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钟书的读书方法
钱钟书的读书方法
许多人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
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钟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如下几句:“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有题辞如下:“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这都是用毛笔写的,显然不是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经过反刍,然后写成的笔记。
做笔记很费时间。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钱钟书读书做笔记成了习惯。但养成这习惯,也因为他多年无稳定住所,没地方藏书。他爱买书,新书的来源也很多,不过多数的书是从各图书馆借的。他读完并做完笔记,就把借来的书还掉,自己的书往往随手送人了。钱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故家中并无多少藏书。
钱钟书的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
钱钟书的大量笔记,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外文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钱钟书用两个指头在打字机上打的,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钱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英国文学,在他已有些基础。他又循序攻读法国文学,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也同样攻读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的历代重要作品,一部一部细读,并勤勤谨谨地做笔记。这样,他又为
自己打下了法、德、意大利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就随遇而读。他的笔记,常前后互相引证参考,所以这些笔记本很难编排。其笔记本共一百七十八册,还有打字稿若干页,全部外文笔记共三万四千多页。
钱钟书在国内外大学攻读外国文学,在大学教书也教外国文学,“院系调整”后,他也是属于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别的工作,以后又借调中国古典文学组,始终未能回外文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也始终未能如愿。那些外文笔记,对他来说,该是“没用了”。但是对于学习外国文学的人,对于研究钱钟书著作的人,能是没用吗?
第二是中文笔记。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而且都散乱了,整理很费功夫。他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钱钟书的读书心得。日札想是“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开始的。最初的本子上还有涂抹和剪残处。以后他就为日札题上各种名称,如“容安馆日札”、“容安室日札”、“容安斋日札”;署名也多种多样,如“容安馆主”、“容安斋居士”、“槐聚居士”等等;还郑重其事,盖上各式图章。这些“馆”、“斋”、“室”等,是一九五三年“院系调整”后,他居住的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以后屡次迁居,所居都是“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的名称一直没改。
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多页,分八百零二则。每一则只有数目,没有篇目。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但这点“心得”还待写成文章,才能成为他的著作。《管锥编》里,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例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共九十五页,而日札里读《楚辞》的笔记一则,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管锥编.周易正义》二十七则,共一百零九页,而日札里读《周易》的笔记,只有一则,不足十二页;《管锥编.毛诗正义》六十则,共一百九十四页,而日札里读《毛诗》的笔记二则,不足十七页。
钱钟书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读《全唐文》等书的心得,日札里都有。他曾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这两篇,想是“不易理董者”,再加“多病意懒”,都没有写出来。日札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
改编自杨绛先生为商务印书馆版钱钟书手稿序
第二篇:钱钟书
中文名: 钱钟书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江苏无锡县 出生日期: 1910年11月21日 逝世日期: 1998年12月19日 职业: 作家,文学研究家,翻译家 毕业院校: 清华大学,牛津大学 主要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代表作品: 围城、管锥编、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人·兽
履历
钱锺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 “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至此周岁抓周,抓了一本 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锺书”。1920年 十岁 入无锡东林小学。1923年 十三岁 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钱钟书和杨绛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 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在湘西两年。其间于1940年暑假曾回家探亲,因道路不通,半途折回。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非卖品)。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1941年,暑假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围城》作者钱钟书先生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1955—1957年 四十五—四十七岁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1958年 四十八岁 《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锺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锺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锺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1976年 六十六岁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1980年 七十岁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1982年 七十二岁《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3年 七十三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 七十四岁《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1998年 八十八岁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
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2.主要著作年表钱锺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四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第三篇:钱钟书
钱钟书《围城》读书笔记
读《围城》先是为其幽默所折服,细细回想,才品味出表面的幽默背后,其实别有洞天。
《围城》的整个脉络,大抵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以方鸿渐为例,外人看似风光,殊不知此人正被学历,婚姻等问题层层围困,无法挣脱。而在钱钟书笔下,其他的人物,也大都作茧自缚,痛并困惑却不自知。这些“聪明人”之所以像一样被困,说到底是因为人性软弱,逃不过欲望作祟。这种立意上的深刻,在钱老笔下却表现得轻快流畅。看似轻松的调侃,却是对时弊,人性犀利的讽刺。这种辛辣的幽默,读来酣畅淋漓,细想却发人深省。
自序言起,钱钟书已经开始以其独特的语言就当时华而不实的“献书”风气小小地幽了一默: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钱老书中的幽默并不是单纯的插科打诨,而是着力于中西方文化,或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间的冲突:一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二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一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三是以现代文化比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
钱式幽默同样针砭了社会的时弊。“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一语道破了流于形式的浮夸风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被钱老所不屑的一些做法,在现代却随处可见。文凭至上已成为大多用人单位的常态,假学位的现象在今日更是屡见不鲜,若钱老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围城》中的讽刺,最终落点仍然是对人性的剖析。整个离奇的故事本身就是最大的讽刺,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在其与爱尔兰人荒诞的交涉过程中,尔虞我诈,锱铢必争,最终方鸿渐获胜,取得“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双方均表现得既虚伪又吝啬。此外张买办中文夹英文,被钱钟书讽刺为“牙缝里的肉屑”的说话方式也可折射出崇洋媚外,贪慕虚荣心态。书中其余各处描写均表现了世间百态,或丑陋或滑稽,不一而足。
《围城》式幽默,发人深省,同样也引发了了我些许的思考。只要有欲望的地方,就有所谓的“围城”,在我们津津乐道于方鸿渐被层层围住的同时,自己是否也身在其中,道德,地位,金钱,乃至情感,一圈圈的围城,很多人似乎浑然不觉,即使了解,也未必敢正视,即使正视,也不见得想出来,当真想出来的时候,不是看破红尘便也垂垂老矣,当然,的的确确有不少的人想逼进来,那便又是一个进出的循环.人生就是在此循环中过的,我们自始终究要走进那一个一个的围城,无可避免,却并非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出来,所谓执念,便是对于这类人所说的.而我想,<围城>虽点出时弊,却无法解决,是否算是悲哀,而我们,虽知身陷其中而无法自拔,是否也是一种悲哀?
第四篇:读书三重境界——钱钟书读书笔记
读书三重境界——钱钟书读书笔记.txt18拥有诚实,就舍弃了虚伪;拥有诚实,就舍弃了无聊;拥有踏实,就舍弃了浮躁,不论是有意的丢弃,还是意外的失去,只要曾经真实拥有,在一些时候,大度舍弃也是一种境界。读书的三重境界
何谓“读书的三重境界”?日:为知,为己,为人。
为知,就是为了积累知识,增长学问、识见和智慧。为此,必须多读书,读好书。宋太宗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皇帝如此,一般读书人更应该把读书当成一种永不疲倦的好事来对待。遇有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或者不适时宜的书,也要拿过来看一看,甚至研究研究,以便从正反两面获得经验和教训,增加知识和才智。总之,博学从而多才多艺,这些都是“为知”的需要,也是读者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和目的。
?为己,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正己,培养自己的人格、道德和情操。这是读者的第二重境界。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占有知识视为人品、人格自然升华的保证,苏东坡有“腹有诗书气自华”诗句,表达的就是这一意思。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常言:“独善其身”,练好“内功”,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从而也有益于身心健康,这是古今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读书目标。读书固然要博览,但是听读之书,也要尽可能有所选择。换句话说,不仅要多读书,还要读好书,这是甚为关键的。
?对于读书完全“为知”而言,“为己”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和境界。这是非常宝贵的,非正人君子是不易做到的,应该大力提倡,并大加发扬。但是光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从更高的层次上说,还应该向前人学习,“为人”而读书。
我所说的“为人”,不是“今之学者”的“装饰自己,给别人看”的“为”,而是我所要表达的“为黎民百姓”而读书,或即周恩来少时所说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比较而言,“为己”是读书人“能够”做到的,“为人”则是读书人“应该”做到的。
钱钟书与读书笔记
??? 已故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藏书却很少,他的书斋中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书籍。他藏书不多,著书却不少,这当中博览图书馆书籍时所作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 读书须作笔记,钱钟书开始并不以为然。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作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作笔记。他进清华后虽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看书时却只在书上用铅笔写划,并不作笔记。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钱钟书在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在备课、写文章的实践中,方认识到读书单凭记忆是不行的,遂开始读书必作笔记,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
年,钱钟书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之后,到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遂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1972年3月,钱钟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这些素材是他多年读书心血的积累,整理成书稿又费时三年,自然还是用札记形式。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亿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锺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钱钟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不求甚解”也是一种读书法
讲读书要“精熟”,不会有人反对;但说读书可以“不求甚解”,多数人可能会不赞同。可是“不求甚解”作为一种读书方法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因为:
一、.一个“好读书”的人一生要读很多的书,如果每本书都“求其解”,书就必然读得很少,只有“不求甚解”,了解一个大概,才可以在单位时间内读更多的书,便于获得广博的知识。
二、在所读的书中,并非每本书都是有用的,有一些用处不大的书,浏览浏览即可,不必过多地在这种书上多费脑子,非要“求甚解”不可。
三、有些书虽有用,但水乎实在不怎么样,在同类书中居“下流”.那就不妨用“不求甚解”的态度去读它。
那么如此说来,“求甚解”就不好了?不是的。有些书,特别是好书,一定撅做到像朱熹主张的“熟读精思”。就是说要对书的精神实质领会贯通,并旦有自己的见解。
这里讲的读书可以“不求甚解”,是指的一种读书方法。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的图书,对有些书采取这种方法去读并非不可,尤其在“专”的同时要做到掌握“博”的知识,这种“不求甚解”读书法尤其值得提倡。
第五篇:读书三重境界——钱钟书读书笔记
读书的三重境界
何谓“读书的三重境界”?日:为知,为己,为人。
为知,就是为了积累知识,增长学问、识见和智慧。为此,必须多读书,读好书。宋太宗说:“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皇帝如此,一般读书人更应该把读书当成一种永不疲倦的好事来对待。遇有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或者不适时宜的书,也要拿过来看一看,甚至研究研究,以便从正反两面获得经验和教训,增加知识和才智。总之,博学从而多才多艺,这些都是“为知”的需要,也是读者的最起码、最基本的要求和目的。
?为己,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正己,培养自己的人格、道德和情操。这是读者的第二重境界。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把占有知识视为人品、人格自然升华的保证,苏东坡有“腹有诗书气自华”诗句,表达的就是这一意思。事实证明,读书与不读书,读书多与读书少的人,所表现出的内在气质与素质是绝不相同的。常言:“独善其身”,练好“内功”,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从而也有益于身心健康,这是古今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读书目标。读书固然要博览,但是听读之书,也要尽可能有所选择。换句话说,不仅要多读书,还要读好书,这是甚为关键的。
?对于读书完全“为知”而言,“为己”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和境界。这是非常宝贵的,非正人君子是不易做到的,应该大力提倡,并大加发扬。但是光做到这一点还不够,从更高的层次上说,还应该向前人学习,“为人”而读书。
我所说的“为人”,不是“今之学者”的“装饰自己,给别人看”的“为”,而是我所要表达的“为黎民百姓”而读书,或即周恩来少时所说的“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比较而言,“为己”是读书人“能够”做到的,“为人”则是读书人“应该”做到的。
钱钟书与读书笔记
??? 已故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有趣的是,他自己的藏书却很少,他的书斋中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书籍。他藏书不多,著书却不少,这当中博览图书馆书籍时所作的大量的读书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 读书须作笔记,钱钟书开始并不以为然。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作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作笔记。他进清华后虽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看书时却只在书上用铅笔写划,并不作笔记。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钱钟书在清华,“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在备课、写文章的实践中,方认识到读书单凭记忆是不行的,遂开始读书必作笔记,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他很珍重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曾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忘不了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56年,钱钟书接受了编写《宋诗选注》的任务之后,到北大图书馆和社科院文研所图书馆借到大批有关宋诗的书籍,诸如《宋诗纪事》、《宋诗钞补》、《宋诗钞续补》及各种宋人笔记、诗
话、文集、方志等,在阅读时作了大量笔记,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遂将一本普及读物编写成了学术价值甚高的宋诗选本。1972年3月,钱钟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这些素材是他多年读书心血的积累,整理成书稿又费时三年,自然还是用札记形式。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亿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锺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钱钟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不求甚解”也是一种读书法
讲读书要“精熟”,不会有人反对;但说读书可以“不求甚解”,多数人可能会不赞同。可是“不求甚解”作为一种读书方法也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因为:
一、.一个“好读书”的人一生要读很多的书,如果每本书都“求其解”,书就必然读得很少,只有“不求甚解”,了解一个大概,才可以在单位时间内读更多的书,便于获得广博的知识。
二、在所读的书中,并非每本书都是有用的,有一些用处不大的书,浏览浏览即可,不必过多地在这种书上多费脑子,非要“求甚解”不可。
三、有些书虽有用,但水乎实在不怎么样,在同类书中居“下流”.那就不妨用“不求甚解”的态度去读它。
那么如此说来,“求甚解”就不好了?不是的。有些书,特别是好书,一定撅做到像朱熹主张的“熟读精思”。就是说要对书的精神实质领会贯通,并旦有自己的见解。
这里讲的读书可以“不求甚解”,是指的一种读书方法。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的图书,对有些书采取这种方法去读并非不可,尤其在“专”的同时要做到掌握“博”的知识,这种“不求甚解”读书法尤其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