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是由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到两个历史因素。一是中国在历史上是经济大国,在当代面临着特有的巨大发展空间。依据麦迪森教授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的资料,1820年,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2286亿元,126亿元,209亿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32.4%,1.8%,3%;分别居世界第一位、第六位和第五位。当然,同历史的中国相比,当代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众多不可比因素。但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经济的现实发展和历史也有某种联系,有某种共同点(如人口大国和优秀科学文化传统等)。这样,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做到的事情,在各种有利条件的配合下,再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当代中国也是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做到的。二是改革以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国存在着巨大经济发展潜力。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存在数以亿计的富余的劳动力。当然,无论是把上述经济增长潜力发挥出来,或者是把巨大发展空间变成现实,都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并成为这期间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历史也已充分证明:作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这方面,经济体制的产生、发展和消失,也都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既可以成为生产力的巨大动力,又可以是生产力的桎梏。经济体制既是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但也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既可以维护它,又可以导致它的灭亡。经济体制既可以受到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的维护,但也反作用政府。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而进行改革的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依靠政府来推动,反过来也巩固政府。在违反生产力的要求而不进行改革的情况下,也能导致政府的灭亡。这里还要指出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一些重要差别。一是前者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后者要高得多。二是前者的延续时间比后者也要长得多。三是前者的根本变革,在阶级社会里一般都要经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后者的根本变革是在政府维护基本阶级制度的前提下实现自我完善。
需要着重指出:运用经济体制范畴有助于进一步具体揭示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先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论。中国封建领主制度到封建地主制度的转变,就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下列两种历史现象。第一,依据历史资料,中国领主经济从产生到消灭,大约只经历了不到600年的时间;而地主经济从建立到灭亡,却经历了近2400年的时间。后者经历的时间约为前者的四倍。还要看到:尽管整个说来,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生产技术停滞,但地主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领主时代还是快得多。所以,这个历史现象证明:地主经济能够容纳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比领主经济要高得多。第二,欧洲的封建庄园制度(类似中国的领主经济制度)只绵延了1000年,而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却延续了3000年。决定这个差异的,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地主经济比庄园经济能够容纳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再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现在看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灭亡规律都是正确的。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时间都估计短了,对它的灭亡时间估计早了。形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说,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古典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说来,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和列宁所处时代的限制。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看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种解释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符合历史唯物论。
最后,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论。苏联在1991年解体,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涉及诸多方面。但苏联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很慢;而中国在1978年以后逐步走上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无疑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见,如果脱离了政府改革经济体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都难以得到充分说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独特作用
这里值得提出一点,即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共有本质,但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有的激烈竞争。决定这一点的主要因
素有:
(1)当代经济发达国家经过一二百年至二三百年的发展,资本早已越过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人民生活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已经步入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裕的阶段。这时当然还存在竞争,而且在有些领域仍很激烈。但总的说来,与资本主义初期那种资本为原始积累,人民为生存而展开的竞争比较起来要缓和得多。而中国在改革初期,非公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一,全国还有2.5亿贫困人口。这样,对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来说,势必重新为积累原始资本而开展竞争;对广大贫困人口来说,势必存在为生存而开展的竞争。事实表明:这个阶段上的竞争比经济发达阶段上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这是就竞争的发展阶段来说的。
(2)就竞争的主体来说,在经济发达国家,除了存在少量的国有企业不说以外,主要是私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在中国现阶段,不仅存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不仅存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存在处于城乡二元体制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拥有众多优惠条件的外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还存在拥有或实际上拥有大量生产资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种数量极多的、优势劣势同在的、复杂的市场主体,使得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3)就竞争的目的看,在经济发达国家,伴随健全的市场体系、社会信用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平等竞争的有序进行和充分展开,利润趋于平均化。当然,同时存在争取超额利润的竞争,对垄断企业来说还有争取垄断利润的竞争。但在中国现阶段,市场交易混乱,社会信用缺失,法制不健全,平等竞争并未充分展开。许多可以获得巨额利润的行业还有待发展。由于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并存,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在这些条件下,许多企业不仅不满足于获取中等水平的利润,也不满足于获得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而是热衷于追逐水平高得多的暴利。正是这种行为,促使竞争激烈化。也正是这种行为在较短时期内促使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甚至催生了一大批暴发户。这种财富集中的“示范”效应,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竞争的激烈化。
(4)从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看,中国本来劳动力就多,潜在失业人口(特别是农村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伴随改革进展,从公有企业中还要释放出数以千万计的多余劳动力。伴随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就业弹性系数显著下降。这一切都会激化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中国人均土地面积也少,伴随城镇化和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的发展,土地市场的供求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在资金方面尽管国有或国家控股的银行存贷差在扩大,但中小企业、农村和边远地区需要的资金又远远得不到满足,以致利率高得多的民间借贷迅速发展。所有这些都使得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市场上的竞争变得激烈起来。
(5)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的问题就很严重。改革以来,由于全国统一的开放的市场并未真正形成,这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重复生产甚至有所发展。这也是加剧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6)总的说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高科技产品的比重不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不多,出口产品也多是集中在以劳动成本低为特征的相关产品上。这种低水平的、雷同的出口产品结构也使得相关企业面临着激烈竞争。从积极的主导方面说,正是上述由市场取向改革激发的激烈竞争,使得现阶段经济充满活力,把各种生产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从消极方面说,这种激烈的竞争,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作用,甚至破坏作用。但这是问题的次要方面。
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具体作用
第一,社会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资源在各种所有制之间的优化配置。改革以前,几乎是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一统天下。改革以来,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多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在国民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为例。1978年-2006年,工业总产值由4237亿元增加到316588.9亿元,其中,公有制工业(包括国有和集体工业)由4237亿元增加到134220.97亿元,非公有制工业由0增加到182368亿元;二者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00%下降42.4%,由0%上升到57.6%。但在这期间,不仅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活力获得了飞速发展,而且在公有工业占主要地位的国有工业领域,伴随改革的进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进行的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展以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加强,经济活力大为增强,效益显著提高。1998年-2006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由98709元增长到548284元。即使扣除价格上升因素,劳动生产率也大幅上升了。二是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的优化配置。1978年-2006年,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总数的比重,分别由70.5%下降到42.6%,由17.3%上升到25.2%,由12.2%上升到32.2%。而在这期间,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分别为4.1%、7.4%和4.5%。列举这些数据的目的,在于说明改革以来作为社会资源最重要因素——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它并不否定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
第二,生产要素运营效益的提高。比如,改革后1979年-2007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改革前1953年-1978年的2.1倍。
第三,对外开放是国内经济改革的对外延伸,而对外开放是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和两种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必经渠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是在一定的世界范围内合理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方式。因而成为促进改革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改革以来,对外开放从扩大就业、增加税收、调节市场供需矛盾,缓解资源环境压力,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比如,1978年-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而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7.4%和17.1%。当然,当前在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方面,都面临着调整规模和提高质量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强调了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不否定它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更不否定其他因素在促进改革后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值得着重提出的重要因素有:一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进步效应;二是我国当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效应;三是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的积极效应;四是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多方面的宏观调控经验;五是赢得了一个长期的政治稳定局面;六是我国赢得了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但是,这些因素积极作用的充分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有赖于改革开放。从这方面来说,改革开放不失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二篇: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感想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感想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现了中国当代发展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命运由此改变。2008年,我们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间,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竣工。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
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了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推进了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了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方略。
中国30年的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要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仍然要靠改革开放。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不协调,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等方面问题仍然较多。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一定要贯穿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当前困难不少,一方面,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复杂,金融动荡加剧,经济明显减速;另一方面,国内农业基础还很薄弱,能源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金融领域存在不少隐患。但是,中国所遭遇的困难,是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我们需要在改革的性质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改革的方向上,坚持市场取向;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的方法上,坚持先易后难、逐步深化、渐进式推进;在改革的总体部署上,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三十年间的种种变化让我感慨很多,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来之不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通过我们一代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祖国必将越发繁荣富强,人民的生活也必将越来越美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第三篇: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
2008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8月8日,奥运火炬在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点燃。开
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北京奥委会高呼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号,实现了“新北京、新奥运”的战略构想。
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三农”是什么?就是“农民、农村、农业”。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 :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 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中国农村的改革要从安徽的凤阳县说起—包产到户。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了“三步走”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管理民主。
第一个经济特区,是广东深圳。
我的经济特区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全国哀悼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发展民族教育、资助贫困学生上 大学,这些都体现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得到了尊重。定为重庆“农民工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重庆设立“农民工日”把每年 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 特区的精神是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创新、特别能开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 农贸市场、股份制企业、证券交易所,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工程。
动表现。建设和谐世界,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4月22日 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董建华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任
首任行政长官。郑重重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2000年至2020年生产总值“翻两番”。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到祖国怀抱,“一国两制,澳人治澳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一次空前的国际盛会。它将于 我国的沿江开放城市有:芜湖、武汉、岳阳、重庆、黄石、宜昌、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上海举办。
万州、涪陵。2008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出席了 怎样打破封闭呢?办法只有一个:开放。京沪高速铁路开工典礼。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它2008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 的第143个成员。隆重开幕,农民工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
现在,中国轿车工业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
对外开放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必须坚持以人 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 2006年11月15日,中菲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举行,表明了中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 国与非洲国家的友好情谊。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
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1
建设创新型国家靠什么?靠科技发展。科技发展靠什么?
靠人才。人才人哪里来?靠培养。
课本循环、垃圾回收、建节能大楼,就是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
2007年11月5日,我国“嫦娥一号”成为我国第颗绕月
卫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发射按月卫星的国家。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杨利伟成为我国首位飞上太空的航天员。
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
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庄严宣布了
2008年第29届奥委会举办城市:北京。
第四篇:党校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背景。今天中国的改革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我们必须面对新要求,研究新课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一定要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革命意义
对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意义,邓小平曾一语中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至今,这依然是对改革开放最经典的论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从时代和战略的高度,对改革开放再一次作了根本性的政治定位: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革命,改革开放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改革开放是促进和推动人们思维方式深刻转变的革命,改革开放是加速提升中国社会总体文明发展水平的革命,改革开放是立足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定要深刻认识改革开放的十条经验
党的十七大报告以及胡锦涛总书记近期发表的署名文章,都强调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
“十个结合”生动阐明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这“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30年的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深刻理解、坚持运用、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进改革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就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思路,并对新阶段的改革开放作出了总体部署,其中以下五个方面相当重要:
一是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按照十七大的目标,要在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使十几亿人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意味着要运用更少的资源来生产比过去多得多的产品。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快推进国内资源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快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这既是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形成规范收入分配体制的前提,也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
二是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农村改革经历了三大步,第一步,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通过全面免除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目前正处于第三步,需要推进以改革农村上层建筑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尽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保障。
三是更加主动地推进对外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已使我国同世界的生产和消费紧密融合。目前,我国对外经济部门的就业已超过1亿人,我国已开始大量使用国际资源来发展自己,我们的许多产品直接依赖于国际市场。只有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对外开放,才能更好地利用全球化的各种机遇发展自己,切实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四是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与改革之初相比,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新格局。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社会利益整合和协调机制,社会管理方式还相当落后,不少方面仍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建设和谐社会,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五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当前要加快政府转型,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制定改革总体方案,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各项制度逐步
完善起来。
第五篇:改革开放30周年心得体会
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和发展的进程。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着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着鲜活的实践经验,也对已有的理论进行着不断的检验。可以认定,改革开放的实践孕育和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实行和坚持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归根到底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上发挥巨大功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
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我们要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必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提供了根本指导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断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与时俱进,勇于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共同思想基础。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地位,就能够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之初,就以“走自己的路”为鲜明特色。从那以后,我们始终牢记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直坚持从国情出发。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产物。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深深地根植(转载自本网http://www.xiexiebang.com,请保留此标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立足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根本基础,也必将是它发展的根本基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命运。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真正的英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关键就在于这些理论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最为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
改革开放30周年心得体会: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思想解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为解放思想的旗手,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领导我们解放思想的艰辛历程,重温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
“两个凡是”首见于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按照这一方针,那就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就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和混乱。这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观点。
(一)复出前多次发表谈话,对“两个凡是”表示异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立即表示反对。他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其中包括这样几个主要论点:第一,“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不能到处搬用,“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他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这篇讲话,是最早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的系统批判。
(二)复出后第一次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强调“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便是强调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其锋芒仍然是指向“两个凡是”。他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那样,只能“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在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特别重要”。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两个凡是”正是同这两条根本对立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身负众望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的这些谈话和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已经在中央领导人和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开始传播,“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已经日趋鲜明,二者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经拉开。
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在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的呼声也一直以实践的方式冲击着“两个凡是”。历史把解决真理标准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时,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包括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领导人和某些理论“权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是“砍旗”、“丢刀子”,是“方向性错误”。一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坚决有力的支持,领导和推动了意义深远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
(一)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转载自本网http://www.xiexiebang.com,请保留此标记。)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准备这次会议讲话稿的时候,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因此决定,这次会议的讲话,第一个问题就讲实事求是。他在讲话中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解决”。他批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了反驳所谓“砍旗”的说法,邓小平引述了毛泽东从1929年到1963年关于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指出:离开实事求是,“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只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篇讲话,对主张“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坚强有力的支持,对否定“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深刻有力的批评,对刚刚兴起的群众性思想解放大潮是个巨大的推动。
(二)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连续发表重要谈话,支持和指导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7月21日,他同中宣部负责人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同胡耀邦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3日,他同吴冷西谈话,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8月19日,在听取黄镇等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后谈到理论问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那怎么行呢?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这种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谈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少。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这一年的整个下半年,一直到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月月都讲真理标准问题,都讲解放思想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心中分量之重。
(三)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认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标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由此掀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新篇章。
抓住当代中国解放思想根本,领导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局面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随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思考,思想解放也不断深入。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领导我们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研究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我们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邓小平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我们确认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摆脱了种种空想。
我们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说,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转载自本网http://www.xiexiebang.com,请保留此标记。)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我们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使我们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锐意创新,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针对“四人帮”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比较快地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结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发生了重大变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便谈不上正确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但二者又有区别。“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一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同国情相联系的较为具体的理论问题。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领导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同过去相比,实现了三个伟大历史转折。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
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实行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和我国原有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所决定的。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新的活力。
学习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坚定不移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决定我们必须把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作为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以新的思想解放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以更加奋发有为、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精神状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一)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在发展,事物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了;哪个地方思想僵化了,哪个地方就要落后了。当前世界的大变动,中国的新发展,党情的新变化,尤其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应对新形势、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实现新发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
(二)解放思想要紧紧围绕三大基本问题,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30年解放思想的历史(转载自本网http://www.xiexiebang.com,请保留此标记。),从根本上说,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的历史。只有突出解决这三大基本问题,才能从全局上推动我们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当前,尤其要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说:“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围绕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要注重实效,努力做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努力做到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推进社会和谐。为此,就要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要注重开阔视野,从别人、别地、别国那里吸收营养、拓宽思路,不要闭目塞听,坐井观天;要注重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抛弃一切错误或过时的东西,不要把已有的经验、做法绝对化、神圣化;要注重转变作风,从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文山会海、八股套话中解放出来。
(三)解放思想要始终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满意标准。实践标准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认识标准。一个观点、一个思路、一个办法,是否正确,要由实践作结论,“拿事实来说话”,不要搞抽象争论,不要动不动就拿本本来,不要动不动就外国如何,不要动不动就“想当年”。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坚持,不管有什么非议,不管有什么干扰;反之,就改正,“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历史标准。一条路线、一个方针、一项政策,是否进步,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理念、原则,而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要用抽象的理念、原则去剪裁生活。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就坚持;反之,就抛弃。人民满意标准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标准。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一切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都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反之,就反对,就抛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三个判断标准,解放思想就有正确方向,解放思想的灿烂之花就会结成丰硕的物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