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中国两成以上居民称“物价太高难以接受”（五篇范例）

第一篇：调查称中国两成以上居民称“物价太高难以接受”

中国央行五月中、下旬在中国五十个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仅百分之十三被访居民认为物价“令人满意”，当期物价满意度已降至一九九九年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更有两成以上居民称：“物价太高，难以接受”。

被调查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也不乐观，近四成居民认为下季物价将上升，只有不足百分之八的居民预期下季物价将下降。

尽管物价居高不小，但由于存款利率低，只有三成左右居民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选择“更多储蓄”，较上季减少二点五个百分点。相反，利率较高的国债以及收益率较高的股票或基金更受青睐，分别有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十的被调查居民选择“提款购买国债”或“提款购买股票或基金”。

基于物价高、利率低的现状，城镇居民的消费意愿总体上呈谨慎回升。央行本季调查显示，认为“更多消费(包括借债消费)最合算”的居民人数较上季小幅提高零点四个百分点，但仍处于二00二年以来的较低水平。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百分之三点三；五月份与去年同月相比，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百分之四点四。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较多，应是一般居民对物价满意度降低的主因。

第二篇：央行调查显示近七成北京居民认为物价高难接受

央行调查显示近七成北京居民认为物价高难接受近七成北京居民认为 物价“高，难以接受”

央行调查显示，47.1%居民认为未来3个月物价仍将“上升”

央行营业管理部昨天发布调查显示，三季度居民物价满意指数为16.1，创调查以来的新低，69.1%北京居民认为当前物价水平“高，难以接受”。

近半数居民预期物价上涨

央行营管部此次调查了1400户北京城镇储户。其中，69.1%居民认为当前物价水平“高，难以接受”，较上季上升

4.8个百分点；认为“可以接受”的居民比例为29.6%。此外，通胀预期依然强烈，47.1%居民认为未来3个月物价将“上升”。

央行此前表示，我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仍处在高位。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星展银行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进入一个实际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同步的阶段，使政策的灵活性陷入僵局，进退两难。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市场应该放弃对中国在今年内放松货币政策的期望。

近六成居民存钱养老防病防失业

调查还显示，三季度北京居民投资意愿有所下降。近36%居民选择投资，较上季下降7.2个百分点。其中，认为投资“股票”最合算的居民比例仅为12.2%，较上季下降8.6个百分点，已连续三季下降。

与此同时，居民储蓄意愿有所回升。在当前的物价和利率水平下认为“更多储蓄”最合算的居民比例为37.4%，较上季上升1.6个百分点。其中选择储蓄用于“购买股票、债券、基金、理财产品、人寿保单等”的居民占32.6%，较上季下降

5.5个百分点，而选择储蓄用于“养老防病防失业等”的居民比例仍居首位，达59.6%，较上季上升2.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意愿在三季度也得到增强，26.6%的居民认为在当前的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消费”最合算，较上季上升

5.6个百分点。从未来3个月消费意向看，“准备购买大额商品”的居民比例为26%，“准备旅游”的居民比例为39.6%，“准备购车”的居民比例为11.8%。

第三篇：调查称中国“阳光”富豪和隐形富豪比例为1：2

调查称中国“阳光”富豪和隐形富豪比例为1：

22013年09月15日 19:20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昆明9月15日电(记者胡远航)胡润2013云南财富报告15日在昆明揭晓。报告显示：云南有600位亿万富豪、6500位千万富豪，分别比去年增长11.1%和8.3%，增速位居西南第一；云南上榜富豪仅为实际富豪的“冰山一角”。

当日，胡润百富创始人胡润现身发布盛典，亲自发布报告。胡润称，尽管云南富豪数相比沿海省份偏少，但统计层面上的富豪仅为实际富豪的“冰山一角”。调查显示，中国“阳光”富豪和隐形富豪比例为1:2，而云南高达1:3。

据报告统计，云南富豪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企业主、“职业股民”和“炒房者”。云南60%富豪的收益主要依靠经营企业，10%靠炒股，20%靠炒房；其中，炒房者的比例为中国最高。

报告还披露了云南地区富豪榜，兴龙实业的赵兴龙、星耀房产的颜语、东兴实业的包文东三人荣登三甲。其中，首富赵兴龙的财富值为35亿元人民币，从事工艺品行业；与去年相比，其财富增长40%。富豪榜前6名中，三分之二的富豪从事房地产、矿业，其余富豪从事工艺品、热缩材料等行业。另外，报告称，要想在云南昆明地区达到财富自由程度，身家需达79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一套核心区150平米的公寓、一套300平米的常用别墅加上一套200平米的度假房即得耗资2400万元。胡润2013年云南财富报告是胡润研究院在云南发布的首份地区财富报告。胡润表示，云南发展潜力巨大，未来，胡润研究院还将加大对云南地区的关注力度。(完)

盘点未上富豪榜单的“隐形富豪”（图）

2013年09月12日 15:07来源：中国经营网

【中国经营网综合报道】每年公布的财富榜单备受人们关注。9月11日，胡润百富榜发布2013年中国内地富豪榜单。

“地产大王”王健林以1,350亿财富首次成为中国首富，是胡润百富榜开创15年来诞生的第十位新首富，财富创历年新高。去年首富宗庆后家族今年财富1,150亿，虽比去年增长了44%，但退居第二。这是胡润百富榜有史以来第一次有2位企业家财富上千亿。

在榜单中，前5名中有3个首次进入前五：42岁的马化腾排名第三；49岁的“黑马”汽车大王魏建军排名第四，财富在过去两年涨了7倍；32岁的杨惠妍排名第五，成为今年的中国女首富。“大黑马”47岁的歌尔声学的姜滨及其家族以财富375亿首次进入前十。

京东的刘强东成为白手起家年龄未满40周岁最有钱的少壮派富豪。72岁的陈丽华以370亿财富代替吴亚军成为今年的全球白手起家女首富。

而有些企业家将企业做到了很大，但因为复杂的股份结构而未能上榜，但他们同样值得尊敬。张瑞敏

由于隐身在职工持股会之后，今年我们依然无法评估海尔的张瑞敏、与大众的杨国平的财富。但无法否认的是，以他们为核心的管理团队控制着大量的财富与资源。

张瑞敏，山东莱州人，全球著名企业家，创建了全球白电第一品牌海尔，现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因其对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而受到国内外管理界的关注和赞誉。世界一流战略大师加里·哈默评价张瑞敏为互联网时代CEO的代表。张瑞敏连续当选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马明哲

平安保险董事长，不清楚他的股份。

马明哲生于1955年12月，经济学博士，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作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自公司于1988年成立开始，马明哲带领中国平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用20年时间，从仅有13名员工的单一财产险公司到中国三大综合金融集团之一，业务范围覆盖产险、寿险、养老金、健康险、银行、证券、信托、资产管理、基金等全金融领域，进入世界500强。该集团在中国近千个城市设有营业机构，拥有5600多万个人客户、400万企业客户，员工和代理人队伍逾56万人。中国平安在香港、上海两地上市，市值位居全球金融企业前20位、全球保险集团第3位，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家跻身《福布斯》世界500强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名列第147位。

马明哲是中国金融业在改革创新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之一。在其领导下，中国平安在体制、机制、内控、财务管理、产品开发、市场营销、保险投资、信息技术和职业教育等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许多重大创新都走在中国金融行业前列，为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马明哲长期致力于金融保险领域的专业理论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著作，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并列入国际著名学院的教学案例。

马明哲积极投身中国慈善事业，与家人共同出资成立了“明园慈善基金”，致力于扶贫帮困和赈灾、关爱妇女儿童以及贫困地区青少年成长、支持文化发展等公益慈善事业。

徐文荣

不清楚他在横店集团的股份。

徐文荣，1935年出生，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现任横店集团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横店集团总公司社团经济局主席。同时担任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徐文荣是横店集团的创始人。1996年，为支持著名导演谢晋拍摄迎香港回归的影片《鸦片战争》，徐文荣果断决策，投资建起了“19世纪广州街”外景基地，首开了企业界与影视界联姻的先河。同时，又巧妙地把影视拍摄同发展旅游嫁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横店影视文化旅游产业。

目前，横店已建成了广州街、香港街、清明上河图、武打片、古战场等11个影视拍摄基地和一座国内规模最大的摄影棚。美国《世界日报》、日本《朝日新闻》称横店影视城是“东方影视城”，美国《好莱坞报道》称之为“中国的好莱坞”。几年来，已经有100多部影视剧在横店拍摄完成，特别是去年以来，每天都有五六个剧组在横店拍戏。2003年被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发展基地—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

庄启传

不清楚他在浙江纳爱斯集团的股份。

庄启传，男，1952年9月出生，浙江丽水人。中共党员。现任纳爱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

1971年成为纳爱斯公司前身“地方国营丽水五·七化工厂”的一名工人，其后历任供销员、供销科长，一步步提升至经营副厂长。1985年经职工民主选举为厂长。1993年12月企业改制，任浙江纳爱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2001年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成立纳爱斯集团，续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至今。在行业中兼任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全国肥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吴国迪

埃力生集团董事局主席，不清楚他的股份。

吴国迪，男，39岁，上海埃力生(集团)有限公司CEO&董事长，高级经济师。研究领域及成果：有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频直缝焊管行业；有列入国家星火计划，跻身国家一流水平的BOPS包装片材和获得2项国家专利的热成型包装制品行业；有攻克世界纺织技术科学难题的真丝立绒毛毯行业等。

吴国迪于1988 年以5万元起家成立中国中轻工业集团公司，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埃力生集团已成为总资产达350亿元人民币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埃力生集团拥有工业、对外贸易、金融投资、卫星通讯、数字通讯、房地产、服务业等行业，产业分布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浙江、河北及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埃力生集团多次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争创工业新高地优秀企业”、“上海市优秀工业企业形象单位”等荣誉称号，连续多年跻身中国最大企业前100 强之列。吴国迪先生荣获1997年“全国十大杰出青年”、“2003 十大中华英才”、“2003上海市劳模”等多项荣誉称号，当选为上海市十一届人大代表，担任上海市工经联副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2005年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13位。

陈峰

海南航空的董事长，不清楚他的股份。

陈峰，高级经济师，海航集团董事局董事长、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53年6月出生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高级经济师，海航集团董事局董事长、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毕业，曾在联邦德国汉莎航空运输管理培训中心学习。

在中国民航局计划司、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从事多年管理工作。历任国家民航局、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计划处副处长等职。

因其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业绩和贡献，现被选任为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海南省企业家协会会长，海南省总商会第一副会长，中国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学会副会长，国际创新论坛副理事长，多次受邀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APEC会议。

1990年出任海南省省长航空事务助理，主持海南航空的组建工作。

在其领导下，海南航空经过18年时间，总资产由最初的1000万元，发展到今天的3400亿元，实现了34000倍的扩张，海航通过大规模的兼并重组，目前拥有500多条航线，并形成了由海南航空、新华航空、美兰机场、长安航空、酒店集团以及其他子公司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海航集团。

该公司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股份公司。在今年，支线航空几乎成了海南航空的代名词，继在石家庄建立支线基地后，陈峰成功地在长沙及西部等地组建支线网络，组建地方小航空公司的“联营阵线”，并成功收购长安航空公司。

1994年被评为“海南首届十大功勋企业家”。199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企业家”并当选全国劳动模范，荣获“五一”劳动奖章。1997年获美中友好协会、美国中小型企业联合会等联合颁发的“国际优秀企业家贡献奖”。2000年再次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并再次获“海南功勋企业家”称号。2002年4月荣获中国企业联合会等三家单位联合颁发的“企业家创业奖”。2002年4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聘任为多所名校的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陈峰从1990年起，主持组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并领导完成公司股份制改造，使之成为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和第一家A股B股上市的航空运输企业。公司开航运营以来连年保持安全飞行记录和同类航空公司服务质量全国评比第一名，连年保持盈利。在干线航空、支线航空，公务、商务飞行和航空货运，快运业领域为中国民航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2000年来，先后领导完成了海口美兰机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和长安、新华、山西三家航空公司重组工作，创造了民航国有企业改革成功典范。目前，海航已发展成为以航空运输为主业，集机场管理业、酒店旅游业航空运输上下游相关产业为一体的中国第四大航空集团。成为海南第一纳税大户和海南省优秀品牌企业。近三年，连续纳税超亿元，其中2002年上缴地、关税金19976万元。截止2011年12月，海航集团拥有总资产3356亿元，员工12万余人，海航集团航空运输板块下辖10家航空公司，拥有飞机358架。

陈峰同志在民航企业建立现代化制度，引进外资发展民航事业，树立民航重组改革典范，提升民航服务品质，探索企业文化人文建设等方面为中国民航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陈峰曾获得多项国家和省级的嘉奖，2000年，再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2年再次获得“海南省功勋企业家”称号。

2002年，陈峰被选为中共海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作为海南省企业家代表光荣出席了党的十六大。

2012年被评选为十八大代表，成为十八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的一员。

杨卓舒

不清楚他在卓达集团的股份。

杨卓舒，1952年生于今黑龙江省肇东市。现任卓达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国家文化产业人才培训基地主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河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等。

李晓华

不清楚他在华达集团的股份。

李晓华，1951年1月18日生于北京，现任香港华达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晓华的创业经历充满传奇，是中国拥有法拉利的第一人。他成功后，频繁参与慈善事业，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授予名誉会长称号。

袁宝璟

卓玛

另外，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所以未能计算她们的财富。比如：因雇凶杀人而被执行死刑的富豪袁宝璟的第二任妻子卓玛。

袁宝璟，男，1966年2月16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原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2006年3月17日因涉袁氏四兄弟雇凶杀人案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死刑。

第四篇：调查称中国2个贫困县超九成学生缺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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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中国2个贫困县超九成学生缺鞋

新京报讯近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发布《贫困地区小学生缺鞋状况调查报告》，在被调查的两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因严重缺鞋而有过光脚上学经历的小学生比例分别为22.9%和14.9%。

学生一年只穿一双鞋

今年2月至3月，“中国贫困地区小学生缺鞋状况”调查团队在四川省大凉山地区和贵州省毕节地区各选择了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问卷调查，并与两县教育局相关人员、学校校长、班主任、村委进行了深度访谈。

调查显示，大凉山地区受访学生中，缺鞋比例为100%，严重缺鞋比例达95.3%，其中，14.9%的学生有光脚上学的经历。贵州省毕节地区受访学生中，缺鞋比例为96.6%，严重缺鞋比例达79.5%，22.9%的学生有光脚上学的经历。这些严重缺鞋的学生通常一年只有一双鞋或两双鞋，更严重的是两年只有一双鞋穿。他们的鞋子有的破了、裂了、开线；有的冬天没有保暖的鞋，脚会生冻疮或皲裂。

过半学生鞋子不超20元

报告提到，两个贫困县的大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多为山路，最远的需要往返6公里。但是，学生们的鞋子一般是从乡镇集市、小摊或小商店里买的解放鞋或胶鞋，既不保暖，也不防滑。大凉山地区受访学生中，87.3%的学生表示自己最贵的鞋不超过20元，毕节地区受访学生中，这个比例为51.4%，一些学生穿姐姐哥哥的旧鞋，或是家长做的鞋子。

报告还针对小学生上体育课穿鞋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大凉山地区受访学生中，只有6.3%能穿运动鞋上体育课，毕节地区受访学生中比例为29.4%，大部分学生只能穿胶鞋、布鞋，甚至拖鞋、凉鞋上体育课。

追访

市民可参与捐鞋活动

报告称，缺鞋对学生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一定影响。缺鞋使学生们运动或活动不方便，遭遇冻伤、扎破、摔倒甚至摔断腿等伤害。不仅如此，还有部分学生会因为自己的鞋子不好感到难为情，甚至有学生因为鞋子不好而觉得低人一等。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扶贫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于4月1日启动向包括此次调查的贫困县在内的四川大凉山、贵州毕节两个地区的5个特困县小学生捐鞋活动，市民如果想参加，可以关注扶贫基金会网站和扶贫基金会近期的活动。

第五篇：调查称多数中国家庭感觉幸福 住房成最大困惑

调查称多数中国家庭感觉幸福 住房成最大困惑

“三年一瞬间”。自2011年开始，“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通过对几万个中国家庭的实地走访观察，用诚意和努力串联起家庭幸福感的点点滴滴，勾勒中国家庭的“幸福曲线”。

2014年元月，“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如约出炉。本次调查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与往年相比，2013年的调查重点更加聚焦。中国人的“大健康指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国人的生育意愿，成为三大关注点。

特别是，为深入了解城镇化背景下2.6亿名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幸福感的来源和渠道，本次调查专门增设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独立问卷。由此，一张覆盖城镇、乡村以及“城乡缝隙”的“全包围式”调查网络，得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呈现出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的若干“变”与“不变”—

67.10%的被调查居民家庭幸福感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4.70%的家庭超过7分，全国平均水平为6.22分，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感觉幸福；63.60%的被调查者认为周围人群绝大多数和大多数家庭幸福，这表明在中国人眼中，身边的大多数家庭都幸福；家庭幸福感较高的人群特征明显：健康状况良好、家庭收入较高、人际关系良好、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较高安全感和获得良好卫生保健服务。

与此同时，调查还发现，在这一年间，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明显提高，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显著变化，“大健康指数”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国人生育意愿低水平徘徊，仅有半数外来务工者打算留城、最大困惑是“就业”与“住房”……

“社会转型期，中国在变，中国家庭也在变。透过这些变化，可以观察中国发展的大势，亦可了解中国家庭的细微需求。”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张汉湘说，“在这万千变化之间，不变的是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参考，助力中国家庭更加幸福。”

幸福预期明显上扬

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与2012年相比，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其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预期提升幅度更大。

本次调查的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6分，比2012年调查（7.27分）提高了0.69分，上浮9.49%。而2013年调查家庭幸福感原始得分为8.00分，比2012年的8.15分降低了0.15分，降幅为

1.84%，变化微小。在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与幸福感原始得分基本持平的共同影响下，2013年调查全国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22分）与2012年调查（6.90分）相比有所下降。

“幸福感基准分主要体现了人们的家庭幸福感预期。十八大以来的一年间，党和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改革、改善民生的实质性举措。特别是实地调查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重大改革信号逐步释放，人们对党和政府的期待不断增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幸福感预期的明显提升，反映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与图景。

在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均高于城镇家庭。而2013年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了逆转—城镇居民感觉幸福的家庭比例为68.51%，这一数字在农村为66.22%。

这同样与幸福感预期的提升有关。2013年调查农村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2分，比2012年的7.13分提升了0.79分，上浮11.08%；而城镇家庭幸福感基准为8.00分，比2012年的7.47分提升了0.53分，上浮7.10%。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升更为明显，这导致农村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17分）略低于城镇家庭（6.28分）。

调查还发现，农村家庭的主要公共服务诉求更趋近于城镇家庭，城乡居民在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家庭不幸福的原因等方面，均表现出一致性。“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高、城乡家庭追求更趋一致，这些反映在调查数据上，就是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逆转”，王广州认为，这也反映出加快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期望更为强烈。

仅半数农民工愿“留城”

调查显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平均得分为6.09分，低于城市本地人口（6.28分）。

“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直接影响其长期居留意愿，而居留意愿关联着一个城市的„安稳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齐亚强副教授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要估算出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规模，才能确定公共服务的提供数量和提供方式。“此次调查的一些数据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调查显示，约有一半的外来务工者明确表示计划长期居留目前所在城市。比如，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计划长期居留的比例为50.93%，将来打算离开的比例为28.78%，另外还有20.29%的外来务工人员还在“去留”之间徘徊。

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总小时数达60.6小时；仅有56.1%的外来务工者与目前的工作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87.3%的农民工参加了至少一种社会保险。

调查中，77.7%的外来务工人员坦陈，自己与本地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普遍的差异来自住房（占比39.0%）。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双重困境，分

别有98.4%和97.1%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及就业压力（64.7%）和没有住房（61.0%）是最大困扰。

71.10%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拥有住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仅有14.4%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只能选择租赁（57.8%）、寄居亲友或雇主家中（5.3%），或栖身集体宿舍和工棚（21.1%）。“这表明，外来务工者的住房需求远未得到满足。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精细化分析，可以将这种需求具象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王军表示。

王军介绍，为简化分析起见，假设计划长期居留目前城市的外来人口将来都要购买自有产权住房，从长期来看，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套数在167万233万套之间，深圳市的这一数值在195万-327万套之间。

若以现有共同居住家庭人口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目前住房需求”面积在3153万-4399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3884万-6514万平方米之间；若以计划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口实现家庭团聚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面积在5758万-8034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7332万-12295万平方米之间。

王广州表示，如此惊人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特大型城市房价飙升、楼盘供不应求的深层原因，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个决策背景。同时，北京和深圳在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得与失，也值得全国其他城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时充分吸取。国人重视“大健康”

与往届相比，本次调查开始引入中国家庭“大健康指数”的测量。数据显示，健康已经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此处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即“大健康”概念。

76.8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幸福主要取决于家人健康，占所有取决因素的首位。全国城乡居民健康平均水平为5.97分，其中60.60%的受访者自感健康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1.70%的受访者超过7分。这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良好。

调查显示，健康状况越好的人，家庭幸福感越强。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健康与家庭幸福感均呈正向变化，其中心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会适应健康次之，而生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郭静认为，这表明，当人们普遍拥有较好的生理健康状况时，就会将目光转向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此时生理健康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降低，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此项改革公布之前，本次调查将生育意愿列为调查重点之一，侧重测量生育政策对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发现，中国城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为1.84，即平均每个家庭希望生育1.84个孩子，低于2.10的更替生育水平；生育政策调整前，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29；假设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45。

专家分析，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1.84），二者相差0.39，这主要受育龄人群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规划等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而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比政策调整前计划拥有子女数（1.29）高出0.16，这主要是受生育政策的影响。

“由此可知，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计划的差距中，生育政策因素影响占比28.63%，非政策性因素影响占比71.37%。”王广州说，可见中国的实际低生育水平，虽然有生育政策的影响因素，但主要还是受家庭成员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等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多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王广州说，随着“单独二孩”政策在各省区市陆续执行，政策调整前后的生育意愿变化成为了新的研究课题，值得持续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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