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谈经济犯罪的预防策略
文章标题：浅谈经济犯罪的预防策略
经济犯罪，顾名思义，是指与经济有关的犯罪，包括贪污、贿赂、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及企业内发生的与经济相关的犯罪行为等。经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名个层面,因此，经济犯罪也就无处不在。
由于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一些预防经济犯罪的机制没有及时跟上，近几年来的刑事审判
统计结果显示，经济犯罪正有越来越猖獗之势，波及社会各个领域。一批震动全国的大要案，如慕马案、陈希同案、胡长清案、成克杰案等都与经济犯罪密切相关。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引发的楼塌、桥垮以及特大火灾、爆炸等惨祸也时有发生，给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严重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
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由于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在经济领域内，以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经济犯罪活动日益增多，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据统计，每年我国因不诚信而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约5000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合同诈骗等经济犯罪带来的。
经济犯罪，一般人认为是个轻罪，事实上是国家对经济犯罪非常重视，刑法分则第三章专门规定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用8个条文设置了15种死罪。可以大胆地预测，经济犯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会呈现上升态势。因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外向性将大为增强，经济和社会格局将受到显著的影响，经济发展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脱节和失衡将不可避免。在上述各种经济犯罪诱因的影响下，我们认为经济犯罪较之过去可能出现一些新趋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单位犯罪的现象将进一步增加。入世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完善，所有制结构将进一步由单一向复杂转化，从而使经济犯罪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变化。除了传统的自然人犯罪外，单位犯罪将会越来越多，诸如走私，生产伪劣产品；偷税等单位犯罪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其次，犯罪领域将进一步拓展。这一拓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向新兴的经济犯罪领域发展。入世后，各种专业市场不断得到发展，各种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将不断出现，而其规范机制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建立或健全起来。在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高科技市场等不断兴起的新兴市场中，由于内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极易成为各种犯罪分子投机的场所。二是向执法部门渗透。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大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点。入世后，随着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执法部门将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生活。一些法制观念淡薄、金钱欲望膨胀的执法人员，很容易被经济犯罪分子拉入贪污受贿罪的深渊。
第三，犯罪手段更为复杂化、多样化和现代化。各类经济犯罪的手段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并向智能型、科技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引入经济犯罪领域在国际上已经并不鲜见，如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贪污犯罪，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货币等。至于设立公司，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在入世后相对日趋自由的贸易环境中，很有可能大量出现。
第四，经济犯罪种类将不断增加。除走私、贪污、贿赂等原有的经济犯罪案件继续增加外，新类型的经济犯罪，如刺探、搜集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业务秘密；窃取、出卖本企业的技术秘密；封锁市场，垄断价格；制作虚假广告，操纵股市行情从中牟取暴利等“新兴”经济犯罪类型，也会不断出现。
第五，经济犯罪的跨国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将大为增强。跨国性经济犯罪实质上是经济犯罪活动在地域上的扩展和延伸。犯罪要素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是国际性经济犯罪的主要特征。入世后，随着人员跨境流动的进一步方便，境外人员入境犯罪将逐步增多。同时，境内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盗运珍贵文物、盗窃、诈骗等经济犯罪为主的经济犯罪分子，作案后携带赃款赃物潜逃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案件也会不断增多。
第六，经济犯罪危害性将日趋严重化。集团化和跨国化的经济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将愈来愈严重。在金融和证券领域的经济犯罪，往往会导致银行破产，成千上万股民的损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还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
一、当前经济犯罪的主要特点
从青州法院审结的经济案件来分析，我们认为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犯罪分子往往内外勾结，共同作案
犯罪分子自恃聪明，利用经济领域里我国法制及法规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有的是单位的个别领导与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相互勾结，有的是单位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共同作案。如有的犯罪分子拉拢腐蚀银行职员为内应盗取存款单位开户印鉴卡，然后私刻印
鉴，伪造信汇凭证进行贷款诈骗；有的犯罪分子内外勾结编造交通事故，扩大事故险情等进行保险诈骗。
2、结伙诈骗案，呈现集团化趋势
犯罪分子为追求共同的犯罪目的，结成犯罪团伙，有组织有分工，手段专业，往往是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犯罪成功率高，危害极大。如我院审结的信保红借用抽纱厂名义，多人合伙分工像演戏一样从
潍坊一个体门头骗取年货10000余元，至今主犯仍在逃。
3、手段多样化、装备现代化，有些经济领域的犯罪中使用了高科技手段，很多表现为智能化犯罪。如有的犯罪分子模仿领导签字、私刻印章、变造防伪标志，伪造产品提货单，如有一犯罪分子就采用这种方式从我市某酒厂提走价值十余万元的酒水，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4、受害人多，涉案金额大
一些犯罪分子以“高回报”、“高利息”为诱饵非法集资，骗取社会公众巨额资金，或结伙诈骗金融机构或生产企业，得手后大肆挥霍并携款潜逃，造成极大损失。这些集资款除少部分用于支付利息外，绝大部分被行骗人挥霍或据为己有。
5、大要案持续增长
我国司法机关一贯坚持对经济犯罪进行严厉打击，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犯罪分子往往铤而走险，以身试法，一些大、要案不断出现，涉案金额越来越高，并且呈现多发的趋势，如厦门远华走私案中，涉案金额已高达几百亿，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社会还存在着经济犯罪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因此惩治腐败和健全经济犯罪预防机制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堵塞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的“黑洞”，遏制腐败。
二、经济犯罪案件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经济犯罪的产生有着全方位、多层次的原因，综观当今我国经济犯罪预防的现状，结合有关专家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类犯罪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层次和浅层次问题。深层次是指我国政治体制问题，浅层次是指具体制度问题。经济犯罪产生的关键原因还在于体制。即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没有适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尚未及时建立起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衡机制，权力过于集中而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衡机制，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和市场经济负效应的影响下，很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滋生经济犯罪。企业中，仍存在以人管人的传统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以制度管人、以法律约束人的现代化管理机制。
第二，道德和法律问题。在这方面，道德问题十分严重，道德沦丧，不顾廉耻，无人格的人（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有人在。道德问题如此严重，仅提出一个方略解决不了问题，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各行各业中，在现有的人员队伍中强化道德约束。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规定，在当前情况下，法律的特性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两者相辅相承，均不可偏废，不能因提依法治国，忘了道德建设，也不能因为提依德治国，忘记了依法行事，两者均不可缺。
第三，严重官僚主义。这主要是渎职犯罪。官僚主义行为和作风，亦是党政机关工作效能低下的一个主观原因，又是国家公职人员渎职犯罪的集中表现。职务犯罪与官僚作风紧密联系，比如由于某些公职人员的玩忽职守，疏忽大意，违反科学，违章蛮干，冒险施工而造成矿企业重大责任事故；有些公职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没有查明签约对方资金情况和履行能力，就轻信对方，支付款项或发放贷款，造成国家巨额资金被骗或难以收回的现象；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不经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草率决策和盲目投资，展开大规模的基建工程而导致国家巨款资金、资源的惊人浪费，等等。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存在，必然会出现滥用权力或不正确行使权力的现象，必然会导致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等渎职犯罪的产生。
第四，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市场经济与渎职犯罪本无共同的内涵，权力腐败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我们，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一切生产要素都要进入市场，通过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实现。因而一切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具有了可以转化为商品的内在动因，一旦时机成熟，它们都有可能现实地转化为商品，其标志即是权利交易或以权谋私。目前，我国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制体系，来规范企业行为，经济行为和市场行为，正常的市场行为往往受制于非正常的行政干涉，也为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创造了条件。司法实践中查处的大量的徇私枉法、徇私舞弊、渎职犯罪大多出于此种原因。
第五，法制观念淡薄，对经济犯罪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是犯罪产生的主观因素。渎职犯罪的产生既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与犯罪主体的主观认识和心态有关。近几年来，虽然普法工作日益加强，但仍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一些干部特别是企业领导干部工作较忙、应酬较多、加上思想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只要企业效益好，一俊遮百丑，忽视了经常性的普法学习和教育，甚至有些领导干部受“工作失误，没有中饱私囊”等错误观点的影响，瞒案不报或出面活动，要求减轻或免除对犯罪分子的处罚，以致在打击和处理力度上不够，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第六，打击和预防的力度不够是渎职犯罪产生的客观因素。尽管经济犯罪会给国家和集体造成巨大的损失，但由于相对于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而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小，案件查处难度大。办案人员对此类案件或多或少存有畏难情绪，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往往秉着教育挽救的目的，量刑也较轻，因而达不到警戒的目的，反而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处罚偏轻，打击不力，客观上助长了经济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关于预防经济犯罪的几点设想
一是超前预防与事后预防并举。超前预防和事后预防是针对发案而言的，超前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前运用各种预防机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减少引发犯罪的各种可能性，将犯罪的苗头消灭于萌芽状态；事后预防是指犯罪行为实施后的预防，针对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制定整改措施。超前预防可发挥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可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挽救一大批可能走向犯罪的人。事后预防能产生“亡羊补牢”之效。
二是重点预防与普遍预防相结合。重点预防于普遍预防相结合可分为三种：一是根据目前的情况将重点放在党政机关及税务、工商、海关、商检、公安等行政执法部门，而将其他系统和部门作为普遍预防的对象；二是在某一系统或单位将重点放在易发案件的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员，而将其他部位和一般人员作为普遍预防对象；三是在预防措施上将重点放在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和改革建制方面。
三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相补充。一般预防措施是通过打击犯罪、教育和警戒社会上可能犯罪的分子，使他们不致走上犯罪的道路；特殊预防是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预防其再次犯罪。
四是社会舆论导向预防与法律预防相协调。法律预防在遏制各类犯罪中，较之社会预防更具直接性，它包括立法预防和司法预防两个方面，一要加强行政立法，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从而防范国家行政人员的犯罪；二要加强经济立法，健全和完善经济法规，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违法行为。此外，要建立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系统；三要加强刑事立法，进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法规。在司法方面，要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执法的严肃性，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和法制宣传力度，抓住典型案例，通过电台、电视、报刊等宣传工具，深入到重点部门和单位，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做到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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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析犯罪预防
【内容提要】法律的 经济分析在西方近年来取得的迅速的发展，成为法律哲学和新制 度经济学 的重要分支，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被应 用于分析各个 部门法以及 重大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是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预 防犯罪，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犯罪理解为理性的活动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范犯 罪的 司法活动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约束犯罪的思路。从而开辟了 不同于社会学和 犯罪学研究的新的预防 犯罪研究的范式。
【关键词】犯罪 预防犯罪 经济分析
一、引言
20世纪后25年，法 学理论的最重大发展也许是经济学被不断广泛的应用于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第三版序言]，以前，法律经济学只是局限用于对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应用经济学对法律进行的分析，也限于经济法领 域，如反垄断法和金融市场管制，现在，随着经济学开始对非市场行为的分析，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逐渐渗透于法律的各个领域，其中，对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发展极 为迅速，犯罪的经济分析可以溯源至边沁，在相隔二百多年后，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第一次系统的、规范的对犯罪作了经济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 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犯罪可以从财富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判断和结论对犯罪的产生原因、运行过程、社会危害进行分析，并进而寻求实现有效率的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策略。在贝克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 和法学家开始对犯罪学和经济学进行交叉研究，犯罪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理论成果逐渐成熟.。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侧重于解释特定的刑法规则或政策存在的经济意义，预测特定的刑事政策将会产生何种后果，以及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提出相应的刑事政策意见，其中，犯罪经济学对于如何预防犯罪贡献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学科的分析方法以及提出了基于效率的预防犯罪的政策意见。
二、犯罪经济学对预防犯罪的分析
1、司法成本的运用
如同任何稀缺性资源，旨在预防犯罪的司法活动（在此采用广义的司法概念，包括警察、法院、监狱、检察机关的相关活动）是需要成本的，政府对于针对犯罪行为的司法活动的投入是有限度的，每一年，政府根据财政预算拨款用于预防犯罪，因此产生两个需要运用经济分析分析的问题，下文将分别论述。其一，投入越多的成本是否越能够制止犯罪行为。并且投入多少政府预算到预防犯罪中才能产生最大化的收益。对于前一个问题，需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依赖于统计学和社会学抽样调查方法，在此，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2：150]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斯蒂芬·莱维特在其一系列论文中探讨了一个社区中警察数量和监禁人数对于犯罪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警察对暴力犯罪，比如谋杀、抢劫等有最强的威慑效果，实际上，他估计暴力犯罪对警察的弹性大约是1.0，即一个城市的警力增加10%，有望使该城市的暴力犯罪下降10%，至于财产犯罪，比如入室盗窃、偷车，拥有更多的警察影响要小一些，弹性估计是0.3，意味警力增加10％，将促使财产犯罪降低3％。这样的研究结论
无疑表明政府对于司法活动的资源投入越多就越能使犯罪数量降低。但是，政府投入成本是有限度的，投入多少成本用于预防犯罪才是最有效率的？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当投入的边际成本等于获得的边际收益时财富最大化，也就是说，政府最后投入的一单位预防犯罪成本应该等于收益。举例来说，当投入10000元预防犯罪能产生因为犯罪未发生而获得的收益15000元，当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时，产生的收益为12000元，继续投入下一个10000元，收益为10000元，此时如果再投入10000元成本的话，产生的收益将少于10000元。虽然继续投入成本仍旧将减少犯罪，但是由于收益少于成本，财富使用最大化的标准将要求政府不再继续投入，与其将这些成本用于司法活动，不如将其用于其它方面更能阻止犯罪，能产生超过成本的收益，效率更高。（请记住，经济分析的目标就是财富使用的最大化）毕竟司法活动远不是预防犯罪的唯一方法。教育、反贫困措施都能够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这将在下文有所涉及。其二，投入的成本如何在不同的防范犯罪的司法机关进行分配。起到预防犯罪作用的机关很多，警察、法院、检察、监狱等机关都有预防犯罪的职能，那么，应该给每个机关分配多少司法成本才能达到最优配置呢？微观经济学中的等边际效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69]简单的表述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条件是每一单位成本在每一方面的支出产生的收益相同。具体而言，某一给定规模的法律实施预算范围之内，政府必须决定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理想的组合是劳动力或资本投入的任一方面每增加一元，将会提供增加相同数量的法律实施效应。如果在警察部门每增加一元，就产生出比用于法院同样一元更大的阻止犯罪效应，那么警察就会赢得投资。显然投入不能以如此少的数额进行衡量，但不可分割性问题或生产中的起伏，并不改变这一基本论点。
2、犯罪成本的制约
一定惩罚的方式和严重程度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效果，早在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的《立法理论》中就阐述了这一原理，边沁认为刑罚产生的痛苦要大于犯罪人犯罪所获得的快乐。否则对理性的犯罪人而言，将会产生犯罪的激励。现代经济学对于如何惩罚犯罪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的分析在边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由于犯罪罪名方式繁多，犯罪经济学的分析只是针对一般类型的犯罪进行）应用的分析工具是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理性的犯罪人会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当收益小于成本是，他将放弃犯罪，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他将选择犯罪，犯罪产生两种收益，财产收益和精神收益，[4：128]犯罪的成本来自于两个方面包括惩罚产生的成本和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为预防犯罪，惩罚产生的成本必须大于犯罪收益，对于犯罪产生的财产收益，必须给予剥夺且可以附加相应的罚金。针对精神收益，刑罚将会产生一种精神成本，主要是耻辱成本。从这一点来看，刑罚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时惩罚的严厉程度要考虑两方面的情况，首先，惩罚几率越低的犯罪，惩罚应当越严重，因为犯罪人考虑的预期惩罚的成本是惩罚严厉程度乘以风险机率即惩罚机率。其次，不同程度的犯罪行为必须处以不同的惩罚，举例来说，如果普通抢劫也将面临死刑的话，这无异于鼓励犯罪人杀害被抢劫者，因为犯罪人此时从事其它的犯罪活动将不负担任何成本，[5：10]并且杀害被害人可以有效降低被惩罚的机率。
犯罪的机会成本主要用于分析财产犯罪，是指从事犯罪活动而必然损失的收益，犯罪人从事犯罪活动的时间和投入和其它资本可以用于正当的职业来获得收入，这就是机会成本。为了预防犯罪，必须增大犯罪人的机会成本，很明显，令人绝望的贫困增多了盗窃、抢劫等的犯罪。对他们而言机会成本几乎可以忽略，反贫困的措施比如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使人们更容易的获得正当职业的收入，实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有效降低犯罪。（我国一直提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在此方面深具经济理性）
3、内生制度的重视
前述两点的经济分析都是基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一种边际分析方法，而关于内生制度的分析来源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经验研究方法。制度分为外在制度和内生制度，外在制度是国家法律，内生制度包括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6：126－127]制度可以有效约束犯罪，通常人们习惯于依赖国家法律预防犯罪，确实，刑法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有效减少了犯罪，但是，绝不能忽视内生制度的作用，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控制犯罪作用甚至超过国家法律，回想一下，古代中国乡土社会中仅依赖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就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基于此点，一方面要重视和挖掘惯例、伦理、习俗、私人规则的作用来解决纠纷，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外在制度对于稳定的内生制度应该具有兼容性，即国家法律应该不违背稳定的惯例、伦理、习俗和私人规则。否则，外在制度不仅不能有效预防犯罪，反而对于犯罪有生成作用，内生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可以迫使国家制度最终做出退让。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例子，美国政府1920年－1933年发布的禁酒令由于违背了习俗，造成了犯罪剧增，以至联邦政府不堪重负，结果不得不在宪法中以第十三修正案取代第八修正案，取消了禁酒。
三、结语
犯罪经济学基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和对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应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模型，对如何预防犯罪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对传统上属于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领域以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树立了交叉学科研究的典范。虽然经济学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基于功利主义立场，但源于西方的犯罪经济学仍旧有其巨大价值值得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借鉴和利用。
【作者介绍】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2]米勒等著公共问题经济学》[M].楼尊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3]萨谬尔森《微观经济学》[M].萧琛主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4]夏普等著.《社会问题经济学》[M].郭庆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5]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M].杨欣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6]齐默尔曼.《经济学前沿问题》[M].孙静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沉默的证人》是我国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介绍犯罪心理学的电视剧。
犯罪心理学电影有
<七宗罪>
<开膛手杰克>犯罪心理学,too.还有希区柯克的电影,像<爱德华大夫>
<雨人>达斯廷霍夫曼主演的.<拿着剪刀奔跑>
<飞越疯人院>
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重要目的。然而，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该采取何种较为恰当的措施来预防犯罪呢？
荀子的性恶论阐述，人有着“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和“不知足”的恶欲，人性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故其主张利用后天的人为作用，例如用教育、道德和礼法（即法律）等来抑制人性的放纵。而以下大致也是不分先后次序的从这几方面展开浅显论述。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明确和通俗，这样普遍的民众都能轻易看懂和理解；应该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的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让民众们从感官上认识到法律的权威；应该使法律少为人的某些阶层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这样才不会让民众怀疑法律的公正性；应该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畏惧，否则会更容易滋生犯罪。这是从立法层面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让光明伴随自由。知识传播地越广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创造福利。一个胆大妄为的骗子往往是一个平凡的人，愚昧的人民对他顶礼膜拜，明达的智者则对他嗤之以鼻。知识有助于鉴别事物，并促进各抒己见，使很多情感互相对照，相互改造。当光明普照国家的时候，愚昧无知的诽谤将停息，丧失理性的权威将发抖，法律蓬勃的力量将不可动摇。就如，当你看到自己交出去并丧失的那份自由将只是那种使他人受损害的有害自由时，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赞美立法者的仁慈与伟大。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而这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中国，法律的执行机构的资金来源受到了行政者的束缚，这使得他们难以更为客观地办事。贝卡里亚的观点：“组成执行机构的人越多，践踏法律的危险就越小，因为在相互监督的成员中，是很难徇私舞弊的。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威越小（尤其同冒险相比较），他们对于提高自己的权威就越不感兴趣”。这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权力的分散易于遏制权力的滥用，否则就易于使某些司法官员有空可钻，从而导致人民习惯于畏惧司法官员，而非畏惧法律。但是执行机构的人越多，就意味着支出的成本越高，也就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可能间接造成程序上复杂，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者的诉讼
成本。所以，这是个体制上的弊端问题，需要从体制上去改善。
想要预防犯罪，应该奖励美德，这样才能促进道德行为的昌明。然而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过于崇尚圣人道德，类似于“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貌似只有做出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壮举才能获美德殊荣。而往往获得者不是倾尽自己的一生去完成某个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发明或创造，就是为了拯救和自己无血缘关系的生灵而献出生命、英勇就义，诸如此类，才会光荣地见诸媒体报端。人已不在，但精神长存，换来了屏幕前暂时的泪水、同情、钦佩、和震撼等，但过后谁又能保证这种情绪会持久地影响着旁观者，引导他们从此就与美德结缘?伟人头顶上的耀眼光环的确是一种诱惑，但是当你发觉自己还需要为柴米油盐发愁，还在为子女成长的投资深思，还在为父母的赡养费而担忧等等生活琐碎而分身乏术时，你还会做着那个为更广泛的群体奉献一些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惊天动地的壮举的梦吗？恐怕你也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当然这并非在倡导人人为己的错误思想，只是有些好事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力所能及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某种程度而言，普遍性的道德观念正逐渐沦丧。反观现实，不免存在着这样一种怪现象“做善事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贴上一个怀疑的标签„这么好心帮我，是不是图谋不轨呢‟，又或是被认为是傻子，傻呆呆地舍己利人”。本应属于主流思想的美德就这样子逐渐被异化为“非主流思想”，不亚于远古时代的“异端邪说”，真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
想要预防犯罪，最可靠也是最艰难的措施就是完善教育。这个论题太广泛了，很难较好地控制。纵观中国历来的教育史，一个人，从进入小学时就开始进行着根深蒂固的政治观念的灌输，初中、高中无一例外，更甚的是连大学都还要继续着政治条框的侵蚀。对众多学子而言，这无疑是不得不痛苦的累赘，酷似乌龟的壳，怎么也甩不掉，当真正甩掉之时亦是死亡之期。而有关道德知识、法律知识方面的教育却是少之又少，有种“门前冷落的凄凉”。也难怪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法律文盲会过半。法律意识的淡薄是最容易引发犯罪的，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某些犯罪者竟以不懂法来乞求执法者对其从宽处罚。“不知者无罪”这种侥幸心理促使一些法律意识淡薄者走向了犯罪的深渊。故此，结尾借用贝卡里亚的观点：教育不在于课目的繁多而无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正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的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它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的和暂时的服从。
第三篇：经济统战策略
抗战时期我党对国民党的经济统战策略
抗战时期，我党政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进行了重大调整，实现了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与此相应，我党经济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经济统战政策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既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般特点，也有其自身独特策略。
一、取政治之名，得经济之实
抗战前夕，国共就具体问题进行合作谈判时，双方大致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在政治上，我党承诺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在红军驻地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法令与民主制度，其行政人员由地方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由中央另行支付。在军队问题上，我党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委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准备国防需要而调赴前线参加作战，各级军政人员由其部队长官推荐，呈请中央军事
（）委员会任命，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1。由上述协议可以看出，相对于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我党做了相当大的让步，起码在名义上承认了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及军事编制上的隶属关系，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即国民党须为我党行政区经费与军队给养及补充承担相应的责任。
抗战爆发后，我党积极向国民党催要军饷，以作为出兵抗战的条件。1937年8月，毛泽东代表我党两次向张冲去电，催发8月份三师全饷及开拔费。同期，还致电博古、林伯渠：出动日期以国民党发表宣言，发足经费为准，随时可以出动。另外，致电叶剑英并告潘汉年说，关于各项补充，望继续要求枪炮、棉衣、雨具及防毒面具。这表明我党以政治方面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积极争取经济支持，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一策略在毛泽东致叶剑英的另一份电报中更明确地体现出来：我们的方针以受阎锡山节制为有利，要求阎
（）锡山发给军毯、炸药、子弹袋、手枪弹袋、皮衣及工作器具等各项必需品2。当然，这里的“受阎锡山节制”也只是名义上的节制而已。
我党采取这一策略方针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高度灵活性。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国共两党大敌当前，实现合作一致对外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是双方共同利益之所在。但是，国民党对土地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心存结蒂，与共产党合作只是外敌当前的一种不得已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合作中限制以达到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加强其***目的成为国民党国共合作抗战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迫使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做出最大让步，以承认其领导地位是国民党的核心目标。我党曾就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向
（）国际汇报时指出：“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3可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合作的核心条件在于共产党承认蒋及其政府的领导地位，并改编红军服从蒋的指挥。为顾全整个抗战大局，我党在这些问题上都做出了相应的承诺，但同时，我党坚持了陕甘宁边区的特区政府地位并确保了改编后的军队设某路军总部其军政首长由我方担任。这就为我党我军在抗战期间的独立自主提供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从而使以蒋为首的国民党掣肘乃至控制我党的政治企图落空。而从另一方面看，在这种隶属关系名义下，我党却积极争取并接受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各项费用补给，为我所需。毛泽东1938年
3（）月与记者邓静溪谈话时说，八路军的经费，是由中央拨50多万4。林伯渠在边区1937年10月至1938年9月财政工作报告时指出，其中公路建筑费、抚恤和赈济费，主要是（）依靠中央拨款5。这里的“中央”即指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而此时，我军主力汇聚陕北，人口比较集中，但当地自然条件却相对较差，大生产运动还未开展起来，这对我军的物质补给非常不利。1938年2月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其中说，经费困难万分，后方军费二月前共欠5万元，三月起每月差3.2万元，战士已三个月未发鞋袜费,干部三个（）月未发津贴费6。可见，即使争取为数不多的经济支持，对我军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但是，1940年后，国民党以种种借口停止向我军发饷及其他费用补给。不过，其做出的这项承诺却为我方留下口实，由此我党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为击破国民党反共进攻所提十二条谈判条件中提到，（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
（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十一月经费及十月余次7。1941年4月，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其中说，请问国民党，八路军是否还准备发饷，如发则已，否则我们将向全国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募捐，发起普遍的募捐运动（我们真正这样做），学叫化子讨饭
（）吃的办法，因为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8。1944年，我党更向国民党明确提出，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1940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接济，此种状况请予以改变。同时还进一步要求，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9。
抗战时期，我党在国共合作中采取的取政治之名，得经济之实的策略，一方面使我党我军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并以此成为维系国共合作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也为我党开展独立自主的斗争获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当然，这里的“取政治之名”并不是象某些台湾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对国民党的“应付与欺骗”，从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性质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它实际上也是我党所做的极大让步，表明了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的宽广胸怀；而“得经济之实”也只是我党所做让步的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并不是我党的主要目的，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即使抗战期间我党积极向国民党争取经费及补给也是基于更有利于抗战的目的。
（）
二、以经济交往促政治交往
抗战前，我党就积极与国民党军队开展经济交往。1936年4月，我党在致王以哲、张
（）学良电中即提出“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10。同年8月，我（）党给杨虎城去信，谈到“切望贵部维持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11。而在与国民党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则明确表述了双方的经济交往：“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
（）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12西安事变后，我党即向阎锡山去信，要求“晋陕经济通商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13）（），而到1937年4月时此事就有了进展，“阎锡山与我们有商业来往”14。由此可见，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以及阎锡山部都有经济交往，这些经济互动对促进双方交流及信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抗战爆发后，我党更是根据具体条件，积极灵活运用策略，加强与国民党各方面的经济交往。1937年9月，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谈到，盛世才回电允为我们制皮衣5万（）件，派汽车送15。此后不久，便与新疆的周小舟去电说，目前，即请盛督办开始试运一（）小批皮衣16。此外，我党还加强与国民党的灾情互赈工作。1938年8月，毛泽东提出对
（）何绍南派来的放赈人员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使受难的老百姓得到救济17。其后不久，毛泽东即向孔祥熙致信表示谢意：“边区瘠苦，难民伤员日增，此次蒙惠赈款，民困赖以稍（）苏，感纫无似。”18另一方面，我党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也对其他受灾区给予了一定的赈济。1939年9月，毛泽东在回复蒋鼎文的电中谈到，“边区亦有旱灾，仅次绥榆一
（）等，勉为升斗之助，略尽邻里之心，辱承言谢，愧不被当，特电奉复。”19
另外，我党还积极利用经济手段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1943年4月，陈毅与韩德勤会谈并记下备忘录，其中第八条规定，“为表示互助合作精神，双方在可能范围
（）内，各以食粮及军用品等物资互相协助或借买以利抗战。”201944年3月，我党在致滕代远、邓小平等人的电报中说，要利用阎锡山部经济困难，在连排班长及兵士中进行收买工作（我们以前无经验），以便必要时配合军事行动，„„，经验证明，经济关系易成为
（）政治关系之桥梁，不可忽视21。1944年，我党曾就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经验进行通报，其中更进一步指出，“对某些拒绝与我来往的友军，可巧妙的设法扩大其生活困难，逼使
（）之不得不改变对我之态度，以打开联络之门。”22（下，577页）
我党通过经济通商、经济互助、经济互赈及经济收买等多种方式开展的经济统战工作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增强了国共双方的广泛交往，促进了我党统战工作的全面展开。
三、欲要统之，须先予之
抗战中，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趋于复杂化，双方既联合抗日，又相互防范；既有国共之间的冲突，又有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党灵活地采取了多种策略，其中，在经济上照顾友军及中间派，给其以一定的实惠是用之有效的策略之一。
1937年10月，我党发出《关于对待交我军指挥之友军部队的方针问题的指示》，其中指出：“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
（）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质缺乏。”231944年我党对与友军交朋友的统战工作进行总结通报，其中指出：“（戊）发现友军生活困难时，设法送生活必需品或动员民众给以帮助或教以生产或与之经商合作。„„。（巳）对友军过往人员物质检查手续应避免繁琐，（）态度切忌蛮横，尽可能予以招待及食宿等方便。”24对于中立部队，我党也做出明确规定：“照顾中立部队的利益，在防地给养等问题实行互让，在对日寇作战中实行互助。”（25）
此外，为保护友军家属财产，我党也发出指示：“A、一视同仁，对其眷属财产，妥为保护。„„C、其家属如系抗属应依法优待。如系穷困无以为生者，应酌量予以援
（）助。„„E、对其家属除依法纳赋税外，不得滥行征发，妄事勒索。”26这种保护友军家属经济利益的做法显然有利于通过友军家属来影响友军，以达到统战工作目的。
正是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友军感受到我党对其的关心与爱护，加深对我党我军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性质的理解，从而保证了友军在我军与日寇的作战中得以密切配合，在与国民党顽军的斗争中能够保持中立、互通信息抑或尽可能的帮助。
抗战时期，我党经济统战策略对当时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今天的对台政策也有一定的借签意义。当前，为打破台海关系的不统不裂局面，直接从政治入手显然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灵活运用经济手段也不失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法。事实上，此前我党和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台商到大陆投资，给予一定的优惠，并切实保护台商、台胞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各种合法利益。特别是在台海两岸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台湾当局人为设置的障碍将会被打破，双方经济交往会更加频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双方的这种经济互动以促进政治和解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已成为急需研究的课题。
──────── 注释：
（1）（3）（10）（11）（12）（13）（14）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选编》中卷，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121、207、344、340、452页。
（2）（4）（6）（8）（9）（15）（16）（17）（18）（19）（21）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07、118、117-118、150、181、110、113、125、126、141、179。（5）顾龙生主编：《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7）（20）（22）（23）（24）（25）（26）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选编》下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03、642、577、45、577、568、584页。
第四篇：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实施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已经成为各级党政领导部门重要工作，它也是我国司法制度从单纯打击走向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司法逐步成熟的表现。各地根据实际开展各种形式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然而，职务犯罪的预防方法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它既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加以指导，又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政策性，与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相对照，亦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犯罪学研究在方法上以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方法为主要手段，而职务犯罪预防研究在此基础上以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结果的实效性为主要手段，其方法都是实证性的，体现出了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本质特点。它从多角度、多层次、多形式不断提出切合实际并充分有效的预防策略和措施。从方法论的理论角度讲，包容了唯物主义方法论、思维方法论、社会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等等。正确地把上述各种方法论有机结合，形成职务犯罪预防自己的预防理论和方法，达到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是从事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研究和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有识之士的心愿。
一、职务犯罪预防方法的变化发展过程分析
二、哲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如前文所述，职务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犯罪原因是一个多质多层次的、综合的、变化的，彼此互为作用的相关系统，它包含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自然环境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所以职务犯罪预防可以说是一门综合性工作，其方法是理论学科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它采取适当的形式从社会结构系统和人的行为系统及其各种关系中寻找出犯罪的种种因素和动力组合，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措施。而哲学知识对职务犯罪预防具有方法论意义，它所具有的理论化、体系化、系统化等特点，对创造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有现实指导意义。因而笔者认为，注意用哲学观点和原理指导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对预防效果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而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是人的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得到的对表面现象的认识。感性认识是上升到的理性认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占有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遵循正确的途径和运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职务犯罪预防的目的是根据已经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找出发生案件的主客观原因，分析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堵塞漏洞。寻找原因、分析问题、提出对策。即预防方法的研究与适用，实际上就是认识论的具体体现。
当前全国检察机关普遍运用的从个案预防到专项预防，进而发展到行业（系统）预防，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的规律。职务犯罪预防不论运用哪一种方法，要有职务犯罪案件，这是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基础，没有现成的职务犯罪案件的事例，去搞预防就成了无末之弓、无源之水，好比造空中楼阁。要对犯罪人犯罪的心理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案发单位的状况要做到心中有数，尽可能去寻找犯罪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心理发展轨迹。要了解案发单位各种状况，例如案发前状况，案发后状况变化等。只有这样，在大量占有案件事例的基础上，再选择正确的方法去加以分析、归纳，探究了案发原因，分析出在体制、机制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从中得出规律、提出预防对策。使它以自身认识的整体性反过来引导人们对职务犯罪预防这个具体领域进行再认识，提供一种思维的出发点和原则。在大量占有第一手材料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后，相类似的职务犯罪案件一个个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对某一环节提出如何防范的对策，分析某一个案，提出相应对策，即个案预防。从认识论角度讲是职务犯罪预防的最初级方法。而从个案预防发展到专项预防，进而到行业（系统）预防，是人的认识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职务犯罪预防的高级阶段。从事职务犯罪预防实践的同志都知道，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是在个案预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也就是说，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的效果比之个案预防来讲，其预防的适用范围更大，层次更高，效果更好。原因就是个案预防仅仅是从一个案件的发生进行分析，它可能只对案发单位起到防范作用，而专项预防则是在个案基础上对一类案件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它适用的范围扩大到不同领域相同环节，很显然，专项预防的作用大于个案预防；而系统（行业）预防则是在个案预防基础上对同一系统提出防范对策，其效果更具社会性和影响力。上海市检察机关根据前一阶段查办的大量职务犯罪案件中反映出财务管理制度的混乱现象，提出并实施了“会计委派制”和“村级财务代理记帐”；根据国有大型企业、基建领域案件多发的情况，提出并实施了“一级审计制”和“建筑市场准入制”等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党政组织的肯定，就是明显的例证。而这种预防方法的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无不反映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从方法论角度讲，预防效果的取得无疑是另外一个角度表现了积累材料和方法恰当的必然结果而已。
在强调哲学方法对职务犯罪预防产生作用的同时，不能把哲学方法笼统化。不同哲学学派形成不同的哲学理论，因而也有不同的哲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具体科学之上，它的有效运用，必须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要从实际出发。哲学方法的基本精神内涵于具体科学方法论中。分析、观察、归纳、判断在预防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唯物论的一种体现。同时，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中，既要注意犯罪人身上反映的个性，又要注意反映的共性，在研究预防对策时，注意从个案中归纳出共性的东西，这也是唯物辩证法中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在职务犯罪预防中的具体贯彻。个案分析发展到专项预防，既是认识论的反映，又是辩证法的联系观点的体现。运用联系之观点使我们意识到，当前腐败现象不是个别现象，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社会走向，腐败的泛滥，将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根基是否牢靠问题，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对策，对预防和遏制腐败具有全局意义。
三、科学方法上的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全国尚处在建言献策探索阶段。很多时候采用的方法基本上套用刑事犯罪预防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在共性上讲大部分适合职务犯罪预防，但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使得在研究和适用预防方法方面也有其特殊性。笔者认为，鉴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注意吸取和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十分重要。特别是当代新型科学理论和方法，例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经济学业、心理学、伦理学、预测技术、调查研究学等，这些理论与技术，并不是单纯的，而是一些传统科学之间交叉融合中产生的新型边缘科学，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笔者试从业已形成的检察机关预防方式方法，举例分析科学方法在职务犯罪预防上适用。
1.同步预防。同步预防是指在重大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检察机关在开工之初就介入，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预防对策，直到工程结束，做到预防和建设同步进行，其目的是为
了防止工程各个环节发生职务犯罪，实现“干部优秀、工程优质”的目的。应该说，重大工程同步预防是检察机关根据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高发的情况采取的类似刑事检察“提前介入”的一种方法。因其实效性明显而受到广大建设单位的欢迎。自上海检察机关于1992年首创这种预防方法并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全国各地随之呼应。在重大工程建设中主动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已经成为共识。这里，我们不妨冷静论证一下，同步预防为什么会产生明显的效果？受到建设方的欢迎？一方面，建设领域的职务犯罪高发态势不仅影响到建设单位的声誉，更使得建设单位在经济上蒙受了不必要的巨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看，这种损失完全是应该可以避免。于是运用经济学方法来尽量减少损失就成为必然，遏制减少职务犯罪，也降低了经济损失的风险，符合效益经济学的观点；另一方面，从新兴的控制技术看，同步预防采用提前介入的方法，随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设置防止犯罪的障碍，即加强了每个环节的管理，势必造成准犯罪人“不能为”的局面，因而有效地防止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因为职务犯罪的发生，大都始于缺少控制，无控制或控制失效的情况后果。而同步预防恰恰利用控制技术，对整个工程的运作设置了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既有预防控制（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监督机制、施工单位的廉政承诺等）有预防实地控制（预防干部参加工程例会、深入工地开展宣传教育等），还有预防信息的反馈控制（工地树立创“双优”活动示意牌，建设方、施工方、监理方向社会公开承诺廉政告示牌以及设置举报联系箱等），三个步骤有机结合，使同步预防既有声势又有实效。
2.预防宣传。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惩治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的论断，深刻地揭示职务犯罪预防，最根本的是首先要解决好国家公职人员教育问题的道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指导人的行动，在我国，有许多职务犯罪都是由于犯罪人受到封建特权思想和资本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而为之。所以，大力开展预防宣传提高国家公职人员抵御职务犯罪的能力。
预防宣传，实际上在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中，主要解决犯罪人的头脑中“不想为”的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宣传工作历来是我党在关键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解决重大问题，统一干部思想的有力武器。在大力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今天，开展预防宣传显得尤为重要。但预防宣传与一般宣传有所区别，在宣传方法上，与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紧密结合在一起。用心理学方法，可以通过对职务犯罪的心理成因、过程、发展、变化、心理变态等问题，开展有层次、有效性研究，从而得出具体的心理预防方法和对策。在宣传教育中，可以对某一案例的成因心理，进行因素分析与因素的调节与改善，使受教育者了解并掌握如何防止犯罪心理成形与发展，使他们在犯罪内心与动因之初，做好自身防范工作，用经济学方法教育国家公务人员会了解职务犯罪的“概率”是低，反过来使他们认识到职务犯罪成本很大。当前，职务犯罪成本教育受到普遍欢迎，听者感触颇深，无非是经济学方法起到了关键作用，运用得当，可以使犯罪人在犯罪之初通过对成本的计算后，头脑中产生“不想为”的思想。而伦理学的方法，主要是因为职务犯罪预防应该从伦理、道德教育抓起。虽然犯罪已经超越了伦理、道德的防线，但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注意这方面的教育，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江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当今干部队伍伦理道德低下、腐败严重的背景下提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推出的职务犯罪预防公益广告，从其内容上分析，这种宣传方法，实际上包含了对国家公务人中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由此可见，虽然预防宣传的效果不能很快的体现出来，但“润物细无声”，从长远角度看，只要坚持不懈，其影响力不仅仅影响一代人，可能会影响几代人。
3.预防调研。调查研究作为我党的一项工作作风，历来受到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视，调
查研究在我党历史上，为新中国建立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法律领域的调查研究，往往是事后调查。因而，从司法实践角度看，未能全面发挥调查研究的作用，未能把调查研究技术，完全运用到了预防与打击犯罪工作中去。但我们面对的事实是，调查研究在职务犯罪预防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某种意义讲，它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职务犯罪预防的概念分析：职务犯罪预防，就是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运用各种手段和采取社会性、专门性的防治措施，限制、消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犯罪的原因与条件，以达到防止、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这个概念的表述告诉我们，职务犯罪预防是要对犯罪原因、条件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分析为前提，才能得出防范的措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见，在职务犯罪预防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全国检察机关经过将近十年的预防实践，在调查研究上形成比较有效的调研方法，例如专题调研、对策调研、立法调研、一般性调研等。这些调研方法运用不同的调查研究技术达到了最终的目的。例如，专题调研，即根据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暴露出来的带有共性的专门问题开展调研，然后制定专门制度或对策进行防范。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了一起村干部利用村级财务混乱侵吞集体财产一百四十余万元的案件。该院根据案件暴露出来的村级财务混乱这一问题，在全区展开调查研究，在发现全区村级财务管理普遍存在类似问题的情况下，就如何改进和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进行了思考，在区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的支持下，制定了“村级财务代理记帐制”的制度，经过试点后，因该制度既达到了预防村干部犯罪的目的，又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农村，得到区府肯定，并随之在全区得以推广。这个专题调研之所以成功，在于该院在调查研究中适用了正确的调查技术，他们运用了现代调查技术的两个主要方法，一是开展社会化调查，他们调查的范围是全区性，不是仅凭一案事例，从而获取了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的大量材料；二是讲究科学化调查。在获取材料，得出正确判断后，运用实验法，选择二个镇作为试点，以推断制度的可行性和实效性。从而为区府正确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运用哲学的、科学的方法指导职务犯罪预防方法，可以使职务犯罪预防的成效更明显。但职务犯罪预防的方法论研究，只有与职务犯罪预防的实践紧密结合，才能体现出其潜在的巨大价值。
第五篇：营销策略之经济
1、实施服务营销策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21世纪的营销,应着眼优质服务,这是企业取胜的关键。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可采取以下做法:首先，实施CS 战略,即顾客满意战略。其宗旨是把顾客需求作为公司开运作的源头,以顾客为核心,最大限度地使顾客感到满意。21 世纪的营销不仅要以优质的服务争取到直接顾客的称赞,而且要通过服务赢得“顾客的顾客”,依靠满意的服务质量影响更多的潜在顾客。实施CS 战略,关键是以顾客需求为中心来设计公司的所有活动,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最大限度使顾客感到安全、放心和方便,要十分重视顾客的意见,让用户参与决策。把自己的顾客作为资源管理起来,强化管理,并且提高内部服务质量。其次，树立超值服务理念,实施服务营销战略。超值服务就是用爱心、诚心和耐心向顾客提供超越其心理期待的、超越常规的全方位的服务。超值服务要“以顾客为导向”,向用户提供最满意的服务。
2、实施形象营销策略。知识经济条件下,顾客购买商品的选择性明显增强,企业形象在消费者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塑造个性化的企业形象,维护优良的企业形象,已成为国际、国内市场发展的大趋势。企业形象的全面塑造,第一,要以服务形象为契机,通过独特的服务战略决策,使企业身价倍增,同时改善营销手段,增加服务的文化内涵。第二,要以广告形象为工具,把企业形象的系统性、本质性、物质性及优势等特征有效地展示给公众,以争取良好的市场地位。第三,要以公共关系策略为手段,以企业文化为核心,为塑造企业形象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通过有效的传播沟通技巧,构建企业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气氛、最佳的社会舆论,以赢得社会各界的信任与合作。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沟通与顾客的情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从交易营销观念转向客户关系营销观念。传统经济的营销注重的是有利可图的直接交易,而新经济的营销则更强调重视客户的终身价值，强调通过较高的顾客满意度与客户保持率来维护与客户的长期紧密关系。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不仅要改善服务环境和服务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完善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
4.从单向营销观念转向互动式营销观念。传统的市场营销是单向的，厂家通过媒体、广告、展览、产品目录等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信息，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网络化的实现，提供了营销者和消费者互动交流的机会。企业和营销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互动性这一特点，推动互动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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