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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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五四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五四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五四精神是爱国主义的体现,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时代中国需要的“五四”精神,爱国精神是前提,进步精神是表现,科学精神是基础,民主精神是核心。

作为青年人,要为历史负起责任来,要为广大的人民来找出路。“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

五四精神对青年发展的启示

青年始终是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部分力量。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不仅要铭记五四那段厚重的历史,更要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努力实现五四先驱者留给我们而至今尚未完成的伟大事业,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当代青年要传承五四精神,就要自觉地担当起社会历史责任。当代青年要传承五四精神,就要勇于解放思想。

但是,思想解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广大青年必须不断地自觉地解放思想,并推动其他社会群体的思想解放,以真正完成当代青年的使命

当代青年要传承五四精神,就要保持开放心态。当代青年能够积极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能够认可和接受世界性的规则,但还需要更进一步,不仅能用新的眼光认识世界,而且还能够广纳博览、会

通创新。

当代青年要传承五四精神,就要发扬创新进取精神。

当前,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我们来说有不少过去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完全遇到过的新挑战新考验,需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去探索和解决问题。当代青年一定要树立创新意识,发扬创新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不懈努力。

第二篇:五四运动精神与现实意义演讲稿

五四运动精神与现实意义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地爆发,掀起了一场中国革命和思想文化上的巨浪。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她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篇章,从此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一次壮举,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五四运动是中国式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

五四精神作为这场运动的直接产物影响深远。五四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也源自 五四时期报人和青年学者的努力。他们通过散发“小册子”、演讲等各种方式传 播新的思想和文化,而这其中功能最全面,影响力最大的无疑就是那些曾发表在 报纸上的新闻时评了。

“大众媒介提升,延展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观念。通过它们,这些意识形态变得非常合法,传播起来很有说服力,甚至是富有魔力的。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这些观念进一步确立了其重要性,强化了它们最初的意义,扩大了它们的社会影响。”(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一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近代以来,思想的每一次进化都是在与大众媒介良性互动的前提下完成的,而文化的发展也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大众媒介功能和传播效果的不断提升。

五四精神与五四时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达到了一种良性的发展和促进。五四时期的新闻评论大大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展,并且成功塑造和构建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也反过来不断的激励和影响着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步。

那么,五四精神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呢? 一、五四精神的内涵

(一)、思想政治层面上的五四精神研究

对五四精神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下,选题主要集中在五四精神的来源、构成、以及对新时期国家发展建设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上。所以,很多学者都一直习惯性的将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等精神方面。如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不朽的精神,伟大的起

点一一五四运动简介》(2008)一文,就是主要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以及五四精神的构成,高度赞颂了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百年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意义。欧阳哲生在题为《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论释》(1997)文中将五四运的基本精神总结为对旧传统的抛弃和和新的现代化文明的创造,根本目的则是为了拯救整个中华民族。韩国友的《爱国主义一一五四精神的核心》(1994)认为五四精神直观的说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而它真正的核心是那种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忧患,彼时的有识之士在不断的批判和选择中,找寻那种能让中华民族真正走向独立和真正走向发展道路的爱国主义精神。谷方研究的视野则转向阐释五四运动的开放精神。他在《略论“五四”的开放精神》(1992)的论作中介绍五四运动不仅是开放意识的积极成果,而且是开放意识的新觉醒。五四运动把开放精神灌输到思想的层面上,从而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和启蒙。在这种开放精神指导下产生的五四文化模式对以往关于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和关于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给出了正确的处理原则。蔡尚思先生在《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一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2001)一书中,则将“五四精神”的精髓归结为不妥协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精神。所以,在他看来,思想启蒙所体现出来的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反帝反封建则体现出来的是“爱国精神”,这些精神共同构成了五四精神。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2009)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实际是思想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的结合,它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以实现民族的独立、个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公正”即是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了爱国精神、思想解放的精神。韩凌轩也坚持将“五四运动”与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对五四精神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五四精神是一种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精神。而进入到19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很多学者从五四运动以及五四精神中又解读出了开放的精神。有关如何面对西方文化以及中国传统古代文化的问题在这种开放精神指导下开始萌发。

(二)、新闻学层面上的五四精神研究

有关五四运动、五四精神与中国新闻学发展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近些年也不断的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

1、五四运动与新闻学

国内外对五四运动与我国新闻事业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宏观研究较多,赵敏、康焕华在《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2007)文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新闻本位观念的树立、新闻自由观念的深化、新闻业务的现代化等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了当时新闻观念、自由理念以及报刊文风、副刊的革新和新闻采写观念的改变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学者胡正强则从五四运动与媒介批评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资料整合和分析研究,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媒介批评的时代特征》(2009)一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形成期,这一时段大致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为起始点,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结束,此后,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成期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与此前孕育期以及此后的发展期,在具体表征上都有很多显著的不同,这是一个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时期,表现出很多独有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媒介批评史意义一一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形成期起始的时代背景,毫无疑问是五四运动。他还在《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文体形态及其表现》(2009)一文中从媒介批评角度谈及了时评的发展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时评在战争年代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但是该文将时评与杂文同质而论,本文认为该观点尚有可推敲之处。

2、五四精神与新闻学

在从五四精神对新闻事业的影响的角度上的研究里,成果并不是很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文章当属童兵先生和林溪声先生合著的《“五四”精神与新时期新闻改革》(2009)。该文主要是从分析五四精神的构成,以及这些从这些精神出发来阐释新时期我国新闻事业如何才能取得进一步发展。文章指出,新时期的中国新闻改革己经走过了30年,新闻改革在第二个30年如何传承五四的民主、科学传统,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成为一个关乎新闻事业走向、新闻改革持续深入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五四运动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也就显得尤为必要。文章分别从“科学民主”、“爱国主义”“解放思想”等五四精神的几个构成部分上给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改革性意见。文章在最后也指出深一步挖掘五四的内涵既具有长久的思想魅力,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关系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前景,关系

着国民现代化素质的培养。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应继续继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求真”以“致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创新进取,不断做深入持久的努力。

三、人们对五四精神的错误认识

“打倒孔家店”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这一口号导致了国内外对五四运动精神实质的片面认识。(一).关于五四运动的“讹传”

“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一些有影响的书刊媒介,大都持这种说法。这一认同进而导致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实质与思想主潮的片面理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激进主义”等提法在国际国内长期流行,特别在20 世纪八九十盛行一时。

1979 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三联书店出版了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改革开放初期该书有一定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

其中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第一个标题就是“打倒孔家店”。指出:“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便把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提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开始攻击那几千年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道德和传统观念,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呼声。其锋芒所向,首先对准了辛亥革命以来那股尊孔复古的逆流,直捣封建主义思想的老巢孔孟之道。自然,当时的某些认识不能说是科学的。但从戊戌时代的‘托古改制’到五四时代的‘打倒孔家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进步,正反映了我国民主主义力量的逐步增长和民主要求的日益成熟。”

(二).“打倒孔家店”并非五四运动的口号

实际上,查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有历史文献,也没有“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五四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中,谁也没有提出过这个口号。把“打倒孔家店”、完全否定孔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主要文化主张、主要思潮走向,完全是以讹传讹、后人附加的历史曲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献,最主要的首推《新青年》杂志,与此相关的还有《新潮》、《现代评论》等几家刊物。孔子问题的讨论,相对集中于《新青年》从1916 年2 月出版的第1 卷第6 号到1917 年3 月出版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五位代表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一般代表人物——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那么,“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究竟从何而来呢? 当然,这个提法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可以说事出有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五位主要代表人物中,只有胡适一人,在1921 年6 月16 日所作的《〈吴虞文录〉序》中,在幽默诙谐地介绍吴虞其人时,有“打孔家店”这个提法:“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1924 年5 月2 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吴虞本人的《致〈晨报〉记者》一文,认为这是胡适因读《水浒》而发的一名戏言,不能代表自己对孔子的学术观点,当然更谈不上什么五四口号:“时适之先生方阅《水浒》,故有打孔家店之戏言。其实,我并不尝自居于打孔家店者,浅陋昏乱,我原不必辞。不过,蔡孑民、陈独秀、胡适之、吴稚晖他们称许我皆谬矣。”

“只手打孔家店”这个提法,经过20 世纪30、40 年代陈伯达等人加工改造,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提法,并开始被曲解夸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细致分析起来,从胡适的原来提法,到陈伯达的后来概括,至少发生了五点微妙变化:一是从一句幽默戏言变成了理论口号;二是从胡适对吴虞的介绍,变成了胡适本人的文化主张;三是从五四后期的个别提法,变成五四时代的主要口号;四是从胡适个人在五四之后的一个个别说法,变成了整个五四运动的理论纲领;五是从“打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家店”。由此可见,“打倒孔家店”这个多年以来广为流行的“五四口号”,其实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而是后人强加给五四运动的附加物。四、五四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青年者,国家之魂”。90年过去,时代环境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五四精神永存,依然是引领我们向前的强大力量。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我们不但要永远记住90年前“五四运动”巨大的功绩,还要继续弘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以积极的行动去实践心中的爱国主义感情。

胡锦涛总书记曾在中国农业大学发表过重要讲话:对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号召当代青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

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

这四条希望,既表明了弘扬五四精神的重要性,也指明了当代青年前进的方向,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作为新世纪的一代人有责任将这样的精神遗产贯彻进入自己的一言一行中。那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肩负使命的途径如何定位呢?

第一,把五四精神融入自身的发展中。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鲁迅该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意识、观念、学说、主张和人格等,都已经深刻的表明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精神特征。所以,我们应该以鲁迅为榜样。首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勇于拼搏,敢于奋斗,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断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其次,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改变单纯接受性的学习习惯,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结合,通过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回顾,承担起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最后,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高度,不要出现信仰真空,要坚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如此势利残酷的环境下,坚定自己的信念,抵制金权及思想意识领域的攻击。

第二,认真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当代青年,是国家最有朝气、能最快地吸收新东西和最具活力的部分。当代青年所处的时代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最好的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最快的时候,可以说是生逢盛世,更应为国家的崛起腾飞贡献力量。所以

应该抓住现在的大好时机,努力学习,正真掌握知识,学理,学文的学生应该争取把中国的学术向前推进,学其他与时间联系紧密的学生应当努力掌握各种技能。看那些前辈们,他们作为学生,是为了挽救国家危机,而我们作为学生是为了很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民族的自强而努力学习。

第三,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伟大的诗人艾青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解释,那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

爱国运动。中国的青年和各阶层群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这种爱国主义,在当年曾经鼓舞中国人民去为争取民族独立、自身解放而英勇奋斗;在今天,它仍然应当成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推进中国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四,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应积极热心与于国家的大事,提高自己的民族责任心,提高自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在具有自我、自主意识的同时,更多地也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担当意识。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例如官僚的腐败、弱势群体等问题不能抱有麻木的心态,应学习五四青年的爱憎分明的精神状态,进行科学批判。但要冷静理智对待一些国际上的反华的突发事件。此时的国际背景早已与当时五四运动截然不同。我们在面对这些事件时,要谨防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应该具有大国心态,应当具有宽广发展的眼光。因此我们应当在不忘历史的基础上爱国,分清哪些是国外对我国的敌视,哪些是我们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陋习。努力学习,用真才实学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才是爱国主义在当代学生中的体现,更是五四运动精神在当代环境下的旨归。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五四运动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矢志追求并为之顽强奋斗的宏伟理想。现在,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当代青年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对五四先驱最好的告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执著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在振兴中华新的实践中放射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芒。

五四运动事件本身已不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对五四运动精神的而理解与实践!这不但符合科学发展的观点,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摈弃形式,保留本质!那就是五四运动留给我们当代人最好的启示——行之有效地发扬五四精神!

第三篇:八一精神的现实意义

八一精神的现实意义

摘要: 南昌八一起义已经过去了。在现今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还要牢记历史,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汲取前人聪明才智。只有不断更新,才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八一精神所洋溢出来的拼搏、创新思想,时刻在暗示着我们,必须抓住八一精神的本质,揭示其在当今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文明中的重要作用,并且不断创新和总结其先进性。这样,内涵丰富的八一精神,必定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强大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八一精神,现实意义,发展

一.八一精神为打造精细红色旅游做出了杰出贡献

红色文化作为植根于中华民族沃土的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爱国情怀、价值观念和道德诉求的集中体现。一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无疑是一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品质、价值观念、城市精神等要素所形成的凝聚力、辐射力和感召力。南昌作为军旗升起的地方”,在这片红土地上培育的红色文化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精髓,而且充实、丰富了民族精神。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实质内容,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和无限魅力

以八一精神为核心的南昌红色文化承载了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柱。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铸就的红色精神,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的红色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上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美德,下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等红色精神,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传承、锤炼和升华,成为南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和政治优势。

二.八一精神与军魂铸造

毛泽东的最重要论断,就明确而精辟地确立了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从而基本上完成了我军军魂的铸造。“党指挥枪”由此成为人民军队的不朽军魂。建国以来,“党指挥枪”的军魂原则和传统一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贯彻。1975年1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郑重提出:“我们的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江泽民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也强调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建设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听党指挥”、“党指挥枪”一直是人民军队的军魂和传统,至今相传不变。8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80 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战争考验,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走过了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已经成长为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成为保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成队现代化建设思想的沐浴下,在“党指挥枪”的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武装力量。在中共几代领导人关于人民军队建设和军军魂原则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以人民军队“靠得住、打得赢、不变质”的本色和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新时期在高校弘扬和传播八一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八一精神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具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激励着中国

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从改革开放到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八一精神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今天,八一精神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继承和发扬。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会议上指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人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在高校中宣传和弘扬八一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对于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养成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塑造勇于创新和敢为人先的良好品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舒醒.论八一精神与南昌红色文化品牌的打造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08期

2.余伯流.论八一精神的内涵与军魂的铸造[J].江西社会科学,2007,(08)

3.肖燕燕.“八一”精神的内涵与时代价值 《人民论坛》2010年29期

4.韩锡玲.八一精神:当代国民价值观培育的重要途径 《党史文苑》2012年10期

5.李雷,叶桉.新时期高校弘扬和传播八一精神的思考------兼谈区域红色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1年12月第6期

第四篇:习仲勋精神的现实意义

习仲勋精神的现实意义

习仲勋同志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习家庄一个农民家庭。他15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岁组织发动两当起义,21岁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39岁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40岁任政务院秘书长,46岁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49岁因所谓《刘志丹》小说含冤蒙难,65岁主政广东,67岁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9岁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忠实实践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习仲勋同志在76年革命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理想信念矢志不渝

1926年,富平县庄里镇有一个恶霸保长叫张积德,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当时在富平县立诚学校上学的习仲勋、白镇江、惠永枚等学生和三条沟农民刘维汉等,砸碎了张积德家大门上的“名重梓里”的金字匾,并组织受害群众联名告状,迫使当局关押了张积德,清算出四百大洋赃款,交由立诚学校充作办学经费。这是习仲勋第一次参加实际的革命斗争,他少年有志、敢作敢为的斗争精神开始显露出来。

1928年3月,在三原第三师范读书的习仲勋投入到与反动训育主任魏海的斗争中,被押进看守所。年仅15岁的习仲勋与国民党反动派巧妙周旋,他的表现得到大家赞誉,也得到同样关在看守所里的中共三原县委学生运动负责人武延俊认可。武延俊在狱中郑重宣布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在敌人的监狱入党,这在中共党史上是极为罕见,充分反映了习仲勋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党性。

1929年冬季, 大雪成灾,大批灾民死于饥寒交迫之中。淡村农民协会决定给民团团长张长庆以武装打击。习仲勋参与了这一行动的策划,他还动员了自己的姨父党正学参加武装行动。国民党富平县政府遂派民团镇压,将党正学无理扣押枪杀。习仲勋从党正学惨遭杀害的事件中,进一步看到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残酷镇压的反动本质。他决心要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去。

1930年2月6日,年仅十六岁的习仲勋,受党组织委派,离开了习家庄这方土地,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投身于更为广阔更为艰苦的斗争之中。数十年后,他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1932年4月,他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

1932年12月,由于关中一带的大灾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分粮斗争。习仲勋这段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他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几个人白天藏在一个坟墓里休息和开会,晚上出去活动。尽管离家不过几里地,但是为了避免暴露,还得过这样的‘地下生活’。我们在墓洞中,有时为了提精神,就拼命地抽卷烟,把我都叫旱烟抽醉了。” 64年以后,年已七十八岁的习冬英谈起了家中这段久远的往事:“„„到了线家原我表姐家,在后院一孔放麦衣的窑里才兄妹相见。我对大哥说,我们一起回去吧,咱家缺人。他打断我的话说,以后再不要说让我回去的话,你们和三叔好好在家里过,我要走得很远很远。”

1962年9月,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受诬陷,被审查、关押、迫害长达16年之久,但是习仲勋同志凭着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怨无悔。在这十几年里,习仲勋同志没有消沉,而是利用这一段时间,静下心来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党的历史,用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思考,使自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对毛主席的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忠实的建设者和捍卫者。

习仲勋一生能够在危难前选择迎难而上,在逆境中选择坚强不屈,在是非前选择公平正义,就是因为他对崇高信仰的执着追求。

反观当前一些官员,其所作所为:

2014年11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原广东省政协主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一直视所谓的“气功大师”王林为恩人,在海南任职期间曾被人举报,仕途遭遇巨大危机,帮他脱险的正是王林。王林表面上是在地下室连续“作法”两天两夜,实际则是利用其在官场的关系网,助**过关。**顺利脱险后,专程去感谢王林,在机场见到王林时,当着众人的面给王林下跪。”**非常迷信,别墅里供奉着数尊神像,烧香拜神。帮王林做事多年的刘杰称,2011年,王林重病,到广州一家医院就医,是**安排的干部病房。刘杰还说,**曾送给王林很多黄金和一支进口勃朗宁手枪。

原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与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共用情妇许小婉,分别为陈弘平和万庆良各生下一名儿子,令两人成了襟兄弟。

烈士后代原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居然有146名情妇,甚至“母女通吃”,创下当今中国拥有情妇数量之最。

一名中纪委官员指出:九成厅级贪官包养情人,甚至共用情妇。解放前,被国民党风传的“共产共妻”被不幸言中!„„

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坠落到如此地步,令人发指,难以置信!但是就在一个个共产党员高级领导干部身上发生了,成为事实。最后被自己送上法律的审判台,归根结底其中一条就是理想信念缺失。

二、工作作风认真求实

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陕西省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习仲勋到照金后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习仲勋和金理科、周冬至等陕甘边区负责人,经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在六十五年后曾评论说:“„„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治建设的头等大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依此警戒自己的同志。对于领导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的处分。正是有了这条法令,在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的案件发生。

1948年1月,针对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习仲勋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并撰写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文章。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当时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工作中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1961年,为了有效解决河南长葛县群众口粮严重不足问题,习仲勋同志顶着压力、冒着风险,经请示党中央、国务院,动用了部分国家战略储备粮,使长葛人民渡过了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显示了他求实的作风、卓越的胆识和担当精神。

习仲勋一生功勋卓著与他坚守深入调查,认真分析,埋头苦干,严明纪律,坚持真理的精神分不开。

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今的一些领导干部:

1998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安徽的一个县就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调研,结果安排他看的一个粮库根本就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粮食,而多数都是当地政府从周边的粮库临时调入的。朱镕基知道被欺骗之后大怒。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被朱镕基总理怒称“胆大包天”的官员,不仅没出事儿,反而在仕途上一路顺风,九年之后高升为安徽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2014年4月18日,江西省抚州市再次通报了4起干部作风典型案例:广昌县国土资源局人事教育股股长李雪明等五人上班时间在宾馆以打麻将的形式进行赌博。南城县电影公司经理黄志方在上班期间与他人以打扑克的方式进行赌博。崇仁县农机局因调配工作人员不当,造成县行政服务中心农机窗口无人上班,群众办事找不到人。南丰县林业局营林股副股长周海仁等四人上班期间在足浴城泡脚。

2015年4月,海南省省歌舞团团长彭煜翔同志为评全国劳模需要到8个部门盖章,他的办公室主任6个工作日只盖了2个章,眼看还差半天就要截止,他无奈之下给省委书记秘书打电话反映情况,最后省委书记派一个处长陪着他跑了半天盖完了剩下的6个章„„

因此,“七点开会八点到,九点开始作报告。你作报告我睡觉,讲来讲去老一套。”“党政干部十大特征:一请就到,一喝就高,一捧就傲,一求就敲,一给就捞,一脱就要,一累就叫,一批就跳,一查就倒!”“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中午吃顿饭,拍着你的肩膀,说声好好干。”„„广为流传!

三、对待群众如同亲人

1941年,关中分委驻马家堡时,农民马团儿妻子生小孩时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即派警卫员庚申给请来大夫,买来了药,使婴儿顺利生产,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

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为之奉献出一腔痴情,群众也衷心地拥戴和关爱着这位年轻领导者。在习仲勋的档案中存有一份西北局高干回忆期间党组织当时对他作的鉴定,其中一段文字生动反映了他同群众的鱼水深情:

“„„在一个夏天,仲勋走的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赶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低头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

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慰劳他,就是国民党占领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况。他的和蔼性格,就是一个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对方原来是一个敌视者,在和他见面以后,竟能改变或减轻原有的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1944年11月,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是“把屁股端端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不当‘官’和‘老爷’”。1950年1月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主席,在成立大会上,习仲勋说:“我要做好人民的勤务员,群众来信,必须送到我手;来人找我,必须让我知道,见还是不见,同我决定。你们不能把群众拒之门外,而且要热情接待,礼貌待人,不能给群众造成习仲勋难见的印象。”

1978年4月,在主政广东期间,结合广东的具体情况,对广东的建设付出了很大心血,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对错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符合不符合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99年10月1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焰火晚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习仲勋对前来看望的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习仲勋始终牢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真心对待群众、真正相信群众、真诚求教群众、真情融入群众,把群众看得比亲人还重!

相反,让我们看一下当今的一些干部形象:

2009年11月5日,河北省承德市牛圈子沟镇下二道河子村村民王秀珍,来到镇政府要求解决拆迁补偿问题。该镇党委书记史国忠让王秀珍“别找我,反映也没用”。王秀珍急得大哭:“史书记,您别走,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史国忠却说:“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说完离开。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2009年11月底,天津市宁河县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劝说小学老师张熙玲接受拆迁时说:“你以为浇了汽油,领导就免职了?你浇了汽油,你儿子缺了妈妈,你爸爸缺了儿媳妇。你算过这账了吗?把谁处理了?处理了又到别的地方去了。”

2013年11月26日,吉林白城市四季华城300多户业主向白城经济开发区反映物业乱收费问题,得到开发区负责人的答复:“这事归我管我就不管,爱哪告哪告!”最后,这位领导丢下一句“有能耐上中央告去”就走了„„

四、时时处处严以律已

1959年,中央拟提名习仲勋同志作为新增副总理人选,他得知后即刻致信党中央,提出愿谨守原来岗位,请求党中央提名其它同志作为副总理人选。中央安排他主政广东,他主动请求保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同志的职务,自请担任第二书记。1983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负责同志在汇报干部调配工作时,谈到拟提拔的副省级干部中有习仲勋的胞弟习仲恺,习仲勋立即否定了这一方案。习仲恺是抗战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长期担任地市一级领导职务,提拔使用是正常的组织行为,但习仲勋认为做干部工作必须以身作则,说服弟弟把晋升的机会让给别人。

儿子习正宁,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户县山沟里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一干就是十三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刚恢复的解放军后勤学院急需从军内外选调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习正宁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要求,被选中并迅速办理了调动手续。习仲勋得知此事后,没有与儿子商量就让学院撤回了调令,要儿子继续留在原单位。习正宁想不通,习仲勋说,不能让人说我习仲勋刚刚恢复工作就调儿子回北京,如果那样做就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实在让当今的一些为官者应该自惭形秽。国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固始县2007年投资两个亿建设行政办公大楼,总建筑面积三万平方米,豪华程度不亚于四星级酒店。

2013年3月,湖南湘潭徐韬被曝5年7次换岗,工作10个月被提拔为副科,一年半从正科变27岁副处,并被曝光其父为湘潭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其母为某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2015年5月,山西省古交市交通运输部门正科级干部客运办主任任长春在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道:“国家规定是狗屁,我任长春就不执行。谁提意见开除谁,谁要工资谁滚蛋。我说他谁是腐败就谁是腐败。” „„

与习仲勋同志相比,当今的一些干部之所以反差如此鲜明,究其原因不外乎自身修养与外部环境所致。习仲勋天资聪颖,从小爱学习;旧中国的黑暗腐败、父母的言传身教、生活的艰辛,养成了他追求光明、刚正不阿、勤劳勇敢的品质。在革命斗争时期,天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敌人围追堵截,共产党人如有丝毫懈怠或脱离群众,就可能面临灭顶之灾。革命斗争胜利后,这些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深深地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脑海。因此,他们能够保持革命本色。但是,随着隆隆炮声的远去和硝烟的散尽,外部的压力越来越小,内部条件越来越好,本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是由于个人放纵,权力运行存在体制机制漏洞,干部监督管理粗放,致使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后来者身上逐渐抬头、蔓延,甚至在部分地区形成“塌方式”腐败,让人触目惊心!

习仲勋同志一生任劳任怨,生活俭朴,淡泊名利,为政清廉。他的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最佳结合,是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习仲勋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崇高精神永远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尤其在当前腐败高发和从严治党的形势下,在党员干部的教育、引导、管理、惩戒中,习仲勋精神更具现实意义。

(中共华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郭进喜)

第五篇:精神分析法的现实意义

精神分析法的现实意义

由弗洛伊德创建的治疗神经症的一种方法——精神分析法,其理论的中心概念是无意识。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欲望和冲突被压抑在无意识中仍影响着意识,并可表现为神经症症状。精神分析法主要是把来访者所不知晓的症状产生的真正原因和意义,通过挖掘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将其招架到意识范围内,使来访者真正了解症状的真实意义,便可使症状消失。

而它具有极其巨大的现实意义,主要在三个方面: 1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弗洛伊德的艺术观点始终贯穿于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中。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是违反道德和伦理的,因此必须放弃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满足的愿望而退缩回来,不得不从享乐主义原则回到现实主义原则;而想象的、幻想的王国却是一个避难所。艺术家就像一个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回来,钻进他自己想象出的世界中。他的创作、艺术作品,正如梦一样,是“潜意识”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尽管弗洛伊德的这些思想如同他的整体精神分析大厦一样 缺乏坚实的基础,并且没有充足而严密的科学证明,但他却受到诸多文学家、艺术家的盛赞。可以夸张的说,随便翻开西方任何一本文艺评论的书,我们能够找到弗洛伊德的名字或看到他的影子,因为许多艺术家正是以这个理论所提供的原则去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2其他方面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不仅作为一种心理学派对心理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当今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美国,弗洛伊德主义和新弗洛伊德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一般意识形态中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不仅影响了西方当代的文学艺术,而且对宗教、伦理学、历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图腾与禁忌可以说是这种影响的代表。

3人道主义方面影响:埃里希.弗洛姆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弗洛姆早年也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一生致力于研究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并极力主张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结合起来。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建立了新人道主义的人学理论。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理论。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无意识心理过程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他不仅捍卫了人的自然需要和权利,而且“是对人的科学的独特贡献,从而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但作为一名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他与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一样,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片面性,其片面性在于对人的无意识本能的过分夸大,从而把人的本性归结为性欲等生物需求。在弗洛姆看来,人的本性并不是生理上种种需求的综合,也包含着社会过程所创造的需求,即人的个性也受社会环境或社会文化的影响。

教科院10级3班毛淇 1006020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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