杂化。同时，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中，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都涉及到国际性问题。这既是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中的“国际性”特点，也更是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体现。一些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宗教为掩护，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宗教成了分离分子进行思想渗透的工具。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敌对势力为达到对我国“分化”的目的，以“宗教”、“人权”等为工具，企业破坏我国统一。所谓“藏独”、“缰独”就是表现。宗教问题的政治化、民族问题的国际化，使我国少数民族宗教更显复杂。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分裂也使我国民族问题增加了更大压力。认识到这种“复杂性”“国际性”特点，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

3、民族宗教问题的“过程性”或“阶段性”

这里的“过程性”或“阶段性”，是指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为达到宗教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最终目标，伴随着其他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起伏态。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过程特点。因为不管是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其他方在的发展，都将会在一定阶段出现民族意识增强、自主意识增强的问题，并进而出现一些民族问题更加敏感、民族宗教问题被不合理的极端民族主义利用的问题。阶段性或过程性，既要从唯物主义角度、从历史角度去认识民族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同时，还要从经济基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过程性、具体性上去认识民族宗教问题发展的阶段性。这也是正确确定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也是对现阶段及未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宗教问题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没有起伏就没有发展。这是螺旋式上升规律的体现。对这一必然现象的正确认识，是保证我国民族工作、民族宗教问题处理中政策稳定性、一贯性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4、民族宗教问题中的“交融性”

宗教与民族虽是两个不同概念，但二者之间又表现出极大的交融性。尤其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问题，由于许多少数民族全民信仰某一种宗教，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宗教的影响和感染，致使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与宗教意识、宗教感情交织在一起。宗教使一个民族具有凝聚力，而民族又使宗教具有生命力。民族借僵宗教张扬个性，而宗教其影响。这种交融性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民族宗教问题上还存在着民族因素、宗教因素与贫困因素和边境因素的交融性，因此，使民族宗教问题处理既具有政治意义，又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国防意义。

（二）新时期民族宗教问题的原因分析

我国民族及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历史上的事实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只能靠时间和现的努力去慢慢地化解和消除。但对于诱发和产生民族及民族宗教问题的另外一些原因，则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些原因之中，较为突出的方面包括：

1、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一些西方非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而且还企图实现思想霸权、文化霸权和话语霸权，企图运用西方的思想、理论、观点和方法渗透，左右我们的思想。在它们对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各民族实行殖民时期，他们根本不讲民族自决，而当社会主义国家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各民族独立自主时，他们反对甚至用战争阻止民族自决，而现在，它们撇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企图通过鼓吹反动的“民族自决”、“民族分离”，以分裂和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其目的不是为了中国各民族的发展，而只是想实现现代经济殖民。

2、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产生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原因。80%的少数民族人口都在西部落后地区，东西差距进一步扩大，使本来就因经济条件落后而存在的民族间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差别进一步加大，影响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也造成了东西客观上的不公平竞争，不仅是少数民族，其实已造成了整个东西部地区之间人民心理上很大的不平衡。这些失衡往往与事实存在着的许多矛盾有关，例如汉族发达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之间发展不平衡矛盾；中央所属企业与民族自治地方企业之间矛盾；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矛盾；市场经济发负面效应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传统之间不适应的矛盾；少数民族地区在竞争中与发达地区之间在人才、技术、资金上处于劣势造成的矛盾；国家或东部发达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资源开发的矛盾，等等。

3、经济转轨人们价值观的失范、失衡，为宗教问题复杂化创造了新的社会基础。一方面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多样化，使人们的观念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另一方面，经济转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个人经济的承受力差，加之一些经济政治领域的消极丑陋现象，使许多人产生了信仰、信念和信任危机。面对社会急聚变迁中的社会现象束手无策，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因竞争中的指令性而产生挫折感、无依感使他们本能地更将命运归结于神秘的力量，渴望得到超人间力量的帮助和慰藉。人产曾经因对生老病死的无能为力而依懒宗教，现在又加上了因市场和社会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而祈求于宗教。

4、腐败和官僚主义成为引发民族、宗教矛盾的重要因素。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对群众疾苦无动于衷，不仅容易引起群众对干部的对立，而且会使非对搞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使局部问题向全局问题转化，使个别事件向群众与政府及国家对搞转化。当政治腐败、正义不昌，群众意见无法表达时，他们就会到宗教世界中寻求安慰，甚至会变成社会的对抗分子。

5、民族及民族宗教工作中的人治色彩、左的思想、政策不稳定等影响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权威。开改开放之前，尤其是文革，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体制变革方式太大，方式、方法简单生硬；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中，也存在少数民族工作方法粗糙及简单等缺点，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混乱。民族分离主义思想乘虚而入，致使长期被淡化的民族意识、宗教情绪强烈反弹。其根本原因是对民族地区社会、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复杂性了解不够，把内地的工作方法、工作思路简单照搬、套用。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及其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

新的历史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党和国家领导人已有许多论述。从总体上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

1、民族、宗教无小事

政治上重视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是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重要性的必然要求。政治上重视，既需要党和政府领导人做好，而且，还必须包括政府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国民教育等社会全面地重视。必须开始在国民教育中把“民族知识教育”、“民族宗教知识教育”纳入政治教育。不仅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而且要全体国民认识到。

2、发展是硬道理

邓小平同志说：“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民族地区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是靠发展经济来解决。” 李瑞环说，“民族地区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尽管少数民族地区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比较之下，则差距更大。而经济发展的落后，不仅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差距拉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关系。只有切实、大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发展了，才能为解决好民族问题及民族宗教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是对付民族分离分子、分裂分子及国外敌对势力最有力的武器。“实践证明，经济落后可以导致一连串落后，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一连串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任务都应当放到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过程中去完成”.这也是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最根本、最有力、最长远的办法，也是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在内的民族工作中最需要大力落实的。“捂”和“压”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在发展中化解一切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

3、政教严格分离

在现代社会，宗教信仰完全是公民个人自己的事，宗教同政权、司法和教育分离，绝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绝不允许已被废除的宗教封建特权和宗教压迫剥削制度，更不允许利用宗教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政教分离的原则，最早是由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玛斯·杰弗逊草拟《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时提出来的，此项法案于1786年1月16日由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成为西方国家政教分离的先驱。政教分离的基本含义是：政府的功能是受人民委托管理公众事务，不能干预人们的宗教信仰，不能干预宗教团体的内部事务；宗教的功能是满足人们超越的精神需要，不能干涉国家公共权力方面的事务。由于政教合一制度对人类、对世界造成的巨大灾祸，“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纷纷将政教分离的原则写入宪法，政教分离成为这些国家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原则。政教分离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通例。例如，按日本《宗教法人法》，政教分离被解释为：（1）宗教组织（教会）不能行使和干预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不得干预国民教育，不准接受国家给予的任何政治、经济特权。将宗教组织从国家公共权力和国民教育中分离出来。（2）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国民教育权，不受宗教神权的统治、干预和支配，国家政权机关不得从事任何宗教活动、宗教仪式和宗教教育，不得强制任何人参加或者不参加宗教上的行为。把国家政权和国民教育从宗教神权中分离出来。（3）各种宗教是平等的，国家不能利用公共权力支持某种宗教或者压制某种宗教。正常情况下，国家的资金和其他公共财产不能为宗教组织、宗教团体所使用。（4）国家公职人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在机关内部和宗教场所从事宗教活动，使国家公共权力真正成为世俗化的政权。（5）宗教教职人员以个人名义和普通公民身份，可以参加政治选举，可以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不准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中任职；国家公职人员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和名义，可以信仰或者不信仰某种宗教，但不得在担任国家公职期间同时兼任宗教团体的领导职务。

4、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压倒一切

政治上重视不可少，经济发展是根本，但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天实现。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贯彻我党一贯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社会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证，这既是中国历史实践所证明的，也是世界各国及各民族发展历史所证明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混乱，只能破坏，只会导致倒退，而不可能带来发展。对于民族问题及民族宗教问题，必须明确贯彻党确立的有关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既要充分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坚持宗教信仰自由、信仰上相互尊重，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又要充分贯彻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各民族大团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决制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坚决反对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既要在积极合法的方面坚决维护，又要对消极违法的行为严厉打击。坚决打击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境内外敌对势力。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思想指导思想的法制建设

1、我国与宗教有关的立法状况

对于新思想民族指导思想，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种讲话中已有充分明确的表达。而且许多也已通过立法所确立。当今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几乎各国都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有宗教方面的条款。我国也不例外。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处理宗教总是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目前宗教问题上的矛盾主要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受某些阶级关键和国际复杂因素的影响，明确了处理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1990年12月5日，李鹏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199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又要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依法管理宗教事务。1997年10月17日国务院办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政府白皮书。现在，我国已加入《世界人权宣言》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2届会议上，就我国宗教问题向大会郑重阐明：“确保宗教信仰自由，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政府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等国际人权文书的精神，一贯致力于保障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我国的《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宪法》第51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1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3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对本地方内各民族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共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另外，还有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颁布了一些宗教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与一些自治州、自治县颁布了一些宗教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例如 197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民委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198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办宗教院校的请示的通知》、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1994年3月22日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宗教事务行政管理暂行规定》、1993年云南《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等等。其中颁布了宗教事务管理综合性地方性法规的有近二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安徽、山东、上海等；颁布了单项法规的有广州市、武汉市、青海省、天津市、成都市、昆明市、宁波市等；颁布了地方性政府规章的有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湖南省、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陕西省、新疆自治区等。但是，对于我国民族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的立法还比较薄弱，许多内容都还是处于政策的范围。一方面，立法上规定只是原则性规定，许多内容立法层次还比较低。这一方面不足以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而且适用范围上也有极大的局限性，而且使许多规定的政策属性使得其稳定性，操作性受很大限制。

2、指导思想进一步法制化的建议

对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法制化，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在国家宪法确立的原则下，制定一部《宗教（管理）法》，使国家有关宗教问题的规定体系化，并将之上升到法律层次。从而消除有关规定零乱、不系统，法律效力层次过低，以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和政府规章，甚至政策性文件为主的低效状况。

（2）在宪法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活动依法进行的原则下，以法律规定来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宗教无小事，稳定和统一压倒一切及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既要以法律的形式把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和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重视体现出来，又要把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认识、基本立场、基本政策和基本指导思想体现出来。

（3）通过法律的形式，使党和国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基本指导思想加以规定，使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会具有更大的稳定性、系统性、一贯性、条理性、权威性。

（4）通过使基本立场、基本政策、基本指导思想的法律化，为民族宗教问题方面的进一步具体立法确定统一的方向性、指导性，使各民族地区立法在宗教管理基本立法统率下形成一个系统、完整，又能充分体现各地区具体情况的宗教管理法律体系。

三、新时斯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及其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对于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总是的基本原则，其实在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一些有关立法中已有一定的内容，但包括《宪法》在内，前没有全面具体化和明确化。对于应当坚持的几项基本原则，我们概括如下：

1、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也规定。因此，此处不再多论。

2、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性原则。国家性原则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的自由，如果借口宗教信仰自由损害国家统一，那就必须为法律所禁止。就我国少数民族宗教问题而言，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性质首先属于国内问题，国家观念是第一位阶的问题，而民族、宗教是属于第二位阶的的问题；坚持国家统一稳定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前提。这一原则已为我国《宪法》所确立。《宪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历史和实践也证明，维护国家统一是处理民族及宗教问题的基本前提。而且作为任何国家的一名公民，维护国家统一是公民应尽的神圣责任。但对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性原则，虽然《宪法》中有所体现，但有必要在宗教管理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使其成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知道的法律常识，并将之贯彻到国民教育之中。

3、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性原则。法律性原则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必须是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这一原则在《宪法》中也已有规定。《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对这一原则同样有必要在宗教管理立法中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使其成为每一个公民都应当知道的法律常识，并将之贯彻到国民教育之中。人类历史实践证明，从长期发展来看，有法要好于无法，法律越健全，人治的范围越少，人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可预期性就越强，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主性范围就会越多。恶法有时可能存在，但比起人治的害处来，将会小得多。我国“文革”时期造成的诸多损害，正是法制被破坏，法制被践踏的人治结果。要真正维护人类的自由，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消除那种某个人说了算，一个领导人说了算了那些范围。要让法律来决定。由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甚至决定的民主的立法会越来越接近于完全的善法，促进立法的民主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倘若不向法治的方向努力，靠人治，将永远是一个动荡的社会，不会有长治久安。

4、宗教事务的自主性原则。自主性原则要求宗教必须国家主权范围内独立发展，不受外国势力支配。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也有规定。《宪法》第 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这一原则比较明确，但亦有必要在专门宗教管理立法中进一步强调。

5、不同宗教之间平等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宗教信仰自由是所有合法宗教都有信仰的自由，而不只是某一宗教的信仰自由。不同宗教之间必须遵循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我国《宪法》中已有体现。《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36条规定： “„„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但这些不同条款必须结合起来理解。因此，有必要在宗教管理立法中以明确的表述确立下来。

6、宗教信仰自由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利益原则。这一原则表明，宪法所确立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和其他宪法确立的公民权利一样，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自己应尽义务。而且，任何公民的任何权利，也只有在尊重其他公民的权利中在能实现。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而不被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自由是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有这个权利”。我国《宪法》第51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宪法》第3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原则《宪法》中体同比较明确，但没有直接的表述。专门宗教立法中应当予以明确直接的规定。

以上六条原则是任何现代法治国家公民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同时都必须遵守的。换言之，宗教信仰自由是在维护国家统一、遵守国家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前提下的宗教信仰自由。而且宗教信仰自由是所有合法宗教共同的信仰自由，是有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国家主权范围内的宗教信仰自由。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基本原则的法制建设

对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的法制建设，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在专门的宗教管理立法中，将上述宪法所包含的六项原则以明确直接的表述确立下来，并将确立为国民教育中必须学习的法律内容之一。

2、宪法或法律中对宗教自由问题的国家性原则、法律性原则、自主性原则、平等性原则等既要直接表述成法律条款，而且应当在宗教管理立法中规定具体的落实制度和对违反上述原则的行为制裁措施。

四、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配套制度及其法制建设

（一）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基本配套制度建设

对于处理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具体措施，应该说不同地区和不同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措施上也应具有相应的灵活性。但就基本的配套制度的内容上来讲，我们认为，主要应当抓好以下方面：

1、全面、切实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中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内容。对这一点，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都有许多认识和论述。在制订和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中，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与民族宗教问题之间关系。需要把对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系统化、制度化、法律化，包括自然与生态环境、居住环境与地域开发，不仅是政治权利，更重要的是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等。同时，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衡性，充分创造民族之间平等感、平等发展机会、平等观念、各民族是一家的政治社会氛围。

2、加大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及人才运用，特别是要加强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共同培养，首先从干部层上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并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供应需要的领导、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提供领导力量。不仅要对少数民族干部，而且要在汉族地区干部培养中，加强关于处理民族宗教问题能力、技术、法律知识、政策知识的培养，而且必须系统化。并且，要把民族知识在全国中小学教育中作为基本政治素质进行要求。

3、加大各民族人才的区域性流动，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地区干部进行交流，包括在其他地区提拔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技术人才流动、文化人才流动、学生就业流动，进一步推动国家观念的发展，使国家观念成为全体国民的最基本观念，而不是民族主义观念和宗教观念。

4、教育、宣传中的历史性、民族性宣传、教育与现实法律、政策宣传教育充分结合。既要让少数民族大众了解汉族与少数民族历史、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同时又要了解中国今天的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原因、做出的努力，既要了解目的、措施，又要了解效果；既要了解正面的效果，又要了解负面的效果；既要了解成绩，又要了解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使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充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要注意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宣传和教育，鼓励新闻、出版、文化、音像、电影、艺术等等文化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开发、宣传等等。另外，还需要在宣传、教育、文化出版等方面加强监督和管理，注意对少数民族风俗、信仰、习惯等尊重和合法权利的保护。

5、宗教上层的团结与社会下层的帮助相结合。既要充分发挥宗教上层人士的开明性、代表性、权威性作用，又要积极破除下层群众对宗教的依懒性、盲目性，培养下层群众的独立性、自主性、自信性；既要保护和尊重合法的宗教信仰，保持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文化方面的传承，又要促进通过民族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促进民族宗教文化及其他社会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6、要注意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区别与联系。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尽管是两个问题，但许多时候却交织在一起。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复杂性，既要充分运用法律制度保护应当保护的方面，又充分运用法律制度制裁应当制裁的方面。这就要加强民族、宗教方面法制的建设。既要提高区分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能力和技术，又要充分认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交织性、综合性。同时，要注意民族宗教问题上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区分。区分两类不同矛盾才能正确、准确、合理、有效地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

7、建立有效的突发问题处理机制。突发民族宗教事件的处理机制，包括必要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体制、警察和军队的调动权力等。有效的突发问题处理机制，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有效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必不可少和不容忽视的。

8、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公务人员素质教育、作风教育、责任意识教育、民族知识教育等，坚决、严肃处理侵犯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损害民族团结、不负责任的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行为，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工作的权威性。

9、要全面抓好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政策和法律的准确、正确的落实和执行。在以上八个方面中，经济发展是根本，少数民族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宗教上层团结和群众基础的建立是基础，不同性质问题的正确区分和突发机制的建立是前提，而消除为腐败和官僚主义、全面落实和贯彻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是保证。另外，民族宗教问题只是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宗教问题政策措施是否成功，既要靠民族宗教政策、立法、执法等，而且还有赖于一个系统、有效的其他相关民族政策、立法、执法的建设。

（二）新时期处理民族宗教问题配套制度的法制化

对于以上提出的配套制度，必须加以法制化。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通过《宗教管理法》，进一步明确依法确立和保护公民应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确认和保护公民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依法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和依法成立的宗教组织拥有正常宗教活动用品和生活用品的权利；依法保护不同宗教、同一宗教中不同教派各自进行正常宗教活动，并一律平等；依法保护宗教教职人员正常履行其职务，开展正常宗教活动；依法保护宗教团体或寺观教堂接受信徒在完全自愿基础上的布施、乜贴，和按习惯婚丧嫁娶时举行的宗教仪式；依法保护宗教院校及其培养青年一代宗教教职人员的活动，等等。在确认权利的同时，要切实规定相应的侵权责任，在加强各种少数民族、宗教权利明确具体规定的同时，完善宗教侵权特别责任立法。同时，加强相关刑事、行政立法，严厉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国际极端宗教组织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活动和行为；严厉打击境外民族分子与国内不法分子的相互勾结，以宗教为幌子，利用部分少数民族宗教信众的宗教感情，破坏民族团结和分裂国家统一的活动；依法打击、防止利用宗教在民族地区制造不稳定因素或故意挑起事端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利用宗教干涉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生产与生活的活动。

2、基于经济发展的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根本途径，国家应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前提下，尽快加强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促进法》、《民族地区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法》、《少数民族特殊权利保护法》等等，以有效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并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有效促进汉族与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平衡发展，为各民族、各地区创造平等发展的机会，促进各民族之间平等感、平等观念、各民族是一家的政治社会氛围的发展。

3、根据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团结开明宗教上层、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及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需要，国家应当加强有针对性的《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干部培养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流动、干部流动、劳动力流动促进法》等，为有效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进一步交流和了解等创造有利条件。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任职的干部管理的立法，包括培养、任用、提拔、薪金、退休等等，都应当根据具体不同地区情况，进行特别的管理。尤其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包括少数民族和汉族干部）的政治素质、管理能力、责任意识、民族知识和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能力的培养，并将这些要求通过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强化少数民族地区行政执法、司法等方面的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等，以及通过立法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中介机构的发展，为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创造条件。

4、通过立法建立民族、宗教等有关的突发事件处置机制，通过立法规定处理的机构、程序、方法等等。这一方面，我国已有相关立法如《游行示威法》、《反分裂国家法》、《戒严法》等。但应当针对民族宗教问题中突发事件的特殊性，进行单独立法。

通过以上方面配套政策措施的法制化，为逐步促进民族地区宗教发展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市场相适应的目标。通过以上立法，形成一个以《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宗教管理法》、《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促进法》、《区域经济发展促进法》、《民族地区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法》、《少数民族特殊权利保护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干部培养促进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保障法》、《少数民族地区人才流动、干部流动、劳动力流动促进法》、《游行示威法》、《反分裂国家法》、《戒严法》、《民族、宗教突发事件处理法》等为主体的民族、宗教法律体系，也为最终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创造更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政治环境、人才环境、干部环境、执法环境等提供一个坚实的法律保障体系，从而系统推进民族、宗教问题的法制建设。

「注释」

“系统工程”性的认识要求我们既认识到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庞大性、重要性，更要求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系统，在系统的全局中把握它的结构、重心、核心问题所在。“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我们认为，主要是引导宗教促进人积极向上或向善即可。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是1992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如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瑞环：《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若干问题》，《求是杂志》，1995第5期，第2-3页。例如，随着许多少数民族人才培养，许多地区民族意识会增强；随着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民族意识也会增强，等等。往往这些人中间更容易对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会产生更强烈的失衡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更加敏感。这种意识增强是正常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只要合理合法，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利用，应该是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

马继军：《浅谈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建设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70页。

夏宁：《对我国现阶段民族与宗教问题的思考》，《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黎念表、温春娟：《对新时期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50-51页。

江泽民：《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是1992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如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瑞环：《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若干问题》，《求是杂志》，1995年第5期，第2-3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张文山、乌尼日：《试论我国民族宗教法律制度》，《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第四篇：电信税收问题

一、电信业营业税存在的问题

（一）营业税税收政策方面七大问题1.预存话费赠送话费问题。

对电信单位在经营中，赠送出的这部分话费是否应征收营业税，在税收政策上还不明确。

2.赠送有价电话卡问题。电信单位在经营中，常常采取各种方式无偿赠送有价电话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3]16号）第三条第（二）项规定了电信单位以“折扣折让”方式销售各种有价卡的，“以按面值确认的收入减去当期财务会计上体现的销售折扣折让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对电信单位采取各种方式无偿赠送有价电话卡业务征税问题，没有作明确的规定。

3.电信企业支付给合作方的价款税前扣除问题。

随着电信业横向联合的快速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壮大，电信业和个体工商业户、个人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多，电信单位支付给 个人合作方的价款也越来越大。按财税[2003]16号第三条第（十三）项规定：“邮政电信单位与其他单位合作，共同为用户提供邮政电信业务及其他服务并由邮政电信单位统一收取价款的，以全部收入减去支付给合作方价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这里只提到“单位”，没有提及“个体工商业户”或“个人”，即电信企业对支付给个人合作方的价款，没有明确是否可以在营业税税前扣除。

4.电信企业与个体户或个人合作开展宽带业务双方取得收入征税问题。电信企业与个体户或个人合作开展宽带业务，双方取得的收入，在适用税目、税率和计税依据上难以确定。

如某联通公司与个体户签订代理合同规定，联通公司提供完善的通信计费认证网络系统和一条10M互联网专线出口，个人负责宽带小区用户发展、业务受理、网络建设和维护等相关事项，负责宽带月租费的收取。取得的收入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个人在次月5日前，将上月联通公司应得收入转入公司指定的账户，联通公司提供相应票据，双方各自承担分成收入税金。这里存在二个问题：一是根据财税[2003]16号规定，电信单位提供的电信业务按邮电通信业税目征收营业税，而个体户不属于电信单位，对其参与的电信业务应按代理业还是电信业税目征税不明确。二是个人在向客户收取月租费时全额向用户开具发票，在次月按分成比例支付款项给电信单位，在确定个体户或个人的计税依据时，能否扣除其分成给联通公司的收入，这个问题在征管中分歧较大。

5.初装费收入按预收款征税，不利于税收征管。电信公司的装移机收入，属预收性质收入，按照财税[2003]16号第五条规定，其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以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该项预收性质的价款被确认为收入的时间为准，即分十年摊销计入主营业务收入。因摊销时间太长，不利于税收的跟踪管理。

6.与电信相关业务的税收政策问题。

一是对合作方取得收入征税问题。其他单位或个人与电信企业合作开展彩铃、咨询、其他服务等业务取得的收入，纳税人要求按电信业征税，而根据财税[2003]16 号规定，只有电信单位提供的这些业务才可按邮电通信业征收营业税。非电信单位参与的这些业务便不能按电信业征税，纳税人对此持有异议。

二是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中扣除设备范围问题。财税[2003]16号第三条第（十

三）项对电信通信线路工程中扣除设备范围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但该规定未将电信通信线路工程中的主

第五篇：浅析税收诚信问题（推荐）

浅析中国税收诚信问题

摘要：加强信用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保障我国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关键之举。税收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税收信用有利于规范政府税收行为,促进依法治税,减少税收流失,降低税收成本。我国经过长期努力,已初步建立起纳税信用评定管理系统,将纳税人的纳税信用实行分级管理,在鼓励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提高纳税遵从度等方面发挥了良好作用。

关键词：中国 税收 诚信

目前我国的税收信用体系还不尽完善,政府(征税人和用税人)、纳税人及税收中介等税收主体的信用缺失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税收信用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要解决当前我国税收信用中所存在的问题,构建系统、科学的税收信用,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税收信用实践经验,增强各税收主体的税收信用意识,完善现有纳税信用制度,逐步建立起征税信用、用税信用和税收中介信用制度,并不断优化税收信用的环境。

一．税收诚信含义

税收诚信通常是指纳税人按照我国税收法律规定的内容和法定的程序积极主动缴纳税款、诚实守信地履行纳税义务的税收行为。一般表现为:(1)按税法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积极主动地缴纳税款;(2)具有较高的纳税自觉性,依法办理税务登记,依法进行帐簿、凭证管理,按时报送会计报表和纳税申报表,依法缴纳税款、罚款和滞纳金;(3)能够同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密切配合,不人为设置障碍,影响征管工作的顺利进行;(4)实事求是地向税务机关提供纳税资料,接受税务机关的财务监督和纳税检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诚信经济。税收诚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基本道德规范，与国家和每个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同时又是每个公民和市场主体应尽义务，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二．税收诚信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1税收诚信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一）税收诚信的现状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因而我国目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信用体系尚不完善,企业信用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个人信用制度落后,政府信用也在一定程度面临危机。

近年来,税收诚信的现象在市场经济中仍然大量存在。其一般表现为:(1)缺乏诚实守信、依法纳税的正确意识,对依法纳税有抵触情绪。(2)纳税自觉性差,不如实申报纳税资料改。

(3)中介信用急需规范。某些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税务代理机构帮企业隐瞒报税，甚至与税务机关内部人员勾结，损害国家税款。(4)对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态度生硬、辱骂甚至殴打税务人员，破坏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5)从征税信用方面看，税务机关违章办事、执法犯法甚至以税谋私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造成税收诚信缺失的成因分析

1.我国税收诚信体系建设明显落后。由于我国信用经济发展较晚，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普遍缺乏现代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的培养。同时，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致使我国税收诚信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目前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企

业也缺乏加强信用管理的能力。因此,企业在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择手段偷税、漏税、走私、骗汇、骗取出口退税、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毋庸质疑,信用缺失对我国整个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2.历史原因制约和制度原因致使我国社会信用基础差。在迈向现代市场经济过程中,传统信用观念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冲击。诚实信用的缺失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信用经济体系发育程度低,市场信用交易不发达。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个人,都普遍缺乏现代经济条件下的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观念的培养。再者,人们长期受追名求利心理的强烈驱使,一些企业和个人便采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致使在经济生活中各种不诚信的现象时常发生和蔓延。在税收征管中表现在纳税人故意做假帐(报表),偷(逃、骗、欠、抗)税,虚开发票等税收违法行为。

3.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体系。税收诚信缺失本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经济活动主体(纳税人)是否选择违约,关键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当违约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收益时,便会选择违约。由于税收诚信缺失,国家和社会对失信行为的打击惩罚不力,守信的收益也不明显,甚至于“大家都不讲信用,我讲信用反而倒霉”,致使“失信所得到得利益反而多余守信所得利益”,失信反而有利可图。长此以往,必然对纳税人的行为有不良诱导作用,导致大量税款流失。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税收诚信体制的方法和途径

1.建立起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体系。这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展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使所有纳税人都真正树立起诚实守信的道德观，以诚信原则为核心，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评价标准，以此规范各类经济主体之间乃至一切社会关系之间的行为，使人们自觉做到诚实守信，坚决摒弃非税收诚信的行为。

2.不断完善税收法制,减少偷、逃税的发生几率。这就需要加强税收信用立法,加大依法治信力度。按照新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不断强化税收执法刚性，解决好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等问题；坚决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和责任过错追究制,解决税收征管中职责不清,有错不纠和追究不力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征管基础,改革征管体制,完善征管模式,强化税收稽查,堵塞税收征管漏洞,减少非税收诚信造成的税收流失。

3.建立和完善失信惩罚体制。明确税收失信的法律边界以及制裁的程度和形式，加强对税收诚信行为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建立及时快速的信息收集或举报机制以及被惩罚人的申诉机制。此外，还要与商业信用挂钩，进行全方位的信用破产惩罚，使得不讲信用者或信用不佳者难以立足，难以生存。使其“失信成本>守信成本”,而不敢为或不愿为。

参考文献:

1．税收诚信问题探析【J】集团经济,2008

2．税收诚信问题【J】人力资源管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