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十八届四中全会引关注 环境法治亟待全新突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便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这是中央全会首次专题聚焦依法治国，是我国民主法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作为“五位一体”布局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的法治化建设从此将获得新的动力。
对此，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强调，要构建环保工作的“四梁八柱”，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为龙头，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体系。从国家到地方，我们都已经在环境法治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尝试和探索。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进一步部署，环境领域的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将提升至一个全新水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步入新常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法治正面临新情况，也正在酝酿新突破。
环境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砥砺前行。“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环境法体系框架，与其法律传统、环境问题的特点与现状以及环境法的立法沿革密切相关。翻阅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从理论到实践，环境保护领域的每一步重大进展、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法律法规体系的不断完善。新一届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成立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被置于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环境立法、执法、司法都呈现出了新的理念、新的突破。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等原则越来越得到认可，越来越成为共识。
当人与环境的平衡关系出现偏差时，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环境法律不断做出调整；当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需要重新界定时，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修订，环境法律的理念更新，措施更实，要求更高，处罚更严，责任更明，权力更清，环境保护实践在法治道路上不断深入。
改革总是由问题倒逼的，环境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也是如此。《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实施，源于养殖污染越来越突出；《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的出台，源于城镇化过程中地下管道建设严重滞后；《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完善，源于排污费与治理成本“倒挂”；因为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影响环境执法，法律对政府环境责任的界定越来越明确；因为环境执法“没有枪，没有炮，只有冲锋号”，环保公安应运而生；当环境资源纠纷数量加速增长时，最高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各地人民法院也在环境资源司法专门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众多环保法庭、合议庭相继出现。
近年来，推进环保工作，一条重要经验就在于坚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如今，这一理念和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引入环境立法。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几乎所有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制修订，都更加突出了民本思想。一方面，制修订的出发点是保障公众健康；另一方面，制修订的过程更加强化了公众参与。今后，开门立法之门只会越开越大，每一部环境法律的制修订、每一项环境标准的制修订，公众都会参与进来，而且这种参与的程度还将越来越深。
当前，环境保护压力空前、任重道远，在这一关键时期，依法治国战略的强化，必将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合议庭相继出现。近年来，推进环保工作，一条重要经验就在于坚持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如今，这一理 念和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引入环境立法。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几乎所有环境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制修订，都更加突出了民本思想。一方面，制修订的出发点是保障公众健康；另一方 面，制修订的过程更加强化了公众参与。今后，开门立法之门只会越开越大，每一部环境法 律的制修订、每一项环境标准的制修订，公众都会参与进来，而且这种参与的程度还将越来 越深。当前，环境保护压力空前、任重道远，在这一关键时期，依法治国战略的强化，必将为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篇：关注十八届四中全会思想汇报
敬爱的党支部：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通常要召开七次全体会议，即“一中全会”到“七中全会”。
深化“三中全会”部署
“一中全会”一般紧接着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召开，聚焦“人事”，讨论、选举党的领导;“二中全会”一般在全国两会之前召开，主题也以“人事”为主，讨论新一届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三中全会”则以“经济与改革”为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四中全会”，一般与“三中全会”相隔一年左右，会期一般4天，会议内容通常全面落实、深化“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
8个月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今年10月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多以“党建”为主题
特别是十四届四中全会以来，“四中全会”还常聚焦“党建”。十二届四中全会，讨论确定了关于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十四届四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全会均以党建为主题。
20个月前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8个月前的“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3个月后召开的“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第三篇：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关注依法治国
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关注依法治国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30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总结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研究部署巩固扩大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党的十八大代表对文件稿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要逐条研究、积极吸收，为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正确指导。
会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会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持续保持整治“四风”高压态势
会议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2013年6月开始，到2014年9月底基本结束。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中提高了能力；反“四风”改作风制度规定陆续出台实施，党员干部按规矩办事用权的意识逐步增强。教育实践活动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要求，达到了预期目标。
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决不能因为活动结束而对作风建设有丝毫放松，必须把活动中没有解决和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继续解决好，着力推进集中反“四风”改作风转为经常性的作风建设。要持续保持整治“四风”高压态势，坚持和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深化领导干部、领导班子、领导机关作风建设，建立健全规范制约权力运行制度，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为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提供坚强保证。
焦点1 会期
改革开放以来最晚一次四中全会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20日至23日召开。据新京报记者统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开会时间最晚的一次四中全会。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四中全会的时间都在10月前召开。特别是十四届四中全会以来，会期一般安排在9月，例如十四届四中全会于1994年9月25日至28日举行，十五届四中全会是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十六届四中全会于2004年9月16日至19日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会期是2009年9月15日至18日。
事实上，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20多年来最晚的一次三中全会。自1993年11月11日举行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后，三中全会基本都在10月举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则于2013年11月9日召开。
焦点2 议题
以往多聚焦党建 首次关注依法治国
本次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十四大至今，每届中央委员会都召开7次全体会议。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一中全会选举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二中全会为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换届做准备，七中全会筹备下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除上述头尾三次全会外，其余四次全会任务和主题各有侧重。张希贤说，按以往惯例，一般三中全会聚焦经济与改革，四中全会聚焦党建，五中全会关注“五年规划”，六中全会讨论文化建设。
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据专家介绍，建设法治中国的具体措施，有望在四中全会上细化。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十八大后2名中央委员5名候补委员落马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在两年中已有两名中央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落马。其中，经中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已决定给予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王永春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中央委员出缺，将由候补委员递补
9月17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潘逸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至此，十八大后落马的中央候补委员已达到5人：潘逸阳、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和陈川平。十八大以来，另有两名中央委员蒋洁敏、李东生落马。
2012年11月14日，党的十八大上选举产生了由205名委员和17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全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中央委员会委员出缺，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
目前，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
过去四届中央委员会13人被撤职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有13名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在全会上被撤销职务，受到党纪处分。根据程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就相关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严重违纪问题向全会作审查报告。
被撤销职务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届有***、刘志军、康日新和于幼军；十六届有陈良宇、杜世成、田凤山；十五届有王雪冰、石兆彬、李嘉廷、徐鹏航和许运鸿；十四届有陈希同。其中，于幼军、徐鹏航受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其余均被开除党籍。
《党章》规定，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
例如，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当年11月召开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予以追认。
受到留党察看的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根据《党章》党员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经过留党察看，确已改正错误的，应当恢复其党员的权利；坚持错误不改的，应当开除党籍。
第四篇：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期许
敬爱的党支部：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这种超常规、超期待的大动作，表明执政党在对待党纪国法与至高特权的关系上，选择站在了维护法治的坚定立场，蕴含着执政党执行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绝对性，体现出中共执政决意走上法治轨道的强大决心;而在中央委员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2014年7月29日，世界再次为中国“震撼”。这一天，中共中央决定对***立案审查，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大老虎”终于浮出水面;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两件大事，其实都关乎同一个话题，那便是法治。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这种超常规、超期待的大动作，表明执政党在对待党纪国法与至高特权的关系上，选择站在了维护法治的坚定立场，蕴含着执政党执行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绝对性，体现出中共执政决意走上法治轨道的强大决心;而在中央委员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它更加表明执政党对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性意义。
不过，在赞赏这种超常规动作的同时，亦应看到，中国现行法律从未规定可以对任何层级的高级领导人法外开恩。仅从法律来看，这至少没有超越法律的常规，这种超常规更多指向政治惯性和普遍的社会观念。
中国具有数千年的人治传统，求索法治的道路崎岖曲折。十八大以来，从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新法治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与部署清晰可见。更为可信的是，这种矢志法治的决心在很多领域开始得到践行，诸如反腐“有案必查”对法治原则的兑现，废除劳教对于法治精神的捍卫，司法改革对于法治理念的汲取等等，都预示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站在了新的时代起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渝信念，源于对法治求根治本优良本质的认同，源于对时代中国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省察，也源于对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的把握。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并不是最优的统治方案，但却是现实世界中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方案，因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和“少数人之治”。无论是破解改革中的阻力与障碍，还是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与干扰，无论是走出绝对权力的腐败定律，还是步入权利神圣的时代殿堂，都需要法治在更纵深的层面落地生根。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各种复杂的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逐渐显现，权力的失范与社会治理的失效不断挑战社会公平，与各种“治标”的方式相比，只有法治才是求根治本的良方。选择法治，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中国梦的实现便有了坚实的根基。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核心议题，必将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发展蓝图，寄托着华夏儿女百余年来追求现代化的绵绵厚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形式法治的构建更加完备。立足于这种现实基础，中国法治建设正处于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阶段。
这种转型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于司法机构的独立化运作。十八大以来，审判独立成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关键词，习近平和最高法均多次提到“要确保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2013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就提出“要确保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多次谈及“审判独立”。而今年以来，审判独立的提法更加密集，最高法院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提到司法改革时几乎都会提及审判独立。有专家分析审判独立将是司法改革方向，还有人解读为中国正在走向司法独立。
欲让法治真正成为党的执政方式，成为政府的行政方式，成为全民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心理、习惯与传统，还会呈现出诸多文化层面的阻力。由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更加呼吁顶层设计，更加要求系统配套，更加强调知行合一。
法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刚开始的构建需要所有侧重。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选取不同的方向作为法治着力点，进而分化出不同的推行实质法治的进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司法中心主义”进路，强调法院对法治的捍卫、发展功能;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采取“立法中心主义”进路，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与规则效力，立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构成法治大厦的“拱门石”。中国的法治走的也是一条“立法中心主义”的道路，将“有法可依”作为法治系统的首要前提，通过在经济、行政、社会领域急速立法，最终确立起治国理政的规则框架。
但是，在目睹立法如潮的同时，普通民众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对法律的信心和期望，甚至怀疑“法”的存在。法律为什么实施不下去?制定出来的法律为何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仰?中国法律实施过程中究竟遭遇哪些瓶颈?念兹于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得不面对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困境：法律体系背景下的实施难题，并由形式法治转入实质法治建设阶段。
基于中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推行实质法治依赖司法的崛起，同时也依赖在行政执法的归位，司法与行政执法共同构成一种“执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以推动良法得到良好的实施，重塑法治的权威与公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总盘子”里，为何对行政体制改革持续倾注心力，为何将司法体制改革置于突出地位予以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特别强调了两方面的法治改革，一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一是司法体制改革，两者共同指向法律的实施系统。
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 而只有从司法和行政执法领域打通法律运送正义的两条“大动脉”，才能为整个法治肌体输送新鲜血液，维系政体和国家、社会肌体的健康。
所以，保障严格执法，克服非平等执法、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非法性执法、滞后性执法等行为，彻底纠正行政执法不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独立与公正，让每个人在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如此，我们才能从法律大国转型为法治强国。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第五篇：党课心得体会：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反腐
党课心得体会：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反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主题，提出许多遏制贪腐的措施，开启了反腐工作进一步朝着法治化、制度化方向迈进的新篇章。
回顾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我们党对于反腐败的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是一以贯之的,同时,我们党多年反腐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又清晰地呈现出从运动反腐向制度反腐的前进轨迹。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思维下反腐治权的必然要求。法治反腐是制度反腐的新超越，更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和稳定性。法治反腐突显的手段和目标就是“治权”，法治反腐是必然选择和发展趋势。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建设法治中国设计了一个宏大蓝图,蓝图的核心就是约束、制约、监督权力，并为遏制和预防腐败构建出路线图。从法律层面提到法制建设，设计出由上到下的一系列法律和相关司法体制改革以及法律教育的方方面面。腐败归根结底是公权力的腐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正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最大成果之一，也是以法治权将腐败真正斩草除根的治本之道。涉及权力产生、运行、监督和问责的系统化过程，需要让权力的产生、运行每个环节、各个层次都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并形成有机的统一体系，使权力运作具有可控性。以法治权，实现权力的良性运行，需把握和落实几个关键环节
一是依法产生权力。权力产生时充分体现权为民所赋，尊重民众的选举监督，在民众选举中实现权力的让渡，形成监督权力的主体。使公共权力的使用者真切地感受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真实地“向下”负责。同时，民众选举的过程就是选择群众信任的、有责任心的代表者的过程。这就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加尊重健全民主制度，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选举制度和工作机制。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形成党内选举与人民选举的互动，着力开发民主选举建设的空间。
二是依法保证运行。对公权力而言，行使职权的行为自始至终须有法律依据，法无规定即禁止。要加快制定权力标准和运行规范。针对当前权力边界不够明晰的问题，根据不同性质和层次的领导机关及职务类别的权力需求，对权力的内容、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以及超越职务权限用权或违规用权应受的惩处等，从制度上做出明确规定，从法律上做出明确解释。要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
三是依法保障监督。有权就必须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法律可以对权力加以限制,并且落实到国家制度设计和公权力配置上,建立对公权力和公权力行使者的制约监督机制，有效压缩腐败活动可以利用的“灰色空间”。要通过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要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完善公开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实现公权力全过程的公开。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管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四是依法规范问责。以法律的形式建立规范对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有效机制。要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五是让权力在权力间形成制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要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约束制度，让权力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运行，还要让权力在权力间形成制衡。因为权力是不具自律性的，有了法律制度不等于权力会自动钻进制度的“笼子”。历史上，管仲指出“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明代张居正感叹“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这种制约机制应当是“自动化”的机制，是制度不执行不行的机制，是责任明确、有错必究的机制，是破解“谁监督监督者”死结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让每一项涉及人民、国家、党的利益的重大决策，都不可以由一项权力独自完整地作出。要寓制衡于各权力之中，使每一项重大权力都是在规定的程序下、在约束的机制下行使，都是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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