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1999〕217号,1999年10

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1999〕217号,1999年10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１９９９〕２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现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望认真贯彻执行。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７日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落实１９９９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以下简称“上海会议”）关于推进人民法院改革、切实把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的精神，进一步探索和开拓刑事审判为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服务的工作思路，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８日至１０日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解放军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与会同志总结交流了近年来自地法院审理农村中刑事案件的情况和经验，分析了当前农村治安形势和农村中刑事案件及农民犯罪的特点，认真讨论了当前审理农村几类主要刑事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维护农村稳定提出了明确要求，现纪要如下：

一

会议认为，农村稳定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权、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农业发展，是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犯罪中农民占大多数的状况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稳定、农业稳步发展、农村治安形势总的是平稳的，这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影响治安稳定的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其主要特点表现为：

一是农村社会矛盾复杂化，有的导致群体性械斗和上访事件，有的激化为严重治安犯罪案件；二是非法宗教和邪教组织在一些农村乡镇有重新抬头之势；三是农村金融和市场管理秩序混乱，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四是农民间因生产生活、1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内部矛盾激化为刑事犯罪的情况比较突出。这一状况，如不得到有效控制，长期下去，将导致党和政府在农村依靠的基本队伍结构发生变化，不利用于基层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五是一些地方出现的“村霸”、“乡霸”等恶势力及封建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有的犯罪团伙带有明显的黑社会组织性质，成为威胁农村治安稳定的一大祸端；六是卖淫嫖娼、贩卖、吸食毒品，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发展蔓延，诱发了多种犯罪。以上问题，在广大农村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还很突出，不仅影响农村的稳定、改革和农业的发展，也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尤其值得重视是，农村中刑事犯罪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在我国所有刑事犯罪案件和罪犯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特别是在杀人、抢劫、盗窃、伤害案件中，农民罪犯占了大部分，所占比例连年上升。在判处死刑的罪犯中，农民罪犯所占的比例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

上述情况表明，农村中农民犯罪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治安形势的走向。解决好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找到了我国解决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认真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对策意见。对于解决农村稳定、全国社会治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认为，涉及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正确处理好这类案件，不仅仅是审判工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此，加强对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维护农村和整个社会稳定，应当始终是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二

会议在认真学习《决定》和“上海会议”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审判实践，对审理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害农村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以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一定要继续坚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方针。要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特点，将经常性“严打”和集中打击、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有效地遏制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蔓延的势头，尽一切努力维护好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同时，对正确适用法律，处理好农村常见多发案件，全面、正确掌握党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要注意严格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杀人与间接故意杀人案件

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同的，在处刑上也应有所区别。间接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虽然都造成了死亡后果，但行为人故意的性质和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区分犯罪的性质和故意的内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处死刑的做法是错误的，这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予以纠正。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判处死刑。要准确把握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参照１９９６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以下简称“工伤标准”），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残疾”是指下列情形之一：被害人身体器官大部缺损、器官明显畸形、身体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碍、造成严重并发症等。残疾程序可以分为一般残疾（十至七级）、严重残疾（六至三级）、特别严重残疾（二至一级），六级以上视为“严重残疾”。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可统一参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实践中，并不是只要达到“严重残疾”就判处死刑，还要根据伤害致人“严重残疾”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来决定刑罚。故意伤害致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只有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的，才能考虑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二）关于盗窃案件

要重点打击的是：盗窃农业生产资料和承包经营的山林、果林、渔塘产品等严重影响和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的犯罪；盗窃农民生活资料，严重影响农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犯罪；结伙盗窃、盗窃集团和盗、运、销一条龙的犯罪；盗窃铁路、油田、重点工程物资的犯罪等。对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盗窃惯犯、累犯，盗窃活动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从严惩处。对于盗窃牛、马、骡、拖拉机等生产经营工具或者生产资料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对盗窃犯罪的初犯、未成年犯，或者确因生活困难而实施盗窃犯罪，或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的，应当注意体现政策，酌情从轻处罚。其中，具备判处管制、单处罚金或者宣告缓刑条件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尽可能适用管制、罚金或者缓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入户盗窃”的“户”，是指家庭及其成员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生活场所，包括封闭的院落、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帐蓬以及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等。集生活、经营于一体的处所，在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视为“户”。

（三）关于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

修订后的刑法将原“流氓罪”分解为若干罪名，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更有利于打击此类犯罪，也便于实践中操作。对实施多种原刑法规定的“流氓”行为，构成犯罪的，应按照修订后刑法的罪名分别定罪量刑，按数罪并罚原则处理。对于团伙成员相对固定，以暴力、威胁手段称霸一方，欺压百姓，采取收取“保护费”、代人强行收债、违规强行承包等手段，公然与政府对抗的，应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处理；其中，又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的，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四）关于破坏农业生产坑农害农案件

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坑农害农案件，要及时依法处理。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要注意尽最大可能挽回农民群众的损失。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的，可以考虑适当从 轻处罚。被害人

提起刑事自诉的，要分别不同情况处理：受害群众较多的，应依靠当地党委，并与有关政法部门协调，尽量通过公诉程序处理；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

诉并符合自诉案件立案规定的，应当立案并依法审理。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标准，在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前，各高级法院可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参照执行的标准。

（五）关于村民群体械斗案件

处理此类案件要十分注意政策界限。案件经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要征求当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把处理案件与根治械斗发生的原因结合起来，防止发生意外和出现新的矛盾冲突。

要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正确适用刑罚。处理的重点应是械斗的组织者、策划者和实施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般来说，械斗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应对组织、策划的犯罪承担全部责任；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要注意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积极参与犯罪的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适用缓刑；对被煽动、欺骗、裹挟而参与械斗，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不按犯罪处理。要注意做好被害人的工作。对因参与械斗而受伤的被害人，也应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质；对因受害造成生产、生活上困难的，要协助有关部门解决好，努力依法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对立情绪，根除伺机再度报复的潜在隐患。

（六）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

要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卖妇女、儿童为常业的“人贩子”。要严格把握此类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方相互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或者确属介绍收养，并经被收养人父母同意的，尽管介绍的人数较多，从中收取财物较多，也不应作犯罪处理。

三

会议在认真分析了农村中犯罪、农民犯罪的原因和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和现状，对处理农村中犯罪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应当把握的政策界限进行了研究；对正确处理以下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关于正确处理干群关系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问题

开庭审理此类案件，一般要深入发案地，认真查清事实，了解案件发生真实原因，分清双方责任，合情、合理、合法地予以处理。

对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欺压百姓、胡作非为，严重损害群众和集体利益，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严惩；对只是因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构成犯罪的，要做好工作，取得群众谅解后，酌情

予以处理。

对抗拒基层组织正常管理，纯属打击报复农村干部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依法严惩；对事出有因而构成犯罪的农民被告人，则要体现从宽政策。群体事件中，处罚的应只是构成犯罪的极少数为首者和组织者；对于其他一般参与的群众，要以教育为主，不作犯罪处理。要充分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充分征求有关部门对此类案件判决的意见。对当地政府强烈要求判处死刑的案件，要了解有关背景。对于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不能因为担心被告方人多势众会闹事而不判处死刑；相反，对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也不能因为被害方闹事就判处死刑。要依靠党政部门努力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未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不要急于下判。

（二）关于对农民被告人依法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问题

对农民被告人适用刑罚，既要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又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依靠当地党委做好相关部门的工作，依法适当多适用非监禁刑罚。对于已经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或者法律规定有管制刑的，应当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管制刑。对于罪行较轻且认罪态度好，符合宣告缓刑条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

要努力配合有关部门落实非监禁刑的监管措施。在监管措施落实问题上可以探索多种有效的方式，如在城市应加强与适用缓刑的犯罪人原籍的政府和基层组织联系落实帮教措施；在农村应通过基层组织和被告人亲属、家属、好友做好帮教工作等等。

（三）关于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集体财产犯罪的定性问题

为了保证案件的及时审理，在没有司法解释规定之前，对于已起诉到法院的这类案件，原则上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四）关于财产刑问题

凡法律规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均应当依法并处，被告人的执行能力不能作为是否判处财产刑的依据。确实无法执行或不能执行的，可以依法执行终结或者减免。对法律规定主刑有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同时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的，如决定判处死刑，只能并处没收财产；判处无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也可以并处罚金；判处有期徒刑的，只能并处罚金。

对于法律规定有罚金刑的犯罪，罚金的具体数额应根据犯罪的情节确定。刑法和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判处；没有规定的，各地可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具体情况，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统一规定参照执行的数额标准。

对自由刑与罚金刑均可选择适用的案件，如盗窃罪，在决定刑罚时，既要避免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又要克服机械执法只判处自由刑的倾向。对于可执行财产刑且罪行又不严重的初犯、偶犯、从犯等，可单处罚金刑。对于应当并处罚金刑的犯罪，如被告人能积极缴纳罚金，认罪态度较好，且判处的罚金数量较大，自由刑可适当从轻，或考虑宣告缓刑。这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因为罚金刑也是刑罚。

被告人犯数罪的，应避免判处罚金刑的同时，判处没收部分财产。对于判处没收全部财产，同时判处罚金刑的，应决定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再执行罚金刑。

（五）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行为侵犯和财物被犯罪行为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对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通过追缴赃款赃物、责令退赔的途径解决。如赃款赃物尚在的，应一律追缴；已被用掉、毁坏或挥霍的，应责令退赔。无法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在没有司法解释规定之前，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一是要充分运用现有法律规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补偿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物质损失应包括已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将来必然遭受的损失。二是赔偿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和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三是要适当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包括现在的赔偿能力和将来的赔偿能力，对未成年被告人还应考虑到其监护人的赔偿能力，以避免数额过大的空判引起的负面效应，被告人的民事赔偿情况可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四是要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起诉的，对于没有构成犯罪的共同致害人，也要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未成年致害人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 告人。关于赔偿责任的分担：共同致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学校等单位内部发生犯罪造成受害人损失，在管理上有过错责任的学校等单位有赔偿责任，但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交通肇事犯罪的车辆所有人（单位）在犯罪分子无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承担代为赔偿或者垫付的责任。

（六）关于刑事自诉案件问题

要把自诉案件的立案关。有的地方为了便于具体操作，制定了具体立案标准，也有的地方实行“立案听证”，让合议庭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审查证据材料，决定是否立案。这些做法可以进一步总结，效果好的，可逐步推广。

要注重指导和协助双方当事人自行取证举证。由于广大农民群众法律水平尚不高，个人取证有相当难度，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如果因证据不足而简单、轻率地决定对自诉案件不予受理，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引发新的刑事案件。因此，对于当事人所举证据不充分的，在指导自诉人取证的基础上，对于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取证。

要正确适用调解。调解应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依法进行，不能强迫调解，更不能违法调解。

要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和刑罚。自诉案件经审查初步认定构成犯罪且较为严重的，对有可能逃避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被告人，要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对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或者能及时到案，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被告人，不应当决定逮捕。在处刑上，对自诉案件被告人更应当注意尽量依法多适用非监禁刑罚。

第二篇：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１９９９〕２１７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现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望认真贯彻执行。

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７日

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落实１９９９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召 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以下简称“上海会议”）关于推进人民法院改革、切实把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的精神，进一步探索和开拓刑事审判为农村稳 定和农业发展服务的工作思路，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８日至１０日在山 东省济南市召开了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解 放军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也派代表参加会 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与会同志总结交流了近年来自地法院审理农村中刑事案件的情况和经验，分析 了当前农村治安形势和农村中刑事案件及农民犯罪的特点，认真讨论了当前审理农 村几类主要刑事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维护农村稳定提出了明确要求，现纪要如下：

一

会议认为，农村稳定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权、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农村社会治安稳定、农业发展，是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犯罪中农民占大 多数的状况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政治稳定、农业稳步 发展、农村治安形势总的是平稳的，这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影响治安 稳定的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其主要特点表现为：

一是农村社会矛盾复杂化，有的导致群体性械斗和上访事件，有的激化为严重 治安犯罪案件；二是非法宗教和邪教组织在一些农村乡镇有重新抬头之势；三是农 村金融和市场管理秩序混乱，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和农业发 展；四是农民间因生产生活、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等内部矛盾激化为刑事犯罪的情 况比较突出。这一状况，如不得到有效控制，长期下去，将导致党和政府在农村依 靠的基本队伍结构发生变化，不利用于基层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五是一些地方出现 的“村霸”、“乡霸”等恶势力及封建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有的犯罪团伙带有明显的黑社会组织性质，成为威胁农村治安稳定的一大祸端；六是卖淫嫖娼、贩卖、吸 食毒品，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发展蔓延，诱发了多种犯罪。以上问 题，在广大农村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还很突出，不仅影响农村的稳定、改革和农

业的发展，也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息息相关。尤其值得重视是，农村中刑事犯罪案件 和农民犯罪案件在我国所有刑事犯罪案件和罪犯中所占比例逐年增加，特别是在杀 人、抢劫、盗窃、伤害案件中，农民罪犯占了大部分，所占比例连年上升。在判处 死刑的罪犯中，农民罪犯所占的比例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

上述情况表明，农村中农民犯罪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治安形势的走向。解决好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找到了 我国解决犯罪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认真分析研究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对策意见。对于解决农村稳定、全国社会治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认为，涉及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直接关系到党在 农村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正确处理好这类案件，不仅仅是审判 工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此，加强对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 罪案件的审判工作，维护农村和整个社会稳定，应当始终是人民法院面临的一项重 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二

会议在认真学习《决定》和“上海会议”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执行刑法、刑事

诉讼法的审判实践，对审理农村中犯罪案件、农民犯罪案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 了研究、讨论。一致认为，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 害农村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以及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一定要继续坚持从重 从快严厉打击的方针。要根据当地社会治安的特点，将经常性“严打”和集中打击、专项斗争结合起来，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有效地遏制严重刑事犯罪活 动蔓延的势头，尽一切努力维护好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同时，对正确适用法律，处理好农村常见多发案件，全面、正确掌握党的刑事政策，取得了一致意见： @@

（一）关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

要准确把握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 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因婚姻家 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 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 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要注意严格区分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在直接故意杀人与间接故意 杀人案件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是不同的，在处刑上也应有所区别。间接故意 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虽然都造成了死亡后果，但行为人故意的性质和内容是 截然不同的。不注意区分犯罪的性质和故意的内容，只要有死亡后果就判处死刑的 做法是错误的，这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予以纠正。对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手段 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的，才可以判处死刑。

要准确把握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标准。参照１９９６年国家

技术监督局颁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以下简称“工伤标准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严重残疾”是指下列情形之一：被害人

身体器官大部缺损、器官明显畸形、身体器官有中等功能障碍、造成严重并发症等。残疾程序可以分为一般残疾（十至七级）、严重残疾（六至三级）、特别严重残 疾（二至一级），六级以上视为“严重残疾”。在有关司法解释出台前，可统一参 照“工伤标准”确定残疾等级。实践中，并不是只要达到“严重残疾”就判处死刑，还要根据伤害致人“严重残疾”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来决 定刑罚。故意伤害致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只有犯罪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的，才能考虑适用死刑（包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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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盗窃案件

要重点打击的是：盗窃农业生产资料和承包经营的山林、果林、渔塘产品等严 重影响和破坏农村经济发展的犯罪；盗窃农民生活资料，严重影响农民生活和社会 稳定的犯罪；结伙盗窃、盗窃集团和盗、运、销一条龙的犯罪；盗窃铁路、油田、重点工程物资的犯罪等。

对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盗窃惯犯、累犯，盗窃活动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要 依法从严惩处。对于盗窃牛、马、骡、拖拉机等生产经营工具或者生产资料的，应 当依法从重处罚。对盗窃犯罪的初犯、未成年犯，或者确因生活困难而实施盗窃犯 罪，或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的，应当注意体现政策，酌情从轻处罚。其中，具备判 处管制、单处罚金或者宣告缓刑条件的，应区分不同情况尽可能适用管制、罚金或 者缓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 入户盗窃”的“户”，是指家庭及其成员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生活场所，包括封闭的 院落、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帐蓬以及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等。集生活、经营于一体的处所，在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视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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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

修订后的刑法将原“流氓罪”分解为若干罪名，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刑罚，更有

利于打击此类犯罪，也便于实践中操作。对实施多种原刑法规定的“流氓”行为，构成犯罪的，应按照修订后刑法的罪名分别定罪量刑，按数罪并罚原则处理。对于 团伙成员相对固定，以暴力、威胁手段称霸一方，欺压百姓，采取收取“保护费”、代人强行收债、违规强行承包等手段，公然与政府对抗的，应按照黑社会性质组 织犯罪处理；其中，又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的，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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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破坏农业生产坑农害农案件

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坑农害农案件，要及时依法处理。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时，要注意尽最大可能挽回农民群众的损失。被告人积极赔偿损失的，可以考虑适当从轻处罚。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的，要分别不同情况处理：受害群众较多的，应依靠 当地党委，并与有关政法部门协调，尽量通过公诉程序处理；被害人直接向法院起 诉并符合自诉案件立案规定的，应当立案并依法审理。对于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所造成的损失数额标准，在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前，各高级 法院可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制定参照执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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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村民群体械斗案件

处理此类案件要十分注意政策界限。案件经审理并提出处理意见后，要征求当 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既要严格依法办事，又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把 处理案件与根治械斗发生的原因结合起来，防止发生意外和出现新的矛盾冲突。要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正确适用刑罚。处理的重点应是械斗的组织者、策划 者和实施犯罪的骨干分子。一般来说，械斗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应对组织、策划的 犯罪承担全部责任；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应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负责。要注意缩 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积极参与犯罪的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 中符合缓刑条件的，应当适用缓刑；对被煽动、欺骗、裹挟而参与械斗，情节较轻，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不按犯罪处理。

要注意做好被害人的工作。对因参与械斗而受伤的被害人，也应指出其行为的 违法性质；对因受害造成生产、生活上困难的，要协助有关部门解决好，努力依法 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对立情绪，根除伺机再度报复的潜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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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

要从严惩处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卖妇女、儿童为常业的 “人贩子”。

要严格把握此类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买卖至亲的案件，要区别对待：以 贩卖牟利为目的“收养”子女的，应以拐卖儿童罪处理；对那些迫于生活困难、受 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而出卖亲生子女或收养子女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出卖子 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对于那些确属介绍婚姻，且被介绍的男女双 方相互了解对方的基本情况，或者确属介绍收养，并经被收养人父母同意的，尽管 介绍的人数较多，从中收取财物较多，也不应作犯罪处理。

三

会议在认真分析了农村中犯罪、农民犯罪的原因和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 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和现状，对处理农村中犯罪案件和农民犯罪案件应当把握的政策 界限进行了研究；对正确处理以下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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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正确处理干群关系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问题

开庭审理此类案件，一般要深入发案地，认真查清事实，了解案件发生真实原 因，分清双方责任，合情、合理、合法地予以处理。

对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欺压百姓、胡作非为，严重损害群众和集体利益，构成 犯罪的，要依法严惩；对只是因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构成犯罪的，要做好工作，取得 群众谅解后，酌情予以处理。

对抗拒基层组织正常管理，纯属打击报复农村干部的犯罪分子，一定要依法严 惩；对事出有因而构成犯罪的农民被告人，则要体现从宽政策。群体事件中，处罚 的应只是构成犯罪的极少数为首者和组织者；对于其他一般参与的群众，要以教育 为主，不作犯罪处理。

要充分依靠当地党委和政府，充分征求有关部门对此类案件判决的意见。对当 地政府强烈要求判处死刑的案件，要了解有关背景。对于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不 能因为担心被告方人多势众会闹事而不判处死刑；相反，对不应当判处死刑的，也 不能因为被害方闹事就判处死刑。要依靠党政部门努力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 未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情况下，不要急于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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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对农民被告人依法判处缓刑、管制、免予刑事处罚问题

对农民被告人适用刑罚，既要严格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又要充分考虑到农 民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依靠当地党委做好相关部门的工作，依法适当多适用非监 禁刑罚。对于已经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或者法律规定有管制刑的，应 当依法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管制刑。对于罪行较轻且认罪态度好，符合宣告缓刑条 件的，应当依法适用缓刑。

要努力配合有关部门落实非监禁刑的监管措施。在监管措施落实问题上可以探 索多种有效的方式，如在城市应加强与适用缓刑的犯罪人原籍的政府和基层组织联 系落实帮教措施；在农村应通过基层组织和被告人亲属、家属、好友做好帮教工作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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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成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集体财产犯罪的定性问题

为了保证案件的及时审理，在没有司法解释规定之前，对于已起诉到法院的这 类案件，原则上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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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财产刑问题

凡法律规定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均应当依法并处，被告人的执行能力不 能作为是否判处财产刑的依据。确实无法执行或不能执行的，可以依法执行终结或 者减免。对法律规定主刑有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同时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 的，如决定判处死刑，只能并处没收财产；判处无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也可以并处罚金；判处有期徒刑的，只能并处罚金。

对于法律规定有罚金刑的犯罪，罚金的具体数额应根据犯罪的情节确定。刑法 和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判处；没有规定的，各地可依照法律规定的原则 和具体情况，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统一规定参照执行的数额标准。

对自由刑与罚金刑均可选择适用的案件，如盗窃罪，在决定刑罚时，既要避免 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又要克服机械执法只判处自由刑的倾向。对于可执行财产刑 且罪行又不严重的初犯、偶犯、从犯等，可单处罚金刑。对于应当并处罚金刑的犯 罪，如被告人能积极缴纳罚金，认罪态度较好，且判处的罚金数量较大，自由刑可 适当从轻，或考虑宣告缓刑。这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因为罚金刑也是刑罚。被告人犯数罪的，应避免判处罚金刑的同时，判处没收部分财产。对于判处没 收全部财产，同时判处罚金刑的，应决定执行没收全部财产，不再执行罚金刑。@@

（五）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应只限于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 犯罪行为侵犯和财物被犯罪行为损毁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因犯罪分子非法占 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对因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 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应当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处理，即应通过追缴 赃款赃物、责令退赔的途径解决。如赃款赃物尚在的，应一律追缴；已被用掉、毁 坏或挥霍的，应责令退赔。无法退赃的，在决定刑罚时，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 节予以考虑。

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在没有司法解释规定之前，应注意把握以下原 则：一是要充分运用现有法律规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补偿被害人因 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物质损失应包括已造成的损失，也包括将来 必然遭受的损失。二是赔偿只限于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 和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三是要适当考虑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包 括现在的赔偿能力和将来的赔偿能力，对未成年被告人还应考虑到其监护人的赔偿 能力，以避免数额过大的空判引起的负面效应，被告人的民事赔偿情况可作为量刑 的酌定情节。四是要切实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附带民事原告人提出起诉的，对 于没有构成犯罪的共同致害人，也要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未成年致害人由其法定 代表人或者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逃的同案犯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 告人。关于赔偿责任的分担：共同致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学校等单位内 部发生犯罪造成受害人损失，在管理上有过错责任的学校等单位有赔偿责任，但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交通肇事犯罪的车辆所有人（单位）在犯罪分子无赔偿能力的 情况下，承担代为赔偿或者垫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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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刑事自诉案件问题

要把自诉案件的立案关。有的地方为了便于具体操作，制定了具体立案标准，也有的地方实行“立案听证”，让合议庭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审查证据材料，决 定是否立案。这些做法可以进一步总结，效果好的，可逐步推广。

要注重指导和协助双方当事人自行取证举证。由于广大农民群众法律水平尚不 高，个人取证有相当难度，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据要求。如果因证据 不足而简单、轻率地决定对自诉案件不予受理，就有可能使矛盾激化，引发新的刑 事案件。因此，对于当事人所举证据不充分的，在指导自诉人取证的基础上，对于 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取证。

要正确适用调解。调解应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依法进行，不能强迫调解，更不能违法调解。

要正确适用强制措施和刑罚。自诉案件经审查初步认定构成犯罪且较为严重的，对有可能逃避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被告人，要依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对可能 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或者能及时到案，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被告人，不应当决定逮捕。在处刑上，对自诉案件被告人更应当注意尽量依法多适用非监 禁刑罚。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１９９３年５月６日 法发［１９９３］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现将《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望在经济审判中，注意总结经验，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不断提高执法水平，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实践中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报告我院。

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第十六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在党的十四大以后如何进一步加强经济审判工作，以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经济建设服务，最高人民法院于一九九三年一月六日至十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分管经济审判工作的副院长、经济庭庭长、解放军军事法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华联奎主持了这次会议，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庭长孙宗颢就当前经济审判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和进一步搞好经济审判工作作了中心发言。与会同志通过讨论对当前经济审判工作中一些问题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现纪要如下：

一、要认清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革经济审判工作，坚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秩序需要法制维护。当前，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多地需要通过经济审判加以解决。经济审判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案件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审理的难度增加，社会各方面对经济审判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新时期，各级人民法院必须高度重视、大力加强经济审判工作。办案力量不足的要适当增加审判人员，尽可能配备一些懂法律和懂经济、金融、贸易、科技、外语等专业的人才。要加强经济审判队伍自身的建设，对经济庭现有人员，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进行培训，不断提高其政治、业务素质。当前，特别重要的是要组织学习好十四大文件，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经济审判干部，提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自觉性。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型案件，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调查研究，把情况吃透，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三个有利”的原则为指导，妥善公正地加以处理。高、中级人民法院，特别是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及时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搞好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要加强司法解释，抓紧组织力量对过去的司法解释进行清理，该废止的废止，该修改的修改，以适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经济建设的需要。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审理。凡是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条件的案件都应当再审。上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发现下级人民法院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应当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或者提审。要加强不同地区人民法院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做好委托送达、调查和执行工作，发挥人民法院的整体优势。

二、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依法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经济审判工作要适应 1

这一转变，树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新观念。

１、树立平等保护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的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各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各经济主体只有平等地和公平地进行竞争，优胜劣汰，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时，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商品交易中的合法权益应当平等地依法予以保护，切实做到谁的权益合法就保护谁，谁的行为违法就制裁谁。要充分、有效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不能让违约一方或者侵权一方在经济上占到便宜，也不能让债务人或其他人承担不该由其承担的责任。

２、树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全国形成统一的、开放的市场，而地方保护主义则妨碍市场的健康发育和经济的顺利发展。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必须严肃执法，公正办案，无论当事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一样对待。上级人民法院要支持下级人民法院严肃执法，公正办案，坚决抵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对坚持秉公执法有突出贡献的法院和审判人员要表扬；对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办案有失公正的，除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纠正外，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３、进一步增强合同观念。在市场经济中，合同的纽带作用更加重要，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时，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当事人各方即具有约束力，人民法院应根据合同的约定判定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合同约定仅一般违反行政管理性规定的，例如一般地超范围经营、违反经营方式等，而不是违反专营、专卖及法律禁止性规定，合同标的物也不属于限制流通的物品的，可按照违反有关行政管理规定进行处理，而不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对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以及代理人有超越代理权等行为的，只有当事人提出，人民法院才进行审查，并确认合同是否有效或应否予以撤销。法院审理、判决的范围不应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当事人在起诉、答辩中陈述的理由，都要认真考虑，并在判决中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４、进一步增强效率和效益观念。市场情况瞬息万变，贻误时机往往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因此，市场经济最重视效率和效益，质量、效率、效益是经济工作的生命，也是衡量经济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准。经济审判要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把案件办得更快一些，并在审结后尽快予以执行，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办案不仅要符合法律规定，还要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因发生纠纷而影响生产的，要及时排除干扰，先恢复生产，把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要慎重，不是必须的不要轻易采用，当事人提供了有效担保的就不应采取保全措施。对确实需要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采取措施后，案件要及时审理，尽快结案，不得久拖不决。对生产工具、设备、运输车辆需要保全的，可限制当事人转移、变卖，允许其继续使用。

５、保护正当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市场竞争，就必然会有不正当竞争，如以不正当手段推销商品，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损害消费者和其他商品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等。人民法院要通过办案，保障公平的、公开的、有序的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因不正当竞争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责令赔偿。对涉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严重坑害消费者和其他生产者，尤其是生产、销售伪劣药品、食品，危害人民健康，生产、销售假农药、假化肥、劣质种籽，坑农害农的，应当给予严厉制裁，除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外，该罚款的罚款，该收缴的收缴，绝不能让不正当竞争者在经济上占便宜，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

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６．树立商业风险意识，公正处理损失的承担。

市场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当事人来说，既有机遇，也有风险。人民法院作为商品交易纠纷的最终裁判，要按照法律规定、商业习惯，注意正确确定风险的承担。应当由某一当事人承担的风险损失，不应转嫁给其他人。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严重违约时采取合理的自我保护措施的，应当给予支持。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原因，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非当事人所能预见的根本性变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显失公平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情势变更的原则变更或解除合同。

三、要严格依法办案，正确适用法律，提高办案质量

市场竞争需要有统一的规则，这就是法律和法规。人民法院只有严肃执法才能保护公平有序的竞争，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绝大部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制定的，是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的，不能把生产力标准与依法办案对立起来。在审判工作中，凡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要严格依法办；有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实践证明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应当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来解决。人民法院在办案中遇到这种情况，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意见，提请制定该规定的机关或其上级机关予以解决。

经济审判涉及的法律、法规门类广、层次多、数量大，正确适用法律是保证办案质量的关键。正确适用法律，必须准确地掌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部门规章、政府规章等不同层次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正确地予以适用。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基本法和单行法），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各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都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依据。但是，法律和行政法规适用于一切经济纠纷案件，而地方性法规以及自治条例的效力仅限于本行政区域的范围，只能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经济纠纷案件。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的部门和政府规章，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时可以参照。第二，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的规定与法律的规定有抵触的，应当适用法律的规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行政法规的规定抵触的，适用行政法规的规定。第三，行政法规为了贯彻执行法律，地方性法规为了贯彻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就同一问题作出更具体、更详细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第四，法律未涉及的领域，行政法规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未涉及的领域，地方性法规先行作了规定的，适用该行政法规或者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第五，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了变通规定的，应优先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样，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问题，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作了规定的，应当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第六，特别法与普通法对同一问题作了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第七，人民法院对于地方性法规是否与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难以确定的，以及不同地区的地方性法规具体规定不一致，在执行中发生冲突的，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或者裁决。第八，人民法院认为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不一致的，以及国务院各部门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各高级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作出解释或者裁决。第九，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于法律所作的立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具体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各级人民法院必须遵照执行，并可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另外，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和涉外经济合同法、有关外商投资等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办理。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与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应当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法规和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应当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者外国法律的，可予适用，但以不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为限。

四、要继续改革审判方式，提高开庭审理的水平

改进审判工作，要在提高审判水平上下功夫，主要是：正确适用简易程序，抓好开庭审理，做好调解工作，充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实现审理案件规范化和诉讼运行科学化。改进审判方式，一是改变目前的庭审方式，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开庭审理的功能，把开庭审理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依法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应予适用，使一般经济纠纷，得以及时处理；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开庭前，合议庭成员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交换、核对证据，也可以让双方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交换、核对证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和证据，开庭时经当事人确认后可不再核对、质证。对庭前调解不成，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只是在责任承担上达不成协议的，开庭审理时，经当事人对事实确认后可直接进入辩论阶段。四是加强调解工作，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现在许多地方成立的经济纠纷调解中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当总结经验，使之不断完善。调解中心受理的案件，应当是本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而且各方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的；调解中心在办案中不能采取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五、几个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

（一）关于执行法人制度的问题

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要认真执行法人制度。对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以该企业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当事人有约定的以外，不能追究其它法人的连带责任。确定企业的法人资格，原则上以工商登记为准。对确实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由其开办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企业法人注册登记时，投资方出资不足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发现该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应判令投资方补足其投资用以清偿债务；注册资金不实的，由开办单位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核准登记后，开办单位、投资人或其他人抽逃资金、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应依法追回；私营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的债务，由业主或合伙人承担清偿责任。

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在其职务范围或者在授权范围内以企业法人的名义进行的活动应当由法人承担责任。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事前未经授权或超越代理权以企业名义进行职务范围外的活动，除企业法人追认或者知道不予制止的外，由行为人自己负责。企业法人授权不明，使相对人误认为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得到授权的，由企业法人承担责任。其他人明知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未经授权或超越代理权而仍与之进行经济交往造成损失的，无权要求行为人所在单位承担责任。

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经济犯罪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除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外，企业法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他人明知企业法人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违法犯罪而仍与之来往的，无权要求企业法人对其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企业性质的认定

对于由个人投资开办但登记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企业的经营者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企业性质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审理案件中涉及企业性质的，在处理时应当慎重。企业资产的积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含有投资、经营管理、优惠政策以及劳务积累等多种因素。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要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于确属私营性质的，可以建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

（三）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的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要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当前，在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不要把无过错的中介方列为共同被告，不要把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列为共同被告并判令他们承担连带责任。二是不要以企业法人超越经营范围、事业法人未经工商登记或者被批准成立时未明确资金数额、社会团体法人从事营利活动等为理由，确认技术转让合同无效；也不要仅以转让的技术存在一定缺陷就认定转让方有欺诈行为而确认合同无效。三是对转让的技术在实施中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技术指标的，要通过鉴定，查明原因，是技术有缺陷，设备和原材料有问题，还是受让方实施不当，不要轻率地宣告某项转让的技术不成熟。四是对企、事业单位的科技人员擅自转让本单位的生产技术或技术成果的，不应以单位未约定保密或技术成果未经鉴定而认定不构成侵权。五是要注意技术合同与经济合同、联营合同的区别，以及各类技术合同的区别，把案件性质定准确。

（四）关于审理票据案件的问题

近年来，票据纠纷案件增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应当注意，除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在票据上明示不许转让、贴现的以外，应当允许票据的转让。只要取得票据的第三人是善意的，是付了对价的，就应予以保护。汇票一经承兑，承兑人就负有到期无条件支付票款的义务，除能证明持票人取得票据有恶意的以外，不得以基础合同没有履行或者申请承兑人没有付款为理由对抗持票人。法人、公民和其他组织对他人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发表的支票遗失的声明没有充分注意的义务。因此，空白支票的签发人除非能够证明取得支票的人有恶意或者有明显过错，否则，不能对抗支票的持有人。

（五）关于审理破产案件的问题

１、人民法院对申请企业法人破产还债案件要依法受理，要注意防止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分支机构、私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以申请破产还债，逃避债务。私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在由个人承担无限责任后仍不能清偿全部债务的，参照民事诉讼法关于清偿顺序和按比例分配的办法处理。财产分配完毕后，债务人后来又有清偿能力的，还应承担清偿责任。

２、对企业法人自动关闭，厂（店）停人散，无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企业破产还债，企业的主管部门或有关机关为保护所有债权人的利益而指定的财产管理、清理组织可以原企业的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

３、有关单位未按法定程序对企业进行清算而擅自处分企业财产，致使部分债权人的利益未得到保护，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起诉的，由擅自处分破产企业财产或者接受该企业财产的单位负责在债权人如果参加破产清偿可以得到的份额内进行赔偿。

４、人民法院在受理申请企业破产还债案件后，要主动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妥善解决破产企业职工的安置问题。

（六）关于承包企业在承包期间发生的债务纠纷如何确定诉讼主体和承担责任的问题

对具备法人资格的乡镇、街道集体企业在实行风险承包期间发生的债务，债权人起诉的，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１、发生诉讼时，承包人仍在承包的，以该企业为诉讼当事人承担责任，承包人可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参加诉讼。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纠纷按照承包合同另行处理。

２、发生诉讼时，原企业倒闭已无财产清偿债务或者财产不足清偿债务，而且按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人对企业亏损负有责任的，可以原承包人为诉讼当事人。企业的主管部门或者其他单位未经法定程序接收了企业财产的，也应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在接收的企业财产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３、发生诉讼时，原承包合同已经期满或被依法解除，原承包人没有按承包合同约定交付承包金或者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承包人对其承包期间的债务应当承担责任的，可以企业为被告，企业要求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由承包人承担责任的，可将原承包人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企业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由承包人按照承包合同向企业承担责任。

会议认为，上述意见可通过审判实践继续探索，不断总结提高，有的还要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使经济审判工作更好地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更好地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15-2019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的通知法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法〔2015〕77号 【发布日期】2015-04-07 【生效日期】2015-04-07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15-2019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的通知

法〔2015〕7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2015-2019年全国法院教育培训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4月7日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人民法院工作、特别是法院队伍建设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根据《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法官培训条例》、《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当前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要求，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以司法能力建设为主线，持续推进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战略任务，全面深化教育培训改革，全面提升教育培训质量，全面提高法院队伍能力素质，为顺应司法体制改革、推进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总体目标

1.法院队伍整体素质进一步提升。广大干警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司法能力不断提高，廉洁意识进一步增强，司法作风持续改进。重点强化领导干部、基层法官、预备法官、民族地区双语法官等培训，规划期内确保将各级法院领导干部和全国基层法院法官轮训一遍，基本解决民族地区双语法官短缺问题。

2.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教育培训改革不断深化，计划生成、组织调训、跟踪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进一步完善，培训内容方式更加科学，培训管理更加规范，培训质量效率持续提升，学风建设进一步加强。3.教育培训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专兼结合、以兼为主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进一步壮大，统一规范、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教材体系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法官教育培训网”建成并得到充分使用，各类优质培训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

（三）基本原则

1.坚持问题导向、按需施教。紧紧围绕执法办案第一要务、围绕法院队伍现状开展培训，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重点针对队伍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和影响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突出问题开展培训，确保培训契合人民法院工作需要和干警个人成长需求。2.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在实现教育培训全覆盖的基础上，紧扣不同审级、不同类别、不同岗位干警的差异化需求，分类分级开展各具特色的培训，确保法院干警在不同岗位、不同阶段都能接受相应培训。

3.坚持改革创新、多元开放。创新教育培训的理念、内容和方式，不断拓展教育培训平台，丰富教育培训渠道，提高培训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4.坚持严格管理、统一规范。提高教育培训工作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以培训标准、内容的统一促进法律适用、裁判尺度的统一；加强对教育培训的统筹管理，严肃参训纪律，从严抓好学风建设。

二、重点培训内容

（一）突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将思想政治教育摆在教育培训工作的首要位置，紧紧围绕中央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综合采取课堂讲授、专题辅导、现场教学、集中教育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常态化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任职培训、晋级培训、续职培训、预备法官培训和中青年法官培训等主干培训中应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必修内容。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培训，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干警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突出抓好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干警学深悟透，学以致用。重点强化纪律教育，引导广大干警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遵循组织程序、服从组织决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训，引导广大干警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精神信仰，努力以司法审判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广大干警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想观点的渗透，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本色。

（二）大力加强司法良知和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司法良知教育，引导干警强化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坚守法治信仰和法治操守。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以《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法官行为规范》为基础，引导干警自觉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恪守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在本职工作和业外活动中严格要求自己，维护法院干警良好的职业形象。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引导干警保持廉洁操守，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提高抵御腐败风险的能力。

（三）坚持不懈抓好司法能力培训

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对法院队伍提出的新要求，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和深化司法公开、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司法能力培训，全面提高干警司法能力和办案水平。重点围绕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以及审判执行各业务领域的新型、疑难、复杂问题开展培训，帮助干警准确理解法律、正确适用法律，提高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根据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要求，加强庭审驾驭、证据认定、裁判文书制作、司法礼仪、执行规范化等业务培训，提高审判质量和司法规范化水平；注重拓宽人权保护、公共安全、社会管理、舆情应对、心理调适等知识领域培训，提高干警综合素质。

（四）积极开展信息化应用能力培训

结合推进法院信息化建设，积极开展信息化应用能力培训，切实提高利用信息化加强审判管理、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公正司法的能力。加强信息化思维培训，引导广大干警、特别是各级法院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慧工程等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意义，提高运用信息化推动和改进工作的意识。加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帮助和引导广大干警积极运用网上办案、网上办公、信息公开等信息化平台，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推进司法便民、司法公开。加强信息化管理能力培训，提高运用信息技术，改进和完善司法审判管理、司法行政管理、司法人事管理等法院内部管理运行机制的能力。

三、培训对象和措施

（一）领导干部

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敢于担当、业务精通、清正廉洁、善于管理的法院领导干部队伍，以强化思想理论武装、推进法院改革、加强审判管理、抓好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为重点培训内容，建立各级法院领导干部定期轮训长效机制。高级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领导班子成员、基层人民法院院长5年内至少参加一次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集中培训，基层人民法院领导班子成员5年内至少参加一次省级以上法院组织的集中培训。集中培训时间不少于7天。

主要措施：1.最高人民法院每年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培训班，每年培训800人左右，新任中级和基层法院院长任职一年内必须参加一次培训；每年根据不同专业、不同业务类别分别举办高中级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培训班，每年培训800人左右。2.各高级人民法院每年组织不少于1/5的基层法院领导班子成员到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参加培训。

（二）审判执行一线法官

着眼于培养造就政治素质过硬、司法作风优良、执法办案水平高、群众工作能力强的高素质一线法官队伍，围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加强审判执行一线法官培训，着力提升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

主要措施：1.法官续职培训。各级人民法院及其培训机构应围绕审判执行工作需要，综合采取集中脱产培训、网络视频教学、巡回授课、岗位练兵等方式，加强对审判执行一线法官的续职培训，确保一线法官每年接受业务培训不少于10天。要把基层法官作为培训的重中之重，2016-2018年组织开展新一轮基层法官轮训，将全国基层法院法官轮训一遍，其中重点抓好对人民法庭庭长、执行局长的培训。最高人民法院对轮训做出统一部署，编发统一教学资料，各省级法官培训机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各高中级人民法院也要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对基层法官的日常培训。2.预备法官培训和晋高培训。根据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法官遴选制度、法官职务序列等相关改革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预备法官训练制度和晋高培训制度。司法改革试点地区法院要根据相关改革进展情况，对预备法官培训的对象、内容、形式等进行灵活调整，以适应改革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将结合相关改革进程，及时研究制定专门文件，对改进预备法官培训和晋高培训制度作出具体部署。

（三）高层次审判人才 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支专业造诣精深、审判经验丰富、工作实绩优异、研究能力突出的高层次审判人才队伍，进一步加强优秀中青年业务骨干、专家型法官和全国审判业务专家梯次培养。

主要措施：1.最高人民法院继续与相关高校联合培养应用型法学博士、硕士；每年在国家法官学院举办中青年法官培训班，重点针对工作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优秀中青年法官进行培训，每年培训100人左右，培训时间不少于1个月。2.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专门的优秀中青年骨干培养计划，本着学用一致的原则支持优秀中青年干警参加高层次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帮助他们尽快提高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3.继续开展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省级专家型法官梯次培养，2018年年底前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省级专家型法官队伍总数达到3000名。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根据上述目标和本辖区法官数量，按比例开展省级专家型法官的培养、评选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开展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评选，规划期内评选产生100名左右。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原则上应从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和省级专家型法官中评选产生。4.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组织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和省级专家型法官承办重大疑难案件、参与重大研究课题、参与法官培训教学等形式，充分发挥他们的高端引领和“智库”作用。

（四）西部地区法官和民族地区双语法官

着眼于提高西部地区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法院的培训支援力度；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族地区民汉双语法官培养及培训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养培训，确保完成《意见》提出的“到2020年前，基本解决民族地区人民法院双语法官短缺问题，各民族地区人民法院共培养出双语法官1500名”的任务目标。

主要措施：1.加大对西部地区法院培训支援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开展讲师团巡回授课活动，根据相关法院工作需要和培训需求，组织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优秀法官代表等，赴西部地区开展巡回授课，巡回授课范围以新疆、西藏、青海等边疆民族地区为重点；每年在各民族地区法官培训基地举办培训班，对基础素质好、发展潜力大的民族地区法官进行重点培养，每年培训500人左右。对口支援法院要通过代为培训、送教上门等形式，加大对西部地区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支持力度。2.加强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训。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实施全国法院双语法官培训项目，委托相关高级人民法院集中开展双语法官培训；继续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相关中央单位合作，充分利用他们的优质资源，合作开展双语法官培训；以民族院校、民族语言翻译出版机构专家学者及相关地区法院优秀双语法官为主体，建立双语法官培训师资库，实现优质双语培训师资资源的互补共享；统筹指导相关地区法院加强双语培训教材和辞典编写工作，规划期内编制完成内容较为全面、体例相对统一，能够基本满足双语法官培训工作需要的系列教材和工具书。在双语法官需求量较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依托当地省级法官培训机构或高等院校，建立双语法官培训基地，2017年前力争建成蒙古语文、藏语文、维吾尔语文、哈萨克语文、朝鲜语文、彝语文、壮语文的双语法官培训基地建设。民族地区各级法院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展双语法官培养培训工作。

（五）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

着眼于培养造就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廉洁正派、勤勉敬业的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队伍，以提高岗位技能和业务水平为重点，抓好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培训。培训由各级人民法院根据自身实际和工作需要组织开展，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要通过组织举办培训示范班、编制培训大纲或教材等形式，加强对培训的指导。主要措施：1.围绕法学理论、司法实务、岗位技能、信息化运用等能力，认真组织法官助理、书记员培训，每年业务培训时间应不少于7天。2.围绕基础理论、体能素质、警务技能、突发情况应对等内容，组织开展司法警察培训，培训的组织、内容、形式、时间、考核等应符合《人民法院司法警察训练大纲》要求。3.围绕政治理论、形势政策、岗位技能、综合管理实务等内容，广泛开展司法行政人员培训，每年业务培训时间应不少于7天。4.围绕法院工作职能、纪律要求、公文写作、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等应知应会的基础知识，抓好新录用人员入职培训。入职培训应在新录用人员入职三个月内开展，培训时间不少于7天。

相关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应配合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结合工作需要，及时组织开展人民陪审员培训。培训应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审判工作纪律和规则、司法礼仪、廉政规定等内容为重点。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写人民陪审员培训大纲和教学资料，供各地开展培训使用。

四、深化工作机制改革

（一）健全培训管理机制

全面推行需求调研制度。健全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计划生成机制和培训内容更新机制，在制定培训计划和确定具体培训方案前，都要广泛开展需求调研，坚持不调研不做计划、不调研不培训。提高需求调研的科学性、全面性，正确处理组织需要和个人需求的关系，坚持以组织需要和岗位需求为主导，兼顾干警个性化需求。

完善组织调训为主、自主选学为辅的干警参训机制。提高调训计划的科学性和透明度，避免多头调训、重复调训、多年不训等问题。严格调训工作纪律，将调训工作情况和干警参训情况纳入教育培训工作考核和干警培训情况考核。大力推广自主选学、“菜单式”培训等个性化选学方式。

完善培训考核评估机制。各级法官培训机构应结合自身实际，广泛开展对教师授课质量、学员培训效果、培训组织管理工作情况的考核评估，以评促训、提高质量。

完善培训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机制。加强对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历史、现状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法官培训制度的比较研究，深入总结分析法院教育培训工作规律和成功经验；加强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经验交流和成果推广，加大与法学教育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取长补短、指导实践。

（二）深化培训方式改革

坚持推进法官教学、案例教学、现场教学。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全国法院法官教学师资库、案例库和现场教学基地的建设、管理和使用。各级法院应积极鼓励和邀请师资库教师和其他优秀法官、法院领导干部参与培训教学，各类业务培训中法官教学的比例应不少于70%。进一步提高案例教学比重，案例教学课程在能力培训中的比例应不低于30%。以全国法院现场教学基地为基础广泛开展现场观摩、模拟审判等形式的现场教学，10天以上的培训原则上应至少安排一次现场教学。在各类培训中，要积极开展互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课后答疑等，丰富教学手段，强化培训效果。

促进传统培训方式与信息化培训方式的融合互补。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培训，以及其他培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的知识普及型培训，原则上应采取网络或远程视频方式进行；庭审驾驭等审判实务、技能类培训应尽可能采取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等方式进行。

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各级法院要紧密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实际，通过开展优秀庭审观摩、审判实务技能竞赛、优秀裁判文书评选等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把丰富生动的审判实践转化为法官培训的教学资源，引导广大干警向身边人学习、在实践中提高。

（三）从严抓好学风建设 大力弘扬勤奋好学、严肃认真、求真务实、节俭高效的学风。深入推进学习型法院建设，努力营造崇尚学习、崇尚知识的良好氛围；各级法院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从严控制培训费开支范围和标准，严禁借培训名义安排旅游、参观和各种娱乐活动，严禁套取培训费设立“小金库”；各级法官培训机构要从严抓好教学管理，厉行节约、勤俭办学，反对铺张浪费、追求奢华；参训学员要端正学习态度、加强自我约束，杜绝公车伴读、相互吃请、搞“小圈子”等不良现象。

五、加强基础建设

（一）师资队伍建设

要建立完善鼓励和激励机制，引导各级法院领导干部以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省级专家型法官等优秀法官积极参与培训教学，参与培训教学工作情况应纳入本人业绩档案，并在评先评优、业绩考核等工作中予以综合考量。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择优入库、结构合理、动态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充实、完善全国法院法官教学师资库，发挥他们在法官培训中的主力军作用；要建立健全对教师授课情况的考核评估机制，定期对教师参与培训教学的数量、质量等进行考核，并以此为基础定期对师资库进行更新调整。各级法院也要结合自身实际，积极选聘本地优秀法官、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担任兼职教师，2016年之前各省级法官培训机构要建立相对固定、专业齐全的兼职教师队伍。要通过组织研讨交流、参加高水平培训等方式，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探索选派优秀专职教师到审判一线锻炼，实现法官与教师队伍的良性互动。

（二）培训教材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和国家法官学院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根据审判执行及其他主要业务领域工作需要，分专业、分类别编制统一的培训大纲或教材，规划期内形成覆盖法院工作主要业务领域、体例相对统一、内容丰富科学、实用性和指导性强的培训教材体系。重点加强预备法官培训、基层法官轮训、少数民族双语法官培训等教材编写工作，并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针对司法礼仪、庭审规程、接访规范等内容编发指导性手册。建立教材内容及时更新机制，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特别是新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制定实施情况，及时对教材内容进行更新完善。国家法官学院和各省级法官培训机构要汇编出版案例教学资料，开展精品课程评选，打造特色课程品牌，以此为基础建立完善全国法院共享的精品课件库。各级法院可根据培训工作需要，编写符合当地实际、具有自身特色的培训资料和教材。

（三）教学基地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择优入选、布局合理、特色突出、便捷实用的原则，继续更新、完善全国法院法官培训现场教学基地，并加强对现场教学基地的动态管理，适时组织对现场教学基地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定期组织工作交流，总结推广现场教学的成功经验。国家法官学院和各级法官培训机构应充分利用现场教学基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现场教学活动，并积极支持现场教学基地建设。各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应结合自身实际，积极与本地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高等院校以及优秀法院等单位合作建立教学基地，促进现场教学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

（四）信息化建设

提高教育培训信息化水平，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培训资源、拓展培训范围、提高培训效率。依托全国法院信息化建设“天平工程”，2015年底前建成“中国法官教育培训网”，通过遴选精品培训课程建立网上公开课等形式，建立开放、兼容、共享的全国法院网络培训平台，实现全国法院网络培训的全覆盖。2017年底前，全国法院干警每人每年参加网络培训不低于80学时（其中，综合素质课程不少于30学时，司法能力课程不少于50学时，参加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开展的网络培训可折抵综合素质课程学时）。以法院系统内网和视频会议系统为依托，大力推广远程视频培训。建立统一规范的干警培训信息数据库和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实现全国法院干警培训信息的网上管理与跟踪，及时记录干警的学习培训情况。

（五）法官培训机构建设

积极推进国家法官学院和省级法官培训机构建设，努力提高培训能力和办学条件。各级法官培训机构要互通有无、交流沟通，促进优质培训资源的整合共享。加强对各级法官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杜绝违规建设、奢侈浪费、违规经营等现象。

六、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对法院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加强教育培训工作，是打造高素质法院队伍的重要途径，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是人民法院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完善机制，不断加强和改进教育培训工作。各级法院主要领导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教育培训工作情况，各级法院党组每年应至少听取一次教育培训工作专题汇报，协调解决教育培训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组织人事部门要将学习培训情况纳入法院干警考核、任用体系，作为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形成注重学习的用人导向。

要加强对教育培训的经费保障。最高人民法院继续执行中央财政拨付的相关培训经费和专项经费项目，重点加强对法院领导干部、高层次审判人才、少数民族双语法官培训的倾斜支持力度。各级人民法院要确保经费投入，教育培训经费应不低于同期法院业务经费的5%，并逐步建立正常的经费增长机制。要严格、规范做好教育培训经费的预算工作，健全培训经费管理使用制度，采取有效措施监督培训经费落实，确保专款专用，提高培训经费的使用效益。

各级法院政治部门和法官培训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能，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研究制定本级法院教育培训规划，形成全面覆盖、上下联动、相互衔接的规划体系。要健全培训联席会议制度，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加强对培训工作有关事项的沟通协调和统筹指导。要加强自身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和培训管理干部的业务能力，为做好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将对本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开展终期总结评估。各级法院教育培训主管部门要每年对教育培训工作进行检查评估，确保各项任务扎实推进、取得成效。

本内容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第五篇：2015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129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15〕1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全国地方各中级人民法院，各大单位军事法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级法院：

现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参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深入学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推动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1日至12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了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刑事审判庭庭长及部分中级人民法院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总结了近年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前我国毒品犯罪的总体形势和主要特点，明确了继续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审判指导思想，研究了毒品犯罪审判中遇到的若干法律适用问题，并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的禁毒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部署。现纪要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的总体要求

禁毒工作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和坚决主张。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禁毒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全面落实综合治理措施，有效遏制了毒品问题快速发展蔓延的势头，禁毒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听取禁毒工作专题汇报，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对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印发了《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并下发了贯彻落实分工方案。国家禁毒委员会制定了《禁毒工作责任制》，并召开全国禁毒工作会议对全面加强禁毒工作作出部署。

依法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积极参与禁毒工作是人民法院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任务。长期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决策部署，扎实履行刑事审判职责，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大力加强禁毒法制建设，积极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效，为全面、深入推进禁毒工作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受国际毒潮持续泛滥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将处于毒品问题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高发多发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坚期，禁毒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禁毒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加强禁毒工作，治理毒品问题，对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法院要从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毒品问题的严峻性、长期性和禁毒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切实增强做好禁毒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对禁毒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精神，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禁毒工作。

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运用刑罚惩治毒品犯罪，是 治理毒品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参与禁毒斗争的主要方式。面对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各级人民法院要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要继续依法严惩走私、制造毒品和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严厉打击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和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要加大对制毒物品犯罪、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惩处力度，严惩向农村地区贩卖毒品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要更加注重从经济上制裁毒品犯罪，依法追缴犯罪分子违法所得，充分适用罚金刑、没收财产刑并加大执行力度，依法从严惩处涉毒洗钱犯罪和为毒品犯罪提供资金的犯罪。要严厉打击因吸毒诱发的杀人、伤害、抢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次生犯罪。要规范和限制毒品犯罪的缓刑适用，从严把握毒品罪犯减刑条件，严格限制严重毒品罪犯假释，确保刑罚执行效果。同时，为全面发挥刑罚功能，也要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体现区别对待。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初犯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依法给予从宽处罚，以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预防和减少毒品犯罪。要牢牢把握案件质量这条生命线，既要考虑到毒品犯罪隐蔽性强、侦查取证难度大的现实情况，也要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引导取证、举证工作围绕审判工作的要求展开，切实发挥每一级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确保案件办理质量。对于拟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在证据质量上要始终坚持最高的标准和最严的要求。

二是深入推进毒品犯罪审判规范化建设。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审判工作实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并解决审判中遇到的突出法律适用问题。各高、中级人民法院要加大审判指导力度，在做好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同时，通过编发典型案例、召开工作座谈会等形式，不断提高辖区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复核毒品犯罪死刑案件中发现的问题，要继续通过随案附函、集中通报、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强审判指导；对于毒品犯罪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适时制定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统一法律适用；对于需要与公安、检察机关共同解决的问题，要加强沟通、协调，必要时联合制发规范性文件；对于立法方面的问题，要继续提出相关立法建议，推动禁毒法律的修改完善。

三是不断完善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机制。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落实禁毒工作责任，按照《禁毒工作责任制》的要求和同级禁毒委员会的部署认真开展工作，将禁毒工作列入本单位整体工作规划，制定工作方案，抓好贯彻落实。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审判机构建设，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确定专门承担毒品犯罪审判指导任务的审判庭，毒品犯罪相对集中地区的高、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和工作需要，探索确立专门承担毒品犯罪审判工作的合议庭或者审判庭。要建立健全业务学习、培训机制，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班、组织交流研讨会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毒品犯罪审判队伍专业化水平。要推动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禁毒长效合作机制，在中央层面和毒品犯罪集中地区建立公检法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联席会议制度，探索建立重大毒品犯罪案件信息通报、反馈机制，提升打击毒品犯罪的合力。

四是加大参与禁毒综合治理工作力度。要充分利用有利时机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最高人民法院和毒品犯罪高发地区的高级人民法院要将“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制度化，并利用网络、平面等媒体配合报道，向社会公众介绍人民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及禁毒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要加强日常禁毒法制宣传，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通过庭审直播、公开宣判、举办禁毒法制讲座、建立禁毒对象帮教制度、与社区、学校、团体建立禁毒协作机制等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要突出宣传重点，紧紧围绕青少年群体和合成毒品滥用问题，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力。要延伸审判职能，针对毒品犯罪审判中发现的治安隐患和社会管理漏洞，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加强源头治理、强化日常管控的意见和建议，推动构建更为严密的禁毒防控体系。

二、关于毒品犯罪法律适用的若干具体问题

会议认为，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较好地解决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面临的一些突出法律适用问题，其中大部分规定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仍有指导意义，应当继续参照执行。同时，随着毒品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加以研究解决。与会代表对审判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规定不尽完善的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就下列问题取得了共识。

（一）罪名认定问题

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吸毒者在购买、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托购者、代购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行为人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在交通、食宿等必要开销之外收取“介绍费”“劳务费”，或者以贩卖为目的收取部分毒品作为酬劳的，应视为从中牟利，属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购毒者接收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的毒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代收者明知是物流寄递的毒品而代购毒者接收，没有证据证明其与购毒者有实施贩卖、运输毒品等犯罪的共同故意，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代收者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贩卖毒品、在境内非法买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剂、传授制造毒品等犯罪的方法，构成贩卖毒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行为人开设网站、利用网络聊天室等组织他人共同吸毒，构成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等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二）共同犯罪认定问题

办理贩卖毒品案件，应当准确认定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并与居中倒卖毒品行为相区别。居间介绍者在毒品交易中处于中间人地位，发挥介绍联络作用，通常与交易一方构成共同犯罪，但不以牟利为要件；居中倒卖者属于毒品交易主体，与前后环节的交易对象是上下家关系，直接参与毒品交易并从中获利。居间介绍者受贩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购毒者的，与贩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明知购毒者以贩卖为目的购买毒品，受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的，与购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受以吸食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联络贩毒者，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与购毒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同时与贩毒者、购毒者共谋，联络促成双方交易的，通常认定与贩毒者构成贩卖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居间介绍者实施为毒品交易主体提供交易信息、介绍交易对象等帮助行为，对促成交易起次要、辅助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从犯；对于以居间介绍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但在交易中超出居间介绍者的地位，对交易的发起和达成起重要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认定为主犯。

两人以上同行运输毒品的，应当从是否明知他人带有毒品，有无共同运输毒品的意思联络，有无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等方面综合审查认定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同行运输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共同犯罪故意，或者虽然明知他人受雇运输毒品，但各自的运输行为相对独立，既没有实施配合、掩护他人运输毒品的行为，又分别按照各自运输的毒品数量领取报酬的，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受雇于同一雇主分段运输同一宗毒品，但受雇者之间没有犯罪共谋的，也不应认定为共同犯罪。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雇主，及其他对受雇者起到一定组织、指挥作用的人员，与各受雇者分别构成运输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对运输的全部毒品数量承担刑事责任。

（三）毒品数量认定问题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两种以上毒品的，可以将不同种类的毒品分别折算为海洛因的数量，以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量作为量刑的根据。对于刑法、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应当按照该毒品与海洛因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比例进行折算后累加。对于刑法、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没有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但《非法药物折算表》规定了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的毒品，可以按照《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为海洛因后进行累加。对于既未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又不具备折算条件的毒品，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社会危害性、数量、纯度等因素依法量刑。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客观表述涉案毒品的种类和数量，并综合认定为数量大、数量较大或者少量毒品等，不明确表述将不同种类毒品进行折算后累加的毒品总量。

对于未查获实物的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等）、MDMA片剂（俗称“摇头丸”）等混合型毒品，可以根据在案证据证明的毒品粒数，参考本案或者本地区查获的同类毒品的平均重量计算出毒品数量。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客观表述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的毒品粒数。

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购买的毒品数量无法查明的，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数量；确有证据证明其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不应计入其贩毒数量。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但司法解释另有规定或者为了隐蔽运输而临时改变毒品常规形态的除外。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制造毒品案件中，毒品成品、半成品的数量应当全部认定为制造毒品的数量，对于无法再加工出成品、半成品的废液、废料则不应计入制造毒品的数量。对于废液、废料的认定，可以根据其毒品成分的含量、外观形态，结合被告人对制毒过程的供述等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必要时可以听取鉴定机构的意见。

（四）死刑适用问题

当前，我国毒品犯罪形势严峻，审判工作中应当继续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死刑对于预防和惩治毒品犯罪的重要作用。要继续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要求，突出打击重点，对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坚决依法判处。同时，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体现区别对待，做到罚当其罪，量刑时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当地的禁毒形势等因素，严格审慎地决定死刑适用，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1.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对于运输毒品犯罪，应当继续按照《大连会议纪要》的有关精神，重点打击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枭、职业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运输毒品、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等严重情节的被告人，对其中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

对于受人指使、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次数、犯罪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获利程度和方式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予以区别对待，慎重适用死刑。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又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尤其对于其中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对于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尚不属数量巨大的，一般也可以不判处死刑。

一案中有多人受雇运输毒品的，在决定死刑适用时，除各被告人运输毒品的数量外，还应结合其具体犯罪情节、参与犯罪程度、与雇用者关系的紧密性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时判处二人以上死刑要特别慎重。

2.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

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应当与该案的毒品数量、社会危害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的，要尽量区分主犯间的罪责大小，一般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判处死刑；各共同犯罪人地位作用相当，或者罪责大小难以区分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二名以上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或者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对于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的案件，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均属罪行极其严重，即使共同犯罪人到案也不影响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的，可以依法判处在案被告人死刑；在案被告人的罪行不足以判处死刑，或者共同犯罪人归案后全案只宜判处其一人死刑的，不能因为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对在案被告人适用死刑；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责大小难以准确认定，进而影响准确适用死刑的，不应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

对于贩卖毒品案件中的上下家，要结合其贩毒数量、次数及对象范围，犯罪的主动性，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慎重、稳妥地决定死刑适用。对于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涉案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一般不能同时判处死刑；上家主动联络销售毒品，积极促成毒品交易的，通常可以判处上家死刑；下家积极筹资，主动向上家约购毒品，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考虑判处下家死刑。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综合上述因素决定死刑适用，同时判处上下家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

一案中有多名共同犯罪人、上下家针对同宗毒品实施犯罪的，可以综合运用上述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原则予以处理。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尽量将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密切关联的上下游案件进行并案审理；因客观原因造成分案处理的，办案时应当及时了解关联案件的审理进展和处理结果，注重量刑平衡。

3.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

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等）是以甲基苯丙胺为主要毒品成分的混合型毒品，其甲基苯丙胺含量相对较低，危害性亦有所不同。为体现罚当其罪，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甲基苯丙胺（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体可以根据当地的毒品犯罪形势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确定。

涉案毒品为氯胺酮（俗称“K粉”）的，结合毒品数量、犯罪性质、情节及危害后果等因素，对符合死刑适用条件的被告人可以依法判处死刑。综合考虑氯胺酮的致瘾癖性、滥用范围和危害性等因素，其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

涉案毒品为其他滥用范围和危害性相对较小的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的，一般不宜判处被告人死刑。但对于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且涉案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大，不判处死刑难以体现罚当其罪的，必要时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

（五）缓刑、财产刑适用及减刑、假释问题

对于毒品犯罪应当从严掌握缓刑适用条件。对于毒品再犯，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对于不能排除多次贩毒嫌疑的零包贩毒被告人，因认定构成贩卖毒品等犯罪的证据不足而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被告人，实施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犯罪及制毒物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缓刑适用。

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依法追缴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充分发挥财产刑的作用，切实加大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经查确属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如购毒款、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及其收益等，应当判决没收，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判处罚金刑时，应当结合毒品犯罪的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获利情况、经济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罚金数额。对于决定并处没收财产的毒品犯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的，应当按照上述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确定没收个人部分财产的数额；判处无期徒刑的，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死缓或者死刑的，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于具有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毒品罪犯，应当从严掌握减刑条件，适当延长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严格控制减刑幅度，延长实际执行刑期。对于刑法未禁止假释的前述毒品罪犯，应当严格掌握假释条件。

（六）累犯、毒品再犯问题

累犯、毒品再犯是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即使本次毒品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对于曾因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刑满释放后短期内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在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应当严格体现从重处罚。

对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但在量刑时不得重复予以从重处罚。对于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量刑时的从重处罚幅度一般应大于前述情形。

（七）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

行为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的，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人出于医疗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非法贩卖上述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