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读后感

第一篇：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读后感

怀着一颗补习中国近代史的心看完了《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其实下载的名为“动荡一百年”哎)，然后再转过头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读后感。《激荡》更像是一份中国1978-2008年的大事记，不断更新的政府政策对逐步成长为企业家的渗透和影响如何改变了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跌荡》相对更加宏观一点，时间大概是从1970-1970年间，伴随着战乱而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纷纷致力于当时政策下如何实现实业救国振兴发展，而战争的机器又是多么无情的碾压了多少人的希望与心血。

在对当年背景有一点了解了之后再来看《大江大海》，有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内涵其中，震撼了几次之后开始产生了怀疑，我也相信作者本意是反战，以自身个例拓展开来讲述那个纷乱时代对不同的个人和他们的家庭产生了怎样的冲击，读后感《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读后感》。间或换角度到大战场讨论人道问题，然后却看得我十分别扭，开始以为是成长教育背景所致，但是大篇幅的我国目前执政党军官的凶暴残忍与国民党军官的仁慈友善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人以为即使是真实的事例也不代表部队中的所有人。目前在看的《人在欧洲》，龙提出了一个“无意识的思维栅栏”，即报刊等传媒宣传的东西有可能运用了一些先行定义及某些共有的思维模式在潜移默化的约束甚至改变读者的判断力。我认为龙自己也形成了“无意识的思维栅栏”，如果是更加贴近国民党的台湾人民读起来，也许不会像我这种成长于红色背景的人这么敏感的发现这个问题，也就被“无意识的约束”了。

(引申阅读：《李敖揭批龙应台：1949哪来的大江大海?》，角度不同，感受不同，体验不同，想法不同)

By the way,千万不要看吴晓波的另一本书《大败局》，真的是个“大败局”。有一种陷入大学教科书的感觉，虽然这的确是作者的本意。

第二篇：跌荡一百年读后感

跌荡一百年读后感

跌荡一百年>读后感

翻开《跌荡一百年》第一页看到了“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这是公元1869年7月7日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时的感慨。

2010年6月的一天，彼时的我刚到广州半年，独自一人租住在一个小区，周末百无聊赖地在小区的跳蚤市场闲逛，一个小书摊吸引了我的目光，走近一看，都是在卖一些畅销书，每本都是厚厚的大部头，某某全集之类的。不经意间翻到了《吴晓波全集》，其中包括《跌荡一百年》和《激荡三十年》，翻开其中的《跌荡一百年》第一页看到了“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之陨”，这是公元1869年7月7日清帝国声望最隆、权势最熏的汉族大臣曾国藩与他的门客赵烈文秉烛夜谈时的感概。我对有关历史的书籍特别敏感，粗看几页就知道一本历史书是否值得一读。研究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书籍很多，但是从商人或者企业家的角度出发的，吴晓波是我见的第一个。无需多想，付钱走人。此后数月，此书陪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的日日夜夜。

相比《激荡三十年》，我更加喜欢《跌荡一百年》。传统的历史教育告诉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个屈辱的一百年。在内有**，外有强敌的困扰下，帝国到处充满了斜阳的忧伤，政府左支右绌，百姓民不聊生。此时的清政府，包括汉族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当然都应该为此负责，甚至有人为此背上了屠夫、汉奸、卖国贼的骂名。现在还记得一个高中最好的历史老师对李鸿章的评价“李鸿章就是个汉奸，至少很多卖国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当时的自己还深以为然，但后面读了更多的书，特别是参加工作后，每每看到书页上李鸿章佝偻着身子，在80多岁高龄时还远赴日本，缠着绷带代表帝国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在最后一刻还在为帝国争取一点点利益的时候，都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坐而论道容易，实际做起事来真难！

凭心而论，他们已做到了他们能做到的一切。帝国已经闭关几百年，他们自小又都受到的都是忠君爱国，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育，有多少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但是世事不会等待着他们去成长，只有在努力后失败，失败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一直都是他们在支撑着这个中央老帝国，他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在甲午战争中功亏一溃。很多时候都在想，如果当时赢了呢„„，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或者是为胜利者书写的。

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做出的业绩，依旧让我们感慨万千。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为例，轮船招商局由李鸿章在1872年创立，成立以后，在诸多领域都开中国历史之先河，如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架设了第一条专用电话线；第一次收购外商资产；>投资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型煤矿开采企业---开平矿务局；在上海开始试办中国近代第一家保税仓栈；投资创设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同年投资创设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等。更不用提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要知道“汉阳造”步枪可是从辛亥革命一直到抗美援朝的；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也是现在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据说现在正在造国产航母。

读吴晓波的书，看着这些不算真正企业家的企业家（因为他们都是官员）在自身和整个社会条件的局限下，为我们这个民族打下现代化的基础，可以感受到他们成功时的欣喜，失败时的无奈，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真实。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虽无人事先计划，但这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使我们感受历史自有其逻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屈辱的，我们在不断的试错，不断地修正前进的方向，历经百年，把一个老大帝国基本完整地带入现代民族之林。相比当年的奥斯曼帝国，伊朗，你就会知道我们有多牛。而为这一伟大历程做出基础性工作的，应该是这些洋务运动的先驱者。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这十几年间，由于北洋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松散，是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的杰出的民族企业家包括荣氏兄弟，张謇，卢作孚等，他们各有各的精彩>故事，读起来让人唏嘘不已。

从1927年到1977年，政权几经更迭，但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新中国，仿佛又回到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惯性，在面对国内外各种挑战和困难时，采用各种手段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段时期给企业家们发展的空间几乎没有。直到改革开放后，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又重新站了出来，甚至有慢慢变成整个社会中坚的趋势。原来他们一直都在，只要有少许的空气和阳光，他们就能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吴晓波说，我们这个民族自古以来都有大一统的文化追求，要实现这个追求，中央政府就要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就需要控制地方，控制思想，控制精英人才，更加要控制国民经济，这个是从两千多年前秦皇汉武的时候就开始的，至今依然如此。这是不是适用于中国的真理我不知道，但是中国真的好像和西方不同。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比之汉帝国受到来自匈奴的压力有相似之处，但也多有不同。今天中央政府还在小心翼翼地处理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思考着如何对待一个新兴的企业家阶层，虽然其中多有反复，但也无需无端揣测当政者会拿国家公器如儿戏，如果不是改革的执行者，很难体会到这有多难，但再难也要往前走，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很多时候都在想，如果当时赢了呢„„，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或者是为胜利者书写的。

第三篇：《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是按年编写的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史。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分明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然而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仿佛无比遥远。《激荡三十年》仿佛给我开辟了一条时光隧道，虽然无法亲历那个年代，但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触及了离我们感觉遥远而实际最近的中国经济改革史，仍旧感同身受。细细琢磨着1978—2008年中每一个充斥着“原罪”的商业故事，不知不觉的被时代气息深深地感染与震撼。

以一个“后之来者”的身份来回顾历史，总是会不自觉地那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相比。当年改革伊始的做法，轰动一时的争论，震惊全国的案件等，大多随着时代的发展沦为了历史的滑稽戏，这就是时代的距离吧！身处那个时代的人永远不可能比后者更清楚更洒脱地看待那个时代。然而，这种洒脱可能只有作为旁观者的后人才具有的。当局者都有着最现世的利益冲突，怎么能如后来者那样轻易释怀。而后人也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当局者”们所创造的传奇，只能惊叹于时代。

虽然作者力图以客观的史家理性客观的角度，但是它所记述的每一个故事或让人血脉贲张，热血沸腾，或让人惋惜心痛，唏嘘不已，或让人肃然起敬，或让人激动愤怒„„你很难一直保持着非常平静的心情去阅读。或许它更像是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能令任何有梦想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故事，中间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展示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典型性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许多难以言尽的委屈、痛苦。这本“小说”中，主人公之数远不止一百单八个，多到难以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可以冠以“企业家”的名字。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08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转型期谱写了当代中国可歌可泣的企业史。他们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总是原有体制的突破者也是违规者，常常被迫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拥有着血腥和铜臭味道，因此获有“原罪”。虽然少数人顽强的度过艰险修成了正果如今依旧被鲜花簇拥，但是更多人却被无情的被时代碾压过去，或被人遗忘，或坐进了牢房，甚至成为了悲情的时代祭品。然而在今天看来，他们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更是那个时代社会的缩影。

许多功成名就至今日的改革成功者，曾经也走过荆棘路。当年的王石同样身无分文过，在深圳街头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与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丝毫差别。然而他却主动地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倒卖起玉米，在“摸着石头”的过程中渐渐找到方向。当年的柳传志在中科院中不过是一个专业不精的工程师，但是他所拥有那个年代人少有的经营热情与智慧致使他脱颖而出。当年的许多人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青年人，那些衣着光鲜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样面对时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赎。然而他们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找到了一般人找不到的、属于自己的时代切入点。

而那些一度成功，几番挣扎，最后被历史遗忘的改革失败者的人总是给人一种悲情英雄的感觉，让人惋惜无比。李经纬将健力宝从三水县的一个只拥有几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厂，发展成为了一个在中国能与可口可乐相抗衡的国企饮料巨头。而后来整个“国退民进”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使他与他的健力宝却深陷产权泥潭，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在今天看来仿佛命中注定。最后他一病不起，而他的健力宝也消逝在时代中。与他同样悲情的领导者还有褚时健。褚时健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让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还有其贪欲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类似他们的“悲情英雄”还有好多，虽然有许多人都为他们抱不平，叹他们生不逢时，讽制度的僵化，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的失败这与他们这一代企业家身上的“草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们的成功大多都是当时他们所做出的几个具有时代突破性与相对偶然的正确决策与自身企业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所造就的。如果他们没有身处特殊的位置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营经营者，取得成功完全是不现实的。如果他们能不断的提升自我，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不停地运用自己的那“三板斧”，悲情可能不会上演。假如他们具有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自身素质与真正科学的管理方法，结果肯定会非常不一样。然而这样要求那个时代的人明显是不现实的，身处时代之中的人想要超越时代太过困难，这不过这只是我这个后者的意淫而已。

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故事都是我们高中时极好的论据，而当时对这些事情的评判几乎只是简单的为了单一的论点而简单的贴上符合主题的标签。一件现实的事情没有简单的好与坏，很难用一个或两个简单的方面解释清楚。全面客观是探求事物真相的基础。

30年诞生了太多人物，人们对他们的定义各有不同。我十分赞同这本书前言引用《唐璜》的一句话对他们的定义——“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而后才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成功的时代探路者。虽然在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功源于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他们的成功相对容易，但是取得成功始终是困难的，需要我们走在时代最前沿，甚至超前于时代。现在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空白，仍然是个处处存在着机遇的时代。也许过了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待如今的时代，正如我们看待过去的年代一样，感叹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好时代！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从1978年至如今的30多年是中国最精彩的华章。从改革开放初江浙人民冒极大风险发展贸易，到80年代中后期的全民皆倒，再到南方讲话后爆发的全民下海的热潮„„全体国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了所有人的价值追求，而这也是中国改革发展中最重要的动力。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一直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的。

中国这场改革运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性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不争论特征”。由于中国特有的复杂社会情况，中国的改革的走向非常像是社会学的Gartner光环曲线。每当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争辩和强行推进的时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舆论的紊乱，而当所有的争论这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改革却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取得突破。其严谨且极优的途径选择往往小于人们之前的猜想。可能这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吧！

改革开放的种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与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然而过去经济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普通的人们在其中取得的种种成就，抓住的种种机遇都是由政府政策造就的，有的甚至可以称作政治变革的副产品。民营的企业在政策面前更像是一叶扁舟，那一把握下一刻自己的命运。在未来，还是期待一个更完善的制度，一个系统更稳定的社会。中国经济，至少在企业方面，应该有更多无关政治的商业智慧而创造。不过把握政府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潮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潮流、时代面前，人永远是渺小的。

今天中国的虽然有点虚浮，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强盛，与1978年时落后而穷困的中国已经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从1949年开始中国没有走上发展的“最优道路”，但是如今的中国未必与所谓的“最优道路”差多少。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相似的，虽然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相互独立的逐步进行，渐进的路径与速度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肯定会在一个时间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第四篇：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

开篇语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1978年，中国社会拉开了改革开放求发展的全新时代，30年的艰难与辉煌铸就了中国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年代。30年的中国企业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荡岁月。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睹目，大国的崛起，中国迎来历史上的空前盛世。从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到今天，这30年是中国企业崛起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是主要的，变化也是翻天覆地的。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从计划到市场，从僵化的企业制度到灵活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改革的路途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经济体制改革 时代的呼唤

文革结束，**结束，尽管“两个凡是”依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但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复出，让一切都传达出了可喜的讯息。

1977年，中国在结束了十年“文革”**后，发生了一件关系到国家和青年命运的大事，那就是恢复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万事开头难，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改革浪潮到来的前奏，历史证明，它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企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如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杨曦光等人。

作为共产党主要阵地的《人民日报》也开始改变其刊载内容了，往日的红色革命的气息淡化了，据说柳传志在一个上班的早上看见《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如何养好牛的文章。这个传说无法考证，但可以明确的是“革命”即将离我们而去，“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应该改变了。1978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文章，这犹如一声炮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对于解放国人的思想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与此同时，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越发严重。然而文革期间，工厂停产，使原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农村的人民公社又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大下降。人民的温饱问题，亟需解决，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靠原来的模式是不行的，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在时代的呼唤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明确了我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逐步到城市。农村围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的劳动力，扩大粮食产量而进行；城市则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把企业从政府高强度的管制之下解放出来。二，改单为多，改变原有的单一公有制的模式，逐步发展个体、民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企业。三，利用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发展经济，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屋里，18个村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深情紧张的按下了血红的指印，并个个发誓说，宁可杀头，也要搞包产到户。从此打响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枪，包产到户传到中央，小平同志很是赞赏这种精神。并开始在四川广安和安徽进行试点，不久就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的粮食产量得到大大提升，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出现了大批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充足廉价的劳动力。

农村的改革揭开了城市改革的序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种个体、民企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了。牟其中因一篇《中国该往何处去》而入狱，1979年出狱后，办起了销售部，后经过一番打拼，成为了第一个“中国首富”。然而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他又从“中国首富”沦为“中国大骗”而再次入狱。尽管他未得善终，但是他的沉浮，说明了在中国当代民企有着很强的盈利能力，同时也暗示了我国的市场制度和法律需不断完善。牛根生从一个刷瓶工到蒙牛集团的CEO，南存辉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到正泰集团的董事长，那年在深圳街头徘徊的王石，也借着改革的春风创建的万科。一个又一个的事实，说明了改革开放后，国家是鼓励民企、私企的创办的。支持民企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国企也走进了改革的队列。中国各地都放宽了对外国记者参观国企的审批，如：桂林丝厂、重庆炼钢厂、上海集成电路厂等。这些国企大都管理松散、设备老化、环境恶劣、浪费严重、自主性差、效率过低。暴露出的这些问题，预示着国企即将进行一场改革，对内强调能力与效率，对外引进先进技术。从此领导人出访，参观国外的工厂，促进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办厂，一方面有利于引进国外技术，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内的就业岗位。利用我国的资源、人口、政策优势招商引资，并尝试合资经营等多种方式，优化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借着春风，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以华西村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缓解了农村的人地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国内积累，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随着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建立，我国初步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

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新时期原有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逐步进行改革，逐步市场化。所以为实现逐步市场化，开始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等阶段。最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为配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的信贷机构、资本市场、征税系统、市场交易和企业制度都亟需建立。

改革需要不断深化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其成就是巨大的，但改革中也有诸多问题，改革中的问题直接导致了现在经济转型——成为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实现。

过去三十年来，可以这样讲，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的产能扩张，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仅仅是得益于中国入世和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扩大，但随着全球市场的逐渐饱和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这样的增长模式难已持续。为此必须开拓国内市场，拉动内需，但内需不足确实事实。

过去三十年，长期注重积累，忽视了消费，再加上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抑制了居民消费，使得国内的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水平偏低。一个人的消费投资预算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劳动收入和财产型收入。过去三十年来，工资的增长幅度很小，居民的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公有财产，其经营收益和财产升值所得的利益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再分配，一大部分的财产用于积累了，使得居民的财产型收入也很少。因而居民不得不削减自己的消费投资预算，这是国内长期消费水平较低，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

过去三十年，征税权一直掌握在政府手里，致使国内居民的消费增长缓慢。目前差不多行政部门的各个部门都有权推出新税种、也可以在现有税种上不受制约的调高税率（包括印花税）。把国民收入按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三个群体分，从1995~2007年，扣掉通胀影响后，政府财政收入翻了5.7倍，而城镇居民和农民分别为1.7和1.2倍。改革红利一大半被政府分去。2007年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亿7千万的城镇居民的收入，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并且如此巨大的财政收入，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仅占15%，相当于GDP的2.4%，平摊到每个居民身上相当于一年内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而巴西政府单单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就占GDP的10.4%。由这些数据可知，当税收权在政府手中且不受约束时，居民的税负较重，抑制了国内居民的消费增长。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由其需求结构所致。在中国高比重的国有经济，突出对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的建设，如高楼、铁路、高速公路、大工业项目，偏爱于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然而这些是不奇怪的，由于我国的业绩考核方式，政府的投资人当然愿意把钱投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是一种偏向于能源、资源的需求结构，并且环境治理成本会比较高昂。反观民企则更加侧重于民生方面，民企则愿意把钱投在下面两方面：一，消费品，即轻工业；二，服务品，即第三产业。这是一种侧重于居民需求的结构，更加能够拉动国内的居民消费。然而高比重的国有经济必定形成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

高比重的国有经济致使单位GDP所创造的就业岗位量低。过去三十年来，GDP只有保持8%以上的速度增长，才能保证充分就业。然而在当下GDP增速放缓已成定势，要保证充分就业就必须改变国企和民企的投资比例，客观事实上民企创造的就业岗位的能力远远强于国企，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的GDP增速只要在3%左右，就能保证充分就业。

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就必须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深化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着重约束政府的征税权、约束政府的管制权、对财政预算实施过程进行更加透明的监督。

二：深化对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为全国性的国民基金，主要包括央企股权、各部委所属的国有股权，然后将其股份分到每一个国民身上，实现全民所有，共享改革红利。另外31省市分别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的国企股权注入其中，并按照一定比例在本省居民与外省居民进行分配。并且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自由交易，因为我国已经具备了管理这些基金的能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并非是私有化，而是为了更好的享受改革红利，3 国有企业依旧存在，依旧可以受某些政府部门的管理，但其收益、财产升值则能够实现全民共享，当然国企也可以仅仅拿出一部分收益作为红利分享，另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

未解之题

一：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人民幸福哪个是我国的最终目的？

二：社会主义除了能够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幸福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实质性内容吗？ 三：在中国实现人民幸福、共同富裕是否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条道路？

结语

改革也是革命，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变则存，不变则亡，尽管改革之路曲折蜿蜒，但其前途定然光明。经济改革需要把握经济规律、顺应世事变迁、政府调控、市场决定和人民监督协作。

第五篇：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是一部以社会真是事件为题材，以历史时间为脉络的纪实文学报告，是一部记录中国企业荣辱得失，几度沉浮的成功编年史，是一部描绘三十年来各种人物叱咤风云，命运波澜的经典著作。

1978年，中国社会拉开了改革开放求发展的全新时代，30年的艰难与辉煌铸就了中国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年代。30年的中国企业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荡岁月。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睹目，大国的崛起，中国迎来历史上的空前盛世。从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到今天，这30年是中国企业崛起的时代。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1978年以前的中国企业，在1956年完成对私人资本的清理之后，一直到1978年，中国企业全部都属于国有企业，由各级政府计划管理。这种体制一方面使得社会上的物资奇缺，卖方市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企业赚不了钱，连年亏损，人浮于事，再加上高度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连年政治运动，到文革结束前夕，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也走到了尽头。这一僵局在邓小平1979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后被逐渐打破，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解禁农村工商业等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故事的开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成为吴晓波叙述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主轴。

从经济学上来看，计划经济的束缚了生产者的行为，计划压制了企业应对需求变化不断追求利润的冲动，而另一方面政府纵容导致的软预算约束弱化了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激励。上述是从政府干预错位的角度来分析，但激励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产权。生产者不仅对自主决策感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剩余收入的处置权。阿尔钦认为产权所有者本人才能真正承担风险，并且有激励去盈利，而无效的生产多半是因为产权的不清晰，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国有企业。张维迎、周其仁等人认为所有权的实质功能在于保证决策者必须对决策后果负责，即决策者必须是风险和收益的承担者。因此私有化的方向不存在问题，所差的只是如何私有化。但产权的重组和清晰化一直到1998年朱镕基推进“国退民进”政策才拉开序幕，而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在此前此后的兴衰成败莫不与此紧密相连。

事后来看，如何办好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没有太多的成熟经验。产权问题是三十年企业史的核心问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富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经济学理论界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清晰的所有权无疑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但产权如何清晰、如何界定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而所有权的社会主义属性、支柱产业国有垄断一直阻挡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但这一切往往不列文字，无规则可依，模糊的政策设计意味着所有人都被涂上原罪的标记，除非他无所作为，否则只要找茬就一定会找到有罪的地方。这是国有企业从“扶不起的阿斗”到店大欺客、服务价高质劣的根本原因，也是民营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战战兢兢、腹背受敌的原因，这其间更夹杂着仰融出走华晨、李经纬被赶出健力宝、顾雏军得手科龙等事件，曾经一时的明星企

业和企业家，在模糊产权的藩篱中左支右绌，悲情离场。

从傻子炒瓜子传奇万向节，温州八大王，到价格大闯关，罐头换飞机，郑州亚细亚，再到彩电大血战，温州炒房团，华为狼性文化。这是中国命运发生剧烈转变的三十年，是社会经济发生飞跃发展的三十年，是令每一个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心潮澎湃，慷慨激昂的三十年。书中描绘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如何进行原始的积累，他们中有成功的，甚至有成为福布斯富豪的，有失败的，最终沦为阶下囚的，也有沦为普通百姓的。不敢怎么样，他们的探索至少告诉我们，他们有着令人敬佩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走在了时代前列。也许，在当时，有的人所走的路是被禁止的，甚至被披上种种政治色彩，引发至阶级斗争的高度，但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变迁，他们所走的路被市场经济证明是正确的。三十年间，利益与风险的角斗铸就了企业家不平凡的成功路，正应了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改革开放探索路上，真理与无知更替着，国家在这些勇敢者的带领下，跌跌撞撞地像个小孩，追赶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本书展示给我们的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所有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背后无以言尽的曲折痛苦。当年那些曾轰动一时的争论或者个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来，或许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戏，但当我透过时光的长河以另一种方式触摸曾经离我们很远却又分明很近的中国改革史，一种悲情油然而生。在时时因为好奇而掰开手指计算着1978－2008那三十年里每一个充斥着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和铜臭味道的故事时，这种震撼又远远超出听故事所能得到的快感。

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而让我又时会常感到无奈的是，历史最终将改革的失败者遗忘，骨子里的传统意识让我们从对牟其中、储时健们交织着复杂的情感，这种复杂映射了改革过程中法制和价值评判的矛盾、茫然。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有着太多的未知、惊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激荡的三十年里从来不缺少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如果从精神气质的角度去解读这个特殊的群体，勤劳、聪慧、对于摆脱贫穷的渴望以及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初转型期标志性性格，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伴随制度层面的缺失一起构建了中国改革初期独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个反复崛起、跌倒的轮回。无论是功成名就的刘永好、柳传志，还是红极一时最终身败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无一例外。在吴晓波笔下所有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健力宝的李经纬赢得我深深的同情。这个悲情的南方汉子失败后仰天含泪不发一语的照片很长时间里萦绕在我的脑海。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已成必然，但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李经纬的失败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史。在当年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某种意义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个李经纬，正如

吴晓波在最后略带戏谑的写到“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让我们看到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了张瑞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寻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难以言尽的苦处。

很欣赏吴晓波在书中的立足点，他取一个高点，以向下的方式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如他所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就是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外资此消彼长的三十年。回忆通常都是会骗人的，所以很多时候，人总是觉得过去很美。所以总会听到上了年纪的人感叹世风日下，现在如何如何，过去如何如何。其实世风从来都是如此，过去的岁月总发生的很多事，从今天的眼光其实是可笑而可悲的。晓波的客观，是让人欣慰的。中国的事情，太多假象掩盖下，很少看到真实，而《激荡三十年》带来的就是这份难得的真实。历史的洪流滔滔而过，作为后来人，我们回顾历史，总会有千般感触，也只有后来人的事后诸葛亮，才能查觉到历史的冷酷，理解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喜悦、辛酸和进退维谷。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是高呼改革的三十年，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变化起伏可谓波澜壮阔，“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吴晓波用这个做题记开始了企业的发展历程。这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以至于在2007年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热播的时候，让人感觉到中国崛起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如何描述这段动人心魄的历史则是历史给当下的一份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