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的里程碑

第一篇：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的里程碑

敬爱的党支部：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历数近年来的“四中全会”，党建向来是主角，党的中央全会也从未专门聚焦法治话题，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定题，意义和影响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同一天，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接受调查的消息也公布于世。中央铁腕治腐、依法惩腐的决心，打碎了一些人谋求法外特权的侥幸，廓清了诸如“刑不上常委”、“选择性执法”、“象征性反腐”之类的传言，这无异于是法治进步的最好说明。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党纪国法权威不容侵犯，领导干部知法护法，奉法守法，法治原则才能得到保障。“打虎”不是终点，法治昌明的政治生态才是真正的目标。

依法治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由今上溯一百年，梁启超就曾发出过中国何时可以建成法治国家的历史之问。百年来，无论宪政进程，还是民主法制，抑或民权民生，无不历经坎坷挫折。然而，再深沉的暗夜，也终遮不住正义的光芒，人民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从不曾放弃或泯灭。改革开放以来，拨云见日的中国终于行进到了法治建设的快车道上。

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到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和进步，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不仅早已是全社会共识，更成为执政党一贯、既定的方针和目标。

要看到，虽然法律体系已经建构起来，无法可依的问题得到纾解，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经济发展领域，还是社会治理领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没有得到很好实现;一些领导干部目无法纪、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问题，亟需依法依规予以惩处;政法干部的自身队伍建设，也有待加强。

法律的完善，并不代表法治的施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目标，在于良政和善治的实现。依法治国，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正因为这样，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确定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改革任务。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必将以此为依据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法治建设描绘具体清晰的路线图。

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适逢全面深化改革广泛展开、反腐败纵深推进之际，法治中国建设迎来全面推进的最佳历史契机。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第二篇：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期许

敬爱的党支部：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这种超常规、超期待的大动作，表明执政党在对待党纪国法与至高特权的关系上，选择站在了维护法治的坚定立场，蕴含着执政党执行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绝对性，体现出中共执政决意走上法治轨道的强大决心;而在中央委员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2014年7月29日，世界再次为中国“震撼”。这一天，中共中央决定对***立案审查，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大老虎”终于浮出水面;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两件大事，其实都关乎同一个话题，那便是法治。

反腐不避政治局常委，这种超常规、超期待的大动作，表明执政党在对待党纪国法与至高特权的关系上，选择站在了维护法治的坚定立场，蕴含着执政党执行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绝对性，体现出中共执政决意走上法治轨道的强大决心;而在中央委员会上专题研究依法治国，这在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它更加表明执政党对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性意义。

不过，在赞赏这种超常规动作的同时，亦应看到，中国现行法律从未规定可以对任何层级的高级领导人法外开恩。仅从法律来看，这至少没有超越法律的常规，这种超常规更多指向政治惯性和普遍的社会观念。

中国具有数千年的人治传统，求索法治的道路崎岖曲折。十八大以来，从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新法治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与部署清晰可见。更为可信的是，这种矢志法治的决心在很多领域开始得到践行，诸如反腐“有案必查”对法治原则的兑现，废除劳教对于法治精神的捍卫，司法改革对于法治理念的汲取等等，都预示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站在了新的时代起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渝信念，源于对法治求根治本优良本质的认同，源于对时代中国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省察，也源于对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的把握。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并不是最优的统治方案，但却是现实世界中所能找到的“最不坏”的方案，因为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和“少数人之治”。无论是破解改革中的阻力与障碍，还是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与干扰，无论是走出绝对权力的腐败定律，还是步入权利神圣的时代殿堂，都需要法治在更纵深的层面落地生根。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各种复杂的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逐渐显现，权力的失范与社会治理的失效不断挑战社会公平，与各种“治标”的方式相比，只有法治才是求根治本的良方。选择法治，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中国梦的实现便有了坚实的根基。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核心议题，必将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发展蓝图，寄托着华夏儿女百余年来追求现代化的绵绵厚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形式法治的构建更加完备。立足于这种现实基础，中国法治建设正处于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转型阶段。

这种转型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于司法机构的独立化运作。十八大以来，审判独立成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关键词，习近平和最高法均多次提到“要确保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2013年2月，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就提出“要确保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后，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等多个场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也多次谈及“审判独立”。而今年以来，审判独立的提法更加密集，最高法院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提到司法改革时几乎都会提及审判独立。有专家分析审判独立将是司法改革方向，还有人解读为中国正在走向司法独立。

欲让法治真正成为党的执政方式，成为政府的行政方式，成为全民的生活方式，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心理、习惯与传统，还会呈现出诸多文化层面的阻力。由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更加呼吁顶层设计，更加要求系统配套，更加强调知行合一。

法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刚开始的构建需要所有侧重。不同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选取不同的方向作为法治着力点，进而分化出不同的推行实质法治的进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司法中心主义”进路，强调法院对法治的捍卫、发展功能;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采取“立法中心主义”进路，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与规则效力，立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构成法治大厦的“拱门石”。中国的法治走的也是一条“立法中心主义”的道路，将“有法可依”作为法治系统的首要前提，通过在经济、行政、社会领域急速立法，最终确立起治国理政的规则框架。

但是，在目睹立法如潮的同时，普通民众并没有相应地增长对法律的信心和期望，甚至怀疑“法”的存在。法律为什么实施不下去?制定出来的法律为何不能赢得人们的信仰?中国法律实施过程中究竟遭遇哪些瓶颈?念兹于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得不面对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困境：法律体系背景下的实施难题，并由形式法治转入实质法治建设阶段。

基于中国不同的政治体制，推行实质法治依赖司法的崛起，同时也依赖在行政执法的归位，司法与行政执法共同构成一种“执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以推动良法得到良好的实施，重塑法治的权威与公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执政党的治国理政“总盘子”里，为何对行政体制改革持续倾注心力，为何将司法体制改革置于突出地位予以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特别强调了两方面的法治改革，一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一是司法体制改革，两者共同指向法律的实施系统。

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定再多的法律也无济于事。” 而只有从司法和行政执法领域打通法律运送正义的两条“大动脉”，才能为整个法治肌体输送新鲜血液，维系政体和国家、社会肌体的健康。

所以，保障严格执法，克服非平等执法、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非法性执法、滞后性执法等行为，彻底纠正行政执法不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独立与公正，让每个人在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如此，我们才能从法律大国转型为法治强国。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第三篇：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与辛亥革命谈谈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

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与辛亥革命谈谈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

近日又看到不少关于香港“占中事件”的报道，“占中”人士声称要进行所谓的“真普选”，抵制目前的“假普选”，并要求中央政府撤销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这一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激发了全国人民对目前中国社会民主现状与建设的讨论。

除了民主以外还有法治建设，这两项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一直关注的重点，也是中国人民热议的话题。从1949年毛主席于天安门楼头喊出那一句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开始，中国的民主进程又向前迈了一大步，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建立中国法制社会奠定了基石。民主与法治的协调统一是一个国家和平稳定的基础，民主为法治提供保障，法治为民主的基石。我们若想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则必得要这两者相辅相成，以充分发挥两面之利，尽量减少两面之害。但同时兼顾这两者却并非一个容易的事情，从新中国建立至今，这两者的发展一直起起落落，实难控制。作为在校大学生，我们虽无法对中国目前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供切实可靠的建议，但我们可以结合历史和现状谈谈我们对这两者的一些看法。

说到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历史源头那必得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说起。仅仅持续几个月的辛亥革命时间虽短，但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却是翻天覆地性的。首先它结束了统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而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他亲自总结归纳的“三民主义”传播了民主自由思想，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随后他与参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初步了建立一套相对健全的法制体系。从此以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开始向更为成熟的方向曲折地发展。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发端，但也因为是发端以及它的阶级性质，它的民主与法治是狭隘与片面的。先谈它的民主，拿孙先生的民权主义来说，它忽略了广大劳动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使“中华民国之主权”不为广大劳动民众所有，也因此没有满足他们的民主权力诉求，得不到他们的拥护，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孙先生的民生主义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则仅仅保障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忽视了工人与农民的权益。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民一直在为建立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英勇地战斗着，在以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的代价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建立起来。从此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但即使如此，即使今天，中国的民主依然不够十分完善，中国的法制仍然不够健全。在民主方面，正如西方国家所说的，中国的人民没有直接的选举权，选出的人民代表的意见有时并不能表达群众的意见。同时，人民自己的民主意识并不强，往往忽视自身所拥有的权利以至于主动放弃。在法治方面，中央政府给了新疆与西藏的少数民族太多权益，例如少数民族犯罪在量刑时，对比汉族要“尽量从宽”，各级政府职务主要由藏族担任，进藏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计划将当时西藏汉族人口的75％以上调回内地）。这些内容给了分裂分子以可乘之机，降低了中央对新疆与西藏的管理力度，增加了民族矛盾。另一方面，政府机构里对各级官员的监督与稽察力度不足，造就了一系列的贪官污吏。这些都是过去的政策疏忽，中央政府正对这些做出修改，正像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这些纲领一样：

1、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

2、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过程。

3、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4、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5、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6、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而且，在会议期间，全会确认了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等违法违纪官员开除党籍的处分。

虽然目前中国的民主与法治体系还不够完善，但任何一个好的完美的体系都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改与补充，只要我们的政府一直保持这一份为人民服务的心，用心倾听群众的声音，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