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国60周年征文：60大庆感怀（最终五篇）

第一篇：纪念建国60周年征文：60大庆感怀

－－最雄伟的山峰是珠穆朗玛峰

－－最古老的城墙是万里长城

－－最雄壮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

－－最鲜艳的旗帜是五星红旗

－－最美丽的花朵是十月的鲜花

－－最牛的宣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最动人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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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振奋人心的口号是振兴中华！

－－最盼望观看的是60大庆阅兵

－－最衷心的祝福是：我爱你，中国！

第二篇：退休职工感怀建国60周年征文（本站推荐）

黑白电视变液晶

年轻时喜欢时尚，只要是喜欢的都追。我初次看电视，还是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为了观看追悼会的实况，厂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我就想，攒起钱来先买电视机。80年代初，生活还非常清苦，日子过的紧巴巴，电视机刚刚流行，大都是企事业单位在买，一律是黑白的，可我喜欢，就勒紧裤腰带，为攒钱三年不知肉味，幸好淄

博电视机厂生产黑白电视机，我托上人，花360元买了一台“双喜牌”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拉进家时，门口围着好多人，有同事，有朋友，有邻居，还有领导，许多人没有见到过电视机，都想先睹为快。

家里有了电视机，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两间草房里，邻居们隔三岔五来我家做客，为的就是欣赏一下电视节目，我是个热心人，房子小，冬天没办法，到了夏天，我干脆把电视机转移到院子里，大家边乘凉边喝茶边欣赏电视边聊天，一时间，一院子的欢声笑语，我心中就有一种优越感。

那年电视台热播《上海滩》，晚上，我们家成了个电影院，我跟儿子的朋友、同事、甚至还有领导，都来我们家观赏这部片子，光木杈就准备了十几个，这样，还有人坐在石头上。有了这部电视机，儿子在厂里的地位高了起来，不久，厂里有个培训名额，儿子参加了这次培训，回厂后就进了管理，我想，他的进步，大概与我们这部电视机不无关系吧。

不久，电视机普及了，家家有了电视机，来我们家看电视的人才越来越少。

80年代未，彩电风行，我们家恰好又分了70多平米新房子，那时，我们家“双喜”虽然还在工作，可我觉得有新东西就应该享受，就主张买彩电，老伴却不同意，说黑的彩的一样看。可看看身边的家庭，大都开始买彩电，我们也不能落后，为此，我还专门召集了家庭会议，儿子女儿同意我的主张，最终，我们决定搬家前买彩电，于是，搬家那天，21吋的新彩色替代了老“双喜”。

1993年，单位又盖了新楼，按照条件，我能住上100平米的大房子。那时，儿子刚结婚，老伴嫌房子大，还要交好多钱不想再搬。可我却不一样，人总要往高处走吗，主张搬，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了，还是发扬家庭民主，我又一次召集了家庭会议。结果，我跟儿子女儿又一次淘汰了老伴的落后思想，决定住大房。

搬进新楼，21吋的彩电放到客厅里就显得有些小了，年龄大了，厅又大，电视上的人都看不清爽。我想买一台29吋大彩电，跟老伴商量，结果老伴非常果断，同意，原来，老伴的眼睛不好，小彩电她也看不清，再说，我们的收入提高了，买台新彩电也费不了几钱了。

如今我已退休，本想29吋那台彩电就能陪伴一生了，可去年儿子获大奖，得了一台50多吋液晶大彩电，他家里刚换了液晶，得奖的这台液晶就送给了我们。这台彩电放在厅里象个小电影，看着虽然好，可我跟老伴的兴致不同，为看什么节目直拌嘴，虽说还有一台，可如今都兴机顶盒，只收一套节目，我干脆买来一台电脑，如果有矛盾了，我干脆上网，即解决了矛盾，又学到许多东西。有客来，看到家里的彩电电脑，直夸我思想先进，人老了还在追时髦。人老为什么不能追时髦？过去穷买不起，现在富了，为什么不能追时尚呢？其实，这应该感谢党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如今生活条件优越，有钱了，趁着还“年轻”，多享受一点，不然，将来真的老了，想享受生活了，却已经晚了，到时候多么可惜呀。

第三篇：编辑部感怀建国60周年征文（精选）

60年婚变

自有制度开始，婚姻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大概很难有什么问题像婚姻问题这样，让人们保持如此经久不衰的兴趣和持久争论的热情。

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个问题无论对个人或是社会机构来说，都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婚姻问题至少与以下三个问题息息相关：爱情、性和政治。这使问题变得十分繁难，以至于神学家圣奥古

斯丁说：婚姻问题是最繁难和最扑朔迷离的问题。他说，他不敢说自己已经弄明白了这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婚姻问题又是一个必须求解的问题，于个人，将决定即使不是其生命的全部，也将是其一生的幸福。于社会机构，它是基础，承担着维护秩序和稳定的重任。也因此，马克思说，婚姻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社会属性是其本质属性。它严格受控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观念的演变，几乎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将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得以体现。

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的婚姻集中地反映了发生于我们国家的巨大变迁。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时期，我们的婚姻与革命紧密挂钩。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个国家对政治的狂热最终也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成为了婚姻的主导力量，政治不仅决定了人们对婚姻的选择，而且，那时候的婚姻首先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事，之后才是个人之间的事。在政治面前，个人的幸福微不足道。

当政治的身影渐渐地淡出普通人的生活，政治对婚姻的绝对强势也逐渐衰落。上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为人们赢得了私生活的自由，婚姻作为个人的事情获得了选择的自由，爱情与性甚至超越了婚姻与道德得以强调。然而，最终决定我们婚姻状态的仍然是经济。在经济开始席卷一切的90年代，实用主义和功利思想最终左右了我们的人生选择，包括婚姻。在经济上占有优势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几乎是呼风唤雨。

但显然，经济不是决定婚姻幸福的唯一因素。婚姻始终仍然是自然属性上的问题，又或者说，它是抑制人性中不利于秩序和稳定的因素的一种设计。在一种抑制人性的制度中，去求解个人幸福问题显然是一个比婚姻本身更繁难的问题。曾经我们因为没有婚姻的自由，因而难以获得婚姻的幸福；然而，当我们在婚姻问题上获得了充分自由之后，却仍然难以获得婚姻的幸福。这是当下以及未来我们所面临的困惑。

罗素发现一个奇怪的结论：愈文明的人，似乎愈不能和一个伴侣有永久的幸福。除非主张婚姻不可解除，从而消除了婚姻之外的一切极具诱惑的想象，或者，社会上少有未婚的女子，并且丈夫少有会见体面女子的机会。

这就不难理解恩格斯所说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

在制度与人性的龃龉间，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这场著名的对话或许能为在婚姻中寻找幸福的人们以启发：

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叫他到麦田走一次，不许回头。在途中要摘一棵最大最好的麦穗，但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图原以为很容易，但最后，他垂头丧气地空手而归，原因是：看到了很不错的，却不知是不是最好的，就没有摘，当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又发觉总不及之前见到的好。原来麦田里最大最好的麦穗，早就错过了。于是，什么也摘不到。苏格拉底告诉他：这就是爱情。

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叫他到树林走一次，不许回头，然后，在途中取一棵最好用的树材，而且只可以取一次。柏拉图于是又照着老师的话去做。半天之后，他拖了一棵不算最好也不算太差的树回来。苏格拉底问：“这就是最好的树材吗？” 柏拉图回答：因为只可以取一棵，好不容易看见一棵看似不错的，又发现时间、体力已经快不够用了，而且害怕空手而归，因此也不管是不是最好的，就拿回来了。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婚姻。

还有一次，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幸福？苏格拉底让他穿越一片田野，去摘一朵最美丽的花，仍然是不能走回头路，而且你只能摘一次。许久之后，柏拉图捧回一朵比较美丽的花，苏格拉底问他：这就是最美丽的花了？柏拉图说：我摘下了它时，认定了它是最美丽的，虽然，之后我又看见了很多很美丽的花，但我依然坚持我摘的这朵是最美的。苏格拉底最后对他说：这就是幸福。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仍然是我们对婚姻的最高理想。在婚姻这个问题上，人们始终寄予了对幸福的最大渴望。

罗素说，文明社会里，满足以下条件，婚姻中的快乐也是可能的：男女双方都必须有平等的心理；彼此不干涉对方的自由；一定要有身体和心灵上的完全亲密；并且对于尊重的事物，一定要有彼此相同的标准。

一如纪伯伦所说的：合一之中，留有距离。

婚姻60年嬗变

★采写/《小康》记者 张旭

将近60年前，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以及婚姻自由；将近30年年前，第一次修改后的《婚姻法》，放宽了离婚条件，并将计划生育写入法律；新千年以后，《婚姻法修正案》规定，同居不再非法，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中国人离婚也再不需要审查期和介绍信。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自建国前的包办婚姻，到后来的婚恋自由；自改革开放前的严格限制离婚，到现在的离婚充分自由；自单一模式的婚姻选择到多元化的社会宽容下的选择自由，在这60年的时间里，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发生了最深刻的改变，而我们的婚姻制度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婚姻从来就不是人性的产物，它必须符合人性，但它也必须抑制人性里最阴暗的一面。

在制度与人性的龃龉间，强调自己责任成为婚姻立法的最后选择。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我的负责。

1949－1957：婚姻革命

“《婚姻法》是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这是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经说过的话。1950年5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这句话成了最好的脚注。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这部政治色彩颇浓而革命意义极大的《婚姻法》为中国人的婚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就在《婚姻法》颁布的前一年，法国著名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法国出版。籍这本女权主义的“圣经”，波伏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敬意，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

波伏娃的观点似乎很快就在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得到了证明：公有制经济体制和男女同工同酬的劳动制度激发了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热情，《婚姻法》则赋予女性和男性相同的财产权。对此，社会学家分析，独立的经济地位是男女平等的重要基础；而在作家笔下，这种独立又令妻子与丈夫的平起平坐显得那般理直气壮——带着“土改”中分得的田地出嫁的姑娘在婚礼上掏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给大家看，“我把劳动手册带来了，今年我有两千工分了。”在一片赞誉声中，这位新娘接着说，“我不是来吃闲饭依靠人的，我是过来劳动的。”周立波在《山那面人家》中如此写道。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对于妻子而言，这份平等其实并不轻松。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形势下，生产建设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似乎比提高妇女权益显得更迫切；另一方面，传统家庭文化并没有因为妇女投入社会工作而为其赦免任何家务劳动。于是，在实为“义务平等”的“男女平等”的名义下，新中国的妻子们事实上肩负起既主内，又主外的双重压力。

与男女平等相比，婚姻自由显然来得更加艰难。在《婚姻法》颁布的最初几年，中国父母们曾对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允许子女自主婚姻的规定普遍感到不满，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的老人也绝非少数。于是，包办如故，买卖依旧，“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1953年发布的一份调查甚至显示，当时全国每年因要求离婚而遭虐杀的妇女竟有七、八万人之多。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于1953年3月在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1955年，国务院又批准了《婚姻登记办法》，这意味着男女双方只需到政府登记即可办理结、离婚事宜，这意味着新中国的制度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人的婚姻自由。更多的父母之命于此后宣告作废，当代中国的第一次离婚热潮也随之达到顶峰，很多中国人正是在此时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女人是有权“休夫”的。

婚姻自由使嫁娶何人成了嫁娶者自己决定的问题。于是，婚姻的选择对象成为了下一个问题。

战场上的英雄无疑是姑娘们心中的最佳人选，从《小二黑结婚》中“打鬼子最勇敢”的二黑哥，到朝鲜战场上那些最可爱的人，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女人而言，嫁给军人便等于嫁给了光荣。

同样炙手可热的还有职场上的模范。“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作模范，人人都把他夸。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刘巧儿在大柳树下的这段告白，道出了那个年代不少姑娘的心声。“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作先生。”劳动互助和共同进步成了彼时“爱情”二字的隐喻。

只是那时，充满理想主义情结的中国男女还很少对与“政治进步”或“劳动生产”无关的爱情心生向往，也许是并不富足的日子还难以让人们有如此奢侈的情调。

1958－1976：婚姻即政治

自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为一切的主题，婚姻如是。

那时的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作为“红五类”的革命干部、军人、工人、贫农和下中农，由于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普遍受到青睐；被打入“黑五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则因其令人畏惧的政治身份而遭遇冷落。

“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丹书铁券”。少数“黑五类”女的努力获得了回报，于是一些政治婚姻便在两个素昧平生的人之间得以缔结。缺乏魅力的“黑五类”男则只能与落败的“黑五类”女结合，更有命途不济的“黑五类”，甚至永远也没能获得结婚的资格。

与政治条件相比，当时人们对财富、职业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许在那个均贫富已被制度化的时代，经济方面的任何期待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人们连爱情也少有期待。

事实上，婚姻之于当时的人们首先是革命精神的结合，至少在公开的场合人们普遍认同于此；而爱情这种被理解为浸透了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则显得与无产阶级的生活理想格格不入，即便有，亦多以政治的名义。于是，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文革”时期写在中国人结婚证上的话。那个年代，婚姻与政治的隶属关系就这样被烙入几代人关于婚姻的记忆。

“血统论”是当时特殊环境造就的特殊理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对这种理论最为通俗的解释。“血统论”的“创举”在于将政治身份认定为生物遗传信息，这使得当时的人们不得不用“根正苗红”或“划清界线”的逻辑去考虑婚姻家庭之事。

一位在“文革”中离婚的女教师回忆道，“血统论”在当年迫使她与丈夫分手，因为他们不想让一对正上小学的儿女再被人骂作“狗崽子”。“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的导师是杜威。1950年，他拿着教育哲学博士的学位回到中国，然后就一直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反右’和‘文革’的时候，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次被打倒。孩子因为父亲的这个情况在学校里备受歧视。入红小兵不要想了，被人打骂也是常事。”

尽管对丈夫仰慕至极且爱重情深，但因为心疼孩子，夫妻两人最终还是决定离婚，希望以此为儿女洗脱骂名。“我们离婚之后，孩子在学校的处境好了许多。我们本打算运动过去了就复婚，没想到离婚一年之后，他含冤而死。”

在那个婚姻即政治的年代，类似的离婚故事还不止于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政治原因外，“文革”十年间，中国人很少再能找到什么说的出口的离婚理由。强烈的道德谴责足以给离婚者带来比不幸婚姻更大的痛苦，而在个人生活被各种评价体系五花大绑的年代，离婚可能导致的还有前途没落。

关于性，“文革”时的中国人仍是绝口不提，然而，禁欲主义的态度却并没有妨碍中国人口的持续增长。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中分析说，中国传统的性观念认为，性“只是为生育的，而不是为快乐的”，所以中国人“可以只生育而保持对性不感兴趣。”

得到广泛认同的“事实”显然如此。

就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股性解放思潮开始在欧美国家蔓延开来。在那里，激进的年轻人正尝试着将性与婚姻彻底分离，并对一夫一妻制的传统家庭模式发起挑战。彼时正在婚龄的中国人不会想到，未来，这股他们绝难理解的风潮竟会被他们的孩子视如平常。

1978年以后，发生于这个国家的一切变化令世界为之侧目。

开放的国门使长久自闭的中国人感觉到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开始接受并消化泊来的先进科技、多元文化和更多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当市场原则从一种经济理论逐渐上升为普适性哲学之后，它开始企图支配中国人身边的每一件事。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与传统道德共同构建的社会监管体系也日益松动，社会生活的变化之剧，令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受真切而又应接不暇。

所有这些，无不影响着中国人的婚姻。

1980年4月，新《婚姻法》开始实施。新法的新意之一在于将“感情破裂”规定为离婚要件，由此，中国人似乎开始意识到，爱情也是婚姻中颇为重要的东西。

那么，又该将爱情托付给谁呢？

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大学生曾是众多年轻人心仪的婚姻伴侣。然而，现实的变化也使他们深刻地意识到，知识的含金量与知识同样重要。

其实并未许久，含金量的重要性便超过了知识，于是一些被称作“万元户”的人又开始在婚姻市场上变得抢手。尽管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成功往往需利用体制外的空当或其他非主流的方式，但表现为含金量的成功本身毕竟是实在的。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于国家已是雷打不动时，渐趋务实的人们最终意识到，否认经济条件对爱情、婚姻的重大意义是过于做作了。

1980年的《婚姻法》在另一件事上也使这一时期的婚姻有了巨大变化，那就是此后结婚的每对夫妻很可能只有一次生育机会。

统计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中国年平均人口出生率约为30.8‰，在共和国历史上出生率最高的1963年，这一比率甚至攀升至43.37‰。为了在奔向四化的道路上轻装前进，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已势在必行。

横亘在人口控制政策面前的是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当市场化的制度环境诱发起激烈的社会竞争，并且开始要求父母为抚养子女承担更多责任时，年轻的夫妻都明白，其实自己根本不具备创造多子多福的实力。因此，至少在城市，多数家庭渐渐被动或主动地接受了“只生一个好”和“优生优育”的时代内涵。

事实上，观念的变化还不止于此，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当时的人们显然走得更远，比如性。

八十年代初，萨特与弗洛伊德的学说曾在中国红极一时。在哲学思辨与现实关照之间，中国人总是明显偏爱后者。于是在完成了对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的形而下转化后，人们得出结论：人是自由的，欲望理应被满足，而且这些，统统与道德无关。此时，性解放思潮在西方已经归于没落，但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它的合理性却在中国人对萨特与弗洛伊德的理解中得到证实。

与性观念变化相呼应的是性与生育分离，以及婚外性行为不断增加的事实。徐安琪在《世纪之交中国人的婚姻和爱情》中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比例在1966年以前为1.4%，而30年后的1996年则上升至13.2%。

事实上，九十年代兴起的“傍大款”、“养小蜜”、“包二奶”等现象已经证明，中国人正在“让性解放”的道路上走向更远。这些颇具挑衅意味的事实与暗地繁荣的性产业共同构成了此后中国人婚外的“性情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性、爱与婚姻三者间的传统关系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在日渐宽容或者说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婚外恋从一度让人强烈谴责的问题慢慢退居为供人消遣的话题。

2001－？：我的婚姻我做主

这是一个规范日渐模糊的时代。

在选择多元与社会宽容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接受失范带来的迷茫与痛苦。有人心生失落，有人焦虑不安，还有人索性将婚姻承载的意义悉数去除……

所幸的是，迷茫或痛苦的人并非多数。

不幸的是，迷茫或痛苦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

这个年代，与婚姻有关的少数派浮出水面：无子的“丁克”(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无性的“丁斯”(dins：double income no sex)、拒绝厮守的“周末夫妻”、不婚主义……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总干事、百合网ceo田范江从当年创办百合网的时候就一直对现代所呈现出的婚恋状态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么多优秀的人都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为什么这么多婚姻会不幸福？”从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答案，试图帮助现代在爱情里打转的男男女女摆脱这些漩涡。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发现，现代婚姻的形态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范本。“一元到多元的转变，我们处在一个婚姻观念大混沌的形态里。”

“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多元化观念在婚姻里面本质上反映了社会的信仰缺失。每一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婚姻观，夫妻各自的家庭角色也都在其中被规定得很清楚。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混乱的形态，国家现代化进程很快，人们接触到的理念和信息越来越多，以至于大家不知道该去信仰什么了。金钱、自由、情感还是责任？每个人的考量不同。”

2000年的一则消息多少有点令人沮丧。那一年，一位名叫阿尔维德·卡尔森的瑞典科学家因其对神经传递物质多巴胺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借助卡尔森的研究成果，科学家们认定，爱情实为人脑分泌多巴胺的结果，而这种化学物质给人带来的兴奋感往往不会超过三年。

这项科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式的结论是：爱情难以成为婚姻的终极诉求。

现实中，多数人也并不把爱情当作婚姻的终极诉求。2009年初，百合网等三家婚恋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2008《中国社会婚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经济基础”仍是影响婚姻关系确立的首要因素，但除此之外，大部分年轻人在择偶时还强调“门当户对”或“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认同这两项的受访者比率之和达69%，而选择“只要两个人彼此相爱就好，其他无所谓”的仅有26%。显然，在多数人眼里，日子是否能过好比爱情更为重要。

然而，“爱是一种无政府的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会安于法律和风俗所规定的范围的。”这是罗素在半个多世纪前在《婚姻革命》里说的。半个世纪之后，在中国，一些人的爱情开始以“无政府”的方式蔓延。

在2009年《小康》联合新浪网的调查中，60.8%的男性和47.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与此相对应的是，41.4%的男性和46.5%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怀疑或曾经怀疑配偶发生婚外恋”。忠诚与信任的缺失正在使这个年代的婚姻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婚姻本来就不是人性的产物，作为制度，它和人性中的很多东西是相悖的”。著名作家王海鸰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如是说。

于是在制度与人性的龃龉间，有人将婚姻赋期限地契约化。“婚姻法应该明确规定，婚姻期最长不应该超过三年，好了再续三年，不好拉倒重来。”《中国式离婚》中的刘东北这样认为。

也许以为如此的还有那些“闪婚”、“闪离”者，只是他们“缔约”、“废约”的速度实在太快，以至留给多数人的仍是费解。

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宽容。

“现代男女只要有感觉可能见一面就会直接过渡到亲密的阶段，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百合网研究经理王治国说。他一直从事的是人们婚姻心理变化的研究工作。他笑说，自己研究的是千百年来媒婆研究的东西，到底把怎样的男性、女性结合在一起会形成良性的、美满的婚姻状态正是他所有研究的问题。

然而，他发现，这始终是个难题。

在婚姻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在挑战道德的底线，甚至法律的底线，于是，我们看到了庞大的“二奶”村的出现、伪装单身的“隐婚”者、“小三”……

2003年7月，执行了近十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被《婚姻登记条例》所取代，此后，中国人离婚再不需要审查期和介绍信。参与起草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的法学专家夏吟兰教授说，强调自己的责任已经成为我国婚姻立法的一个新理念。

换言之，在这个时代，“我的婚姻我做主”，可以；“谁的婚姻谁负责”，必须。

(本刊记者孙晓青对此文亦有贡献)

非典型性婚恋模式

丁克

如今，这种“只做贤妻，不做母亲”，不生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现代婚姻的形态中，认为“自己活着已经够累了，何必再找一件事情来受罪！”

只恋爱不结婚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婚恋形式，双方一致认为“结婚证只是一张纸而已，成不成家无所谓，两个人喜欢就住在一起，不喜欢拉拉手再见，就算谁也没见过谁。”

只有责任没有爱

夫妻表面上是一个完整的家，有房子、有孩子，双栖双宿，节假日走走亲戚，访访朋友，有所有家庭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男女双方都尽职尽责。然而，貌合神离，就差扯一张“离婚证”而已。

周末夫妻

他们经济各自独立，只是周末肯定住在一起，看好电影，品尝好菜，听优美的音乐。他们双方约定，谁都不能出轨。这条约定使他们不同于普通的同居者。他们如此只是为了“让爱情永远保持新鲜感”。

试婚

几乎所有的试婚者都是鉴于社会上有太多的人离婚，给他们带来太多对婚姻的失望，也为了自己未来的婚姻有质量，有保障而试。试婚似乎早已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并将成为婚姻模式的一种。

单身贵族

单身贵族，所指的是那些过了“适合”的结婚年龄却仍不想结婚，或因离婚再不想结婚，自由自在，一个吃饱全家不饿的人。

第四篇：庆祝建国60周年征文

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祖国称呼为——母亲，在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60岁华诞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更想亲切地喊一声“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我们的祖国是位伟大母亲，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欢乐和幸福都与祖**亲的安危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我感到身在祖国妈妈温暖的怀抱中是多么的骄傲和自豪。

我的爷爷今年91岁，是新中国的见证者。他总爱说他小时候的事儿，吃不饱、穿不暖是家常便饭。为了分担生活的重担，10来岁就去做了学徒，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苦实属不易。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吃尽了苦头。如今富足的日子，使这位老人时常心怀感恩。他的双眼所记录的变化，折射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种种成就，幻化成一种神光，闪烁在爷爷昏黄的眸子中。街边破落的房子一栋栋的消失，亮敞明净的新楼盛开在60多岁的爷爷和其同辈的眼里。他们也曾一起开始承包，一起放开手做生意，然后将自己的儿子送进自己当初魂牵梦萦的学校，把幸福人生的接力棒早早的传到了我爸爸的手上。

我的父辈们成长奋斗在改革开放至今的日子，是他们用中国式的勤奋与聪慧，撑大厦筑新梁，使雄狮梦醒，风采自来。

我出生在80年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被称为在糖水蜜罐里泡大的一代。老一辈的艰苦岁月只是从文字和影片中看到。小时候的故事都是妈妈念叨的，也觉得很亲切。她说那时候买不到奶粉，吃的叫奶糕，还要托人从外地带回来，在炉子上熬成糊糊喂我。说那时候她的工资只有几十元。还说了许许多多关于贫穷关于生活的故事。我依稀记得，那时候我们家的黑白电视机总是在晚上引得邻居的“围观”，我也是亲眼见着一件件家电的落户，妈妈总是开玩笑说我家的收录机是小我一岁的妹妹。总是幸福的调侃语气，让我觉得我家只是个平凡再不过的家庭，却也着实是过着越来越幸福的日子的。

从我的出世至于今日，我们家真真切切体验了中国从温饱到小康的巨大跨越。小房子变成大房子，黑白变彩电，彩电变液晶，然后电脑这个小家伙也急急忙忙的来我家落了户。全家一起旅游的故事，也可以微笑着纳入日程了。当我们乘座飞机，出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时候，爷爷总是笑着说：“好日子全让你们赶上喽！”；当我们坐在电脑前和远隔重洋的哥哥视频聊天时，爷爷开心地笑着说：“高科技真好！”；当我们全家欢聚吃着年夜饭的时候，爷爷哈哈大笑着说：“今天高兴！多喝一杯！”

每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升起，耳听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时，总会感到热血沸腾，有股发自内心的呼喊：“祖国，我为你骄傲！”

历经60年风雨沧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人民进入富足幸福的小康社会，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正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由于祖国的强大，香港和澳门才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祖国的强大，全世界水电工程规模最大的长江三峡工程才得以建成；由于祖国的强大，我们经受住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地震灾害，全国人民的心连的更紧了；由于祖国的强大，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得以在北京举行；由于祖国的强大，“神舟五号”宇宙飞船得以成功发射，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能力送航天员进入太空的国家，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和胜利返回，更是显示了祖国科技的进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实现太空绕月飞行，中国人创造性的进入太空行走，让世界各国人民向这个古老却又充满活力的东方大国投注更多目光；由于祖国的强大，经济危机也只是告诉自己少买点衣服跟零食，很感谢这样安定平和的生活……妈妈，我真为你感到无比骄傲！

这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似一头东方雄狮，年轻而极富活力。我相信他终会一跃而起，然后笑傲于世界民族之林。祝福这个年轻的日益昌盛的国家，爱她！

第五篇：庆祝建国60周年征文

八十九团退休干部**，珍藏着一枚小小的徽章。这枚徽章虽然只有指甲盖大小，但对他来说，比自己的各种荣誉还要珍贵。

“不要看这枚徽章不起眼，它可是我在1959年参加国庆阅兵式而得到的，伴随我已经走过了50个年头了，应该说是非常珍贵的。”提起自己参加过国庆10周年的阅兵式，**老人心中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

今年69岁的那一世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祖籍河北蔚县，1958年应征入伍，1964年退伍转业到八十九团，曾任农工、农机员、农机排长、后勤保管员、车队队长，1998年退休。

入伍后，他分配到了北京军区坦克独立团，当了一名坦克手，由于他勤奋好学，进步很快，先后学了驾驶员，主炮长。1959年3月，他接到命令，与其他人一起到内蒙古包头一家兵工厂接新坦克。他所在坦克团当时有两个营，当新坦克接回来不久，他所在的营就接到命令，到北京天坛进行训练。一直到后来才知道，他的营要参加国庆10周年的阅兵式。能参加阅兵式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和战友们训练就更加刻苦了。

1959年10月1日，这是**一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由东北军区一个坦克营和他所在的北京军区一个坦克营组成方队，参加北京天安门阅兵式。

“那阵势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当我们的坦克方队通过主席台时，空中是飞机方队。”**当时在坦克内通过潜望镜观望到主席台。他说，他看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招手致意，当时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眼泪抑制不住往下流。

阅兵式结束后，他兴奋了好多天都睡不着觉。1960年，他们所在的坦克营又投入了训练，准备参加建国11周年的阅兵式。然而到了8月，部队接到命令，阅兵式取消。虽然取消了，但在国庆这天，部队领导还是带着他们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地方，让他们开了眼界。

后来他与同一个团的92名战友集体转业到八十九团，参加了屯垦戍边建设，把自己的青春汗水献给了兵团事业。

“今年是建国60周年，国家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如果有条件，我还想到北京去看一下。如果去不了，在电视上也一定要好好看一下。50年过去了，我国经济实力增强了，军事力量也更强了，阅兵式一定很精彩。”抚摸着小小的徽章，**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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